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羽
, 司月芳
DENG Yu, SI Yuefa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06-2
修回日期: 2015-10-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2-24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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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邓羽（1985- ）,湖北恩施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城市与社会地理研究。E-mail: rain007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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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① 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②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③ 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④ 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⑤ 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Abstract
Since the year of 2000, Beijing has promo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ich leads to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Concurrently, three factors will result in a new round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which are residential suburbanization, mismatch between workplace and resid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model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n which we take natural factors, neighborhood factors, planning factor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to account. What's more, the principal factors and issues that occur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well-organized urban expansion in Beijing.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atic accessibility (a single year)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urban expansion;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ha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guiding the urban expansion in Beijing. Percenta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within neighborhoo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and expansion. However, the smaller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forest land and waters land will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overall urban planning in guiding urban expansion has gained attention increasingly, whose impact on urban expansion is of most significa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ts,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atic access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urban expansion, namely the region with poorer accessibility was unlikely to develop the land,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urban sprawl structure of blind expansion and residential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ynamic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change was also found,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er region's degree of accessibi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higher probability of land development, which also implicate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land development around the existing built-up area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along the rail transit. Therefo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dynam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and its key role in leading the reasonable urban land use pattern and the r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would be effective in avoiding urban sprawl and optimizing urban expansion.
Keywords：
自20世纪以来,城市化逐步成为全球尺度的主要潮流[1]。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迈入成熟期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且持续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已经成为学术界、规划界及政府密切关注的热点领域[2]。快速城市化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机会,把更多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吸引到城市之中,同时,也产生了诸如耕地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3,4]。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社会经济空间重构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将持续增长。由此,对城市空间扩展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需求也就越发地强烈[5],而深度理解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特征和揭示其驱动机制将为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依据。随着城市与区域研究相关理论的不断兴起,以系统动力学、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等计算机空间模拟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并且被广泛应用到城市扩展的理论与实践中。这些新的情景模拟研究框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但很难揭示区域发展空的间特征与情景演化[6,7]。第二类模型是以元胞自动机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该类方法擅长于时空变化的模拟,却不利于区域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机制探讨。因此,寻求一套既能体现出区域发展的政策导向,又能充分吸纳空间因素对城市扩展影响效应的分析框架与模型,对准确实施空间情景模拟是十分必要的[8]。
2000年以来北京市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引起了新一轮的城市空间扩展[9]。居住郊区化、工业用地高速扩展、高科技产业园区建设、交通设施规划布局、自然因素、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被认为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因素[10-12]。然而,针对驱动北京城市空间扩展关键因素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定性或单要素的定量分析。因此,构建一个综合指标体系的复合政策导向与空间要素的定量模型来识别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鉴于此,本文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在明晰北京城区扩展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诊断并揭示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
本文采用回归模型来刻画城市扩张的影响因素,并且识别出关键影响因子。常见的回归模型包括线性回归、变型线性回归以及逻辑回归,这些模型都被广泛应用到探求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的研究中[13]。与线性回归及变型线性回归相比,逻辑回归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更具优越性。在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往往不具备常规假设前提,这些因素由连续型变量与分类变量共同组成,逻辑回归则能够表达这些变量并组建回归模型[14,15]。逻辑回归模型的基本表达如下:
式中：P是因变量,表示在自变量取值x的情况下,某事件y发生的概率
对式（1）进行变化,可以得到一个线性表达式：
则p为
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可以是自变量的非线性函数。概率p值将与y共同变化,同时进一步表征自变量的显著性。
2.1.1 因变量 因变量表征了某一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一般用二值法表达：“1”代表这一时期土地由农用地转变为了建设用地;“0”代表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不变。
2.1.2 自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可达性变量、邻域变量、自然变量、规划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5类。其中可达性变量包括与城市中心的可达性、CBD的可达性、就业集聚区的可达性、工业集聚区的可达性、地铁站点的可达性以及高速可达性。邻域变量包括建设用地、农业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百分比。自然变量主要考虑高程对城市扩展的影响,随着高程的增加将增大城市建设的成本与难度。规划变量在此采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对建设限制性分区的基本成果,将研究区域划定为城市建设区与非建设区。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人口数量及变化,以及第二、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及变化（表1、图1）。
表1 模型的指标架构
Tab. 1 Indicators of the model
| 变量名称 | |||
|---|---|---|---|
| 因变量 | |||
| 转换概率 | |||
| 解释变量 | |||
| （1）可达性变量 | |||
| 与城市中心的距离 | 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变化 | 与CBD的距离 | 与城市CBD距离的变化 |
| 与就业集聚区的距离 | 与就业集聚区距离变化 | 与工业集聚区距离 | 与工业集聚区距离变化 |
| 与地铁站的距离 | 与地铁站距离的变化 | 与高速路的距离 | 与高速路距离的变化 |
| （2）领域变量 | |||
| 领域建设用地百分比 | 领域林业用地百分比 | 领域农用地百分比 | 领域水域百分比 |
| （3）自然变量 | |||
| 高程 | |||
| （4）规划变量 | |||
| 城市规划 | |||
| （5）社会经济变量 | |||
| 总人口 | 人口增长率 | 企业数量 | 企业数量变化率 |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北京的城市道路体系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其中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承担着整个城市交通负荷的绝大比例。为了准确刻画城市全局的可达性,将全面考虑城市地铁对城市通勤的影响,由于地铁的特殊性将对其采用与其他道路数据不同的处理方式（矢量网络数据）,最后综合普通道路和城市地铁的可达性评估结果,得到北京市可达性的空间格局[16]。本文选取的空间数据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道路交通图为基础,配准到谷歌地球（成像时间为2009年12月）上,然后通过数字化得来。将从与城市中心的可达性,CBD的可达性,就业集聚区的可达性,工业集聚区的可达性,地铁站点的可达性以及高速可达性6个方面考察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的情况（图1）。选取天安门作为城市中心;北京CBD与金融街作为CBD区域;朝阳CBD、亦庄、通州、酒仙桥等作为就业集聚区;亦庄、石景山、上地、中关村、酒仙桥等作为工业集聚区以及各年度的地铁站点与城市快速路分布[17]。
图2展现了2000年以来北京市城区扩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北京城市空间扩展发生在首都核心功能区以外,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环状延伸特点。四环与五环之间的空间是城市扩展的重要组成区域,而五环与六环之间则是北京市土地开发最为活跃的空间,尤以南五环外与东北五环外为甚。
图2 2000年以来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
Fig. 2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Beijing from 2000
运用土地利用变化规模分级法,考察北京城市扩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如表2所示。土地开发规模最多的视为第一级,共有7个乡镇街道单元,其中通州占有4个单元,大兴、顺义、房山分别有1个单元。第二级中,海淀与朝阳有少量分布,大部单元均分布在大兴、通州等城市发展新区。第三级中,海淀、朝阳等城市功能拓展区成为主要的单元分布区域。第四级单元的空间分布也存在相似的空间特征。第五级,由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区及与其紧邻的拓展区组成。细致观察区县的土地利用变化级别组成情况,海淀、朝阳、石景山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其主要由第四级、第五级较低的土地利用变化级别单元组成,所占比例分别为82.76%、78.05%、100%。同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丰台,除第一级别外,其他各个级别几近均匀分布。城市发展新区中土地利用变化级别的分布具有区域分异的特征,北部的昌平、顺义由高级别组成的比例较少,比例分别为36.36%、57.15%。西部的门头沟区则完全没有高级别乡镇街道组成。相反,南部的通州、大兴、房山的比例分别高达71.43%、100%、100%。
表2 2000年以来区县土地利用变化级别分布表
Tab. 2 Level of land use changes by county from 2000
| 区县 | 第一级 | 第二级 | 第三级 | 第四级 | 第五级 | 总计 | ||||||||||
|---|---|---|---|---|---|---|---|---|---|---|---|---|---|---|---|---|
| 数量 | 比例(%)a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 东城 | 0 | 0 | 0 | 0 | 10 | 100 | 10 | |||||||||
| 西城 | 0 | 0 | 0 | 0 | 7 | 100 | 7 | |||||||||
| 崇文 | 0 | 0 | 0 | 0 | 7 | 100 | 7 | |||||||||
| 宣武 | 0 | 0 | 0 | 0 | 8 | 100 | 8 | |||||||||
| 海淀 | 0 | 2 | 7 | 3 | 10 | 7 | 24 | 17 | 59 | 29 | ||||||
| 朝阳 | 0 | 1 | 2 | 8 | 20 | 12 | 29 | 20 | 49 | 41 | ||||||
| 石景山 | 0 | 0 | 0 | 4 | 44 | 5 | 56 | 9 | ||||||||
| 丰台 | 0 | 3 | 38 | 2 | 25 | 1 | 13 | 2 | 25 | 8 | ||||||
| 通州 | 4 | 57 | 1 | 14 | 2 | 29 | 0 | 0 | 7 | |||||||
| 大兴 | 1 | 14 | 6 | 86 | 0 | 0 | 0 | 7 | ||||||||
| 顺义 | 1 | 14 | 3 | 43 | 3 | 43 | 0 | 0 | 7 | |||||||
| 昌平 | 0 | 4 | 36 | 3 | 27 | 2 | 18 | 2 | 18 | 11 | ||||||
| 房山 | 1 | 25 | 3 | 75 | 0 | 0 | 0 | 4 | ||||||||
| 门头沟 | 0 | 0 | 2 | 67 | 1 | 33 | 0 | 3 | ||||||||
| 总计 | 7 | 4 | 23 | 15 | 23 | 15 | 27 | 17 | 78 | 49 | 158 | |||||
北京市城区2000年以来的土地利用演化强度具有区域分异的特征。北京城市空间扩展发生在首都核心功能区以外。城市功能拓展区,除分布在南部的丰台之外,海淀、朝阳、石景山区内的土地利用开发速度相对较慢。而在城市发展新区中也有显著的区域分异,位于北部昌平、顺义与西部门头沟的区域土地开发速度远远落后于位于南部的大兴、通州与房山。
采用系统与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分别对5次数据集合进行数据预处理、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结果所示,各次运行后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均较为稳定,反应了模型的科学性与可信性。众多变量中除了2010年总人口、2008年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及2008年第三产业企业数量不显著以外,其他变量均在一定水平上显著（表3）。
表3 逻辑斯蒂回归的成果表
Tab. 3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指标 | 系数 | ||||
|---|---|---|---|---|---|
| 样本1 | 样本2 | 样本3 | 样本4 | 样本5 | |
| 静态可达性主因子 | -0.32*** | -0.33*** | -0.34*** | -0.27*** | -0.29*** |
| 动态可达性主因子 | -0.13** | -0.1** | -0.06 | -0.1** | -0.08* |
| 领域建设用地百分比 | 0.02*** | 0.02*** | 0.02*** | 0.02*** | 0.02*** |
| 领域农用地百分比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 领域林业用地百分比 | -0.02*** | -0.01*** | -0.02*** | -0.02*** | -0.02*** |
| 领域水域百分比 | -0.02*** | -0.01*** | -0.02*** | -0.02*** | -0.02*** |
| 高程 | 0*** | 0*** | 0*** | 0*** | 0** |
| 城市规划 | 0.57*** | 0.33*** | 0.34*** | 0.32*** | 0.34*** |
| 2010年总人口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2008年第二产业企业数量 | 0.00 | 0* | 0.00 | 0.00 | 0.00 |
| 2008年第三产业企业数量 | 0* | 0.00 | 0.00 | 0.00 | 0.00 |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0.51* | 0.40* | 0.35* | 0.87** | 0.5* |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0.38** | -0.57*** | -0.35* | -0.45** | -0.39* |
| 常数项 | 0.64* | 0.85** | 0.64* | 0.72** | 0.48 |
可达性静态指标与可达性动态变化指标（两个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均与土地是否开发呈负相关。静态可达性的负相关意味着随着远离城市距离的增加（可达性条件较差）,其土地开发的可能性随之减少。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12]。动态可达性变化指标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概率,这暗示了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扩展在空间上的不匹配。从邻域影响效果来看,邻域建设用地的百分比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的比例增加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从北京市全境来看,地形条件对北京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主要以东部与南部平原地区为主。但观察此次模型实证结果,高程的相关系数趋近为0,这与研究区域内高程差异性小的特征相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后,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法律效应逐年增强。近期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开发与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城市规划建设区均镶嵌在城市环路之间,规划建设的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职能中心,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海淀山后地区科技创新中心、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通州综合服务中心、亦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和石景山综合服务中心等,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疏散中心城区人口与功能的城市副中心,加之职能单一化、缺乏配套产业建设,间接加重了中心城市的交通负荷。可见,“圈层式”空间规划固化了城市单中心的城市蔓延发展模式。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产业企业数量与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与城市扩展概率分别呈正相关与负相关,这说明在广阔的郊区随着第二产业企业增多,土地开发的可能性增大,论证了第二产业的空间重构对城市扩展的影响,也暗示了第三产业集约高效的用地模式。
从显著性水平与变量系数来看,静态可达性和城市规划的5次模型运行结果均稳定在0.01水平上显著,而且其变量系数绝对值的平均值都大于0.3,远高于同等显著水平下的其他影响因素系数,是北京市城区空间扩展的主导因素。如图3a所示,北京市城区土地利用变化数量与静态可达性呈正态分布。城区扩展的高频区域出现在等时线150~200之间,也正是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首都机场附近区域集中开发的空间。图3b比较了城市规划建设区内外的城市扩展情况。可以发现,与规划建设区外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和规模特征相较,规划建设区内的城镇建设用地有着显著的集中布局和规模普遍较大的特征,图3b展示了规划建设区内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首都机场的集中连片建设情况,应证了城市规划对城区扩展、尤其是空间主要发展方向的主导影响。
图3 2000年以来北京市城区空间扩展的主导因素展示
Fig. 3 Major factors of Beijing urban expansion since 2000
本文构建的城市城区扩展模型顾及了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各种因素,并从众多要素中识别出关键影响因子,与已有基于定性或单要素定量分析的研究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模型运行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同异并存。例如,模型结果显示政府规划调控对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建设区和主要卫星城地区的土地开发建设相当活跃,这与已有研究是一致的[18]。同时,模型结果还显示,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与土地利用变化成正相关,而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与土地利用变化成负相关,这反映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工业开发区建设是北京城市空间快速扩展的重要动力[19]。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结果显示地形条件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系数趋近为0,而已有研究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北京市空间扩展潜力方向和速度等的重要因素[20],这主要源于本文设定的研究范围并非北京市域,仅为北京市六环快速路所通过和涵盖的区域,该区域内地势较为平坦,对土地开发建设的限制较小。
论文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不仅从综合静态可达性视角分析了道路交通设施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联特征,而且还从动态可达性视角考察了北京市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匹配特征[21]。具体来讲,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合[22];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同时也引发了对基础设施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失调的反思。因而,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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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modeling urban spatial dynamics. https://doi.org/10.1007/s10980-009-9353-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ame="Abs1"></a>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spatial micro data offers new pot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icro foundations of urban spatial dynamics. However, because urban systems are complex, induction alone is insufficient. Nonlinear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imply that qualitatively new dynamics can emerge due to stochastic shocks or threshold effects. Given the policy needs for managing urban growth and decline and the growing desire for sustainable urban forms, models must be able not only to explain empirical regularities, but also characterize system-level dynamics and assess the plausible range of outcomes under alternative scenarios. Towards this end, we discuss a comprehensive modeling approach that is comprised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models in which both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approaches are used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urban spatial dynamics. We propose that this comprehensive modeling approach consists of three iterative tasks: (1) identify empirical regulariti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dynamics of key meso and macro variables; (2) explain these regularities with process-based micro models that link individual behavior to the emergence of meso and macro dynamics; and (3) determine the systems dynamical equations that character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cro processes and meso and macro pattern dynamics. Along the way, we also clarify types of complexity (input and output) and discuss dimensions of complexity (spatial, temporal, and behavioral). While no one to date has achieved this kind of comprehensive modeling, meaningfu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haracterizing and explaining urban spatial dynamics. We highlight examples of this work from the recent literature and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key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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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7 R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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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nd use change in Lagos, Nigeria.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6.09.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commercial land development in Lagos between 1984 and 2000. Land use changes were mapped using satellite images, whil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observing urban development as a function of spatially explicit independent variables. Accessibility,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policy variables were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land use change.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e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commercial land areas. The evidence of frontie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calls for land tenure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reforms, and land use controls to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unplanned urban expansio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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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From Bangalore to the Bay Area: Comparing transportation and activity accessibility as drivers of urban growth.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9.02.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What determines urban growth and how do these factors vary globally?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drive urban spatial form will be critical for urban—and ultimately 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 We hypothesize that easy access to economic or social activity is a primary driver of urban form. From this, a city's spatial form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time–cost of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and activities. We use a stochastic pixel-based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is of accessibility-driven urban growth using two case studies: Silicon Valley, U.S., and Bangalore, India.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develop a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ing approach to urban growth i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spanning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Silicon Valley's relatively inexpensive auto-based transport (in time and financial costs), dispersed employment locations, and high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have resulted in intermittent and expansive highway-oriented urban growth patterns. In contrast, Bangalore's expensive non-auto transport (in time and financial costs), low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al economy, and emphasis on informal economic activity has produced a tighter clustering of urban development near existing urban locations. Over time, generally decreasing transport costs in both locations have led to increased dispers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and the inflows of IT-relat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Bangalore may further create urban forms increasingly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the Silicon Valley.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that may lead to more sustainable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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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spatial variations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in Chinese cities: The case of Nanjing.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8.11.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Revealing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underlying determinants is importan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local dimens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hina, we employ both global and local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gainst a set of spatial variables.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fast growing coastal cities, Nanjing remains a relatively compact city. The orthodox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ximity,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urban land change. The logistic GWR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glob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erms of better model goodness-of-fit and lower level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residuals. More importantly, the local estimates of parameters of spatial variables enable us to investigate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spatial variables on urban growth. We have found distinctive local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urban growth in Nanjing, shaped by local urban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 probability surface of urban growth, which is generated from raster calculations among the parameter and variable surfaces, provides a clear scenario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can be useful for decision making.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tudies and fieldwork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generated from statistical and GIS modeli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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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 GIS-CA modelling tool for urban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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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ffic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based on road network grids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s influences on simulation. https://doi.org/10.1016/j.simpat.2007.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Microscopic Traffic Simulation Model based on Cellular Automata (C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since it was firstly introduced by Creamer and Ludwig in 1986. Cellular automata are simpler to implement on computers, provide a simple physical picture of the system and can be easily modified to deal with different aspects of traffic. However, in a traditional traffic CA model,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CA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f simulation are low. Take TRANSIMS for example. The size of cellular automata is 7.5 m and the time step equals 1 s. In such a case, if a vehicle drives at a speed of 4 cells per s, the speed difference between 95 km/h (3.5 ∗ 7.5 m/s) and 121 km/h (4.4999 ∗ 7.5 m/s) will not be distinguished by simulation models. And the temporal resolution of 1 s makes the system hard to model different drivers’ reaction time,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vehicular movement models. In this paper, a microscopic traffic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based on road network grids i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low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s of traditional traffic CA models. In our model, spatial resolution can be changed by setting different grid size for lanes and intersections before or during simulation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can be defined according to simulation needs to model different drivers’ reaction time, whereas the vehicular movement models are still traditional CA models. By doing so, the low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f CA model can be overcome and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CA to simulate traffic are preserved.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analyses of the influences on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1D lane grid size, 2D intersection grid size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emporal resolution and mean drivers’ reaction time. The analysis results prove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thresholds in traffic CA models. They also reveal that the size of grids, the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temporal resolutions and mean drivers’ reaction time do pose influences on the speed of vehicles and lane/intersection occupancy, but do not affect the volume of traffic great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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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竞租规律探讨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 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1土地价 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2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 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3在时间可达性0.75 h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处,1 h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 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Spatial pattern and bid rent of land price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 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1土地价 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2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 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3在时间可达性0.75 h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处,1 h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 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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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 的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0.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A GIS based model of urban land use growth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0.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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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3.01.015 URL 摘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各种类型的高新科技园区应运而生 ,研究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有时代意义。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北京发展知识经济的基地 ,在科技园区中具有代表性 ,本文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用地规划、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入手 ,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在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结果表明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将加速北京向郊区化方向发展 ,同时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西北地区 ,其中心区有可能成为北京城市的副中心 ,从而促进北京大都市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同时诱发产业轴线空间发生战略性转移 ,使得西北—东南轴向成为北京大都市最重要的空间扩展轴。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对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修订意见。
Roles and functions of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in the spatial extension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3.01.015 URL 摘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各种类型的高新科技园区应运而生 ,研究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有时代意义。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北京发展知识经济的基地 ,在科技园区中具有代表性 ,本文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用地规划、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入手 ,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在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结果表明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将加速北京向郊区化方向发展 ,同时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西北地区 ,其中心区有可能成为北京城市的副中心 ,从而促进北京大都市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同时诱发产业轴线空间发生战略性转移 ,使得西北—东南轴向成为北京大都市最重要的空间扩展轴。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对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修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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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p>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p>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analyses of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p>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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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change in the urban fringe: A case in Morelia city, Mexi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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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rowth pattern modeling: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China. https://doi.org/10.1016/S0169-2046(02)0015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expans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not only in the manag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in the fields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After land reform initiated in 1987, Chinese cities are facing a new development wave, which is the mixture of urban expansion and redevelopment. Local urban planners are also facing a huge challenge to require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urban growth process, which involves various actors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of behavior. Modeling an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he prerequisite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to seek and model major determinants of urban growth in the period 1993鈥2000 by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in PR China. The method comprises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logistic regression technique. The former is able to visually explore the spatial impacts of each explanatory variable. The latter can provide a systematic confirmatory approach to comparing the variabl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ajor determinants are urban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ed area, and master planning is losing its role in the specifi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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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适用房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然而，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布局，经济适用住房并没有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济适用住房被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区，缺乏配套公共设施。目前，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布局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少有学者关注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的视角解答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研究提出假设，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收入的驱动，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布置在对土地收益损失最小的地方，同时兼顾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拆迁压力、住房市场结构以及公共交通便利性等。在假设基础上，对北京经济适用住房空间布局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999-2009 年间北京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速度放慢，同时呈现向五环以外扩散及向某些点集聚的趋势；模型结果证实土地价格是政府在落实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nalysis of land-base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al housing projects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然而，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布局，经济适用住房并没有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济适用住房被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区，缺乏配套公共设施。目前，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布局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少有学者关注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的视角解答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研究提出假设，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收入的驱动，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布置在对土地收益损失最小的地方，同时兼顾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拆迁压力、住房市场结构以及公共交通便利性等。在假设基础上，对北京经济适用住房空间布局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999-2009 年间北京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速度放慢，同时呈现向五环以外扩散及向某些点集聚的趋势；模型结果证实土地价格是政府在落实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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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交通时间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北京市长期实行“环状+发射状”的城市路网格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时间可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核心区与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负载量巨增,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通勤效率,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为应对挑战,实现交通设施跨越式发展,北京市自2008 年以来加快了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以改善城市的通勤能力。本文采用一般道路设施与轨道交通(矢删数据) 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城区进行了时间可达性的综合度量和其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可达性与道路密度双重指标的运用进行区域综合分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市城区内的空间可达性特征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两者在南北城区内的空间表征差异。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析2008 年以来各个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关系,甄别土地利用效益区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对不同分区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Measuring time accessibility with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urban areas of Beijing.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北京市长期实行“环状+发射状”的城市路网格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时间可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核心区与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负载量巨增,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通勤效率,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为应对挑战,实现交通设施跨越式发展,北京市自2008 年以来加快了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以改善城市的通勤能力。本文采用一般道路设施与轨道交通(矢删数据) 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城区进行了时间可达性的综合度量和其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可达性与道路密度双重指标的运用进行区域综合分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市城区内的空间可达性特征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两者在南北城区内的空间表征差异。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析2008 年以来各个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关系,甄别土地利用效益区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对不同分区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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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 .
本文分析了2008年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的现状结构,并运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了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的就业密度曲线,进而分析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从就业密度的角度,2004年~2008年间,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下,尽管城市单中心结构仍然突出,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雏形。其中制造业就业密度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郊区化特征,而第三产业则持续地向城市中心区高度聚集。综合来看,单中心集聚力量的延续对未来北京市发展将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困扰,如中心城过度拥挤、职住分离、交通压力加大等,建议通过政策手段加快布局调整,进一步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能力的郊区次中心,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本文分析了2008年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的现状结构,并运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了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的就业密度曲线,进而分析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从就业密度的角度,2004年~2008年间,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下,尽管城市单中心结构仍然突出,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雏形。其中制造业就业密度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郊区化特征,而第三产业则持续地向城市中心区高度聚集。综合来看,单中心集聚力量的延续对未来北京市发展将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困扰,如中心城过度拥挤、职住分离、交通压力加大等,建议通过政策手段加快布局调整,进一步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能力的郊区次中心,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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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程度的北京城市扩展特征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3.01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准确判别城市扩展规律，剖析演化过程，对于预测城市未来演化趋势，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扩展变化数据，成为城市扩展监测的主要手段。本文以1988、1996、2004年TM遥感影像为依据，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首次采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提取了北京市城市实体边界，分析了北京市1988-2004年间城市扩展的面积、方向、扩展类型以及城市扩展的导向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近20年一直处于城市扩展的快速发展阶段，并受地形、环境、卫星城、交通干线及政府等方面导向影响。</p>
Research on urban expansion based on land use degree.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3.01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准确判别城市扩展规律，剖析演化过程，对于预测城市未来演化趋势，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扩展变化数据，成为城市扩展监测的主要手段。本文以1988、1996、2004年TM遥感影像为依据，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首次采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提取了北京市城市实体边界，分析了北京市1988-2004年间城市扩展的面积、方向、扩展类型以及城市扩展的导向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近20年一直处于城市扩展的快速发展阶段，并受地形、环境、卫星城、交通干线及政府等方面导向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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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研究 .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on the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Beijing.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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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及驱动机制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30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The study on spatial expans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the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30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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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A case of Hangzhou. https://doi.org/10.1068/b37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research we assessed the urban land conversion, and identified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version, from 1995 to 2009 in Hangzhou, a large city located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 We mapped urban land from satellite images by using a hybrid approach of spectral mixture analysis,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nd expert rules. We employe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urban land conversion as a function of spatial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recent years Hangzhou star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mpact, monocentric city to a polycentric city. We found that accessibility to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dustrial centers, roads, Qiantang River, the amount of built-up area in the neighborhood, locations of markets, and spatial policies were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Hangzhou’s urban land conversion. Moreover, the availability of land in the neighborhoo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We identified several major institutional forces underlying Hangzhou’s urba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annexation and development zones,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rket, and the uniqu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ults from our research indicate the need for policies and plans that can better manage and reduce urban sprawl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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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Housing sub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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