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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王金伟, 郭嘉欣, 刘乙, 鹿广娟, 冯凌
    地理研究    2022, 41 (2): 390-405.   DOI: 10.11821/dlyj020210194
    摘要2559)   HTML41)    PDF (7539KB)(206)   

    滑雪场是冰雪运动的空间载体和冰雪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研究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冰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770家滑雪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滑雪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山东、新疆、河北等北方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属于聚类分布型,具有聚集性和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② 已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高密度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高密度区,以及以长治为中心的晋冀豫次级高密度区;③ 地形、气温、经济、城市、交通因素对滑雪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包括正负值差异和高低值差异;④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性,其中自然因素产生的空间差异性更大,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整体呈正相关,且主要作用于北方地区的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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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徐维祥, 周建平, 刘程军
    地理研究    2022, 41 (1): 111-129.   DOI: 10.11821/dlyj020210459
    摘要1173)   HTML29)    PDF (3972KB)(354)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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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主义地理学:探索人性与大地互动中崇高卓越的景观
    郭文
    地理研究    2021, 40 (11): 3242-3252.   DOI: 10.11821/dlyj020210154
    摘要555)   HTML14)    PDF (1584KB)(153)   

    浪漫主义是一个历史深厚、定义多元、内涵丰富,且边界实践比较宽泛的词语,同时浪漫主义内涵也具有鲜明的统一性,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以及事物之间差异性意识。关于浪漫主义的讨论,在很多知识领域中均有体现。但在中国地理学界,人们很少将“浪漫”和“地理学”放在一起讨论,似乎放在一起存在用词矛盾。基于文本解析法,以段义孚先生《浪漫主义地理学》为中心进行学术考察,认为浪漫主义地理学是浪漫主义与地理学的辩证融合与实践,不仅是地理学思想中重要的新话语表征,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地理学精神。地理学作为一门刻画人地关系和空间科学的学科,需要浪漫主义的介入。浪漫主义地理学对能量的敬仰和对道德的热忱,能激发人们上下求索,有利于人类空间实践的价值指引,是对人类精神的赞颂,并可使人们精神得到升华。在中国响应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的空间生产中,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不应只局限于看似“家政学”的知识范畴内,而应在两极化的价值转化和超越中,探索人性与大地互动中崇高卓越的景观,努力关注浪漫主义地理学倡导的价值追求,让孜孜不断的“探求”精神和美好的“可能性”成为地理学崇尚的道德理念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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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邬轶群, 王竹, 于慧芳, 王珂, 陈继锟
    地理研究    2022, 41 (2): 325-340.   DOI: 10.11821/dlyj020201254
    摘要525)   HTML27)    PDF (9616KB)(155)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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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孙九霞, 王淑佳
    地理研究    2022, 41 (2): 289-306.   DOI: 10.11821/dlyj020201226
    摘要497)   HTML26)    PDF (4275KB)(135)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耀眼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因此构建兼顾标准性和灵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中观尺度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属性解析-系统整合”逻辑框架构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将乡村旅游地解析出社区、遗产和旅游3个基本属性,分别对应社区发展、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子系统。依据旅游系统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重点构建旅游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目的地、客源市场、旅游通道和旅游支持系统4个一级指标和具有较强操作性、聚焦乡村尺度的31个二级指标。进而,将子系统整合并引入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使用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最后,通过测评广东10个乡村旅游地,验证该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和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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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
    陈小强, 袁丽华, 宋长青, 程昌秀, 曹丹萍, 王翔宇, 梁晓瑶, 王元慧, 易红
    地理研究    2022, 41 (3): 663-680.   DOI: 10.11821/dlyj020210716
    摘要493)   HTML32)    PDF (5422KB)(154)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 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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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挑战
    毛熙彦, 贺灿飞
    地理研究    2022, 41 (1): 4-17.   DOI: 10.11821/dlyj020210667
    摘要490)   HTML35)    PDF (1521KB)(189)   

    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反思资源环境在学科内部边缘化的产物,旨在重建经济地理学理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历经近20年的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片段化、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无明显改观。为此,本文回溯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归纳了以环境经济地理学名义开展的研究工作,探讨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研究发现:① 环境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的发展思路是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适应资源环境变化的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模式,凝练了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两个研究主题。② 面向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地理学应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和地方如何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同时,借助区位分析评估作为区位因子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布局,发现了诸多“经典假说”的反例。③ 面向绿色转型,环境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结合,应用区域多样化和路径创造理论,分析了区域绿色转型的条件和过程。④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克服范式差异、加强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挖掘中国丰富的环境经济地理问题所蕴含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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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镇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尹旭, 王婧, 李裕瑞, 封志明, 戚伟
    地理研究    2022, 41 (5): 1245-1261.   DOI: 10.11821/dlyj020210479
    摘要480)   HTML14)    PDF (16955KB)(245)   

    精细尺度的人口变化研究对于理解、模拟和调控人地系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乡镇级的人口数据可以精细化揭示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演变特征。本文建立了2010年和2015年中国乡镇人口空间数据库,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乡镇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5年乡镇人口数量均值为2.95万、密度均值为374人/km2,乡镇人口数量和密度分布的区域差异较大;乡镇人口与土地面积分布相较县域呈现更加不均衡特征,人口密度大于150人/km2的19403个乡镇(60.81%),人口总量占比为81.76%、国土面积占比为20.27%,近似符合“二八定律”;2010—2015年,超过70.94%的乡镇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平均增幅19.33%),9273个乡镇人口减少(平均减幅13.33%),其中1684个乡镇(5.28%)的减幅超过20%,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的边境地区;人口密度分布受地形起伏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夜间灯光、路网密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因素等的综合影响,其作用机制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认为,乡镇人口的大幅增减变化及其显著差异格局对人地系统的优化调控,特别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国防安全等带来一定挑战,应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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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评估——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程艺, 刘慧, 张芳芳
    地理研究    2022, 41 (3): 851-866.   DOI: 10.11821/dlyj020201090
    摘要457)   HTML5)    PDF (4916KB)(61)   

    传染病影响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边境口岸地区是传染病境外输入防控中的薄弱区域。然而,目前关于边境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和防控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指标体系构建或定性分析的层面。现有研究中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分析边境口岸传染病的时空演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定量测度与情景模拟有待加强,对中国边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工作缺乏精准指导。本文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指数(ERI),评估了一般年份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并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对中国陆地边境口岸不同管控措施情境进行风险分析,识别了疫情境外输入的高风险口岸。结果表明:① 一般年份中约1/5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风险较高,包括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东兴等,其中中缅边境地区最为集中。② 2020年中国边境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呈现空间极化特征,集中发生在满洲里、绥芬河、瑞丽三个口岸地区。③ 中俄、中哈边境口岸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区域,霍尔果斯、满洲里、阿拉山口、绥芬河、珲春5个口岸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增强边境口岸管控措施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效果显著,后疫情时代需积极转变边境对外贸易方式,协调边境发展与疫情管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评估方法,不仅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提供决策参考,更为今后各类传染病境外输入的定量评估和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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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7年中国区域地表反照率变化及其影响因子
    陆云波, 王伦澈, 牛自耕, 王绍强, 王力哲
    地理研究    2022, 41 (2): 562-579.   DOI: 10.11821/dlyj020210005
    摘要457)   HTML145)    PDF (8544KB)(181)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地表反照率已成为地表辐射平衡和气候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利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CERN)提供的34个站点辐射数据、GLASS地表反照率产品、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MODIS EVI(MOD13A3)和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提供的气象数据,基于Sen's Slope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生态系统地表反照率的变化特征;利用全子集回归和分层分解方法计算地表反照率与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探讨各气候因子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7年裸土地和裸岩砾石地变化率最大,冬季斜率达-0.083% yr-1。生长季地表反照率与降水、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土壤水分和气温显著相关的像元分别占总像元的73%、79%、56%和86%。EVI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地表反照率变化的主导因素,其对地表反照率变化的独立贡献率分别为41%和56.18%。7月东北地区降水量和气温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2个月;内蒙古沙漠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水分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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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的演化格局及影响机理
    齐宏纲, 赵美风, 刘盛和, 高苹, 刘振
    地理研究    2022, 41 (2): 456-479.   DOI: 10.11821/dlyj020201191
    摘要439)   HTML10)    PDF (7481KB)(100)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中国人才迁移的地理景观正涌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利用中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揭示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趋势,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解释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人才跨省流动性呈先增后减的演化趋势,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② 东部发达省市人才净流入活跃,中部、东北和河北等地区人才净迁出活跃,2010年后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失问题均开始缓解。③ 高学历人才由中西部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主要迁移模式比较稳定,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迁移规模持续上升。④ 从影响因素的演化趋势上看,全国人才省际迁移主要为经济驱动型,但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产业转型、购房成本、教育服务舒适性及气候舒适性对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影响开始增强。⑤ 全国人才跨省流动性的演化机制具有一定的阶段分异性,前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人才跨省流动性升高的主要动因;之后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减弱主要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地区过高的购房成本及小学教育服务设施短缺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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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冲击下全球跨境电商物流韧性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余金艳, 张英男, 刘卫东, 肖作鹏
    地理研究    2021, 40 (12): 3333-3348.   DOI: 10.11821/dlyj020210414
    摘要432)   HTML15)    PDF (7675KB)(106)   

    新冠疫情给全球化进程带来巨大冲击,流动性被切断是其中重要原因,尤以物流延滞造成的物资短缺影响最为严重。作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物流时效性和格局在疫情冲击下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对全球疫情及跨境电商物流大数据的挖掘、计算和分析,从韧性角度对物流时效的时空异质性展开研究,分析物流受冲击变化的特征,以及韧性空间格局、阶段差异和时间过程,并结合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物流时效性呈现“衰减波”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抵抗力阶段、恢复力阶段,以及韧性提升;北美、西欧的物流韧性相对较低,东亚及其邻近的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区域则相对较高,尤其是抵抗力阶段差异明显;全球物流恢复力指数普遍高于抵抗力指数,北美、西欧、大洋洲部分样本恢复力较弱;时间过程上可分为3个时期,并呈现出一定的空间传导现象:前6个月急速下降、艰难抵抗后平稳恢复,第7至第11个月整体向好、局部震荡,第12至第13个月全球小幅波动后较快恢复;影响物流韧性时空异质性的因素较为综合,其中物流网络关系、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相对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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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宗会明, 张嘉敏, 刘绘敏
    地理研究    2021, 40 (12): 3349-3363.   DOI: 10.11821/dlyj020210291
    摘要421)   HTML16)    PDF (3705KB)(80)   

    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和地方贸易的影响,凸显了中国的贸易韧性。借鉴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开展中国贸易韧性的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利用2020年1—12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贸易数据,对其贸易的整体状况和贸易韧性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韧性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根据与2019年同期比较,可将中国贸易韧性变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1—5月为抵抗期,2020年6—12月为恢复期。② 在疫情影响下,各省份的贸易韧性具有较大差异,贸易抵抗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陕西、江西等内陆中西部省份和河北省,较差的区域主要为对外贸易基础较差、疫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省份。而贸易恢复性较好的主要为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和疫情冲击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③ 疫情冲击下影响中国贸易韧性的因素是多源的,整体来看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因子等对贸易抵抗性解释度最高;对贸易恢复性解释度最高的因子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状况。除了各维度因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贸易抵抗性与恢复性的空间分异性。关于中国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对认识特殊事件冲击下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贸易韧性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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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陈思创, 曹广忠, 刘涛
    地理研究    2022, 41 (5): 1227-1244.   DOI: 10.11821/dlyj020210451
    摘要421)   HTML10)    PDF (3117KB)(48)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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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实践启示
    陈蕊, 刘逸
    地理研究    2021, 40 (12): 3259-3271.   DOI: 10.11821/dlyj020210621
    摘要420)   HTML16)    PDF (2250KB)(159)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是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核心理论成果,但当前国内外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的认识存在模糊之处,在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本文从GPN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互动的视角出发,回顾GVC和GPN的重要发展阶段及对彼此的影响,针对常见的对GPN理解和应用的误区展开解释与辨析,主要得到3个结论。第一,GPN理论的研究目的已从解释“价值生产”凝练为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贴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与GVC正在从分歧走向融合,共同致力于捕捉与解释全球化动态。第三,并非所有跨国公司研究或生产网络研究都属于GPN研究,GPN专指研究跨国公司与主要相关者基于生产所形成的网络动态,不适用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也不着力于揭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动态。本文继而指出中国经验既需要GPN理论加以探析、也有助于丰富GPN理论,精准理解GPN尤其对中国当前推行双循环战略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强调,GPN作为中观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全球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多尺度动态,在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新形势下,对中国全球化实践,特别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有着鲜明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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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东南三江并流核心区植被时空动态变化及其气候驱动力分析
    王春雅, 王金牛, 崔霞, 魏彦强, 孙建, Niyati Naudiyal, 杜文涛, 陈庆涛
    地理研究    2021, 40 (11): 3191-3207.   DOI: 10.11821/dlyj020201123
    摘要392)   HTML18)    PDF (10696KB)(147)   

    植被生长状况及其分布对气候等影响因子的响应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基于2000—2016年MODIS NDVI数据和气象数据,用Sen+Mann-Kendall等方法分析了藏东南三江并流核心区植被的时空变化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该区植被覆盖整体趋于稳定,呈缓慢增加趋势,不同植被类型覆盖空间异质性明显。② 植被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植被覆盖变化以稳定不变和改善趋势为主,区域总体呈稳中向好态势。③ 相关分析表明植被NDVI增加主要与气候暖化有关,与降水量相关性较小。此外,人类活动对植被影响的双重性表现为:大多地区植被改善受生态工程和围栏禁牧政策影响,局部地区植被退化则与城镇化进程加快有关。研究结果揭示气温是影响植被格局的主要气候因子,了解影响植被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变异性可为山地植被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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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王雨, 安宁, 胡志丁, 王丰龙
    地理研究    2022, 41 (3): 931-944.   DOI: 10.11821/dlyj020210455
    摘要390)   HTML127)    PDF (2195KB)(99)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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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地区碳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研究
    吴立军, 田启波
    地理研究    2022, 41 (1): 149-166.   DOI: 10.11821/dlyj020210778
    摘要381)   HTML23)    PDF (3995KB)(156)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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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郭艺, 曹贤忠, 魏文栋, 曾刚
    地理研究    2022, 41 (1): 181-192.   DOI: 10.11821/dlyj020210506
    摘要374)   HTML24)    PDF (2024KB)(172)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区域。在中国行政区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在降低行政壁垒,优化要素配置的同时,产生了怎样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颁布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区域一体化碳排放效应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2010 年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并经过共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出现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从城市等级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减少的促进作用大于一般城市;从作用机理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而通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碳排放。因此,建议建立长三角城市间碳减排与绿色发展的互动合作机制,构建可监测、可操作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大长三角城市绿色科技联合攻关力度,推动产业低碳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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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非正规经济发展格局及与城镇化的关系——基于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的研究
    邢祖哥, 黄耿志, 薛德升
    地理研究    2022, 41 (3): 597-615.   DOI: 10.11821/dlyj020210125
    摘要370)   HTML20)    PDF (3401KB)(70)   

    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普遍现象,关于它的发展态势及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引入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估算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在分析其发展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揭示了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非正规经济不断增长,2008年后出现较快增长态势,2017年占GDP比例达到20.55%,非正规就业人员达1.59亿人。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高、西南-东北低的不平衡特点。模型显示,中国非正规经济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即非正规经济占整体经济的份额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发生这一变化的城镇化水平临界值为72.48%。由此推断中国非正规经济占比还将伴随城镇化进程而继续上升,由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地区的非正规经济发展态势将不同。非正规经济还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流动人口、国有经济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制定基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差异的非正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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