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反思资源环境在学科内部边缘化的产物,旨在重建经济地理学理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历经近20年的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片段化、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无明显改观。为此,本文回溯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归纳了以环境经济地理学名义开展的研究工作,探讨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研究发现：① 环境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的发展思路是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适应资源环境变化的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模式,凝练了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两个研究主题。② 面向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地理学应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和地方如何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同时,借助区位分析评估作为区位因子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布局,发现了诸多“经典假说”的反例。③ 面向绿色转型,环境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结合,应用区域多样化和路径创造理论,分析了区域绿色转型的条件和过程。④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克服范式差异、加强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挖掘中国丰富的环境经济地理问题所蕴含的机遇。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概念进入经济地理学者视野,用于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的多维因果过程与空间动力机制,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新兴议题之一。为掌握该研究动态,本文对2000—2020年来共计2453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进行回顾,重点探讨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和理论不足,阐述了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融入方向。本文发现：①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研究和可持续管理领域热门议题,呈多学科介入特点;其中,转型地理研究正不断崛起,并聚焦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技术共演过程、多尺度动力机制、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及其转型地理性等问题。② 经济地理学对转型研究有三个视角优势：时空语境敏感性;转型过程、机制和结果的空间多样性;新产业系统的地方嵌入及其合法化的地理性。③ 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含三个提升方向：概念内涵深化（含地方、尺度和空间）、多范式互动融合（演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构建方向（多地理尺度性与多层次视角,区域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④ 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在三个议题上有广阔前景：基于国家语境敏感的地方转型探索、绿色利基发展与转型空间机制研究、以及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与转型研究。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公正研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公正问题。从环境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采用1995年、2004年、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1990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工具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市污染企业的分布及其与区域人口社会特征关系的时空变化,然后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污染企业分布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发现,广州市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经历由中心城区集聚向近郊区和边界地带集聚的过程,在城市产业空间重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由最初表现不明显转变为全市范围的阶层差异与企业污染负担之间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环境不公正现象的特征和成因。
面对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落地对于中国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该类型技术在乡村地区一直面临推广难,采纳度低的问题。以往众多研究证明,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和支撑。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构建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2016—2020年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调研及10个县市3015份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总结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四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农户间简单离散的技术互动。② 单核阶段：精英农户的点式嵌入与拟亲缘网络扩散。③ 多核阶段：多个精英农户形成与业缘关系网络扩散。④ 高水平互动阶段：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性网络扩散。个体资源禀赋、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技术传播方式和外部环境作为技术扩散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践逻辑和底层机制,对同类技术推广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高耗能行业作为中国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结合各行业/部门上下游关联,本文力求构建中国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高耗能行业的碳风险传导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从2007年的50.45亿t增长至2017年的74.27亿t,占比从77%增长至80%。②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的上下游隐含碳转移效率相对较高,而电力生产供应业、非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加工业则相对较低。③ 随着高耗能与其上下游行业的关联增强,隐含碳排放占比逐层降低,碳风险传导路径各有不同。④ 电力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制品业等的单位增加值减少量对应的碳排放削减量较高,减排效率较其他行业更为显著。本研究通过构建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碳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及路径,力求为中国高耗能行业的可持续低碳转型及潜在风险规避提供借鉴参考。
伴随电子商务等新兴消费业态的迅猛发展,其碳排放量已不容忽视。本研究从空间分解和隐含碳转移的角度,基于对电商快递包装箱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研究,识别其在原料、生产、利用各环节与电商行为的地理空间耦合,分析各阶段及总排放的省域尺度格局特征,以及伴随快递流的隐含碳转移网络格局。研究发现：原料阶段的碳排放多在木材原料商区位,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和快递发货区位高度耦合,利用阶段的碳排放和快递收货区位相耦合。全国电商快递包装箱各阶段的碳排放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原料阶段集中在广西,生产和利用阶段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整体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特征。碳排放总量较高的省区多由生产驱动,碳排放总量越少的省区则利用驱动越明显。隐含碳转移网络呈现出“少数省区净流出、多数省区净流入”的“轴辐式”结构特征,浙江、广东两省承担了80%左右的净流出,是绝大多数省区隐含碳流入的最大来源地,北京是净流入最大的省区。基于隐含碳转移进行碳排放责任辨析,是相关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绿色包装的减排贡献较大,亟待寻求技术突破;新兴消费业态的碳排放值得长期关注。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区域。在中国行政区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在降低行政壁垒,优化要素配置的同时,产生了怎样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颁布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区域一体化碳排放效应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2010 年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并经过共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出现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从城市等级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减少的促进作用大于一般城市;从作用机理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而通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碳排放。因此,建议建立长三角城市间碳减排与绿色发展的互动合作机制,构建可监测、可操作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大长三角城市绿色科技联合攻关力度,推动产业低碳化发展。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资源和环境约束对我国能源消费提出了严峻挑战。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本文借助K-means聚类、空间相关分析等方法,对30个省级单元的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时空特征及其结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多角度探讨终端能源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从人均终端能源消费量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各省级单元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省际差异依然显著。② 从终端能源消费量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了空间集聚特征的存在,并形成了多种空间集聚类型。③ 从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不同省级单元的各类型能源消费结构均呈现出多样化演变特征。④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发现,终端能源消费对空气质量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能源消费结构与不同区域有明显差异性。⑤ 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能源消费与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以期从能源消费这一视角为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提供思路和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传统“以地谋发展”的粗放增长模式弊端渐显,不仅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也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发展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以地谋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在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区域影响和区域效应,但现有文献缺乏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5—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扩张显著降低了城市空气质量,且这一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对城市空气质量具有差异性影响,地方政府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越差。③ 产业选择可能是工业用地出让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内在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将工业用地供给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城市空气质量变差。本研究从产业选择机制的角度试图解释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内在机理,是对现有文献的拓展和补充,也可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在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要素流与网络关系构成的“流空间”愈发重要,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受到冲击与重塑,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凸显,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环境效应已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了2015—2018年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网络演化格局及其环境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 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强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②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有所好转,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88.89%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PM2.5、PM10、SO2、CO和NO2年均浓度有所下降,而O3年均浓度有所上升。③ 中国城市网络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城市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网络中节点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增强,提高了借用规模和借用技术,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④ 度数中心性提升了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减少了PM2.5、PM10、SO2和O3的年均浓度,增加了CO的年均浓度;而中介中心性则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降低了NO2的年均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