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重要动力，其流向选择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流向视角分析了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空间特征，采用嵌套logit模型解析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与个体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 ① 青年流动人口倾向于向更高等级与规模的城市流动，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与Ⅱ型大城市为主要流出地，流入城市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差异化非均衡空间格局；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选择。②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舒适性、与流出地的邻近性以及与青年群体当下发展密切相关的包容性要素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显著；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作用；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决策机制是基于个体自身特征，结合对选择城市的期望、收益与成本所做出的综合性空间决策。研究结果拓展了对青年群体流动规律的认识，可为合理引导青年人口流动和优化面向青年群体的人口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县级和地级尺度的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揭示2000—2020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区差异，测度人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人才密度和人才占比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① 人才密度呈现稳定的“东南密集，西北稀疏”分布格局，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由国家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向外围逐步降低； ② 人才占比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分异特征，城市群中心城市和部分资源型地区的人才占比较高，人才占比高水平地区的数量迅速增加； ③ 20年间全国人才密度增速放缓，人才占比增速提升，且在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④ 人才密度和占比的地区差异逐步减少，城市群内县区间的人才占比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最大； ⑤ 在影响因素方面，城市行政等级、工资水平和人才培养规模一直是人才密度和占比的重要影响因素，科研投入强度对人才密度和占比的影响先升后降，公共服务水平和地区绿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空气污染的驱逐作用不明显； ⑥ 城市行政等级、人才培养规模和生态环境质量在城市群地区与非城市群地区的影响有所差异。

探究城市旅游综合体（UTC）的区位布局规律，可为明确类似旅游项目的选址准则和推进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及决策支撑。为此，本文以杭州市为研究区，结合ArcGIS和地理探测器工具，探究城市尺度上UTC分布格局演化规律与区位选择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杭州UTC分布呈现由“单核集聚”向“双核拥簇”再向“多极扩散”演变的过程，细分类型UTC分布格局与总体基本一致，呈现由小规模集聚向多核集聚转变的特征；上述规律形成源于多维要素的综合驱动，其中，文化型UTC以资源、经济和市场为核心驱动要素，创意型UTC则由地价、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主导，生态型UTC相应以生态环境要素为主驱力，本质上则是各类UTC在对城市转型发展和地域职能分工细化积极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寻优的结果。文章认为，科学认识UTC多产业集成、多要素交织的复杂属性，系统识别影响UTC布局的多维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既是实现优势空间精准瞄定和指导UTC择优“落地”的关键，也是明确类似旅游项目成长环境的基础遴选标准及其优化培育方向的前提。

利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回流路径识别方法，在识别出区域性回流群体的基础上，考察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性回流是人力资本积极选择的结果；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是回流者首要选择地，回流至其他地区的人口规模随着远离家乡地级市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回流地以城镇地区为主，回流群体具有明显的地级中心城市偏好，其主要回流至城镇体系中的“中间城市”，尤其集中在100万~300万人的II型大城市。回流区位选择受微观个体及其流动阅历、家庭生计以及回流地特征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家庭聚合和生计能力对城镇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区位选择是个体人力资本和流动阅历正向选择的结果；距离因素对区位层次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回流者选择近距离回流地时偏好于地级中心城市，小城市也是其重要的区位选择；其选择远距离回流地时则更倾向于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和大城市。上述结果不仅有益于进一步深化对流动人口回流空间过程的规律性认识，而且对于回流地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城镇体系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乡村聚落用地形态是农村人居空间组织形式的综合外在体现，是揭示乡村地域特色的重要指标。以全国乡村聚落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热点探测、近圆形指数、邻接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从用地规模、用地形状、用地结构三个方面对全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进行识别。结果表明，中国乡村聚落用地规模中位数为9.52 hm²，整体呈“北大南小”的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高、低值集聚态势；在用地形状方面，乡村聚落用地近圆形指数中位数为0.537，总体上偏长形，各种形状类型在全国均有分布，且呈现出在局部区域显著集聚的现象；用地结构可分为七大类，又以田中型、林边型、滨水型和草边型最多。根据用地形态特征的地域分异格局划分出16个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分区，绘制了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图谱，并总结出各类型区的用地形态特征。最后探讨了中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的空间分异机制，包括：① 地形地貌、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聚落用地形态地域分异的宏观格局；② 农业、水利、交通运输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域差异对聚落用地形态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③ 街巷、民居等物质空间形态与聚落整体的用地形态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④ 聚落用地形态也是地域性乡村社会文化在空间上的表达结果。

宗教地理学主要研究宗教的空间分布特征，但较少以时间视角对宗教空间扩散及格局演化的动态过程进行探究，目前开展的对中国宗教宏观尺度扩散模式的研究还有所不足，对宗教发展与城市规模和老龄化水平关系的研究有所欠缺。为此，基于中国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建筑POI数据，采用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重心迁移模型与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时间与空间维度探究中国四大宗教的空间格局与扩散模式，借助方差分析揭示宗教在不同类型城市中的发展差异。研究发现：① 佛教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分布密度与热点数量均较高，其次为基督教，道教与伊斯兰教稍低。② 宗教的空间扩散格局分异明显，佛教主要扩散至东南与西南地区；道教扩散局限于中国东南地区；基督教主要在中国通商口岸及农村地区发生扩散；伊斯兰教基于“血缘-民族”纽带扩散至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③ 宗教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佛教和基督教的集聚程度高于道教和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与基督教热点区多分布于东部地区，伊斯兰教热点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仅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南部存在冷点区分布。④ 宗教扩散呈现邻域扩散、等级扩散与跳跃式扩散多种扩散模式相混合的特征，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扩散模式由于地理可进入性存在差异，四大宗教在乡村地区的扩散速度及地理可进入性普遍高于城市。⑤ 宗教在大城市具有最多的建筑数量与最大的组内差异，伊斯兰教发展随老龄化水平的提升而显著减弱，基督教随老龄化水平的提升最具发展活力。

近年来共享单车逐渐融入人们的出行模式，在解决短距离出行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了普通大众参与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学界对共享单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关于城市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空间分布影响的实证研究方法仍以全局回归或地理加权回归为主，在对影响因素空间作用尺度上的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划定北京市六环内方形区域为研究范围，基于2019年5月7日摩拜单车数据，引入学界较为前沿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城市建成环境中影响共享单车使用的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① 验证了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单车出行数据中的解释力，模型拟合优度高于经典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② 各变量间空间作用尺度存在一定分异。其中，区位、公司企业与公共设施尺度较小，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距公交车站距离、休闲娱乐和土地利用混合度尺度接近全局，影响程度在空间上变化平缓。③ 在本案例中，距公交车站距离、公司企业、公共设施、休闲娱乐、土地利用混合度为影响共享单车空间分布的关键要素。其中，区位、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公司企业等要素对共享单车空间分布影响最为显著，对上述要素进行空间规划或治理时，需留意其对单车分布量的边际效应，合理预留停车空间，改善单车出行环境，高效响应出行需求。

中国资源型城市多位于较偏远地区，而高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提升，拉近了资源型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刻画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空格局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资源型城市高铁建设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与未开通高铁的资源型城市相比，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并没有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② 随着高铁开通线路的不断增加，在高铁网络中联系较广的资源型城市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③ 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依“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增的特征。④ 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投资集聚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对特殊类型地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格局，重塑了乡村人地关系和乡村发展要素格局，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载体——聚落的时空演进。基于此逻辑主线，本文梳理乡村聚落分布与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归纳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过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分布及功能的时空变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望未来乡村聚落演进研究的重点。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进步与非农经济发展，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扩张和功能多元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聚落外扩内空；农村土地整治和村镇规划引导，促进乡村聚落空间收缩和内部重组；但是后疫情时代和城镇化后期乡村聚落空间转型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动力不可持续、内生能力不足等挑战。新阶段乡村聚落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乡村聚落演进动力体系的复杂嬗变、乡村聚落演进时空轨迹变异和空间分化、乡村聚落活力的评估与跟踪监测研究。

近20多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成长为经济地理学前沿的分支学科，呈现动态性、复合性和开放性。鉴于目前对学科“全景式”理论发展的回顾及其承接逻辑的总结相对有限，并且在新时期亟待再思考学科发展方向，本研究致力于梳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演进并展望研究议题。自19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探索与萌芽、兴起与发展、争论与转型、拓展与繁荣4个关键时间节点。探索与萌芽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兴起补充了经济地理学对历史和时间因素关注的不足，兴起与发展依托于运用演化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丰富经济地理学经典议题的理论解释，争论与转型体现在对照搬移植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旨在强化对真实世界中区域产业演化的解释力，拓展与繁荣表现在与全球生产网络、可持续性转型、作用者能动性、地理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韧性和复杂性科学等多元理论框架的互动加深，学科边界持续拓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国情特色、国家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导向，开展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研究并反思西方理论的适用性，中西方理论对话日益丰硕。最后，从理论探索、方法创新和实证应用3个方面展望了研究议题。

基于1970—2020年逐日最高温和最低温数据，对秦岭南北夏季昼夜复合高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分区昼夜复合高温变化与海温、大气环流异常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20年，秦岭南北夏季昼夜复合高温显著增加。其中，关中平原昼夜复合高温增速最快（0.93 d/10a），是秦岭南坡（0.54 d/10a）的1.7倍。② 空间上，昼夜复合高温天数格局呈现“谷地高、山地低”的分布特征，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安康盆地和丹江口水库周边。有35.0%的区域昼夜复合高温呈显著增加趋势，空间分布于：关中平原西段黄土台塬区、嘉陵江流域、秦岭山地西段和大巴山区。③ 在影响因素上，春季青藏高原500hPa气压变化与3个子区夏季昼夜复合高温异常呈显著正相关。即春季青藏高原500hPa气压异常偏强时，秦岭南北夏季昼夜复合高温天气发生风险较高。

耕地零租金流转已经成为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零租金流转制约了耕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造成了耕地资源错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在阐释耕地零租金流转的概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20—2021年实地调查的572个山区村庄样本推算村庄层面耕地零租金流转规模，并采用Heckman模型剖析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整体上，有79.55%的山区村庄发生耕地流转，平均耕地流转率为15.14%；发生耕地流转的村庄中58.68%的村庄存在零租金流转现象，零租金流转面积比例为22.21%。② 区域分布上，中国山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区域差异明显，西北黄土高原区最为普遍，尤其是甘肃和山西。③ 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在东南山地丘陵区和近郊村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力因素整体上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影响不明显，但农业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和坡地相对少的村庄影响显著；耕地流转市场特征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对东南山地丘陵区和极多坡村以及近远郊村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地租水平，充分利用山区耕地资源，中国未来应加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及整合新生产要素来提升耕地产出能力；构建统一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效发挥基层村集体中介服务等作用，提升土地流转市场效率。

城市是创新集聚和策源中心，研究城市内部技术转移的空间规律，对深入认识城市创新空间结构、优化创新空间布局及提升城市创新能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创新型城市广州市街道单元之间授权发明专利转移数据，构建城市内部技术转移网络，分析其空间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技术转移网络不断织密，网络等级特征明显，传递中枢路径和参与节点增加、转移规模扩大，转移路径在依赖于原有路径的同时，又在网络中形成了新的主要路径。② 节点强度空间极化，呈双中心供给，单中心高强度吸收并再转移的特征。③ 节点等级可分为核心枢纽型、次核心枢纽型、局域核心型、边缘型及外围型五类，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高等级节点连片分布的特征。④ 网络板块角色可分为净溢出和净受益两类，板块间转移呈现溢出效应主导、单向传导、梯度等级传导的特征。⑤ 组织邻近性、社会邻近性、技术深度差异促进城市内部技术转移网络形成。其中，社会邻近性的促进效应最强，技术深度差异的影响次之，地理邻近性具有抑制作用。随着技术宽度差异的增加，其作用影响由较弱促进转为较弱抑制。

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实现空间收敛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途径。本文利用单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估2003—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能源效率的现状，重点考察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来源和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并分区域、分城市群检验其空间收敛机制。研究发现：①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逐年提升，绝对差异出现不同程度扩大。② 全国总体差异以年均5.74%的速度持续增长。中、西部区域内差异高于东部，东-中部地区和东-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年均贡献率达到68.88%。③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不同的空间极化特征和分布延展性。④ 全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单要素能源效率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收敛特征，但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速度大约是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6倍。⑤ 三大区域和六大城市群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收敛速度从大到小是西部>中部>东部，城市群收敛最快的是珠三角城市群。本文为加深对中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发展格局认知提供了支撑，为缩小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提供了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①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② 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③ 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④ 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

针对南方红壤区侵蚀退化地幼龄马尾松林下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基于人工模拟降雨试验方法，以裸地为对照，系统分析了不同雨强（0.5 mm/min、1.0 mm/min、1.5 mm/min和2.0 mm/min）和植草措施（单条带、双条带和三条带）对马尾松幼林坡面径流、产沙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坡面径流、侵蚀过程指标随植草条带数的增加而减小，但随雨强的增大而增大，雨强从0.5 mm/min增加至2.0 mm/min，各坡面平均径流率和平均侵蚀率分别增加了3.46~4.81倍、13.83~29.30倍。② 坡面侵蚀随降雨历时的变化大致表现为各坡面前期均较大，植草措施坡面接着快速下降后趋于稳定，而幼龄马尾松坡面与裸地坡面接着快速下降后随降雨持续呈波动变化，且其侵蚀率相对植草措施一直处于高值状态，说明植草措施能有效降低坡面侵蚀。③ 各雨强条件下的坡面减流减沙规律为三条带措施>双条带措施>单条带措施>幼龄马尾松/裸地，从植草措施的减流、减沙效益来看，减沙效益可达95%，减流效益可达40%。综上，无论是大雨强还是小雨强下，三条带措施均较为适宜于马尾松幼林坡面土壤侵蚀治理。研究结果可为南方红壤严重侵蚀退化地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