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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与争鸣
  • 观点与争鸣
    孟广文, 杨开忠, 朱福林, 毛艳华, 曾智华, 董晓峰
    2018, 37(12): 2363-238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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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不仅是海南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转型以及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的重要措施与战略部署。相关研究就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模式与实施对策进行了初步分析。为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学术研究体系,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集中几位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地理、经济与规划学者,就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类型与功能、产业发展、空间结构、政策与监管以及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决策者与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 彭华教授纪念专栏
  • 彭华教授纪念专栏
    彭华, 何瑞翔, 翁时秀
    2018, 37(12): 2383-239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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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 彭华教授纪念专栏
    潘志新, 任舫, 彭华
    2018, 37(12): 2399-241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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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西部和中国东南部都是世界上中生代红层的主要分布区,形成了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地貌景观,具有很高的对比研究价值。通过地质资料分析和野外考察,对美国西部红层的分布和形成年代,地质构造背景,岩性和地貌特征等进行梳理,并和中国东南部丹霞地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美国西部红层地貌和中国东南部丹霞地貌都是发育在红层基础上的侵蚀地貌,都有显著的红色陡崖坡,但受控于区域地质构造、物质基础、及主导外营力等因素的差异,两地具体的地貌特征并不完全一致。美国西部红层主要形成于三叠纪和侏罗纪,红层堆积的构造环境为大型弧后盆地,沉积环境复杂多变,以陆相为主,尤以风沙沉积最为典型,岩性以细砂—粉砂岩和泥岩为主,砾岩很少,主导外营力为流水下切,红层发育的地貌类型相对单一,总体以高原—峡谷景观为主。中国东南部丹霞地貌区的红层多形成于白垩纪,构造环境为内陆中小型断陷/拗陷盆地,沉积环境全部为陆相,以粗碎屑混杂堆积为主,主导外营力以流水冲刷侧蚀为主,发育的地貌类型较为多样,整体以簇群式峰丛—峰林景观为主。

  • 彭华教授纪念专栏
    翁时秀, 闫罗彬, 王华
    2018, 37(12): 2411-241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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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华先生长期从事丹霞地貌和旅游地理研究,为中国丹霞事业和旅游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的典范。作为中国丹霞地貌研究国际化阶段的代表人物,彭华先生在丹霞地貌分类系统、丹霞地貌发育过程、国内外红层分布及其地貌发育的对比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同时,针对中国南方湿润环境下红层区严重的地貌灾害和荒漠化问题,用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开展了红层区地质构造—岩石特性—地貌发育—自然灾害—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综合景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地理学研究实践,将原来的红层地表研究拓展为“地下+地表+地上”(红层的地质问题+地貌与土地问题+生态问题)的一体化研究,为丹霞地貌的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彭华先生在旅游开发实践中不断总结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在旅游地开发、旅游文化、城市旅游、区域旅游发展和旅游规划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所提出的“大旅游”理念在学界有重要影响。在“大旅游”理念基础上提出的旅游系统及动力机制、旅游地发展阶段论、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市场分类研究法、产品—需求对应分析法等理论,创新意义显著。彭华先生的学术研究典型体现了地理学的综合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

  • 研究论文
  • 研究论文
    高新月, 戴君虎, 张明庆
    2018, 37(12): 2420-243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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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965-2014年北京地区50种植物物候数据和同期日均温等气象资料,运用相关、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北京地区绿叶观赏期、观花期和秋叶观赏期(开始日、结束日、时间长度)的变化趋势、变化形式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① 北京西郊地区50种植物的绿叶观赏期为4月14日-10月15日,观赏期长度为163~219天。观花期为4月29日-5月17日,观花期长度为6~77天。秋叶观赏期为10月15日-11月14日,观赏期长度为16~41天。② 近50年来,北京西郊地区50种植物的3个观赏期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绿叶观赏期开始日提前3.1天/10a,结束日推迟3.6天/10a,观赏期延长6.8天/10a。观花期开始日提前1.6天/10a,结束日提前0.5天/10a,观赏期延长1.2天/10a。秋叶观赏期开始日推迟3.6天/10a,结束日推迟1.1天/10a,观赏期缩短2.5天/10a。③ 绿叶观赏期延长主要表现为开始日提前,结束日推迟。观花期延长主要表现为开始日提前程度大于结束日提前程度,春花植物和夏花植物的观花期延长和缩短的表现形式基本一致。秋叶观赏期缩短主要表现为开始日推迟程度大于结束日推迟程度。④ 春季气温升高1 ℃,绿叶观赏期开始日提前3.9天、结束日推迟5.2天;观花期开始日提前3.4天,结束日提前1.9天。秋季气温升高1 ℃,秋叶观赏期开始日和结束日分别推迟5.2天和2.2天。⑤ 将不同观赏期重叠搭配可营造不同色彩和风格的植被景观,进而设计出不同特色的景观观赏主题。植物观赏期的变化可为园林景观创新设计提供有力参考,为植物观赏活动时间的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论文
    刘梁美子, 占车生, 胡实, 董宇轩
    2018, 37(12): 2433-244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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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科学认识喀斯特山区植被变化及其地形效应,基于MODIS NDVI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系统分析2000-2016年喀斯特山区植被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其与海拔、地形起伏度、坡度、坡向的关系。研究表明,黔桂喀斯特山区植被绿度中部高,西北及东南较低,年均NDVI随海拔和地形起伏度的增加呈单峰曲线变化,峰值位于400~600 m,NDVI随坡度和坡向的变化不明显;2000-2016年大部分地区NDVI呈增长趋势,其中超过20%的地区呈显著增长(P<0.05),年均增长率约0.0018。西部和东南部绿化趋势最为显著,仅在东北和中东部,NDVI呈下降趋势;NDVI呈增长趋势的比例随海拔的增加而增加,说明该喀斯特山区近年来植被恢复向着良性化方向发展,高海拔植被恢复速率更快,低海拔缓坡处的植被生态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 研究论文
    陈琼, 蔡运龙, 刘峰贵, 魏晓燕, 周强, 张海峰
    2018, 37(12): 2447-245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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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非农转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并对城乡不同农户产生差异性影响。立足农户层面,针对耕地非农转换过程的特征,建立多元情景,分析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差异性,构建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态度模型。并以西宁市市区为例,完成22个村81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建立了耕地征用程度、土地开发方向、空间区位和城市位置4个分析框架,形成13种情景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态度模型。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内容呈现多元化特征,影响农户征用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较为复杂多样,经济来源增加成为耕地非农转化农户生活满意度和征用态度模型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提高对耕地价值的全面系统认知,可为丰富和完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借鉴。

  • 研究论文
    段小薇, 李小建
    2018, 37(12): 2459-247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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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形起伏度和地形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75-2015年嵩县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运用因子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得出:① 40年间嵩县聚落数量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而聚落总规模增加1.28倍,其数量减少量以1975-1995年阶段居多,规模扩张程度以1995-2015年阶段更为显著。② 受山区地形限制聚落在空间上多沿道路和河流呈条带状分布,沿县城和乡镇中心呈团状分布,且随时间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聚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低地、小地形起伏、平缓坡度和小地形位指向性,且随时间趋于向丘陵、平起伏和微起伏、坡度<6°、地形位指数<0.4地区布局;此外,聚落区位的南坡指向性和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的南坡、东南坡和西南坡指向性趋于加强。③ 聚落区位主要受地形、生产条件以及道路、乡镇中心、县城中心和工矿企业的辐射影响,但随时间变化,地形影响在减弱,而道路和乡镇中心的辐射影响在增强。④ 聚落规模空间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因子的解释作用均较为显著并随时间有所变化,其中,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大,社会经济因子中乡镇和县城中心的影响次之;但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城中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乡镇中心和地形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以上研究为山区聚落未来选址及规划布局提出几点建议。

  • 研究论文
    周国华, 刘畅, 唐承丽, 贺艳华, 吴佳敏, 何兰
    2018, 37(12): 2475-248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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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 研究论文
    朱鹤, 刘家明
    2018, 37(12): 2490-250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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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 研究论文
    尹寿兵, 郭强, 刘云霞
    2018, 37(12): 2503-251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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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借助企业成长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探求遗产地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立、发展、退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企业家精神和市场需求双重因素作用下,社区居民利用民居开展经营,实现了身份转化和场所转变,创立了旅游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受遗产保护限制和市场竞争压力,旅游小企业主群体分化,成长意愿不足的小企业主通过租售退出市场,推动新的小企业创立;具有成长意愿的旅游小企业通过模仿创新、代际传承、连锁扩张、抱团经营和品牌加盟等路径实现企业成长。研究发现,一体化、多元化、跟随、抱团等企业成长战略,以及家族企业的内部传承等共同构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同时,遗产保护、市场消费升级等旅游发展因素驱动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循环更新。

  • 研究论文
    张宸铭, 高建华, 黎世民, 高尚, 赵继宾
    2018, 37(12): 2528-254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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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将城市形态分形维数从平面空间拓展到交通网络系统,提出一种基于路网的分形集聚维数测算方法,探讨该维数的集聚—扩散性质。以郑州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分别测算了各类功能用地半径集聚维数和路网集聚维数。结果表明:① 各类用地无论在平面中还是在路网中,密度从中心向外围的变化在特定区间内都是均匀的,符合分形特征。② 两种维数均呈现出商业用地<全部建设用地(不含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工业及仓储用地的规律。③ 对于同类功能用地,相对于半径维数,路网集聚维数标度不变区尺度范围更广,对空间的划分也更为精细。④ 同类用地两种集聚维数的分形测量值存在差异,这体现出路网集聚维数对传统测度结果具有一定的延展—集聚修正作用。

  • 研究论文
    李佳洺, 孙威, 张文忠
    2018, 37(12): 2541-255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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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 研究论文
    张少尧, 时振钦, 宋雪茜, 邓伟
    2018, 37(12): 2554-256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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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 研究论文
    张瑜, 仝德, IanMacLACHLAN
    2018, 37(12): 2567-2575.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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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 研究论文
    汪芳, 王舜奕, PROMINSKI Martin
    2018, 37(12): 2576-258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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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引发的水资源污染、短缺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制约着城镇、区域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安全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如何保证在环境演变、城镇发展的过程中,水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水文化的地方性得以保持和丰富,成为当下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设计的一大挑战。2018年9月25-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德双边研讨会聚焦环境变化,以“可持续视角的水环境保护利用与水空间规划设计”为主题,在规划、地理、景观、建筑、旅游、生态、水利、历史等多学科领域,就中德双方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面临的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开发问题及其相关经验和解决对策。中德两国的29位专家学者,就城镇化过程中水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挑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空间的规划设计策略等三个主题展开交流与讨论,并就双边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交流方面的合作渠道和模式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