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庆喜
, 李诚固, 周国磊, 马佐澎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SHEN Qingxi, LI Chenggu, ZHOU Guolei, MA Zuope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03-12
修回日期: 2015-07-29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0-15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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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申庆喜（1987- ）,男,山东金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E-mail: shenqx163@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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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长春市多年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为数据源,以ArcGIS和SPSS软件为分析工具,引入静态耦合度和动态耦合度概念,从居住空间视角对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动态研究,分析了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仍未摆脱圈层扩张的窠臼,居住空间表现出过高的扩张强度,是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近域扩展的重要原因;②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显著,核心区动、静态耦合度均高于外围,城市功能空间处于重构期,外围则处于低耦合的快速扩张状态;③选取耦合度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心城区划分为高耦合比较成熟、高耦合趋于成熟、高耦合新兴、低耦合比较稳定、低耦合新兴和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六类。
关键词：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ing is dissect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mong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residential space, industrial space, service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and we take Changchun city as our primary example. The land status maps and other statistics covering the years 2002, 2005, 2008, 2010 and 2012 provide the main data for this article.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SPSS and other analysis tool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We present two indexes: the Static Coupling Degree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 and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Dynamic Coupling Degree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 to study the coupling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interac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dynamic research process, residential space is the focus of our study. 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①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angchun had still not escaped the ring pattern. Residential space shows excessive expansion,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is gives the near field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②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shows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Both the dynamic and static coupling degrees of the core area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eripheral are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e area has entered a phase of reconstruction involving greater integ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e peripheral area is still experiencing a rapid expansion, with relatively single function like residential districts or manufactory zones. ③ Implementing various coupling degree indexes and using a systematic clustering method and empirical discrimination method, we divide the central city of Changchun into six space types: complet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stabl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and special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④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include multiple influences, such as government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lifestyle chan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rban planning guidance and so on. Among these influences, urban planning plays a vital role as the bridge which allows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gradual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Keywords：
城市功能空间是城市规划学与城市地理学持续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城市功能空间布局与相互作用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柯布西埃等的城市分区思想、《雅典宪章》、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芝加哥生态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扇形、多核”三大学说堪称城市功能空间研究的经典成果。二战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城市过度蔓延、拥挤等问题,如何疏解大城市过度集中的产业与人口,成为学者们研究和规划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源于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卫星城建设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三代新城规划,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功能空间调整的理论实践[1]。同时,针对《雅典宪章》过于强调城市分区的不足,《马丘比丘宪章》则更加注重城市功能空间的有机组织,认为应该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城市生活环境。近年来,面对城市职能空间失衡、内城衰落、交通拥堵等后工业时代新的城市问题,城市功能空间组织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并针对城市的空间扩展与蔓延[2-4]、产业空间布局[5]、土地利用[6,7]、交通组织[8]、社会问题[9]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城市空间组织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国内城市功能空间相互关系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多为一般性的理论和模型的总结[10,11],实证研究方面多以产业、居住、商业服务等单一类型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为主[12-14],对城市空间的扩展、形态特征、空间格局等研究较多[15,16],对城市内部多功能空间的相互作用关注不足。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功能空间快速重构与扩张并存,呈现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大城市普遍存在功能空间紊乱、交通拥挤、无序近域扩张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城市功能空间的低耦合,导致城市生产、就业、居住、服务等多种类型空间“钟摆”交通的形成和城市运行的低效率。基于以上问题,亟需探讨新时期中国城市内部功能空间耦合的理论模式、内在机制与调控路径。
居住空间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空间,近年来中国的住房市场需求旺盛,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居住空间的大规模扩展与调整成为城市功能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居住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程度决定了城市功能空间的协调性,影响到居民活动和城市运行的效率。为此,基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居住空间演变特征[17]、形成机制[18]研究大量出现,职住分离现象与职住平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周素红等[19-25]学者对职住分离与职住平衡的特征、调控以及与通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以往研究中较为重视居住与就业空间之间的关系,而城市功能空间组织应是居住、就业、服务与游憩等多种功能的综合,缺乏对居住与各城市功能空间耦合关系的整体研究。
本文研究特色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居住空间为切入点,基于不同功能空间用地信息,在城市整体空间范围内定量分析了城市内部功能空间耦合的基本特征、分异格局与驱动机制,划分了城市功能耦合的类型,为城市功能空间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引入动、静态耦合度模型,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城市用地功能空间耦合测度模型,为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定量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三是在中心城区范围内根据用地空间组织特征划分若干小于行政区的片区进行研究,研究尺度不同于以往。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联合的现象,广义上更多地强调事物之间的高度关联性,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26,27]。本文所指城市功能空间耦合是指在城市整体范围内,城市居住、工业、服务、生态和交通等各功能空间相互作用、融合、支撑的状态与过程,这种耦合关系集中反映为城市各功能空间的地域空间组合关系和内在功能关联。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制度驱动下,近十年来长春市城市蓬勃发展,城市功能空间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种变化在全国大城市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长春市同样面临着“圈层式”快速扩张、功能空间紊乱、交通拥挤等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以长春市为例,旨在分析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动态演变规律,划分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格局,评价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状态,基于城市功能空间重构与整合目标的实现,探索新时期城市功能空间耦合互动的驱动机制与发展路径,解决城市功能空间紊乱和交通拥挤等城市问题,可为中国大城市功能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提供实例研究。
中心城区包含建成区和近郊地带,选择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可以综合反映典型城市核心区和外围扩展区的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本文采用《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来确定中心城区范围,面积为612.08 km2。城市环路是城市土地利用阶段性开发的界限,环路内外往往表现出城市景观和功能空间特征的明显差异,以环路为界限对城市进行分区研究是认识城市内部差异的重要手段[28]。对长春市实地调查和反复对比研究发现,南部和东部各行政区以四环为界、北部和西部各行政区以三环为界划分较为合理,以中心城区所包含的南关区、朝阳区、绿园区、宽城区、二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净月经济开发区为基础,以三环或四环路为基本界线划分出19个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地域分区（图1）,作为研究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的基本单元。
数据包括历年长春市总体规划用地现状图,这些图件是城市规划与研究部门在地形图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绘制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2002年为JPEG格式（1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的测度应该包含过程性动态耦合指标和特定时间状态的静态耦合指标两方面,本文引入动态耦合度（包括扩张强度指数与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和静态耦合度（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两类模型,从过程和状态两个方面研究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特征。
2.3.1 扩张强度指数 描述一定时期内某类土地的扩展面积占该类总用地面积的百分比,用于比较不同时期土地扩展的强弱程度[29]。计算公式为：
式中：K为研究阶段某类用地的扩张强度指数;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末期该类用地面积;T为间隔年数。
2.3.2 用地转变耦合系数 为了定量分析不同类型用地转变的耦合关系,选取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定量分析各种用地转变的动态特征,其实质是指某一时期两类用地相互转换的面积占这两种地类发生变化总面积的比例,该系数越大表明两类土地转型的耦合度越高[26]。计算公式为：
式中：RICC指“居住用地&工业用地”转变耦合系数;CRI和CIR分别指研究期间居住转变为工业用地和工业转变为居住用地的面积;CR和CI分别指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叠加后性质发生变化的居住和工业地块面积。以此类推,RSCC、RGCC分别指“居住用地&服务用地”、“居住用地&生态用地”转变耦合系数。
2.3.3 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 该指数主要用于研究景观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异质性,本文主要用于研究城市内部空间土地利用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和城市功能空间的混合使用程度,即城市功能空间的静态耦合度,多样性指数越高,表明不同职能用地类型数越多,各职能类型用地面积差别越小,耦合度越高[27]。计算公式为：
式中：H为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m为土地利用空间类型数;
2002-2012年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的扩展主要发生于中心城区以内,外围虽有净月、富锋、兴隆组团的壮大,但整体上仍未摆脱“填充式”的圈层扩张。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程度整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持续快速扩张而与城市整体扩张水平不相适应,2002-2012年居住用地的年均增长面积为42.830 km2,明显高于工业空间的21.840 km2、服务空间的19.874 km2和生态空间的13.545 km2,居住用地扩张强度指数为7.844%,明显高于总建设用地的5.150%。2002-2012年各类用地空间的扩张强度整体趋于下降,但居住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空间扩张强度的差距并未减小,居住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空间的分化加重了交通拥挤和居住区服务、生态水平下降的问题。
3.2.1 用地扩张强度分析 2002-2012年长春市主要城市用地类型空间扩张强度存在显著内部差异,外围各分区整体增长较为显著,扩张强度整体高于内部,各类功能空间的差异特征又有所不同（图2）。① 居住空间（图2a）：城市核心区外围扩张最为明显,如二道区和绿园区的外围、净月区和经开区,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在城市外围的大规模开发。三环以内的核心区和汽开区、朝阳区、经开区四环以外片区扩张不明显,前者是由于用地空间受限和棚户区等落后居住空间的他转,后者则是因为地处偏远的工业区,生活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住房需求少,当前并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发展。② 工业空间（图2b）：受地租规律和“退二进三”调控策略的影响,工业空间在三环以内各片区普遍存在负扩张现象,部分工业空间被其他城市空间所替换。工业空间在城市外围扩张较为明显,尤其以西南翼汽开区、朝阳区、高新区四环以外部分和东北翼经开区扩张最为显著,形成了向“西南—东北”两翼扩展格局。③ 服务空间（图2c）：整体处于较低的扩张水平,除经开北区和高新南区外围两片区因初始面积较小导致扩张率较高外,其他各片区扩张强度差别较小,但仍表现出外围高于内部的特征。外围片区增加的原因在于新城市空间建设需要服务空间的配套或者服务空间的外迁,核心片区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于“退二进三”城市发展战略下服务空间对工业、居住空间的替代。④ 生态空间（图2d）：各分区的扩展强度均处于低水平,扩张强度变化幅度较小（-1.559%~16.648%）,整体差异不明显,主要是由于绿地与水域属于城市开发的敏感区域。
图2 长春中心城区各片区2002-2012年主要功能空间用地扩张速率
Fig. 2 The main functional space land expansion rate of the central city in Changchun from 2002 to 2012
3.2.2 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分析 城市各用地功能空间转变的本质是城市内部人流、物流、信息流、能量流迁移转化在空间上的客观体现,直接反映出城市社会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的演变规律[30]。鉴于居住空间在城市空间中的主体性,本文通过居住空间与其他用地空间2002-2012年用地转变耦合系数来揭示城市用地空间的转变规律。从数值分布来看,各分区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核心区大于外围的特征,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高新区四环以内片区和宽城区、绿园区、二道区三环以内片区相对较高,外围各片区则普遍较低（图3）。城市核心区用地耦合转变系数较高的原因在于“退二进三”战略和生态发展理念的引导下,落后的居住区、工业区等纷纷得以改造和迁并,现代居住、服务、生态空间呈现“镶嵌式”填充,这也说明长春市城市核心区仍处于城市功能空间的重构期,城市功能空间的完善与改造仍是当前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外围用地转变的耦合系数整体处于低水平,主要因为外围新城市空间的建设是在严格的城市规划引导下进行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相对合理,各类建筑和设施的使用年限较短,用地类型较少发生转变。从居住空间与工业、服务、生态空间用地转变耦合系数的比较来看,核心区RICC和RSCC大于外围的特征更为明显,且用地转变耦合系数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分别为0~23.771%和0~29.930%）,主要因为居住、工业与服务空间是城市主要的用地空间,城市核心区的调整与重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转变。RGCC变化幅度较小（0~3.176%）,且核心区与外围的差异不明显,也说明生态空间属于城市开发的敏感区域,与其他功能空间很少发生转变,分区差异受偶然性用地性质转变影响较大。
图3 长春中心城区各片区2002-2012年用地转变耦合系数
Fig. 3 The land use change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the central city in Changchun from 2002 to 2012
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可以反映特定时间和范围城市功能空间的多样性特征和混合使用程度,即静态耦合水平。从中心城区2012年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来看,整体表现为开发较早的核心区片区高于外围片区的特征（图4）,具体表现为南关区、朝阳区、经开区和高新区四环以内部分,宽城区、绿园区和二道区三环以内部分多样性指数较高,外围各片区多样性指数较低。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城市核心区开发历史较长,用地功能齐全,多样性较高,而外围各片区开发时序较晚,用地空间类型相对单一。值得注意的是,外围的经开区、高新区和净月区三个片区静态耦合度相对较高,城市功能空间较为多样,主要得益于作为新兴的城市空间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的城市规划,而绿园区外围因开发相对较早且存在较大规模的公用设施用地、军事用地和水域导致多样性指数相对较高。
图4 2002-2012年长春中心城市区各片区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
Fig. 4 The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of the central city in Changchun from 2002 to 2012
从2002-2012年Shannon-Weaver的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来看,用地类型多样性上升明显的分区主要有南关区外围（2002年、2005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的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846、0.977、1.155、1.248、1.476。表达方式下同）、高新区外围（1.121、1.447、1.488、1.490、1.621）和净月区（1.198、1.448、1.540、1.565、1.637）,原因在于三个分区开发过程中均定位于新型城市空间,用地类型逐步多样化,城市功能空间静态耦合度逐步提升。仅有汽开区外围（1.524,1.312,0.949,0.914,0.921）用地类型多样性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由于本区是典型的工业集中区,建设过程中工业比重持续上升,导致多样性指数的下降。
城市用地空间分异是功能空间分化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探讨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特征可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功能空间调控政策提供依据。选取2002-2012年用地扩张强度指数、2002-2012年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RICC、RSCC与RGCC之和）和2012年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三个耦合度指标,借助SPSS 16.0软件,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距离测度选用欧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采用组间平均距离连接法（between-groups linkage）,将19个分区划分为高耦合比较成熟城市功能空间、高耦合趋于成熟城市功能空间、高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比较稳定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和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6个类型（图5、图6）。
图5 长春片区代号及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类型划分
Fig. 5 Area code and coupling type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in Changchun
图6 长春城市功能空间耦合水平聚类分析谱系
Fig. 6 The cluster analysis pedigree of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in Changchun
3.4.1 高耦合比较成熟城市功能空间 指南关区、经开区四环以内和宽城区、二道区三环以内4个片区,处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的核心区,2012年的多样性指数达到较高水平（1.911、1.696、1.718和1.692）。2002-2012年的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相对较低（30.55%、26.25%、28.48%和28.99%）,存在一定量的用地扩张（2.13%、6.12%、1.44%和0.41%）。该类型区整体处于比较稳定的耦合状态,是较为成熟的城市功能空间,但也应该看到,该类型区工业空间仍占较大比重（南关区除外）,存在工业空间置换缓慢、“退二进三”不足的问题,降低工业空间比重,构建多元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是本类型区调控的重要方向。
3.4.2 高耦合趋于成熟城市功能空间 指朝阳区四环以内和绿园区三环以内两个片区,属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的老的城市空间,2012年的多样性指数达到较高水平（1.730和1.662）。2002-2012年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分别为46.472%和48.238%,为各类型区最高水平,内部存在一定规模的用地转变,说明城市功能空间重构特征显著,前者主要来自于居住空间置换工业空间和服务空间,后者主要来自于居住空间置换工业空间。受城市核心区用地限制,二者的总扩张率均处于较低水平。该类型区未来调整方向在于通过科学规划,进一步“退二进三”,加速城市内部功能空间转变与重构,逐步形成以居住与服务空间为主,多元化的成熟的城市功能空间。
3.4.3 高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 指高新（南）区四环以内部分,绿园区、宽城区三环以外部分,高新（南）区、经开区四环以外部分和净月区共6个片区,为外围新兴的城市空间,2012年的多样性指数整体较高（1.729、1.788、1.611、1.621、1.711和1.637）。2002-2012年的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相对较低（12.566%、8.794%、17.202%、1.643%、10.101%和5.024%）,具备一定的扩张强度（11.303%、11.834%、3.237%、27.399%、9.492%和10.285%）。该类型区城市空间的扩展是在严格的城市规划调控与引导下进行的,商业服务、居住、生态等空间与城市形态同步扩展,城市功能空间呈现多元特征,属于高耦合的、较为稳定的新兴城市功能空间。
3.4.4 低耦合比较稳定城市功能空间 指汽开区四环以内片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汽”厂区的选址兴建以来,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长春市最为集中的工业组团。该区作为较老的城市空间,多样性指数偏低（1.430）,存在一定的用地空间转变（24.379%）,主要以工业空间向居住空间转变为主,受用地空间限制扩张强度较低（2.556%）。该区城市空间整体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作为城市最大的工业集中区,城市功能空间的低耦合特征有其合理性,相关产业的集聚有利于配套协作,降低生产成本。适当增加服务与生态空间,提高服务、居住的自供能力,减少“钟摆”交通,是该区未来调控的重要方向。
3.4.5 低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 指朝阳区、南关区四环以外,二道区三环以外,经开北区和高新北区（高新北区在聚类结果中为单独一类,综合考虑到其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特征将其划归为此类）共5个片区。该类型区由于属于开发时序较晚的城市外围地域,用地类型较为单一,2012年多样性指数较低（1.201、1.476、1.405、1.356和1.201）,2002-2012年的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也处于低水平（1.047%、0.653%、1.502%、7.054%和0%）,但扩张强度指数达到较高水平（9.361%、3.068%、11.001%、8.818%和74.410%）。该类型区是未来长春市城市功能扩展的重要方向,现状多以居住或工业空间为主,商业服务业集聚水平仍然较低,城市功能较为单一,未能有效疏散缓核心区人口、环境等的压力,加快服务与生态空间的建设,注重城市氛围与人居环境的营造,促进功能齐全城市外围组团的形成是本类型区的重要任务。
3.4.6 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 指汽开区四环以外片区,该区2012年的多样性指数为各区最低（0.921）。2002-2012年的综合用地转变耦合系数相对较低（3.473%）,由于地处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方向和靠近“一汽”厂区有利的区位优势,用地扩张强度指数达到24.344%的较高水平。该区为新扩展的城市空间,由于定位为工业集聚区,用地空间耦合度较低有其合理性,但也应该看到,过于强调城市功能的分区破坏了城市功能空间的自组织,导致能耗和交通压力的增大,出于城市功能空间综合发展的需要,适当增加配套的居住、服务设施和生态景观,提高土地的混合利用程度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4.1.1 政府宏观政策 土地有偿使用政策促进了核心区落后工业空间和居住空间的改造与外迁,核心区发展重点向商业服务、生态绿地开发等现代城市职能转变,这一点在宽城区和二道区三环以内表现的最为明显,“退二进三”和内城更新改造等城市发展策略推进了这一调整进程。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和土地财政驱使下房地产业发展迅速,2002-2012年长春市实有住宅建筑面积由4839.80万m2增加到8868.21万m2,住房的自由选择和房地产业的大规模建设,改变了以往的“单位大院”式城市空间模式,促进了职住分离和居住空间在城市整体范围内的迅速扩张,成为导致外围片区以单一居住空间为主导的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扩展的重要原因。1991年以来长春相继设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净月经济开发区和汽车产业开发区等主要开发区,直接促进了外围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为城市核心区产业的转移与扩散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了核心区城市功能空间的演替。此外,国际汽车城、世界级轨道车辆研制基地等大型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也促进了产业的集聚与整合,有效推动了城市功能空间内部的调整和外围的快速扩展。
4.1.2 经济与人口增长 2002年以来长春市经济与人口规模迅速壮大,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扩张与调整提供了支撑条件,2002-2012年长春市GDP增加了3.20倍,与建成区面积、市辖区实有房屋建筑面积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70和0.961。经济总量的大规模增长一方面为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2002-2012年长春市市辖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由60.8亿元增加到609.51亿元,促进了以居住空间的扩张与置换为主导的城市功能空间重构;另一方面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外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和外围城市用地空间耦合度的提高[31]。城市人口规模的壮大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2002-2012年长春市人口增加59.1万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6900.00元增加到2012年的22969.70元,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城市功能空间的影响力增强,居民的购房和投资商业行为促进了外围居住空间的扩展和核心区城市功能空间的融合。
4.1.3 生活方式变革 首先,交通方式的变革和交通系统的完善扩大了居民的出行空间,轻轨3号线、4号线的建成通车,公交系统的日益完善,私家车的普及（2012年长春市私人汽车保有量达70.6万辆）,“三纵两横”快速交通系统的建成,以及日益完善的交通设施建设,有效缓解了城市核心区过度紧凑的格局,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拓展,使得城市功能空间得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构与优化调整[12]。其次,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远程办公、网上购物、电子地图导航等进入普通居民生活,正在改变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交流习惯以及对城市的认知方式,改变了居民居住地点的选择,提高了城市核心区的远程控制能力,商业服务业在核心区进一步集聚,商务办公业开始在某些新区（如生态广场附近）集聚,例如原本位于汽车产业开发区的“一汽”金融有限公司已经迁往净月区。第三,公众维权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对城市功能空间发展的影响正在凸显,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媒体和集体力量揭示城市建设中的弊端,成为核心区落后工业外迁、项目落地等的重要影响因素。
4.1.4 城市开发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博弈 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开发趋向于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段,但生态空间又受到政府和社会的严格保护,城市开发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始终存在博弈,生态空间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引导性与限制性作用并存,生态空间骨架成为城市功能空间耦合地域差异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居民环境意识提高和房地产开发偏好的驱动下,净月区等外围绿地丰富、滨水的生态空间成为近些年以居住空间为主导的城市空间扩展重要方向,伊通河沿岸等城市内部滨水地段则成为新型居住、服务空间增长和替换落后工业、居住空间较为明显的区域,伊通河沿岸已成为长春市居住小区最为密集的区域。2002-2012年净月片区居住用地年均增长102.33 hm2,10年间长春市增加居住用地的23.89%位于此,以伊通河为中轴线作1000 m双侧缓冲,得出2002-2012年伊通河两侧1000 m内居住用地和服务用地分别增加448.95 hm2（占长春市增加居住用地的10.48%）和109.76 hm2,而工业用地却减少了80.85 hm2。
4.1.5 城市规划引导 长春市自1932年以来共编制五版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功能空间的形成、演进产生重要影响。1932年《大新京都市规划》奠定了单一集中型“同心圆”式布局结构的基础框架。1953版城市规划确定了东部、北部、西南部的工业区位置,引导了城市功能空间的分区与分化。1980和1996版城市规划分别提出了“多中心集团式”和“多中心分区式”城市空间结构,有效促进了城市各功能空间的融合。2011版城市规划提出“双心、两翼、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南部新城、西南和东北发展翼以及外围净月、兴隆、富锋组团全面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居住空间的扩展、居住空间与工业空间整体上的分离以及外围新城市空间耦合水平的提高。此外,2003年长春市战略规划研究中南部新城（包括国际汽车产业园区、南部中心城区、净月潭综合发展区三大组团）发展方向的确立,对2003年以来长春市南部新城市功能空间的扩展与耦合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城市功能空间组织与演化过程中受到各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在这种作用机制中城市规划起到桥梁作用,各因素与城市规划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发展,将城市功能空间推向新的耦合状态（图7）。具体表现在：① 政府宏观政策的落实需要城市规划来实现,政府主管部门为实现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启动编制城市规划,同时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也要受政府的管理和支撑,城市规划部门将城市建设调整方案反馈给政府,为政府进一步科学的决断提供参考。② 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对城市规模扩张与调整提出新的内在需求,推动城市修编或编制新的规划,新的城市规划进一步推动城市规模的有序增长、功能演进与产业等的调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进一步集聚提供新的空间支撑。③ 城市规划中交通、产业、基础设施等的用地规划深刻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对城市规划存在反馈效应,促使城市规划不断地调整,并逐渐趋于完善。④ 在城市开发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博弈中,城市规划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二者的博弈也对城市规划提出新的要求和限制条件,促进城市规划部门做出更为合理和易于实施的方案。各驱动因素通过城市规划作用于城市功能空间的扩张与用地转变,改变城市功能空间的多样性水平,促进城市功能空间向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耦合状态演进。
图7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动力机制
Fig. 7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主要结论：① 长春市整体上仍未摆脱“填充式”的圈层扩张,中心城区范围内城市扩展过程中居住空间处于主导地位,居住空间持续高速的扩张与城市整体的扩张水平不相适应,是造成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扩张的重要原因。单一的城市功能空间扩展模式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财富,但并未发挥应有的城市功能作用,城市外围大量的住房闲置等问题值得反思。② 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明显,外围各片区扩张强度明显高于内部各片区,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明显低于内部各片区,城市外围处于低耦合的快速扩张阶段,核心区则处于功能空间重构的关键时期。外围城市功能空间虽拓展迅速,但城市功能空间的融合程度不够,城市功能空间单一,未来调控应着力提高外围片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对于核心区应促进城市功能空间的进一步融合。③ 选取多种耦合度指标,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和经验判别法将中心城区划分为高耦合趋于成熟城市功能空间、高耦合比较成熟城市功能空间、高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比较稳定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新兴城市功能空间和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六个类型,并针对性地评价了各类型城市功能空间耦合水平,提出了各类型区的发展趋势与调控路径。④ 从政府宏观政策指引、经济与人口增长、生活方式变革、城市开发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博弈和城市规划引导五个方面分析了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地域差异产生的动力机制,城市功能空间耦合地域差异的产生是由内在的发展需求和外在限制性因素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规划在各驱动因素作用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公众力量对于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将逐步凸显。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功能空间加速重构时期,探索城市功能空间相互作用关系,揭示新时期中国大城市功能空间演化的特征、趋势与形成机制,可为城市发展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摊大饼式”圈层扩张和城市功能空间紊乱问题,其中城市功能空间的分离尤其是职住分离加大了居民的通勤距离,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交通时间成本和心理压力,加重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制约了城市持续发展与城市功能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居住、工作、服务以及游憩等空间的平衡是城市人居环境水平提升和城市运行效率提高的重要路径。城市空间发展的必然趋势应是在都市区范围内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构,从过去过于严格的城市功能空间分工转向功能融合,构建城市综合功能空间体系,推进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实现都市区范围内城市功能空间的大集中、小分散与均衡发展。
城市内部空间组织是极为复杂的巨系统,不同功能空间所占比重、扩张速度、组合方式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区位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城市功能空间耦合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城市功能空间组合是否合理,而是仅能为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程度及地域差异研究提供参考,加深对城市功能空间组织水平的认识,如何寻找适合城市发展的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平衡点,是未来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从用地角度构建了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指标体系,定量研究了城市内部各功能空间的耦合关系,分析了以往关注较少的城市内部各功能空间组织规律,开拓了城市功能空间组织研究思路;二是引入用地转变耦合系数和多样性指数来描述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程度,为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组织的定量化研究建立了初步的系统模型,以期引起同行关注并加强城市功能空间内部组织的定量化研究;三是根据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对中心城区进行了聚类划分,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未来应加强基于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区域类型划分的研究,以便于有针对性地制定调控策略。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是城市内部自然、社会、经济各要素相互关联与作用的复合概念,限于数据的局限性,未能对人口、经济指标进行细致的研究,研究时限也仅以近十年为主,未来将进一步从跨度更大时限视角去探讨构建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综合指标体系,揭示城市功能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层次的客观规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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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 and performance of urban expansion models. Computers, https://doi.org/10.1016/j.compenvurbsys.2009.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expansion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land have a large effect on many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 wide variety of modelling approache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predict and simulate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These models are ofte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determining factors that are used to create a probability map.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odelling approaches for simulating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expansion in Flanders and Brussels in the period 1988–2000. Hereto, a set of urban expansion models with increasing complexity was developed based on: (i)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s taking various numbers of determining variables into account, (ii) CA transition rules and (iii) hybrid procedures, combining both approaches. The outcome of each model was validated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three modelling approaches and of the different determining variables that were used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hybrid model structure, integrating (static) determining factors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distance to the largest cities, employment potential, slope and zoning status of the land) and (dynamic) neighbourhood interactions produces the most accurate probability map. The study, howev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ot useful to make a statement on the validity of a model based on only one goodness-of-fit measure. When the model results are validated at multiple resolution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only two explanatory variables, outperforms both the CA-based model and the hybr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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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urban sprawl: Some experiences from Liverpool.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6.05.003 URL 摘要
The control of urban sprawl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challenging planners in many countries. Whilst a substantial discourse has developed in North America, it is also a matter of key concern for British and European planners, although here the debate is often expressed in terms of urban containment and the search for compact citi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for the control of urban sprawl within the British planning system and examines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in one city region: the Liverpool conurbation. Despite th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of British policy in controlling urban sprawl and encouraging urban regeneratio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re remain some doubts as to how much further market forces can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more compact cities. In particular, a number of commentators, notably Breheny [Urban compaction: feasible and acceptable? Cities 14 (1997) 209–217], have raised doubts about the fea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urban compaction to populations whose main housing location aspiration is for suburban living. Evidence in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of secondary data for the Liverpool conurbation as well as the results of surveys of recently moving households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 Thi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espite recent progress, these market forces continue to represent a major challenge to policy makers in promoting the compac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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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sprawl syndrome: A new typology of metropolitan land use patterns. 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27.3.2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velopment extending far from the core without notable concentrations or nuclei. Since none of these types manifest uniformly sprawl-like features on all dimensions of land use, we think it inappropriate to consider sprawl as a syndrome measurable by a unidimensional scale. On the contrary, metropolitan areas manifest spatial patterns evincing four distinctive combinations of sprawl-like dimensions. This implies that anti-sprawl policies must be tailored for the particular patterns extant in the area at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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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awl or reagglomeration? The dynamics of employment deconcentr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Greater Paris.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091045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rom 1975 to 1999, employment in the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became more and more decentralised. The losses from central areas were divided equally between sprawl and peripheral clusters. Parallel to the deconcentration of jobs, the growth of a services-oriented economy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sectoral concentr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of a vertical spatial disintegration,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y of all places has tended to diversify. One explanation might be that sprawl relies both on endogenous job creation and on job relocation: relocations tend to increase the specialisation of the clusters while endogenous growth is more diverse thanks to the importance of domest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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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land-uses and commuting: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https://doi.org/10.1016/0965-8564(95)0003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as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ixed land-uses encourage non-auto commuting; however, the evidence remains sketc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question by investigating how the presence of retail activities in neighborhoods influences the commuting choices of residents using data from the 1985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Having grocery stores and other consumer services within 300 feet of one's residence is found to encourage commuting by mass transit, walking and bicycling, controlling for such factors as residential densities and vehicle ownership levels. When retail shops are beyond 300 feet yet within 1 mile of residences, however, they tend to encourage auto-commuting, ostensibly because of the ability to efficiently link work and shop trips by car. The presence of nearby commercial land-uses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relatively low vehicle ownership rates and short commuting distances among residents of a mixed-use neighborhood. Overall, residential densities exerted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commuting mode choices than levels of land-use mixture, except for walking and bicycle commutes. For non-motorized commuting,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neighborhood shops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mode choice than residential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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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room for manufacturing: 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land conversion in cities.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3.2014.9153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blem, research strategy, and findings: Planners face tension when dealing with the stock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Should they enact industrial land preservation policies to protect viable manufacturers that provide good jobs even if it exacerbates the problem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causes cities to forgo growth in other sectors? Planners need better information on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lead to conversion of industrial land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servation policies. We develop here an index of vulnerability of industrial land that is based on location factors, neighborhood dynamics, detailed industrial trends,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local regulations. We show how these factors can explain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onversion of industrial land to other uses in Cook County (IL) and Mecklenburg County (NC) and describe how various industrial preservation polices are effective in limiting conversion. Takeaway for practice: Cities can use this index to strategically plan for industries to target and sites to preserve as industrial uses. Traditional planning and regulatory tools such as industrial zone designations do reduce conversion risk, while factors such as transit accessibilit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We argu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strategic about whi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n be preserved at what locations using these tools. We also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an open source, interactive, web-based tool that demonstrates some of the key concepts that can be replicated in other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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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S-based land use and 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indexing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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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London. https://doi.org/10.1177/09697764124392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contrast to London17s image as a global city and its position as the most affluent region in Europe, the formally established empirical evidence assembled i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patial inequality in the capital is a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that is unlikely to be resolved by the prevailing localism doctrine of the 17big society17. Isolated from an initial and non-discriminate England-wide clustering analysis of 73 Audit Commission-defined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reveal that pivotal to London17s prevailing quality of life distribution is the influence of deprivation, health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all of which are masked at a pure 17inner17 and 17outer17 London comparison, capable only of distinguishing the city17s borough-level transport and community safety diversity.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our study are duly considered and several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are advanced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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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 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
本文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单位,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得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1)由在世界各种城市地域组织中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2)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3)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结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城市下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规划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Danwei-based Chinese cities' internal life-space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city.
本文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单位,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得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1)由在世界各种城市地域组织中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2)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3)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结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城市下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规划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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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城市用地空间结构: 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南京大都市区划分566个交 通小区及5个圈层、8个扇面,根据土地使用数据计算其居住、工业和商业用地的区位熵值,运用GIS和Surfer软件绘制相应的等值线图和3D图来解析城 市空间结构。结果证实不同用地类型表现为不同空间结构:①居住用地呈圈层式结构;②工业用地具有圈层式及扇形结构两重性;③商业用地则是分等级的多中心结 构。最后,根据这三类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并将其拼成为一个综合模型。根据综合模型分析认为,在转型期内,土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 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认为政府和市场手段在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能够互补。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南京大都市区划分566个交 通小区及5个圈层、8个扇面,根据土地使用数据计算其居住、工业和商业用地的区位熵值,运用GIS和Surfer软件绘制相应的等值线图和3D图来解析城 市空间结构。结果证实不同用地类型表现为不同空间结构:①居住用地呈圈层式结构;②工业用地具有圈层式及扇形结构两重性;③商业用地则是分等级的多中心结 构。最后,根据这三类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并将其拼成为一个综合模型。根据综合模型分析认为,在转型期内,土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 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认为政府和市场手段在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能够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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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结构形态演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 .
本文在总结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总结了其现状特点，然后分析了影响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的背景因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引导性政策和优化思路。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明确产业空间结构的含义，接着由浅入深介绍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的理论，包括产业分类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区位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空间结构演进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探悉了不同历史阶段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归纳了现阶段长春市产业空... 展开 本文在总结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总结了其现状特点，然后分析了影响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的背景因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引导性政策和优化思路。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明确产业空间结构的含义，接着由浅入深介绍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的理论，包括产业分类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区位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空间结构演进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探悉了不同历史阶段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归纳了现阶段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特点以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今后长春市地域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战略性判断，并最终为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调控对策、措施的提出提供依据。 第三章，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长春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四个方面分析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所处的背景。并且根据现状预测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在了解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正确把握其发展趋势之后，最终提出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对策及总体思路。 收起
Research on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spatial structure form e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Changchun.
本文在总结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总结了其现状特点，然后分析了影响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的背景因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引导性政策和优化思路。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明确产业空间结构的含义，接着由浅入深介绍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的理论，包括产业分类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区位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空间结构演进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探悉了不同历史阶段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归纳了现阶段长春市产业空... 展开 本文在总结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总结了其现状特点，然后分析了影响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的背景因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引导性政策和优化思路。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明确产业空间结构的含义，接着由浅入深介绍有关产业空间结构的理论，包括产业分类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区位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空间结构演进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探悉了不同历史阶段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归纳了现阶段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特点以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今后长春市地域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战略性判断，并最终为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调控对策、措施的提出提供依据。 第三章，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长春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四个方面分析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发展所处的背景。并且根据现状预测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在了解了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正确把握其发展趋势之后，最终提出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对策及总体思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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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住区位偏好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6.010 URL 摘要
在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 现状和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的调查基础上 ,分析了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居民居住空间偏好以及居民个人属性特征与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结果显示 :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城北明显高于城南 ,居民购房也多倾向于选择城北 ;从居民居住空间偏好看 ,三、四环之间仍是居民购房的首选空间。
Housing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sidents' preference on housing location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6.010 URL 摘要
在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 现状和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的调查基础上 ,分析了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居民居住空间偏好以及居民个人属性特征与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结果显示 :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城北明显高于城南 ,居民购房也多倾向于选择城北 ;从居民居住空间偏好看 ,三、四环之间仍是居民购房的首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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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务办公空间发展及其与城市空间的耦合研究 .
系统回顾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历程，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总 结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定量计算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广州商务办公空 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结构的“多次极化”过程与城市空间多中心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商务办公空间在城市空间实现外 拓后才逐渐呈“马赛克”式内嵌填充发展。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职能的转变，商务办公空间的扩散可以实现与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同步进行。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office space of Guangzhou and its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space .
系统回顾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历程，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总 结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定量计算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广州商务办公空 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结构的“多次极化”过程与城市空间多中心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商务办公空间在城市空间实现外 拓后才逐渐呈“马赛克”式内嵌填充发展。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职能的转变，商务办公空间的扩散可以实现与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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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与机理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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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化 .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均有外推,工业用地的置换由城市中心区向外逐步展开;居住用地自1994年以来由中心区向外减少,商服用地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没有明显外推,没有形成连续的增长区域。(2)工业用地持续向老工业区集中和向城市外围快速扩展,居住和商服用地则向环境优美方位及城市主导方向快速扩展。(3)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功能用地由离散扩展关系过渡为粘合扩展关系;商服用地发展相对缓慢,且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工业,和工业用地表现出粘合扩展关系。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Xuzhou.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均有外推,工业用地的置换由城市中心区向外逐步展开;居住用地自1994年以来由中心区向外减少,商服用地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没有明显外推,没有形成连续的增长区域。(2)工业用地持续向老工业区集中和向城市外围快速扩展,居住和商服用地则向环境优美方位及城市主导方向快速扩展。(3)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功能用地由离散扩展关系过渡为粘合扩展关系;商服用地发展相对缓慢,且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工业,和工业用地表现出粘合扩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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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智能体的地理空间分异现象模拟: 以城市居住空间演变为例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许多地理现象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地理空间分异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从上至下”的方程式方法很难对这些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行解析。采用“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系统, 对复杂地理现象的分异过程进行了重现。采用java-swarm 仿真技术, 以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为例, 模拟出城市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为发展和验证城市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型展现了居民智能体聚集现象的产生过程及对房屋价值的影响, 比较了居民不同收入差异情况下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收入差异扩大使中低收入阶层在居住的空间区位选择上处于被动地位。</p>
Method exploration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multi-agent: a case study of urban residential simulations.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许多地理现象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地理空间分异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从上至下”的方程式方法很难对这些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行解析。采用“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系统, 对复杂地理现象的分异过程进行了重现。采用java-swarm 仿真技术, 以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为例, 模拟出城市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为发展和验证城市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型展现了居民智能体聚集现象的产生过程及对房屋价值的影响, 比较了居民不同收入差异情况下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收入差异扩大使中低收入阶层在居住的空间区位选择上处于被动地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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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成区住房空间结构及其成因 .
<p>城市住房空间是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物质体现。广州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住房空间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广州市建成区的住房空间结构划分为四大类:Ⅰ解放前建成的旧房区;Ⅱ改革开放前建成的机关公房(Ⅱa)和原工业企业公房集中区(Ⅱb);Ⅲ上世纪年代开始发展的设施相对简陋的住房分布区;Ⅳ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商品房(Ⅳa)和自建房(Ⅳb)集中区。并从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住房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进一步推导了中国大城市的住房空间结构模式。</p>
The 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s in Guangzhou urban built-up area and their causes' analysis.
<p>城市住房空间是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物质体现。广州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住房空间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广州市建成区的住房空间结构划分为四大类:Ⅰ解放前建成的旧房区;Ⅱ改革开放前建成的机关公房(Ⅱa)和原工业企业公房集中区(Ⅱb);Ⅲ上世纪年代开始发展的设施相对简陋的住房分布区;Ⅳ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商品房(Ⅳa)和自建房(Ⅳb)集中区。并从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住房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进一步推导了中国大城市的住房空间结构模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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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 以广州市为例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 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 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and organization in Guangzhou.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 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 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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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Housing sub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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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平衡对通勤交通的影响分析: 对一个传统城市规划理念的实证检验 .
职住平衡有利于减少通勤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有效性正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基于对上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构造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运用统计方法检验职住平衡与通勤时耗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职住平衡像通常一样被定义为总量职住比率时,职住平衡对通勤时耗有一定影响,但显著性较弱.当采用实际职住比率即区域内有就业岗位的居民中有多大比例在本区就业这一指标时,职住平衡显示出对通勤时耗的显著影响.如果把职住平衡界定为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即职住临近,职住平衡则显示出对通勤时耗极其显著的影响,而且显著性远远高于其它因素.上述结果支持了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重要因素这一传统理念,但也启示人们,从多个角度采测度和调控职住平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job-housing balance on commuting travels: An empirical test of a traditional idea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
职住平衡有利于减少通勤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有效性正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基于对上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构造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运用统计方法检验职住平衡与通勤时耗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职住平衡像通常一样被定义为总量职住比率时,职住平衡对通勤时耗有一定影响,但显著性较弱.当采用实际职住比率即区域内有就业岗位的居民中有多大比例在本区就业这一指标时,职住平衡显示出对通勤时耗的显著影响.如果把职住平衡界定为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即职住临近,职住平衡则显示出对通勤时耗极其显著的影响,而且显著性远远高于其它因素.上述结果支持了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重要因素这一传统理念,但也启示人们,从多个角度采测度和调控职住平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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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Magsci 摘要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Spatial differences of home-work separation and the impacts of housing policy and urban sprawl: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Beijing. Magsci 摘要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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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 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Magsci 摘要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change based on the 3 years' survey analysis .Magsci 摘要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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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 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Magsci 摘要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The analysis of commuting in the huge residenti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in Beijing. Magsci 摘要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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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大城市的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 以西安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0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规划和政策若追求减少小汽车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改善生活品质,职住平衡是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策略。既有职住平衡研究很少审视发展中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本文提出了影响职住平衡的6 组因素,而职住平衡影响通勤效率。6 组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辨识出影响发展中城市的具体因素以便改善其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改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有助于这些城市吸引人才和提高它们在交通机动性、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方面的竞争力。利用2011 年西安市居民交通调查的59967个样本,研究了该市的通勤效率、职住平衡和过剩通勤,并和其它国内外城市可比指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西安平均通勤距离较短,通勤效率较高。从交通分析小区的水平,西安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作岗位/居民数量和工作岗位总数成反比。当地单位大院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较好,但正在降低。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commute efficiency in cit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n.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0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规划和政策若追求减少小汽车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改善生活品质,职住平衡是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策略。既有职住平衡研究很少审视发展中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本文提出了影响职住平衡的6 组因素,而职住平衡影响通勤效率。6 组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辨识出影响发展中城市的具体因素以便改善其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改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有助于这些城市吸引人才和提高它们在交通机动性、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方面的竞争力。利用2011 年西安市居民交通调查的59967个样本,研究了该市的通勤效率、职住平衡和过剩通勤,并和其它国内外城市可比指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西安平均通勤距离较短,通勤效率较高。从交通分析小区的水平,西安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作岗位/居民数量和工作岗位总数成反比。当地单位大院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较好,但正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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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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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0年和田绿洲土地利用变化空间耦合及其环境效应 .
在气候变暖、西部大开发及2009 年以来实施的19 省市对口援疆建设背景下,和田绿洲面临着全方位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水土资源需求的巨大挑战。为此,基于研究区3 期18 景TM/ETM+遥感影像目视解译,从空间耦合角度分析了和田绿洲1980-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表明:① 1980-2010 年,和田绿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显著。耕地、城乡工矿居民地面积分别增加了32.32%、142.23%,灌丛与荒漠草地面积分别减少了23.12%、18.82%。新增耕地主要源于草地、未利用地开垦及毁林开荒。绿洲耕地向西北方向逆盛行风向扩张,其质心年平均偏移16.5 m。② 中游绿洲区与下游荒漠区的绿洲面积、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信息熵与均衡度等分别呈现上升与下降相反趋势。这种以耗水量为纽带的空间耦合源于中游耕地扩张导致的下游径流量逐年减少而造成的下游土地退化。③ 耕地扩张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水平的同时,林地与草地遭受破坏,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上升,过渡带植被受损严重,系统不稳定性增强,威胁到和田绿洲稳定,进而危及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安全。故建议进一步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缩减高耗水量作物种植面积,严禁以各种名义的开荒;制定塔里木河流域地表水分配法案,立法保障关于地表水分配、增加生态用水等规定严格实施,同时严禁地下水过量开采。
The spatial coupling of land use changes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Hotan oasis during 1980-2010.
在气候变暖、西部大开发及2009 年以来实施的19 省市对口援疆建设背景下,和田绿洲面临着全方位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水土资源需求的巨大挑战。为此,基于研究区3 期18 景TM/ETM+遥感影像目视解译,从空间耦合角度分析了和田绿洲1980-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表明:① 1980-2010 年,和田绿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显著。耕地、城乡工矿居民地面积分别增加了32.32%、142.23%,灌丛与荒漠草地面积分别减少了23.12%、18.82%。新增耕地主要源于草地、未利用地开垦及毁林开荒。绿洲耕地向西北方向逆盛行风向扩张,其质心年平均偏移16.5 m。② 中游绿洲区与下游荒漠区的绿洲面积、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信息熵与均衡度等分别呈现上升与下降相反趋势。这种以耗水量为纽带的空间耦合源于中游耕地扩张导致的下游径流量逐年减少而造成的下游土地退化。③ 耕地扩张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水平的同时,林地与草地遭受破坏,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上升,过渡带植被受损严重,系统不稳定性增强,威胁到和田绿洲稳定,进而危及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安全。故建议进一步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缩减高耗水量作物种植面积,严禁以各种名义的开荒;制定塔里木河流域地表水分配法案,立法保障关于地表水分配、增加生态用水等规定严格实施,同时严禁地下水过量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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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都市土地开发的乘数效应和增长模式研究 .
<p>本文依据 1992 - 2 0 0 0年北京地区 2 0 0 0多个土地开发项目统计资料 ,通过实证对城市土地空间开发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特定区域的土地开发 ,表现为乘数效应作用下的逻辑斯蒂增长。根据模型对各环线和扇面模拟的相关系数高达 0 95以上。在此基础上 ,结合北京举办奥运会带来的巨大投资规模 ,预测北京大都市土地开发的趋势</p>
Analysis on multiplier effect and growth model in the l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p>本文依据 1992 - 2 0 0 0年北京地区 2 0 0 0多个土地开发项目统计资料 ,通过实证对城市土地空间开发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特定区域的土地开发 ,表现为乘数效应作用下的逻辑斯蒂增长。根据模型对各环线和扇面模拟的相关系数高达 0 95以上。在此基础上 ,结合北京举办奥运会带来的巨大投资规模 ,预测北京大都市土地开发的趋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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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0.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A GIS based model of urban land use growth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0.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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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熵的兰州市用地结构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力 .
在GIS技术支持下,以兰州市 建成区1959-2004年城市用地结构及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为基础,借助系统论中的信息熵原理,揭示了兰州市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特征,阐述了影响 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主要自然、政策、经济社会和城市规划等驱动力,最后利用主成分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经济社 会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研究表明:该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信息熵H经历了三个阶段:1959-1979年持续下降阶段与1979-2001年剧 烈上升后缓慢增长阶段,以及2001-2004年急速回落阶段;均衡度在持续下降,稳定上升之后,在后期有所回落,优势度相反;用地结构无序化的剧烈变化 期位于1979-1989年间,之后至2001年,无序化进程缓慢;影响兰州市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主要经济社会驱动力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城 市建设投资规模、人口增长及就业状况和产业结构比例、城市建设水平等等,其中前两者影响更为明显。
Dynamic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land use structure in Lanzhou city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在GIS技术支持下,以兰州市 建成区1959-2004年城市用地结构及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为基础,借助系统论中的信息熵原理,揭示了兰州市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特征,阐述了影响 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主要自然、政策、经济社会和城市规划等驱动力,最后利用主成分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经济社 会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研究表明:该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信息熵H经历了三个阶段:1959-1979年持续下降阶段与1979-2001年剧 烈上升后缓慢增长阶段,以及2001-2004年急速回落阶段;均衡度在持续下降,稳定上升之后,在后期有所回落,优势度相反;用地结构无序化的剧烈变化 期位于1979-1989年间,之后至2001年,无序化进程缓慢;影响兰州市建成区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主要经济社会驱动力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城 市建设投资规模、人口增长及就业状况和产业结构比例、城市建设水平等等,其中前两者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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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及驱动机制 .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The study on spatial expans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the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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