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后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技术进步，依托于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城市内部难以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可用多种形式被发掘，推动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的“大数据转向”。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经历了“观测与可视化-内容对象发掘-多源多维分析”三大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城市贫困的重点群体”“城市贫困群体的多维表征”和“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数据与技术方法”三大热点议题。空间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大数据及其对应的新方法，正在带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局限，为挖掘潜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贫困表征等关键要素提供科学支撑。未来，研究需依托大数据及其方法，构建“中国化”的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向实践应用，在中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后为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奠定基础。

地缘政治学的新进发展变得异常活跃，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学科分支领域。但是由于其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大大影响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本文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百年发展，特别是不同古典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归纳出地缘政治学诞生的三大时代背景，即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和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同时，结合地缘政治学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地缘政治学科创建的三大学理基础，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因此，地缘政治中的地理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和不同理解的概念，不仅仅只是希腊语中的“地球”。地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为地缘政治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导向带来了困境。在地理复杂性和地理与政治相互建构之下，未来地缘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通过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和多元地缘体博弈理解地理的作用。

基于归纳分析法和文献调研法系统论述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的内涵认知和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与重点方向。研究结果：① 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可理解为一定地域内被用于温室生产的耕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发生的趋势性转折，研究提出了耕地利用“温室化”的倒“U”型转型假说。“温室化”利用过程是农户利用温室技术破解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理性选择，其本质是依托农业技术创新来提高土地集约边际的过程，对于保障地方多元食物供应具有重要意义。② 从测度方法上，目前的研究依然沿袭传统的耕地利用转型测度指标，在显性形态上聚焦于表征规模、结构及其空间格局，在隐性形态上多关注投入、产出、价格等。③ 从时空演化机制上，囿于数据获取等因素，我国耕地“温室化”转型时空特征的精准刻画仍缺乏，目前的研究大多依靠遥感手段或统计数据考察宏观尺度的时空特征，缺乏微观尺度的质性研究。机制分析仍停留于宏观区域层面，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探究其自然及社会经济因子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④ 从“温室化”转型效应分析上，针对其经济或环境效应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农业经济学或环境科学的单一视角，缺乏从综合视角对其多维效应进行权衡分析。未来研究需加强对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微观机理的解析，创新其“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权衡分析理论与方法，探索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转型的途径，推动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接触自然让整个世界都变得亲近，自然可以对个体健康、福祉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系统梳理该领域的成果，更未能建立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00—2021年Web of Science^TM数据库收录的有关自然接触、联结及其益处的文献为样本，旨在揭示该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管窥可能的知识缺口，指引未来研究的方向，并建立“自然接触-自然联结-自然益处”研究的概念体系、逻辑链条和分析框架。结果发现：① 已有研究总体经历了初期探索、稳步增长和快速发展3个阶段，主要聚焦人类的自然接触、自然接触的可持续益处、人与自然的联结关系及三者的相互作用等4个方面的关键议题；② 未来研究应基于“自然接触-自然联结-自然益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框架，重点识别自然接触的性质差异，厘清自然联结的应用规则，观照自然益处的价值转向，审慎外生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

全球化和现代化共同驱动所形成的丰富的移动实践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尽管英语世界对于移动性理论的关注较早，但普遍可接受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尚未形成。国内有关移动性的研究还大致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基于中国国情和经验，推动本土实证验证和理论建构的需求显著。本文从Urry提出的移动性关键问题出发，沿着移动性的“本质本体-媒介机制-过程影响”的分析框架，总结和聚焦移动性理论的5个主要焦点：① 迁移/运动和停留/静止的辨证关系；② 新移动技术/基础设施的介入与移动性的强弱；③ 移动性与地方意义塑造；④ 移动性与社会公平；⑤ 移动性与移动自由，进行文献梳理，追溯复杂问题背后的矛盾统一的理论观点，尝试总结移动性研究的框架，并提出相关研究展望，以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动性研究提供参证。同时也助力中国特色人文地理研究理论的建设。

犯罪地理研究与时空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强调时空间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犯罪行为是人类特殊行为的一种,相关实证前沿已开始重视不同犯罪相关主体（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等）时空行为规律的挖掘、日常活动的动态衡量及不同主体行为的交互等方面对犯罪发生的影响;时空行为研究中的活动空间、环境暴露、群体分异、活动交互等维度的成果可拓展至犯罪地理研究。近年来,两大领域的前沿成果不断涌现,但目前仍缺乏从时空行为视角对犯罪地理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两者的融合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在梳理犯罪地理中时空行为的理论基础和评述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时空活动对犯罪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基础上,基于犯罪地理和时空行为领域的交叉维度构建犯罪时空行为创新研究的框架,尝试推进该交叉领域在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方面的发展。

绅士化已经成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探究绅士化的理论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对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比较可见,星球绅士化突破了传统绅士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差异凸显了中国绅士化研究的价值。结合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央地关系及其多尺度交互作用,可进行星球绅士化的理论创新。未来中国城乡治理应重视治理模式转型、区域战略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全球经验、区域差异、城乡融合是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点。对绅士化现象须采取批判性的价值论立场,关注城乡中低收入者权利,为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对接,并提供本土化经验。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浪漫主义是一个历史深厚、定义多元、内涵丰富,且边界实践比较宽泛的词语,同时浪漫主义内涵也具有鲜明的统一性,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以及事物之间差异性意识。关于浪漫主义的讨论,在很多知识领域中均有体现。但在中国地理学界,人们很少将“浪漫”和“地理学”放在一起讨论,似乎放在一起存在用词矛盾。基于文本解析法,以段义孚先生《浪漫主义地理学》为中心进行学术考察,认为浪漫主义地理学是浪漫主义与地理学的辩证融合与实践,不仅是地理学思想中重要的新话语表征,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地理学精神。地理学作为一门刻画人地关系和空间科学的学科,需要浪漫主义的介入。浪漫主义地理学对能量的敬仰和对道德的热忱,能激发人们上下求索,有利于人类空间实践的价值指引,是对人类精神的赞颂,并可使人们精神得到升华。在中国响应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的空间生产中,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不应只局限于看似“家政学”的知识范畴内,而应在两极化的价值转化和超越中,探索人性与大地互动中崇高卓越的景观,努力关注浪漫主义地理学倡导的价值追求,让孜孜不断的“探求”精神和美好的“可能性”成为地理学崇尚的道德理念和实践方向。

我国学者在从事学术写作时,基于学术史意识进行诚实引证的观念还有待改进,只在基金项目申请中才做得比较好,使我们的一些学术观点无法归因到最初提出的人,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学术的积累、提高和影响力。那种不与同行认真对话的意识,不注意学术史并认真诚实地引证的学术文化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遵守学术规范是学术的基本要求,学者要自律,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在自律可能失效的背景下,加强学术产品标准建设,并建立专门的学术诚信办公室,尤为必要,据此可能扭转学术风气,形成正向激励,这是成为学术强国的必由之路。

布里顿（Stephen G. Britton）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旅游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进行批判,回答了旅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为深刻认识旅游发展现象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作为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先驱人物,他指出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从中可以看到旅游发展如何创造了空间和地方的物质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的表征如何被纳入到资本积累进程之中。结合布里顿的代表作,本文试图从个体、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来理解此核心观点,这体现在旅游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和资本流动的媒介属性。然后梳理后续学者对布里顿思想观点的话题应用并指出对其理论体系的拓展之处,包括旅游的劳工地理、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转型、乡村旅游与政治生态3个方面,这明晰了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主题,回答了布里顿当时的展望性论断——从批判性角度来看,旅游亦是地理学者值得研究的领域,也指引了旅游地理应该由传统的强调空间分析、面向应用而缺乏理论体系的实证主义范式,迈向强调政治经济和权力分析、更加符合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路径方向。最后辩证指出布里顿思想观点的不足和弥补之处,阐述对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启示,并尝试讨论如何超越旅游的资本维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被用于诸多学科,对突破地理学中的二元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和比较ANT与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发现其时空观具有相通之处。广义对称性原则将ANT与人文地理学链接,使得人文地理学中描述的方法论、自然和物质的重要性及网络被重新认识。地理学者对ANT的批判主要围绕社会解释与网络解释、传统批判的合法性、人与非人对称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等方面展开。一些地理学者试图使用拼装（assemblage）思维来弥补ANT的不足,将欲望、虚拟、流等概念补充进来,使之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由于扇贝实验的案例研究对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与运用ANT影响较大,文章解析了该案例中蕴含的转译逻辑。最后,阐明ANT在经验研究中需要反思之处,并讨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及对人文地理学的启示。

国内学者经常将“empirical research”译成“实证研究”和将“实证研究”译成“empirical research”。只有遵循实证主义理路的研究才能称为实证研究。针对中文世界的这一问题,分析了造成这种误译和相关误解的原因：对相关的哲学概念“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缺乏应有的把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对相关的研究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可以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可以分为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问题的规范研究值得重视。对学术研究而言,概念问题至关重要。应当更多地关注学科的哲学问题,以便为知识生产提供稳固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