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记忆?能不能记忆?愿不愿记忆?让不让记忆?记忆存在于真实前行的生活,是活着的,不是死去的;记忆不是唯精英权贵,草根民众记忆亦弥足珍贵;珍视记忆中蕴含的历史文脉,但记忆的保护不等同于遗产的保护,亦应正视记忆与现代发展存在的某些不相容;记忆不是虚幻之谈,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时间之河不会回淌,改变了的城乡空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今天对城乡未来的反思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思。结合国际研究的比较,针对中国当下的语境,就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规划、建筑、文物、旅游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讨论在此交汇。伴随着城乡社会的不断变化,记忆和乡愁的保存和发展是为了展现过去的历史,适宜今天的生活,愉悦未来的创造。
探讨高寒草地物候变化的海拔敏感性有助于揭示气候—植被的关系。基于2000-2013年的SPOT-VGT（NDVI）和MODIS（NDVI和EVI）、DEM、生态地理区划以及草地矢量数据,分析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物候变化与海拔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返青期和枯黄期分布随海拔上升呈现相对一致的规律性;但其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呈现明显差异。② 返青期的提前趋势大致以3200 m为界线,其下提前幅度随海拔上升显著增大,其上则相反。但枯黄期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则先呈现推迟趋势,且推迟幅度逐渐减小;之后呈现提前趋势,且提前幅度持续增大。③ 将高原中部的青南高寒草甸草原区（IC1）和南部的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区（IIC1）高寒草地物候变化趋势进行对比,两分区呈现相反的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两分区返青期的年际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变化方向,枯黄期则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方向。上述差异表明,基于遥感反演的高寒草地物候年际变化趋势的垂直分异特征难以直接反映高原增温的海拔效应。
使用1999-2012年SPOT-VGT NDVI数据,采用D-L滤波方法对NDVI时间序列进行重建,基于动态阈值法提取锡林郭勒盟草原返青期,结合地面实测返青期数据对结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 提出的草原植被遥感返青期监测和地面验证相结合的新方法,采用25%动态阈值系数提取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的返青期,其精度可达68%。② 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的遥感返青期发生在4月上旬-5月中旬,呈现由南向北推迟的空间格局。1999-2012年锡盟草原返青期整体上呈现提前的趋势,为-1.5 d/10a。论文成果为增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指导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气温是刻画由下垫面不同导致的绿洲—荒漠区水热格局差异并分析其相互作用的关键参量。现有的温度数据集（CRU、MERRY、MODIS等）,空间分辨率均无法满足绿洲—荒漠相互作用研究的百米级精度要求。基于Landsat TM影像,通过遥感反演及统计模型估算三工河流域卫星过境日期日均气温空间数据,利用日均气温计算“气温相对变化速率”,以此推算卫星非过境日期的日均气温。结果显示：估算卫星过境日期日均气温的平均RMSE为1.54 ℃,绝对误差为0.50~2.87 ℃。气温相对变化速率为沙质荒漠（1.12）>土质荒漠（1.03）>建设用地（0.97）>农田（0.80）>低山丘陵（0.76）;卫星非过境日期日均气温计算值与实测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2 > 0.90,P < 0.05,RMSE=2.34 ℃。
从土地开发利用与产出视角出发,以黄淮海地区为研究区,开展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综合研究。首先,从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土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污染排放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三维表征模型。其次,引入基于遗传算法的K-means聚类方法（KGA）对研究区不同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进行了类型划分,发现不同类型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特征与其所处的区域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第三,引入空间距离和空间自相关检验,提出了一种综合空间与非空间属性信息的空间聚类方法（SKGA）,用于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SKGA的分区方案既能保留各研究单元非空间属性的分异性,又能兼顾不同单元间的空间邻接性和空间关联性。研究结果可为差别化的土地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通过构建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综合评价模型“EU-P-S-R”,深入分析2001-2013年松花江流域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揭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松花江流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土地利用状态趋于恶化,空间差异扩大;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趋势各异,空间格局变化较大。② 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综合指数呈递增趋势,空间差异不明显。③ 松花江流域城市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符合“EU-P-S-R”模型的作用机理,即用地扩张压力大的城市土地利用状态相对较差,相应地,生态环境质量也偏低。④ 城市用地扩张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均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各要素作用力大小略有差异。
为科学分析当前中国住宅用地市场健康状态和空间格局特征,基于2009-2013年全国住宅用地出让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提出地价—经济协调度、地价收入比、土地财政贡献度、土地市场化交易率和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度等5项评价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对中国住宅市场健康度进行综合分区,并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为重点区,探究区内不同城市住宅市场健康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市场的总体健康状态有待提高,处于合理区间的研究单元占比为34.48%,影响住宅市场健康度的主要指标表现为地价—经济协调度、地价收入比和土地财政贡献度失衡。② 综合各类评价指标,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市场健康度可分为协调发展型（Ⅰ类）、需求旺盛型（Ⅱ类）、经济偏离型（Ⅲ类）、财政依托型（Ⅳ类）和结构失调型（Ⅴ类）等五类,各类研究单元占比分别为34.48%、22.90%、23.06%、10.07%和9.49%。③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在住宅市场健康度的表现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地价—经济协调性、地价—收入匹配度和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度等方面。结合当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要求,应针对各地区的特点制定差别化的住宅市场调控政策,以促进住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构建GDP指数,利用优化的热点分析和时空模式挖掘识别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以SLM和SEM模型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等方面量化失衡因素。结果表明：① 区域经济发展趋于波动性集聚,经济发展呈明显的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等3种类型,而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② 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经济发展冷热点的主要演化模式。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至远郊呈同心圆圈层式弱化,而无明显圈层变化的冷点集中连片地广布在河北乡村。③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有复杂非线性关系,经济发展繁荣地区（热点）多受惠于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及行政区划的整体优势,而合适的海拔条件次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冷点）总体受制于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的总体劣势。
阐明茶叶生产格局的区域变化特征,对中国茶产业转移战略决策意义重大。运用GIS技术和重心理论分析2009-2014年中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名优茶产量、茶叶产值及名优茶产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重心移动轨迹,探讨重心轨迹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茶叶生产地域差异明显,已形成西南茶区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江南茶区以浙江、湖北两省,华南茶区以福建省,江北茶区以河南省为主导的地域分工格局;福建、云南、浙江三省是中国茶产业大省。② 中国茶叶生产重心整体呈西移趋势。尽管不同指标的重心移动路径有一定的差异,但东茶西移已成定局。③ 在重心转移路径图上,某属性（如茶叶产值）重心移动距离的大小能直观地反映该属性在移向地区增长幅度的大小。④ 政府对茶产业的高度重视及政策的强力支持是中国茶园扩张的重要驱动力;茶区产品结构的优化、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比例的提高、标准化生产及茶区机械化的普及是茶叶产量与名优茶产量增长的重要原因;茶叶产值及名优茶产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茶产业规模的扩大及品牌化经营。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侨乡聚落防御的代表,有其独特的分布特征和空间格局。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揭示开平聚落防御功能格局的时空特征和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在开平市域内形成多个以更楼为中心的碉楼与聚落集聚区,表明公共防御属于众多聚落的共同需求,以此为基础构建防御功能单元;② 通过系统聚类,可将防御功能单元分为公共防御—内陆型、公共防御—要道型和公共防御—联防型三种类型;③ 市域防御功能格局于1910年代初步形成,在1930年代发展成熟,经历了起步期,成型期,成熟期和稳定期四个阶段;④ 防御功能格局在起步期呈现“散点分布”,在成型期呈现“多点集聚”,最终在成熟期形成“一核三带”的空间分布特征。
通勤问题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点。由于普查数据缺少工作地信息,长期以来通勤研究依赖问卷调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思路和方法。利用2014年上海市某两周的手机信令数据,以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例,对其就业与居住、通勤时空间特征及地铁通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张江的职住比最低,内部通勤比例最高,居住与就业靠近,是自我平衡类型;金桥园区内部缺乏居住,是单一生产类型;虽然陆家嘴是就业居住高密度聚集区,但就业者的居住地分布在中心城区,是城市互动类型。最后,分析了区位、轨道交通、规模、产业及园区内外用地六个因素对不同模式就业区形成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规划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在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也表现为不协调发展的格局,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愈加复杂。以江苏省为例,基于协整理论和自回归模型对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关系和程度进行评价。1991-2010年前后十年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明显增强。针对这一结果,分别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和调控政策,以及耦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集聚、转移和滞后效应等方面对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化进行了解析,揭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了城市化复杂系统理论,也为协调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以高端归国人才为对象,通过构建“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设计基于高端移动性人才的城市关系构建方法,对人才迁移驱动的城市网络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认为：① 借助“行动者空间移动带来的空间动力”这一视角,运用高端归国人才在城市间的移动模拟城市间关系,可为构建城市网络提供一条新路径。② 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构建,有助于破解城市关系矩阵数据挖掘与案例城市选取的难题,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网络研究的新方向。③ “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将人才流动与城市网络两方面研究融为一体,既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探讨城市创新空间组织特征,也可以通过城市网络方法分析人才流动网络,对城市网络研究和人才战略实施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通过分析高铁开通前后旅客在不同距离上的交通方式选择偏好,得出高铁在100~300 km、700~1000 km分别对汽车和航空市场造成冲击。基于函数模型和典型航线的数据指标,进一步探究高铁与汽车和航空的竞争格局。结果显示：① 高铁与汽车的市场临界点为152 km;② 高铁与航空的市场临界点是633 km;③ 高铁对航线影响的一般规律：首先,一次性通车的高铁对重合航线的影响大于分段开通的高铁;其次,大型交通枢纽城市之间航线最易受高铁影响,且影响存在“马太效应”;第三,商贸繁荣、旅游发达,或受地形影响的两地航线更能抵御高铁冲击;第四,高铁对纵向航线的冲击大于横向航线。最后,提出汽车和航空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期为建成和完善全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参考。
以在中国大陆的1446家星巴克门店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分析和计量回归方法探讨星巴克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选择的文化制度和经济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扩张模式。研究发现：第一,星巴克空间分布表现出非均衡的凝聚分布特征,其扩张路径主要是从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重点布局区域逐步向内陆省份延伸,表现出对零售业对外政策实施的高度响应,即政策制度显著影响星巴克的空间扩散。第二,市场需求、购买力水平等8个影响因素均显著正向地影响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选择。第三,星巴克空间扩张表现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混合的特征,其空间扩张模式分别经历了等级扩散为主、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并存、接触扩散为主的三个阶段。研究不仅对目前跨国零售企业的空间扩张研究进行了实证补充,而且为企业空间扩张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践验证。同时,研究给服务企业的传统空间增长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