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工程承包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日益增多,但在中长期视角下探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首先结合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外交政策变化,总结了1950—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时间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向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资源丰富、无严重外债问题、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集中;受到良好双边关系的促进,并呈现出高经济风险的偏好特征。从时间变化上看,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成为愈发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资源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相关政策措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政治风险抑制作用降低,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仍然存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长期视角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研究,并为科学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在非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不同区域之间空间网络形成的支撑,对区际生产要素流动、市场融合和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前提条件。立足于综合基础设施网络,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为分析地域,设计数理模型,评价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网络连通性,考察其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然后分别从铁路、公路、航运、通讯、能源等各种基础设施方式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基础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水平,探讨了基础设施连通的类型分异及其主导因素,凝练基础设施连通的空间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从海陆属性来看,岛屿型国家与中国设施连通性最高,其次为综合型国家,内陆型国家最低。对国际区域而言,俄蒙和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设施连通性最高,中东欧地区连通性最低。从国家尺度来看,俄罗斯和越南是与中国设施连通水平最高的国家,巴勒斯坦、东帝汶等5个国家与中国尚未形成设施连通性。从连通方式的构成来看,航运网络的连通性最高,其次为航空和光缆。② 空间距离、连通方式和重大交通走廊共同主导了设施连通性的类型分异。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与中国的设施连通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包括海陆融合型外缘连通模式、陆路通道直接连通模式、陆心内生性低水平连通模式、远距离不均衡连通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不断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越来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而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及各种要素跨越国界流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建设进展相对较慢。通过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难题、形成机制及突破路径。研究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面临典型的“尺度困境”,其困境大小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内多尺度治理协调程度及边境双边治理结构匹配程度等3个维度。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多尺度汇聚的边境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降低跨境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关键,而其治理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多尺度的紧密合作以及边境双边的制度对接。打破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尺度困境”需要边境双边协同治理,国家尺度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或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同时要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产业案例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知识网络,而对科学家等个人层面的网络研究较为缺乏。以2014—201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为原始数据,筛选出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之间合著论文的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3个维度,探讨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且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网络特征;② 此知识网络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地理邻近性作用明显;③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中会受到科学家自身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呈现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均对知识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正在深刻的改变着城市体系的经济景观,建立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功能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将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划分为公司总部、商务服务、研究开发、传统制造、现代制造、物流仓储和批发零售七种类型功能区块,研究了中国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沿着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经济景观的显著特征,功能多样化城市和功能专业化城市并存于中国城市体系,东部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了更好的地位;中国城市按照价值链中的优势功能可以划分为九种类型,少数城市转变为承载公司总部、研究开发、商务服务等多样化功能的高等级中心城市,而大量中小城市则转变为传统制造专业化基地;市场潜力、关键资源、区位条件、营商环境等城市属性特征是城市功能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资源、区位可达性等属性特征的增强将提高城市成为总部基地、商务中心和研究基地的概率,而降低城市成为传统制造基地的概率。
以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40470组两两城市对为样本,采用效率增值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及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协同网络演变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经济协同网络密度呈现三周期、双缺口变化特征,高强度协同作用偏向东部地区的东向性特征凸显;② 协同网络经历了星型覆盖格局-双区扇形发散格局-单区扇形发散格局-多层嵌套新格局的转变,表现为跨越东中西部地区的远距离协同,跨域性特征突出;③ 东部城市比较优势、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的良性循环决定了协同作用的东向性,而远距离协同作用利于整合区域差异化比较优势,降低资源争夺和重复建设风险,促进全域高效产业分工体系和跨域性协同网络的形成。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作为指示区域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度量,空间可达性是刻画城市及其腹地间空间关联格局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城市与区域系统发挥集聚与扩散功能的显著表征。考虑空间异质性,本文综合集成自然地表要素和陆地交通网络,构建更为逼近真实场景的可达性分析方法,精确刻画中国城市空间可达性宏观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取中国城市群空间范围。从空间可达性视角,都市区、都市圈、城市区域和城市群等不同尺度城市与区域系统格局凸显,多尺度城市功能地域系统逐步浮现。从空间连续性、关联性和紧凑性出发,基于城市等时圈,以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为抓手,最终共提取出15个城市群结构。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9个城市群相比,本文共识别出15个城市群,既存在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总体上,本文识别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要普遍小于国家或各级政府批复的城市群。科学认识“自然生长的”和“规划引导的”城市群之间的差别,对于更好地发挥城市群功能地域作用、推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是自然区划中一条重要的自然界线,它的划分问题曾引起诸多学科学者的争论。由于早期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多以定性、专家集成方法为主,同时区划目的、使用指标等多有不同,导致不同学者所划分的自然区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基于空间分异性思想,使用地理探测器定量探测气候指标对中国亚热带北界的影响,选择其中q值较大的指标如日均温≥0℃天数、最冷月1月均温、年降水和湿润指数等作为主导因子并参考植被、土壤数据探讨亚热带北界界线的位置。结果表明：① 地理探测器法可以快速、准确地筛选自然区划的主要气候指标,并确定分界线的准确位置,提高了自然区划研究的技术水平和区划界线的客观性。② 使用地理探测器划分的新界线在研究区西部位于秦岭南坡1000~1600 m的位置,与以往界线相比略偏南;在研究区东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比以往界线略偏北。在保持自然要素完整性的同时,新界线具有更大的q值,表明新界线可以很好的反映暖温带与北亚热带2个区划带之间的差异,划分结果具有合理性。
通过旋转经验正交分解方法对秦岭年降水量进行分区,比较秦岭降水量客观分区与植被南北分界线的一致性,运用滑动t检验、累积距平和小波方法分析了各分区的气候变化特征。主要结论为：秦岭区域可以按年降水量分为4个区域,其中秦岭中段南北分区与植被分区界线相近,走向相同;秦岭各分区多年降水量一致表现为减少趋势,近57年来,各区大约减少了一成左右的降水量;秦岭区域年降水量在近57年里发生了多次转折,最明显的转折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01年前后秦岭区域降水出现了波动增加的趋势,但增加的趋势强度还比较弱,难以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丰水顶峰时期;秦岭各分区最显著震荡周期2~4年。建议在开展气候区划和气候变化研究时,应该考虑年降水量分区与植被自然分区的一致性。
高速公路运营过程汽车尾气中的重金属长期在周围环境累积,使得周围环境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影响路域农田土壤动物群落特征。本文垂直距离京哈高速公路德惠段南侧和北侧5 m、20 m、100 m、200 m和1600 m的玉米田依次划分了5条取样带。5月、8月和10月不同季节进行采集样品。测定了不同样带土壤重金属Ni、Cu、Zn、Cd、Hg和Pb含量,手捡法收集不同样带大型土壤动物。探究了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组成,结构对公路运营过程重金属累积的响应。结果表明：① 不同季节样带随着与高速公路距离增加,土壤综合污染指数逐渐减小,公路两侧5 m、20 m和100 m样带土壤动物个体数逐渐增加;② 公路运营过程中的重金属受气候因素和微地形因素影响,对大型土壤动物影响具有季节差异;③ 公路运营过程中的重金属Hg和Ni主要影响公路两侧不同样带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
国内学者经常将“empirical research”译成“实证研究”和将“实证研究”译成“empirical research”。只有遵循实证主义理路的研究才能称为实证研究。针对中文世界的这一问题,分析了造成这种误译和相关误解的原因：对相关的哲学概念“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缺乏应有的把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对相关的研究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可以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可以分为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问题的规范研究值得重视。对学术研究而言,概念问题至关重要。应当更多地关注学科的哲学问题,以便为知识生产提供稳固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