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发展的三维理念轨迹及土地立体化利用趋势,采用文献检索与综合分析法,剖析土地管理重视三维思维的原因,辨析土地的空间特质,提出土地空间资源的概念内涵,初探土地空间资源管理制度和技术,以促进土地领域实践问题解决。结果显示：① 土地管理三维思维符合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趋势,是基于土地管理实践而衍生的创新需求。② 土地作为资源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空间性,具备三维空间特质;土地空间资源是土地资源概念的外延,是以土地表层为基底或脱离土地表层的可利用的三维空间存在。③ 土地空间资源的提出,能引发土地管理领域在理念、制度和技术上进行三维思维化的重构与创新,具有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如何科学合理地识别土地整治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是评判当前土地整治工程是否实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兼顾生态”目标的重要依据,更是土地整治理论与规划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选取川东平行岭谷区的垫江县为研究区,立足146个土地整治项目,借助生态位思想进行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计算土地生态整治工程布局潜力指数,对土地整治工程生态化布局进行定向。结果表明：① 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指标影响显示出显著异质性,其中耕地连片度、坡度、灌溉保证率是开展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的首选因素。② 土地整治项目中单项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土地平整和灌排系统的生态适宜性低于临界水平,田间道路和生态景观工程的生态适宜性高于临界水平。③ 土地整治项目整体工程的生态适宜性程度差异显著,各项目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均值为0.72,处于生态适性的临界水平。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7434 hm2,占9%。临界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54530 hm2,占67%。不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18845 hm2,占24%。④ 研究区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布局整体呈多样化格局,Ⅰ等潜力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中西部,布局方向为发展多功能农业,应注意如何保证其经济价值实现的同时不损害其生态价值。Ⅱ等潜力区分布范围较广,布局方向为发展大宗粮油产业,应思考在保证其粮食生产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Ⅲ等潜力区主要位于鹤大台地区,布局方向为发展生态立体农业,应强调如何在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展具有山区特色的生态农业。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② 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在喀斯特地区,较大的地表坡降和坡地开发强度导致承载在地表景观上的污染物因地势和降水加倍迁移到河水中。以赤水河流域中上游为研究区,分别在全子流域、子流域坡地、子流域陡坡地三个层面上提取景观结构、景观开发强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研究各级坡地景观特征对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与总林地相比坡林地对水质潜在的“汇”作用更加显著;占总耕地面积不足1/7的陡坡耕地、却对河水中总磷（TP）和氨氮（NH3-N）浓度大小贡献显著（相关系数为0.608和0.614）。② 景观开发强度与各水质污染物指标呈现显著而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最高达0.960,它比单个景观对水质指标更具解释能力。③ 斑块形状复杂度、景观多样性、景观分离度均与水质污染物指标呈高度或显著正相关,且随着地形坡度的增大,水质污染物指标对景观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和农香多样性指数（SHDI）越来越敏感。故减少对坡地尤其是陡坡地景观的不当人为干扰,对喀斯特地区流域水质保护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气候寒冷、多大风,冻融、风化和风蚀作用强烈,易发生土壤风蚀。气候对土壤风蚀的影响可用风蚀气候因子指数（C）度量。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C计算方法,根据1984-2013年间连续完整的青海省气象站地面观测数据,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重心及其转移模型,并结合本文定义的有效敏感性指数、有效影响面积等指标,得到全省风蚀气候侵蚀力及其影响因子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化规律,并对其驱动力和机理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30年来,全省风蚀气候侵蚀力总体特征是西北高东南低并呈下降趋势,风蚀气候侵蚀力强的区域明显向西南扩展,20世纪80年代是柴达木盆地,90年代扩展到青南高原西北部边缘,21世纪基本涵盖了青南高原的西部;风速是影响风蚀气候侵蚀力的主导因子,其有效敏感区重心从柴达木盆地西南部边缘,移动到海拔较高的青南高原西部地区,这与高原近地面气旋系统中心总体移动趋势相反;其次是气温,其有效敏感区重心从海拔较低的青海省中部地区向海拔较高的青南高原移动,这与青南高原地区的海拔梯度式增温规律有关,即从高原边缘向高原腹地升温,且海拔越高,增温越快;降水主要影响柴达木盆地的侵蚀力,其有效敏感区重心向东南扩展,这可能与高原夏季风进退有关。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土壤风蚀灾害的预防、评估以及预测提供区域性差异化的技术支持与理论指导,也可为青藏高原乃至全球生源要素（C、N、P、S等）循环的大尺度驱动力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48块样地的群落调查数据,以样地代表多种资源的综合状态,以物种重要值作为生态位计测的状态指标,采用Levins指数与Schoener指数,对辽东山地老秃顶子古冰缘地貌植物群落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植物的生态位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乔木层内臭冷杉（Abies nephrolepis）生态位宽度最大,为泛化乔木种;臭冷杉与长白鱼鳞云杉（Picea jezoensis var. komarovii）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616,共优生存于暗针叶林中。② 灌木层内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狗枣猕猴桃（Actinidia kolomikta）、单花忍冬（Lonicera subhispida）、大翅卫矛（Euonymus macropterus）和关东丁香（Syringa velutina）为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下的泛化种;狗枣猕猴桃与单花忍冬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610。③ 草本层内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东北羊角芹（Aegopodium alpestre）、荨麻叶龙头草（Meehania urticifolia）、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为研究区泛化草本植物;东北羊角芹与荨麻叶龙头草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702。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2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2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2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2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2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2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开封古城相对完整的黄泛沉积序列为探索历史时期碳密度及储量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载体。以开封城区（师专、医专和明伦）和郊区（金明）4个25 m岩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861个岩芯样品的容重、有机碳和黑碳分析测试,开展地层有机碳和黑碳密度及储量分析。结果表明：地层有机碳和黑碳含量垂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高值主要集中在地
作为典型生态脆弱区和重点土壤保持功能区,黄土高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力图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些重点工程在短期内是否从根本上改善了其生态安全状况是亟待理解的一个科学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思想与方法,定量分析了1995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阶段15年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1995-2010年15年间黄土高原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总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② 黄土高原人均承载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995-2010年高值区在中北部,其他区域为低值区,由东向西递减;人均生态足迹自东南向西北递增。③ 生态压力指数从1995年的1.059上升到2000年1.165,增幅较小,2010年上升为2.181,高原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生态质量改善后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并对居民生产和生活产生冲击的现象,此即生态系统反服务（EDS）。以西秦岭西汉水上游林区边缘的部分村庄为研究区,以“猪进人退”为案例,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博弈论模型分析,试图揭示生态恢复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反服务给当地居民生存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各利益方的博弈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案例区生态质量趋好背景下66%的村庄遭野猪侵害,其引致的EDS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包括农田被毁、部分村民搬迁、耕地撂荒增加、村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疾病传染威胁等;人类（包括村民和政府）在解决此问题时的纳什均衡为（防治,侵害）,在生态效益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野猪侵害行为不可避免,村民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对生态保护积极态度的程度。政府如果提高生态补偿,则可以达到村民和政府均积极保护生态、村民也积极防治野猪的理想模式。
关于电子商务的空间发展问题,学界提出了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技术扩散假说认为发达城市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好,效率假说则认为欠发达城市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好,两者内涵存在明显争议。以中国286个地级市的O2O电子商务为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尝试探讨了其空间发展更倾向于技术扩散还是效率优先。结果表明：① 中国O2O电子商务的规模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特征,但其发展水平指数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均质化特征,其渗透指数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增的“逆等级”式空间格局。② 实体商业对O2O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显著约束力,但交通条件对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O2O电子商务的空间发展更倾向遵循效率假说内涵,但也并非完全契合于该假说。③ 中国O2O电子商务“逆等级”式的空间格局对欠发达城市地区实体商业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会引导中国宏观商业格局趋于均质化。
适宜性人力资本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效能,以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出发,基于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运用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初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视角探寻适宜性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① 人力资本与省域生产总值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性。② 在全国层面,初级、中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高级人力资本则作用很明显。③ 在区域层面,东部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级人力资本,中部和西部初级人力资本贡献显著,中级人力资本在四个区域均不显著。这为区域人力资本培育和区域经济高速发展政策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推荐系统是帮助互联网用户克服信息过剩的有效工具。在地学数据共享领域,较其他物品的内容属性,地学数据具有更加丰富的时空属性,这也给地学数据推荐带来挑战。针对地学数据的特点,为地学数据共享推荐服务开发了一种动态加权的混合过滤方法。该方法分别采用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过滤算法预测用户对数据的兴趣度,再以训练模型计算最优加权权重,计算最终预测评分。在数据获取阶段,通过用户访问日志数据,采用Jenks Natural Break算法分析用户访问记录获取用户的数据兴趣度。在基于内容过滤部分,通过数据的空间、时间及内容属性计算数据相似度,并以用户历史行为为依据计算用户兴趣。在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过滤中分别采用k-NN算法计算用户对未访问数据的预测评分,并进行加权求和。通过训练集,对理想权重值及用户的共同评价度（co-rating level）进行建模,拟合二者的关系。该模型被应用于混合过滤的权重调整,以获得最优的加权方程。测试结果显示,结合数据时空属性的混合过滤方法的准确度和召回率,较单一的协同过滤或基于内容过滤方法有显著提高。
近代地图是更加深入认识中国台湾经济社会的一种工具。分析1714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所绘制的底图、1891年《台湾地舆总图》、1904年《二万分一堡图》上的时空信息,又根据历史文献和原始数据,讨论中国台湾被整体纳入清朝版图后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其特征。研究表明：① 清前期,中国台湾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② 清晚期开埠通商后,中国台湾从传统走向近代,逐步迈入近代化阶段;③ 日本占据时,中国台湾经济社会的变迁与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结论对于认识当时中国台湾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为当今发展提供借鉴均有意义。
创新和创新区已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科技和人才日渐成为激发城市创新型经济,及促进城市活力的主导甚至决定性因素的当今时代,尤为如此。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亚洲三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型创新区国际最佳实践的系统梳理,甄别出用以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的共通性要素、标准和原则。国际最佳实践证明,科技型创新区的人本化构建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即综合考虑人在各阶段、各层次等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要素的有效鉴别和这些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使它们有机融合并系统嵌入到创新区的空间打造中。结论表明：要成功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必须考虑并重视七大要素,即创意人才、企业集群、能动设施、资金保障、运营管理、空间结构和文化氛围。基于此,提出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建设与发展的五大启示,即愿景导向下的持续培育、前瞻性定位、人本化空间布局、创新激发型活动安排和多利益群体参与。最后,还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构建空间/地方人本化打造的完整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