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5 , 34 (10): 1981-199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15

研究论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研究

戚伟1234, 刘盛和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UMR Géographie-cités,巴黎 75006

Research on 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 rule of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QI Wei1234, LIU Shenghe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e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UMR Géographie-cités, CNRS, Paris 75006, France

通讯作者:  刘盛和(1967- ),男,湖南衡阳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人口地理。E-mail: liush@igsnrr.ac.cn

收稿日期: 2015-03-29

修回日期:  2015-08-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0-15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433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4)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戚伟(1989- ),男,江苏泰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人口集疏。E-mail: cc7v@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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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城市规模体系结构,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集疏表现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借鉴城市位序规模理论,提出城市流动人口服从类似规律的假设,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服从的数学规律,进行斜率等关键参数的测算和无标度区的识别,并根据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与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耦合关系,将城市划分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相对滞后型、绝对滞后型等4种类型。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的特征显著,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② 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绝对滞后型,其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③ 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提升潜力与空间极大。④ 城市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引力上差异、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域认识和定居意愿等均是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城市流动人口 ; 位序规模分布 ; 耦合类型 ; 中国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i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which rebuilds China's urban size system, is being mirrored in China. And there was a large ga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mong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According to census data in 1990, 2000 and 2010, this paper builds up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and the parameters meaning of urban total population rank-size ru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assumption that it is similar to explore mathematic rule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rank-size distribution by calculating the parameters and identifying the fractal scaling region. Accord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ank-siz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divided cities into four coupling types in terms of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which are absolutely advanced type, relatively advanced type, absolutely lagging type and relatively lagging type.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rank-size distribution was also submitted to typical power function rule, with a high-rank oriented aggregation feature. What's more, agglomeration power was stronger than dispersive power which improves the degree of aggregation. (2) Among the four types, the majority of cities have always been belonged to the absolutely lagging type, which means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cities still have rather large potential for absorbing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located in southeastern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apital c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e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as the absolutely advanced type or the relatively advanced type. These cities should focus on maki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local residents. While those cities with middle & small sizes located in northern China's coastal areas, central China, western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we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as the absolutely lagging type or the relatively lagging type. These cities shoul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4) There wer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rank-size distribution, including the gap of urban economy,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the personal geographical cognition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opefully, this paper can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n urban migration and assist decision-making of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 rank-size distribution rule ; coupling type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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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伟, 刘盛和.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研究[J]. , 2015, 34(10): 1981-199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15

QI Wei, LIU Shenghe. Research on 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 rule of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J].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981-1993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15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高强度的流动人口,人口空间集疏过程极为活跃,深刻改变着城市规模体系结构。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45亿,占总人口的18.01%;而在1982年,中国的流动人口仅为6.57万[1],仅占总人口的0.66%。在这30年期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37.29倍,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17.35%,已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中国人口由实质性增长阶段进入惯性增长阶段[2],城镇人口增长对机械增长的依赖性加强,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已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乡—城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6.7%[3],农村人口城镇化特征显著。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2-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07亿增加至7.31亿,城镇化水平由20.58%提高至53.73%。中国城市数量、建成区范围、行政范围不断扩张[4],一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日益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快速增长[5],城中村、环境污染、资源瓶颈、“要人手不要人口”等现象普遍,流动人口自身很难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公平待遇,社会融入度不高;另一方面,中小城镇人口集聚力弱、发展动力不足,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是相悖的[6]。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目标之一就是有序调控人口向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转移。正确认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规律,以及城市流动人口分布与城市自身规模之间的关系,对未来城镇化路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对人口集疏流空间及其格局效应的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位序规模分布能够有效地反映变量的集聚特征,被广泛应用于以人口、建成区面积等为变量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推动了人们对城市规模等级、城市分形等规律的客观认识[7-12],也为流动人口分布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在城市流动人口领域,对流动人口分布的集聚特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状况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目前以分类汇总形式的研究为主,流动人口向少数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这一客观事实得到普遍认知[13-16]。Plane、Henrie和Perry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人口在不同的城市规模等级之间的迁移规律,发现了支持起初由拉文斯坦提出的层递迁移概念的证据[17]。国内部分学者也已经从城市圈视角开始探讨流动人口空间体系与城镇规模体系的相互关系[18]。但是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系统是否存在一定的位序规模规律尚不明晰,城市流动人口是否与其城市规模相协调,这样的耦合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位序规模分布视角,构建1990-2010年城市人口普查空间数据库,探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耦合关系,以期为城市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需要指出是,城市主要表现为人口吸纳,因此本文“流动人口”代指流入人口。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假设

城市总人口规模服从的位序规模规律被广泛证明,其中,Zifp模式最初指出一个城市的规模与其位序的乘积等于首位城市的规模[7]。更为一般化的Lotka模式在位序变量上增加了一个幂指数作为弹性系数,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其基本形式和对数形式分别为:

TPi=TP1TRi-qt(1)

lnTPi=lnTP1-qtlnTRi(2)

式中: TPiTRi代表第i个城市的总人口规模、位序, TP1为首位城市的总人口规模, qt为弹性系数(常数)。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中分布不均,具有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城市总人口规模对其所吸聚的流动人口规模具有正向影响。据此,本文假设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服从类似的分布规律,即城市流动人口分布也服从位序规模幂函数规律,则式(1)、式(2)可以改写为:

MPi=MP1MRi-qm(3)

lnMPi=lnMP1-qmlnMRi(4)

式中: MPiMRi代表第i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位序, MP1为首位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 qm为弹性系数(常数)。当然,这种假设的存在性需要结合事实数据进行论证。

2.2 关键参数测算

将城市总人口、城市流动人口按从小到大排序,绘制相应的位序、规模对数散点图,参照式(2)、式(4)进行双对数曲线的线性拟合,测算斜率绝对值 -qt-qm。对位序规模律的数学机理及适用性探讨一直持续,但对于Lotka模式对数形式中斜率变化所反映的地理意义却被广泛应用[19]。一是斜率绝对值的大小, -qt-qm,如果大于1,表示高位序城市发育更加突出、低位序城市发育不够突出,反之则反;二是斜率绝对值的变化,如果变化大,影响规模分布的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反之则反。

此外,有必要对无标度区进行识别,并对无标区内双对数曲线进行线性拟合,测算相应斜率的绝对值。无标度区是双对数曲线上拟合最好的一段,在这段尺度内具有分形特征,可以剔除其他尺度区散点的作用,反映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20]。本文结合双对数二阶导数信息综合识别无标度区,以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对数值散点为例,计算方法为:

ln"TPi=d(ln'TPi)d(lnTRi)=ln'MPi+1-ln'MPi-1lnMR-i+1lnMRi-1(i=3,4,,n-2(5)

ln'TPi=d(lnTPi)d(lnTRi)=lnMPi+1-lnMPi-1lnMR-i+1lnMRi-1(i=2,3,,n-1(6)

式中,n代表城市总数,在无标度区内,位序—规模对数值散点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其一阶导数在某一固定值附近微波动,相应二阶导数在0值附近微波动,在Matlab中编写程序,根据二阶导数判定无标度区。式(2)、式(4)无标区内双对数拟合曲线对应的斜率绝对值分别用 -qt'-qm'表示,其大小变化在无标区间内也具有相应的地理意义。

2.3 耦合类型划分

根据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相对于总人口的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可以衡量一个城市相对于自身人口规模来说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存在一种理想情况,大城市集聚更多的流动人口、小城市集聚较少的流动人口,即每个城市集聚的流动人口与自身总人口规模呈线性关系。如图1a所示,理想情况下,lnTR-lnTP曲线、lnMR-lnMP曲线是平行的,任一城市i的流动人口位序和总人口位序一致,横坐标之差 ΔRi等于0;同时,流动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的恒定的,等于全国全部城市流动人口总数与全部城市总人口总数的比值,纵坐标之差 ΔPi等于常数 C。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ΔRi=lnMRi-lnTRi=ln(MRi/TRi)(7)

ΔPi=lnMPi-lnTPi=ln(MPi/TPi)(8)

C=ln(i=1nMPi/i=1nTPi)(9)

图1   城市流动人口及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曲线耦合关系的两种情况

Fig. 1   Two coupling situations of rank-size curve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而在更为一般的非理想情况下,则会呈现四种耦合类型:

(1)绝对超前型: ΔRi0ΔPiC,城市i流动人口位序、占总人口比重均超前。

(2)相对超前型: ΔRi>0ΔPiC,城市i流动人口位序滞后、占总人口比重超前。

(3)相对滞后型: ΔRi0ΔPi<C,城市i流动人口位序超前、占总人口比重滞后。

(4)绝对滞后型: ΔRi>0ΔPi<C,城市i流动人口位序、占总人口比重均滞后。

其中,(1)中不包含 ΔPi= C, ΔRi=0的理想情况;相对超前型在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出现概率较高,城市规模过高,流动人口位序偏低,图1b即相对超前型的情况;相对滞后型在小城市中出现概率较高,城市规模过低,流动人口位序反而较高。

2.4 数据来源

对城市界定为行政区划体系中的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直辖市、地级市等设区城市由全部市辖区范围构成,县级市则为该市域自身行政范围。须指出的是,这与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对“城区”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的限制所致。由于多年来行政区划建制及范围调整多次,本文参照三个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2000年1 100万城市点矢量数据基础上,完成1990年、2000年、2010年城市点矢量数据库,确定城市数量分别为467个、663个、656个。

“城市总人口”界定为普查数据中的城市行政范围内的常住总人口,“城市流动人口”界定为从城市行政范围以外地区流入城市的人户分离人口。人口数据采用全国第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市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分县市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201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1990年流动人口采用普查数据中“本省街道迁入人数”、“本省镇迁入人数”、“本省乡迁入人数”、“外省街道迁入人数”、“外省镇迁入人数”、“外省乡迁入人数”的总和,2000年流动人口采用普查数据中“本省其他县(市)、市区迁入人口”、“外省迁入人口”的总和;2010年设区城市的流动人口采用普查数据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省内”)、“外省迁入人口”的总和,县级市采用“本省其他县、市、区迁入人口”、“外省迁入人口”的总和。显然,不同时期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有明显的差异,例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的时间界定是一年以上,而1995年之后时间界定是半年以上,研究学者对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存在疑虑和不同的看法[21]。本文主要采用这些数据来分析同一时期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人口规模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涉及不同时期间流动人口规模的比较,也就不存在因统计口径变化所带来的可比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利用ArcGIS等软件,以城市名作为关键词,将城市的点矢量空间数据与其相对应的不同时期的人口普查属性数据库进行空间连接,构建1990年、2000年、2010年中国分城市的人口普查空间数据库,以便分析与验证城市流动人口的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人口规模间的耦合关系。

3 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验证与基本特征

3.1 符合幂函数规律

以位序作为自变量、规模作为因变量,分别绘制1990年、2000年、2010年城市流动人口的位序规模散点图,显然,规模越小、位序越大,呈现递减特征。在SPSS平台下,选择幂、线性、对数、倒数、二次方和三次方等6种常用的刻画递减趋势的曲线拟合方法对散点进行拟合,并计算相应的拟合优度R2值,R2值越大、拟合效果越好,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无论哪年,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散点均是幂函数拟合效果最好,R2值分别达到0.892、0.936、0.890,可见,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同样符合幂函数规律。如图2a~图2c所示,分别绘制1990年、2000年、2010年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双曲线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图中标号为①的曲线是对全部散点的拟合,与幂函数拟合是等价的,拟合优度R2值一致。图中标号为②的曲线是对无标度区散点的拟合,不难发现,1990年、2000年、2010年无标度区拟合优度达0.9805、0.9898、0.9895,进一步反映了幂函数对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分布的适用性。

表1   不同曲线对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拟合的R2

Tab. 1   The R2 values of different modeling curves for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rank-size distribution

曲线拟合方法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散点拟合的R2
1990年2000年2010年
0.8920.9360.890
线性0.3770.1160.172
对数0.8090.4250.552
倒数0.6450.9040.821
二次0.5880.2280.328
三次0.7380.33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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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年城市流动人口及其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双对数曲线

Fig. 1   The double logarithm curves of rank-siz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另外,同样绘制1990年、2000年、2010年城市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双对数曲线,如图2d~图2f所示,①、②的曲线是分别对应全部散点的拟合和无标度区的拟合。它们均服从幂函数分布规律,幂函数拟合效果比同期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略低。此外,在1990-2010年期间,城市总人口位序规模的幂函数拟合R2值是持续增加的,拟合效果越来越好;而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的幂函数拟合R2值先增后减,拟合效果有所下降。

3.2 流动人口向高位序城市集聚且极化程度不断提高

图2中,1990年、2000年、2010年城市流动全部散点拟合的斜率值 -qm分别为0.9742、1.2729、1.4574,无标度区间拟合的斜率值 -qm分别为0.8061、1.0798、1.0288,两者在1990年已经接近1,2000年、2010年突破1。可见,无论全部散点还是无标度区内,高位序城市吸纳流动人口具有突出优势、低位序城市流动人口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具有显著的极化特征。 -qm值不断提高,意味着极化程度不断提高。但 -qm则是先提高后减少斜率绝对值,进一步观察无标度区,无标度区均是从位序1开始,1990年、2000年、2010年无标度区内城市数量分别占当年城市总数的67.24%、61.39%、46.65%,比重是收缩的,说明处于无标度区内的高位序城市与其他尺度区的低位序城市之间不断分化,到2010年,高位序城市和低位序城市已经显著两极分化为两组城市系统,进一步体现了城市流动人口整体上极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城市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中,相应的 -qt-qt'在2010年也达到最高,极化程度显著提高,但不同的是,其斜率绝对值始终小于1,中低位序的城市发育更加突出。总的来看,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高位序城市极化特征,并且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并驱动着城市总人口分布的极化程度提高。

4 城市流动人口分布与城市规模的耦合分析

4.1 耦合类型划分结果

显然,线性理想情况“每个城市集聚的流动人口与自身总人口规模呈线性关系”是不存在的,两者存在错位关系。1990年、2000年、2010年,极少的城市能够满足流动人口位序与总人口位序一致或者流动人口占总人口规模比重和全国平均水平一致。根据上文耦合关系的判定方法,划分出4种耦合类型。其中,1990年、2000年、2010年全部城市流动人口占全部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21%、11.25%、21.16%,对应C值分别为-2.78、-2.18、-1.55,结果如表2所示。1990年绝对滞后型、绝对超前型的城市比重最高,2000年、2010年则是绝对滞后型、相对滞后型的比重较高。1990-2010年,绝对超前型的城市比重显著下降,相对超前型的城市数量有所微增,绝对滞后型的城市始终占据主体,相对滞后型的城市数量显著提升。这一变化说明,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不足的城市不仅比重大,而且越来越多,造成了其他少数城市对流动人口吸纳负荷过重,具有不可持续性。

表2   不同耦合类型的城市数量及比重

Tab. 2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cities of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年份城市总数(个)绝对超前型城市相对超前型城市相对滞后型城市绝对滞后型城市
数量(个)比重(%)数量(个)比重(%)数量(个)比重(%)数量(个)比重(%)
1990年46719942.6171.505611.9920543.90
2000年66314321.57121.8120530.9230345.70
2010年65613019.82142.1322333.99289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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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

分析城市规模等级的影响时,首先要比较分析采用何种标准来划分城市规模等级,是采用统一标准分级法还是相对标准分级法更适合一些。政府部门一般采用统一标准分级法,主要包括1989年“城市规划法”所确定的按“城市市区和郊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划分标准,以及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提出的按“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来划分的新标准。统一标准分级法的明显好处是年际间具有可比性,因为不同年份采用统一的统计口径与划分标准,但也因此而具有相应的局限性。譬如,在1990年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的时期,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如采用与2010年一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的话,大多属于中小城市,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当时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大和大城市数量所占比重被明显低估,而中小城市的比重被相应地高估。与统一标准分级法相反,相对标准分级法是对不同时期的城市体系采用不同的规模分级标准,以便准确地反映当时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经过分析比较,本文认为采用相对标准分级法更为适宜,并采用自然断点技术对不同时期城市总人口的数值特征进行分类,划分出相对各年份的4个城市规模等级,不同年份的划分断点并不不同。规模Ⅰ级、规模Ⅱ级相当于本年的特大、大规模城市,规模Ⅲ级、规模Ⅳ级相当于本年的中、小规模城市。

各等级总人口范围和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① 相当于特大和大城市的规模Ⅰ级、规模Ⅱ级城市以超前型为主,并且比重在持续快速提升,目前流动人口过量或超载的现象较为严峻。在1990-2010年,规模Ⅰ级和规模Ⅱ级城市中属于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城市所占比重,分别由71%增加至88%和由47%增加至81%。② 相当于中等城市的规模Ⅲ级城市一直以绝对滞后型为主,目前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较弱、规模相对过少。在1990年和2000年,规模Ⅲ级中属于绝对滞后型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72%和73%,至2010年,该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61%。③ 相当于小城市的规模Ⅳ级城市已由以绝对超前型为主转变为滞后型为主,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急剧衰减。在1990年,规模Ⅳ级城市中属于绝对超前型城市所占比重高达56%,而属于相对滞后型和绝对滞后型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仅为17%和27%;而至2010年时,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属于绝对超前型城市所占比重已降至15%,减少了41个百分点,而属于相对滞后型和绝对滞后型城市所占的比重分别增加至44%和40%,二者合占的比重高达84%,增加了40个百分点。④ 总体来看,城市规模等级与流动人口集聚能力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但也会因城市的战略区位、功能类型和发展政策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譬如,在规模Ⅰ级和规模Ⅱ级城市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相对或绝对滞后型;而在规模Ⅲ级和规模Ⅳ级城市中也存在不少的相对或绝对超前型。

表3   不同规模等级不同耦合类型的城市数量及比重

Tab. 3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coupling types

年份城市规模等级分级标准
(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总数(个)绝对超前型城市相对超前型城市相对滞后型城市绝对滞后型城市
数量(个)占同级个数比重(%)数量(个)占同级个数比重(%)数量(个)占同级个数比重(%)数量(个)占同级个数比重(%)
1990年规模Ⅰ级>312734322900229
规模Ⅱ级132~312381334513002053
规模Ⅲ级64~13215132210010710972
规模Ⅳ级<64271151560046177427
2000年规模Ⅰ级>530933333300333
规模Ⅱ级213~5301763563500529
规模Ⅲ级92~2131503121326411073
规模Ⅳ级<9248710321001994118538
2010年规模Ⅰ级>822845033800113
规模Ⅱ级283~82231175582600619
规模Ⅲ级96~28316239243221139961
规模Ⅳ级<96455701500202441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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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两类超前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群、中西部省会首府等地区

图3图4图5分别表示1990年、2000年、2010年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及其不同耦合类型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首先,观察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城市,1990年该类城市分布相对分散,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各级规模城市均有分布;2000年和2010年,该类城市在东南沿海的长三角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珠三角地区呈现显著集聚特征,其余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地区、内蒙古地区、青藏地区、西南地区,而中部地区较少。其次,观察吸纳流动人口相对超前型城市,呈现点状分布,1990年,包括上海、济南、重庆、大连、长春、哈尔滨等;2000年,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太原、石家庄、武汉、郑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北方城市居多;2010年,中部地区省会等城市也转为这种类型。

图3   1990年城市流动人口及其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不同耦合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of rank-siz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1990

图4   2000年城市流动人口及其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不同耦合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of rank-siz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2000

图5   2010年城市流动人口及其总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不同耦合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Fig.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of rank-siz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2010

综合来看,绝对超前型城市在东南沿海、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发育较快,既包括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也包括规模等级较低的城市,许多绝对超前型城市得益于流动人口的高度集聚,规模等级水平显著提升。而华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多逐渐表现为相对超前型城市,其流动人口吸纳水平也整体超前,但流动人口位序要滞后于自身总人口位序,流动人口集聚的强度要低于绝对超前型城市。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表现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而处于相同规模等级水平的北京、天津等城市表现为相对超前型。北京总人口位序第2,但流动人口位序第3,相对接近;天津总人口位序第4,但流动人口位序第7。北京、天津流动人口的人口位序较高,但是相对于东南沿海同等级城市,北京、天津等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不占优势。

4.4 两类滞后型城市以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为主

图3~图5中,首先观察吸纳流动人口绝对滞后型城市。1990年,这类城市在华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均有分布,涉及各类规模等级城市;2000年和2010年,主要集中在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东南沿海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发达区域周边亦有分布,并且以规模Ⅲ级、规模Ⅳ级为主。此外,2000年和2010年,规模Ⅰ级城市中重庆等少数城市表现为绝对滞后型,东北地区规模Ⅱ级的省会城市也表现为滞后。然后观察吸纳流动人口相对滞后型城市。这类城市分布相对分散,但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居多,1990年规模Ⅲ级的数量较多,而2000年和2010年绝大部分均是规模Ⅳ级。

综合来看,两类滞后型城市主要分布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且以中小规模城市为主。绝对滞后型城市虽然有大量的规模Ⅲ级城市,但吸纳流动人口水平显著偏低,许多绝对滞后型城市的规模等级水平显著降低。相对滞后型城市,自身总人口位序不突出,但流动人口位序相对更具优势,因此这种滞后是相对的。当然,相对滞后型城市以低等级的规模Ⅳ级为主,等级水平也没有显著提高。

5 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特征的初步解释

5.1 城市引力的演化

城市引力及其引力辐射范围形成多层级的人口吸引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T型发展轴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在面上,相继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三大经济增长片区;在轴上,相继形成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环渤海、沿京九线、沿陇海线等经济增长骨架。近年来,随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港口城市等成为经济增长的重心。处于这些区位的城市,无论规模大小,产业和资本的显著集聚,就业机会丰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具有绝对优势,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黑洞”,推动城市规模等级的发育。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等地区是中国流动人口集聚水平最高的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在位序、规模上均占据绝对优势。而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和中西部等地区,存在大量流出人口,除了一些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的收入水平不高,相对于自身城市规模等级,吸纳流动人口水平相对滞后。因而,虽然多年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及其总人口的位序规模分布均表现为幂函数的分布,但两者存在显著错位特征,这与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引力水平分异有关。

5.2 流动人口地域认知的演化

认知地理学的“锚点理论”认为,人总是在对一个节点产生认知后才逐步对其周围节点产生认知,再从新的节点开始认识新节点周围的其他节点[23]。流动人口对两类地域认知度较高:一类是自身成长地及其周边节点,感知度和地域认同感高,尤其是县城、省城等重要节点;第二类是全国尺度,尤其是对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节点等级高。因此,这两类区域的城市很容易成为流动人口汇聚的目的地。当然,当流动人口在初始流入地这个“锚点”产生新的认知后,就可能产生新的选择。例如,随着长三角、京津地区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地区潜在流动人口部分转移到这两个区域;随着东北和中西部等地区发展水平提升,流动人口产生回流,尤其向中西部地区的回流,回流目的地多是发展较快的省会等城市。目前,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是经济型流动人口为主,流动人员选择的是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同样存在许多中小规模城市,西部省会城市也多是中小规模城市,同样是流动人口偏好的城市。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许多大中规模城市,却明显对流动人口吸引不足。因而,在流动人口地域认知和选择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与城市规模错位的分化过程。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经典理论及其参数意义,作出城市流动人口符合类似位序规模分布规律的假设,以1990年、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常住总人口的普查数据为实证基础,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规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规律,并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且极化程度不断提高。1990年、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极化特征不断增强。通过对双对数曲线无标度区的识别,发现处于高位序的无标度区与处于低位序的其他尺度区分化程度越来越高,2010年已经显著分化为两组规模差距较大的城市系统。

(2)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与总人口的位序规模耦合关系类型来看,绝对滞后型的城市始终占据主体,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目前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城市四种耦合类型的划分结果显示,1990-2010年,绝对滞后型的城市比重始终最高,而绝对超前型的城市比重显著下降,相对超前型的城市比重有所微增,相对滞后型的城市比重显著提升,少数城市对流动人口吸纳负荷越来越重。

(3)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已大多相对超载,今后宜加强有序疏解分流的力度;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或持续衰减,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今后宜强化提升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

(4)两类吸纳流动人口超前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群、中西部省会城市等地区,两类滞后型城市以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为主。其中,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的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最高。这与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引力水平分异,以及流动人口地域认知和选择等因素的演变有关。

总的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省会首府等大城市流动人口消化压力大,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存在大量集聚的绝对超前型城市,今后应“优先解决存量”;另一方面,华北沿海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腹地人口稠密,特别相对滞后型城市吸引人口潜力大,今后应“有序引导增量”。对流动人口的调控,既要考虑城市规模,缓解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同时也要考虑区域差异等因素,不同地区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存在差异,例如发达地区、城市群地区的中小城市流动人口比重大、增长态势强,也存在流动人口消化压力。本文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城市行政范围来统计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对耦合类型划分结果影响较大,例如重庆市将很多城镇化水平不高的县改设为市辖区,调整后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相对全国偏低,表现为绝对滞后型。未来应积极争取采用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新标准中的“城区”口径数据,深化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集疏规律和机理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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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时空平稳性

. 地理研究, 2014, 33(7): 1195-120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7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 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em>mov、tor、sd</em> 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 2000 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 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 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em>mov、sd</em> 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em>tor</em>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Wang Kaiyong, Qi Wei, Deng Yu.

The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and its space: Time stability in China since 200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7): 119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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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 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em>mov、tor、sd</em> 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 2000 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 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 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em>mov、sd</em> 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em>tor</em>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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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ldquo;城市群&rdquo;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ge;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lt;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Fang Chuanglin.

A review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emerging patterns and future adjust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67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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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ldquo;城市群&rdquo;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ge;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lt;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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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85.2011.04.025      URL      摘要

城市地理之于城市规划,更像是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自选集,固然是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总结.对于当前诸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的人士而言.未尝不是一本夯实理论基础的教程。

[Zhou Yixing.Urabn Geography Exploration: Self-selecting Papers of Zhou Yi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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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321/j.issn:0479-8023.2002.06.014      URL      摘要

基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分形递归模型Pm=P1r1-mp,m=f1rm-1f及其等价形式三参数Zipf定律P(r)=C(r-α)-dz提出关于城市位 序-规模分布的多分形模型,得到多分维谱的二标度表达形式Dq=ln[pq+(1-p)q]/[(1-q)lnrf],这里p=P(2) /[P(2)+P(3)]为概率尺度(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城市的位序,为对应城市的人口);然后借助Legendre变换给出相应的参量表达,包括质量指数 τ(q)、关于质量的Lipschitz-Hilder指数α(q)以及指数支集的分维函数f(α).导出关于城市体系人口分布的空间维数谱模型 Dp(q)=DqDf以及有关的参量表达式,实现了区域城市人口多分维的可计算性.多重Zipf维数模型不仅可以有效地统一中心地的等级阶梯与位序-规模 法则反映的连续分布,而且可以揭示城市体系演化的更多信息和隐含法则.以美国城市体系(1998年的数据)为实证对象,给出了城市规模分布的多分维Dq以 及f(α)曲线等部分数值和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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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分形递归模型Pm=P1r1-mp,m=f1rm-1f及其等价形式三参数Zipf定律P(r)=C(r-α)-dz提出关于城市位 序-规模分布的多分形模型,得到多分维谱的二标度表达形式Dq=ln[pq+(1-p)q]/[(1-q)lnrf],这里p=P(2) /[P(2)+P(3)]为概率尺度(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城市的位序,为对应城市的人口);然后借助Legendre变换给出相应的参量表达,包括质量指数 τ(q)、关于质量的Lipschitz-Hilder指数α(q)以及指数支集的分维函数f(α).导出关于城市体系人口分布的空间维数谱模型 Dp(q)=DqDf以及有关的参量表达式,实现了区域城市人口多分维的可计算性.多重Zipf维数模型不仅可以有效地统一中心地的等级阶梯与位序-规模 法则反映的连续分布,而且可以揭示城市体系演化的更多信息和隐含法则.以美国城市体系(1998年的数据)为实证对象,给出了城市规模分布的多分维Dq以 及f(α)曲线等部分数值和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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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成区面积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

. 地理学报, 2003, 58(2): 285-29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选择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面积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用地资料,把运用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的位序-规模法则移植到城市用地上,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95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中国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用地面积&gt;200 km<sup>2</sup>的大城市,50~200 km<sup>2</sup>的中等城市和&lt;50 km<sup>2</sup>的小城市;(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我国未来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很好的基础;(4)中国位于前200位的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持续增加。</p>

[Tan Minghong, Lv Changhe.

Distribution of China city size expressed by urban built-up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ca, 2003, 58(2): 28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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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选择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面积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用地资料,把运用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的位序-规模法则移植到城市用地上,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95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中国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用地面积&gt;200 km<sup>2</sup>的大城市,50~200 km<sup>2</sup>的中等城市和&lt;50 km<sup>2</sup>的小城市;(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我国未来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很好的基础;(4)中国位于前200位的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持续增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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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

. 地理学报, 1999, 54(3): 204-212.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西方国家人口流动研究 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和昆山等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首次对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途 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因素。家庭迁移现已较单身迁移更为普遍。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低附加值、非熟练工作岗位是流动人口第一次就业的主要职业,然后向服务业和手工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链式迁移是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从社会 学角度看,流动人口大多数都从事临时的、低工资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移民集团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特色

[Gu Chaolin.

A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ese lager and medium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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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西方国家人口流动研究 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和昆山等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首次对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途 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因素。家庭迁移现已较单身迁移更为普遍。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低附加值、非熟练工作岗位是流动人口第一次就业的主要职业,然后向服务业和手工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链式迁移是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从社会 学角度看,流动人口大多数都从事临时的、低工资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移民集团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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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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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03.09.018      URL      Magsci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Since 1978,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and unpreceden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reated by the history's largest flow of rural&ndash;urban migration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ttempts (a) to assess the role of the cityward migra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1978&ndash;1999 and (b)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factors behind the migration boom with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data. We find that (a) rural&ndash;urban migration made domin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b) while moving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ausal link runs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migration, not vice versa; (c) interprovince migrant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rural&ndash;urban income gap and discouraged by their geographic distances to destinations; and (d) the amount of intraprovince migrant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rural&ndash;urban income gap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that provin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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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4): 47-58.

URL      摘要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 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 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 (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 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Yu Taofang.

Spatial-temple feature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a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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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摘要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 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 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 (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 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16] 刘盛和, 邓羽, 胡章.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

. 地理学报, 2010, 65(10): 1187-119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Liu Shenghe, Deng Yu, Hu Zhang.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ca, 2010, 65(10): 1187-119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17] Plane D A, Henrie C J, Perry M J.

Migration up and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and across the life 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5, 102(43): 15313-15318.

https://doi.org/10.1073/pnas.0507312102      URL      PMID: 16230633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article, we begin by reviewing the concept of step migration that originated in E. G. Ravenstein's seminal papers "The Laws of Migration" (1885, 1889). As a result of the forc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underway in 19th century Great Britain, migrants moved from farms to villages, from villages to towns, from towns to county seats, and thence to large cities. Throughout much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era in the United States, net population movements similarly were upward within the urban hierarchy, and step migration today remains widespread throughout much of the still developing world. Our investigations of recent data and trends, however, suggest that the latest U.S. migration-pattern regime is a strongly contrasting one. Many of the major movements in the system of internal (or domestic) migration are flows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although we note highly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for persons and households at specific stages of the life course. We make use of the newly defined metropolitan and micropolitan 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s (CBSAs) and a seven-level size typology to tabulate origin-destination-specific migration flow data from both Census 2000 and IRS tax-return administrative records for the period 1995-2000. We discuss the causes for net movements being either upward or downward in the national urban hierarchy,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spatially focused immigration, and movement preferences at various ages, including migration in young adulthood associated with entering and leaving college and the military, as well as moves characteristi
[18] 梁辉, 岳彩娟.

流动人口空间体系及其与城镇体系的相关分析: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 南方人口, 2011, 26(2): 204-2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1.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的空间体系以及流动人口空间体系与 城市体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的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武汉,武汉是主要的迁入人口的集中地.此外,武汉城市 圈的城市体系和流动人口体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增强会使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以及人口素质结构提升,同时也会使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 之间的联系加强;城市体系对于流动人口体系的影响相对要大些,城市人口规模、素质结构,以及空间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Liang Hui, Yue Caijuan.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system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system: A case of Wuhan megalopolis.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11, 26(2): 204-2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1.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的空间体系以及流动人口空间体系与 城市体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的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武汉,武汉是主要的迁入人口的集中地.此外,武汉城市 圈的城市体系和流动人口体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增强会使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以及人口素质结构提升,同时也会使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 之间的联系加强;城市体系对于流动人口体系的影响相对要大些,城市人口规模、素质结构,以及空间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19] 王法辉.

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统计模式研究

. 城市问题, 1989, (1): 14-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t;正&gt; 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的城市组成一个系统,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就是考察这一系统内城市规模层次的分布规律,以及产生这种分布的原因。 统计模式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最直接的手段。通常的统计模式包括顺序——规模分布(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帕雷托分布(the pareto distribution)和对数正态分布(the lognormal distribu-

[Wang Fahui.

A study on statistical model of China city size system.

Urban Problems, 1989, (1): 14-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t;正&gt; 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的城市组成一个系统,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就是考察这一系统内城市规模层次的分布规律,以及产生这种分布的原因。 统计模式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最直接的手段。通常的统计模式包括顺序——规模分布(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帕雷托分布(the pareto distribution)和对数正态分布(the lognormal distribu-
[20] 王成栋, 凌丹, 苗强.

分形无标度区的一种自动识别方法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2, 48(6): 9-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GP算法求分形关联维数时,双对数曲线的线性区间(无标度区)的识别十分关键。经典的GP算法中无标度区的识别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完成,同一条曲线,不同的人可能得到不同的无标度区,从而导致估算的关联维数存在较大差别。根据无标度区范围内的双对数曲线近似为一条直线段,其二阶导数应在0附近上下微幅波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由计算机对无标度区进行自动识别的方法。该方法物理意义清晰,便于在计算机上编程实现。用Lorenz方程X轴的数据对方法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识别无标度区。

[Wang Chengdong, Ling Dan, Miao Qiang.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fractal scaling region.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 2012, 48(6): 9-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GP算法求分形关联维数时,双对数曲线的线性区间(无标度区)的识别十分关键。经典的GP算法中无标度区的识别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完成,同一条曲线,不同的人可能得到不同的无标度区,从而导致估算的关联维数存在较大差别。根据无标度区范围内的双对数曲线近似为一条直线段,其二阶导数应在0附近上下微幅波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由计算机对无标度区进行自动识别的方法。该方法物理意义清晰,便于在计算机上编程实现。用Lorenz方程X轴的数据对方法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识别无标度区。
[21] 段成荣, 孙玉晶.

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

. 人口研究, 2006, 30(4): 70-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 问题的提出据国家统计局(2006)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47亿人。然而,有关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各不相 同,相去甚远。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迄今尚缺乏对流动人口的统一界定口径。本文认为,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人口流动调查和统计方面

[Duan Chengrong, Sun Yujing.

The changes of statistical method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30(4): 70-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 问题的提出据国家统计局(2006)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47亿人。然而,有关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各不相 同,相去甚远。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迄今尚缺乏对流动人口的统一界定口径。本文认为,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人口流动调查和统计方面
[22] Zhu N.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2): 213-230.

https://doi.org/10.1016/S1043-951X(02)00074-3      URL     

[23] 肖丹青. 认知地理学: 以人为本的地理信息科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本文引用: 1]     

[Xiao Danqing.Cognitive Geography: People-centr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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