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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孙九霞
    2019, 38(6): 1283-128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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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唐晓峰
    2019, 38(6): 1290-1298.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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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传统北京城市空间进行分类考察,提出皇权空间、礼仪空间、睦邻空间、公共空间的概念,并讨论各自的治理特点,考察强权、礼制、伦理在不同空间治理中的表现,进而分析街道公共空间缺乏治理的背景原因。现代,上述空间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改变,而如何保护与继承优秀历史遗产,同时发展现代化城市空间,是当前北京城市治理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张伟然
    2019, 38(6): 1299-131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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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从五代时期兴起后,对江南民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观音香汛成为江南香汛的主流。不同尺度的香汛空间形成了明显的互补结构。其中,层级最高的朝香圣地是普陀山和杭州的天竺山,香汛范围可覆盖整个江南,影响广及全国。其次,是一些区域性的名山,如苏州支硎山、扬州功德山,其影响可及于数府。再次就是各地的一些小范围的观音道场。这些不同空间尺度的佛教圣地,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层级结构。普陀山的香汛空间主要受区位、交通制约。天竺香汛受到、却不完全受空间距离影响,宁、绍的天竺香汛远不如嘉、湖,甚至不及苏、松,其中有着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地缘观念的影响。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王勇, 周雪, 李广斌
    2019, 38(6): 1311-13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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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翁时秀, 卢建鸣
    2019, 38(6): 1322-133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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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周尚意, 苏娴, 陈海明
    2019, 38(6): 1333-134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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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既是一项环境治理任务,也是一项空间治理工程,它涉及太湖沿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人类学家吉尔兹关于局外人对局内人地方性知识的语义理解为学术对话观点,以苏州东山内圩地区为研究区域,采用访谈法、资料分析法、对比法,寻找规划专家的科学知识与当地养殖户地方性知识的语义“原型”。研究发现:① “长度”是“合理规划养殖水塘”的语义“原型”。语义“原型”的发掘使专家在设计空间治理指标时,可采纳养殖户的地方性知识,也为养殖户理解空间治理指标、更新其地方性知识提供可能性。② 地方性知识不单由当地人创造,还在内外两类人群的互动中不断更新。在该过程中,准局外人发挥着知识对接的桥梁作用。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没有考虑宏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专家的全局视野会帮助当地人改进地方性知识。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孙九霞, 苏静
    2019, 38(6): 1343-1355.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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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黄敏瑶, 张敏
    2019, 38(6): 1355-1366.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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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6南京马拉松为例,从非表征理论出发,调查跑者身体在时空间中的具身实践,分析身体的瞬间潜力如何与生命经历共同作用于个体对地方的认知。研究发现: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是运动与感觉的产物,它与自我认知相继出现、相互促成,并呈现为褶皱式渗透、交错过程;情感在实践的当下时刻作用于身体,造成瞬间的身体强度变化和心理情绪波动,影响个体对地方的认知能力;瞬间触发的地方认知以原先身体经验为基础,并为将来的实践与认知提供新的原料。研究借助马拉松这一极限运动,详细刻画情感触发所建构的身体-空间关系,强调具身实践中瞬间与经验的辨证关系及二者共同作用下的地方认知,丰富有关身体与地方的地理学研究。

  • 研究论文
  • 研究论文
    胡守庚, 童陆亿, 龙花楼
    2019, 38(6): 1367-137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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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土地利用转型潜力及其评价研究,是丰富和完善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的重要途径。通过拓展土地利用潜力概念,对土地利用转型潜力定义、内涵、形成机制与评价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① 作为土地利用及LUCC的结果,土地利用转型具有土地利用形态“变化”和“可调控”的重要特征,这是土地利用转型潜力形成与释放的前提;② 土地利用转型潜力是指为适应区域发展综合需求,通过采用相应技术、政策等手段,在特定转型阶段所能实现最优土地利用形态与土地利用形态现状的差异;③ 土地利用转型潜力以基于“强效”“快速”政策调整及工程技术措施的土地利用形态调整和基于“自发土地利用”的土地利用转型引导为形成机制;④ 应以系统论和动态视角为基础,通过分析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理,构建基于土地利用转型情景模拟的土地利用转型潜力评价理论框架。研究取得的成果和结论具备进一步激发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研究及其在土地管理决策等方面积极作用的价值。

  • 研究论文
    杨晓俊, 方传珊, 王益益
    2019, 38(6): 1378-1388.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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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 研究论文
    梁晨霞, 王艳慧, 徐海涛, 齐文平, 程序, 赵文吉
    2019, 38(6): 1389-140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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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目前贫困分布研究以大尺度为主而缺乏对小尺度的关注和致贫因素分析忽略个体效应或背景效应的不足,基于空间贫困视角,以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区域、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究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并设计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从贫困村和县域两个层面综合定量剖析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贫困村的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明显,总体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散点-极核-轴带-团块并存的空间格局。② 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村级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通路率、劳动力比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安全饮用水比例;县级影响因素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植被覆盖率。③ 农村贫困来源于贫困村与县域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尺度对象有针对性地施策,合理配置扶贫资金。

  • 研究论文
    蒋佳佳, 邵景安, 谭少军, 杜建平
    2019, 38(6): 1403-141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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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是协调城镇化和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首先界定研究区低丘缓坡土地评价范围,提取低丘缓坡土地面积共为531.66 km2。然后以生态保护为基本目标,从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生态环境3个角度选取10个指标,应用生态适宜度模型建立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生态适宜度等级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单因子生态适宜性等级差异较大,其中自然禀赋和生态环境的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高等级为主,区位条件的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等级为主。② 研究区综合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等级为主,以复盛、石船、鱼嘴和龙兴等地为集中适宜开发建设区。③ 通过综合生态适宜度等级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的叠加分析,将研究区划分为四类建设区。优先开发区面积为80.43 km2,集中在西部河流两岸附近1000 m和东部槽谷地区;一般开发区面积为157.26 km2,主要位于西部河流两岸250~350 m地带和铜锣山两侧槽谷地区;限制开发区面积为201.74 km2,集聚在中部400~450 m台地区;禁止开发区面积为92.22 km2,以“四山”地区为集中区。研究结果为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论文
    崔娜娜, 古恒宇, 沈体雁
    2019, 38(6): 1420-14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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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住房销售市场、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不平衡,研究住房价格、租金的空间分异与相互关系,对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利用2016年北京市各住宅小区的住房价格、租金数据,及2006—2016年北京市逐月住房销售价格指数、住房租赁价格指数,从时空尺度剖析了住房价格、租金的空间分异与相互关系,并剖析了背后的差异机制。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住房价格和租金的空间格局均呈多中心圈层递减结构,且南北差异明显,但租金的空间分异程度弱于住房价格。② 住房价格具有中等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受政策等随机性因素影响相对较大,而租金具有强烈的空间相关性,受区位交通等确定性因素影响相对较大。③ 住房价格和租金的价格剖面线并不相同,住房价格易受学区、大型公园等的影响,而租金更易受就业所在地、建筑年龄等的影响。售租比呈混乱斑驳、相对均质的扁平化分布特征,且小区越高档,售租比越高。④ 北京市住房销售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基本相对独立发展,更符合双重市场的特征。产生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销售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的市场特征、服务人群以及市场发育程度不同。

  • 研究论文
    杨兴柱, 朱跃, 王群
    2019, 38(6): 1435-145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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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 研究论文
    闫梅, 李国平, 黄金川
    2019, 38(6): 1451-1463.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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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价格指数是不同地区购买一篮子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比,表征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物价综合水平。借鉴购买力平价理论,构建适用于中国地区价格指数测算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测度了100个典型城市的地区价格指数并进行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差异显著,地区价格指数界于0.849~1.662之间,最高值为最低值的1.95倍;住房价格的地区差异最大,教育、医疗次之,是影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三大主要因素;食品、交通、教育和医疗价格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通信、住房、文娱价格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地区价格指数在全国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东南沿海地区物价水平较高、黄河中游地区物价水平较低。通过对地区价格指数的研究,能够为关注民生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论文
    荣培君, 张丽君, 秦耀辰, 李阳, 郑智成
    2019, 38(6): 1464-148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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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论文
    郑振华, 彭希哲
    2019, 38(6): 1481-1496.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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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养老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社区环境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基于复旦大学2014年“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数据,探讨了社区环境、步行行为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所有老年人的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从低龄到高龄,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向社区人际交往转移的特征,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步行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高龄老年人在较低的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进一步降低了健康水平。重视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空间的优化建设,增加社区交往活动的组织等将对中国老年人健康起到极为重要的改善作用。

  • 研究论文
    曾通刚, 赵媛
    2019, 38(6): 1497-151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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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维度构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重心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错位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整体快速增长,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区域失衡特征不容忽视。东部地区整体水平高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并伴有“西部崛起,中部及东北地区塌陷”特征。东部地区呈现“两极化”现象。② 中国老龄事业基本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空间分布由西南-东北辐射递减模式转变为显著的“中部塌陷”式,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低值集聚带,纵贯中国中部,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错位关系。③ 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正向错位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城以北等地区。空间错位强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其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④ 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及产业结构的时空分异对其产生正向影响。市场经济规模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未对老龄事业发展起推动作用,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倒逼作用不显著。

  • 研究论文
    吴威, 曹有挥, 梁双波, 张璐璐, 刘玮辰
    2019, 38(6): 1512-1526.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7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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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航空运输过程的完整性,认为民用机场对区域的服务能力取决于机场经由陆路集疏运体系与腹地的连通性,以及机场通过航线网络与其他机场的连通性两方面,据此构建了机场陆侧、空侧及综合服务能力评价方法。长江经济带民用机场体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机场间陆侧、空侧以及综合服务能力均呈明显差异,差异程度空侧显著高于陆侧,综合服务能力最低;长三角、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三大区域间机场差异与区域内部机场差异共同导致了经济带机场陆侧服务能力的总体差异,但区域内部机场间的差异是形成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服务能力指数的自然间断,将机场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则陆侧、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等级结构均呈金字塔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受陆路交通网络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与人口密度等影响,陆侧服务能力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下降态势;受机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特征、综合交通发展与竞争等的综合作用,空侧服务能力呈长三角与上游高于中游地区的“鞍形”格局;综合服务能力沪蓉、沪昆两大交通主轴串联的城市区域相对优于腹地,在三大区域则均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但总体水平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递减。

  • 研究论文
    刘绿怡, 丁圣彦, 任嘉衍, 卞子亓
    2019, 38(6): 1527-154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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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干扰使景观空间异质性发生了剧烈变化,进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针对景观空间异质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联关系研究还较为薄弱。以河南省伊河流域为研究区域,以地表水质服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表水质服务的空间变化;通过以水质采样点为中心建立缓冲区,分析了不同尺度下的景观空间异质性特征,并与地表水质指标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探讨景观空间异质性与地表水质服务间的影响规律及响应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地表水质状况整体上为西南、东北部较差,中部较好;② 从景观组成来看,林地面积占比或斑块个数的增加有利于地表水质的提高;③ 类型水平上,林地的景观构型与化学需氧量的质量浓度在200 m半径缓冲区内显著相关(P<0.05),城镇用地的景观构型对地表水质的影响则在2000 m半径缓冲区内更为明显;④ 景观水平上,总磷的质量浓度受到景观构型变化的强烈影响(P<0.05),景观构型异质性越低,总磷的质量浓度就越高;⑤ 适当增加景观空间异质性可有效降低地表水质污染物的质量浓度,提高地表水质服务。研究结论可为伊河流域的空间开发及水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论文
    胡美娟, 李在军, 丁正山, 周年兴, 沈一忱
    2019, 38(6): 1542-155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7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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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重心迁移、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法研究2003—2015年中国省域水资源“农转非”的时空格局、过程及机制。研究表明:① 水资源“农转非”呈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且北方地区总体低于南方地区。② 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波动较大,2003—2008年受重庆、青海、云南的引擎拉动呈西南向移动,2008—2015年在西部省份水资源“农转非”减缓,以及辽宁、吉林、北京等水资源“农转非”提升的共同影响下,呈持续东北向迁移。③ 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提高、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及生态环境改善是水资源“农转非”主要驱动力,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则制约了非农用水占比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与农业有效节灌率在不同时段对不同等级地区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呈相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