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是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现行规划体系中各类规划分属不同部门集权管理,内容不合、实施不力,甚至影响地方科学、健康和有序发展。为此,市县“多规合一”规划体制改革,成为近期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在梳理“多规”体系形成和演化过程基础上,分析“多规不合”的主要问题及其冲突原因,从规划体系重构、空间协调、期限衔接、基础平台与技术方法、审批管理体制改革等五个方面,对“多规合一”改革方向和转变路径进行讨论,以期为国家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化影响地区的生产贸易与经济增长。产品空间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地区已有产品能否跳跃至新产品与产品间的“邻近性”有关。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建立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基于吴语区2002-2011年出口贸易数据,探究五类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并关注邻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均对出口产品空间演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各邻近性的影响能力存在差异。同时还发现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以及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之间存在互补作用。研究可为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的落后地区提供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因而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5-2014年中国290个城市市政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综合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且仅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纯技术效率总体偏低并呈缓慢增加趋势。规模效率增长较快,且高于城市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是综合效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② 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且与人口规模呈现正相关。③ 2005-2014年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生产率变化指数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差异特征不显著。④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均有提升,且大城市的提高程度大于小城市,小城市大于中等城市。此外,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基于科研成果转化价值链视角,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分解为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和价值转化三个阶段,采用网络SBM模型测算2004-2014年中国省际高校科研成果各阶段转化效率及综合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总体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显著差异性,中国东部地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均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② 从分阶段效率来看,中国高校的知识获取效率和价值转化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年降低,而技术创新效率在此期间呈现大幅度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知识获取效率较低,西部地区与之相反。③ 针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地区禀赋、研发人才质量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程度较低,不足以支撑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基于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物流产业中1985-2013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tata、Gephi、ArcGIS等定量分析和图形分析软件,通过负二项回归分析,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的合作创新网络特征以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刻画和分析,归纳创新松散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创新网络的不同点。研究发现：物流产业合作创新网络形态上呈现出以高校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存在过度根植性和结构洞位置功能缺失的问题,而物流产业创新碎片化和网络主体联系上“强企业—弱高校”关系是其内因。因此,需要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加强核心企业与高校创新联系,建立“强企业—强高校”关系,推动创新联盟和创新交流平台的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创新网络健康发展。
以上海为例,基于连续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数据,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上海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② 基于Tobit模型分析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③ 分国别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受制于到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县域中小学等级规模的合理空间布局对实现义务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集中度分析等方法对中部农区泌阳县2004-2016年间城乡中小学校空间集中趋势和非均衡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学校、学生都具有向县城、城镇集中的趋势,学校规模出现两极分化,全县范围内县城小学、中心小学、乡镇小学在校生、教师集中度显著增加,乡村学校学生、教师明显减少;县城学校对周边乡镇中小学产生辐射作用,使周围15 km范围内乡村中小学校学生、学校急剧减少,而15 km外农村相对影响较小;县域整体基础义务教育呈现由均衡化、一致化向差异化、非均衡化、集聚化发展的趋势,城镇学校出现“大型校”“巨型校”“大班额”,而乡村学校则相反,出现“小型校”“超小校”“小班额”与“麻雀班”;乡村中小学“空巢化”现象严重,全县学校在校生变异系数增大,非均衡发展状况突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市商业空间逐渐成为推动发展和塑造城市空间的强劲力量。基于微观尺度,将商圈的研究向城市内部细分地域拓展,运用POI、网络房产数据等开源大数据,通过构建人口住宅小区空间化模型,以及运用哈夫模型与Voronoi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市各功能类型商业区的商圈进行划分,分析其空间服务范围和服务人口,从而探讨城市商业空间的合理性。结果表明：饮食文化型、专营型、购物中心型、便利型、综合型五种类型商业区的商圈布局和服务人口均有不同的特征;普遍存在着城市周边商圈面积过大、服务人口过多,城市内部存在部分布局盲点,商业功能类型与人口布局不协调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北京市商业空间优化的相应建议：加快城市周边商业发展、弥补中心城区商业布局不足、根据商业区类型设定布局发展方向、从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方面深化城市商业规划。
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
利用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自我调节理论（TSR）模型构建,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地游客旅游行为意向的差异,进行测量模式与结构模式的验证。结果表明：① TPB与TSR模型构建用于研究乡村旅游地游客行为意向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且具有复核效化的模型稳定性。② TSR和TPB模型构建用于不同类型游客乡村旅游行为意向解释力有各自的优势,当游客面临出游的内外部限制力愈强,即乡村旅游地游客对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因素考虑过多时,TPB模型的优势性就愈为突出,反之,TSR模型的适用性愈强。③ 乡村旅游地情感认同是影响乡村旅游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对态度和愿望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型游客对于乡村旅游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力存在差异。④ TSR模型的乡村旅游地情感认同—行为态度—愿望—选择意向相较于TPB模型能够凸显预测和解释的优势性。
基于一元线性回归法和Mann-Kendall检验方法,使用2000-2014年遥感数据,分析15年中亚五国及新疆GPP、ET、WUE的空间格局变化及趋势特征,并将参数检验结果相结合进行分类,分析WUE格局变化原因。研究表明：① GPP、ET、WUE在时间序列上无显著变化,WUE空间变化显著增加的区域为哈萨克斯坦北部、伊犁河谷和吉尔吉尔斯坦高山区,下降区域为新疆南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灌溉区。② WUE变化的主要土地覆盖类型是农田和草地,中密度人口区WUE变化较大。③ WUE上升因降水增加、退耕导致的GPP增加,干旱胁迫下植被抗逆导致ET下降,WUE下降由于农作物类型转变及灌溉区不合理用水造成。开展中亚WUE空间格局变化研究,可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Keyhole-1（1962年）、Landsat TM/ETM+/OLI数据（1985-2016年）、SRTM/ASTER DEM和湖区周边气象站点（1961-2012年）年均气温和降水数据,对达里诺尔三个主要湖泊的水域面积、人类活动典型环境要素（居民地、耕地和草场面积）以及主要流域植被覆盖度进行定量化表达及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达里诺尔流域一些生态、人文、地理指标发生了变化,55年来（1962-2016年）三个主要湖泊水域面积缩小了24.65%,居民地面积增加了15.32倍,耕地面积增加了7.86倍;32年来（1985-2016年）全流域平均植被指数降低了约38.46%,饲草（放牧及冬储用）面积占流域可利用面积52.80%;主要湖泊水域面积变化与全球气候要素变化不显著相关,与人类活动典型环境要素（居民地、耕地和草场面积变化）显著相关,人类活动正成为湖泊湿地退化的主导因素。
分析和预测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工矿用地时空变化,可以为该类型城市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为例,基于SD模型和CLUE-S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以工矿用地逐步消亡为背景,模拟多情景下研究区2018年和2023年土地利用格局,分析工矿用地变化过程,并基于PSR框架建立指标体系评价工矿用地变化生态风险。结果表明：① 在低速发展、均衡发展和高速发展3种情景模式下,2013-2018年工矿用地分别减少234.64 hm2、270.48 hm2及311.13 hm2,2018-2023年工矿用地分别减少223.66 hm2、187.82 hm2及147.17 hm2,两个阶段不同模式下工矿用地变化趋势一致;② 2003-2018年工矿用地变化生态风险呈现加剧的趋势,3种发展模式下,2018年工矿用地变化的生态风险依次提高,2023年则依次减小,这与研究区工矿废弃地的增加速度,转型发展不同时期工矿废弃地的治理能力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水平有关;③ 设定3种情景模式,基于SD模型和CLUE-S模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同状态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可为当地政府设置工矿废弃地治理目标提供参考。
土地整治作为实现耕地保护和促进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由其引起的耕地产能提升受到持续关注。为克服传统实地调研、农户问卷调查等方法在数据可靠性、监测连续性、区域覆盖性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现有遥感数据产品在项目区尺度时空分辨率上的限制,基于MODIS、TM/ETM+/OLI数据,结合CASA模型和ESTARFM方法,以典型土地整理项目区为试验区,探索基于多源遥感数据融合的土地整治区产能动态监测技术方法。研究表明：基于融合数据获取的高时空分辨率结果能较好地分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地类特征,细化产能季节波动,显化产能动态变化过程;从监测结果看,试验区产能呈现先减后增的总体趋势,多年变化范围为519.87~728.29 g C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极端气象、水文事件日益多发,沿海低地地区的产业系统面临着极端洪水等灾害的严重威胁。开展极端洪灾情景下沿海特大城市的产业经济损失评估,分析产业网络的波及效应,识别出产业空间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带,可为沿海城市的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以上海黄浦江极端洪灾模拟结果为灾害情景,基于2013年上海汽车制造业第三次经济普查微观数据,评估了上海汽车制造业受灾后的直接经济损失、停产损失,并结合投入—产出模型评估了上海汽车制造企业停产引发波及效应造成的产业关联损失。分析结果表明,在极端洪灾情景下：① 上海市共有451家汽车制造企业受到灾害影响,占上海汽车制造企业总数的23.1%。② 上海汽车制造业厂房建筑、生产设备、整车存货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1亿元、196.1亿元、9.7亿元。汽车整车制造企业、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企业的停产损失分别为209.1亿元、69亿元,对相关产业分别造成了1037.6亿元、144.7亿元产业关联损失。受到相关产业停产、减产影响后,汽车整车制造、零部件及配件产业关联损失分别为120.9亿元、247.1亿元。产业关联损失明显大于停产损失和直接经济损失。③ 浦东新区生产设备直接经济损失和停产损失较为严重,分别为93.4亿元、221.7亿元,分别占全市的47.6%、79.7%。上海通用整车厂所在的浦东新区金桥镇停产损失为184.1亿元。④ 由于2.5~3.0 m洪水水深区间分布有两家大型整车厂,因此停产损失最为严重,高达255.2亿元。上海市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黄浦江、苏州河流域的防汛工程以及工业园区的防洪设施建设;相关企业需要制定周密的业务连续性规划,降低企业停产后波及效应衍生的系统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