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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 41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2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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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启繁, 杜德斌
    2022, 41(7): 1797-1813.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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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 王淑芳, 孙士宽, 叶帅
    2022, 41(7): 1814-1825.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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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项目投资的广度、深度及力度都在不断拓展。凑组理论将所有事物视为复杂关系的动态演变,因而从发展过程及成员关系的角度探究不同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能解构项目凑组中的复杂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对于提高项目的风险规避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凑组理论,本文构建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凑组的理论框架,并以中老铁路为例解析凑组模式。研究表明:① 海外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等价值关联进行凑组,因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采用“以一带多,核心集聚”的方式。② 海外投资项目的类型和领域越多样越广泛,项目凑组越完整越稳定。③ 凑组所形成的空间形态取决于项目的空间分布与项目间的价值关系,中老铁路表现为“走廊”式空间形态。④ 中老铁路具备形成项目凑组的条件,但后期技术需求的不确定及相关产业下游项目投资的缺乏,使中老铁路建设带来的延伸市场缺乏项目支撑。

  • 张英浩, 汪明峰, 刘婷婷
    2022, 41(7): 1826-184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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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创业与创新两条传导路径。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11—2018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整体提升趋势,但两者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② 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存在一定的数字隔离。③ 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大致呈现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依次递减的趋势。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验证了创业和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但同时这种传导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 王茂军, 马慧汶, 邵静, 曹田敏达
    2022, 41(7): 1845-1863.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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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 孙久文, 蒋治, 胡俊彦
    2022, 41(7): 1864-188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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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成果的必由之路,是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的不二法门。本文将研究的空间尺度下移至城市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体系,合成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方法,剖析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12—2019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加,东北城市则先降后升。②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宁夏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排名相对靠后,辽中南城市群面临发展质量下滑的压力。③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空间集聚特征突出,但高质量发展失调问题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低质量、中低质量、中等质量与中高质量状态城市具有向上一等级跃迁的动力,但难度逐级提升。此外,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向下一等级转移的风险。④ 海拔高度、地形地势、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公共财政、对外开放均能显著影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方位驱动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先发城市的领头雁作用,带动后发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达成“普遍沸腾”的愿景。

  • 周滔, 王笛, 李帆
    2022, 41(7): 1883-189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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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品质提升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研究逐年增多。城市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验证,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影响空气质量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基于文献分析,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性,分别研究了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排放与净化的作用机制、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扩散的作用机制,并构建了多尺度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框架,基于该框架对已有研究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也明确了不同尺度下城市空间优化与治理的重点方向,在形成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质量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上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 王连芬, 赵园, 王良健
    2022, 41(7): 1898-191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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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低碳试点城市的减碳效果和机制路径,可以为中国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和依据。本文运用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通过稳健性测试,全面考察了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与非试点城市相比,低碳试点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其中,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对比下降了4.7%,碳排放总量对比下降了7.3%。② 基于城市低碳生产、低碳生活与低碳行政三维主体行为的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从城市低碳生产维度,生产能源节约、技术进步与推行绿色建筑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60.14%;从居民低碳生活维度,生活能源节约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22.17%;从低碳行政维度,缩减行政支出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17.29%。③ 低碳试点城市的减碳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效应。低碳城市试点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减碳进程,也为世界控制碳排放以及缓解气候变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 乔旭宁, 石漪澜, 郭静, 杨永菊, 张合兵
    2022, 41(7): 1913-193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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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本文以郑州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镇扩张模型表征城镇扩张时空特征,采用农产品供给、植被净初级生产力a(NPP)、地表径流、森林娱乐指数等指标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不同等级城镇扩张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关系,探究郑州都市圈城镇扩张进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郑州都市圈城镇扩张指数由2000年的1482.49增长至2015年的2590.91,增幅75.24%,地级市中心城区城镇扩张指数较高,而位于城市边缘区的县城城镇开发指数较小但有扩大趋势。② 2000—2015年郑州都市圈年均NPP值由242.45 gC/m2增长至2015年的303.43 gC/m2,增幅25.15%,但中心城区呈下降趋势;地表径流量呈递减趋势,年平均地表径流量变化范围为570.31~808.73 mm,年均径流量减少14.9 mm/a,而中心城区有所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呈上升趋势,但中心城区递减趋势明显;森林娱乐指数呈增长趋势,其分布西部高于东部,北部高于南部。③ 城镇扩张与农产品供给、NPP等服务呈负相关关系,与森林娱乐服务呈正相关关系;在中心城区城镇扩张与地表径流呈弱正相关关系。(特)大城市扩张对NPP、农产品供给服务影响大,中等城市扩张对森林娱乐服务影响显著,小城市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较小。研究成果可为中国都市圈绿色城镇化道路、生态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 乔治, 贺曈, 卢应爽, 孙宗耀, 徐新良, 杨俊
    2022, 41(7): 1932-194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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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所有地区,气候系统变化的规模和现状是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以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导的土地城镇化最为突出,导致城市热环境脆弱性加剧。已有研究探索了特定类型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城市热环境的影响,但忽视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气候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城市热环境变化的双重过程。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城市热环境变化贡献度算法,旨在厘清自然气候(表征为土地利用平均温度变化)和人类活动(表征为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对于区域热环境变化的单独贡献。本研究使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ODIS)地表温度及发射率数据,定量计算2005—2020年四季和昼夜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平均温度和面积变化对于城市热环境变化的分别贡献。该算法计算各城市四季和昼夜地表温度变化与MODIS LST产品误差在1 K以内。2005—2020年各城市地表平均温度大多数呈增长态势,其中冬季白天增温幅度最高。耕地、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对城市热环境变化的贡献度较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突出。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城市人类活动对城市热环境变化的单位贡献强度远高于自然气候(4.03~648.07倍),而人类活动的贡献总量(-0.25~0.92 K)低于自然气候(-2.40~6.50 K)。研究结果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协同发展和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 林李月, 朱宇, 林坤
    2022, 41(7): 1948-1962.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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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的视角下,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的住房状况有机结合,借助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特征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层次回归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已形成了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城镇产权房、有城镇产权房(流出地或流入地城镇产权房)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构成的“三阶四级式”的“金字塔型”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流出地的区位禀赋是其实现城镇住房自有的重要基础和财务支撑,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房价和城市规模仅对流入地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挑战了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差的刻板印象,并吸引人们关注流动人口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对其城镇住房的影响,拓展了当代中国城镇住房分层研究的视角。

  • 叶原源, 刘玉亭
    2022, 41(7): 1963-198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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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社会面临着多元的剧烈重构,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人本回归的发展命题下,社区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践单元。中国社区研究多针对某一主题内容如治理、情感、环境等开展具体实证分析,而全面系统性的社区基础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基于“人文”与“结构”的理论分析视角,结合社区的本质内涵辨析,对社区进行“内核-外核”的系统建构;具体选择广州15个样本社区,基于3302份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社区系统的运作逻辑,重点探究作为社区本质的邻里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社区系统蕴含了多元的有机结构和丰富的运作逻辑。② 物质空间属性相较其他属性变量,对邻里性具有相对最强的正向效应力,同时又与其他维度属性紧密相关,体现其关键地位。③ 在社区系统中,四个维度属性对邻里性水平的影响呈现了差异化的特征,体现了相应的运作内涵。

  • 李鑫, 马晓冬, 胡嫚莉
    2022, 41(7): 1981-199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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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探索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及其人-地-业要素互馈如何塑造乡村发展动力不仅有现实迫切性,更有重要学术意义。论文运用逻辑分析法对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系统可分为本底要素、直接要素与间接要素三大子系统,本底要素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台”,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主体,而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的“调节器”;人-地-业互馈的科学内涵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优化要素数量组合与空间匹配而塑造乡村发展动力,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向优化状态迁移;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框架中三者存在相互作用路径,是一个联动互馈环,有动态性、传播性与关联性特征;人-地-业要素互馈理论框架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乡村振兴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互馈耦合调控实际上是塑造乡村发展动力的过程,应根据互馈路径在综合权衡基础上确定互馈调控强度与方向。

  • 杨忍, 刘芮彤
    2022, 41(7): 1995-2015.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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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 王紫薇, 蔡红艳, 段兆轩, 郎焱卿, 杨小唤
    2022, 41(7): 2016-202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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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危险性和灾害损失是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尺度,无法表征国家内部和经济带沿线的灾害损失特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洪涝、干旱、风暴、地震4类主要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提出灾害数据空间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基于省级尺度的灾害数据库,从灾害发生频次与灾害损失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要灾害危险性和人口、经济损失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综合灾损高值区的主导灾害。研究表明2003—2018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灾害发生广泛,各类灾害危险性和损失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81.4%区域均有灾害发生,洪涝灾害发生范围最广,风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干旱灾害集中在中国北部和泰国等地,地震多分布于地震带沿线;全域人口损失以洪涝(53%)、干旱(26%)为主,经济损失以洪涝(49%)、地震(23%)为主,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损失因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基础不同存在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损失由单一灾害主导,仅小部分地区损失受多种灾害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针对各灾害高危区、灾损高值区及各地区主导灾害制定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为未来“一带一路”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综合减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支撑。

  • 郝帅, 孙才志
    2022, 41(7): 2030-205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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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水资源-能源-粮食(WEF)纽带系统效率的研究,对提高区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区域资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WEF纽带系统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网络DEA模型对1997—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WEF纽带系统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各省份WEF纽带系统效率间的“关系”进行判定,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方法,对中国WEF纽带系统效率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WEF纽带系统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由研究初期的低效率水平提升至研究末期的中等效率水平,空间分布上,中国WEF纽带系统效率呈现自东向西、从沿海向内陆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空间非均衡性特征较为显著。② 中国省际WEF纽带系统效率的网络结构特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研究对象均被包含于网络结构之中,与此同时,网络整体结构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连通性;此外,网络个体结构特征分析表明,溢出关系较多的地区多集中于中国东部,而且在网络中多位于中心位置,而净受益地区多为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③ 块模型分析显示,“净溢出”板块由广东、上海等10个省份构成,“双向溢出”板块由江西、河南、河北等6个省份构成,“净受益”板块由广西、甘肃等8个省份构成,“中介人”板块由四川、陕西等6个省份构成,其中“净溢出”板块与“双向溢出”板块在网络结构中均起到“引领”作用,而“净溢出”板块在中国WEF纽带系统效率提升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多集中于中国东部地区,“净受益”板块多集中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中介人”板块则在网络结构中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 孔雪松, 府梦雪, 孙建伟, 崔家兴
    2022, 41(7): 2051-206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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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森林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森林乡村在不同尺度的分异特征及优化方向尚不明晰。本文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耦合度模型和Voronoi图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全国、区域和行政尺度分析了国家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数量规模和内部分异特征,并基于森林乡村与人口耦合关系及乡村可达类型识别,分析了全国森林乡村的分区格局及其优化方向。结果表明:全国森林乡村密度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森林乡村高密度集中分布最大的连片区。基于县域单元的省域森林乡村泰尔指数差异较大,东南区域森林乡村分布相对均衡,西南和东北区域内部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空间可达性呈现自东向西的梯度递减,森林乡村与人口密度的耦合类型分布具有较强的内部分异性。文章基于森林乡村可达类型与耦合分区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特色挖掘区、集聚提升区、适度引导区和功能转型区五类,明确了不同类型区森林乡村建设的重点方向,将为面向乡村振兴的全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分区优化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