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现：近年来城市比乡村好的城镇化前提开始出现新变化,以前农村-城市单向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城乡之间的反向或双向的过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整个非农产业,改变了城镇规模越大越好的组织模式;市场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空间中开始出现分散化布局的组织模式,改变了传统空间的规模-等级结构;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新趋势将改变传统单一用地功能的设置,而更强调功能和空间的复合应对;城市发展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综合效益转变,城市等级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功能。建议未来完善城镇化模式、路径、规划、调控的理论方法,注重城乡特色、推进城乡等值化、实现城乡要素交流融合。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对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进行演化分析,并在时间序列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一改长期的分散化趋势,正走向集中化;人口规模增长、政策干预以及城市之间信息和交通成本的节约,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人均GDP长期以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近年来开始促进分散化;对外开放水平则主要促进分布的集中。未来应以全国适度均衡发展作为指导方针;远期以市场一体化,近期以共赢互利机制建设为抓手,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分工,优势互补;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减少城市化格局的人为波动。
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采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从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视角,系统分析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的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5年镇化水平为41.8%,2010-2015年期间镇化贡献率为55.1%。②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镇化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城化主导型县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地区,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小。③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应加强探索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域分异的差异化小城镇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本文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社会学半结构化访谈法,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将乡村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三圈重组过程演绎出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之间的调适关系及人的城镇化的滞后性。② 居民生活圈重组与血缘、地缘和业缘变化存在紧密关联,其中业缘是代际间生活圈重组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快速城镇化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造成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通过对快速城镇化下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研究,为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往重数量、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发的许多空间不公正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如何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空间发展权利等方面的公平,亟需用空间正义的理论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空间正义理论具有社会空间、多尺度性、批判建构三个主要特征,它们对城镇化研究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地理学界对空间正义已有较充分的理论讨论,实践案例亦很丰富,国内还处在初步了解和探索的阶段,缺少适合中国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通过对空间正义思想与理论的梳理,提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尺度、多主体综合分析和案例比较,探讨和总结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定性、多尺度、多智能体的方法,揭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演变机制,寻找改善途径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将空间正义思想用于城乡发展与规划,可为城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引导城镇化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及城乡的常态发展。
城市多中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精准识别城市中心和理解城市中心形成机制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设计出城市中心识别方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中心进行识别,从城市中心数和中心发展的均衡度两个方面对城市中心的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国286个城市中识别出181个多中心城市,所识别的城市中心与城市规划中心具有很大程度一致性,识别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② 城市中心数表现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S”型递增趋势。③ 城市中心发展的均衡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稳定递增,到特大型城市基本保持稳定。④ 河流对市区的分割、市区是否临海以及市区平地占比等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社会经济因素中,轨道交通站点数、市辖区人口数、城市规模等级、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控要素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发挥主控作用的局面愈益明显。在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基础上,从水资源供给、需求和水环境等层面将水资源作为主控要素嵌入原有模型中,拓展出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SD模型,并对水资源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 系统存流量和灵敏度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② 部门用水效率一定时,产业发展对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影响比人口增长更为明显。③ 在实行节水农业、节水工业、高生活需水、高生态环境需水和高再生水利用的综合协调方案中,2050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约共需6789.70亿 m3水资源,基本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