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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 34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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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刚, 尚勇敏, 司月芳
    2015, 34(11): 2005-202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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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①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②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③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 杨永春
    2015, 34(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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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韩增林, 李彬, 张坤领
    2015, 34(11): 2035-204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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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和信息化服务6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利用信息熵原理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度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均十分显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为“T”字型格局,并呈“东—中—西”阶梯状递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呈“东—西—中”阶梯状递减的格局。② 31个省份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偏低,其空间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③ 各省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均等化指数的影响大于城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类似马太效应。

  • 郑文升, 蒋华雄, 艾红如, 罗静, 王晓芳
    2015, 34(11): 2049-206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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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差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1997-2012年中国342个地级单元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的总体差异与空间格局,结合相关研究文献比较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差异,分析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区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未来政策应对的方向性建议。研究表明:① 中国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区域总体差异较大,但近年来呈现波动缩小的趋势;② 中国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空间关联格局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高值集聚的HH类型和低值集聚的LL类型在空间的分布发生较大变化;③ 区域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较高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集聚明显,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与京津地区。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中国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的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也存在显著差别。基础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区域政策热点分布的变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资源供给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刺激等。

  • 吴旗韬, 樊杰, 张虹鸥, 孙威, 叶玉瑶
    2015, 34(11): 2061-207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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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海通道建设可缩短海湾两岸城市间交通时间,提升城市间经济联系。提出跨海通道空间效益理论模型,并采用城市相互作用强度引力模型,基于GIS计算珠江口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开通前后两岸城市最短时间矩阵,定量分析两岸城市可达性、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格局,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基本验证了跨海通道效益理论模型,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加权可达性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跨海通道对可达性影响较大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从南向北逐渐减小。② 跨海通道显著提升区域经济联系总量,深圳与香港、中山与澳门分别成为珠江口两岸提升最高的城市。跨海通道改变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分布更加均衡。③ 大陆与港澳间的通关时间是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影响因素,通关时间对区域经济联系总量的影响约占四分之一,未来需建立更加便捷的通关程序。

  • 陈伟, 修春亮, 柯文前, 俞肇元, 魏冶
    2015, 34(11): 2073-208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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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流是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认识城市间相互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客流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研究表明:① 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② 铁路流呈现出“两横三纵”带状分布格局;③ 航空流视角则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不同类型交通流刻画出不同层面的城市间关联格局,但却有着其内在联系。航空流是城市关联格局骨架构筑的主要形式,铁路流则为核心骨架的连通提供支撑轴带,而公路流是对整体骨架和支撑轴带的有效填充,从而形成区域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要素关联和空间关系。

  • 姚永慧, 张百平
    2015, 34(11): 2084-209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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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其巨大的块体产生了显著的夏季增温作用,对亚洲乃至全球气候都具有重大影响。但由于高原自然条件严酷,山区气象观测台站很少,气象资料极度匮乏;如果依靠台站数据进行空间插值获得高原气温的空间分布数据,会由于插值点过少而产生较大误差并可能掩盖一些空间信息,因而难以全面反映高原气温的空间分布规律。利用基于MODIS地表温度数据估算的青藏高原气温数据,详细分析各月气温及重要等温线的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林线和雪线数据,初步探讨了高原气温空间分布格局对高原地理生态格局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① 等温线的海拔高度自高原东北部、东部边缘向内部逐渐升高,等温线在高原内部比东部边缘高500~2000 m,表明相同海拔高度上气温自边缘向高原内部逐渐升高。② 高原西北部的羌塘高原、可可西里为高原的寒冷区,全年有7个月的气温低于0 ℃,3~4个月的气温低于-10 ℃;青藏高原南部(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底斯山南坡)和中部(冈底斯山北坡—唐古拉山南坡)是高原的温暖区,全年有5个月的气温能达到5~10 ℃,有3个月的气温能超过10 ℃,尤其是拉萨—林芝—左贡一带在3500~4000 m以下的地区最冷月均温也能高于0 ℃。③ 北半球最高雪线和林线分别分布于高原的西南部和东南部,表明高原气温空间分布特征对本地的地理生态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 李治国, 芦杰, 史本林, 李红忠, 张延伟, 李琳
    2015, 34(11): 2095-210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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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1:5万地形图、Landsat MSS/TM/ETM+/OLI遥感影像及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结合狮泉河、和田和于田3个气象站点1968-2013年的气温、降水量数据对松木希错流域的冰川、湖泊面积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1968-2013年流域冰川面积不断退缩,由139.25 km2减少至137.27±0.02 km2,共减少1.98±0.02 km2,减少百分比为1.42%,2001年以后冰川退缩速度加快;② 1968-2013年松木希错面积不断扩张,由25.05 km2增加至32.62±0.02 km2,共扩张7.57±0.02 km2,扩张百分比为30.22%,且2001年之后扩张速率加快,在年代际上与冰川的退缩具有较好的耦合性;③ 1968-2013年湖面潜在蒸散量减少和降水增加分别是导致湖泊扩张的第一和第二影响因素,而升温引起的冰川、冻土融水增加有一定贡献,但影响较小且在年际尺度上不显著。

  • 翟真, 王青
    2015, 34(11): 2105-211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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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树下线是干旱河谷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地理生态现象,针对林树下线的定位和比对研究是揭示山地环境自然变化过程与人类活动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选取岷江上游林树下线为研究对象,采用遥感和GIS聚类分析方法,基于1999-2009年两个时期、聚落区和非聚落区两类区域的比对研究,揭示林树下线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移动规律。结果表明:① 林树下线分布具有集聚性特征,主要分布于海拔1400~3800 m V型河谷谷肩上部,这一特征与山区降水随海拔升高的梯度变化相适应;② 6°~15°坡度是林树下线分布的峰值,林树下线随着坡度递增分布明显减少;③ 林树下线坡向分异显著,平均高程表现为南坡高于北坡、东坡高于西坡,最小值为西北方向,源于阴坡水分/湿度更适于植被生长;④ 聚落区林树下线10年间向低海拔空间移动达108.6 m,而非聚落区仅为38 m,这一结果可为定量评估1999年起实施的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成效提供科学判据。

  • 常纯, 王心源, 杨瑞霞, 刘传胜, 骆磊, 甄静, 项波, 宋经纬, 廖颖
    2015, 34(11): 2113-212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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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同高山植被类型具有不同归一化植被指数响应的特点,通过对NDVI的分析来定量刻划高山植被带的海拔分布。首先,利用DEM、NDVI构建DEM-NDVI散点分布图;然后,结合地面调查资料与WorldView-2高分遥感影像对DEM-NDVI散点分布图进行统计回归分析;最后,利用分析结果定量刻划高山植被垂直分带结构。将该方法应用于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卧龙关沟,结果表明:① NDVI随海拔升高而呈“Z”字形变化;② DEM-NDVI散点图比样本点DEM-NDVI分布图能更完全地表达高山植被NDVI随高程变化的特征;③ 卧龙关沟东北坡高山植被带海拔高度为3255~4415 m,西南坡高山植被带海拔高度为3193~4473 m,与地面调查得到的区域代表植被的分布高度基本一致。

  • 何福红, 王涛, 范擎宇, 张振华, 吴孟泉
    2015, 34(11): 2124-213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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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反立体现象等因素的影响,单纯基于二维遥感图像提取冲沟参数精度较低。以山东省栖霞市庵里水库东岸流域为研究区,建立一种地形和遥感图像融合技术,并用于提取沟沿线、坡底线等冲沟参数,以期为沟蚀参数的大量、快速提取提供一种新方法。结果表明:① 基于HSV变换,高斯标准化地表粗糙度作为地形图像融合的权重,建立了地形与遥感图像融合方法,增强和丰富了图像中的地形信息。② 基于融合数据,结合沟沿线和沟底线坡度阈值处理,在研究区内提取了144条冲沟,总面积为1.699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29.89%,为强烈侵蚀。③ 选择张家沟—北丁家沟流域作为检验区,以RTK-GPS实测数据为参照,地形融合法提取冲沟的准确率和沟头平均偏移量分别为98.413%和4.12 m,其精度明显高于传统的遥感图像目视解译法(73.016%和9.61 m)。

  • 刘德新, 马建华, 许清海, 谷蕾, 陈彦芳
    2015, 34(11): 2133-214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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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开封市西郊9 m岩芯样品的孢粉分析,结合AMS14C测年、粒度分析和历史文献,揭示区域植被对“崇祯大旱”事件的响应。结果表明,岩芯深度0~1.8 m为20世纪中叶的黄河灌淤层和近期堆垫层,1.8~4 m和4~7.8 m分别为1841年和1642-1644年的黄泛沉积;岩芯存在7.8~9 m、5~7.8 m、2~5 m和0~2 m等4个孢粉带,其中5~7.8 m的孢粉带记录了明末“崇祯大旱”事件。该层段下段(6.7~7.8 m)为黄泛早期沉积物,木本植物花粉减少至整个岩芯的最低值,而藜科花粉比例显著升高并占据绝对优势,同时还伴随有旱生植物白刺属和麻黄属花粉出现,蒲公英属和菊科等耐旱植物花粉含量也相对较高,指示一次干旱事件;上段(5~6.7 m)为黄泛后期沉积物,木本植物尤其是松属花粉含量较高,而藜科等旱生植物花粉相对较少,可能是由于松属等木本植物花粉悬浮能力强而被洪水携带至下游,在水流缓慢或近于滞流时沉积,再加上洪水过后黄泛地面接受当地源、区域源和区域外源花粉的缘故。

  • 谭雪兰, 刘卓, 贺艳华, 谭洁, 张炎思, 周国华
    2015, 34(11): 2144-215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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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长沙市2013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图和长沙市的行政区划矢量图为基础,借助于ERDAS、MapGIS、ArcGIS、Fragtats、SPSS软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及聚类分析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探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地域类型及调控路径。研究表明: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由长沙市中部向东西两侧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而规模普遍偏小,规模分布自西向东呈现“波浪状”结构;在形态格局上,则表现为布局分散且形态复杂、不规则。通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划分为低密度散点型、低密度团簇型、中密度团簇型、高密度团簇型、中密度团块型、中密度条带型、高密度条带型7种,并从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各地域类型优化调控的路径。

  • 陈诚, 金志丰
    2015, 34(11): 2155-216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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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

  • 陈祖海, 雷朱家华
    2015, 34(11): 2165-217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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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

  • 周雯婷, 刘云刚
    2015, 34(11): 2179-219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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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刘珺, 王德, 朱玮, 王昊阳, 朱查松
    2015, 34(11): 2195-220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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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旧城与新区由于街区尺度、居住密度和人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居民的休闲步行行为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作为旧城和新区的典型代表,以307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应用叙述性偏好法,比较分析新旧城区居民休闲步行环境的关注要素和偏好程度,以此为基础构建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并分别应用在案例地区。研究表明:旧城、新区居民对休闲步行环境的需求相似又相异,通过离散选择模型构建的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指标和权重也会有所不同,从侧面说明只调研一个地区就推论出广泛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应用该评价方法,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休闲步行环境定量评价结果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