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5 , 34 (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Orginal Article

中国模式:转型期混合制度“生产”了城市混合空间结构

杨永春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Chinese cities in transition: Mixed spatial structures produced by a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YANG Yongchun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收稿日期: 2015-05-5

修回日期:  2015-09-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1-15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43,4157115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永春(1969- ),男,陕西白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与规划。E-mail: yangych@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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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关键词: 混合制度模式 ; 转型期 ; 空间生产 ; 混合空间结构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has gradually evolved and been further refined to drive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This model was built on China's d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entail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gulation and oversight and the right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development programs. This duality has resulted in unique hybrid structural and spatial societal organization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The model comprises three components: a Danwei system, a rural system, and a marketization mechanism, each of which requires and generates its own space.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market space has rapidly expanded within Chinese cities, emerging as the dominant type of urban space during this transition. The new Danwei space has retained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spatial layouts of old sections of cities, and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spilled over into the suburbs. Conversion of rural space into developed areas has resulted in its outward sprawl. These three categories of urban space have witnessed path-dependent evolution, and displayed the self-organiz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hybrid layout. Thus, the new Danwei space is scattered within the market space, and both are embedded within the rural space. The Danwei, market, and rural spaces correspond roughly to the following respective groups: the urban Danwei system, a group emerging from the urban Danwei system, and the so-called 'floating' and left-behind rural population. Therefore, this structure indicates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to urban, floating, and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In view of China's continually cha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urban space are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dynamic evolution during the current "new normal" period. The expansion trend of the market space will eventually decline. Concurrently, the new Danwei and rural spaces will gradually be stabilized. The mixed spatial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can be seen to correlate with a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This model, and its projected outcomes, sh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rban geography, and even human geograph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rather than attempt to deduce the final states of urban space derived from Western models.

Keywords: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 transitional period ; space production ; mixed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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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春. 中国模式:转型期混合制度“生产”了城市混合空间结构[J]. , 2015, 34(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YANG Yongchun. Chinese cities in transition: Mixed spatial structures produced by a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J]. 地理研究, 2015, 34(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1 引言

西方模式的城市地理学研究,产生了基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城市空间理论模型,例如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城市地租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了颠覆性的认识论,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权力和地方共同塑造的结果,构筑了研究城市空间—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总结归纳了基于西方制度的“西化”城市空间模式。例如城市空间变化不但是资本作用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积累的工具,资本和权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构成了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1-3]。西方国家的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日益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转向思潮,其当前的制度分析可归纳为三个主义:一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即城市空间组织和演化是注重交易成本和市场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用的结果;二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即把经济视为嵌入社会关系后,社会经济关系构建城市空间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三是地方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即以路径依赖和锁定约束的地方历史演化制度主义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4]

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浪潮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全球再次发生了广泛的制度变迁,其主流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过程[5],例如独立后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绝大多数国家,苏联各加盟国及华约解体后的中东欧国家。但是,中国大陆地区1978年以来通过改革开放的渐进制度改革,建构了混合制度模式,有效适应了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情势,取得了连续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国际政界、学界称为“中国模式”[6]。中国的混合制度模式并未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道路”,但取得了长足而广泛的社会进步。混合制度是介于某类制度体系设计两端之间的制度状态,如经济体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状态,兼有两种体制的特点[7]。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尝试构建基于制度视角的城市发展及空间结构的理论框架。一些学者正确认识到中国城市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诱致的结果,而且政府作用十分显著,即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是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重构的根本动力,基于制度变革的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和郊区化进程引起了广泛意义上的城市空间重构[8-11],制度转型、乡城迁移、全球化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空间转型[8,9,11]。当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权力和资本联盟[12-16]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或资本化[17,18],形成了日益显著的资本逻辑[19-21],也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城市增长联盟[22]。不过,学者们近年来也关注了中国城市空间的反增长联盟[23]和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24]。户籍制度[25]、产权制度[26]、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征地、审批和交易)、以及土地储备和招标制度[27]等是城市空间转型的制度性影响因子[28]。同时,柴彦威等深入讨论了单位制在转型期的延续及其表现形态,提出了新单位主义等概念,认为单位制依然是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主要制度模式之一[29-31]。随着中国社会“去单位化”进程的加深,“单位制”逐渐向“社区制”转变[31]。中国的转型城市可能更像企业家型城市或企业化城市[22]

不过,国内外学者虽然认识到制度变迁是中国城市空间演变的根本动因,但大多数研究人员无视中国特色的混合制度模式,有意或至少是潜意识地认为中国城市的空间组织及其空间结构必然转向西方模式,并以此作为判定中国城市空间转型是否成功、是否正确的客观标准。即使苏联加盟国、中东欧国家的西化制度变迁很可能导致其城市空间组织最终为西化模式,那么是否可普遍假设这种转换或改造已结束,城市发展应从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环境中的角度去解释[33]?即使不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历史连续性,中国的混合制度模式在转型期很可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和结构,尤其是发生机理。因此,中国的混合制度是否可建构出中国特色的混合空间结构?理论上需要很好地审视这种混合制度如何建构城市空间结构的“混合特性”,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地理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混合制度模式及其空间生产机制

2.1 混合特性

混合制度设计的根本目标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在社会稳定和有序转型的前提下,尽快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达到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中华崛起[6,7]。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文化传统的约束、巨量人口和国家贫弱等基本国情、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严峻现实、新加坡模式和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走向了渐进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混合制度框架,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已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形成了一种全新而综合的混合制度模式[7]。混合制度模式保证了中国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转型,兼有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制度体系的优点,发挥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例如预防或化解了转型期中国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各类社会经济危机或矛盾,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

基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要求和渐进制度变迁模式的实践需求,中国的制度改革表面上从经济制度变革开始,实际上则源于政治制度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路径采取了有限分权化、逐步全球化、渐进市场化的相互递进的轨迹[7]。1978年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时代要求,中国调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一是通过政治分权化实现了部分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和民主化;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将地方经济的发展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从经济层面构筑了中央政府调控和监管、地方政府负责发展的二元政治经济体制[6-9]。基于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渐进经济制度改革迄今已形成了混合体制(图1[6,7]: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国有、集体、私有、股份等)、资源管理的混合体制(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后的混合管理模式、矿产资源的国有制和政府、市场的混合配置模式等)、单位制与市场化的混合社会管理体制等。一方面,允许多种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并逐步探索规范这些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行为,例如跨国公司、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个体户。另一方面,将所有权和使用权逐步分离,例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采取一定年限的租赁、承包等形式使其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的运转,基本解决了公有制所带来的市场化难题(图1),例如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和建设用地的出让制。依托混合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中国在转型期必然会出现政府、市场两只“手”共同作用于市场经济运行,例如市场准入的政府干预等。因此,中国创造性的混合制度设计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而且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

图1   转型期中国特色社会经济的混合制度框架

Fig. 1   Hybri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depicting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中国正由“大政府和小社会”模式向“大政府和大社会”模式转变,社会结构迅速由计划经济时期简单的工农阶层结构转为日益复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收入极化和空间社会分化产生并逐步扩大,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导致中国社会从相对“纯洁”的社会结构(工人、农民、干部、解放军、知识分子)转为越来越复杂,有些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样,中国城市的空间资本化和空间社会化进程日益显化[10,11]。一方面,市场体制改革形成了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三类社会管理体制,其不同人群的福利、社会身份和地位、管理方式等存在制度层面的差异性。同时,源于户籍制度,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城乡、城城之间人口的真实福利、自由迁移的地域差异性。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城镇化的加速、城乡管理和福利制度的持续改革等,导致不同社会人群在市场化进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阶层分化。根据社会流动、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的混合体制,中国实际上产生了四类人群[3]:① 城镇单位制人群,指体制内的单位职工,享受最为全面的城镇福利;② 城镇体制外人群,指私企老板、私企员工、单位内没有编制的员工,即体制外除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群体”,是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人群之一;③ 农村流动人口,指城镇中乡村身份的“打工者”,流动性强、低收入、低技能、工作稳定性差;④ 农村留守人口,指常年留守农村的老少妇孺,当前传统农业的“操作者”,存在贫弱性、低收入、缺乏照顾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城镇体制外人群、农村人群提高了社会福利,例如“三险”保障、合作医疗、特殊人群补助等。农村流动人口主要通过定期的进城务工周期性地流向了城镇体制外人群,但也通过不定期的返乡活动或“老来归乡”保持了农村人口的身份,在一定时期享受了一定的城市生活和服务;城镇体制外人群主要通过招聘、考试等方式转为有编制的公务员等城镇单位制人群,而后者则主要通过下岗、裁员、分流、转制等方式转化为前者。事实上,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城镇单位制人群与城镇体制外人群、城镇体制外人群与农村流动人口之间的相互转化。

2.2 三类空间生产机制

基于混合制度,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受到了两种力量的影响,呈现出两种生产模式,以及部分主体的区位选择甚至表现为市场、政府双重主导的机制模式: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力的驱动,导致了基于空间资本化和空间社会化进程的市场化空间的生产;二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共同富裕、社会公平、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根本性约束、渐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转型社会保持稳定的前提,单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度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单位空间和新乡村空间的产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了法制社会建设,以保障社会转型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保障型空间的生产正是基于市场体制和社会主义公平制度的产物。如此,中国城市空间在从旧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向市场化空间、保障型空间转化的过程中,混合制度建构了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图2):一个市场制、单位制、乡村制所生产的混合空间结构,即由新单位空间、市场化空间、乡村型空间、保障型空间组成的城市空间结构。

图2   中国混合制度下的混合空间生产机制

Fig. 2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under China's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1)混合制度的新传统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即城市传统单位空间的遗留、更新及其扩张。柴彦威等认为单位制在中国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面目出现,呈现为新单位主义[29,30]。社会现实表明,转型期新单位主义的主体类型有政府、事业单位和部分国有企业单位。新单位空间的生产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部分传统单位院落几乎整体性的保留及其内部更新[31],例如(老)工作地、旧居住区等。这些“遗存”的单位(老)工作用地依然是长期化的无偿使用,即单位院落几乎没有被“拆迁”或进行“市场化”改造,仅限于单位内部的持续更新,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单位旧居住区虽普遍遵守了国家的有关“房改”政策,如“房改房”、停止福利分房等,但基本实行了住房的“二级市场”,即住房只允许在单位内部人之间的相互交易,甚至房产证都在单位手中,这意味着单位院落至少保持了相对的“人员纯洁”。这类城市空间生产机制既可被视为传统单位体制的延续,也可被视为在渐进制度变革中混合体制所导致的过渡状态。二是单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了空间扩张,即通过征地后的行政划拨和通过市场交易所获取的新单位用地或单位院落。前者往往为单位新的工作用地,后者大多为单位新的居住院落。例如,一些单位以“团购”名义购买了居住用途的楼盘或小区,还实行了近似老单位院落的保安、物业等管理制度,这产生了“类单位住区”。部分单位甚至通过“新区”建设,事实上扩张了单位住区,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学校和医院等。不过,单位院落经30余年虽已演化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常态”,但居民结构已处于社会阶层的混合式的“杂化”状态,即新单位空间的社会化进程确已逐步市场化。这种新单位主义在增量改革模式中,事实上维护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另外,大型国有企业体制不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而且也确实抑制了市场经济的部分负面效应,因为这些企业不仅担负了国家的战略任务,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福利(供水、供电等)。

(2)混合制度的新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了市场化空间,出现了城市空间所谓的“西式”转向[5,8,9]。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提升,中共“十八大”更是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使得市场体制日益规范(越来越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区位选址),市场机会主义和理性选择(资本市场的形成和日益广泛的流动性,市场主体行为的市场化和理性选择等)日益左右了个体、群体或企业的社会经济决策及其行为。伴随着社会消费的市场化以及产品市场、服务交易市场的日益健全,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逐步建立[6,7]。户籍制度的系列化改革(从乡村人口流动的不受约束到最近个别省份取消了城乡户籍差异,采取统一的户口登记方式)和高校“不包分配”的制度改革,促使劳动力市场的快速成长和较为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这些都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重构的基础环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标志着土地市场的全面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政策的实施,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过程加速进行,即通过征地、拆迁方式获取用地,进而通过竞拍程序和有偿出让进行市场配置,促使城市用地快速地从无偿使用转为有偿使用状态,城市的市场化空间快速扩张,如商业化住宅区等。如此,大量的单位用地,尤其是工业企业用地、旧城的老居民区以及“城中村”被拆迁后转为市场化用地,也包括政府审批后将少部分市场化用地转为单位用地,如“大学城”;越来越多的农村集体土地,包括农业用地和村落“宅基地”,通过征地/拆迁和拍卖转为市场化用地。这样,中国城市用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加速了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社会化进程。在土地由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的转化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法律赋予的唯一的管理者和用地性质转化的责任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将用地成片整理、打包、出让的市场参与主体[26,27]。政府不但迫不得已地完全控制了建设用地的征地、审批和出让,成为集体用地、单位用地转为市场化用地的“转化枢纽”,获取“地租差”用于城市的开发与建设(土地财政作为政府推动城市空间扩张和重构的基本动力),而且与银行、开发商等组成城市增长联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扩张和重组。与西方城市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形成的城市增长联盟[22]在作用机制上相比,权力在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出让年限内的市场化用地的正常市场交易,如果符合规划和管理要求,权力的作用则相当有限,资本的作用则处于主导地位,其空间生产的机制与西方国家没有本质差异,基本符合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解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所描述的资本循环与空间再生产过程以及西方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资本循环和积累过程在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空间扩张和空间重构过程中开始出现和不断强化[20]。整体上,中国城市的市场化空间的生产机制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模式,即空间变成了资本循环甚至全球资本主义物质框架的一部分,参与了全球背景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剥削效应的内在过程[34,45]

中国城市空间从单位制、乡村制向市场制的广泛转化,推动了城市空间功能的重新配置,城市社会分层和消费结构的分化也加速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分化进程[46,48]。过去30多年来,市场化空间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① 旧城的拆迁和改造,大都支持了CBD、商品化住宅区、公共服务、旅游休闲文化服务等;② 工厂企业的搬迁、拆迁和出让,主要支持了CBD、商品化住宅区(含保障性住房)、专业性市场等;③ 农业用地征用、乡村村落的拆迁,大都支持了产业园区或新城建设(含大学城)、郊区商业中心、商品化住宅区(含保障性住房)、旅游休闲文化服务、公共服务等;④ 一些单位将部分用地主动出售,往往用于商业、商品性住宅开发。事实上,前两类在中国城市自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进行,迄今大多数的相关区域已完成了市场化空间的转化,并促进了中产阶级化过程或所谓的绅士化运动,但这并不包括新单位主义下的相关单位。第三类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城市郊区化或郊区城市化。这是城市空间扩张的核心地域,工业(园)区、新城、居住区、商业区(如购物中心、专业性市场等)、旅游休闲区等促进了郊区农业用地向市场化空间的转化,同时也接纳了老城的迁出人口(包括被拆迁人群及其安置小区)和大量来自乡村的打工人群。第四类并不是市场化空间的主流模式,往往存在于濒临破产的工业企业中。

旧城更新、开发区等已成为中国城市市场化空间生产以及空间功能重构的方式[7-9]:① 招商引资和城区制造业外迁,与(具有优惠条件或价格的)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园区建设相互呼应,既推动了城区的去工业化过程(此类用地可置换为收益比更高的用地类型),又推动了郊区的工业化、园区化或集中化进程。② 旧城更新与中产阶级化、拆迁和工业企业外迁、CBD或RBD建设、各类新居住区和商业区建设乃至“城中村”改造,在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收入极化的驱动下,不但服务业日益繁荣和“回归”(城市中心、商业性街区、各类专业性市场等),而且居住区也发生了日益显著的空间分化,例如大部分中心城区的中产阶级化、部分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向郊区外迁、基于收入差异和境内外人士(通过空间过滤和分选机制)的居住分化等,如“排斥性社区”和出现了顾朝林描述的北京的“蚁族”居住现象。③ 部分城市基于村镇政府推动的郊区城市化和因为工业郊区化、居住郊区化乃至服务业郊区化所推动的城市郊区化进程。这不但标志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实际上也是城市旧城更新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但是,由于建设用地的严格管制以及中心城区设施优于郊区,中国的城市郊区化并不是西方国家中心城区的富人或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所引致,而更多的是工业郊区化、贫困群体向外迁移或郊区农村的自发城市化引起的,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心衰落的逆城市化现象,而是中心区和郊区共同繁荣。④ 围绕开发区、大学城、大型居住区、新区等的新城建设,其本质依然是基于市场的资本、权力对城市新空间的生产过程。⑤ 通过工业用地置换以及“出城入园”等外迁性、集中性的政策引导,工业外迁不但支持了CBD、RBD建设、旧城更新与绅士化运动、开发区和新城建设以及郊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且还形成了国有化的生产性空间和居住空间,如部分国有企业建设了员工宿舍,形成了转型期的生产—居住综合体。政府与国有企业在迁移及其选址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博弈:在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类企业空间往往位于新城或各类园区、独立工业区等。这样,国有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私有企业、跨国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市场化的引导作用日趋强大。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大都采取了“补贴方式”的工业化模式,即政府通过对商业、居住用地的高地价征收,补贴式的建设开发区和各类产业园区(如招商引资中提供了各类优惠条件),迅速促进了地方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效利用了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而且,这种集中模式的传统工业区建设,降低了政府基础设施的配套成本,包括环境保护和污染物治理成本。

(3)混合制度的新乡村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型空间的生产。源于城乡二元制度,城市对其农村地区的管理基本沿用了传统制度,例如宅基地制度、农业用地制度、城乡户籍和福利的二元制度[49]。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乡村土地利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新现象或新方式:①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使用权的自发租赁或转让,以及正在探索中的土地流转制度(如何进行农业用途下的市场交易);② 村落住宅所谓的“非法”建设及其营利性出租;③ 农田的“非法”开发,例如小产权房、专业性市场、供出租的厂房、乡镇企业用地、“农家乐”等,这都促进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如此,混合制度生产了中国特色的新乡村空间。事实上,传统乡村制度存在变革压力,如农地使用权的流转试验、农村村落空心化与乡村“集中居住”的治理政策、少部分乡村地区“违反政策”的非农开发。虽然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也不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如就学、就医等),土地流转也还在探索中,但却在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下,切实保障了大多数“农民工”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增加了农业补贴的情况下)。这不但很好地释放了人口红利、安抚了中国这个最大的社会群体,而且有序地促使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如每年多达四百万以上的大学生群体的城市化、转入城市户籍的条件等。同时,这也避免了(特)大城市的过度或过快膨胀,使城市有时间逐步“消化”新加入的人群。这些做法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规避了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圈地运动”和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态,而且避免了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的棚户区蔓延现象。

保障型空间主要包括城市的保障房住区、公共服务空间等。立足于市场机制,地方政府借助于“地租差”、商品房的高收益等,建设了越来越多的保障房住区以及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广场和绿地。为了缓解高房价和中低收入阶层无力购房的矛盾以及应对规模较大的城市、乡村的“拆迁移民”,地方政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障房,这形成了典型的保障房空间。但是,这些保障房的区位越来越向郊区迁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在一定意义上,保障型空间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双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城市混合空间结构的特征和演化

3.1 三元混合特征

迄今,中国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已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以下特征:

(1)三元性。城市存在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保障型空间四类空间。因为保障型空间实际上也是市场化运营,可归为市场化空间。这样,城市实际上存在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的三元化特征(图3),且这三类空间演化都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市场化空间日益成为主流化、全域分布的城市用地类型,近40年来飞速扩张,在老城区、新城区、郊区等广泛分布。① 在市场化空间中,商业用地分布既相对集中,又较为分散,如旧城改造和CBD建设、郊区或新城商业中心等;② 商品性住宅分布存在普遍性和分散性,如在城区、新区、郊区等普遍新建的商品性住宅,但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或廉租房正逐步远离城市中心;③ 工业用地外迁导致工业郊区化和园区化趋势显著,如郊区的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新单位空间的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缩小(大量工业用地和集体企业用地被转化),但遗留的单位旧址几乎并没受到“触动”,当前基本趋于稳定,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边缘区。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张(包括郊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中村”、“城郊村”的不断被改造以及农田被征用,乡村型空间(含乡村村落和农业生产用地)的区位不断外移。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交易和用途转换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控,即农村用地不允许“自由”转化为非农用地。即使出现了一些农民群体或农村集体和城市政府的一些利益冲突,但基于中国“人口过多,耕地过少”的国情和中央政府集约使用建设用地的国策,地方政府依然可通过规划、管理等手段,使城市空间扩张通过开发区、新城等方式体现出集约性、(较)高密度或高容积率的特征,而非西方国家城市的低容积率的蔓延式的空间扩张模式。

图3   中国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及其趋势

Fig. 3   Evolving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ybrid spatial structures in Chinese cities

(2)混合性。在渐进制度改革模式下,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在城市空间组织中,呈现出三元混合或杂糅的布局特征,如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而新单位空间“插花”式地分布于市场化空间之中。迄今,新单位空间相对稳定。虽然一些单位将部分用地商业化,单位住区也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杂糅化趋势[30],但单位旧址几乎没有变化,而部分单位还“就近扩张”或在郊区建立“飞地式新区”,如大部分大学的新校区建设。不过,国有企业大部分已通过用地置换迁往郊区,形成了郊区化的新企业类型的单位空间。如此,现存的事业单位空间大多分布于老城或城市内缘区,形成了“大集聚、小分散”的布局特征,而企业类的单位空间相对较为集中,大多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或新城之中。除了农业用地的正常生产及其商业化开发行为,如旅游休闲及采摘等,乡村型空间还包括村集体或农民个体“非法”在其行政辖区、宅基地和承包地开发的城市空间,例如用于出租的厂房(如在珠江三角洲)和多为打工者住地的租赁房(村落中)、用于市场交易的小产权房等。这些空间虽受到了政府的持续抑制,但事实上依然存在,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这类空间客观上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促进了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是,此类城市空间往往缺乏规划和较好的基础设施,环境相对较差,布局也相对分散,并多数位于城市的外缘区或者交通条件、区位条件都相对较差的远郊区。在管理方式上,市场化空间几乎采用了完全的市场化的管理方式,而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则采取了以传统管理方式为主,兼有市场体制的管理方法。总体上,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市场型空间、新单位空间与乡村型空间并存、杂糅的混合模式。

(3)分异性。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大致对应了前文所提到的几类人群,这导致了基于混合制度的社会空间分异,即城镇(户籍)人群、外来(工作)人群、农村(留守)人群的社会空间分异结构[7,48]。伴随着单位制的职住平衡模式迅速被打破——工作—住区的分离强化,过剩通勤迅速增加,这对中下层人群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富裕人群对职住分离的承受能力更强。

(4)过渡性。因为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也一直处于动态演化过程,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仍处于过渡状态。

3.2 演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的空间扩张和功能重构,市场化空间在城市全域快速扩张,成为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保持了空间布局的稳定性,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化而不断外移。迄今,这三类空间之间相互转换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在“新常态”下,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很可能趋于某种稳定状态。今后一定时期内,伴随着现有混合制度下的各方利益博弈日益透明化和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国家对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持续关注,市场型用地飞速扩张的阻力将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也将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的外迁速度必日趋减缓。

根据中共“十八大”所倡导的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假如对混合制度进行如下的深化改革,三类空间将可能趋于统一:第一,单位用地进行有偿使用改革,将新单位空间完全市场化,如取消住房交易的“二级市场”等,这将使新单位空间逐步转化为市场化空间。第二,改革农村管理制度,即伴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加速户籍改革和提升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那么乡村型空间很可能迅速成为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的市场化空间,即各类私人或集体的农场模式。不过,鉴于制度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国巨量人口和没有完成现代化过程的现实国情,这些改革措施只能逐步推行。一方面,新单位主义的确维持了渐进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降低了改革的社会成本,单位制改革只能逐步推行,新单位空间(尤其是工作地)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即单位院落“杂糅化”将持续进行,单位院落将逐步演化为市场化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城镇化只能采取渐进方式,农村的制度改革也只能采取渐进模式,即乡村型空间仍将保留,但肯定将受到一定规模的压缩。因此,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市场化空间(含保障型空间)仍将总体上处于扩张状态,但也不排除少许城市在“新常态”下转入紧缩状态。而且,伴随着土地使用出让期限的“集中”到来,如果国家按照政策重新进行土地招标和出让,那么市场化空间内部将可能进行新一轮的分化和整合,但城市空间格局及其特征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渐进制度改革建构了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形成了中央政府调控和监管、地方政府负责发展的双层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结构的混合特征。这种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异于西方国家、苏联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模式:第一,混合制度的单位制产生了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即城市传统单位空间的遗留、更新及其扩张。第二,混合制度下的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即中国城市空间从单位制、乡村制向市场制广泛转化,推动了城市空间功能的重组。第三,混合制度下乡村型空间发生了部分转型,即城市行政区内乡村用地的管理制度虽基本被保留,但乡村土地却出现了“非农”使用和土地流转等市场化转向。第四,混合制度模式促进了保障型空间的快速扩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已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渐进制度改革模式下呈现以下显著特征:第一,存在市场化空间、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的三元化特征,且这三类空间的演化都有各自的路径依赖特征。第二,三类空间呈现出混合或杂糅的自组织特征。新单位空间“插花”式地布局于市场化空间,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又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在管理方式上,市场化空间采用了市场化管理方式,而新单位空间、乡村型空间则采取了以传统方式为主,兼有市场方式的管理方法。第三,新单位空间、市场化空间、乡村型空间大致对应了城镇单位制人群、城镇体制外人群和农村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口,这导致了城镇(户籍)人群、外来(工作)人群、农村(留守)人群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结构。第四,因为制度改革还在进行,三类空间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具有过渡性特征[50]。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空间在城市全域快速扩张,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保持了空间布局的稳定性,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乡村型空间因建成区的不断扩张化而外移。倘若没有重大的改革步骤,在“新常态”下,中国的混合制度和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还将持续一定时期,但市场型用地扩张的阻力将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将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必趋减缓。

毋庸置疑,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显著的西化转向,但其结构特征和组织模式与西方国家、苏联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仍有本质差异:第一,中国建构了市场制、单位制和乡村制的混合制度,这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异于他国的根本性制度差异。如果混合制度不消失,其所形成的三类空间的混合空间结构将必然存在。第二,虽然原苏联、中东欧等转型国家的城市空间结构存在社会主义的空间“遗留”,呈现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混合空间特征,但这是这些国家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后的城市空间结构西化转向的时间滞后性的表现[43]。因此,即便是“休克疗法”彻底用私有化、民主和市场安排激进地更换原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城市仍受到制度变革、社会实践的转型、城市空间的转换三个方面的制约[38,39],这个多重转型进程遵循一个特定的时间序列[43,44],其混合空间特征属于过渡性[51]

今后,至少应持续关注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中国的混合制度模式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面临的诸多挑战,例如社会公平性、模糊产权、地方化经济等,探索如何完善“混合制度”,进一步发挥“混合制度”的优势。第二,中国混合制度的演变对城市混合空间结构的影响,以及讨论混合空间结构的社会公平性、空间效率等相关问题。第三,中国城市地理学要从混合制度、混合空间结构模式这个国情或特点出发,构建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Harvey D.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Richard Scholar. Divided Citie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3-102.

URL      [本文引用: 1]     

[2] Smith N.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Antipode, 2002, 34(3): 427-450.

https://doi.org/10.1111/1467-8330.00249      URL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several events in New York in the late 1990s to launch two central arguments about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liberal urbanism and so–called globalization. First, much as the neoliberal state becomes a consummate agent of—rather than a regulator of—the market, the new revanchist urbanism that replaces liberal urban policy in cities of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world increasingly expresses the impulse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ather than social reproduction. As globalization bespeaks a rescaling of the global, the scale of the urban is recast. The true global cities may be the rapidly growing metropolitan economies of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frica, as much as the command centers of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Second,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 which initially emerged as a sporadic, quaint, and local anomaly in the housing markets of some command–center cities, is now thoroughly generalized as an urban strategy that takes over from liberal urban policy. No longer isolated or restricted to Europe, North America, or Oceania, the impulse behind gentrification is now generalized; its incidence is global, and it is densely connected into the circuits of glob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ircula
[3] 刘卫东.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

.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09-111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Liu Weidong.

Economic geography for spatial governa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09-111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4] 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395-437.

https://doi.org/10.1093/jeg/lbl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seized on the concept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s key ingredients in constructing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ir subject. However, they have tended to invoke these notions without proper examination of the ongoing discussion and debate devoted to them with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lsewhere. Our aim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first,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unresolved issues that surround these concepts, and, second, to explore their usefulnes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argue that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re place-dependent processes, and as such requir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However, the precise meaning of regional `lock-in', we contend, is unclear,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y it is that some regional economies become locked into development paths that lose dynamism, whilst other regional economies seem able to avoid this danger and in effect are able to `reinvent' themselves through successive new paths or phases of development. The issue of regional path creation is thus equall
[5] Wu F.

Urban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7, 21(4): 640-66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peculate on the urban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a broa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much needed to develop hypotheses for further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draws its insights from relevant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ities, in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urban process and capital switching, the 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nt gap,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Summarily, it suggests that the basic logic of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socialist city requires a specific way of coordinating - through economic planning and a specific configuration - the state work-unit system. Manifes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was project-specific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tendency to disinvest in developed land has engendered a rent gap, which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hase of redevelopment in re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 Urban restructuring in the recent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which mainly involves decentralization, reorganiz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an increasing local-global link through overseas capital, is understood through this perspective. The post-reform built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land-use restructuring and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physical reshaping of Chinese cities can be understood with respect to the re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ence, capturing the rent gap by the main actors - state work-units, municipalities, the central state, real-estate investors, original residents and farmers. By its nature, the process favours big builders who have either "de facto" rights over existing urban land property or huge capital that enables them to 'wipe out' small owners. Western experience of gentrification reminds us that social problems may be created during the process, which calls for continuing insights to shed light on urban restructuring in post-reform China. Copyright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6] 吴敬琏, 俞可平. 中国未来30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本文引用: 6]     

[Wu Jinglian,Yu Keping.China in the Next 30 Year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2.]

[本文引用: 6]     

[7] 杨永春. 中国模式: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本文引用: 8]     

[Yang Yongchun.China Model: Gradual Institution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nvolution.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文引用: 8]     

[8] 胡军, 孙莉.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 人文地理, 2005, 20(1): 19-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 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 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 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 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 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Hu Jun, Sun Li.

Institutional change &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05, 20(1): 19-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 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 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 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 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 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9] 张京祥, 吴缚龙, 马润潮.

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

. 城市规划, 2008, 32(6): 55-60.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6.010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Zhang Jingxiang, Wu Fulong, Ma Runchao.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space: Establishing a institutional analysis structure for spatial evolu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8, 32(6): 55-60.]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6.010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10] 庄友刚, 仇善章.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关于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

.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2): 33-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145.2013.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和空间生产的历史本质,空间化发展和扩张成为 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但资本的这种空间化扩张是同质化扩张,由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现代性危机实质是资本原有积累方式的危机.当代社会中空间生产 由资本增殖的条件转换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途径和方式,由此造就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从现代性发展到后现代性发展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发展的 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形态创新的需要.因此,在看到客观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保持对资本意识形态的警惕.

[Zhuang Yougang, Qiu Shanzhang.

Space of capital and space capitalization: On space produced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 discourse.

Shangdong Social Science, 2013, (2): 33-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145.2013.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和空间生产的历史本质,空间化发展和扩张成为 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但资本的这种空间化扩张是同质化扩张,由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现代性危机实质是资本原有积累方式的危机.当代社会中空间生产 由资本增殖的条件转换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途径和方式,由此造就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从现代性发展到后现代性发展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发展的 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形态创新的需要.因此,在看到客观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保持对资本意识形态的警惕.
[11] 魏立华, 卢鸣, 闫小培.

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转型城市”的含义、界定及其研究架构

. 现代城市研究, 2006, 21(9):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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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Lihua, Lu Ming, Yan Xiao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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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权力与空间: “空间的生产”解析

. 人文地理, 2012, 27(2): 12-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 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 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 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Yin Jie, Luo Xiaolong.

Capital, power and space: Decoding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2, 27(2):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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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 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 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 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13] 胡毅, 张京祥, 孙东琪, .

资本的空间不平衡发展: 城中村的空间生产

.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5): 32-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5.006      URL      摘要

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经典代表,它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中用来解释资本创造利润本 质的经典论述,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选取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视角结合其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分析 资本在其中通过对地理环境的不平衡选择、行政界限的突破和重新划定以及社会关系不平衡的塑造来维持其不间断的利润生产.由此得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不平 衡发展所具有的两个特殊属性:一是大量而充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成为资本价值利润创造的优势;二是全球资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动,愈发促 进了资本利用城市内部经济形式的差异、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行生产积累.资本积累将不断寻求各种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 性以继续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

[Hu Yi, Zhang Jingxiang, Sun Dongqi, et al.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China's urban villag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 21(5): 32-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5.006      URL      摘要

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经典代表,它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中用来解释资本创造利润本 质的经典论述,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选取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视角结合其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分析 资本在其中通过对地理环境的不平衡选择、行政界限的突破和重新划定以及社会关系不平衡的塑造来维持其不间断的利润生产.由此得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不平 衡发展所具有的两个特殊属性:一是大量而充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成为资本价值利润创造的优势;二是全球资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动,愈发促 进了资本利用城市内部经济形式的差异、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行生产积累.资本积累将不断寻求各种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 性以继续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
[14] 陈忠.

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 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1): 85-106.

URL      摘要

城市权利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文明样态、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转换。城市权利是城市繁荣稳 定的重要基础。针对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在不同的价值与方法论语境中对城市权利的认识有所差异,既存在以技术一经济为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社会政治为 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也存在以文化一生活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城市权利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 质、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具体展开与实现。城市权利是空间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统一、资格权利与行为权利的统一、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统一。在劳动价值论视野中, 能够作为实践的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城市权利。确立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城市发展规律与我国国情相统一的城市权利话语体系、 城市权利推进方式,对推进城市权利的合理化、规范化,实现中国未来城市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Chen Zhong.

City rights: Global horizon and Chines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s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14, (1): 85-106, 206.]

URL      摘要

城市权利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文明样态、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转换。城市权利是城市繁荣稳 定的重要基础。针对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在不同的价值与方法论语境中对城市权利的认识有所差异,既存在以技术一经济为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社会政治为 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也存在以文化一生活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城市权利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 质、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具体展开与实现。城市权利是空间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统一、资格权利与行为权利的统一、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统一。在劳动价值论视野中, 能够作为实践的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城市权利。确立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城市发展规律与我国国情相统一的城市权利话语体系、 城市权利推进方式,对推进城市权利的合理化、规范化,实现中国未来城市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5] 张佳.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探析

.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1): 82-89.

URL      摘要

在对空间正义问题的探讨上,传 统研究大都关注于如何在分配领域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超越了传统空间正义理论。他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由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 是造成空间分配不公的根源,主张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正义,才可能真正实现分配正义。另一方面,他将空间正义的研究主题从城市空间正义进一 步拓展到了全球空间正义和环境正义。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具有积极的当代意义。

[Zhang Jia.

David Harvey's thoughts of space justice.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52(1): 82-89.]

URL      摘要

在对空间正义问题的探讨上,传 统研究大都关注于如何在分配领域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超越了传统空间正义理论。他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由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 是造成空间分配不公的根源,主张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正义,才可能真正实现分配正义。另一方面,他将空间正义的研究主题从城市空间正义进一 步拓展到了全球空间正义和环境正义。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具有积极的当代意义。
[16] 希尔德·希南, 格温多林·菜特.

权力、差异、具身化演变中的范式和关注点. 毕敬媛, 王正丰, 译

. 时代建筑, 2015, (3): 120-1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通过回顾过去几十年间的相 关文献,追溯建筑是如何同权力与差异交织在一起的。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开始,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如何逐渐成为建筑历史与理论 的中心。在文章的最后,身体问题也被纳入讨论的范畴。作者进而指出,当下的建筑理论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新的建筑学话语与实践形式和策略的一个要素,它尊重 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并认识到权力、差异与具身化之间复杂多重的相互关系。

[Hilde Heynen, Gwendolyn Wright.

Power, difference, embodiment shifting paradigms and concerns. Translated by Wang Zhengfeng.

Time Architucture, 2015, (3): 120-1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通过回顾过去几十年间的相 关文献,追溯建筑是如何同权力与差异交织在一起的。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开始,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如何逐渐成为建筑历史与理论 的中心。在文章的最后,身体问题也被纳入讨论的范畴。作者进而指出,当下的建筑理论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新的建筑学话语与实践形式和策略的一个要素,它尊重 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并认识到权力、差异与具身化之间复杂多重的相互关系。
[17]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 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 经济地理, 2011, 31(3): 409-413.

[本文引用: 1]     

[Ye Chao, Chai Yanwei, Zhang Xiaolin.

Review on studies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3): 409-413.]

[本文引用: 1]     

[18] 张晓虹, 孙涛.

城市空间的生产: 以近代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为例

. 地理科学, 2011, 31(10): 1181-118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地区景观的演变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格局演替的人为干扰过程。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频度及方式的差异,从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演化为以人工建筑为主的城市生态景观的过程,可能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利用GIS技术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逐年复原,发现其景观演变过程表现为由以农业生态景观为主转变为城乡景观杂错分布,并且这一进程因为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及空间差异性。揆诸史实,可知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典型。

[Zhang Xiaohong, Sun Tao.

Urban space production: Urbanization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of Shanghai in 1900-1949.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10): 1181-118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地区景观的演变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格局演替的人为干扰过程。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频度及方式的差异,从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演化为以人工建筑为主的城市生态景观的过程,可能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利用GIS技术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逐年复原,发现其景观演变过程表现为由以农业生态景观为主转变为城乡景观杂错分布,并且这一进程因为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及空间差异性。揆诸史实,可知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典型。
[19] 张京祥, 胡毅, 孙东琪.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 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 人文地理, 2014, 29(2):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 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 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Zhang Jingxiang, Hu Yi, Sun Dongqi.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and social variation on urb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dong village in Nanjing.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 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 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20] 武廷海, 张城国, 张能, .

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资本逻辑及其走向

. 城市与区域规划, 2012, 5(2): 1-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快速城镇化进程受到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 驱动,城市不动产“动产化”,农村土地“城镇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取得了巨大社会经济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问题。为了克服资本逻辑的 悖论,有必要利用国家调控力量,兼顾资本的效率与社会的公平,使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回归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议统筹国内外资本、统筹土地 与人1:7城镇化,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用地界限分明、建设用地市场统一的新型城乡格局,一方面规避城市征地矛盾,保障城市空间的有序增 长;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限,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Wu Tinghai, Zhang Chengguo, Zhang Neng, et al.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Capitalist logic and the way forward.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2, 5(2): 1-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快速城镇化进程受到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 驱动,城市不动产“动产化”,农村土地“城镇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取得了巨大社会经济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问题。为了克服资本逻辑的 悖论,有必要利用国家调控力量,兼顾资本的效率与社会的公平,使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回归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议统筹国内外资本、统筹土地 与人1:7城镇化,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用地界限分明、建设用地市场统一的新型城乡格局,一方面规避城市征地矛盾,保障城市空间的有序增 长;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限,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21]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 经济地理, 2014, 36(6): 33-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的生产"是近年来新马克 思主义者关于城市空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进展。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的解析,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 对空间重新塑造,并以其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下,资本逻辑和权力推动了我国 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生产的异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深度理解空间资本化的双重逻辑,警觉资本逻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另类牵引,新型城镇 化空间实践的价值取向应平衡"资本"与"人本"的关系,在实践和研究中明确空间生产效能"以人为本"的需求面向。

[Guo Wen.

Connotation, 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flection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n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6(6): 33-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的生产"是近年来新马克 思主义者关于城市空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进展。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的解析,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 对空间重新塑造,并以其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下,资本逻辑和权力推动了我国 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生产的异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深度理解空间资本化的双重逻辑,警觉资本逻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另类牵引,新型城镇 化空间实践的价值取向应平衡"资本"与"人本"的关系,在实践和研究中明确空间生产效能"以人为本"的需求面向。
[22] Zhang J, Wu F.

Mega-event marketing and urban growth coalition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Olympic New Town.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8, 79(2-3): 209-226.

https://doi.org/10.3828/tpr.79.2-3.4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With the shift of urban governance towards a more entrepreneurial mode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interests have formed various coalitions of growth. These coalitions are widespread in China nowaday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nature of such growth coalition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njing's Olympic New Town. This growth coalition was built upon a mega-event, namely the Tenth National Sports Games in China. The marketing of this mega-event mobilised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governments, in particula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real-estate developers. However, when the mega-event was over and the property market faced a slowdown due to a tightening up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oalition was quickly dismantle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coalition has had some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is case study highlights the unstable nature of growth collations based on specific events.
[23] 曾文, 吴启焰, 张小林, .

中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 基于昆明市“94号院”的实证分析

. 地理科学, 2015, 35(5): 551-55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昆明市&ldquo;94号院&rdquo;为案例解构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 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 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 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同时, 中国城市政体亦具有尺度性特征, 即地理尺度越大, 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 二者态度越鲜明, 二元论愈显化, 反增长联盟更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 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 尺度越小, 二者态度越模糊, 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 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 同时, 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大话语权, 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 而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p>

[Zeng Wen, WU Qiyan, Zhang Xiaolin, et al.

The new features of anti-coalition in China's urban space: A case study of "No.94 Yard" sin Kunming.

Scientia Geogarphica Sinica, 2015, 35(5): 551-55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昆明市&ldquo;94号院&rdquo;为案例解构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 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 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 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同时, 中国城市政体亦具有尺度性特征, 即地理尺度越大, 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 二者态度越鲜明, 二元论愈显化, 反增长联盟更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 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 尺度越小, 二者态度越模糊, 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 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 同时, 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大话语权, 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 而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p>
[24] 陈浩, 张京祥, 林存松.

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 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

. 城市规划, 2015, 39(4): 19-26.

URL      [本文引用: 1]     

[Chen Hao, Zhang Jingxiang, Lin Cunsong.

Anti-growth politics i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Southern Old City Event of Nanjing.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4): 19-26.]

URL      [本文引用: 1]     

[25] 赵燕菁.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 城市规划汇刊, 2003, (1): 16-2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3.01.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和生存的环境,发现对于转型经济来讲,户籍制度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并不能消除导致户籍制度的原因.提出在过渡阶段,有目的地利用户籍制度资源,加速城市化发展,才是最终消除人口流动限制的更好选择.

[Zhao Yanjing.

The reform of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system during economy transformation.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3, (1): 16-2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3.01.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和生存的环境,发现对于转型经济来讲,户籍制度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并不能消除导致户籍制度的原因.提出在过渡阶段,有目的地利用户籍制度资源,加速城市化发展,才是最终消除人口流动限制的更好选择.
[26] Tian L.

The Chengzhongcun land market in China: Boon or bane: A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8, 32(2): 282-304.

[本文引用: 2]     

[27] Zhu J.

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for the emerging land market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 2005, 42(8): 1369-1390.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15071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since 1978 have bee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new institution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over state-owned urban land evolves from the socialist people's landownership.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driven by the changing economic system and by two new organisations茂驴陆the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danwei -enterprises. The new institution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an emerging land market. This land market, structured by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has accounted for the dynamic urban physical growth in many of China's coastal cit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Nevertheless, massive rent dissipation induced by the new institution does not provide market certainty, nor does it offer incentives for optimal development. The cost incurred by the institution is gradually overtaking its benefit. The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are deemed to be 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markets in urban China.
[28] Qian Z.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angzhou's urban land reform: Evolution, structure, constraints and prospect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8, 32(4): 494-511.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8.0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hina's urban land reform is a gradualist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planned land allocation system to an open land market system, while the ownership of the land remain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Through a series of reforms in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urban land markets have emerged rapidly.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se the evolution of urban land reform in Hangzhou, one of the spearhead cities in China's urban land reforms, to discuss its emerging structure of urban land market&mdash;its legal,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frameworks,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urban land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incipal constraints, and to propos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for urban land reform with emphasis on rural land rights and expropri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sector'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land use management. Besid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urban land reform in Hangzhou has been actively interacting with economic reforms in other fields in a variety of ways; that a monopolized supply mechanism of urban land is not necessarily a detri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system in the urban land economy; and that a government-led land use management model with littl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in China's urban land reforms.</p>
[29] 肖作鹏, 柴彦威.

产权实践视角下单位大院的物质空间演变: 以北京化工大院为例

.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4): 105-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4.01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单位大院的物质空间演变及中国 城市空间转型的深层逻辑一直以来都是单位研究的热点议题。围绕着"去单位化"的概念,从产权分析的视角提出了去单位化的产权实践及其空间响应的命题。以北 京市化工大院为案例,剖析了单位大院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产权实践类型,归纳了单位大院物质空间在设施职能变更、内部地块分割、底层周边空间以及非正规建设等 方面的具体响应。宏观层面上的制度变革及其在具体空间使用上的安排组合构成了单位大院转型的产权实践,单位大院的产权重组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阶段性与多样性 带来了物质空间演变方向、路径、速度与效果等空间实践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形成了中国城市空间去单位化转型的制度与空间实践互动。

[Xiao Zuopeng, Chai Yanwei.

The property practice and physical space evolution in Danwei compound: A case in Beiji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 21(4): 105-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4.01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单位大院的物质空间演变及中国 城市空间转型的深层逻辑一直以来都是单位研究的热点议题。围绕着"去单位化"的概念,从产权分析的视角提出了去单位化的产权实践及其空间响应的命题。以北 京市化工大院为案例,剖析了单位大院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产权实践类型,归纳了单位大院物质空间在设施职能变更、内部地块分割、底层周边空间以及非正规建设等 方面的具体响应。宏观层面上的制度变革及其在具体空间使用上的安排组合构成了单位大院转型的产权实践,单位大院的产权重组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阶段性与多样性 带来了物质空间演变方向、路径、速度与效果等空间实践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形成了中国城市空间去单位化转型的制度与空间实践互动。
[30] 刘天宝, 柴彦威.

中国城市单位大院空间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7): 48-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4.07.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单位大院是理解计划经济时期中 国城市空间的重要对象。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单位大院进行了新的解读,发现单位大院是由产品生产空间和劳动力再生产空间组成的、具有轴线和中心-边 缘结构的封闭性院落空间。空间的生产活动由产品生产循环及其派生出的单位职工日常活动循环、单位职工生命历程、职工子女日常活动循环和职工子女成长历程构 成,不同活动之间相互交织并实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生成机理来说,单位大院是计划经济时期以项目为依托进行生产组织、生活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的 空间化,是现代化建设目标、传统文化及革命经验继承和资源有限等现实条件约束的结果。

[Liu Tianbao, Chai Yanwei.

Danwei compound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in urban China: An example of Beijing No.2 textile factory.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2014, (7): 48-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4.07.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单位大院是理解计划经济时期中 国城市空间的重要对象。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单位大院进行了新的解读,发现单位大院是由产品生产空间和劳动力再生产空间组成的、具有轴线和中心-边 缘结构的封闭性院落空间。空间的生产活动由产品生产循环及其派生出的单位职工日常活动循环、单位职工生命历程、职工子女日常活动循环和职工子女成长历程构 成,不同活动之间相互交织并实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生成机理来说,单位大院是计划经济时期以项目为依托进行生产组织、生活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的 空间化,是现代化建设目标、传统文化及革命经验继承和资源有限等现实条件约束的结果。
[31] 柴彦威, 肖作鹏, 张艳.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 城市规划学刊, 2011, (6): 28-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1.06.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立足于中国城市空间的转型分析,从单位视角系统梳理了市场化转型 和去单位化的过程和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十二五”规划,分析了城市空间社会化转型的低碳、公平和生活质量等前沿面向,呼吁城市规划在环境保护、社 会公共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化转型和价值回归.最后,从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转型和“再单位化”的角度,借鉴单位的空间组织思想,概要阐述了新单位主义的空 间思想,以期开拓面向未来30年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发展转型的城市空间组织理论.

[Chai Yanwei, Xiao Zuopeng, Zhang Yan.

Urban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 Danwei perspectiv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1, (6): 28-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1.06.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立足于中国城市空间的转型分析,从单位视角系统梳理了市场化转型 和去单位化的过程和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十二五”规划,分析了城市空间社会化转型的低碳、公平和生活质量等前沿面向,呼吁城市规划在环境保护、社 会公共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化转型和价值回归.最后,从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转型和“再单位化”的角度,借鉴单位的空间组织思想,概要阐述了新单位主义的空 间思想,以期开拓面向未来30年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发展转型的城市空间组织理论.
[32] Zhang S.

Land-centered urb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an they be explained by Growth Machine Theory?.

Cities, 2014, 41(11B): 179-186.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4.02.010      URL      摘要

With the emerging land-centered urban politics in China, can western Growth Machine Theory (GMT) explain local dynamic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ree major interest groups exist in a local land marke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developers. Economic coalitions are expected to form between a local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s, and political coalitions are expected to exis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and to examine the existence of local economic coalitions, this paper uses Suzhou and Shenzhen as case studies. It shows that individual land-related local interest groups are emerging and economic coalitions exist in both cities, but with varying degrees.
[33] Tasan-Kok T.

Budapest, Istanbul, Warsaw: Institutional and Spatial Change.

Delft: Eburo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2317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34] Åslund A.Building 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Blo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ttps://doi.org/10.2307/309047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35] Parysek J.

The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Polish cities after 1989.

Dela, 2004, 21: 109-119.

https://doi.org/10.4312/dela.21.8.109-119      URL      摘要

has bee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from the start,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terminants. 31.46%variance) were 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 housing standard, and the urban budget; at the includingresidential buildings, areas formerly in industrial, transport, and military use, old
[36] Tsenkova S.

Managing change: The comeback of post-socialist cities.

Urba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8, 1(3): 291-310.

https://doi.org/10.1080/17535060802476525      URL      摘要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major trends and patterns of change embedded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spatial adaptation and repositioning of post-socialist cities. It reflects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efforts to create competitive, socially inclusive and well-governed cities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 The research draws much-needed attention to an important set of urban policy issues with w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n the region. It explores the links betwee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markets and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s the most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ultilayered processes o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socialist cities.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impact of these processes of urban change has created a mosaic of diverse urban experiences. Despite this diversity,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has several principal dimensions: (1) new spaces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reflecting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cities; (2)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residential spaces associated with growing inequ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urban poverty; and (3) conflicts and selective urban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new models of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se &lsquo;transitions&rsquo; through the urban len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urban management to address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post-socialist cities and their dynamic realities.
[37] Soja E.

Regions in context: Spatiality, periodicity,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regional ques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5, 3(2): 175-190.

URL     

[38] Sýkora L, Bouzarovski S.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conceptualising the post-communist urban transition.

Urban Studies, 2012, 49(1): 43-60.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03974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velop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citie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legacies of the communist past has been effected through multiple transformation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urban change. While institutional reforms have been largely accomplished,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land use patterns to new societal conditions is still ongoing. Hence, post-communist cities are still cities in transition. Using this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and referring to a wide spectrum of academic work, the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examples of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fields of transformation.
[39] Sýkora L.

Revolutionary change,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and new path dependencies, city and region.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Budrich UniPress Ltd, 2008.

[本文引用: 1]     

[40] Sýkora L.

New socio-spatial formations: Place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in Czechia.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9, 100(4): 417-43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09.00550.x      URL      摘要

The paper investigates place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in Czech cities and discusses them in the context of new socio-spatial divisions that are emerging in the context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zech Republic. It is argued that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where patterns shaped in previous decades still apply and new patterns conditioned by the mechanisms of capitalist society are emerging, the current pattern of segregation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referring to specific socio-spatial formations. Localities with concentrations of particular social groups (high and low social status populations, Roma and foreigners) are identified using a press survey, a surve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analysis of census data. The concluding discussion is devoted to socio-spatial formation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distinct forms of se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zechia.
[41] Sić M.

Spati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recent urban development of Zagreb.

Dela, 2007, 27: 5-15.

https://doi.org/10.4312/dela.27.1.5-15      URL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Zagreb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It analysesfour processes which have caused spati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city&rsquo;s developmentwithin its administrative limits. These are: the process of a new CBD establishment, expansionof hypermarkets and commercial centres, housing construction under new conditions and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processes the spatiofunctionalstructure of the city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ityhas started to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urban region&rsquo;s development.
[42] Golubchikov O.

Inter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a Russian provin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47(4): 478-495.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7.4.478      URL      摘要

ABSTRACT
[43] Golubchikov O, Badyina A, Makhrova A.

The hybrid spatialities of transition: Capitalism, legacy and uneven urb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rban Studies, 2014, 51(4), 617-633.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349302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conceptualises post-socialist urban economic geographies through the notion of hybrid spatialities that emerge from the mutual embeddedness of neoliberalism and socialist legacies. While the dismantling of state socialism was a massive moment towards the exacerbation of uneven development, ironically it is the socialist-era spatial legacy that has become the single major differentiating factor for the economic status of cities. This superficial overdetermination, however, masks the root caus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at must be seen in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and its attendant practices which subsume legacy, recode its meaning, and recast the formerly equalitarian spaces as an uneven spatial order.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socialist legacy, rather than being an independent carrier of history, has been alienated from its history to become an infrastructure of neoliberalisation, conducive to capitalist process. The paper draws specifically on the experiences of Russia, although its reflections should reverberate much more broadly.
[44] Golubchikov O.

World-city-entrepreneurialism: Globalist imaginaries, neoliberal geograph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t Petersburg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0, 42(3): 626-643.

https://doi.org/10.1068/a393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hilst St Petersburg is not usually considered as a command-and-control centre in the organis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mdash;a key characterisation of world cities to some proponents&mdash;I reveal how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have been inspired by a world-city vision for St Petersburg and have begun pursuing specific spatial strategies to accommodate this vis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experience, I attempt to establish a firmer conceptual link between &lsquo;world city&rsquo;, &lsquo;urban entrepreneurialism&rsquo;, and &lsquo;state rescaling&rsquo; by articulating the concept of world-city-entrepreneurialism . World cities are argued to be a political modus operandi and one possible layer in the multilayered and interrelated matrix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under neoliberalism. Four dimensions of world-city-entrepreneurialism are consider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reference to St Petersburg): (a) remaking the city as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circulatory capital and production, (b) making the city as a capital of corporate power, (c) reinventing the city character and tradition through globalist megaprojects, and (d) the r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vidence of emerging world-city-entrepreneurialism for St Petersburg is seen a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eorganising the principles of postsocialist spatial governance further away from the Soviet &lsquo;scalar etiquette&rsquo; of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nd towards a neoliberal geoinstitutional regime of uneven accumulation.
[45] Golubchikov O, Makhrova A.

Faktory neravnomernogo razvitiya gorodov v post-sovetskoy Rossii.

Vestnik Moskovskogo Universiteta: Seriya 5 Geografiya, 2013, (2): 54-60.

[本文引用: 1]     

[46] Wu F.

Intraurba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in Shanghai: Modes and stratifi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4, 36(1): 7-26.

https://doi.org/10.1068/a351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Housing marketisa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households to choose their residences. However, not all households benefit equally from residential relocation. This paper uses a recent residential survey in Shanghai to examine different relocation mod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housing consump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etter education, absence of work-unit affiliation, higher expectation for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the move from the outer to inner area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active relocation through commodity housing purchase. Residential relocation in urban China has a stronger association with the household's position within the spectrum from state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reward than with life cycles and consequent adjustment of housing demand which a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a mature market. Household income, the educational level, and previous housing space are determinants of changing housing consumption. Intraurba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gives a higher return to those who are better educated and who have been already in possession of larger living space, and to the move from outer to inner areas. Active relocation and workplace-housing allocation generate higher space returns to households than do other modes of relocation. Whereas pragmatic concerns for social stability plus strong tenancy rights help inner-city households gain compensation i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urban redevelopment generates the lowest space return. Residential displacement is now becoming a contentious issue. As such, residential relocation is a process that differentiates urban space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47] Wu Q, Cheng J, Chen G, et al.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based on the 2000 community-level census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Cities, 2014, 39(8): 109-119.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4.02.011      URL      摘要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ave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in numerous cities and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spati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alyses of diverse data sets at varied spatial scales have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case studies published in recent decades were dominantly based on either non-spatial data or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t sub-district (orin Chinese) level. These analyses have been limited through using low-resolution aggregate data resulting in incomplete or biased finding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fine-scal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inner city o
[48] 杨上广.

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 城市规划学刊, 2005, (5): 17-2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正呈现重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趋势是社会分异与空间分异等一系列空间过程互动的结果.通过中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比较,并在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社会空间治理的一些对策建议.

[Yang Shangguang.

Study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evolvement of megapoli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5, (5): 17-2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正呈现重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趋势是社会分异与空间分异等一系列空间过程互动的结果.通过中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比较,并在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社会空间治理的一些对策建议.
[49] 丰雷, 蒋妍, 叶剑平.

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

. 经济研究, 2013, (6): 4-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应用1999--2010年5次17省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地理条件、人均GDP、非农产业比例等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变量是显著影响因素;同时,中央“不得调地”的正式规则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农地调整制度的演进方向,特别是中央正式规则的渐进性实施特征是导致不同地区出现“千差万别”的土地调整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行土地确权(如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有助于减少土地调整,增进地权稳定性。

[Feng Lei, Jiang Yan, Ye Jianping.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or 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reallocations in rural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2013, (6): 4-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应用1999--2010年5次17省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地理条件、人均GDP、非农产业比例等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变量是显著影响因素;同时,中央“不得调地”的正式规则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农地调整制度的演进方向,特别是中央正式规则的渐进性实施特征是导致不同地区出现“千差万别”的土地调整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行土地确权(如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有助于减少土地调整,增进地权稳定性。
[50] Ma L J C.

From China's urban social space t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7, 48(5): 555-566.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8.5.55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 senior American specialist on China and noted geographer argues that the preoccupation of China geographers' with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at country's dramatic economic, social,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usual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now familiar quadrupl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should be broadened to reflect a concern for the problem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acted negatively in dynamic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The methodology of reflexive activism is proposed as affording a framework for a more relevant geography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China, with the potential to bring about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change on behalf of China's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s a possible side benefit) generate local epistemologies enriching the study of geography more broadly.
[51] 王丹.

中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述评

. 国际城市规划, 2011, 26(2): 60-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1.02.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后, 其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城市社会空间与空间形态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其中,对社会空间的研究述 评,主要从绅士化、封闭社区等几个角度对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对空间形态的研究述评,主要从总体空间形态、郊区化与空间蔓延、中 心区的变化三个角度进行总结。最后对上述城市空间演化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涉及新自由城市主义理论、城市企业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

[Wang Dan.

Literature review on CE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al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1, 26(2): 60-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1.02.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后, 其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城市社会空间与空间形态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其中,对社会空间的研究述 评,主要从绅士化、封闭社区等几个角度对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对空间形态的研究述评,主要从总体空间形态、郊区化与空间蔓延、中 心区的变化三个角度进行总结。最后对上述城市空间演化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涉及新自由城市主义理论、城市企业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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