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生长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对国内外跨江发 展城市分析的基础上, 从跨江主体组织方式的视角, 探讨了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过程, 分析了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城市跨江发展可分为独立跨越、 组合跨越、兼并跨越和联合跨越四种模式, 其中, 独立跨越和兼并跨越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两 种跨江发展模式; (2)城市跨江发展一般经历初始、生长、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 小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为渐进过程, 多为城市自组织结果, 而大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 展主要集中在加速发展期, 多为他组织结果;(3)城市跨江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政治、 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 (4)跨江发展过程受需求力、保障力、引导力和驱动力等共同驱动, 其中, 政策引导下的体制创新、区划调整下的空间整合、园区带动下的区域发展、交通引导 下的空间组织是当前城市跨江发展最为重要的引导和驱动因素。

有效的功能分区是城市系统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系统 聚类分析方法, 在功能分区视角下将西安市九个辖区分为核心区、雁塔区、未央区、长安区、 灞桥区及临潼-阎良区六个功能区域。中心商务区主导下核心区商贸流通业发达,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与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主导下雁塔区技术经济与文化产业特色鲜明, 经济技术开 发区主导下未央区工业经济特征明显, 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与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强 化长安区科教文化发展方向, 浐灞生态区彰显灞桥区生态经济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区、阎良 飞机城加快临潼、阎良两区传统农业发展转型。功能分区及发展空间分异是城市化与经济发 展、历史基础与路径依赖、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底化与特色化等基础因子以及新经济与 开发区建设、宏观调控与政策导向等新型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 基础因子起缓慢影响与逐渐 推进的辅助作用, 新型因子起突变影响与直接推动的主导作用。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城市, 合理组织城市, 提供实践参考。

以街道和乡镇层面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ArcGIS和GS+Version7等软件对兰州市人口空间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82年至2009年,兰州市人口呈逐年“向心聚集”态势,但不同阶段、不同街区人口空间增长存在显着差异;街道和乡镇人口密度差距逐年增大,高密度街区个数增多、范围扩大;距离人口高密度中心越远,人口密度的正相关性逐渐削弱,负相关性则逐渐增强,空间自相关范围不断增大;人口空间分布整体呈“东密西疏”格局,并呈现“双中心”空间结构。人口的极不均衡分布,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平衡配置基础设施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不断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在理论评述基础上, 构建了城市规模经济内涵的概念框架, 进一步应用计量分析方法, 探讨城市人口规模效益与经济规模效益。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空间规模扩张整体呈现以人口增长为主要推动力;100～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每单位人口占用的空间规模相对较小, 从吸纳人口的角度应优先发展;2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每单位人口占用的空间规模相对较大, 但每单位经济规模的空间占用较少, 从发展经济、增强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应适度发展;土地的集约利用可通过发展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 进而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这一区域规划途径缓解或解决。最后, 本文从土地集约利用的角度, 针对目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实践提出了建议。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将城市场强与空间自相关结合起来,研究中国661个城市辐射场强和城市间的互动关联强度。从场强看,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辐射作用增长迅速,已形成全国性的辐射圈层结构;围绕沿海特大城市及武汉、郑州、重庆、成都等中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已具备孵化若干区域级城市群的城市化土壤;在地区尺度范围,全国大量地区性中心城市所形成的辐射场强,则培育了都市区发育的城市化土壤。从互动关联强度看,沿海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和互动关联性明显高于内陆地区,不仅促进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超级城市群的日趋成熟,而且推动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次级城市群发展壮大。然而,内陆地区大部分城市目前还处于相对孤立发展状态,城市间互动关联性较弱,城市群发育潜力尚未得到真正激发。

以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开发规划为例,采用层次(AHP)分析法,提出了由经济区位、水运能力、综合交通条件和产业发展潜力等4个方面13个因素所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预估西江黄金水道开发规划对区域内各城镇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其具有轴向集聚性和轴线分异性,因而不同次区域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同时,本文对反映不同的城镇发展战略与重点的"金三角"、"倒T字型"和"中心辐射型"等三种空间结构进行综合比较,认为广西城镇体系规划原来所提出的"中心辐射型"空间结构已不适宜,而"倒T字型"模式和"金三角"模式各有优缺点,可将它们进行组合集成,构建特色鲜明、疏密有致的城镇体系。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采用4种分异度测度模型,在街坊尺度和乡镇尺度下,对上海中心城区1947～2007年11个时相的各类居住用地空间分异程度进行计算。发现1949年后各类居住用地分异度呈现不同的波动过程。不同时期居住用地总体分异程度的计算表明,1949年前空间分异严重,计划经济时期有所降低,转型期则又明显上升。不同时期居住用地等级高低与其分异度大小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1949年前高等级居住用地分异度高、中低等级居住用地分异度较低,形成"一高两低"结构;计划经济时期则是居住用地等级越高,分异度越大的"正相关"结构;90年代后则是最高和最低等级的居住用地分异度高,而中等居住用地分异度最低的"V"型结构。不同时期居住用地空间分异结构特征间的演进,直接原因是新式住宅的建设和旧城的改造,深层次原因则是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转变。

根据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2009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发现:杭州市9年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系数呈现持续递增趋势,2009年为0.8043,达到"非常协调"等级水平。尽管如此,但各年之间的改善系数却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同步推进规律,两者之间协调状态会持续朝着理想最优方向推进。然而,各年协调状态改善程度非持续递增现象说明杭州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态存在"恶化"的风险,需要对其密切关注。

基于陆桥经济理论,着眼陆桥经济带东部崛起,分析了当前新亚欧大陆桥东端淮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特点,指出当前陆桥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淮海城市群中心城市职能指数和经济联系强度的相互验证计算,进一步明确徐州作为本区域的中心性城市地位,提出了新亚欧大陆桥东端淮海城市群"一心五轴六组团"的总体空间规划构想,以及实施规划的三大措施,即建设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区域性特大中心城市、实施淮海城市群核心区一体化、推动淮海城市群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发达国家学者认为乡村贫困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具有隐藏性,即贫困人口的真实情况被平均统计数据所表现出的乡村发展状况所隐藏。本文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基于平均统计数据和贫困人口数据,采用量图分析法和贫困发生率法分析乡村贫困的空间特征,并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基于平均统计数据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并未真实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空间差异,一定程度上将贫困人口隐藏。这一结论与研究区地方发展背景密切相关,也可为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应综合考虑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贫困人口两个方面来确定乡镇贫困的真实状况,以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北京市各街区的低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以2005年和2009年北京市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揭示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属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的特点、变化与聚居类型。研究发现:北京市低收入人群中低龄与高龄人口、中低学历及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所占比重较高。从空间分布来看,低收入占比较高的街区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郊区,并随着城市建设出现向外发展的趋势;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北京市低收入人口出现了初步集聚化特征,西北五环外街道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不断提高,同时二环内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也有所增加;受CBD快速发展和奥运建设影响,北京市东部和北部的低收入人群比例大幅度降低。最后,本文总结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人群聚居类型,分别为本地型、流动型和新移民型。

地理学对信息技术空间作用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地区为主而缺少对农村的关注,但从理论上分析信息技术应用在农村产生的影响似乎比城市更大。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输渠道、互动媒介与平台,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日常行为空间。利用中国东部典型农业大县的农村信息化发展为基础,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信息技术应用进行统计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空间的变化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信息基础设施的拥有情况是影响人际交往空间变化的根本;随着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发展,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空间出现极大拓展,同时相同空间范围的人际交往频次增加;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功能使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空间类型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