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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规划中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高晓路,吴丹贤,周侃,廖柳文
    地理研究    2019, 38 (10): 2458-2472.   doi: 10.11821/dlyj020171164
    摘要1483)   HTML27)    PDF (14678KB)(527)   

    在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所提出的“开展基础评价”和“绘制规划底图”两项主要任务中,城镇适宜性的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属于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一项具有较强探索性的工作。以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设想为依据,对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概念和内涵、空间关系、相关规则进行深入探讨,确定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主要思路和技术路线。结合福建省空间规划的案例,分析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不同于以往各部门开展的空间性规划,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基础评价之上,这使得城镇开发建设活动的空间布局在资源环境本底方面得到合理保障,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也有了较为科学、客观的依据。此外,把基础底图的研制与城镇发展潜能、城镇开发指向的评估,以及开发建设的规模管控、空间管控、开发强度管控系统地整合起来,使得规划底图的随意性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实践表明,本文的思路和技术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这一尝试可为空间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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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
    朱建华, 戚伟, 修春亮
    地理研究    2019, 38 (5): 1003-1015.   doi: 10.11821/dlyj020180868
    摘要927)   HTML26)    PDF (7049KB)(455)   

    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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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梁晨霞, 王艳慧, 徐海涛, 齐文平, 程序, 赵文吉
    地理研究    2019, 38 (6): 1389-1402.   doi: 10.11821/dlyj020180024
    摘要816)   HTML26)    PDF (4915KB)(411)   

    针对目前贫困分布研究以大尺度为主而缺乏对小尺度的关注和致贫因素分析忽略个体效应或背景效应的不足,基于空间贫困视角,以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区域、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究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并设计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从贫困村和县域两个层面综合定量剖析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贫困村的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明显,总体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散点-极核-轴带-团块并存的空间格局。② 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村级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通路率、劳动力比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安全饮用水比例;县级影响因素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植被覆盖率。③ 农村贫困来源于贫困村与县域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尺度对象有针对性地施策,合理配置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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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孙九霞
    地理研究    2019, 38 (6): 1283-1289.   doi: 10.11821/dlyj020190425
    摘要757)   HTML35)    PDF (524KB)(443)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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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荆南三口河系水位演变规律及对江湖水量交换关系的响应
    汪雁佳,李景保,李雅妮,吕殿青,代稳
    地理研究    2019, 38 (9): 2302-2313.   doi: 10.11821/dlyj020181187
    摘要728)   HTML31)    PDF (4910KB)(99)   

    为分析荆南三口河系水位演变规律与江湖水量交换关系。依据1956—2017年荆南三口、湖南四水、洞庭湖城陵矶站以及长江干流枝城站月平均水位及流量和该流域8个雨量站的降水数据,运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回归分析、流量年特征值等方法研究了三口水位的时序演变特征及其与流量、降水、江湖水量交换、人类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与阶段一(1956—1966年)相比,阶段二(1967—1980年)、三(1981—2002年)、四(2003—2017年)河系年平均水位、年最高水位分别下降0.74 m、0.37 m,年最低水位上升0.07 m;② 在涨(4—5月)、丰(6—9月)、退(10—11月)、枯(12月—次年3月)四个水文节点上,最低水位降幅最大(-0.98 m),平均水位次之(-0.78 m),最高水位最小(0.55 m),并将其降幅按水文节点排序依次为退水期(-0.95 m)>丰水期(-0.61 m)>涨水期(-0.21 m)>枯水期(0.15 m);③ 河系水位变化与其流量变化有着较好的一致性(二者的相关系数r =0.65),与降水量相关性较弱(r =-0.16),但2002—2017年相对干旱的气候加剧了河系水位的下降。从总体上看,长江枝城来水量减少和以水利工程为代表的人类活动方式是导致荆南三口河系特征水位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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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途径——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讨论
    樊杰
    地理研究    2019, 38 (10): 2373-2387.   doi: 10.11821/dlyj020190865
    摘要621)   HTML69)    PDF (5539KB)(563)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规律是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塑造可持续地理格局的基础理论。从地理学对地理过程的重复、预测、调控、优化的讨论入手,阐释了空间治理体系是现代地理学用于调控和优化可持续地理过程与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生态-生活-生产等三生空间构成的地域功能空间结构呈现的时空演变特征,表达了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有序性法则,阐释了地域功能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同一地域单元各类功能及不同单元之间冲突最小化、地域功能在不同空间尺度有效传导、以及长时间尺度综合效益最大化等空间组织目标。从可持续性出发,建立自然要素的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四大属性的概念,并通过四大属性集成构成自然承载力,分析承载力的原值、余量和潜力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形成自下而上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从新空间均衡出发,基于承载力、融入位置和空间结构参量后构成的地域功能适宜性,形成自上而下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进而讨论了集成两种方法形成的主体功能区具备的对空间组织与规划的基础价值和战略价值,提出主体功能区的区划、战略、制度和规划用途分离及相互关联的新思路。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主线、以空间降尺度传导主体功能为核心科学问题、以关键约束参数为空间结构控制性指标,讨论了数据库与地域功能谱系、功能和尺度依赖的承载力评价方法与模型库、“三区三线”的建构框架,论证了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途径,提出地理学应着力加强大、中空间尺度(区域性)国土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和方法、强化技术等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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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网络分析——以国庆-中秋长假和腾讯迁徙数据为例
    潘竟虎, 赖建波
    地理研究    2019, 38 (7): 1678-1693.   doi: 10.11821/dlyj020171231
    摘要595)   HTML42)    PDF (16468KB)(431)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国内299个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出行期、旅途期、返程期”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集散层级、集散网络体系的分层集聚、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国庆-中秋期间中国各地级城市间人口的迁移规律,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理-鹤岗一线是人口流动强度空间分布的显著分界线,以此线为界,城市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总体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2个国家级、2个区域级和3个地区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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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古恒宇,覃小玲,沈体雁
    地理研究    2019, 38 (8): 1877-1890.   doi: 10.11821/dlyj020180473
    摘要551)   HTML48)    PDF (4987KB)(279)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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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张雪飞,王传胜,李萌
    地理研究    2019, 38 (10): 2430-2446.   doi: 10.11821/dlyj020171221
    摘要499)   HTML39)    PDF (24466KB)(430)   

    省级空间规划是为实现“多规合一”而开展的基础性制度尝试,其核心内容划定“三区三线”是通过科学分析自然与社会本底,对各类空间边界进行严格勘定,作为管控国土空间的抓手。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是“三区三线”中“生态先行”理念的载体。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为基础,对福建省开展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要求的陆上全域生态保护等级和保护优先序评价,探讨和实践省级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方法,以期为沿海多山省份的空间规划提供参考。结果显示:福建省生态空间陆域占比为78.76%,涵盖了88.07%的森林、71.23%的草地、64.44%的水域和47.72%的裸地;生态保护红线陆域占比为20.90%,以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水源地保护及水源涵养红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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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战略支点选择
    李鲁奇, 孔翔, 李一曼, 许杨博文
    地理研究    2019, 38 (7): 1705-1719.   doi: 10.11821/dlyj020180160
    摘要487)   HTML12)    PDF (11624KB)(150)   

    中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地缘价值,而中国与中亚的合作需以战略支点为依托。相关研究多关注国家尺度和定性方法,较少深入到对区域尺度战略支点及其空间结构的分析中,可能导致支点范围较大、针对性较弱。故本文主要从区域尺度入手,基于对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评价,对战略支点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乌鲁木齐等中国城市、阿拉木图等中亚城市以及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在各类节点中具有综合优势。基于可达性和城市网络分析结果,结合中国与中亚合作现状,可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经济走廊”作为战略支点,采取“两核四轴四带”的空间结构。创新点在于从区域尺度认识战略支点并分析其空间结构,有利于通过尺度上推进一步撬动高尺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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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王少剑,高爽,王宇渠
    地理研究    2019, 38 (8): 1849-1861.   doi: 10.11821/dlyj020180635
    摘要469)   HTML58)    PDF (6075KB)(341)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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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格局演变分析
    覃丽君, 金晓斌, 蒋宇超, 薛樵风, 成一农, 龙瀛, 杨绪红, 周寅康
    地理研究    2019, 38 (5): 1045-1062.   doi: 10.11821/dlyj020170862
    摘要467)   HTML11)    PDF (20535KB)(281)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研究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2增加到6442.19 km2,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在城镇等级规模空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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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
    臧玉珠, 刘彦随, 杨园园, 王永生
    地理研究    2019, 38 (4): 856-868.   doi: 10.11821/dlyj020180315
    摘要456)   HTML11)    PDF (3252KB)(256)   

    土地整治是助推精准扶贫,实现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根据土地整治作用于农村减贫发展的实现路径,将全国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四种:① 单项土地整理模式。通过开发低效未利用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② 三生空间优化模式。将农村宅基地复垦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恢复脆弱生态,优化乡村三生空间。③ 土地资产显化模式。实施补充耕地指标有偿异地调剂,积累扶贫开发资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统筹城乡发展。④ 土地资本流动模式。将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及作价入股相结合,整合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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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龙飞, 刘家明, 朱鹤, 李涛
    地理研究    2019, 38 (4): 950-960.   doi: 10.11821/dlyj020180308
    摘要443)   HTML12)    PDF (5454KB)(262)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并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以民宿业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去哪儿网相关民宿数据,采用空间最邻近分析、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地区民宿呈现高度集聚的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多核心分布,并形成一、二、三级组团,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递减。② 民宿集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核心景区周边,具有明显的中心性。③ 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交通状况、人口条件、居民消费能力、旅游市场状况、旅游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对民宿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影响力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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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2014年长沙市城市功能用地扩展与驱动力研究
    叶强, 莫正玺, 许乙青
    地理研究    2019, 38 (5): 1063-1079.   doi: 10.11821/dlyj020171193
    摘要439)   HTML11)    PDF (11435KB)(228)   

    基于长沙市中心城区1979年、1989年、2003年、2011年、2014年5个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借助ArcGIS、SPSS分析工具,提取居住、工业、服务三大功能用地,从方向、圈层、强度、用地间转变及轴带趋向对长沙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用地扩展模式以“圈层式、轴带式”为主,并逐渐向“多组团式”过渡,由单一的向外扩展向内部功能间演替和外部扩展相结合转变。整体扩展方向经历了由“东、南、东南-西北、东、东南、北”的变化,但各类用地的扩展方向有所差异;② 从扩展强度看,居住用地远远高于城市总体扩展强度,造成了城市功能空间失衡的现象,服务配套明显滞后,部分分区在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与规划定位严重不符的矛盾;③ 功能用地间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表现出以核心-外围明显分异的差距。外围片区的功能较为单一,融合度不够,未来应增强配套服务功能。④ 从经济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生态制约力与吸引力、社会助推力四个方面分析了功能用地扩展时空差异的驱动因素。⑤ 从“问题导向-现象归纳-本质剖析-策略应对”提出了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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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森林病虫害监测与评价
    郭仲伟, 吴朝阳, 汪箫悦
    地理研究    2019, 38 (4): 831-843.   doi: 10.11821/dlyj020180299
    摘要437)   HTML9)    PDF (13188KB)(193)   

    森林病虫害由于在森林资源中造成的重大破坏而被人们称为“不冒烟的火灾”,其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基于遥感数据的病虫害研究多集中在森林病虫害的监测、爆发原因以及发病区域内生产力的变化情况,而对于森林病虫害发生后森林中植被指数与叶面积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的变化情况还相对较少,处于需要持续性深入探讨的阶段。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2002—2012年森林病虫害数据为基础,分析不同严重程度的病虫害对叶面积指数(LAI)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增强型植被指数(EVI)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受病虫害感染的像元在轻度(Light)、中度(Moderate)和重度(Severe)三个严重级别中,NDVI与LAI之间的相关性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② EVI与LAI之间的相关性,在轻度(Light)、中度(Moderate)和重度(Severe)三个严重级别的像元中则依次变强。这一研究将为今后利用遥感数据识别病虫害、评价生态系统影响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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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马志飞, 尹上岗, 张宇, 李在军, 吴启焰
    地理研究    2019, 38 (4): 926-936.   doi: 10.11821/dlyj020180280
    摘要437)   HTML6)    PDF (3657KB)(346)   

    在人口城城流动日益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背景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结果、过程和成因,也就是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轨迹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阶段划分,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处于从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依据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鼓励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通过发展副中心和卫星城等形式疏散中心区功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才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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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
    王武林, 余翠婵, 税伟, 吴聘奇, 王前锋
    地理研究    2019, 38 (5): 1265-1279.   doi: 10.11821/dlyj020180353
    摘要432)   HTML10)    PDF (6300KB)(328)   

    基于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的专业化测算,本研究对中国种植业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回顾和评价,创新性地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种植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了各阶段中国种植业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① 各省区市种植业的专业化系数FRi逐步增强;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快的增速,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则刚好相反,西北地区的基础及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② 6种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粮食、棉花和油料增长较快,糖料、水果和蔬菜增长较慢;糖料为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长期表现为高度地方化,粮食、蔬菜和油料属于低度地方化农产品。③ 相较于农业总产值10.66%的年均增速,中国种植业发展的国家专业化系数Fmn保持平稳而缓慢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仅2.83%。④ 可将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3年的第一阶段为奠定制度基础阶段、1984—1995年的第二阶段为稳步复苏和扩张阶段、1996—2014年的第三阶段为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深入阶段、2015—2017年的第四阶段为追求全面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本研究对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植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为种植业专业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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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规划中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备选区的识别
    李萌,王传胜,张雪飞
    地理研究    2019, 38 (10): 2447-2457.   doi: 10.11821/dlyj020180011
    摘要432)   HTML14)    PDF (11200KB)(303)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工作中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通过对以往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区划分的指标及其区域导向的系统梳理,在进一步明晰国土空间规划中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指向的基础上,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关于“三区三线”自下而上试划的要求,探讨了水源涵养重要性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及其评价的改进方法。选取中国典型喀斯特区域六盘水市作为研究案例区,分别用环保部2015版与2017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中的模型法、NPP法以及本研究提出的改进方法,对六盘水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试划。对比三种方法的划定结果可以看出,改进方法因评价数据精度的提高减少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方法的区域损失,提高了区域判别的精准性,可望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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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数据、模型和方法
    许泽宁, 高晓路, 王志强, 马妍, 邓羽, 龙灜
    地理研究    2019, 38 (5): 1016-1029.   doi: 10.11821/dlyj020170683
    摘要427)   HTML11)    PDF (11250KB)(266)   

    现有城市公园绿地服务的评估常以给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和公园绿地为前提,评估对象及其空间范围具有较大随意性,致使很难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或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本文对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的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梳理,从公园绿地的类别、等级、服务范围和可选择性等要素着眼,提出了以城市建成区内居民至周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为核心的评估指标和模型方法。运用开源空间数据和Densi-Graph分析方法,解决了城市公园绿地空间数据的提取、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界定、指标构建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城市公园绿地的评估获得了客观性、统一性和可比性的保障。对全国273个地级的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级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平均值达到64.8%,尚有超过两成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不到50.0%,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与现行国家标准之间尚有差距。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显著集中于特大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同时,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应呈现出S型曲线上升趋势。为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应增加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公共服务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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