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美国针对伊朗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石油禁运政策,要求所有国家于11月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否则相关国家和企业都将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并无意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当前,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等世界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已经做出回应,除中国明确拒绝美国的单边制裁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外,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都大量削减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生产国也承诺通过石油增产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势必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改变全球石油政治格局以及相关利益方的石油权益。这些方面会涉及到全球油价的波动、不同国家的石油安全与应对政策、世界能源贸易稳定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等。长期关注能源地缘政治的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观点,专家们认为美国此举是战略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对将会引起世界石油短缺及油价波动,甚至可能导致OPEC减产协议崩溃,改变世界主要进口国的进口规模以及来源结构,但对世界石油市场的长期影响有限。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3条生存路径,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伊朗或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此举目前可能性不大。伊朗石油禁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伊朗保持正常的石油贸易是双赢的选择,但需要谨慎对待由此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的风险,提升能源安全应对的措施。期待各方观点对伊朗石油禁运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的解析,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借鉴。
生态空间是维护城市化地区生态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保障。现有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研究侧重生态保护,存在不足和认知局限,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和实践需求。如何实现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增加其社会与文化服务功能,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文与经济地理领域的紧迫课题。为推动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的综合分析与系统研究,在界定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可持续利用的涵义,并建构了包括研究目标与指导理念、研究趋向与重点内容、研究尺度等在内的研究框架,指出：① 研究总体目标是注重可持续多元化利用,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人类福祉;② 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模式、评价与调控机理、规划与治理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③ 需要加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的区域分析、空间分析和综合集成分析;④ 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模式具有差异性,也具有不同的研究需求,需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通过对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研究范式和重点的审视与思辨,为今后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参考。
基于路径依赖视角,采集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2003-2015年面板数据,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回归分析等方法,刻画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格局和演化,并初步探讨了影响因素与关系变化。结果表明：①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内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较强路径依赖,80%以上的城市在相邻阶段内结构相似度的相关系数在中等相关以上,各地区应当具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②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新型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出现结构锁定的地区在构建自然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动关系上要显著落后。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自然状态增长率对经济系统增长和社会系统增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9和0.061,而在结构锁定地区,回归系数则不显著。③ 在不同阶段自然响应（表征资源利用）、经济压力（表征经济增长）、社会响应（表征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增长率与结构相似度呈现显著负相关,表明资源利用效率、资金、教育与社会保障的提升可从手段、资金和意识三方面推动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突破当前的区域结构锁定。
生态保护红线是在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诸多区域生态管理制度不断实践基础上,面对中国国土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复杂关系,继承和创新提出的一种新型区域生态管控制度,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如何科学评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服务于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管理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已有的区域生态保护成效评估案例的不足,基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为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基本认知,围绕着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管控目标,以生态保护红线对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作用为主要出发点,提出生态保护成效评估框架和指标方法。生态保护成效评估以生态系统类型构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内容主线,通过多维度时空尺度拓展,耦合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内外、实施前后的生态状况变化,综合评估生态保护红线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贡献和改善区域生态状况的作用。进而,可以关联分析可能引起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变化的管控政策、制度和其他间接驱动因素,评估政策实施成效评估。实证上选择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和广东省严格控制区为案例进行了讨论。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自然资源部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整合空间规划、保障空间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在借鉴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适应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基础、适应未来空间开发和空间治理变化的需求,提出构建层层传导的空间规划体系确保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得以落实;提出在微观尺度空间规划进行空间开发权与土地利用权的分配,作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依据,保障地方多样化、灵活化的发展;通过构建“宏观政策性/指导性规划—中观衔接性规划—微观实施性规划”的空间规划体系,为国家建立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国外学界已对跨国界的“和平公园”或保护区进行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仍存在概念和术语使用混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统一使用“国际和平公园”这一术语并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同时指出它与国内通常所说的和平公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归纳总结出国际和平公园的4个基本特征,即空间分布的跨境性、发展目标的多维性、合作水平的多样性、联合管理的复杂性。进一步从项目可行性、规划与建设、开发与保护、监测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一些研究议题供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参考,以便开拓本学科研究新领域。
城市群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关于其范围界定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突出地理学自然—人文要素融合研究优势,在改进传统万有引力模型、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理和国家战略等定性方法,集成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综合方法,据此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内遴选出26个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组成范围。尝试为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希望能够为相关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设计城市多维剥夺度量方法和提高剥夺地理识别的精度,是近年来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高效建成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根据居住小区规划标准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对郑州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街道尺度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街道按照消除剥夺政策措施的相似性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剥夺指数值由“十”字型的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并且任何两个环境剥夺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单一维度的剥夺指数值呈现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但不同环境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③ 32个街道被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区,根据剥夺维度将其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五种类型。依据不同剥夺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善街道居住环境的适宜性和增强其街道活力。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引入地统计学的变异函数和交叉相关图方法,以甘肃省六盘山片区为案例区,通过分析村级贫困的空间格局及其与地理因子关系随空间尺度的变化,提供空间贫困陷阱检验关于尺度的深入理解。结果表明：地统计学方法兼具有效性和可靠性,可以反映地理因素—贫困状况关系随时空的变化,对“人地关系”视角下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案例区空间贫困陷阱问题突出,村级贫困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自相关性,空间总变异中自相关部分远高于随机性部分,这与不同尺度上地形、气候、区位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控制有关,总体上到县城距离、海拔和总人口3个因子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较大。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进程揭示了多元文化世界存在的客观事实。在文化全球本土化过程中,文化间性理论提供思考文化多样性的新范式和处理文化差异的智慧和策略。在分析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文化间状况和文化间性理论有何可为的基础上,探讨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结论认为：进步的地理学思想应该辩证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和承认多样性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的现实,为如何与差异的他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碰撞与共存确立准则,不同地方文化主体之间在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认知、理解和互动,达成多元地方文化间和谐共处与认同,并以此构建一个兼具间性特质和时空特性的文化间性世界。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深化文化间性理论,文化间性理论也能启发地理学思想。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始回暖,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重焕新生,但学科所占位置相对边缘。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近年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从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边缘群体研究五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和批判性的反思。建立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之上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加以研究。未来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应更加强调跨学科视角和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以日本出版的旅游地理学著作和主要地理类学术期刊刊载的旅游地理学相关论文为线索,总结和述评日本旅游地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特点。日本旅游地理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学科发展始终与其社会发展及旅游方式的阶段性变迁相应。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萌芽,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学科初创与成长后,已步入了旅游个性化时代的多元发展期,在传承与创新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并确立了独立分支学科的地位。基于区域地理（地志学）视角,偏重微观空间尺度的旅游地实证研究已沉淀成为日本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同时,旅游发展形势与学术研究的转向对日本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际和国际交流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比较成熟的旅游地区域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代际传承实践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系统总结了空间数据统计分析的发展历程,并分为五个时期：① 早期孕育（计量革命之前）,其重要思想是19世纪初德国的区位论;② 计量革命（1950-1960年代）,主要是经典统计学的应用和理论探索;③ 空间统计学（1970-1980年代）,重点是空间点数据、面数据和空间连续性数据的分析;④ 成熟与扩散（1990-2000年代）,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发展成熟并快速向其他领域扩散;⑤ 时空大数据（2010年以后）。换句话说,计量革命开始后的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大约每20年有重要的新技术或方法出现,到现在已经具有成熟、系统化的方法和显著的社会效益。而在当前的时空大数据时期,其发展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统计学家和地理学家等不同学科领域人员的共同努力。
智慧社会下,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居民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网络/实体活动经历,是理解智慧社会发展的核心。同时,虚拟—实体空间关系、网络—实体活动关系及其对城市地域空间重构与演化的影响一直得到城市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综述已有居民活动时空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智慧社会下居民网络—实体活动的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替代—促进二元关系,而承载网络与实体活动的虚拟与实体空间也相互交织影响,挑战对实体空间中地方与移动性的理解,并重构虚拟空间中的秩序和规律,丰富智慧社会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问题。超越技术决定论与基于技术决定论的虚实空间二元论的讨论范畴,更能反映城市地理学在智慧社会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同时经历着快速的信息化与城镇化,对居民网络/实体活动组织及虚拟—实体空间关系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案例与理论贡献,而且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策略。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传统,也有对地方特性的强调,二者间的紧张关系是地理学思想史的一个主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后人文、关系地理学等众多学派涌现,其核心争论正是追求一般性还是特殊性。聚焦该问题,以《地理学思想：批判性导论》一书为典型案例,通过梳理地理学思想流派更迭的简史,总结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并指出未来中国地理学思想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在于批判性。只有通过批判性思考和实践,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学科性质及其演变历程,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普及和理论创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科学的春天”40周年。随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也将迈入新时代。青年学者恰好处在承前启后的这一时期,围绕学科传承和创新发展需要,面向新时代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青年学者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和传承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并力图继续开拓和创新。一是助力建设学科文化,打造具有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学术共同体。二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加强中国特色的自主理论建构与创新。三是向相关学科方向学习,加强交叉与综合的数据和方法创新,建设科学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四是青年学者更需要踏实认真的态度,找准个人研究领域方向,求真务实并力图创造新的知识,不断提升研究深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梦必将在一代代青年学者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