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热潮迅猛波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地理学是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的天然试验场。聚焦地理学与大数据的碰撞,回顾大数据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探索,重点讨论大数据给地理学研究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讨论认为：大数据已经对地理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人文地理学领域的反应最为热烈,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案例纷纷呈现;地理信息科学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将会更加迅猛发展,自然地理学领域正在寻找和等待爆发点。目前,大数据还不能改变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与基本范式,在坚持地理学核心思想的同时,应该对地理学领域有关大数据理论的探讨与应用尝试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回溯中国生态城市研究的缘起,利用历史分析、文献检索等方法,分析中国生态城市研究的主要领域、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探讨城市生态理论研究、城市化率、国家宏观环境政策等对生态城市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影响效果,在系统梳理1989年以来国家宏观环境政策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并指出了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表明：①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省份是中国生态城市研究力量分布的核心地区,研究者以高级职称者居多;② 从论文成果看,中国生态城市研究获得资助的类型以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为主,研究成果以工程技术（自科）、行业指导（社科）为主;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其他项目也对生态城市给予了很大关注;③ 生态城市建设、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与生态环境等是研究热点领域中的重点;④ 对中国生态城市研究具有极大引导与促进作用的主要有城市化率、生态城市发展、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宏观管理政策导向等因素;⑤ 认识水平的深化、注重环境要素建设、住居与生产功能的综合、城市与区域协调、从定性到定量评估等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五大基本特征;⑥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发展定位、区域环境影响、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与管理等四个方面。
基于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通用热气候指数,研究中国12个重点旅游城市的气候舒适度及其1960-2013年间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① 依据气候舒适度年内分布特征,所有城市可分为5种类型,即春、秋适型,春、秋、冬适型,春、夏、秋适型,冬适型和全年不适型。② 1960-2013年,年均通用热气候指数基本均显著增加;哈尔滨、大连增幅最大,分别达1.73 oC/10a、1.44 oC/10a。月均通用热气候指数也一致增加,且增幅冬季大、夏季小。③ 从年尺度看,各城市“冷不舒适”频率降低,“热不舒适”频率增加。哈尔滨、乌鲁木齐、北京、拉萨、西安、上海、三亚年“舒适”频率增加,尤其拉萨增幅高达8.9 d/10a;呼和浩特、大连、昆明、重庆、广州年“舒适”频率降低。④ 从月尺度看,6-9月的“舒适”频率整体降低;11-2月的“舒适”频率整体增加;3-5月及10月表现为纬度或海拔较高城市的“舒适”频率增加,其余城市降低。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① 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②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③ 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④ 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⑤ 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南方粮食生产区水稻熟制受市场和农业政策等影响频繁波动,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构成了一定挑战。以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单元,基于问卷调查法于2014-2015年收集了19个县（区）共682例农户水稻熟制调查问卷资料,分析该区水稻熟制现状及农户熟制决策行为,并利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农户水稻熟制变化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内60.4%的受调查农户只选择种双季稻,26.7%的受调查农户只选择种单季稻,10.2%的农户同时种植双季稻和单季稻。因此双季稻是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主要的水稻种植制度。然而,受调查双季稻农户中有5.4%因其低丘岗地田块缺水灌溉或低地田块易长期受渍涝影响而只种早稻或晚稻,而农户弃耕、转出全部土地及耕地他用的占比达3.7%。② 受调查农户双季稻种植比单季稻种植的纯收入高323.9元/亩,但产投比和利润率单季稻比双季稻每亩分别高出15.9%和115.9%;③ 收入、灌溉条件、劳动力、田块质量、田块距离等是影响农户水稻熟制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和灌溉条件分别占水稻熟制变化驱动因素的36.6%和28.5%。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将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包含可达性与经济变化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研究显示：交通建设扩大了长江南北可达性的绝对差距,增强了长三角江苏部分城镇间的凝聚力,使苏中地区顺利融入长三角;在江苏“十一五”期间,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经济发达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但是交通建设改善了城镇发展环境,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基于海洋经济转型的内涵,构建包括6个分维度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和灰理论组合赋权综合评价法,对2001-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进行测度研究,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及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结果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结论如下：①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1-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整体集中在中低值区域,2010年以来,各区域转型均取得明显成效,海洋经济转型差距逐渐缩小,但整体差距仍然存在。② 从6 个分维度层面来看,海洋经济发展度稳步提高,但空间格局没有显著变化;海洋经济转型度、发展条件支撑度、资源集约利用度、生态环境响应度在空间上呈正向变化趋势,转型成效较为明显;海洋产业就业度呈反向变化趋势,说明转型对海洋产业就业存在挤出效应,对海洋产业就业产生重要影响。③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及腹地经济差异等。未来影响各省份海洋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水平、海洋管理体制等。
基于ESDA方法,选取东北地区343个县级地区GDP平均增长量和平均增长率作为变量,分析1992-2012年4个时段经济总体增长、空间关联及格局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经济增长量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变化的趋势,冷点和热点区域圈层分布明显,热点区域由东南部向南部和西部移动。② 各单元平均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高值区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由中南部向西迁移。低值区呈分散布局,由东南向西北迁移。③ 研究区平均经济增长率经历了弱—强—弱的空间集聚过程,冷点和热点区域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趋势,辽中南和锡林郭勒盟区域内单元增长速度较快。④ 基础相对较差的单元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基础较好的哈大沿线单元仍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是国土规划的核心任务,合理的区划方案是国土开发利用的基础。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河南省国土资源属性的多功能性,从社会、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入手建立国土多功能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模糊聚类分析法将河南省18个地级市分成4种类型区,并采用熵权法对各类型区进行功能评价。结果表明：重点发展功能区的各项功能评价值均居于首位;农业发展功能区的农业生产功能价值最高,其余各项功能相对较弱;综合发展区功能区的各项功能均不突出;生态优先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和资源功能受生态环境功能的影响最明显。通过对比分析,验证了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和分区方法基本可行,表明区划方案可对省级国土规划的编制和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重建控制下的空间格局重建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于农村人口、户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间重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历史资料较为丰富的1820年为研究期,恢复了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共1006.45 km2,其中城镇用地222.51 km2,农村聚落用地783.93 km2,重建形成了100 m×100 m空间网格下的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并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搜集到1368-1911年苏沪浙地区风暴潮记录2119条,以此为基础,重建区域历史风暴潮发生的时间序列与空间分布。从年内分布情况看,苏沪浙地区历史风暴潮主要发生在6-10月,其中7-9月占80%,8月为全年最高值,占37%。68.56%的历史风暴潮发生在农历朔望日前后,其中发生在朔日前后（农历二十七至次月初四）的占35.57%,发生在望日前后（农历十三至十九）的占32.99%。小波分析结果显示：风暴潮年际变化时间序列存在54 a、30 a、17 a周期。历史风暴潮引起的海侵多发生在沿海地区,苏北地区历史风暴潮海侵淹没界线达4 m高程,长三角地区历史风暴潮海侵淹没界线达5 m高程,杭州湾沿岸、浙东沿海地区则分别达5 m和6 m高程。
通过收集、整理《铁虎清册》中记录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1830年的耕地税收数据,将其换算为现代耕地面积,在此基础上运用网格化模型重建出该区1 km×1 km空间分辨率的耕地格局。结果显示：① 从耕地数量分析,1830年研究区耕地面积约895 km2,其中政府占有耕地39%,贵族占有耕地31%,寺庙占有耕地29%。② 从耕地分布格局分析,研究区内耕地分布较少,只有27.4%的网格具有耕地分布,且呈分散分布状态,耕地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宽阔的河谷地区。③ 从垦殖程度分析,全区垦殖程度较低,其平均垦殖率仅有0.6%,其中垦殖率最高的地区是拉萨,平均垦殖率为6.3%;日喀则、江孜、乃东、琼结等地垦殖率均达到3%左右;工布地区和西部县区垦殖率均在1%以下,耕地垦殖率区域差异明显。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但随着城镇化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些记忆正面临巨大冲击。就此展开研究,对于乡村规划和发展、乡村记忆保存和传承等意义重大。归纳出集体记忆的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媒介依赖性等属性后,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选取60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村落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三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后结合乡村规划和乡村旅游提出建议。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Bootstrap-DEA纠偏分析方法,测算1992-2012年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各分解效率与旅游综合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程度,并基于系统广义矩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① 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总体上处于波动态势,多数尚未达到DEA最优状态,纠偏结果显示,总体上风景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较之原值呈现偏小态势,高值区反映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带、关中平原（山陕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尤其是环渤海湾和东部沿海更加显著;② 整个时间节点,从接近对角线的个数来看,纯技术效率—综合效率更加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散点图上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离对角线的趋势在增大,呈现出沿着对角线纵向方向扩展的特征,表明了纯技术效率较之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作用与影响更大;③ 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发展条件、科技信息水平以及制度供给因素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显著下降,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表现为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