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耀眼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因此构建兼顾标准性和灵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中观尺度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属性解析-系统整合”逻辑框架构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将乡村旅游地解析出社区、遗产和旅游3个基本属性,分别对应社区发展、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子系统。依据旅游系统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重点构建旅游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目的地、客源市场、旅游通道和旅游支持系统4个一级指标和具有较强操作性、聚焦乡村尺度的31个二级指标。进而,将子系统整合并引入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使用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最后,通过测评广东10个乡村旅游地,验证该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和区分度。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机制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分析贫困脆弱性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均值为0.046,贫困脆弱性等级呈现“纺锤形”分布。②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及不同维度间差异明显。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受健康冲击或教育压力大且适应力薄弱,贫困脆弱性较高。多元型和纯务工型农户具有低风险与低敏感性,适应力较高,贫困脆弱性较低。③ 农户的暴露风险、适应力具有地域分异性,中山区农户自然风险较高且高贫困脆弱性的农户比例大;河谷川塬区农户的适应力较高。④ 建档立卡贫困识别与贫困脆弱性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⑤ 农户贫困脆弱性受家庭层面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职业类型、社会连接度、政策依赖性、非农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以及村域层面的地形起伏度、道路可达性、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教育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从资源承载和生态保护的角度预测城镇土地利用变化,是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客观需求。以典型缺水城市天津市为研究区,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土地利用规模、最小成本路径法构建生态廊道和FLUS模型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等方法,分别模拟自然扩张和资源环境保护情景下天津市2035年土地利用情况。结果表明：① 资源约束条件显著制约城镇人口和建设用地的超量发展,随着资源约束增强、科技发展增速,人口和建设用地增长量随之降低,城镇GDP保持稳定增长。② 天津市重要生态廊道以南北向联系为主,东部和北部生态廊道重要性较高,部分生态廊道由于路径较长或距离建设用地较近而面临被蚕食挤压的风险。③ 水体湿地在资源环境保护情境下面积略有增长,在自然扩张情境下则延续以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出现向草地退化的情况,部分生态源地和廊道受到耕地侵占和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④ 受交通发展和京津职住分离的影响,天津市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主要发生在蓟州、武清和宝坻区。此外,在资源环境保护情景下,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增长率较低,津南区表现出较大发展潜力。以资源环境承载约束城镇扩张,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提供科学引导。
儿童是保护环境的积极行动者,激发其亲环境行为意愿是应对环境问题挑战的现实需求。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关注儿童的亲环境行为意愿及其驱动机制。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南京市小学儿童为样本,旨在通过分析儿童自然经验图式的特点,探究日常和旅游两种情景的自然接触对儿童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差异,并检验自然联结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结果发现：① 与日常自然接触相比,旅游自然接触更能激发儿童的亲环境行为意愿;② 自然接触促进自然联结主要体现在情感维度,其次是认知维度,而自然联结促进亲环境行为意愿以认知路径为主,情感路径为辅;③ 情感型和认知型自然联结在自然接触与亲环境行为意愿间扮演双重中介角色,且认知型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高于情感型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科学制定面向儿童的自然空间规划和环境教育策略具有参考价值。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滑雪场是冰雪运动的空间载体和冰雪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研究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冰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770家滑雪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滑雪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山东、新疆、河北等北方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属于聚类分布型,具有聚集性和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② 已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高密度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高密度区,以及以长治为中心的晋冀豫次级高密度区;③ 地形、气温、经济、城市、交通因素对滑雪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包括正负值差异和高低值差异;④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性,其中自然因素产生的空间差异性更大,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整体呈正相关,且主要作用于北方地区的滑雪场。
探索韧性和效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协同演化特征,对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科学参考价值。以2000—2019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Topsis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并通过哈肯模型刻画二者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韧性作用愈加突显;② 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时空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格局依旧存在,区域间合作不足,协同演化呈现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单极化向多极化格局演化的趋势;③ 整体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呈现正向效应,但政策选择、产业结构等因素使得天津、上海协同演化存在偏向效应,形成海洋渔业经济水平低但协同值高的错配发展;④ 研究期内协同演化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采用聚类分析将协同演化分为四类,高级协同阶段（0.824~0.964）为山东、福建,较高级协同阶段（0.784~0.823）为天津、上海、浙江及广西,中级协同阶段（0.502~0.771）为辽宁、江苏、广东和海南,初级协同阶段（0.411）为河北。韧性和效率的协同作用表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需培育内生动力,在既有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下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在维持经济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加强经济韧性,推动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探究中国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原因,以猪肉和鸡肉为例,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关联测度新方法测度了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水平及其时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通过QAP分析考察影响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畜禽产品市场总体空间关联水平较高,且近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相比于鸡肉市场,猪肉市场总体空间关联水平更高,但鸡肉市场总体空间关联水平上升幅度更大。② 中国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呈现出多线程、复杂的网络结构,空间关联网络较为紧密,与鸡肉市场相比,猪肉市场空间关联网络更为紧密,不同省份在畜禽产品市场的中角色和地位不同。其中,中东部畜禽产品主销区和主产区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扮演着中心行动者角色,而西部偏远地区省份,在网络中影响力较小,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③ 市场邻接、市场距离以及产区势力是影响畜禽产品市场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此外,市场化程度对猪肉市场空间关联同样有显著影响。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 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潜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实际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中国人才迁移的地理景观正涌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利用中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揭示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趋势,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解释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人才跨省流动性呈先增后减的演化趋势,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② 东部发达省市人才净流入活跃,中部、东北和河北等地区人才净迁出活跃,2010年后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失问题均开始缓解。③ 高学历人才由中西部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主要迁移模式比较稳定,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迁移规模持续上升。④ 从影响因素的演化趋势上看,全国人才省际迁移主要为经济驱动型,但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产业转型、购房成本、教育服务舒适性及气候舒适性对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影响开始增强。⑤ 全国人才跨省流动性的演化机制具有一定的阶段分异性,前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人才跨省流动性升高的主要动因;之后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减弱主要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地区过高的购房成本及小学教育服务设施短缺等因素影响。
城市居民购房与租房的居住选择倾向及其机制存在差异,但当前对租房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构建城市租房户居住选择过程中“好房子、好位置、低租金”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及其基本理论模型,这为研究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广州都市区1328个社区为案例,得出广州都市区的租房户比例呈现核心区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构建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因素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租金水平、住房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三大类9个指标构成。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表明,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倾向于居住在低租金水平和房龄较新的社区,且被动选择租住在住房建筑面积较小、住房内部设施较差、日常生活便利性较差的社区中。该结论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租房选择理论,为特大城市租赁住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认知资源要素在地表人文活动中的空间交互性对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从“单资源-复合资源-资源网络”多尺度视角出发,初步构建了医疗健康资源空间交互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利用2012年和2020年百度地图POI数据,综合运用Ripley's K函数、格网熵指数、协同区位商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等定量方法,从集聚交互、功能交互和网络交互3个方面研究郑州市医疗健康资源空间交互及其网络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从集聚交互上看,各类医疗健康资源在数量和增速上扩张明显,同时呈现出显著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逐步增强,相对而言,更具综合性的医院健康资源的集聚程度最高;多距离下各类医疗健康资源集聚规模差异在不断缩小,集聚交互向良性方向发展。② 从功能交互上看,医疗健康资源的功能主导类型逐渐复杂,交互复合性逐步增强。医疗健康资源功能交互空间格局经历了主导类型由“单功能为主、多功能兼容”向“多功能为主、单功能为辅”转变,由点状格局到连片发展的蔓延模式与空间跳跃的飞地模式并存的转变特征。③ 从网络交互上看,医疗健康资源网络密度基本保持稳定,网络联系性质演化特征明显。诊疗与医药健康资源始终处于强联系的地位,存在集聚促进机制;理疗健康资源在关联网络中联系强度逐步提高,网络地位有所上升;而医院健康资源以其独有的规模大、高品质和综合性等特征在网络体系中具有较强独立性。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中国的土地财政体现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发展模式。考虑到土地财政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的特征,本文将土地利用效率分解为土地规模效率和土地技术效率,并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影响机理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土地财政与土地规模效率之间具有“倒U型”特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土地财政对土地规模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由促转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长期效应较之短期更明显。② 土地财政与土地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土地财政对土地技术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由抑转促”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是财政科技支出所致,尤其是长期效应较之短期更明显。③ 房地产投资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规模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技术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产业结构升级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以上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财政收支、加强土地产权保护、健全官员长效考核制度、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消化房地产过度繁荣带来的发展压力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社区衰退的过滤理论,建立重大事故影响下的社区衰退过滤机制概念模型,以南京市N社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文本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证明了社区衰退与过滤之间存在的自我强化以及相互强化的螺旋式反馈作用。内部机制上,社区衰退、邻里过滤既是环境感知的原因,又是行动决策的结果,满意度、忠诚度在环境感知和行动决策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感知越强烈,社区依恋越低,迁居意愿更强,重大事故经历加深了事故背景内化程度。外部机制上,社区衰退与邻里过滤建立在低收入群体与住房市场变化的基础之上;重大事故对地区房价带来直接冲击。本研究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慢性压力和生产事故突发性冲击对社区的影响,从影响居民决策的微观视角出发,剖析了重大事故影响下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是对社区衰退研究的新探索。同时,从激发“呼吁”这一行动决策角度,提出社区忠诚度培育有助于工人社区抵抗多重压力扰动、提升社区韧性。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地表反照率已成为地表辐射平衡和气候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利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CERN）提供的34个站点辐射数据、GLASS地表反照率产品、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MODIS EVI（MOD13A3）和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提供的气象数据,基于Sen's Slope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生态系统地表反照率的变化特征;利用全子集回归和分层分解方法计算地表反照率与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探讨各气候因子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7年裸土地和裸岩砾石地变化率最大,冬季斜率达-0.083% yr-1。生长季地表反照率与降水、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土壤水分和气温显著相关的像元分别占总像元的73%、79%、56%和86%。EVI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地表反照率变化的主导因素,其对地表反照率变化的独立贡献率分别为41%和56.18%。7月东北地区降水量和气温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2个月;内蒙古沙漠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水分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1~2个月。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