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了城乡发展转型的概念,从形态转型与功能转型角度,构建了县域城乡发展转型衡量模型并划分其驱动类型。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21.41%的区县城乡转型较为剧烈,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原,鲁西南、鲁西北以及辽宁东北部的长白山地区。转型缓和的区县占该地区区县总数的32.42%,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沈阳市、大连市、烟台市、青岛市和济南市的主城区核心地带及近郊区。东北的辽河平原地区,河北南部、东部地区,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渤海湾地区城乡转型程度属于中度,占区县总数的46.18%。剧烈转型区县的驱动力以三次产业均衡发展及商旅服务业发展为主（占该类型区县的84.29%）,转型缓和区县驱动力类型为均衡发展型及农业主导型（76.41%）,城乡转型中度的区县,其驱动力主要为均衡发展型与工业主导型（76.16%）。转型剧烈的区县在城镇化、非农就业以及非农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低的初始水平。然而,由于较强的后发优势,在2000-2011年间,剧烈转型的区县在以上三方面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明显领先于城乡转型中度以及缓和的区县。最后提出了当前城乡发展转型领域亟待加强重要研究内容。
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控制区域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分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从区域比较优势(RCA)、区域经济联系(RER)和区域产业分工(RID)三个方面解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运用协同学中的哈肯模型对1992-2001年、2002-2011年20年间中国29省市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序参量识别,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由1992-2001年的RCA转变为2002-2011年的RCA和RID,表明中国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后10年（2002-2011年）与前10年（1992-2001年）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征：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协同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至中级阶段;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逐步显现,三大地区梯级差异缩小。
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DCI)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DCI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DCI较大;DCI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因子,其贡献测度成为城市科学关注的热点。以北京为例,科学界定知识产业的范畴,构建流通、投入、存量、产出四维测度框架,应用层次分析法测度知识经济对北京城市发展的贡献度。结果表明：信息化指数、研发投入比重、每万人口专利、知识产业比重能较好地刻画知识经济的贡献度;北京城市发展的知识经济贡献率逐年提高,已接近70%;北京城市知识经济贡献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因子是知识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信息化。
选取21个市级以上开发区为研究样本,基于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探究2006-2011年上海市开发区整体和不同类型用地效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处在一般水平,大多数开发区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规模效率是影响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从分类特征看,国家级开发区用地效率明显高于市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用地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开发区用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从时间序列看,近郊区开发区用地效率要略高于远郊区并仍处于一般水平;“独立园区”模式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高于“一区多园”模式。用地效率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整体及不同类型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市级高于国家级、近郊区高于远郊区、“独立园区”模式高于“一区多园”模式,技术变化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提升贡献较大,除国家级技术效率变化受规模效率下降影响外,其他类型更多的是受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
在气象干旱SPI和水文干旱SRI的二维变量干旱状态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一阶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二维变量干旱状态进行频率、重现期和历时分析,并预测未来非水文干旱到水文干旱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1）开都河、和田河在干旱形成中危害大,阿克苏河在干旱演变中危害大,开都河和叶尔羌河在干旱持续中危害大。开都河和叶尔羌河主要以气象水文干旱为主,和田河和阿克苏河以水文干旱为主。（2）开都河连续湿润或者干旱的概率最大,状态2与状态4、状态5的相互转移概率低,和田河和开都河状态4不能一步转移到状态2。（3）在长期干旱预测中,塔河流域从状态2达到状态4或者状态5的概率最低,开都河（或和田河）从非水文干旱状态到状态4的概率最大（或最小）,从非水文干旱状态到状态5的概率最小（或最大）。
基于1973-2010年长系列日降水、径流数据,利用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M-K统计检验和降水集中度等方法,结合HIMS模型模拟结果,分析了潮河流域降水-径流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近38年来,潮河流域降水变化较小,但径流下降趋势显著,降水-径流关系发生了两次突变,即在1973-1983年、1984-1998年和1999-2010年三个阶段降水-径流关系存在明显差异;（2）大雨日降水总和（P≥20）与径流深关系较为密切,其变化是导致降水-径流关系在1983年发生突变的主要驱动因子;（3）HIMS模型模拟结果显示,1999-2010年潮河流域下垫面条件较前两阶段变化明显,人类活动引起的减水效应由第二阶段的14.93%增加至第三阶段的25.78%,人类活动是导致降水-径流关系在1998年发生突变的主要驱动因子。
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原始的自然水文循环系统,打破了水量的均衡而导致了城市内涝。本文梳理了应对雨水的基本模式,并总结出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三方面主要致涝因素——城市土地利用、水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北京中心城区为案例,综合考虑城市用地变化过程,从城市基本汇水区单元的视角出发,分析城区内涝程度和上述三方面因素之间的关联规律。结果表明平均坡度、河网密度与城市内涝程度呈线性正相关;耕地比率、林地比率、荒地比率与城市内涝程度呈线性负相关;而不透水表面比率和建设用地比率与城市内涝程度呈指数正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两参数对数正态分布和指数趋势模型建立了非一致性洪水频率计算模型,分析了珠江流域28个测站年最大日流量序列趋势性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布来看,珠江流域中北部年最大日流量序列呈增加趋势,东部和南部年最大日流量序列呈减小趋势;从时间变化来看,1981-2010年年最大日流量呈显著性增加趋势的站点数较多,占总站点数的20-25%,1966-1990年年最大日流量呈显著性减小趋势的站点数较多,占总站数的25-30%;（2）珠江流域洪水放大因子(未来T年一遇设计流量与现在T年一遇设计流量比值)和重现期都受到趋势性的显著影响。西江中北部和北江洪水放大因子大于1,意味着原有的防洪工程设计标准可能无法满足未来防洪需求,存在防洪隐患;洪水放大因子较大和较小的地区集中在西江干流和东江干流;（3）非一致性条件下,同一场洪水过去、现在和未来重现期是不同的。非平稳性条件下,珠江流域近20年来20-50年一遇洪水发生站次相比平稳性条件下在减小。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促进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北京都市农业为研究对象,综合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时间变化轨迹刻画和空间分异格局归纳两个视角,解析都市农业影响因素的共栖关系和互动效应,结合地区特点提出合理的提升路径,以期为北京都市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资源环境本底仍是制约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影响具有两面性,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中北京都市农业显现出异常的敏感。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依托资源环境优势,拓展都市农业发展空间;瞄准城市发展需求,提升都市农业产品层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创新都市农业服务体系;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掘政策调控潜力,强化都市农业示范作用。
本文受启于TOD理论与实践在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借鉴以往乡村聚居单元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试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简称RROD模式）,并针对概念内涵、构建原则、框架、类型、空间尺度等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重点从设施门槛、耕作半径、邻里交往以及出行距离感知等方面对RROD合理规模与结构进行了综合论证,认为RROD规模半径一般取值范围为450-700m,人口规模一般取值范围为1500-3500人,占地面积一般取值范围为30-75hm2,距离一般取值范围为3.5-5.0km。但由于该取值范围是基于均质地域及一般发展条件假设,其结论具有一般理论指导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与修正。
江阴市率先设立“不开发区”的做法,已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可称作是苏南版“精明增长”的典范。不开发区是以保护为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域,不开发是一种比较通俗的叫法,实际上是指限制开展大工业开发和高强度城镇建设活动的区域。本文以江阴市南部六镇不开发区规划为例,介绍了基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和不开发适宜性评价的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划定方法,同时还提出了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保护性开发的规划对策,这为我国其他发达地区推动国土空间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利用深圳市企业空间分布数据,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达到产业变量降维和抽象目的,在此基础上构建SOM神经网络进行聚类分析,通过PCA-SOM耦合模型实现了对城市内部产业空间分类和结构描述。研究表明：街道的产业功能可以通过提取各产业企业分布数据的主成分因子来表征;PCA-SOM耦合模型将深圳产业空间划分为6种类型区,分类结果与实际吻合;深圳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空间分异,有别于传统城市的同心环形模式,深圳城市中心区位于地理空间的底部,以集聚型现代服务业为中心、整体呈扇型辐射,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深圳东部分区产业功能现状仍不明朗,需要对该区域做进一步的空间结构规划和政策支持,以形成多中心的产业辐射模式。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风景名胜区类型的多样性和区域地理条件与历史脉络差异性,借助ArcGIS等分析工具,以全国尺度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整体呈凝聚状态,以自然特点为主和以人文特点为主的风景名胜区分布状态不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自然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集中分布在地表水域周边,与地貌特征和地质构造成因有密切关系、倾向于分布在植被种类丰富的区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人文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按类别均质分布在文化地理区划的副区中,集中分布在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尤其在古代重要城市周边聚集,而与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
地质公园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其景观设计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要课题。为区别于地质公园中的地质和植物等自然景观,将地质公园中的所有人工景观统称为硬质景观。硬质景观作为连接旅游者与所在地域环境的重要纽带,是地质公园景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特色、地域形象的载体和地域文化的传播媒介。针对目前我国地质公园硬质景观建设中忽视地域特色差异性,呈现出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的问题,借鉴《园冶》景观设计的“境域联想、融题于形、物为人用”等理念,从地域性影响要素、地域性设计理念和硬质景观载体解构三个方面,构建了地质公园硬质景观设计的地域性理念框架。地质公园所在地域的地脉、文脉和技术环境通过科普内容、景观符号以及以人为本等方式融入到硬质景观的设计中,并以硬质景观载体展现出来。地脉确立硬质景观的科学性,决定着硬质景观的科普内涵;文脉则通过符号化的要素传递历史文化内涵;技术环境从技术手段上凸显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性关怀。地质公园硬质景观的地域性美学表达载体是抽象与具象的统一,更是多维度的表现形式。通过对地质公园硬质景观的解构提炼出“尺度、色彩、质感”三种载体,以彰显地域性差异,杜绝在区域差异很大的公园之内,出现外形、色彩、质地基本一样的景观形态,强化了公园建设的独特性与价值体验。以新疆温宿地质公园的界碑牌示系统设计为实证,展示了地质公园硬质景观设计的地域性理念的应用价值,为地质公园硬质景观特色化设计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地理研究所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第一个地理学专门研究机关,1940年8月1日成立于重庆北碚,1950年4月以该所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建国事业对地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朱家骅对在中国发展地理学的大力提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息金收入的资金支持和近代以来地理学专门研究机构的缺失共同构成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的历史背景。成立后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地理学者,开展了广泛的地理实地考察,撰写了丰富的地理著作,出版了多种地理读物,培养了众多的地理学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小冰期是我国气候的异常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通过系统搜集、整理明清时期浙江沿海地区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浙江省沿海地区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次和造成的损失具有明显的时空地域分异特征,得到如下特征：①明清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各种灾害发生频次成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明末清初达到一个高峰值;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各种灾害中,水、旱两灾的发生最为频繁,水灾发生频次高于旱灾。②水灾、旱灾、台风和潮灾是该地区的主要灾害类型,台风与水灾、潮灾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且台风灾害是浙江沿海地区的主要致灾因子,台风灾害诱发的灾害链具有波及面广、危害严重的特点。旱灾和水灾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该地区水、旱两灾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相对一致,这种现象可能是副高季节内振荡所导致的。③浙江省自然灾害发生频次和损失程度与地貌形态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以平原、丘陵及低山等地貌类型为主的孕灾环境对浙江沿海地区水灾、旱灾、台风灾害和风暴潮灾等4种主要自然灾害类型及其损失的空间分布有着显著的影响。浙北地区水旱灾害变化剧烈,浙中、浙南地区相对较弱。杭州湾地区台风灾害的分布具有湾口多于湾顶,南岸多于北岸的特点。④从灾害损失的空间格局来看,特大损失程度灾害的主要类型为潮灾,且集中分布在浙北平原,浙南山地和浙东南平原丘陵分布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