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产生较大反响,有必要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讨论与规划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话题,从规划和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反思,从不同层面讨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规划结合,并探讨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实践的意义、方法与路径。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某些植物分布范围会发生明显变化。但已有研究尚未对中国中东部地区近30年来的植物分布变化进行系统总结。采用荟萃分析方法（meta-analysis）,通过搜集已发表文献中关于植物引种、植被和物种分布及其变化等数据资料,得到近15年119个植物物种的251条分布变化证据,经与《中国木本植物分布图集》中记载的原分布记录（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对比,统计了不同物种的分布范围变化,并分析了变化原因。结果表明：近30年来,统计物种中80%在水平地带上发生北移,平均移动值约为3.37°;中东部地区植物分布响应气候变化的区域集中在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过渡带以及中温带针阔叶混交林过渡带。分析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有显著的增温趋势,升温导致温暖指数（Warmth Index）增加,满足植物生长的热量需求,是植物北移的重要原因。
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对全球首套30 m分辨率土地覆盖产品GlobleLand30进行区域尺度精度评价。首先,以中国1
模拟核算中国省际2010-2012年平均粮食贸易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流动量,并从资源利用角度分析粮食交易的合理性,为粮食贸易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在各省粮食供需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线性优化,模拟省际粮食贸易。中国省际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动量达1747.4×104 hm2,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要的虚拟耕地资源调出区,华南及西南地区是主要的调入区。分别从生产者及消费者的角度核算虚拟耕地资源流动量,前者比后者多出近250×104 hm2。研究表明,中国省际粮食贸易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耕地资源不平衡,然而对于某些种植效率高的地区来说,粮食输入贸易流却带来了总体耕地资源消耗的增加。
引入天然气资源流动优势度概念,对2000-2012年中国天然气资源流动输流地与汇流地优势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输流地、汇流地的数量及优势度随时间不断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② 输流地优势度集聚性先降低后升高,热点区在西北部区域,空间上表现出向东南—西北方向分布,最后呈现出接近南北方向偏移;汇流地优势度空间上总体上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热点区在东部区域,空间分布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移动趋势。③ 天然气资源流通条件及产量是输流地优势度空间格局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汇流地天然气资源消费、天然气工业及流通条件是汇流地优势度重心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程度逐渐加强。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污染形势极为严峻,而且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3年中国286个地市工业废水、工业SO2和工业烟（粉）尘等工业污染数据,以污染总量和污染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全国工业污染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工业污染空间集聚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大。工业废水、工业SO2、工业烟（粉）尘总量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废水总量东高西低,强度西高东低;SO2总量北高南低且高污染区域较多,强度西高东低;烟（粉）尘总量与强度空间格局相似,集中于晋陕甘一带。② 工业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三大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污染物排放会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影响。③ 三类污染物由于不同的特性、空间格局和产业指向性,使得影响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存在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利用外资规模、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物总量,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技支出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污染强度。④ 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既要充分重视工业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同时也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工艺高级化,加大科技投入,控制能源强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制定差异化工业污染防治措施。
在对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基于资源消减、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等不同生产环节生态效率要素综合构建了产业系统生态效率测度模型以及产业系统可持续性评价模型,并据此对松花江流域（吉林省段）产业系统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① 综合型城市侧重于源头消减效率的提高从而使产业变“轻”,总体呈现低投入、低消耗以及低排放的发展特征。资源型城市侧重于清洁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使产业变“清”,总体呈现高投入、高利用以及高排放的发展特征。② 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增长幅度为白城市>松原市>吉林市>松花江流域>长春市,流域特征明显。另外从不同生产环节效率对生态效率的贡献率分析可知,资源减量化以及末端治理是松花江流域（吉林省段）生态效率变化的决定性因素。③ 总体上流域产业系统可持续性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但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态势分异现象显著。并且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规律性较差侧面说明了区域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与联系,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尚未形成。④ 认为所有制结构、环境管理力度、外商投资以及科学技术是松花江流域（吉林省段）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政府调控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利用2015年开封市居民家庭生活用能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方法,探索城市居住区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存在以热点区为主的空间正相关特性,碳排放高值集聚发生在城市新建开发区和建成区向外扩张较快区域,以2000年以后新建高档商品房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家属院为主,低值集聚区则发生在建成时间长、后续开发力度小的区域,以老商品房小区和胡同社区为主;② 开封市家庭电力消耗碳排放占生活用能总碳排放的67%,但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格局由供暖碳排放决定,且人均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又由集中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决定,故降低集中供暖能耗、缩小居民供暖用能差异成为居民生活用能碳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③ 家庭经济状况、集中供暖设施分布和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是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格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运用体制转化理论及其研究框架,选取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案例地,从村域尺度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变化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地乡村转型的背景和环境因素,重点探讨农户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及其稳健性,从微观角度审视西北乡村转型的基本特征,主要结论包括：① 当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已由传统农业体制转变为新型农业体制,其中某些家庭体制正在向非农体制转换。② 家庭特征是农户体制发生转换的客观条件;耕地质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是农户体制转换的内在动因;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及社会网络是农户体制转换方向的决定因素。③ 农户家庭体制转换呈现出发散和聚合并存现象,且不同家庭的稳健性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种植业结构和收入对农户家庭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的稳健型依次表现为其：苹果非农均衡型>非农收入主导型>粮食非农均衡型>苹果收入主导型>传统收入主导型。最后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转型的微观研究进行探讨,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启示。
传统村落伴随快速城市化、城进乡退的进程,呈现出“边缘化”分布趋势。以湖南省723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借助ArcGIS 10.0技术平台,选取影响传统村落的农业资源、经济、空间及交通等四类因素,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对湖南省域进行核心—边缘区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村落分布进行叠加,结果显示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农业资源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交通边缘化特征,并分析传统村落分布“边缘化”特征形成机理,提出保护开发建议。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作用下,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采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基尼系数、重心迁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以中国1935-2010年6期人口普查县级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实现人口密度分界线的空间刻画和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受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相对明显;尽管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发展态势不断增强,但总体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胡焕庸线至今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人口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空间格局,但该线西侧的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人口密度超过50人/km2的区域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持续向西北扩张。
在乡村地理的相关研究中,景观特质演化的逻辑主线与运行机理未得到充分重视。以蒋巷村为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研究方法,以网络结构特征与权力关系为切入点,力图呈现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过程,并解读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① 蒋巷村景观特质网络密度不断增大,景观特质间联系度持续增强;景观特质网络主题特色整体稳定,高中心度特质波动明显,其中,服务环境和村干部C的名人效应不断凸显,但乡村氛围有所下降。② 蒋巷村景观特质演进的背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两委、政治精英、驻村企业、村民以及当地的资源环境要素等七类主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政府有效引导、精英人物视野以及形式变化下主体的倒逼与自觉成为景观特质演进成功与否的关键;权力格局与利益通道的变化成为角色定义、分配与转换的驱动力量,也成为景观特质网络构建的主要因素。③ 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抽象关系网络化以及演进形成机制逻辑梳理方面具有适用性。此外,还对景观特质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空间、权力与利益的运行逻辑以及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讨论。
灾害纪念地不仅是纪念遇难者、保留受灾记忆的地方,更是构建集体认同感、传播防灾减灾知识的场所。作为对灾害纪念地活化的重要形式,黑色旅游已成为学术界广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汶川大地震的重要纪念地“北川地震遗址区”为案例,在调查分析旅游动机的基础上,对旅游者进行类型划分,并对各类旅游者的特征差异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 黑色旅游者的动机可以归纳为“缅怀与探寻地方特色”“公益与科考教育”“娱乐与自我发展”三方面,其中,作为“黑色动机”和“灰色动机”的“缅怀与探寻地方特色”和“公益与科考教育”是最为主要的动机;② 黑色旅游者可以分为灰色型、黑色型和复合型,其中,黑色型的人数最多;③ 三类旅游者在“年龄”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④ 各类旅游者对地震遗址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支持率均较高,但也存在显著差异。
旅游交通拥堵问题是中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大量游客和自驾车涌入风景名胜区,尤其是城郊型风景名胜区,导致旅游交通与通勤交通、过境交通交织混杂,旅游旺季人满车满为患,交通拥堵不断升级,景区大面积瘫痪等严峻问题。旅游交通拥堵已成为城郊型风景名胜区发展的瓶颈因素并严重地影响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城郊型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特征和问题分析,基于TDM理论,提出解决城郊型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拥堵问题的PMSI模式,统筹协调,多管齐下地解决旅游交通拥堵难题。这一模式在雁楠景区进行了实践应用。研究表明,PMSI模式不仅适用于城郊型风景名胜区,也可以在一般景区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