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客观准确地评估生态系统状况,不仅是生态系统生态学所面临的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生态系统综合管理问题。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估生态系统现状、变化和趋势,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成为关系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根据当前国内外研究主要成果,从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概念和内涵、框架模式和主要内容、发展趋势和挑战等三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研究进展。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角度和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综述了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等概念和内涵,讨论和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相关国际组织和政府实施的全球、区域、国家等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分析归纳为“生态压力—政策响应”、“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服务价值—自然益惠”、“综合状况—变化趋势”等四种评估框架模式。但是,面对多元、综合、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基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交互关系的评估框架及相关理论研究、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和方法体系构建、观测技术方法集成和数据同化、时空尺度选择和确定的协同等科学问题,将会成为今后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发展趋势和挑战。
借鉴信息熵、协同学相关理论,在分析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PP模型测算沿海地区1996-2012年11个省份人类社会与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值;通过信息熵模型对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信息熵值及有序度进行测算,发现沿海地区各省份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信息熵呈逐年下降,有序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进一步构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并采用加速遗传算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辨识其协同演化类型,结果显示：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表现为冲突型,河北、广西、海南表现为掠夺型,上海、山东、广东则表现为协同型。最后对各种类型进行分析,并简要提出人海关系协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土地覆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动态变化对于全球变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卫星遥感是唯一能够快速获取大尺度区域土地覆被信息的方法。基于GLOBCOVER2005、GLOBCOVER2009、GLC2000、MODIS2000等4种全球卫星遥感土地覆被产品,研究其在欧洲地区的一致性。结果表明：① 4种产品对于欧洲土地覆被构成特征的刻画基本一致,即以耕地、林地为主,以草地、水体、灌丛等其他类型为辅;② 4种产品对耕地、林地识别的混淆程度最低、一致性最好,对草地、灌丛、裸地识别的混淆程度最高、一致性最差;③ 欧洲有75%的土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侧及北欧地区、中欧—东欧大平原及巴黎盆地等地区的一致性最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侧、科拉半岛、伯朝拉河—新地岛、伊比利亚半岛以及伏尔加河流域下游等地区的一致性最差;④ 4种产品两两比较时,参考精度大致在38.56%~77.65%之间。GLOBCOVER2009/GLOBCOVER2005组合的参考精度最高,反映出土地覆被变化所引起的误差远小于不同制作机构、不同数据源、不同判读方法所引起的制作误差。
利用WRF模式,基于中国东北1980年代前期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分别进行了1980-2000年的气候变化模拟试验。通过两个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了1980-2000年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对气候的影响。在冬季和春季,农业开发使地表反照率增强,地表吸收的短波辐射减少,地表感热通量相应减少,地表气温降低;在夏季和秋季,农业开发削弱了地表反照率,地表吸收的短波辐射增加,同时地表潜热通量大幅增加,且增幅大于地表吸收的短波辐射的增幅,地表感热通量则相应减少,地表气温降低。农业开发的致冷幅度大多为0.1°C~1.0°C,与同期大尺度气候变化导致的当地背景温度变幅基本相当。农业开发引起的夏季降水变化因气候年景而异,“南旱北涝”年景下,呼伦贝尔—黑龙江省中部以及吉林省中部少雨,黑、吉、蒙三省（自治区）交界处降水增加,辽、蒙交界处以及辽东湾北部降水减少;“南涝北旱”年景下,呼伦贝尔—黑龙江省中部以及吉林省中部多雨,黑、吉、蒙三省（自治区）交界处降水减少,辽、蒙交界处以及辽东湾北部降水减少。农业开发的面积极其有限,因而由其导致的温度和降水显著变化主要出现在农业开发当地,尚不足以显著影响区域平均温度和降水变化。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洪涝灾害的影响和复杂性日益加剧。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防洪减灾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基础和核心,风险评估模型直接影响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结果的可靠性。洪涝灾害风险是洪涝灾害复杂系统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综合考虑洪涝灾害系统的特点以及智能体建模的优势,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智能体的洪涝风险动态评估理论模型。首先从复杂系统建模的角度出发,对洪涝灾害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建模,构建基于多智能体的洪涝灾害风险动态评估框架模型;其次,对所构建的框架模型中单个智能体模型进行研究,分别建立基于反应型的孕灾环境智能体模型和基于慎思型的致灾因子、承灾体和风险分析智能体模型,并对以上单个智能体的流程进行研究;然后以风险分析智能体联盟为例对模型框架中所涉及到4类智能体联盟的内部结构和流程进行分析,对构建的框架模型中涉及到的智能体通信协调和作用规则进行探讨;最后,在Netlogo平台上,基于30 m DEM数据和构建的模型,对淮河流域的暴雨型洪涝孕育发生发展全过程的人口风险进行动态评估。结果表明,构建的模型能有效评估洪涝灾害全过程中人口风险的动态。研究结果对洪涝灾害人口灾情评估、应急救助和应急管理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基于中国0.5°×0.5°逐日气温和降水格网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综合致灾过程进行再认识,综合分析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时空维度的网络特性。结果表明：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是典型的多灾种叠加事件,低温与雨雪灾害叠加放大了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基础设施设防水平低与春运高峰叠加增大了承灾体的脆弱性;低山丘陵区与人口聚集区叠加降低了孕灾环境的稳定性。低温冰冻雨雪灾害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具体表现为：在空间打击上具有集聚性,影响区域相对集中;在时间打击上具有连续性,间隔1天事件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复杂网络是一种有效分析多灾种叠加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挖掘自然灾害的时空演化信息。
以长春市多年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为数据源,以ArcGIS和SPSS软件为分析工具,引入静态耦合度和动态耦合度概念,从居住空间视角对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动态研究,分析了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仍未摆脱圈层扩张的窠臼,居住空间表现出过高的扩张强度,是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近域扩展的重要原因;②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显著,核心区动、静态耦合度均高于外围,城市功能空间处于重构期,外围则处于低耦合的快速扩张状态;③选取耦合度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心城区划分为高耦合比较成熟、高耦合趋于成熟、高耦合新兴、低耦合比较稳定、低耦合新兴和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六类。
运用地理信息图谱的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构建了资源枯竭城市——大庆市的网格信息图谱模型,分析了研究区1996-2010年产业用地的演变特征和规律。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用地面积最广,主要分布在矿产资源不丰富的城市外围地区,并呈现聚集和增加趋势;主要工矿区的第二产业用地变化最为剧烈,第二产业用地正逐步从资源地的传统矿区向规划新建的工业园区迁移;第三产业用地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呈点状分散于核心居民区周围,第三产业用地仍表现为粗放模式发展。图谱研究说明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土地规划在土地类型转化中发挥了主体作用。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更为其提供了绝好机遇。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方法,从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刻画西部地区外贸格局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① 西部地区形成以重庆、四川为核心,广西、云南、新疆三大边疆省份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格局;② 外贸规模最大的是美国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外贸依存关系最密切的是周边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③ 外贸结构趋于优化,机电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但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仍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④ 呈现结构相近的两大出口组团和三大进口组团,其中四川和重庆外贸结构较优,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
聚焦于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涉及的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和中国286个地级市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研究与某一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较强产业关联的其他制造业细分行业与其空间分布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在68个产业关联较强的产业组合中,有39个产业组合具有空间关联;产业关联较强的劳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容易呈现空间关联;超过半数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在产业特征分析基础上,利用GWR模型对39个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和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较高区域多分布在中等发展水平省区,而在经济发达或欠发达省区分布较少;东北三省区空间关联度较高的产业组合基本一致,产业发展情况较为相似。
借鉴“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概念对中国五省份旅游业碳排放量进行了测度,然后利用传统DEA模型和非期望产出DEA模型,结合碳排放指标,评价了五省份旅游产业效率,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2009-2011年海南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始终最低,湖北增长幅度最大,而北京是唯一的总量逐年下降地区,2009-2011年海南旅游业人均碳排放量是最高的,北京、海南人均总量逐年下降;不考虑碳排放下,2009-2011年中国五省份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总体水平较高,符合地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予以高度重视的实际;与不考虑碳排放相比,考虑碳排放的五省份旅游产业效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动,特别是,旅游综合技术效率从2009年的下降或不变状态向2010-2011年的复杂不规律状态转变,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联合效应决定的。未来各地区需要协调好旅游节能减排与资源优化配置工作,基于地方技术、市场势力适时提升旅游产业效率。
在与社区相关的开发或保护活动中,社区居民主观态度直接影响着规划项目可行性。探索适用的社区态度表达方法,成为社区有效参与规划决策的关键。利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9个村落的243位居民景观感知价值进行调查,采用热点分析、对应分析和相容度指标分析,揭示居民感知的景观价值空间构成,景观价值与土地利用的对应关系及其与现有搬迁保护方案的相容度,在此基础上识别出4种社区态度类型区域。研究表明：① 基于相容度反映的汉长安城遗址社区态度具有地点依赖性,这种态度的空间差异为社区规划管理、矛盾冲突管控提供了更细致的社会数据支持;② 案例社区居民景观感知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规律性,并与一定的物质景观基础（土地利用）相关联,这种关联性的认识,有利于解释景观变化可能产生的社会现象;③ 参与式制图结合景观价值的调查为感知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通过制图可视化,统计分析和指标模型构建,能够揭示景观感知价值的空间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城市规模体系结构,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集疏表现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借鉴城市位序规模理论,提出城市流动人口服从类似规律的假设,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服从的数学规律,进行斜率等关键参数的测算和无标度区的识别,并根据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与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耦合关系,将城市划分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相对滞后型、绝对滞后型等4种类型。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的特征显著,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② 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绝对滞后型,其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③ 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提升潜力与空间极大。④ 城市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引力上差异、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域认识和定居意愿等均是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