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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建明, 林静
    2016, 35(11): 2001-201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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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竞争力日益依赖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硬实力、以人才为源泉的智创力和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以及能吸引并承载这些关键要素的多尺度创新空间。这些空间既包括有利于产生和激发创新的地方或场所,又包括叠加交织在这些场所中能促发各种思想交流碰撞、各类社会关系构建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系统。因此,如何使文化作为一个关键要素根植于空间,进而打造出具有文化品位且能生产新文化的地方,正逐渐成为亟须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学界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首先基于对中国新愿景的解读和文化本质的辨析,呼唤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其大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新文化;之后,基于历史发展透视论述了如何通过文化根植打造新地方,以提升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最后,本文强调了地理学人应高度关注有关文化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新研究命题,以在这个以人本化为导向,追求舒适宜人性、城市性、流动性、通达性、人文性和安全性的时代,进一步优化创新空间并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回应这一召唤,地理学需要扩展其研究视角,在继续关注宏观区域分析的基础上,更加着眼于微观空间/地方打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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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星, 龚颖华
    2016, 35(11): 2015-202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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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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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雪刚, 廖晓勇, 阎秀兰, 李尤, 杨坤, 赵丹
    2016, 35(11): 2025-204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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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由此引发的环境损害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是中国推行的一项应对环境污染损害的重要环保举措,而基线则是确定损害的关键。基线确定作为损害评估与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评估的关键技术环节和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国际上常用的4种基线确定方法:即历史数据法、参考点位法、环境标准法和模型推算法的优缺点及应用情况,探讨不同基线确定方法的具体工作步骤,并结合中国土壤环境研究工作积累与进展,提出中国土壤基线确定基本原则和推荐“4步法”工作程序,对中国开展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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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羽, 司月芳
    2016, 35(11): 2041-205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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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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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论文
    李山, 孙美淑, 张伟佳, 谭蕾, 朱妮娜, 王远飞
    2016, 35(11): 2053-207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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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舒适期作为气候舒适度/人体舒适度评价的一种时间标尺,对建筑设计、人体健康和旅游发展等意义深远。以“月”界定气候舒适期的传统研究因时间粒度较大,不利于全球变化下区域间横向和区域内纵向的比较和解析。根据中国大陆775个基本(基准)气象站点1961-2010年间的逐日气象数据,利用温湿指数(THI)和风效指数(WEI)的组合模型策略对其“舒适”分级标准进行改进,在“天气舒适日数累加”这一以“天”为粒度的气候舒适期界定下,对中国大陆近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开展分析。研究给出了中国大陆的年均气候舒适期数值及其季节分配,揭示了年均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探讨了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演变及其季节性特点,为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提供一种有关人居环境建设和人类活动适应的基础认识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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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都米吉提⋅阿布力克木, 阿里木江⋅卡斯木, 艾里西尔:库尔班, 曼孜然:吐尔逊
    2016, 35(11): 2071-209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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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历史图件、地形图及遥感数据监测塔里木河下游诸多湖泊水域面积并分析近一百多年的变化情况。根据湖泊水域及其变化,该区湖泊在100多年内变化过程可以分为3个时间段:① 20世纪60年代以前,该区水文条件较好,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泊总面积超过2000 km2;20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水利设施的陆续兴建,湖泊水域缩小,甚至某些湖泊彻底干涸;21世纪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与下游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该区水文条件有所好转,干涸多年的一些湖泊重新形成水域,2013年湖泊水域总面积达760 km2。② 根据湖盆成因及水域变化把该区湖泊分为:河道西侧的风成湖,河道网之间及东侧的河成湖及河道末端的构造湖等三类。③ 初步总结风成湖演变过程,发现该区风成湖与河成湖在形状、深度、水质、形成时间等方面有较大差异。④ 近代人为因素对湖泊水域变化的影响高于自然因素。

  • 研究论文
    乐晓辉, 陈君娴, 杨家文
    2016, 35(11): 2091-210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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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土地利用格局。从时空两个维度出发,基于地价和开发强度两个要素,探讨轨道交通影响下的深圳市空间结构动态演变过程。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发现,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价和开发强度在受到距市中心或组团中心距离影响而空间衰减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站点导向性。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时间上是超前的,规划方案的公示和轨道系统的建成运营均塑造了土地价格梯度和容积率梯度。并且,由于城市建设和历史原因,深圳原特区内外在轨道交通的影响下,地价和开发强度呈现了差异化的增长趋势。研究结果对理解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及政府财政效应评估等具有积极意义。

  • 研究论文
    赵丹丹, 胡业翠
    2016, 35(11): 2105-2115.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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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其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则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而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同发展。

  • 研究论文
    满苏尔·沙比提, 娜斯曼·那斯尔丁, 阿尔斯朗·马木提
    2016, 35(11): 2116-212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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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结合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物生产量,研究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① 1989-2014年,冰川面积增长27.63%,草地增长35.69%,水体减少55.43%,荒地减少13.81%,林地减少9.87%;1989-2002年的区域综合动态度为0.72%,2002-2014年的为0.62%。② 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为52.31×108元/a,突出了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地位。在保护区11项生态服务功能中,水文调节和水资源供给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最高,食物和原料生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较低。③ 1989-2014年生态服务总价值量降低31.49%,其中冰川和草地的总价值量持续增长27.63%和35.70%,水体和荒地的持续减少55.43%和13.81%,林地的先减22.13%,后增15.75%。在价值构成比例上,1989年水体占主要地位,2014年冰川占主要地位。

  • 研究论文
    李涛, 蔡碧凡, 陶卓民
    2016, 35(11): 2125-213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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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休闲功能卓有成效的开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的科学举措。在探索性构建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ESDA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环境健康与适宜性状况。研究表明: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在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均呈现较大差异,以产业经济环境为主导的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② 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趋势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③ 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可被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最后,提出各类型发展方向及策略,以期为沿海及中国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引。

  • 研究论文
    李美芳, 欧金沛, 黎夏
    2016, 35(11): 2139-215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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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型H1N1流感作为一种人群普遍易感的急性传染病,自2009年爆发以来,不仅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也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研究中国大陆地区2009年来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时空分布特征,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2009-2013年甲型H1N1流感发病率的时空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和季节性分析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空间和时间分析。结果表明:甲型H1N1流感的发病率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有较强的聚集性。空间上,甲流发病高值热点有从新疆、青海和甘肃等西北部地区逐渐南移至中国东南部沿海省份的趋势,且高发聚集省份有增多的趋势;时间上,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是中国甲流的高发时段,且在此期间空间上也存在较强的聚集性。

  • 研究论文
    刘桂荣, 鲍曙明, 佘金凤, 张红历
    2016, 35(11): 2153-216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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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空间统计分析法和GIS技术,使用经济普查的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数据,对大陆31个省份金融产业结构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来看,中国金融产业的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非同步性和非平稳性的特征。从空间来看,各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服务于低端金融需求的银行机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渐趋均衡,而与投资和保险紧密相关的高端金融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差异则不断扩大。随着金融安全与投资、融资需求的增加,未来中国金融系统中保险和投融资的金融机构比例将会不断扩大,中国区域金融系统在空间上将呈现部分行业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及另一部分行业空间分布差异不断缩小的两种状况同时并存的趋势。

  • 研究论文
    陈艳华, 韦素琼, 陈松林
    2016, 35(11): 2167-218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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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选取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测度指标作为外生变量,使用1991-2014年16个样本国家/地区台商投资流入与流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大陆不同源地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台湾OFDI(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目的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框架,对台商投资大陆(TDI)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全方面对比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① TDI对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作用,对台湾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幅度较大。② TDI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TDI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位居第5,即小于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FDI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作用;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即大于美国和东盟位居第1。

  • 研究论文
    李仙德
    2016, 35(11): 2185-220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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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上海市2007年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基于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将产业划分为Ⅰ型(高点入度、高点出度),Ⅱ型(低点入度、高点出度),Ⅲ型(低点入度、低点出度),Ⅳ型(高点入度、低点出度)。研究发现:① 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后向拉动效应。② 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Ⅰ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表明服务业的前向拉动效应存在着分异。③ Ⅰ型、Ⅳ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提高对这些产业的使用有利于提升GDP。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服务业前3名。Ⅱ型服务业点出度、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制造业GDP占比下降,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超越后工业化的迷思,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产业网络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促进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