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5 , 34 (10): 1864-187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05

研究论文

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孙玉¹^,²^,, 程叶青³^,, 张平宇¹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长春 13010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海口 571158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rurality in Northeast China

SUN Yu¹^,²^,, CHENG Yeqing³^,, ZHANG Pingyu¹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AS, Changchun 130102,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通讯作者: 程叶青（1976- ）,男,湖南武冈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34794249@qq.com

收稿日期: 2015-03-12

修回日期: 2015-07-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0-15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KSZD-EW-Z-021;KZZD-EW-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玉（1990- ）,女,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发展研究。E-mail: 2777599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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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关键词： 乡村性 ; ESDA ; 时空分异 ; 东北地区

Abstract

Taking the counties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we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dynaimc of rurality in Northeast China by evaluating the rurality indexes quantitatively of the counties in the years of 2000, 2004, 2008 and 2012, and then divide the counties into five types such as the weakest rurality, weaker rurality, moderate rurality, stronger rurality and the strongest rurality. Moreover,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ESDA), we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areas of the rura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s well as the pattern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We find that the rurality indexes of the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are generally high and tend to decline from 2000 to 2012, and the rurality indexes of the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outhern part, which are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stance of its regional central city and takes on the pattern of circularity, that is, the closer to its central city, the smaller the rurality index is. The counties whose rurality indexes are similar tend to be agglomerated, and the counties with low-low or high-high values tend to be strengthened 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from 2000 to 2012,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t spots" to the northern part and the "cold spots" to the southern part. We also find that national polic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crea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affecting rurality and its variation of space structure.

Keywords： rurality ; ESDA ; spatio-temporal pattern ;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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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 程叶青, 张平宇. 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J]. , 2015, 34(10): 1864-187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05

SUN Yu, CHENG Yeqing, ZHANG Pingyu.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rurality in Northeast China[J].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864-187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05

1 引言

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1,2],其本身具有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特点。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导致乡村功能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刻画乡村发展状态,揭示乡村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性,成为国内外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乡村性作为衡量乡村发展状态、刻画乡村发展水平和揭示乡村内部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① 概念内涵。美国环境部采用3个社会经济变量测度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和小城镇的乡村性程度;Cloke最早提出乡村性指数^[3,4],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性,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此后,Cloke和Edwards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性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固有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性指数的精确性^[4,5];Harrington等对乡村性的研究方法、指标选取、权重的设置以及类型边界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补充研究^[6-8]。国内学者张小林最早引入乡村性概念,认为每个地区都可看作城市与乡村的统一体,城乡之间不存在断裂点,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乡村性指数的计算公式,完善了乡村性的理论构架^[1];龙花楼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9]。② 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表征的方式^[3-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已有研究对乡村性概念内涵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方面,大多停留在对区域乡村性时空格局演变的描述层面,缺乏深入系统地探究乡村性时空格局演变的原因,针对典型农区或粮食主产区的研究甚少。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仓和粮食储备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乡村发展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自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确保东北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等政策以来,区域工业与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乡村发展程度普遍不足,大多数县（市）仍以农业为主,乡村转型面临突出的问题。东北地区乡村性的时空特征及其成因分析,对于促进区域乡村转型和统筹城乡发展和因地制宜设计乡村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定量测度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采用ESDA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乡村性分异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揭示乡村性时空演变特征。并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外商投资等视角,分析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为制定区域乡村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乡村性指数

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看作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体,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是连续的^[1];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性弱的地区,反之亦然^[11]。乡村性强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区别^[4,18],这种区别可采用乡村性指数来刻画。根据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代表性、可获取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充分考虑乡村对社会所具有的功能,结合粮食主产区农村发展实际情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9],增加人均粮食产量指标,反映农业生产功能,最终选取6个指标,用以评价东北地区各县（市）的乡村性（表1）。

表1 乡村性评价指标

Tab. 1 Indicators for rurality evaluation

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耕地变化率	(末期耕地面积–初期耕地面积)/初期耕地面积	正指标(值越大,乡村性越强)
乡村人口变化率	(末期乡村人口数–初期乡村人口数)/初期乡村人口数	正指标(值越大,乡村性越强)
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末期乡村人口	正指标(值越大,乡村性越强)
一产就业水平	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乡村就业总人数	正指标(值越大,乡村性越强)
农业土地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耕地总面积	逆指标(值越小,乡村性越强)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业就业总人数	逆指标(值越小,乡村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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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个时间的指标权重,记作w_m,j（第m年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各指标极值均统一采用该指标4个年份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根据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值,计算各个时间县域乡村性指数。指标标准化公式：

$\begin{matrix} {\overset{′}{x}}_{ij} = \{\begin{matrix} \frac{x_{ij} - x_{j, \min}}{x_{j, \max} - x_{j, \min}} （正指标） \\ \frac{x_{j, \max} - x_{ij}}{x_{j, \max} - x_{j, \min}} （逆指标） \end{matrix} \end{matrix}$ （1）

式中： $\begin{matrix} {\overset{′}{x}}_{ij} \end{matrix}$ 为i县域j指标的标准化值; $\begin{matrix} x_{ij} \end{matrix}$ 为i县域j指标的实际值; $\begin{matrix} x_{j, \max} 、 x_{j, \min} \end{matrix}$ 分别为所有年份中j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begin{matrix} R I_{m, i} = \overset{n}{\sum_{j = 1}} w_{m, j} \times {\overset{′}{x}}_{ij} \end{matrix}$ （2）

式中： $\begin{matrix} R I_{m, i} \end{matrix}$ 为第m年份i县域乡村性指数; $\begin{matrix} w_{m, j} \end{matrix}$ 为第m年第j项指标权重; $\begin{matrix} {\overset{′}{x}}_{ij} \end{matrix}$ 为i县域j指标的标准化值;n为j指标的个数。

2.2 ESDA方法

ESDA是利用统计学原理和图形表达相结合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鉴别,用以引导确定性模型的结构和解法^[19-22],实质是通过对地理现象空间分布的描述,发现空间集聚及异质性特征,以揭示地理现象空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和全局G统计量刻画研究单元乡村性的空间关联程度,采用局部G_i统计量测度乡村性的高值簇和低值簇,识别“热点区”和“冷点区”^[22,23]。

（1）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egin{matrix} I = \frac{\overset{n}{\sum_{i = 1}} \overset{m}{\sum_{j = 1}} w_{ij} (R I_{i} - \bar{RI}) (R I_{j} - \bar{RI})}{s^{2} \overset{n}{\sum_{i = 1}} \overset{m}{\sum_{j = 1}} w_{ij}} \end{matrix}$ （3）

式中：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n为区域单元数; $\begin{matrix} m \end{matrix}$ 表示区域单元数;RI_i为第i个区域的乡村性指数;RI_j表示第j个区域的乡村性指数; $\begin{matrix} \bar{RI} \end{matrix}$ 为乡村性指数的平均值; $\begin{matrix} s \end{matrix}$ 表示RI_i与均值的方差。

Moran's I指数值取决于随机模式下的期望值E(I)^[22],即 $\begin{matrix} E (I) = - 1 / (n - 1) \end{matrix}$ ,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若Moran's I显著为正,表示乡村性指数较高（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趋于接近;反之,Moran's I显著为负,则表示区域与其周边地区的乡村性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2）全局G统计量。计算公式如下：

$\begin{matrix} G (d) = \frac{\overset{n}{\sum_{i = 1}} \overset{m}{\sum_{j = 1}} w_{ij} \times R I_{i} \times R I_{j}}{\overset{n}{\sum_{i = 1}} \overset{m}{\sum_{j = 1}} R I_{i} \times R I_{j}} ， i \neq j \end{matrix}$ （4）

在空间不聚集的假设下,G(d)的期望值为E(G)=W/n(n-1),其中W= $\begin{matrix} \overset{n}{\sum_{i = 1}} \overset{m}{\sum_{j = 1}} w_{ij} \end{matrix}$ 。在正态分布的条件下,G(d)的检验统计量为 $\begin{matrix} Z (G) = [G - E (G) / \sqrt[]{Var (G)}] \end{matrix}$ ,其中Var(G)为变异系数。当G(d)>E(G),且Z值显著时,出现高值簇集聚区;当G(d)<E(G),且Z值显著时,出现低值簇集聚区。

（3）局域G_i统计量^[23]。计算公式如下：

$\begin{matrix} G_{i}^{*} (d) = \frac{\overset{n}{\sum_{i = 1}} w_{ij} \times R I_{i}}{\overset{n}{\sum_{i = 1}} R I_{i}} \end{matrix}$ （5）

式中：RI_i为区域j的观测值0。若 $\begin{matrix} G_{i}^{*} \end{matrix}$ 值显著为正,表明i区域的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区域;反之则为冷点区域。

2.3 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

东北地区共有150个县、县级市和自治县（简称县域）,由于缺失友谊县的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耕地总面积、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业就业总人数等数据,因此本文涉及的县域为149个（友谊县除外）。原始数据来源于2000-2013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相邻年份插值法获取。

3 结果分析

3.1 时序特征

基于乡村性指数计算公式,定量测度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各县域乡村性指数（表2）。分析表2,乡村性指数呈现如下特征：① 2004-2012年,各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但均值总体上呈下降态势,由2000年的0.57下降到2008年的0.54。② 乡村性指数标准差介于0.06~0.08,表明各县域乡村性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小,乡村发展存在差异性。③ 2000-2008年标准偏度系数由负值变为正值,均值峰左侧转为峰右侧,乡村性指数较大的县域所占份额减少;2008-2012年标准偏度系数由正值变为负值,均值由峰右侧转为峰左侧,乡村性指数较大的县域所占比重增加。④ 峰度系数均为正值,数值大小由0.35提高到4.20,表明乡村性指数的分布较标准正态分布更陡峭,乡村性指数相似县域在空间上更趋于集中。

表2 乡村性指数统计量

Tab. 2 Statistics of rurality index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2000年	0.57	0.06	-0.45	0.35
2004年	0.56	0.08	-0.11	1.02
2008年	0.53	0.08	0.19	0.91
2012年	0.54	0.07	-0.63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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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格局

采用ArcGIS中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24],把具有相似属性值分为一级,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乡村性划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等5种类型区（图1）。分析图1可知：① 空间分布看,弱和较弱乡村性类型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强和较强乡村性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总体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特别是2004年开始实施粮食直补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之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弱、较弱、强、较强乡村性类型区和中等乡村性类型区分布有“北上”和“南下”态势。② 不同乡村性类型区数量看,强乡村性类型区逐年减少,由2004年的24个减少到2012年的11个,弱乡村性类型区波动减少,4个年份的数量分别为17、7、16和3个,可见粮食安全政策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实施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内部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③ 从省际尺度看,2000-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县域乡村性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09、0.549和0.59,乡村性强弱表征为黑龙江>吉林>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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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乡村性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ity

3.3 空间关联

为深入阐释东北地区乡村性的空间关联程度,基于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各县域乡村性指数,计算其全局Moran's I和G 估计值（表3）,具体特征为：① 总体上,4个年份全局 Moran's I 估计值均为正,Z(I)值在1%置信区间显著,G估计值均为正,且Z(G)值在95%置信区间显著,表明县域乡村性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即高值区与高值区、低值区与低值区的集聚现象显著。② 年际变化看,2000-2008年Z(I)值持续上升,县域乡村性空间集聚不断增强,“热点区”的空间分布不断演化和迁移,2008-2012年Z(I)值下降,县域乡村性空间集聚程度减弱,但Z(I)值仍在1%置信区间显著,乡村性仍然呈现极强的空间集聚状态。总体而言,Z(I)、Z(G)统计量变化幅度不大,县域乡村性依然保持“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

表3 Global Moran's I和General G 估计值

Tab. 3 Estimation value of Global Moran's I and General G

年份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Moran's I	0.33	0.34	0.41	0.36
Z(I)	3.65^***	3.74^***	4.43^***	3.96^***
G	0.031	0.031	0.0314	0.0315
Z(G)	2.26^**	2.22^**	2.27^**	2.9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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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热点”和“冷点”演化

全局 Moran's I和G估计值可说明各县域乡村性在空间上是否集聚及其全局特征,但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局部的不稳定性,为克服这种缺陷,本文进一步测算了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各县域乡村性的局域G_i统计量,根据ArcGIS提供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24],将149个县域划分为5种类型：冷点区域、次冷点区域、温和区域、次热点区域和热点区域（图2）。分析图2可知：① 总体看,东北地区乡村性冷、次冷、热和次热点区域均呈现“北上”的空间演变态势,而乡村性温和区域呈现“南下”的空间演变态势。2000年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镇密集区,热、次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北部和三江平原等传统农区,温和区域主要位于中部平原区;2004年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向北延伸到黑龙江西北部,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向北聚集,辽宁西北部、吉林中东部部分县域退出次热点区域演变成温和区域,温和区域被冷、次冷点区域分为东西两个片区,肇东市、呼兰县、阿城市、宾县、尚志市、双城市、五常县、敦化市、安图县、龙井市、靖宇县等由温和区域演变为次冷点区域;2008年后,五类区域类型空间变化相对较少,但冷、次冷、热和次热点区域北和温和区域南下延续,到2012年东北地逐步形成“北热南冷”的乡村性格局。② 各类型县域数量变化看,2000-2012年,冷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15个、15个、25个、21个;次冷区域的数量分别为21个、40个、28个、32个;热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22个、13个、28个、20个;次热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43个、41个、32个、32个;温和区域的数量分别为48个、40个、36个、44个,热、次热点区域的数量多于冷、次冷点区域的数量,说明东北地区多数县域乡村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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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冷点、热点区域格局

Fig. 2 Patterns of “cold spot” and “hot spot” region

4 乡村性分异的影响因素

乡村性是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借鉴四维分析视角^[24,25],将影响乡村性变化的多元化要素归纳为区域政策、市场、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

4.1 区域政策推动

政府拥有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性“资源”,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先发权,特别是政府的直接投入更表明其行政行为的取向^[25],对乡村性演变影响重大,是乡村性差异的重要宏观因素。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的部署;2004年国家率先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实行全面减免农业税的政策,扩大东北粮食生产补贴范围和规模,并对东北三省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转移支付^[26];2006年颁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制定发展现代农业的各项措施,相继实施了扩权强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综合配套等改革政策;2013年国务院讨论通过《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首要目标,巩固发展现代农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农村农业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对东北地区乡村性的时空格局的演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还将持续放大。

4.2 市场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的生产要素、区域组合及其运行进行有效配置,使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和转移,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变化。而区域产业结构受制于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27],故本文采用产业发展态势分析市场维度上形成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原因。以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各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自变量,对应年份的乡村性指数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乡村性指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490、-0.532、-0.561、0.575,且双尾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反映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乡村性指数间呈现显著负线性相关,并且负相关趋势加剧,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城市化进程而降低乡村性水平。另外,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为0.71、0.80、0.82、0.84;而热点区域的第二三产业水平较低,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为0.54、0.5、0.53、0.46,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发展水平影响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差异。

表4 乡村性水平与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回归模拟汇总

Tab. 4 Linear regression between rurality levels and ratio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年份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均值	皮尔森相关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B）	t统计量
2000年	0.650	-0.490^***	-0.236	-6.809
2004年	0.661	-0.532^***	-0.227	-7.610
2008年	0.681	-0.561^***	-0.313	-8.214
2012年	0.716	-0.575^***	-0.286	-8.515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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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业投入

农业投入源于县域内部生产要素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机械水平、化肥施用量等的提高。先进的农业机械不仅通过运用化肥深施、农作物机收等技术,提高土地产出率、确保农业丰产丰收、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提高作业质量、节省人力资源,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刺激农业经济发展,以此积累更多剩余价值为城镇化创造发展条件,进而产生乡村性水平的时空波动^[15]。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壤质量的退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发展,加大化肥施用量改善土壤质量,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土地产出率、振兴农业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从而带来乡村性水平的变化。以东北地区县域的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自变量,乡村性指数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与乡村性指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0.497和-0.362,且双尾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1,反映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与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化肥的投入力度,将会降低乡村性水平。从不同县域的农业投入水平来看,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3.25 kw/hm²、5.84 kw/hm²、6.34 kw/hm²、7.31 kw/hm²;而乡村性热点区域具有较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单位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2.19 kw/hm²、1.87 kw/hm²、3.46 kw/hm²、2.9 kw/hm²。化肥施用量与乡村性水平的关系亦然,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化肥投入水平,热点区域具有较低的化肥投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投入水平亦是乡村性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4.4 资本投入

自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凭借较为完善的农业、工业基础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各个领域,带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土地利用以及地域空间格局的变化,刺激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15],进而引起乡村性水平的变化。另外资本具有逐利性,距中心城市较近的县域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吸引大量资本,并带来更多技术和就业机会,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变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28],原来由农业主导的地域结构向农业、工业、商业综合发展方向演变,乡村土地利用方式与聚落形态受到严重冲击,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风土人情,乡村性大大削弱^[29]。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00-2012年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由46.13亿美元累计增加到1961.9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由245.6亿美元增加到1663.8亿美元,而乡村性指数由0.57下降到0.54,外资涌入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刺激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乡村性水平。乡村性水平比较低的县域往往分布在延边、辽宁半岛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大的地区。以图们市为例,2004年、2008年、2012年乡村性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分别为第111位、121位、139位和第4位、1位、1位,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也是造成乡村性水平时空差异的原因之一。

5 结论

基于构建的乡村性指数计算公式,本文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粮食主产区各县（市）的乡村性指数,引入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讨东北地区乡村性差异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揭示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结论如下：

（1）2000年以来,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但下降幅度较小,粮食基地地位未能根本改变,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对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2）依据乡村性指数的大小,按照Jenks自然断裂法将各域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5类区域。总体而言,东北粮食主产区乡村性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省级尺度看,乡村性指数表现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此外,县域乡村性与其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且以各自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呈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

（3）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ESDA方法对各县（市）乡村性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空间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的空间演化具有“北上”的特点,温和区域的空间演化具有“南下”的特点,乡村性低值与低值、高值与高值的空间集聚明显。

（4）从四维分析视角,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认为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农业投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本投入的增加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乡村性水平,并形成乡村性的区域差异。因此增强国家方针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三次产业结构转变,加大农业技术、机械、化肥等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传统农区向现代农区转变,是推动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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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 . 地理学报, 1998, 53(4): 365-37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Zhang Xiaolin. On discrimina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9, 53(4): 365-37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2]	郭焕成. 乡村地理学的性质与任务 . 经济地理, 1988, 8(2): 125-1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正一、乡村与乡村地理学乡村也称农村。由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还从事非农业,因此称乡村更合适。乡村是指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也称非城市化地区。乡村是介于城市之间、构成独立行政单元的地区。从这个概念出发,乡村应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地域单元。它既包括乡村居民点、又包括居民点所管辖的周围地区。所以,乡村的完整概念,应是以居民点为中心、与周围地区相联系的区域综合体,也称乡村地域系统。在我国,乡村的范围一般是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包括乡镇、村庄及其所 [Guo Huancheng. The property and task of rural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1988, 8(2): 125-1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正一、乡村与乡村地理学乡村也称农村。由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还从事非农业,因此称乡村更合适。乡村是指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也称非城市化地区。乡村是介于城市之间、构成独立行政单元的地区。从这个概念出发,乡村应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地域单元。它既包括乡村居民点、又包括居民点所管辖的周围地区。所以,乡村的完整概念,应是以居民点为中心、与周围地区相联系的区域综合体,也称乡村地域系统。在我国,乡村的范围一般是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包括乡镇、村庄及其所
[3]	Cloke P.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 31-46.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7700185041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Cloke P. J. (1977)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 Studies 11, 41鈥46. Rurality is defined in terms of selected discriminating variables, from which an index of rurality is formul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Distributions of four classifications of rurality are presented and both problematical remote rural areas and those suffering extreme urban pressure are identified. Data generated by the index formulation is found to be both a useful tool for studies involving comparison or contrast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an aid to the possible standardisation of planning solutions in areas with similar problems. An insight is also offered into patterns of rural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4]	Cloke P. Changing patterns of urbanis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1-1971. Regional Studies, 1978, 12(5): 603-617.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7800185551 URL PMID: 12262814 [本文引用: 3] 摘要 Cloke P.J. (1978) Changing patterns of urbanis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1-1971, Reg. Studies 12, 603-617. Data gener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es of rurality for 1961 and 1971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manifestations of rural change over this period.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aid to processes of urbanisation but `ruralisation' trends are also monitored. Analysis of inter-index change suggests some underlying uniformities in the processes of rurality dynamics over time. A cyclic or spiral model of rural change is proposed and both present and projected movements on the cycle are examined. Finally,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cyclic model, both in terms of planning processes an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ity trends, are outlined.
[5]	Cloke P, Edwards G.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86, 2(5): 289-306.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86001852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methodology for an index of rurality was develop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n selected variables reflecting rural or non-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1971. The results of this indexation procedure represented a rudi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rality, but have been widely used by various rural researchers. This paper replicates the 1971 index using 1981 data. Problems concerning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units, changing census format, and inde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are fully discussed. However, these limitations are overcome sufficiently to permit the construction of a 1981 index at the post-1974 district level. The 1981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1971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the district scale, and spatial changes in rurality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ed.
[6]	Harrington V, Donoghue D.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Sociologic Ruralis, 1998, 38(2): 178-203. 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07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sets out to create rurality indexes for 222 non-urban 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 (LAD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replicating the earlier work of Cloke (1977) and Cloke and Edwards (1986) for 1971 and 1981 respectively. The same technique is employed to generate the rurality indices for 1991 as that used by those previous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for 1991 are then compared to those for 1981, illustrat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Despi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it was felt that too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rurality was left unexplained by the previou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two new dimensions of rurality: Structural Rurality and Demographic Rural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new, or additional, indices of rurality may prove use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change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7]	Blunden J R, Pryce W T R, Dreyer P, et al.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An exploration of a typology using neural network applications. Regional Studies, 1998, 32(2): 149-160.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9850123035 URL 摘要 BLUNDEN J. R., PRYCE W. T. R. and DREYER P. (1998)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an exploration of a typology using neural network applications, Reg. Studies 32 , 149-160. The application of neural net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out the European Union is demonstrated. The methodology is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a generic rural areas typology, but in its original form it was devis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a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customiz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use of telematics as a change agent. Recent studies of rural area classification are reviewed before discussing the 'training' of the neural nets, using data from a sample of representative areas in Denmark, Italy, Spain and the UK. The methodology is then applied to Montgomeryshire and part of rural Hampshire - areas representing a wide range of contrasting rural conditions. The final results are then critically appraised with attention given to ways in which the approach might be further refin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se of neural nets offers interesting avenues for future exploration in other research arenas - especiall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BLUNDEN J. R., PRYCE W. T. R. et DREYER P. (1998) Le classement des zones rurales sur le plan europeen: une etude d'une typologie a partir des applications de reseaux neuronaux, Reg. Studies 32 , 149-160. L'application des reseaux neuronaux pour le classement des zones rurales a travers l'Union europeenne se voit demontrer. On discute de la methodologie dans le contexte d'une typologie des zones rurales generique, mais dans ses debuts elle a eteconcue pour repondre aux besoins d'un plan de developpement rural et personnalisee afin de tenir compte de l'utilisation de la telematique en tant que catalyseur. On fait la critique des etudes recentes au sujet du classement des zones rurales avant de discuter de la 'formation' des reseaux neuronaux, utilisant des donnees provenant d'un echantillon des zones representatives au Danemark, en Italie, en Espagne et au RoyaumeUni. Il s'ensuit une application de la methodologie dans le Montgomeryshire et une partie du Hampshire rural - des zones qui comportent une gamme tres large de conditions rurales contrastees. On fait la critique des resultats, pretant attention aux manieres dont la facon pourrait etre davantage mise au point. On laisse supposer que l'utilisation des reseaux neuronaux offre des possibilites interessantes a etudier a l'avenir dans d'autres domaines de la recherche - surtout dans la geographie sociale et culturelle BLUNDEN J. R., PRYCE W. T. R. und DREYER P.(1998) Die Klassifizierung landlicher Gebiete im europaischen Zusammenhang: die Untersuchung einer Typologie unter Zuhilfenahme von Neuralnetzanwendung, Reg. Studies 32 , 149-160. Es wird die Anwendung neuraler Netze zur Klassifikation landlicher Gebiete im Gesamtbereich der Europaischen Union vorgefuhrt. Die Methodik wird im Zusammenhang mit einer generischen Typologie landlicher Gebiete besprochen, obschon sie ursprunglich zur Befriedigung des Bedarfs eines landlichen Entwicklungsprogramms entworfen worden war, und abgewandelt wurde, um der Anwendung von Telematik als treibender Kraft bei Veranderungen gerecht zu werden. Neuere Veroffentlichungen von Untersuchungen zur Klassifikation landlicher Gebiete werden besprochen, bevor die ''Ausbildung'' neuraler Netze mit Hilfe von Daten eine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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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孝坤, 李忠峰, 翁才银, 等. 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与乡村性评价: 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为例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30(1): 42-47. https://doi.org/10.11721/cqnuj201301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乡村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认识评价其乡村性,明确乡村发展方向,对于推进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2010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选择各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比重指标将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县域划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型、工矿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型等乡村发展类型;并以之为基础,选取城镇化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产值与非农业产值比、高速公路密度、广播电视覆盖率等指标评价判断各县域的乡村性。结果表明,同类及不同类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之间的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工矿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仅有3个区,乡村性显著的有2个区县;均衡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居中县域有4个,乡村性强和显著的也有4个县;第一产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乡村性强或显著,可见,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乡村性总体较强。最后,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两大方向,一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现代化水平和乡村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使乡村和农民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要素增值致富,增强乡村持续发展能力。 [Li Xiaokun, Li Zhongfeng, Weng Caiyin, et al. Assessment the county's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Gorges eco-economic region in Chongqing.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3, 30(1): 42-47.] https://doi.org/10.11721/cqnuj201301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乡村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认识评价其乡村性,明确乡村发展方向,对于推进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2010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选择各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比重指标将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县域划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型、工矿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型等乡村发展类型;并以之为基础,选取城镇化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产值与非农业产值比、高速公路密度、广播电视覆盖率等指标评价判断各县域的乡村性。结果表明,同类及不同类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之间的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工矿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仅有3个区,乡村性显著的有2个区县;均衡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居中县域有4个,乡村性强和显著的也有4个县;第一产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乡村性强或显著,可见,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乡村性总体较强。最后,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两大方向,一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现代化水平和乡村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使乡村和农民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要素增值致富,增强乡村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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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荣天. 转型期长江三角洲乡村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4, 35(2): 204-208. URL 摘要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构建乡村性RI理论公式,测度2000-2012年县域单元的乡村性;通过Moran’s I、LISA集聚图及空间变差函数,对转型期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县域乡村性非均衡性显著,乡村性较弱的县域所占比重略大,县域乡村性整体上呈现出弱的分布态势;县域乡村性全局表现出空间集聚的自相关性,HH集聚区集中在通泰扬和台州,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常地区;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较显著,且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从东南—西北方向县域乡村性呈"塌陷型"的空间分布结构;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转型期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重构的具体策略。 [Zhang Rongtian. Assessment of rurality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2): 204-208.] URL 摘要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构建乡村性RI理论公式,测度2000-2012年县域单元的乡村性;通过Moran’s I、LISA集聚图及空间变差函数,对转型期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县域乡村性非均衡性显著,乡村性较弱的县域所占比重略大,县域乡村性整体上呈现出弱的分布态势;县域乡村性全局表现出空间集聚的自相关性,HH集聚区集中在通泰扬和台州,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常地区;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较显著,且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从东南—西北方向县域乡村性呈"塌陷型"的空间分布结构;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转型期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重构的具体策略。
[13]	张荣天, 张小林, 李传武.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 人文地理, 2013, 28(2): 91-97. URL 摘要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通过GIS-ESDA空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变差函数等测度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在空间聚集分布,且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强;乡村性热点区空间结构主要以徐州—宿迁—淮安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并且不断向盐城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演变特征;县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乡村性空间差异较小,东南—西北方向乡村性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Zhang Rongtian, Zhang Xiaolin, Li Chuanwu. Evolvement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ty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91-97.] URL 摘要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通过GIS-ESDA空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变差函数等测度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在空间聚集分布,且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强;乡村性热点区空间结构主要以徐州—宿迁—淮安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并且不断向盐城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演变特征;县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乡村性空间差异较小,东南—西北方向乡村性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14]	陈阳, 李伟芳, 马仁锋, 等.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33-1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4.1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助熵值法构建乡村性指数,并测算浙江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乡村性,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分异,并以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和外动力四维探究了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乡村性指数格局较为稳定,但差异较大,由东北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向浙西南地区逐渐升高。2浙江全省乡村性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高乡村性水平地区的集聚,且2003—2012年全局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浙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态势日趋稳定,形成以环杭州湾的乡村性冷点区,区域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以云和县为核心的浙西南乡村性热点区,为全省城镇化"低地"。3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政府投资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对外贸易等是驱动浙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Chen Yang, Li Weifang, Ma Renfeng,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ity and analysis of its driving factors in Zhejiang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33-1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4.1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助熵值法构建乡村性指数,并测算浙江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乡村性,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分异,并以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和外动力四维探究了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乡村性指数格局较为稳定,但差异较大,由东北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向浙西南地区逐渐升高。2浙江全省乡村性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高乡村性水平地区的集聚,且2003—2012年全局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浙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态势日趋稳定,形成以环杭州湾的乡村性冷点区,区域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以云和县为核心的浙西南乡村性热点区,为全省城镇化"低地"。3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政府投资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对外贸易等是驱动浙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15]	李婷婷, 龙花楼.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 地理研究, 2014, 33(3): 490-50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8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依据乡村转型度、“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的两两协调度及乡村协调度，定量刻画了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揭示了1990-2009年期间各转型发展类型的特征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普遍存在5种类型，依次为：产业低速转型低度协调型、要素平稳转型较低协调型、产业转型趋近土地转型中度协调型、产业转型超越土地转型较高协调型与土地和产业加速转型高度协调型。②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随协调转型度的增加呈现出对称分布特点；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呈现出局部周期性变动、总体趋势增加的变化特征。③产业转型与土地转型表现出很高的协调性；人口转型与土地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及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均随转型程度加深而同步上升。④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表现为：“八五”时期，山东省乡村地区加速转型，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该时期主要特征；“九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普遍向转型速度较低的类型转变；“十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速度呈现出中心地区较低、边缘地区较高的特点；“十一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呈现空间均质化的稳定转型态势。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3): 490-50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8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依据乡村转型度、“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的两两协调度及乡村协调度，定量刻画了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揭示了1990-2009年期间各转型发展类型的特征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普遍存在5种类型，依次为：产业低速转型低度协调型、要素平稳转型较低协调型、产业转型趋近土地转型中度协调型、产业转型超越土地转型较高协调型与土地和产业加速转型高度协调型。②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随协调转型度的增加呈现出对称分布特点；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呈现出局部周期性变动、总体趋势增加的变化特征。③产业转型与土地转型表现出很高的协调性；人口转型与土地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及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均随转型程度加深而同步上升。④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表现为：“八五”时期，山东省乡村地区加速转型，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该时期主要特征；“九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普遍向转型速度较低的类型转变；“十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速度呈现出中心地区较低、边缘地区较高的特点；“十一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呈现空间均质化的稳定转型态势。
[16]	周玉玉, 马晓冬, 赵彤. 徐州市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 34(6): 728-73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 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 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Zhou Yuyu, Ma Xiaodong, Zhao Tong.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Xuzhou City on town scal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3, 34(6): 728-73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 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 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17]	Hidle K, Cruickshank J, Nesje L M. Market, commodity, resource and strength: Logics of Norwegian rurality .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6, 60(3): 189-198. https://doi.org/10.1080/0029195060088997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Rurality as a distinct category and rural identity grew out of a widespread mobilization of rural issue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owever, the idea that Norway can be split into two categories in a meaningful way, i.e. rural and not rural, is no longer hegemonic. Today, researchers and politicians conceptualize rural issues such that the rural as a category seems to dissolve. Through programme notes published by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since the early 1990s, we have tracked some of these new ways of conceptualizing the rural. Most evident in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reasoning is the logic of market, which is said to spring up in every Western economy in the neoliberal era. From this, rurality is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 again being linked to cultural complexity and innovation. Further, in this global context, rurality is being subordinated to the category region. The logic of market has also rendered possible a turn in the rural category from having a value of its own to being a commodity. All these changes have ultimately made it possible to use the structural metaphor of resource on rurality.
[18]	Bramwell B, Lane B.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 1994. URL [本文引用: 1]
[19]	Anselin L.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2): 93-115.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95.tb0033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apabilities for visualization, rapid data retrieval, and manipulation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ave created the need for new techniques of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that focus on the “spatial” aspects of the data.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patter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this respect. In this paper, I outline a new general class of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and show how they allow for the decomposition of global indicators, such as Moran's I, into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observation. The LISA statistics serve two purposes. On one hand, they may be interpreted as indicators of local pockets of nonstationarity, or hot spots, similar to the G i and G* i statistics of Getis and Ord (1992).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location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global statistic and to identify “outliers,” as in Anselin's Moran scatterplot (1993a). An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a LISA statistic is carried out for the local Moran, which is applied in a stud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nflict for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 a number of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20]	马荣华, 顾朝林, 蒲英霞, 等.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11-1022. Magsci 摘要 <p>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p> [Ma Ronghua, Guo Chaolin, Pu Yingxia, et al. Urban spatial sprawl pattern and metrics in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10): 1011-1022.] Magsci 摘要 <p>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p>
[21]	梅志雄, 徐颂军, 欧阳军.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 地理研究, 2014, 33(2): 296-30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09 Magsci 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Mei Zhixiong, Xu Songjun, Ouyang Jun.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evolv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otential at county level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2): 296-30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09 Magsci 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22]	Getis A, Ord J K.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y the use of distance statistic.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2, 24(5): 189-206. https://doi.org/10.1007/978-3-642-01976-0_10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s a family of statistics, G , that can be used as a measure of spatial association in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The basic statistic is derived, its properties are identified, and its advantages explained. Several of the G statistics make it possible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of a variable within a specified distance of a single point.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a general G statistic and Moran’s I for similar hypothetical and empirical conditions. The empirical work includes studies of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by county in North Carolina and dwelling unit prices in metropolitan San Diego by zip-code distric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G statistics should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I in order to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s not revealed by the I statistic alone and, specifically, the G i and G i 65 statistics enable us to detect local “pockets” of dependence that may not show up when using global statistics.
[23]	Anselin L.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2): 93-115.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95.tb00338.x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capabilities for visualization, rapid data retrieval, and manipulation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ave created the need for new techniques of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that focus on the “spatial” aspects of the data.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patter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this respect. In this paper, I outline a new general class of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and show how they allow for the decomposition of global indicators, such as Moran's I, into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observation. The LISA statistics serve two purposes. On one hand, they may be interpreted as indicators of local pockets of nonstationarity, or hot spots, similar to the G i and G* i statistics of Getis and Ord (1992).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location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global statistic and to identify “outliers,” as in Anselin's Moran scatterplot (1993a). An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a LISA statistic is carried out for the local Moran, which is applied in a stud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nflict for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 a number of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24]	陈培阳, 朱喜钢.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89-1097.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7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个尺度对199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差异测度研究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Chen Peiyang, Zhu Xiga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at different scal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89-1097.]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7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个尺度对199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差异测度研究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25]	欧向军, 甄峰, 秦永东, 等.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 地理研究, 2008, 27(5): 993-100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Ou Xiangjun, Zhen Feng, Qin Yongdong, et al. Study on compression level and ideal impetu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5): 993-100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26]	王洛林, 魏后凯. 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未来政策选择 . 财贸经济, 2006, (2): 3-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现行国家援助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具体建议。作者认为，现行国家援助政策偏重于项目投资，政策适用地域过于“泛化”，没有体现分类指导的思想。尽管国家实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东北地区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发展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为此，必须抓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再造信用东北。 [Wang Luolin, Wei Houkai. Policy options for the economic revival in Northeastern China.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6, (2): 3-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现行国家援助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具体建议。作者认为，现行国家援助政策偏重于项目投资，政策适用地域过于“泛化”，没有体现分类指导的思想。尽管国家实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东北地区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发展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为此，必须抓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再造信用东北。
[27]	Abegaz B. Structur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etween leaders and latecom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38(4): 69-99.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04123313224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uses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on three-digit manufacturing to test for progressive structural convergence in industrial output mix between industrialising and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Regressions based on Logistic and Almost-Ideal models show that industrial deepening entails share losses for light and selected heavy manufacturing, and share gains for engineering and consumer durables. While semi-industrial economies manage to shift into petr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industries, the least industrialised nurture a broad spectrum of non-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Diversity in factor endowments and policy notwithstanding, growing similarity in demand an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ppear to produce weak con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28]	陈良文, 杨开忠.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 一个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 . 当地经济科学, 2007, 29(3): 35-42, 1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848.2007.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现有关于我国区域差异原因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本文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也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这说明如果考虑集聚经济效应, 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从而很好的解释了1990年以来我国区域差异扩大的特征事实. [Chen Liangwen, Yang Kaizhong. Causes of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view from factor mobility and agglom eration economy. Odem Economic Science, 2007, 29(3): 35-42, 1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848.2007.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现有关于我国区域差异原因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本文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也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这说明如果考虑集聚经济效应, 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从而很好的解释了1990年以来我国区域差异扩大的特征事实.
[29]	邵子南, 陈江龙, 苏勤, 等.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5, 24(2): 185-193. https://doi.org/10.11870/cjlyzyyhj201502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p> [Shao Zinan, Chen Jianglong, Su Qin, et 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5, 24(2): 185-193.] https://doi.org/10.11870/cjlyzyyhj201502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p>

乡村概念辨析

1989

... 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1,2],其本身具有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特点.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导致乡村功能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刻画乡村发展状态,揭示乡村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性,成为国内外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乡村性作为衡量乡村发展状态、刻画乡村发展水平和揭示乡村内部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① 概念内涵.美国环境部采用3个社会经济变量测度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和小城镇的乡村性程度;Cloke最早提出乡村性指数^[3,4],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性,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此后,Cloke和Edwards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性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固有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性指数的精确性^[4,5];Harrington等对乡村性的研究方法、指标选取、权重的设置以及类型边界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补充研究^[6-8].国内学者张小林最早引入乡村性概念,认为每个地区都可看作城市与乡村的统一体,城乡之间不存在断裂点,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乡村性指数的计算公式,完善了乡村性的理论构架^[1];龙花楼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9].② 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表征的方式^[3-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1];龙花楼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9].② 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表征的方式^[3-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看作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体,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是连续的^[1];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性弱的地区,反之亦然^[11].乡村性强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区别^[4,18],这种区别可采用乡村性指数来刻画.根据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代表性、可获取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充分考虑乡村对社会所具有的功能,结合粮食主产区农村发展实际情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9],增加人均粮食产量指标,反映农业生产功能,最终选取6个指标,用以评价东北地区各县（市）的乡村性（表1）. ...

乡村概念辨析

1989

乡村地理学的性质与任务

1988

乡村地理学的性质与任务

1988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1977

... [3-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Changing patterns of urbanis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1-1971.

1978

... [4,5];Harrington等对乡村性的研究方法、指标选取、权重的设置以及类型边界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补充研究^[6-8].国内学者张小林最早引入乡村性概念,认为每个地区都可看作城市与乡村的统一体,城乡之间不存在断裂点,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乡村性指数的计算公式,完善了乡村性的理论构架^[1];龙花楼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9].② 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表征的方式^[3-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1986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1998

... -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An exploration of a typology using neural network applications.

1998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2005

... -8],着重于乡村性理论的探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则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区域乡村性指数,评价乡村性水平的强弱^[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2009

... [9],并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探索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10-14].③ 研究尺度.国内外研究尺度上主要以县域单元为主^[3-6,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9-15],近来逐步转向更为微观的尺度^[16,17],研究视角更为深入.④ 研究区域.国外主要涉及传统农区乡村性的研究^[3-8,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 [9-16].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2009

... [9-16]. ...

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与乡村性评价: 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为例

2013

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与乡村性评价: 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为例

2013

基于GIS的徐州地区乡村性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2013

基于GIS的徐州地区乡村性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2013

转型期长江三角洲乡村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2014

转型期长江三角洲乡村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2014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2013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2013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14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14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2014

... 农业投入源于县域内部生产要素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机械水平、化肥施用量等的提高.先进的农业机械不仅通过运用化肥深施、农作物机收等技术,提高土地产出率、确保农业丰产丰收、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提高作业质量、节省人力资源,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刺激农业经济发展,以此积累更多剩余价值为城镇化创造发展条件,进而产生乡村性水平的时空波动^[15].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壤质量的退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发展,加大化肥施用量改善土壤质量,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土地产出率、振兴农业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从而带来乡村性水平的变化.以东北地区县域的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自变量,乡村性指数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与乡村性指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0.497和-0.362,且双尾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1,反映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与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化肥的投入力度,将会降低乡村性水平.从不同县域的农业投入水平来看,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3.25 kw/hm²、5.84 kw/hm²、6.34 kw/hm²、7.31 kw/hm²;而乡村性热点区域具有较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单位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2.19 kw/hm²、1.87 kw/hm²、3.46 kw/hm²、2.9 kw/hm².化肥施用量与乡村性水平的关系亦然,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化肥投入水平,热点区域具有较低的化肥投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投入水平亦是乡村性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

... 自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凭借较为完善的农业、工业基础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各个领域,带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土地利用以及地域空间格局的变化,刺激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15],进而引起乡村性水平的变化.另外资本具有逐利性,距中心城市较近的县域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吸引大量资本,并带来更多技术和就业机会,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变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28],原来由农业主导的地域结构向农业、工业、商业综合发展方向演变,乡村土地利用方式与聚落形态受到严重冲击,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风土人情,乡村性大大削弱^[29].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00-2012年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由46.13亿美元累计增加到1961.9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由245.6亿美元增加到1663.8亿美元,而乡村性指数由0.57下降到0.54,外资涌入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刺激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乡村性水平.乡村性水平比较低的县域往往分布在延边、辽宁半岛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大的地区.以图们市为例,2004年、2008年、2012年乡村性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分别为第111位、121位、139位和第4位、1位、1位,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也是造成乡村性水平时空差异的原因之一. ...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2014

徐州市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2013

... -16]. ...

徐州市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2013

... -16]. ...

Market, commodity, resource and strength: Logics of Norwegian rurality

2006

... ,17],国内大多集中于东部和中东部省区^[9-16]. ...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1994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1995

... ESDA是利用统计学原理和图形表达相结合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鉴别,用以引导确定性模型的结构和解法^[19-22],实质是通过对地理现象空间分布的描述,发现空间集聚及异质性特征,以揭示地理现象空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和全局G统计量刻画研究单元乡村性的空间关联程度,采用局部G_i统计量测度乡村性的高值簇和低值簇,识别“热点区”和“冷点区”^[22,23]. ...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2007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2007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2014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2014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y the use of distance statistic.

1992

... [22,23]. ...

... Moran's I指数值取决于随机模式下的期望值E(I)^[22],即

\begin{matrix} E (I) = - 1 / (n - 1) \end{matrix}

,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若Moran's I显著为正,表示乡村性指数较高（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趋于接近;反之,Moran's I显著为负,则表示区域与其周边地区的乡村性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1995

... （3）局域G_i统计量^[23].计算公式如下： ...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2012

... 采用ArcGIS中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24],把具有相似属性值分为一级,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乡村性划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等5种类型区（图1）.分析图1可知：① 空间分布看,弱和较弱乡村性类型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强和较强乡村性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总体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特别是2004年开始实施粮食直补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之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弱、较弱、强、较强乡村性类型区和中等乡村性类型区分布有“北上”和“南下”态势.② 不同乡村性类型区数量看,强乡村性类型区逐年减少,由2004年的24个减少到2012年的11个,弱乡村性类型区波动减少,4个年份的数量分别为17、7、16和3个,可见粮食安全政策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实施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内部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③ 从省际尺度看,2000-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县域乡村性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09、0.549和0.59,乡村性强弱表征为黑龙江>吉林>辽宁. ...

... 全局 Moran's I和G估计值可说明各县域乡村性在空间上是否集聚及其全局特征,但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局部的不稳定性,为克服这种缺陷,本文进一步测算了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各县域乡村性的局域G_i统计量,根据ArcGIS提供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24],将149个县域划分为5种类型：冷点区域、次冷点区域、温和区域、次热点区域和热点区域（图2）.分析图2可知：① 总体看,东北地区乡村性冷、次冷、热和次热点区域均呈现“北上”的空间演变态势,而乡村性温和区域呈现“南下”的空间演变态势.2000年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镇密集区,热、次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北部和三江平原等传统农区,温和区域主要位于中部平原区;2004年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向北延伸到黑龙江西北部,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向北聚集,辽宁西北部、吉林中东部部分县域退出次热点区域演变成温和区域,温和区域被冷、次冷点区域分为东西两个片区,肇东市、呼兰县、阿城市、宾县、尚志市、双城市、五常县、敦化市、安图县、龙井市、靖宇县等由温和区域演变为次冷点区域;2008年后,五类区域类型空间变化相对较少,但冷、次冷、热和次热点区域北和温和区域南下延续,到2012年东北地逐步形成“北热南冷”的乡村性格局.② 各类型县域数量变化看,2000-2012年,冷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15个、15个、25个、21个;次冷区域的数量分别为21个、40个、28个、32个;热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22个、13个、28个、20个;次热点区域的数量分别为43个、41个、32个、32个;温和区域的数量分别为48个、40个、36个、44个,热、次热点区域的数量多于冷、次冷点区域的数量,说明东北地区多数县域乡村性较强. ...

... 乡村性是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借鉴四维分析视角^[24,25],将影响乡村性变化的多元化要素归纳为区域政策、市场、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 ...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2012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2008

... 政府拥有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性“资源”,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先发权,特别是政府的直接投入更表明其行政行为的取向^[25],对乡村性演变影响重大,是乡村性差异的重要宏观因素.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的部署;2004年国家率先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实行全面减免农业税的政策,扩大东北粮食生产补贴范围和规模,并对东北三省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转移支付^[26];2006年颁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制定发展现代农业的各项措施,相继实施了扩权强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综合配套等改革政策;2013年国务院讨论通过《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首要目标,巩固发展现代农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农村农业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对东北地区乡村性的时空格局的演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还将持续放大. ...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2008

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未来政策选择

2006

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未来政策选择

2006

Structur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etween leaders and latecomers.

2002

...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的生产要素、区域组合及其运行进行有效配置,使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和转移,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变化.而区域产业结构受制于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27],故本文采用产业发展态势分析市场维度上形成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原因.以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各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自变量,对应年份的乡村性指数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乡村性指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490、-0.532、-0.561、0.575,且双尾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反映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乡村性指数间呈现显著负线性相关,并且负相关趋势加剧,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城市化进程而降低乡村性水平.另外,乡村性冷点区域具有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水平,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为0.71、0.80、0.82、0.84;而热点区域的第二三产业水平较低,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县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为0.54、0.5、0.53、0.46,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发展水平影响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差异. ...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 一个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

2007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 一个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

2007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5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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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rurality in Northeast China

1 引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乡村性指数

2.2 ESDA方法

2.3 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

3 结果分析

3.1 时序特征

3.2 空间格局

3.3 空间关联

3.4 “热点”和“冷点”演化

4 乡村性分异的影响因素

4.1 区域政策推动

4.2 市场

4.3 农业投入

4.4 资本投入

5 结论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