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脱钩状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工业结构特征偏向指数和1995-2010年各省29个制造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工业结构演变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重点描述了各省工业结构的废水排放强度特征、SO2排放强度特征、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特征的差异及变化趋势,对8大区域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增长、衰退状况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地区环境污染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工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1995-2010年西北及中部大部分地区工业结构废水排放强度降低的趋势在不断减弱,西南和东南部分地区工业结构的SO2排放强度有所增强,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从各区域不同污染性质的行业发展差异来看,西北、西南地区、中部部分地区近十几年来高污染行业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各地区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促进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三高”产业的改造升级。
水与能源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其在国际河流区尤为复杂和敏感。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上游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变化、水电开发影响及跨境水安全维护等,虽受关注,但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判识出1937-2010年全球国际河流水电合作开发的32个案例,综合分析其开发方式,揭示其投资—效益分配模式与特征。结果表明：① 水电合作开发以河段和双边合作开发为主,缺乏流域层面的合作,形成了投资—效益等比分配、平均分配和差异分配三种模式。② 跨境型河流水电合作的投资—效益分配以等比分配为主,上游国通过向下游国提供发电用水分享其发电效益,下游国则通过补偿上游国的方式推动合作;界河（含界河段）的水电合作开发以平均分配为主。③ 不同发展时期的分配模式差异较明显: 1950年代前以平均分配和等比分配为主;1950-1980年代以平均分配为主;1990年代以后,因案例太少,主要分配模式难以确定。④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合作国家间主要采用平均分配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间则兼顾采用等比分配和差异分配模式,并实施了更多的补偿措施。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城市创新职能成为研究热点。基于知识产出,参考城市职能的研究方法进行城市创新职能研究,利用城市职能创新指数及城市职能专门化指数,在与中国城市创新能力位居前列的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比较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创新职能结构和强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以论文发表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测度的城市创新职能指数和专门化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别,但总体上,北京交通信息业、科教文卫业的创新职能指数均较高。北京各行业部门的创新专门化指数均大于平均值,除少数部门外,基本优于上述四城市,但北京的创新强度并不占绝对优势。
通过构建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并结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12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总体存在较大差异,并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分异增强,空间核密度呈现出由相对均匀到极化的演化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整体上呈现高值和低值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各县域创新产出同样具有空间集聚性,杭州与宁波市辖区成为热点区域;空间指向性明显,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趋势面分布;由回归分析得出该时期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技术溢出和空间区位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基于产业空间聚集分布情况探寻城市结构特征,是当前大都市区实证研究中的聚焦点所在,但由于方法论的限制而无法真正揭示产业地理集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于已有研究基础,试图通过完善潜力模型、设置距离参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实现对产业地理集聚测度方法论的完善与发展,并选取极具代表性大都市区核心城市——沈阳市为样本单元,以2008年的经济普查部门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沈阳市部门企业之间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产业属于地方化经济外,其余的均为企业关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产业依附于制造业呈临街抑或隔街集聚,而与公共管理和组织产业之间同街道集聚;支配主角之间,存在中心CBD主宰制造业的布局,而制造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的布局;企业地理集聚形成的城市结构依然是一个明显的“单中心圈层”结构,没有表现出“去中心化”抑或多极化或分散化演变趋势。研究成果与现实情况基本吻合,侧面说明该模式对揭示城市产业地理集聚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以长江南通段、婺江金华段的河漫滩沉积物和洛川、新疆昭苏的马兰黄土为训练样本,推导出河漫滩相沉积与风成沉积粒度的Fisher判别函数,并用启东河漫滩沉积物、南京下蜀黄土和伊犁马兰黄土对判别函数进行验证。第四纪红土的判别结果显示：新余、南平等地红土具有典型河漫滩沉积特征;长沙、金华、南昌、九江等地红土即具有风成又具有河漫滩沉积的特征,且风成沉积特征随着纬度减小及地形起伏增加而减小。结合现代降尘的粒度组成推测,中亚热带网纹红土的物质来源有近源也有远源。近源组分为来自附近河漫滩泛滥平原沉积物的风力二次搬运,在沉积后依旧保留了河漫滩沉积的大部分粒度特征;远源组分可能与黄土类似,由冬季风从北方物源区搬运而来。
污染场地修复前的准确评估是开展场地修复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建立了一套评估污染场地中污染土方量的三维插值方法,采用该方法模拟了某污染场地土壤苯并(a)芘(BaP)含量的空间分布并分析其不确定性。结果表明：场地地下环境中BaP含量数据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土壤中污染严重区域分别位于研究区的西南部和北部。通过普通克里格插值得到的BaP浓度超过0.4 mg·kg-1的污染羽体积为14134 m3,对应的累积概率为0.585。依据给定变差范围值计算,得出现有收集数据对整个场地的描述程度为65%。基于该三维插值方法能准确地反映场地污染物空间分布特征,其不确定性分析可为补充采样布点及精准评估提供参考。
中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中游地区分布了大量晚第四纪河、湖相交替的沉积地层,这些沉积物被广泛用于古气候和古环境重建。然而,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沉积物的理、化、生指标,而忽略了沉积相变的古环境意义,这可能使古环境重建结果产生偏差。针对这一问题,选取干旱区典型内陆河——石羊河中游地区的JDT全新世沉积剖面,进行年代学、沉积相、岩性和粒度的研究,并与该区域已有的HSH全新世剖面的地球化学和古生物指标进行对比,在分析沉积相的基础上讨论二者的环境代用指标,重建石羊河中游地区全新世的古环境。两个剖面在年代和岩性上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指示了石羊河中游地区约8500 cal yr BP-3000 cal yr BP以来的沉积过程。两剖面从底部到上部可分为六层：河流相沉积（F层）——河湖相沉积（E层）——湖相沉积（D层）——浅湖—风成沉积（C层）——风成沉积（B层）——风成沉积（A层）,代表了不同沉积相及其转换过程。综合讨论沉积物岩性、沉积相和各种古环境代用指标认为：石羊河中游地区的沉积相体现了从河流相到湖相再到风成沉积物的变化过程,指示了全新世的干旱化过程。这与以往研究中认为石羊河流域全新世气候变化具有波动性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研究沉积相变化的基础之上讨论沉积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的含义,而非简单地研究这些指标的数值,是干旱区流域性气候变化对比研究的新视角。
采用新疆50个气象测站1961-2010年逐日降水资料,选用14个极端降水指数探讨新疆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与变化。结果表明：无论平均降水过程还是极端降水过程,均能反映新疆明显的湿润化趋势。伴随降水量的增加,降水强度及降水频率均增大,除CDD变化表现为下降趋势外,其他指数变化均呈上升趋势。分析各极端降水指数序列变化,20世纪60-70年代年际变化幅度小,稳定性好;80-90年代年际差异大,稳定性差;新疆东部各极端降水指数上升与下降趋势小幅交替出现,而北疆、南疆及全疆极端指数序列则呈明显且单一的上升趋势。各极端降水指数最大概率变异年为1986年、2009年;降水变异后,新疆弱降水过程变化不明显,但强降水过程变幅增大,易导致洪旱灾害等极端气象水文事件的发生。
以南京市区不同时段遥感影像为基础,在综合凸壳方法与公共边方法基础上,通过矩阵分析对1985-2007年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进行划分,探讨不同扩张模式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1985年以来,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迅速。其中,填充扩张由主城区逐渐向外推移,飞地扩张分散在远离主城区的开发区、工业园及大学城内,蔓延扩张则介于二者之间,多表现为前期扩张的继续发展。② 功能上,填充扩张由居住主导向居住与工业混合转变;蔓延扩张由居住与工业混合向工业主导转变;飞地扩张一直以工业主导,并伴随科教的区域性集中。③ 驱动机理,填充与蔓延扩张属于收益驱动型,飞地扩张更多地受成本制约。随着城市空间向外拓展,建设用地扩张的成本约束作用均逐渐加强;而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重的增加,又使三种扩张模式的收益驱动作用加强。
城镇化实践中的城乡文化建设失衡已引起世人关注,城乡文化整合已成为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新领域。在简析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时空格局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概念,并通过解析城乡文化整合时间维、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城乡文化信息流以及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构建了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测度模型。综合运用熵权法、因子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从县（市）域尺度上,探究了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和时空发展模式。研究表明：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发展模式,即萌芽阶段的斑块式发展、形成阶段的波状式发展、聚散阶段的廊道式发展以及兴盛阶段的网络化发展,基本符合“点—轴”式区域社会经济扩展规律;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路网空间关联作用越强,城乡文化要素交流强度越大,城乡文化整合空间结构就更趋于完善的基本规律;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发育程度还符合“核心区>受容区”的圈层分异规律。
生态旅游兼有环境保护和经济创收作用,是落实禁止开发区功能定位的重要途径。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旅游参与行为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居民的生态旅游认知、态度、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整合结构模型,以湘粤赣边界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的居民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并借助SPSS 15.0、AMOS 7.0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显示：① 修正模型解释了生态旅游参与行为90.7%的变异量,模型预测力较强;② 生态旅游认知可直接影响参与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0.374;③ 生态旅游认知分别以生态旅游态度和参与意向为中介对参与行为形成间接影响,并由此得出提高居民生态旅游参与度的方式。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以大陆入境游客的年度及月度数据为例,利用HP滤波、BP滤波及季节指数分析了大陆入境游客的周期波动特征,并结合脉冲响应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入境游客在波动中上升,在1989年、2003年、2009年出现较大的下滑,根据滤波分解可将入境旅游划分为五个周期,分别为起步期（1978-1983年）、探索发展期（1984-1989年）、初步发展期（1990-1996年）、快速发展期（1997-2003年）、相对成熟期（2004-2011年）,平均每个周期约为6.6年。入境游客的季节强度指数大致呈“倒V字型”分布,季节变动指数大致呈“双W型”分布,相对于年度数据,月度数据的波动效应更加显著。政策制度、区域经济、突发事件对入境游客周期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对外经济交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对入境游客有正向的冲击,不同交通方式对入境游客有不同的响应机理。针对入境游客的周期波动特征,应进一步注重游客质量的提升,加强对外宣传营销,及时调整经营方式及发展策略,同时需要平衡发展三大入境旅游市场,降低入境旅游市场的风险性。
城市旅游时空演变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为研究区,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首先分析沿海城市旅游发展强度的时空演变,进而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沿海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① 在旅游发展强度方面,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强度差异较大,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环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弱。② 10年间在旅游发展综合效率方面基本维持不变,而旅游发展纯技术效率显著增强,旅游发展的规模效率则显著减弱。说明沿海城市的旅游发展已经逐渐由规模效率向技术效率转变。③ 综合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两个方面看,将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类型分为“高—有效型”、“低—有效型”、“高—无效型”和“低—无效型”四种类型。其中“高—有效型”城市旅游发展较为成熟,“低—有效型”和“高—无效型”城市旅游发展一般,“低—无效”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差。整体来看,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地区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长三角、环渤海和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增加。
黑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在中国西北干旱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其进行复原并总结经验教训,对现代水资源开发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利用历史文献、古今地图、遥感影像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水资源利用的空间格局进行重建,并分析其演变过程。结果表明: 该区域大规模的农业水资源利用开始于汉代,其范围覆盖流域中下游沿河平原和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上承袭了汉代的格局,但局部地区萎缩明显。隋唐时期,中游地区灌区规模较大,但随着唐中叶吐蕃的入侵而遭破坏。宋元时期,水资源开发利用仅在主要绿洲的核心区有所分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中游地区渠系增加,密度增大,灌区出现沿河向上的溯源扩展和由近岸向两侧的外延扩展,一些地势较高的山前绿洲也被开垦,水资源利用强度持续增加、规模扩大,最终奠定了现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但是,此时的下游却处于游牧状态,无大规模开发活动。可以发现,明代以前水资源开发利用波动频繁,兴废不定;而明代以来,中游灌区规模稳定扩大和下游萧条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水资源利用引起尾闾湖萎缩、土地盐渍化、沙漠化等生态问题逐渐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