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力布局都较为关注产业生产能力而忽视产业转产能力。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期间,中国许多城市通过产业转产有效缓解了防疫物资供给紧张问题,使得城市产业转产能力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利用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整理得到的国产医用器械注册证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数据论述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技术关联在城市产业转产中的作用,并构建城市产业转产能力指标评价体系。研究结果发现：① 结合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各城市防疫物资产业转产的实际情况,发现城市的技术关联密度可以较好地表征其产业转产能力。② 以技术关联为核心构建的中国城市产业转产能力指标体系可以进一步优化城市产业转产能力评价结果。这为未来中国生产力布局中如何兼顾生产能力和转产能力提供了科学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从悲观、中观和乐观三种情景预测了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根据各地疫情严重程度分别用不同情景利用历史数据预测了各省2020年经济数据,随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了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悲观情景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仍能实现1.90%的增长,完全有能力实现“六稳”“六保”任务,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中观和乐观情景下,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20%和3.74%;地区差异分析表明,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放缓,地区内部的不平衡加剧,而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疫后恢复为契机,充分挖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实现区域增长接力,稳定经济增长。
以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为对象,以定量评价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全球价值链（GVC）竞争态势为目标,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IRIO投入-产出分析和RCA、GVC指数分析等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八大类型产业的全球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特征,同时测算了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和中南半岛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的区域竞争动态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2000—2014年,中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国家,不同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是吸引全球产业转入最主要的因素。② 2000—2018年间,中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整体上优于中南半岛四国。③ 2005—2015年,中国的中高级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日益强化,柬埔寨、越南则分别在初级制造业和中低级制造业部门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④ 中国的整体GVC参与度水平在2005—2015年期间低于越南,但其GVC地位指数却远远领先于中南半岛。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主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较少关注制造业,其基于英美城市经验提出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弱化的观点已逐渐受到质疑。本文以中国广汽本田和德国空客汉堡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方法,剖析和比较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与模式,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嵌入初期、扩大发展、优化完善3个阶段,并表现为集团推动型嵌入、客户追随型嵌入、地方购买型嵌入等模式;成本和市场规模、企业策略和文化、地方企业服务水平、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对制造业的地域嵌入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更细致和动态地揭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发展的世界城市产业关联紧密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区域化、集团化、碎片化”逐渐取代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最为活跃的内容,以“地缘”为基础的经济板块日益涌现。本文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地缘经济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商品贸易网络的研究视角,对1996—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的属性特征、功能等级的演进过程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果。① 在属性特征演进层面,地缘经济系统具备小世界性,其变化趋势与世界经济局势的阶段性发展共轭;商品贸易网络度分布的无标度性逐渐消失,地缘经济关系呈均衡化,而权重度的无标度性显著,中间位序的国家数量增多使权重度分形结构趋于优化;商品贸易网络属于异配型网络,地缘经济系统遵循择优选择机制但趋向弱化。② 在功能等级演进层面,地缘经济系统具有较强的关系依赖性,第三国效应凸显;商品贸易网络的权重度中心性与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关联度最高且空间同配,逐步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东西并立格局,介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呈现空间均质化发展态势;功能类型在数量特征上呈“金字塔”型结构,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三个“核心-边缘”集聚的“圈层结构”,核心型地缘经济区之间的竞争性强化,中转型地缘经济区的联系网络呈复杂化,一般型地缘经济区的部分国家出现等级跃升,孤立型地缘经济区保持稳定。③ 自然地理空间分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功能区的交互耦合是地缘经济功能区空间演进的重要因素。
液化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LNG）作为一种清洁低碳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LNG通过船舶在港口之间进行运输,但当前对港口尺度下的贸易模式及其演化了解相对有限。因此,本文采用复杂网络指标和社区探测方法,利用2013—2017年全球LNG船舶轨迹大数据来分析其贸易格局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LNG运输网络规模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网络中港口之间的贸易联系相对较为稀疏。② LNG运输网络围绕着枢纽港口形成了一系列贸易社区。其中新加坡港、豪尔费坎港、拉斯拉凡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③ 随时间推移,同一贸易社区内的港口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更加集聚的特征,且同一国家港口所归属社区也变得更加集聚。
以国家级高新区上市企业为主体,量化划分知识基础类型并以之反映高新区知识基础属性。建立多元线性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技术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和商品销售收入探究高新区知识基础属性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① 对样本企业的聚类分析在传统知识基础类型的基础上识别并定义了新的“效率型”知识基础;② 对高新区技术收入的增加,知识基础均衡化呈负效应,其强度由南往北逐渐增强,解析型知识基础专业化只在局部高新区呈正效应;③ 对高新区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知识基础均衡化的效应为正且强度由中部向南北两侧渐增,象征型知识基础专业化呈负效应且相对集中于南部;④ 企业数量超过“门槛”值时,象征型知识基础专业化有利于商品销售收入增加。
企业总部与其注册地的跨城市分离现象十分普遍,且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基于Wind提供的数据和历年年报的追踪,从跨省分离和省内跨市分离两个层面,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注”的跨城市分离格局及其形成的主要过程——“总-注”非一致性的跨城市迁移进行了研究,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总-注”跨城市分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截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中总部与其注册地位置不符的公司占比达31.45%,其中跨省分离和省内跨市分离的公司分别占5.01%和2.97%。② “总-注”跨省分离的上市公司,其总部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而省内跨市分离中的上市公司,其总部主要在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与之相比,注册地主要分散在普通地级市。③ “总-注”非一致性的跨城市迁移是导致两者跨城市分离的主要原因,其中总部以上行迁移为主,主要迁入直辖市、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而注册地以下行迁移为主,主要迁入普通地级市。④ 所属行业、组织形式、是否重组、是否ST以及夜间灯光所反映的注册地城市规模对上市公司“总-注”的跨城市分离产生影响,且大部分影响因子在跨省分离和省内跨市分离中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差异明显。
鉴于现有的城市网络研究尚没有关注企业间投资这一最重要的经济行为之一,所得认知不全面,本文基于城际创业投资联系这一全新视角,刻画了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和组织模式,以丰富城市等级和距离衰减作用下的城市网络研究。从节点看,城际创业投资空间分布不均,高度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直辖市。从联系看,城际创业投资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形成以京沪深为顶点的三角形框架,同时城际投资联系的距离衰减特征不充分,高等级城市不受距离约束,尤其是以京沪深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间的远距离联系,在1200 km左右形成投资“热岛”。从子网络看,城际创业投资可分成7个社区,社区分布具有“大集聚、小分散”特征,不同社区内部的组织模式各异,主要包括“单中心”模式、“一核多副”模式、“两核多副”模式和“多中心”模式。本文的创新点不仅在于填补了企业间投资网络研究的空白,还与企业总部分支网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城际创业投资的距离衰减特征强于企业总部分支网络,而等级联系特征则弱于企业总部分支网络。。
基于扩展强度指数、等扇分析法、核密度分析及空间句法等方法,运用1998年、2008年、2018年3个时期的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及城市道路网轴线模型分析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探究二者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沿“东北-西南”走向扩展,其空间集聚格局逐渐由“单核”“一带两核”向“一轴一带两核”演变。② 核心区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沿“东北-西南”走向扩展,内部空间形态由“团状单核”“条带状主次双核”向“团带状双核”演变。③ 核心区文化产业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呈显著的关联性,即不同时期二者空间扩展方向基本一致,空间形态格局演变高度耦合。④ 核心区文化产业先导型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而填充型发展模式,包括在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与向既有产业集聚区的持续集聚推动着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优化。研究对完善文化产业空间研究体系,提升产业空间支撑城市空间转型的协同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第二居所旅居在流动谱系中介于短时性旅游与永久性旅游移民之间,是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的结构叙事向后现代的多元与微观化转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借鉴符号互动理论,探析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所处人文地理环境产生的内在差异,使得三亚市存在着明显的“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我者”与“他者”的对视;这些内在差异经过“人”的定义与解释被赋予特殊意义,并基于“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意义建构出新的内涵,影响两者的互动实践;其具体作用过程包括：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不愿与对方交往3个阶段。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互动的内在运作机制,有利于宏观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促进旅居地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功能分区研究在时空尺度上不断细化,多源数据融合有利于推动城市功能分区研究的精细化发展。本文对比国内外城市功能区研究中对多种新型地理数据的内涵挖掘和应用,通过融合北京市2017年14400个栅格区域的手机信令数据和2016年高德地
本文在统合社会认同与地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地域社会认同。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时代的区域研究需要由以工业化为引领或以城市土地扩张为引领的“空间效率导向型”研究迈向“空间公平/正义导向型”研究,因此客观经济发展与主观社会认知的配适性研究亟待开展。在研究方法上,以空间异质性为基础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地域社会认同的空间分异,并探寻了造成空间分异的关键地理探测因子。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影响地域社会认同的核心因素开始由区域地理环境大类因子转向建成环境与经济社会氛围大类因子,同时人均GDP、未婚比率、家庭平均房产数等地理探测子因子对地域社会认同的空间分异起着重要影响。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本文构建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协同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双层级双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及其与背景环境的关系。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概率远高于本地人口,城市更新对流动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影响更大;流动人口的居住变动行为与就业变动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单项变动极有可能引发双变动的调整。居住在城中村数量较多的街道,流动人口发生居住变动的概率更大。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相比老一代更高,而且街道的居住不稳定性与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行为不稳定更相关。
基于面域汇总数据的犯罪地理分析不仅存在MAUP局限,还会制约理论发展。本文将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DO指数用于犯罪地理研究,在连续空间上揭示2013—2018年北京盗窃、抢夺抢劫、暴力犯罪与32类城市功能的分布关系。研究表明：① 98%的“犯罪-功能”组合呈共聚分布,单一尺度分析极易低估犯罪发生地的种类数;② 由于罪犯在中等尺度上选择收益、风险、成本适中的概率最高,“犯罪-功能”组合的共聚尺度与程度多为倒U型关系,该规律有助补足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空间视角;③ 随着监管加强,三种犯罪与所有功能的总体共聚程度渐趋下降,暴力犯罪的共聚尺度大于“两抢一盗”;④ 较之犯罪模式理论中的单一共聚类型,共聚组合可细分成大、中、小尺度强共聚型以及弱共聚型等小类。本研究将犯罪空间形成机制简化为犯罪点与功能点的几何关系,未来需克服混淆因素干扰、功能点均质化假设等。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旱区水-粮食-生态关联机制,是人地耦合系统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之一,为全面保障以水安全为纽带的旱区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本研究通过梳理水-粮食-生态关联研究前沿,凝练得到四方面认识：① 在时空特征判别中,旱区土地利用是普遍涉及的水-粮食-生态关联载体;② 在驱动机制分析中,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得到关注,但研究多止步于统计描述;③ 在模型使用中,社会水文系统模型是重要研发对象,生命周期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流模型也得以使用;④ 在决策支持中,基于水-粮食-生态关联视角并适用于本地旱区的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用途管制、资源使用增效途径仍处探索阶段。在未来研究中,有必要深化旱区生态水文过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响应、旱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旱区水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下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等研究议题,从而架构水-粮食-生态关联研究从科学到决策的桥梁。
海洋地缘政治探讨国家政治活动与海洋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的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文构建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化分析框架,探讨人海关系要素构成和国家与海洋互动机制,梳理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路径、内容构成和阶段特征。国家意志和需求、国家文化基因、技术变革是驱动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的主要因素,中西方国家在人海关系演化过程中均呈现“以陆涉海,以海养陆”“以陆拓海,以海通陆”“以海制陆,海陆冲突”“陆海统筹”等阶段性特征。现实主义与和合主义、冲突扩张与消极保守、全球视野与华夏中心在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变中形成鲜明对比。未来中国需把握好批判继承和改造借鉴的辩证关系,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范畴下的海洋地缘思想集合,丰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已经积累和发布了越来越多气候变化方面的数据,为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相关数据存量越来越大,存储类型越来越丰富,促使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应用,必然离不开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本文首先对气候变化驱动因素科学数据、气候变化事实科学数据、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科学数据、气候变化未来预估科学数据、气候变化相关经济社会数据五大类别数据共享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数据质量及数据应用的特色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大数据背景下气候变化科学数据共享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服务管理、市场化运营、商业服务、公众服务、数据出版、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基于模型计算的动态数据共享等进行了展望。最后,总结了气候变化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被用于诸多学科,对突破地理学中的二元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和比较ANT与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发现其时空观具有相通之处。广义对称性原则将ANT与人文地理学链接,使得人文地理学中描述的方法论、自然和物质的重要性及网络被重新认识。地理学者对ANT的批判主要围绕社会解释与网络解释、传统批判的合法性、人与非人对称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等方面展开。一些地理学者试图使用拼装（assemblage）思维来弥补ANT的不足,将欲望、虚拟、流等概念补充进来,使之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由于扇贝实验的案例研究对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与运用ANT影响较大,文章解析了该案例中蕴含的转译逻辑。最后,阐明ANT在经验研究中需要反思之处,并讨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及对人文地理学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