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全球关键核心技术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全球集成电路出口贸易数据建立网络矩阵，引用“关系升级”概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探索技术，对2000—2019年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与国家位置变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全球集成电路贸易趋于复杂化和网络化，并具有两极分化特征。② 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的空间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基本形成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推动网络空间结构由北美主导的单中心演变为北美、东亚-东南亚主导的多中心格局。④ 基于关系视角的核心-边缘体系层次结构分明，各位置的国家分布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核心位置始终被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新兴贸易大国长期处于次核心和卫星位置。⑤ 关系升级呈现“渐进式为主，跨越式为辅”的演化特征，并伴有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中国成为唯一核心发展中国家。
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是反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格局及指示产业迁移扩散的风向标。利用苹果公司公布的2012—2020年供应商及其子公司数据，研究了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及变化，并从全球化、市场化、地方化以及技术管制分析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宏观格局具有非常强的少数国家或地区集中分布特征。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少数东南亚国家在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具有较强分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环节具有明显分布优势。第二，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格局为高价值环节供应商以美国、日本双核为“龙头”，中等价值环节以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三强作“龙身”，低价值环节以中国和中国台湾为“龙尾”，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动式“龙型”发展格局，中国逐渐向“龙身”迈进。第三，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微观分布主要呈现出“太平洋东岸研发设计、西岸零件制造”格局。中、高价值零部件环节倾向于布局在北美、西欧、东亚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城市化地区，而低价值零部件环节主要呈现向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及周边和向內陆扩张趋势，越南、印度的新兴城市化地区释放出较强的在中、低端环节“分流”信号。第四，全球化催生了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形态，市场化主导了这一形态，而地方化要素和技术管制在不断构建新的形态，通过综合影响促使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北美及西欧的主要城市化地区。
区域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发展与其创造新产业路径的能力密切相关。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紧密技术关联的产业。然而，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制度环境中，制度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出口数据和各省区市五年规划等，以城市产业路径创造为研究对象，从产品和区域层面分析产品关联（包括技术关联和制度关联）与区域制度邻近（包括城市间二重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邻近）及二者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发展新产品。研究发现：① 2001—2015年，中国城市新产品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后增幅明显，中西部城市贡献较大，新产品日趋高端化。② 在产品层面，城市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较强技术和制度关联的产品；在区域层面，拟发展某产品的城市与已发展该产品的城市在二重开放和金融发展水平上越邻近，该城市越易于发展该产品。③ 城市间制度邻近削弱了城市产品演化的路径依赖。研究启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打造适宜新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举措为新产业兴起壮大服务，使城市突破原有产业路径，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城市空间生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搭建城市空间生长的分析框架，运用实地调研、文本分析与建设用地扩张空间格局分析等方法，解析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过程、周期演进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移民迁建前，受地域自然环境的生态约束，三峡地区城市从逐水而居、自然生长的团状紧凑形态，逐渐发展为沿江延展、垂直生长的带状紧凑布局结构。移民迁建后，城市人口短时间内非自然增长式的快速集聚，以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强烈需求，促使三峡库区城市跨越地形地貌与江河环境的制约，呈现出复杂的时空格局与多元的形态类型。②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与地域自然环境之间存在3条正反馈路径与3条负反馈路径，城市空间生长的周期演进受“人工力的阶段性演变”“自然力的持续性作用”“特殊事件的跃迁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影响反馈”的综合驱动，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生长的门槛跃迁与结构演化。③库区城市空间生长与地域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是一个双向互动、螺旋上升的周期演进过程，移民迁建前的城市空间生长周期与移民迁建后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共同构成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周期的独特“双环结构”，半淹没城市、全淹没城市与未淹没城市空间生长的周期演进特征各异，既存在周而复始的多周期生长进化，又出现多个新旧周期交叠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创新型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的有力支撑。本研究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市为研究案例地，基于POI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刻画知识创新型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综合运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探究合肥市知识创新型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知识创新型服务业呈现出“集聚中分散”的特征，其中网络信息类呈广泛分散分布，科技研发类与高等院校的分布具有强关联性，专门服务业倾向布局在市中心地段。②知识创新型服务业空间布局受到市场潜力、创新集聚环境和周边建成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大、交通条件便利、政策支持、靠近瞪羚企业、公共设施、文化设施、休闲餐饮设施和办公设施均会促进知识创新型服务业的集聚。③不同行业类型的知识创新型服务业分布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网络信息类对交通便利性的要求较高，科技研发类分布与高等院校的分布有密切关系，专门服务类偏好分布在办公设施配套较为完善的区域。
《周礼》是古代王官之学的代表，含有十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但并未得到充分释读。兹结合相关学术成果，系统分析六官框架的地理基础、各职官所涉及的地理内容、地理方法和思想，增进对《周礼》地理知识、方法与思想的理解。本文先从职官生成环境出发理解其地理知识与思想，通过建立职官与“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对应关系，分析职官与地理关系侧重点，尤其通过对职方氏、土训、诵训考释理解其地理学意义，探求古代地理学存在的状态。借助依据《周礼》制作的图表，彰显其地理思想、地理方法、空间模式，以及确保人地关系系统和谐运行的礼制秩序，发现周礼是当代地理学认识和借鉴上古王官关于地理思考的重要文献。本文还就我国地理学思想流变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就驳正了某些学术观点。
青藏高原巨大隆起不仅塑造了欧亚大陆的气候格局，也深远地影响了高原的地理生态格局。青藏高原巨大隆起而产生的山体效应不仅可对近地表温度产生显著影响，其对近地表层垂直大气亦可产生显著作用，然而目前仍缺乏这一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MODIS大气廓线数据产品，以昼夜温差为切入点，分析了青藏高原不同季节、不同气压面（500~200 hPa）的昼夜温差差异。结果表明：①青藏高原内部不同季节、不同气压面高度处的昼夜温差均大于外部地区，整体符合山体效应的格局。②青藏高原海拔越高，不同季节的垂直层昼夜温差越大。③随着气压面高度的增加（500~200 hPa），海拔对冬季大气昼夜温差的影响逐渐降低，对春季、夏季和秋季的影响程度先升高后降低，作用最大处分别出现在300 hPa、250 hPa和300 hPa。
山地是过渡性地理空间的重要载体。中国山地占地面积大、分布范围广，开展山地过渡区的识别研究对于优化国土空间规划、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提质增效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过渡区的识别研究对时间动态变化特征考虑较少，本文从人群活动角度出发，基于腾讯位置请求数据，以典型过渡性地理空间——太行山区为例提取了表征过渡区属性渐变、空间异质、时间动态三个指标。分析它们在人文-自然梯度上的变化，并利用滑动阈值、时空非监督分类方法，结合土地利用/覆盖、夜间灯光、不透水面、农田生产潜力、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分类结果的分布形态，识别了太行山区人文-自然过渡区。主要结论如下：① 太行山区人群活动时间动态度呈现“过渡区 > 城区 > 自然区”的分布格局,人群活动的时间动态可用于人文自然过渡区的分类；② 时间动态度在人文-自然梯度上的分布变化可能体现了不同人地地域系统有着不同的人群行为模式特征；③ 太行山区主要以自然区域为主导，城市、城乡过渡区、农业主导区近年变化稳定，而自然主导区和农业-自然过渡区分别呈现扩张和收缩趋势，变化量约占研究区总面积5.3%和6.27%；④ 地形地貌制约着不同人文自然过渡区的分布，随着海拔升高、坡度增大，从平原到大起伏山地，过渡区从城市向自然主导区转变。
河型转化是河流演化由量变到质变的综合反映，具有科学研究和服务生产的双重价值。以嫩江干流上游（以下简称嫩江上游）为研究区，利用遥感影像和地貌、气候等资料描绘了1985—2020年嫩江上游的河流形态特征，分析了河流类型、河型转化控制因素及河型转化模式。研究表明：①嫩江上游整体为稳定的河流且稳定性先增后减，顺河流方向发育三种河型——低坡度高弯度稳定的曲流河（河段I）、高坡度高弯度稳定的曲流河（河段II）、低坡度较稳定的网状河（河段III）；②构造活动微弱是河流稳定的前提，气温和降水变化量是稳定性变化的控制因素，且气温变化量的贡献率更大；③河段I转化为河段II的控制因素为断层和冻土，土壤起协同作用，河段II转化为河段III的控制因素为地形和河流边界岩性，土壤、植被起协同作用;④嫩江上游的河型转化是一种流域尺度内构造运动限制的中纬度半湿润-湿润区山地曲流河向平原网状河转化的模式，这一模式常见于东北亚。
多机场体系是全球航空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航空运输业务竞争与合作（竞合）集聚的市场。本文以航线网络竞合为研究对象，基于图论、集合论和统计学相关方法，分别构建了基于广度的航点竞合评价模型、基于强度的航线竞争评价模型以及集成性的网络竞争评价模型，提出了空间竞合的理论模式及相关阈值。基于2015—2019年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简称上海两场）进行实证研究，结论为：① 航点市场竞争趋于弱化，国内市场的竞争性显著高于国际市场。② 航线市场竞合日趋复杂，业务量集中航线的竞争较为激烈，短途航线是上海两场协调合作发展的重要领域。③ 网络市场竞合强度取决于国内市场的竞合程度，但总体竞争程度保持缓慢增长趋势。上海两场航线竞合关系演变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战略定位、机场容量、业务规模、市场分布等。本文提出的多机场体系航线网络竞合模式及评价模型可为都市圈（区）多机场体系的航线协同发展、机场战略定位等提供科学决策支撑。
国际航空熔断/维持与始发地国家或目的地国家COVID-19疫情严格度要求及其疫情严重程度之间有诸多不对应的情况。除疫情传播阶段、防控环境和检测/治疗方式等原因外，全球航空市场本身的深层次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市场空间理论和市场网络关系研究方法，依据全球六大主流航空市场2019—2020年4个代表时间段的国际航线、航班量/航班频率/航班座位容量和机场运营数据，拟解析疫情背景下全球航空市场空间存在形式。结论如下：在全球航线网络收缩过程中，西欧-北美和中日韩-美国原有主要航空连接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国家间显现出空间聚合的存在形式。南美洲维持了明确指向的北美洲航线并同时大量熔断对欧航线，大洋洲增加了东南亚枢纽机场的使用从而维持了对欧美的航线，市场依赖型国家显现出空间对偶联系的存在形式。聚合市场和对偶市场凸显经济格局的主导作用。空间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受“区域模式”强力影响，区域联盟内部与外部航空市场塑造是截然不同的，以欧盟、非盟、东盟为典型。文化近邻国家显现出紧凑关联社区的存在形式，中日韩之间、东盟与中日韩之间、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有明显表现，其得到文化地方敏感性的潜在支持而维持着高频率航班往来。以上航空连接变化表明固有航空价值链的持续存在性及其对全球航空市场空间存在形式的强化效果。对一些年来全球化市场空间相关论断有必要重新认识。
长期以来，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措施，但现有研究对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仍存在一定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高速公路对促进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也有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近年来还有部分学者提出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如“倒U型”等。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城市群的边缘地区，以日本东京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其高速公路建设收尾阶段的经济效应，采用考虑异质性的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2—2020年高速公路开通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高速公路开通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的动态效应为负。② 高速公路开通导致边缘地区人口持续流失，土地价格、制造业及批发业所受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③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东京湾区当前扩散效应疲软而极化效应强劲，高速公路的开通未能有效提升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结合东京湾区近70年的高速公路建设历史以及相关研究，本文认为高速公路建设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作用存在“窗口期”，边缘地区应根据所处城市群实际情况以及自身条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本研究以高速公路完善度较高、建设历史较长的日本东京湾区为例，为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群边缘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有助于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阶段因时施策、因地制宜，加快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物质要素是构成地方品牌的重要部分，但当前研究忽视物质性在品牌化过程中能动作用带来的影响。文章从人文地理学“再物质化”思潮的理论视角，探讨物质参与下的地方品牌建构机制，以期从动态的、关系性的物质意义思考为乡村地方品牌的打造提供有益的启示。研究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案例，聚焦当地琉璃瓦和红砖这两种代表性的物质元素，探讨物质特性是如何参与到乡村地方品牌的建构之中。研究发现，在品牌化过程中，琉璃瓦和红砖的物质意义发生流变，并推动营销主体的空间实践和接受主体具身感知的变化，继而赋予北沟村新的品牌意义，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琉璃瓦和红砖也成为了多主体协商的中介，使得品牌化过程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呼吁乡村地方品牌的建构应当超越符号和文本的组合，聚焦于特定地方的人地互动之中，特别是通过对地方物质的挖掘、盘活与整合，实现乡村品牌的有效营造。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①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② 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③ 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发达国家提供气候融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低碳技术投融资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气候-经济-技术集成评估模型CIECIA-TD-F，依据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与碳中和目标，建立碳中和减排路径，分析了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国际低碳技术投融资及其与低碳技术共享的政策组合在控制地表升温、加快低碳技术进步、降低碳中和成本等方面的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其技术、经济、环境影响，并对其全球碳治理意义展开讨论。研究结果显示：当前的碳中和承诺无法实现1.5°C升温控制目标，各国需要进一步提高气候雄心；现有国际气候融资承诺规模下，低碳技术投融资难以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进步，也无法显著降低碳中和成本；提高融资额度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进步，但过高的融资额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造成冲击，阻碍了先进低碳技术的研发；低碳技术融资与技术共享的政策组合有效推动先进低碳技术的传播和部署，降低碳限额带来的碳中和成本，相较于单一的融资措施更具经济可行性；低碳技术融资和技术共享的组合机制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能从中受益，值得引起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领域的关注。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差异对统筹协调各地区“双碳”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基于CEADs提供的2000—2019年中国省级碳排放清单，运用可视化方法刻画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序特征与空间格局，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差异进行双维分解，深入挖掘其内在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速趋缓，内部结构来源变化特征明显，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东西差距缩小、南北差距明显” 的分布趋势，以及向西转移的分布重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水平呈上升态势，空间不均衡特征日益突显。从区域结构角度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中部和西部区域内差异上升是总体空间差异上升的重要原因。从碳源结构角度看，原煤消费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是决定总体空间差异程度和变化趋势的主要力量。综合区域和碳源双维结构视角进一步发现，中部和西部原煤消费碳排放的空间差异逐渐成为总体空间差异最为显著的贡献来源。因此，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应立足“以煤为主”基本国情，积极推进天然气开发利用，协同推进化石能源高效利用与清洁能源开发，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减排政策。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2003—2018年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采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分解法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与演变过程，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在时间上呈先加速上升后缓慢波动上升的增长态势，从2003年的0.164上升至2018年的0.394，年均增长率为6.02%，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②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四大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内部差异是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碳排放效率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各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呈现“成长型城市>成熟型城市>再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的差异特征。③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四大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研究从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加快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转型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