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空枢纽是海上运输、空中运输与陆上运输的立体交互，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交通运输和集散能力。海空枢纽除基本的运输功能外，还以独特的产业运行过程，发展成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本文基于联通度和吞吐量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全球海空枢纽识别，提出海空枢纽度这一指标表征枢纽的运输集散能力，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因素对海空枢纽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文章识别出35个全球海空枢纽，包括上海、纽约、新加坡、深圳、广州、香港、迪拜、洛杉矶等城市，聚集在东亚东南亚、欧洲和北美洲，多位于重要的全球城市或全球海运的重要航道。上海在联通度和吞吐量上都位居前列，是重要的全球海空枢纽。② 新加坡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海空枢纽，中国的海空枢纽排名普遍较高，而大部分东南亚南亚城市的海空枢纽度排名靠后。绝大部分海空枢纽分布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和中等偏上国家（地区），但海空枢纽度和国家（地区）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即使位于同一国家的海空枢纽之间在海空枢纽度的表现上也具有极大差异。③ 城市人口数量、外籍人口占比、船东企业数量、港口水深条件、港口平均在泊船只数、机场航站楼数量、国际旅客比例以及机场入驻的空运公司数量对于城市的海空枢纽度有显著影响，海运和空运指标的显著性高于腹地城市指标，基础设施属性指标和经济社会属性指标同样具有显著性。

港口基础设施的高效可达是国际运输成本的决定因素与区域互联互通和相互作用的前提。因此，如何测定港口海向可达性并从中揭示港口间交互作用的模式是研究航运网络的一个难点和热点。本文以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主要港口航运网络为研究对象，在考虑班轮服务频率及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基于陆路可达性理论提出融入加权路径的港口海向可达性模型，并改进复杂网络中心性指标，针对不同年份的样本统一处理，使相关指标更具可比性，验证其有效性和适用性。结果表明：① 整体看，班轮服务频率能更深层次揭示各指标所反映港口的实际功能差异；从核密度分析看，航运网络的航线运行效率（WCC）、港口调控能力（WBC）均存在较明显的绝对差异和分化程度。② 通过复合中心性（WC）的统计特征表明，港口单个优势功能在体现港口的影响力时存在偏差，结合WC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港口嵌入“航运网络”中亟待优化的功能。③ 以加权平均路径为模型测度的港口海向可达性呈现微弱的离散化，“马太效应”也更为明显。仅少数港口的可达性提升明显，但可达性较低的港口仍将长期存在，且绝对差异增大。

对中国建设用地的未来扩张趋势及时空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可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合理调控城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未来30年中国建设用地扩张进行多情景模拟预测，并分析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可以获得较高的模拟精度，各分区Kappa系数均高于0.92，总体精度均高于95%，FoM值均高于0.40，表明PLUS模型适用于全国尺度和大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模拟。② 影响中国建设用地扩张最主要的因素为人口、坡度和年均降水量，存在区域性差异。③ 自然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四种情景下模拟预测的未来土地利用的结构和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占用非重点保护的耕地和生态用地以及未利用地，可满足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刚性需求，有助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④ 建设用地扩张对景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与2020年相比，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建设用地预计增长分别为-0.72%、-0.51%和1.19%，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优势景观面积占比持续下降，景观多样性不断上升；西部地区的景观聚集度显著下降，破碎度持续上升。本研究通过建设用地扩张的情景模拟及其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分析，尝试为制定区域差别化政策提供参考，对实现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存在相互聚集或排斥的特性，并可能影响到城市扩张格局。本文在厘清建设用地内部以及不同类型建设用地之间聚集与排斥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元胞自动机（CA）模型的发展适宜性与邻域影响因子计算中，以此构建顾及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的CA-SA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义乌城市扩张模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A-SAE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扩张状况，且模拟精度要优于传统CA模型。同时，多情景的模拟结果也证实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会影响到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及城市扩张形态。本文构建的CA-SAE模型创新性地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纳入到CA模型中，为开展面向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张模拟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② 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③ 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到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根植于自然本底条件的其他诸如社会经济条件与区位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作用于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性重要条件。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② 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③ 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① 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② 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③ 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更倾向多核心或均质化结构。④ 在半导体的晶圆材料、设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环节有赖于学习机制形成水平分工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半导体的封测材料、封测环节和晶圆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和重资金密集型环节通过匹配机制形成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基于研究结果，最后对中国半导体集群投资布局提出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的推进，短视频产业快速崛起。本文以截至2023年3月，在抖音平台上采集的76097个短视频生产主体为样本，运用空间分析刻画了专业媒体机构（PUGC）、达人（PGC）、普通个体（UGC）三类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对短视频生产主体城市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广州、杭州是中国短视频生产主体最为集聚的2个城市。另外，以成都、长沙、武汉、郑州等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短视频生产主体分布也非常密集。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中国短视频生产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下降。② 普通个体生产者UGC占总量最多、基本依照胡焕庸线分布；专业媒体机构PUGC青睐一线城市；达人多集聚在杭州、成都、长沙等网红城市。③ 计量研究表明，短视频生产主体倾向于选择互联网基础设施良好、人文环境舒适、MCN公司密集、以及临近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城市分布。即除了3T因素，成本因素显著影响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区位选择。这揭示着，数字化对现有的创意产业地理格局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数字技术正推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从“文化系统内循环”，迈入“社会经济大循环”。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② 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③ 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④ 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信息时代，居民生活逐渐向线上转移，已有研究表明线上生活推动了相应生活空间的重构，但其空间结构及成因仍待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八类线上生活，利用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数据，以规则网格为单位，基于这些App的使用人数占比和人均使用时长构建八类线上生活的综合使用指数，而后利用冷热点分析和层次聚类，初步探究了武汉市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现其与传统生活存在很大差异：① 就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而言，除外卖生鲜外，其他七类均遵循高值指标和热点多分布于郊区的反中心化规律，部分活动还呈现泛中心化的特征。② 从热门活动的数量和内容来看，中心城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多于核心区，线上线下融合型活动居多；近郊区核心区热门活动数量多，各类线上活动发展得较为均衡；近郊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少，热门活动多为完全线上型。③ 总结上述特征，居民线上生活空间呈现“环形山”形态的圈层式扇形镶嵌结构。线上生活因弥补了郊区传统生活设施的不足而呈现与之互补的反中心圈层递增规律，同时，地理区位、建设条件、人口构成等因素影响下的线上生活差异使得不同人群集聚片区以扇形板块镶嵌其中。本文从线上生活的角度补充了传统居民生活空间理论，系统地总结了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为信息时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对不同城市规模与农民工社会融合关系认识的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中介效应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法，在考虑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规模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越低，其中在居住条件、社会交往融合方面，城市规模产生的阻滞效应最大；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有促进作用，反映了大城市的经济吸引力。② 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就业组和正规就业组的影响存在不平等效应，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农民工的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融合产生的阻滞作用更大，对其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却较小。③ 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削弱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直接负效应，且在正规就业群体中的削弱效应更大，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或落户的渴望有助于激发他们融入城市的行为，且这种激发作用在正规就业群体中更强。应当制定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政策，并重视非正规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相对弱势。

多源径流数据是理解地表水资源分布格局和演变规律的基础，径流数据的比较和筛选是其应用和推广的前提，但中国范围内的径流数据比较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在中国九大流域片，选取控制范围不重叠、1961—2014年天然径流资料连续的82个水文站，从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径流变化趋势两个方面，评价了CMIP6地球系统模式、ISIMIP3a全球水文模型、基于陆面模型的GLDAS和CNRD、基于机器学习的GRUN等四类33套径流数据集的质量。研究表明：① 百分比偏差的评价结果显示，经过偏差校正的CMIP6、ISIMIP3a、GLDAS、GRUN、CNRD均能较好模拟大部分流域的平均径流；综合标准差、均方根误差、皮尔逊相关系数3个评价角度的泰勒图分析结果显示，CNRD在松辽河流域，长江、珠江、东南诸河流域，西北、西南诸河流域表现最优，偏差校正后的CMIP6和GLDAS多模型平均结果在黄淮海流域表现最优。② 多源径流数据对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模拟普遍较好，而对年径流变化趋势的模拟结果较差，特别是CMIP6和GRUN严重低估了径流趋势，约10个流域的趋势模拟结果与天然径流资料的趋势相反。③ 多源径流数据在相对干旱区域模拟结果较差，亟需提高驱动数据质量、改进模型结构、优化模型参数，以提升模型对干旱区水循环过程模拟的精度。这项工作为研究中国河川径流及地表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提供了数据筛选的重要依据，为多源径流数据在中国不同流域的更新与发展，明确了可能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伴随气候变暖与人类开发活动日益加剧，滨海湿地面临的海岸挤压威胁受到多学科广泛关注。蓝碳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蓝碳功能对海岸挤压的响应过程及其关键区域的认识尚不清晰。本研究在提出海岸挤压对蓝碳功能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辽东湾北部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Landsat影像、数字高程数据与碳储量调查数据，分时段对海岸挤压与蓝碳功能进行测度，进而以分段线性回归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索二者的响应特征。研究表明：1995—2020年间，研究区海岸挤压较强风险区与蓝碳功能较弱区均呈先降后升态势，但在辽河两岸差异显著；研究期内，辽东湾北部区蓝碳功能与海岸挤压呈倒U型关系，当海岸挤压指数超过0.214时，滨海湿地碳汇能力显著下降，超过0.311时，碳汇能力下降趋势有所缓解；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调，海岸挤压与蓝碳的矛盾在滨海工业园区表现尤为突出。加强此类区域的保护与修复，能够提高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可为滨海湿地“减压增汇”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参考。

识别并测度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探究风险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有益于地方政府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控土地型融资风险。本文构建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中国30个省市2005—2018年的土地型融资风险状况；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风险进行分级，揭示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的时空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区域、多维度地探究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土地型融资风险贡献权重最大和最小的指标分别为债务负担率和公共财政收支比。土地型融资二级风险中，债务风险的贡献权重最大，市场风险的贡献权重最小。② 考察期间，全国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呈上升态势，且有从中西部向东部蔓延的趋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型融资风险程度整体较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风险程度较高，且逐年上升。③ 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区域，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显著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地方政府治理土地型融资风险须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因地制宜采取系统纾解措施。

城市群作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聚合体，研究其内部一体化水平和外部辐射能力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嵌入内生时空权重矩阵的CD生产函数，测度中国19个城市群内部和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以其作为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的衡量标准，并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MORAN指数、GEARY指数和GO指数内生时空权重矩阵中，以MORAN指数内生时空权重矩阵为基础的CD生产函数测度结果最优，其能够较为精确地分解出所测城市群的内部和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② 在时序发展上，处于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高值地区的城市群个数较少，而处于低值地区的城市群个数较多，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整体偏低，但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③ 在空间演化上，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较强，西部地区城市群较弱。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位居前三，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则排名靠后。④ 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提升其辐射能力，并且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所属城市群的异质性特征明显。同时，对外开放水平、信息化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群辐射能力有正向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则产生负向作用。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本文以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数据为基础，通过定义数字经济企业，计算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基于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而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其提升路径。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活力逐渐增强，但呈现出“东高、中及东北次之、西低”的空间格局，各区域内部的活力差异则表现出“中高、东北及西次之，东低”的分布特点。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且中心逐渐向西南拓展，同时分布方向由2001年的“东（略偏北）-西（略偏南）”逐渐转变为2020年的“东北（略偏东）-西南（略偏西）”。“经济-行政级别”主导及“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均会产生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在一、二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主要是“经济-行政级别”主导，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辅助；在三、四、五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则主要是“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本文旨在明晰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及其演变趋势，并为其提升路径提供一定的借鉴及参考。

如何提升全国制造业集群的韧性，对于制定产业政策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历史回顾提炼中国部分制造业集群集聚的多阶段典型事实，区分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动态集聚”与“集聚动态”，构建基于重组机制的韧性提升分析，提出单一阶段或多阶段提升的两种情形。文章使用1978—2022年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生存企业数据，分析制造业集群的“动态集聚”即集聚趋势的变化，及其积极应对不利经济冲击和主动调整升级的程度。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显示不同行业中类的制造业集群类别呈现较大的差异；根据环境的变化，集群可能通过加深本地专业化或扩大多样化等方式来实现适应，其中，多样化是提升集群韧性的主要调整渠道，且整体多样性与集群韧性呈现U型结构。因此，需要加快“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选择长期韧性发展路径，协助中国制造业集群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不同知识基础产业的多空间尺度创新网络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对全球尺度下合成型产业创新网络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仍有不足。基于此，以节能环保产业为合成型产业案例，构建2000—2020年193个国家间产业专利合作网络，分析产业跨国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及邻近性影响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① 节能环保产业全球创新网络规模持续扩大但发育程度较低，国家间技术创新合作存在择优链接特征，表现出“强核心、放射状”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性较强但有所减弱。② 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化倾向明显，并存在稳定的空间指向，形成了多个不断分化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合作组团。③ 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社会邻近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三阶段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文化邻近性的影响始终不显著。④ 地理邻近性辅助技术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发挥不断增强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仅在第三阶段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地理邻近性与文化邻近性的交互效应始终不显著。

旅游业驱动的城镇化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建设特殊路径之一，然而如何对其量化尚不明晰。本文基于网络POI数据构建县域尺度旅游带动城镇就业人口数据集，系统测算和分析了青藏高原旅游城镇化水平和贡献程度，揭示其总体特征、空间格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26个县级单元的旅游城镇化水平较高，数量占比12.15%，影响力达到46.45%；19个县级单元的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贡献作用显著，数量占比8.88%，贡献度达到35.43%。② 青藏高原县域旅游城镇化率及贡献度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符合“祁吉线”空间分布规律，并且与旅游吸引物、旅游廊道、旅游发展片区的空间重叠度高。③ 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贡献力处于主导地位。④ 县域旅游城镇化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发展类型，不同类型具有差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⑤ 县域旅游城镇化空间分异与自然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旅游业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② 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③ 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④ 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