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九霞
, 周一
SUN Jiuxia, ZHOU Yi
收稿日期: 2015-06-22
修回日期: 2015-1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2-24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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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九霞（1969- ）,女,山东寿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空间及旅游人类学等。E-mail: sunjx@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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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关键词：
Abstract
Human geography puts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place". Thus, concepts show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such as "place identity", are re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ll parties scramble for the ownership and presentation of heritages. Therefore, place identity of local people is reconstructed. As the first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only one World Heritage theming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in China,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is a typical case for the study of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vicissitudes of place identity". Upon literature analysis,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tourism, and analyse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that Kaiping -- "home of Diaolou" carries. Findings show that production of landscape in tourism industry makes Diaolou highly symbolic, and obligatorily as an emblem of the place. Besides, image of the "home of Diaolou" is not fully unfolded in the place identity of residents, and that presentation of Diaolou is transforming from inheritance to heritage. For "home of Diaolou", the historic continuity is multiply dissevered, while the spatial boundary is clear and closed.
Keywords：
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背景下本土身份受到的威胁成为讨论热点。全球化带来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经济与文化力量超越传统的空间限制,在更大尺度上对空间和地方的建构方式进行重构[1],挑战基于本土的地方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遗产往往会成为创建和延续地方认同的载体,因为遗产既承载着地方社群的情感与记忆,又往往是具有地方符号意义的景观。而概念的流变、价值的重构以及更多外来力量的介入,却成为遗产与地方之间联系的威胁。申遗作为一种政治性决策,其对主体及其文化的忽略与产品生产的操作方式,更造成地方社群在遗产归属与表述中的失权。本文讨论申遗过程及成功后,作为世界遗产的开平碉楼如何被重新表述,并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
在探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时,侨乡显得尤为独特。因为“侨”的地方特性是在全球化的人口与文化流动中形成,却又受到全球化的挑战。而现在,无论是在人口迁移、经济往来还是家乡观念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侨”的联系似有淡化之势。此时,“开平碉楼与村落”以其背后的华侨历史与文化跻身世界文化遗产。
由2001年正式启动工作,到2008年申遗成功,开平经历8年申遗路。此后,开平发展遗产旅游多年,成为国内著名的遗产旅游地。
“碉楼”在官方的内外宣传中都是开平的地方象征。除与五邑地区共享的“华侨之乡”之称外,开平又多了一个专属的对外形象——“碉楼之乡”（简称为碉乡）。在不断的宣传与强调中,“碉乡”似乎已成为开平的新形象。然而,以碉楼为符号的“碉乡”怎样在当地人的地方认同中展开的?从祖产到遗产,碉楼对开平人的意义有何改变?从侨乡到碉乡的历史脉络中,开平在开平人心中的认同有何改变?开平人要与外界分享原本的祖产碉楼与家园开平,在此互动中所形成的空间距离和文化边界为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在碉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下,居民地方认同的内容与特征,从象征符号、历史记忆、地方空间三个维度解读“碉乡”在开平人心中的地方认同,重点呈现此种地方认同的不完整性和动态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重点描述目前多数开平居民的地方认同状态。
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学最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地方”的内涵与意义复杂多样,地理学界对其定义并不统一。共识是,地方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应就主观性意义对地方进行重新认识[2]。自上世纪70年代起,恋地情结（topophilia）、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等表述人与地方之间联系的概念受到广泛关注。恋地情结概念在1974年首次出现,被认为是“地方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3]。地方依恋概念则于1989年被提出[4]。在其后的讨论中,地方认同被认为与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共同构成地方依恋。但地方依赖更强调功能性依恋,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5]。
然而,地方认同的内涵还可以从“认同”（identity）概念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有学者认为,真正对地方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的是人文地理学[1]。而认同概念最早源于哲学,后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又从心理学中引入这一概念。地方认同概念则由环境心理学学者提出[6]。在此基础上,各学科也建构了宗族认同、族群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等概念。学科背景的不同导致对地方认同阐释路径的多样,但这些概念共同的内涵是个人将来源于宗族、族群、公民身份、国家、宗教、文化的情感与认知纳入对“自我”的定义,并使自身成为与他群相异的群体的一员。从这一视角出发,地方认同是多元认同中的一个维度或层面。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认同的分析往往体现出认同内涵的多样与复杂,又通过对“地域”、“地缘”、“地方性知识”等的阐释展现地方与认同的关系。当然,人文地理学对“地方”概念的深刻认知是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社会学、人类学等若能吸收其学术营养,可避免对认同探讨的笼统性,且进一步认识地方认同的本质[7]。但心理测量学派一直对地方认同进行科学实证的统计分析。地理学的研究基本沿用这一方法,且往往只将地方认同作为地方依恋的一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中缺少对纵向变化的还原。相比之下,由人类学、现象学以及社会建构学派为背景的研究,却惯于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具体现象进行阐释,表现的并不仅是横向的结果,更是地方认同建构的过程。本文中的“地方认同”与各个学科中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均有包含和相关关系,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现有概念和体系里填补某个空白”,而是突破心理学派的统计分析,体现认同的多元和层叠,通过案例里的过程还原和内容阐释给今后的研究带来更多线索。在此着重对符号视角下的遗产与地方认同研究进行综述。
从符号象征的角度看,地方认同是透过心理层面的情感与符号象征产生对地方的情感。而地方认同形成后往往会有相应的标志或象征,地方认同最明显地表现在个人或群体对某种文化象征的认同上[8]。因此,研究者也将目光聚焦于某一符号象征,通过对仪式、节庆、建筑、景观等以及人们对这些符号的情感、认知与行动的分析探索地方认同的演变。如庙宇、祠堂等具有神圣性的场所与空间是地方认同的联接中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通过祭祀将地域纽带联结到其上的各个人群和个体[9]。世俗性活动也可能成为地方认同的重要象征,并在传统重构的过程中得到深化[10]。节庆和事件将空间、时间与记忆综合起来,对身份和地方认同进行建构和再生产,成为地方文化身份的符号[11],其内容重构与细节变异都与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有紧密的关联[12]。
景观是另一种地方认同象征与意义的中心。段义孚曾说过,“乡土有它的地标,它可能是可见度和公众特征很高的景观。例如纪念碑、圣地、神圣化的场所等。这些可见的符号或标记提高人们的认同感,也鼓舞了对地方的警觉与忠贞”[13]。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景观,与地方认同更有着内生性的联系。从逻辑上讲,任何遗产都具有地方性。地方群体会将这些遗产看做是自己的,作为遗产的创造者与继承者,他们首先拥有遗产的支配权。如开平碉楼、福建土楼等,原本就是地方群体的住宅。同时,遗产中包含认同,认同本身也是特殊的遗产[14]。遗产认定的初衷,包括通过保护处于濒危状态的遗产来强化遗产持有者的认同,避免本土人群在地方表述上的边缘化。同时,它又作为一种文化手段使之成为国家主义中心地,从而避免地方在国家乃至世界格局中的边缘化[15]。因此,申遗是使地方进入主流制度建构、增强社会话语权的一条有效途径[16]。
然而,在遗产运动与遗产旅游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与这种内生性联系相背离的情况。首先,全球性“遗产运动”的兴起使得遗产概念超越了我们日常的理解范畴。在英文中,“遗产”（heritage）一词或被认为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或被视为源同“继承”（inheritance）。它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① 已存在或可以继承的事物;② 前辈传给后代的环境与利益[17]。中国的“遗产”一词指的都是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18]。在人类学的知识谱系中,遗产与继嗣制度密切相连。在父系社会,“遗产”基本等同于“祖产”。它与继嗣制度相连,与且仅与某个特定的世系、团体或人群有密切的认同关系,他们有传承遗产的权利与义务。而这也是民间,尤其是中国民间对“遗产”的基本理解。
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遗产事业发达的国家“遗产”概念被不断引申,产生了“世界遗产”、“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外延概念。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应为“世界遗产”,但遗产的归属却由清晰变得模糊。归属的问题进一步指向遗产的表述（representation）。当遗产的价值已超越了继承价值,权力、技术、资本、媒体等力量均涉入其中[14]。为了满足旅游市场而消解地方意义的现象更屡见不鲜[19]。遗产旅游发展中诸多的矛盾则要归因于越来越多利益主体加入造成的复杂政治关系[20]。有学者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21]。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地表述地方的致命威胁[22]。在这样的情况下,遗产作为一种表述似乎正与其叙事主体分离[14],而国内学者彭兆荣提出了“家园遗产”概念,认为遗产最终需要回归家园,回归地方。“家园”指涉了遗产归属的边界范畴,与之相应的是“家园共同体”[23]。
然而,遗产要通过何种方式回归地方呢?有研究提出,本土人群被挤出遗产表述的情况正在改变[24]。遗产旅游的发展,被认为能增加当地人对地方的认知,产生自豪感,从而强化地方认同[25,26]。但这一过程究竟如何发生?《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早在1987年就有关于遗产旅游的论著,而近年来遗产地的发展成为关注重点[27]。国内对遗产旅游的关注从资源评价研究,转向资源与市场研究并重,再转向了遗产地的保护与经营管理[18],《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展开了针对文化遗产旅游的讨论。但学者们在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矛盾时,仍多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未能体现出地方群体在遗产“回归地方”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且,研究仍然忽略了遗产的“媒介”作用：在地方群体争取遗产话语权的过程中,外来表述以及不同表述的互动,也会通过遗产作用于地方的认同。
总之,研究景观等符号象征是解读地方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地方认同难以衡量,但会凝聚在相应的符号与象征之上。景观与地方认同有着以下联系：第一,景观由地方群体创造与拥有,表达其地方认同;第二,景观的存在能维持与加强地方认同,而景观的改造可能威胁地方认同;第三,景观也可以作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媒介。本文希望从符号象征的角度切入,不仅将遗产看作认同的客体,更是地方认同建构的媒介。不仅分析对遗产的管理,而是发现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竞夺中的展露与重塑。
笔者自2011年开始关注开平碉楼与村落。2011-2014年进行了6次实地调研,总时长38天,其中第6次调研持续15天。实地调研前后,笔者通过电话、网络对不同组织与个人进行访谈,另外还搜集了大量相关文本资料。整体调研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整体调研过程
Tab. 1 Research process
| 时间 | 性质 | 地点（对象） |
|---|---|---|
| 2011.11.19-2011.11.21 | 实地调研 | 马降龙、自力村、锦江里、三门里、赤坎 |
| 2011.12.20-2011.12.26 | 实地调研 | 马降龙 |
| 2012.01.06-2012.01.14 | 实地调研 | 马降龙 |
| 2012.11.02-2012.11.05 | 实地调研 | 马降龙、自力村 |
| 2013.01.18-2013.01.20 | 实地调研 | 锦江里、三门里、自力村、强亚管区 |
| 2013.08.25-2013.09.09 | 实地调研 | 自力村、强亚管区、立园、赤坎 |
| 2012.09.09-2013.10.07 | 资料搜集 | 《古宅月刊》、橙友网、方氏论坛、新闻、网络评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 |
| 2013.10.07-2014.03.21 | 电话访谈、网络访谈、资料搜集 | 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江门旅游局、开平市外侨局、强亚中学同学会、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古宅月刊社、溯源堂、海外华侨、国内移民、游客等 |
本文采用了“圈层”式的调研方法（图1）。对不同层次的调研区域,调研深度与目的有所不同。
对实地调研做这样的设计,是希望了解开平这个地方之内多元与层叠的认同。在时间与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是可取的。① 选择自力村作为核心区域,因为自力村位于遗产核心区,也是目前开平游客量最大、最受市场欢迎的景区。对自力村进行分析,既可以找到开平遗产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可以了解遗产地居民地方认同的变化。对自力村的调查主要通过访谈、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等方式进行。② 选择古宅地区作为主要区域,因为它是以宗族联系为基础的地方,同时也是碉楼集中分布的地区。对古宅地区进行分析,既可以探索宗族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发现碉楼成为遗产对核心遗产地以外居民的影响。对古宅地区的调查主要通过文献研究与访谈进行,主要的访谈对象除实地寻访外,还通过强亚学校校友会、《古宅月刊》社联系。③ 选择三门里、马降龙、锦江里以及仓东里作为比较区域,因为他们的发展阶段与现状与自力村不同。分析这几个村落,可以对比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下地方认同的差异。对其调查也主要运用访谈、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等实地调查手段。本文写作主要基于对其中64位对象的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开平居民、景区村民、海外华侨、国内移民、村干部、宗族精英、旅游从业者、政府工作人员、民间组织人员、相关专家等。主要采访的居民祖籍地主要为塘口镇古宅地区。每次访谈一般在20 min以上,主要访谈对象时间一般在45 min以上。
开平地处五邑中部,总面积约1659 km2,人口约68万。而旅居海外华侨及香港、澳门、台胞,却有75万人,分布在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台同胞约26万多人。全市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约占在家人口的八成。开平现存碉楼1833座,目前对外公开的碉楼景点有自力村、三门里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加拿大村、适庐、南楼纪念公园、立园等。其中,正式营业的碉楼景区4处,包括立园、自力村、马降龙与锦江里。本文核心区域自力村位于开平市塘口镇,隶属于塘口镇强亚村委会,是碉楼群落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也是首个对外开放的且游客量最大的景区。2010年自力村游客13万人次,而马降龙村为5万人次,锦江里仅为6305人次。据村委会统计数据,全村共有51户,常住人口120人。旅游发展后,村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但主要将其作为生计补充。主要区域古宅地区是方氏家族聚居地,基本被划入“强亚”、“宅群”两大行政村,且落在自力村核心区与缓冲区内（图2）,其中强亚管区位于塘口镇中部,总住户557户,人口1785人,下辖9条自然村;宅群管区人口1400多人,下辖7条自然村。比较区域马降龙地处百合镇,居住着关、黄两姓族人,辖管10个自然村。马降龙村的最大特点是民居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村落”;锦江里地处蚬冈镇,由黄姓家族建成,村落规模较自力村更小,仅有三十余户人家。村内有三座碉楼,包括现存最高、最美,有“开平第一楼”之称的瑞石楼;三门里位于赤坎镇,尚有人口百人左右,拥有开平现存最古老的碉楼——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迎龙楼;仓东村不属于景区,位于塘口镇立园旁,由谢氏族人建造,至今已有700年历史,村内保有夫人庙、忠心社、祠堂、学校等建筑。目前人口仅50余人,建筑破败,曾出现严重的水浸情况。2011年开平碉楼景区游客量为42万人,而到2013年增长到近80万人。在遗产旅游的助推下,开平碉楼走向了旅游发展的快车道。碉楼由昔日的辉煌到其后的破败再到今天的复兴,正是遗产运动使得碉楼重回众人的视野。
作为“祖屋”的碉楼,体现着华侨对“家乡”的建构与认同。碉楼的建造看似是为了防洪、御匪等特殊需要,但大批华侨的归乡与建房也是引起匪徒关注的原因。事实上,碉楼在本质上仍为“祖屋”。一位老华侨说：“出门的人,什么东西不能忘,祖宗,祖屋,祖坟啊。(Z56)”根据《古宅月刊》的记录,大量华侨在自己或后代回乡居住几率极低的情况下,仍托亲友新建或修缮祖屋。自力村最早的碉楼龙胜楼,其主人之一方文胜一生都未曾住进碉楼[28]。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人是有祖宗有后代的人。”华侨将自己视为宗族延续中的一环,而祖屋是这种延续的重要象征。
作为一种物化的语言,碉楼被华侨与开平人赋予新的意义。曾经,装满衣料、首饰与其他西式生活用品的“金山箱”是华侨衣锦还乡的象征。建碉楼不仅是“叶落归根”的需要,也成为华侨炫耀个人成就的重要方式。碉楼将主要装饰都集中在顶部以及内部陈设的堂皇也可看出鲜明的“炫耀”意图[29]。同时,碉楼超出了个人认同范畴,逐渐成为群体认同的符号。随着碉楼一幢一幢出现在侨村,碉楼成了“侨”的载体,变作彰显华侨这一特殊群体身份的“侨物”。而碉楼数量与质量体现出的华侨多寡成为宗族与地方实力的象征。一位自力村老人说：“别看后来我们村是最穷的,可当年远远看到我们村的碉楼（图3）,就知道我们这边华侨多。(Z18)”在开平,甚至形成了“无碉楼不成村”的说法。
如今,碉楼成为历史范畴的事务,仍具有某种意义的传承性。随着时代变迁,建造者故去,居住者搬离,后代更远离乡村。开平人对碉楼的情感,维系在碉楼“祖产”的身份上。一位迁居广州的开平人如此说：“我们家的碉楼我都没进去过。不管怎样都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辛辛苦苦赚起来的。我爸说烂掉也不能给人的。(Z49)”
碉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激发了开平人的自豪感,也被认同为地方的象征。“申遗”最初提出时,开平人,尤其是离碉楼最近的居民,对“世界文化遗产”缺少认知。然而,由于政府的宣传,媒体的跟进,居民逐渐了解到遗产是一种重要的“荣誉”：“中央都有领导来,外国人都说好。(Z15)”。碉楼的“新价值”激发了当地人的自豪感。开平作为“遗产地”定名,人们认可碉楼作为地方的象征。对比其他地区,塘口镇等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及碉楼景区的地区居民对“碉楼”有着更强烈的认同。提到家乡,水口镇居民想到的是“中国水龙头生产基地”等称号及“泮村灯会”,而塘口镇居民则多立刻提起“碉楼”。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作为祖产的碉楼的认同,却未必使之了解碉楼作为遗产的价值。看碉楼甚至成为“行山”,也即祭祖活动的新构成。一位迁居市区的居民说：“我们拜山团队一起回来,顺便也看一下碉楼。(Z35)”当笔者表明对碉楼的兴趣后,不少“碉楼”后人热情带路参观,而所讲述的往往是祖辈“发家史”。如一位村民说：“反正就是好东西嘛。我伯公大把洋钱挣进来修的,肯定好啊。(Z14)”相反的逻辑却未必能成立。“祖产”是单体,而“遗产”是集合,“祖产”背后是家族传承,“遗产”背后则是华侨历史。开平居民尚未能完全适应从“祖产”到“遗产”的表述转变。在认可碉楼作为开平地方象征的同时,仍有不少人认为碉楼只是“烂楼”。不少塘口人对碉楼都有这样的评价：“都不知道碉楼有什么好看的,都是那样啊。(Z31)”一位年轻人这样解释道：“再烂也是祖屋,但世界遗产不应该是像故宫那样的吗?应该是历史很久的,很宝贵的那些。碉楼我们从小住到大,看到大,到处都有,又破破烂烂的。(Z36)”碉楼历史既不久远,又“随处可见”,居民无法将其与自己理解的“遗产”对应。
同时,成为遗产旅游景点,意味着要遵循遗产保护的原则与旅游运营的规则。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平人与作为“遗产”的碉楼的阻隔。在开平本地网站橙子网上,有人发起了关于“碉楼景区是否应对开平人免门票”的投票,有308名本地网民选择“应该。开平旅游景点属于开平特色,持开平本地身份证就应该免收门票”,仅有12名网民选择“不应该。既然是旅游景点就应该收取相应费用”。从“祖产”的定义出发,开平碉楼有着明确的地方归属。开平网民们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些景点是我们的祖先造的,我们有欣赏的权利！”“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啊,在家乡转转,还收门票,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从中可以发现,申报点与景区的设置强化了开平人对“遗产”认知的狭隘性,较高的门票价格又减少了其与所认可的“遗产”接触的欲望与机会。开平人与“遗产”碉楼的距离似乎较以前更远。有网民说：“我家住塘口,附近好多碉楼。以前读书就在立园附近,时不时就去下。那时候不用门票。现在半价都要50了,好多年都没去过了,没什么机会和它沟通。”
对“祖产”的情感又使得人们对碉楼旅游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预期与现实的差距使其对作为遗产的碉楼的认同度反而降低。一位祖籍古宅地区的开平人说：“有外地朋友问到,我只能回答不知道,没有去过,太贵,劝你们也不要去。我一向都不主张我朋友去。(Z31)”网络上较为偏激的言论是：“就是吹捧起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擦亮品牌就是浮夸吹嘘得更大。一座乡村碉楼就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真是大言不惭。”
开平最鲜明的形象“侨乡”已有模糊的趋势。随着时间流逝与华侨和当地关系的淡薄,人们逐渐淡忘“侨”背后的涵义。“侨”的实质联系减弱,抽象概念又缺乏物质性的载体。如一位老村长说：“以前你要问我怎么说开平啊,我只能说,我们这里好多华侨。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古董的,以前的家私值钱,连喂鸭子的盘子都过百万。可是有什么好看的,楼烂东西烂。(Z22)”而现在,“开平碉楼与村落”成为遗产,重新构建起“碉楼”与“华侨”之间的联系,找到了“侨”的载体,填充了“侨”的内容,所以有开平网民说：“碉楼是有文化的啊。所谓碉楼文化其实就是华人到金山的掘金之路,卖猪仔的血泪史。”
然而,此时碉楼扮演的角色是“国家地标”,其承载的国家与民族层面的意蕴被强调。2009年,一名华裔女作家写下一本以自力村及开平历史为原型的小说《金山》。腰封上的献词基本概括了成为遗产后“碉楼”主要表征的开平历史：“献给头顶肩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刻下中国人的尊严的所有同胞;献给他乡的拼死挣扎和故乡的深情守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味着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开平人的历史成为“中国人海外奋斗史”的代表,为生计奔波劳累也被提升到“民族尊严”层面。
历史的尺度由小到大,从地方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而在“遗产”的语境中,地方与家族的尺度明显被忽略。2010年,方氏家族后人,商行老板方步雄在自力村售卖以方氏家族祖先方道盛驸马故事为背景的“驸马粽”,还为其申请了专利。对此,村内的老人这样说：“不管真的假的,他们就是来看碉楼的,不管你。你今天在这里,我可以和你谈谈方氏,从方驸马说起,很多东西可以讲。现在不要说是外面来的人,像我儿子孙子辈的,听不懂也不要听。(Z22)”
而一旦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层面,就意味着必须展现历史的“正面”,这与地方的叙事方式有一定的不同。“爱国”的人物与事件被特别强调。如一位观看过粤剧《碉楼》的广州观众就说到：“碉楼凝聚了海外华侨爱国爱家的情怀和美好的希望。”而建造碉楼的炫耀性目的也被忽略,被频频提及的是“保家立业”。对这一点,当地人的感受是这样的：“过去很少讲司徒美堂,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是洪门老大啊。这几年宣传他是爱国侨领,宣传他保护孙中山先生,替革命筹款。(Z40)”宏大的叙事与当地人记忆中的祖先并不能完全对应：“华侨是替国家出了很多力,那些都是大侨领。我们家也代代有人在国外,但是我们就是赚钱养家。(Z16)”
与之相关联的则是“他乡”到“故乡”的割裂。
相比于故乡,大家对“他乡”所发生的故事关注更多。首先,对于华侨在“他乡”北美的关注尤多。开平本土的历史研究爱好者说：“现在讲华侨历史,基本是讲国外,美国、加拿大之类。卖猪仔,排华,革命,波澜壮阔,非常丰富。(Z32)”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4个：泉州、潮汕、梅州和台山。前3个侨乡的华侨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只有五邑的华侨主要分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东南亚属于中华文化圈,华侨在当地甚至是文化上的强势者。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新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西方文化圈,华侨在当地属弱势群体。压迫之下更凸显民族认同感之伟大。在这样的强调下,人们的目光主要投向北美华侨史。事实上四分之一香港人、三分之二台湾人都是五邑籍,当前看来旅港台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而这一部分历史却被忽略,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他乡”被认为是经济与文化的输出者,而“故乡”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也是为何学界对“侨乡”的研究都将目光聚焦在华侨身上,而留守开平者似乎是沉默的一族。连开平人自己都会说：“要讲就讲讲华侨,在家里的就是吃吃喝喝,有什么好讲的。(Z20)”“钱都到国外去赚,吃的穿的用的要从国外带回来,造房子的水泥钢筋也是外国货,还有,男的派头,女的时髦,都是学国外。不到外面去,也就是一样的乡巴佬。(Z39)”对“故乡”的强调往往是从华侨的视角出发,使之成为寄托乡愁的地方。因此,受到关注的也是华侨的奋斗历史与精神。
碉楼之所以成为遗产,因为其所代表的是一段特殊且“不可重复”的历史。在《金山》一书中,作者对碉楼的认识是“这些楼宇不过是一个动荡多灾颠沛流离的时代留在南中国土地上的荒诞印记。”也就是说,碉楼虽然承载了历史,却也只能是一段历史。从晚清到民国,碉楼建立到荒废,这一段历史获得空前的瞩目。开平碉楼与村落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核心原因就是“没有相同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建筑形态”。
然而,“华侨之乡”却是一个滚动发展的地方,开平更不是永远停滞在历史中的开平。如今的开平人没有了建造碉楼的需要与意愿,未来碉楼也不再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其实住起来真的不算很舒服,采光不好啊。以前是为了防贼。看看就好了,现在没有人还会造那样的房子的。(Z39)”而开平人也认为,碉楼只能代表“过去”。随着申遗的成功,政府与媒体多方的宣传,以及大量游客的涌入,开平——“碉楼之乡”的新形象已然确立。这不仅是政府与媒体对其的冠名,也影响并体现开平人对碉楼作为开平对外象征的认同。多名受访者有如此表示,一说开平,朋友们只会联想到碉楼。但这更多是在“旅游”这一语境下。橙子网上曾有过“选择开平地标”的投票,结果出乎笔者意料：仅有26%的人选择碉楼,与第一选项“半岛酒店”60%的投票率相差甚远。对于选择的原因,有人回答笔者：“碉楼是有名,但还是烂楼,不好做地标。(Z36)”“碉楼是过去的事了,不能老是说过去吧。(Z39)”而网民选择半岛酒店的原因是“有年代了,也有时代了,更有现代了”。可见,“怀旧”与认同有着特殊的关系,但并不是地方认同的所有,碉楼就无法与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标”一词联系在一起。
行政上的地理边界,与社会文化的边界未必相对应。开平人对于“五邑侨乡”与“江门市”向来抱有不同的情感与态度。“五邑”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区域。尽管如今已由江门市代管,但“五邑”地区在文化上更为团结。开平人对于开平、台山等地作为县级市由江门托管却一直抱有异议。第一,在历史文化上,江门无法挤进原本完整的五邑文化区,更不可能成为“中心”。在五邑发展的历史中,江门在开平人眼中地位较低：“江门过去不过是一条街。(Z42)”即便是现在,在海内外联通的“侨乡社会”,江门依旧缺少地位。如受访对象说：“外海以台山、四邑最为出名。江门市说出去谁知道?(Z53)”第二,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四邑人普遍认为四邑更靠近广东其他发达地区,而江门地理位置较偏,又有中山、佛山等城市包围,优势不明显。不仅未能给四邑带来经济辐射,反而一直在有意“占便宜”。访问对象中有人表达了这样的抱怨：“江门一没能力,没钱吃完新会又想吃鹤山,成日拿别人的东西说是自己的。(Z51)”
“碉乡”边界的明确进一步强化了开平人对行政地域界定的抵抗,同时给了他们抵抗的资本。“碉乡”的意蕴与“侨乡”有所不同,但仍是建立在“侨”的地域文化基础上。而在“侨”与“碉”的问题上,江门则处在尴尬的地位。“中国第一侨乡”一直被解释为“广东省江门市辖下的五邑地区”或“江门五邑”,而非“江门”。“江门碉楼”一说更难以被接受。当笔者提到“江门碉楼”时,开平人常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开平行政上是属于江门管,但碉楼绝对不是江门碉楼,就算在香港或外国只会讲是四邑（五邑）人,或是台山人,开平人,不会讲是江门人。（Z32）”这样的心态是五邑在行政上被弱化的心理反弹,而“碉楼”也给了他们对抗的砝码。至今仍有五邑人希望五邑能够成为省管县,或者合并成新的地级市。有人就曾经对笔者说：“为什么要给江门管,整天沾我们的光。江门都还不如开平有名。干脆我们合并成市,碉楼就是我们的标志。(Z53)”
相比于“华侨之乡”,“碉楼之乡”作为专属称号,使得人们心中的开平地界变得明确。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到台山视察时,将“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赠给了台山。连不少开平人都认为,在“侨乡”的语境中,台山比开平更具有代表性：“台山比开平地方大好多啊,近海,历史上是他们出去先的。（Z27）”“他们华侨更多,还有很多大侨领。(Z40)”其次,“侨乡”并非开平专属,而是整个五邑地区共享。而如今,“碉楼之乡”的称号却与开平捆绑在一起。如一位开平网友的言论：“开平、台山、恩平、新会、鹤山都是侨乡,但是‘碉楼之乡’就只有我们,他们不算……谁才是碉楼王者?我们的是世遗,当然是碉楼王者了。所以叫‘开平碉楼’,只有我们才是‘碉楼之乡’。”
“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开平新的文化资本,“碉楼”成为地方区分的界线与抬高地位的“台阶”。向多名受访对象询问对开平与台山的看法,有人如此回答：“开平是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哇。台山是什么?台山就是台山而已。(Z28)”“现在开平是世界级旅游城市,台山就是一个普通城市,拿什么盖住我们世界文化遗产这几个字啊。(Z37)”
在对五邑地区合并的假设中,“碉楼之乡”的美誉成为开平作为中心的新“砝码”。自明朝（1368-1644年）以来,开平因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4县之间,为“四不管”之地,土匪猖獗,治安混乱。加上河流多,每遇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当地民众被迫在村中修建碉楼以求自保。也就是说,开平的地理位置并不佳,“碉楼”甚至曾经是这一情况的见证。但现在,开平被认为可以作为五邑的“中心”。有开平人在网上说：“如果合并,开平做行政中心很合适啊。正好在中间,还有碉楼,可以做整个五邑的标志。”一位台山青年这样说：“台山是文化之乡,曲艺之乡,文化名人数不胜数。开平有碉楼,台山的碉楼就比开平的差吗?说起有价值的旧建筑物,说起侨乡文化内涵,开平还是比台山差了一截。(Z54)”
可以发现,比较的背后是对原本联通的“五邑”文化空间的割裂。以台山与开平之间的关系为例,老一辈移民对开平与台山等地的地域区隔感相对较弱。一位七十余岁的村民表示：“到外面都是家乡人,都讲家乡话。他们那里姓雷的和我们这里姓方的其实就是一家啊。(Z18)”雷、方、邝三姓一族,族人主要分布在开平与台山两地,而总堂设在两地相接的水口镇。随着侨乡形象逐渐模糊,年轻人对于“五邑”在地域与文化上的整体性已缺乏感知。如一些年轻受访者就表示:“台山那边真不了解,之前公司组团去两日游过。我只知道广海那里海鲜不错。别的都那样吧。（Z37）”“开平碉楼与村落”中狭窄的地域界定更加重了这一情况。各地区之所以彼此比较,是因为申遗策略的不周,引发认同上的划界,使得碉楼成为博弈的资本,而并非认同的连接点。“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成功,认可的是五邑所共享的华侨历史与文化。“五邑”作为一个文化区,拥有共有的文化景观,台山“洋楼（图4）”与碉楼有相近的渊源与属性[28]。但目前的情况是,人们忽略背后的共通性,而只认可“世界文化遗产”名义上框定的范围,连碉楼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说：“碉楼只是开平的金招牌！台山无论有几多碉楼或洋楼都没用。（Z09）”
这种边界上的明确,对开平而言是一种文化空间上的封闭,对于五邑地区来说则妨碍华侨文化的进一步发掘。“开平碉楼与村落”的遗产价值建立在五邑地区共有的华侨历史文化上,而如今更多的内涵无法进一步写入其中。“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人所熟知,反而阻碍“侨”的完整呈现与传播。申遗成功后,虽然也有人说“齐是家乡人值得兴贺”,但游客却只知“开平碉楼”。电影《八两金》讲的是金山伯返台山的故事,却在开平拍摄。《让子弹飞》中的“鹅城”在台山取景,但不少游客都到开平来寻访。
从符号象征的角度看,碉楼历来表征着开平人的地方认同。作为祖产的碉楼对开平人有着特殊意义与价值。然而,对“祖产”的认同并不代表对“遗产”表述的接受,“祖产”与“遗产”之间的距离尚未弥合。遗产保护与景区经营的规则又增加了本地人与碉楼之间的距离感。而这一距离的存在,也与“遗产”的概念与价值超出人们的理解范畴有关。
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碉楼的重新发现,延续了历史,唤醒了记忆。但由遗产运动与遗产旅游作为动力延续的历史是被割裂的历史。这种割裂是由“国”到“家”的割裂,是“他乡”到“故乡”的割裂,也是“过去”与“现在”的割裂。可以发现,地方的叙事在其中部分湮灭,且地方“记忆”也常融入外界的想象。记忆是一种认知意向,也是经验集合,呈现过去也映射现在。但记忆也随语境而变,被选择的记忆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表述[30]。遗产旅游之下的历史,甚至超越记忆而融入想象。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立名,给了开平人更明确的文化地域观念。它强化了开平人对行政边界的抗拒,激发五邑人在行政上被弱化的反弹,并给了他们博弈的砝码。然而,开平碉楼与村落过于狭窄的地域界定,使得“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化资本,碉楼成了地方区分的界线,又使得五邑不同地区间相互比较,原本联通的文化空间更为阻隔。这也使得遗产在内涵上封闭而无法写入更多内容,又妨碍了超地方认同的形成及更大空间范围内支持的获取。
在此值得引发思考的是“到底谁是开平人?”过去对地方认同或遗产地发展的讨论,往往围绕“社区”这一群体概念进行。但社区实际强调了地方的地理边界。然而,一方面,地理的边界可大可小;另一方面,华侨社会网络本身具有跨地方的特性。因此,本文的分析涉及村民、不同地域范围内的国内移民、华侨、华侨后人乃至外来但与开平建立了联系的人群。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首先,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以地理为边界界定人群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对于对外开敞的遗产旅游地,简单地以地理、血缘或户籍来区分我群与他群也显得狭隘。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游客、外来经营者等新的群体也通过不同路径产生地方认同,加入到地方社会[31,32],甚至在地方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农村地区人口的流出,仅将目光聚焦于留守村民身上,并不能正确判断一个地方的发展潜力与方向。未来的地方,将是一个多元主体汇聚的地方;未来的地方认同,将是互动与融合中的认同。
致谢：对王学基同学对本文材料补充和修改所付出辛苦工作表示感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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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认同: 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 .
地方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以人本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现代欧美人文地理学界对 地方性意义以及地方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地方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不啻是一个意义的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社会关系 与权力关系的媒介。因此，地方意义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一空间的关系、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地方认同与权力的关系 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认同四个方面对欧美人文地理学关于地方与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的述评。
Place and identity: The rethink of place of European-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地方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以人本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现代欧美人文地理学界对 地方性意义以及地方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地方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不啻是一个意义的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社会关系 与权力关系的媒介。因此，地方意义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一空间的关系、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地方认同与权力的关系 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认同四个方面对欧美人文地理学关于地方与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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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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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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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https://doi.org/10.1080/0149040920951315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contrast to the dominant multiattribute commodity view of outdoor recreation settings, wilderness users are described as hav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ties to the setting that are manifested as attachment to the site and the wilderness concept. Data from four wilderness areas show stronger place and wilderness attachme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previous visits, rural residence, a setting (as opposed to activity or group) focus, visiting alone and on weekdays, hunting in the area, and sensitivity to site impacts and horse encounters. Place attachmen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lack of nonwilderness substitutes and lower income and education. Wilderness attachment is associated with membership in wilderness and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visits to more wilderness areas, a preference for longer visits, participation in nature study, and sensitivity to sight and sound intrusions and hiker encounter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values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managing recreation user conflicts 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 wildland resour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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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https://doi.org/10.1016/S0272-4944(83)8002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orized that place-identity is a cluster of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valenced cognitions of physical settings. The substantive and valuative natures of these cognitions help to define who and of what value the individual is both to him/herself and in terms of how he/she thinks others view him/her. Three factors are seen as underlying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setting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ce-identity in the individual: the physical settings of the home, school, and neighborhood. It is in the home, school, and neighborhood settings that the child learns some of his/her most significant social roles (e.g., sex, peer-group membership, ethnic group membership). (47 ref)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12 APA,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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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 .
地方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 一。当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交叉时,"地方"则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本文结合英美地理学刊物中若干涉及"地方"研究的文章, 挖掘了地方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人文地理学诸分支提供学术支撑。本文的结论是:地方研究可支撑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的研究;支撑区域地理学地方营 销和旅游地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研究;支撑城市地理学公众参与式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支撑政治地理学的选区策略制定。因此,"地方"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 概念,其存在意义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营养,同时,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研究也可以使得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应用能力更强。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place to branches under human geography.
地方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 一。当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交叉时,"地方"则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本文结合英美地理学刊物中若干涉及"地方"研究的文章, 挖掘了地方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人文地理学诸分支提供学术支撑。本文的结论是:地方研究可支撑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的研究;支撑区域地理学地方营 销和旅游地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研究;支撑城市地理学公众参与式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支撑政治地理学的选区策略制定。因此,"地方"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 概念,其存在意义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营养,同时,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研究也可以使得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应用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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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locating identity: De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4.09.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Whatever other changes it engenders, desegregation invariably produces a re-organization of space and place, a fact whose implications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on the process has generally disregarded. The present article begins to address this gap. Drawing on research on place–identity processes, we argue that desegregation may alter not on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place. As such, it may be experienced as a form of dislocation: an event that undermines shared constructions of place and the forms of located subjectivity they sustain. In order to develop this idea, we analyse a serie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holiday-makers on a formerly white but now multiracial beach in South Africa.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how white respondents’ stories of desegregation evince an abiding concern with the loss of place, manifest in terms of an erosion of a sense of place belonging, attachment and familiarity and an undermining of the beach's capacity to act as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of the self.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ccounts for understanding personal and ideological resistance to desegregation are explored.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is proble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conjo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wor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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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祠神为纽带和标志的迁移人群的地方认同和融合: 以宁波沿海海神信仰为例 .Place identity and syncretism of migration people by folk ancestor deity belief as knot and symbol: A case study of ocean spirit faith in the coast of Ning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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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婚礼的地方认同与传统重构研究: 以粤西Z乡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852.2011.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婚礼是农村地区风俗与传统的延伸和体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婚礼传统受到了一定冲击并发生了变化；但在粤西z乡，婚礼虽也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能够保持地方传统。以存在于当地自由恋 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用数据分析、个案研究和参与式体验等方法，对z乡这种婚礼仪式进行分析，总结出乡村婚礼仪式归化于舆论及传统之下，具有强烈的 地方认同和传统重构意味；同时，它本身具有的地方性会使它继续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并传承下去。
Research of place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for current rural wedding case study of matchmaker system in freedom-love-wedding in Z village of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852.2011.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婚礼是农村地区风俗与传统的延伸和体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婚礼传统受到了一定冲击并发生了变化；但在粤西z乡，婚礼虽也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能够保持地方传统。以存在于当地自由恋 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用数据分析、个案研究和参与式体验等方法，对z乡这种婚礼仪式进行分析，总结出乡村婚礼仪式归化于舆论及传统之下，具有强烈的 地方认同和传统重构意味；同时，它本身具有的地方性会使它继续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并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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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Winter Jasmine Flower Market in Guangzhou.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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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变异与地方认同:年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春节有着不同的细节内容,而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差异使不同地方的人感受到传 统的影响,并通过地方性的认同,使春节习俗的差异性存在不断地传承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春节的细节决定了年文化的存在,尤其是决定了年文化的时代性 差异和地方性差异,同时.地方性认同,又强化了这种差异的延伸。然而,在现代传媒和通信工具的影响下,年文化不断异化和趋同。
Detail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A way for the existence of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春节有着不同的细节内容,而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差异使不同地方的人感受到传 统的影响,并通过地方性的认同,使春节习俗的差异性存在不断地传承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春节的细节决定了年文化的存在,尤其是决定了年文化的时代性 差异和地方性差异,同时.地方性认同,又强化了这种差异的延伸。然而,在现代传媒和通信工具的影响下,年文化不断异化和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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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 .Space and Pla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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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40年: 由“物”到“人”再到“整合”的轨迹 .
2012年是“世界文化遗产”概念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诞生40周年.在这40年间,相关概念与国际实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国际形势下经历了由物质化文化遗产到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扩充,并且在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努力下正朝向一种“整合”的视角与方法迈进.
The 40 year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ing" to "human" to "integration".
2012年是“世界文化遗产”概念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诞生40周年.在这40年间,相关概念与国际实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国际形势下经历了由物质化文化遗产到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扩充,并且在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努力下正朝向一种“整合”的视角与方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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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自1987年中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 遗产”从一个陌生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时尚词汇。最近几年民族地区“申遗”热成为“申遗”中的新现象，对于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的关系是紧 密而复杂的，既有正向促进的关系，也有负面影响的关系。所以本论文基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以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为切入口，把这些问题的 原因和意义，放在更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去进行分析和阐释。<br> 从“世界遗产”宏观目的和初衷意义的提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文本关于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和申报要求，都对“全人类”的共...
The world herita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regions.
自1987年中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 遗产”从一个陌生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时尚词汇。最近几年民族地区“申遗”热成为“申遗”中的新现象，对于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的关系是紧 密而复杂的，既有正向促进的关系，也有负面影响的关系。所以本论文基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以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为切入口，把这些问题的 原因和意义，放在更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去进行分析和阐释。<br> 从“世界遗产”宏观目的和初衷意义的提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文本关于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和申报要求，都对“全人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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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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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 in the mauritian villages of chamarel and Le Morne. Journal of https://doi.org/10.1080/030570705001094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island of Mauritius, situated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Ocean reg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outhern Africa.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its population, known locally as Creoles,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frican and Malagasy slaves who were forcibly relocated by European colonisers over a period of 300 yea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Creoles living in two village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island, focusing on the juncture between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Creole identity and the state's desire to encourage heritage tourism on the island.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efforts to emphasise the black, slave aspects of Creole identity and history risk the suppression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hybridity in Mauritian society. Currently, the dominant classes on the island are keen to articulate a homogeneous identity and history for Creoles as a means to obtaining a space of value and power in a society in which ethnicity is highly politicised. Some see this as a means to achiev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Heritage preservation, narrowly conceived, may actually undermine nation-building processes and essentialise Creole identity and history, however, unless the diversity of Creole experience is represented in a broad-based approach to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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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hapter four emerging and interrelated politic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heritage tourism are examined. The first section looks at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pre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heritage tourism. The second section details the growing number of claimants 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t heritage sites, while the third discusses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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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Remembering Bruce and Wallace in symbolic space. https://doi.org/10.1068/d15017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different and competing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symbolic places, and the events and figures they commemorate, are woven into national memories. By exploring the semiotic, commercial, expert, narrative, and bodily practices of remembrance that centre upon Bannockburn and the Wallace Monument, in Stirling, Scotland, I highlight the complex ways in which forms of remembrance are currently proliferating and fragmenting. I then move on to discuss how the common themes in these shifting politics of social remembering have been echoed in popular responses to the Hollywood film Braveheart, which celebrates Wallace. I conclude by looking at how these practices of remembrance indicate the contemporary unstable and contested cond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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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遗产:现代遗产学的人类学视野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3571.2013.05.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当下的"遗产运动"已经成 为世界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既轰轰烈烈,又成绩斐然,在"申遗"方面尤为显著。然而,遗产运动也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弊病,究其原 因,其中之一是操作性"申遗"目标有时忽视了遗产的历史性生成逻辑和表述形式。任何遗产都有其自己的存在理由、存留方式和存续范畴,笔者就此提出"家园遗 产"的概念以强调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特性,凸显遗产的原生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等重要性。
Homestead heritage: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modern heritag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3571.2013.05.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当下的"遗产运动"已经成 为世界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既轰轰烈烈,又成绩斐然,在"申遗"方面尤为显著。然而,遗产运动也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弊病,究其原 因,其中之一是操作性"申遗"目标有时忽视了遗产的历史性生成逻辑和表述形式。任何遗产都有其自己的存在理由、存留方式和存续范畴,笔者就此提出"家园遗 产"的概念以强调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特性,凸显遗产的原生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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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
Drawing on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this book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opular cultural tourism; alternative and ethnic tourism; working-class heritage and culture. Its main focus is on the role that cultural tourism plays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mpacts of glob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ulture, traditions and identity, especially for regional, ethnic and minority groups. Th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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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a world heritage city: Stakeholders in the dialectic of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02201439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research undertaken in Qu茅bec city focusing on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discussion opens with a review of the term heritage, now identified as an 'industry', but also a problematic notion located in the dialectic of 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 An 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c quarter, a World Heritage Site,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 critique of th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and identities used by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local residents and visitor groups. These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what is a contested 'national' heritage site, are manifeste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of New France and separatist Québec and the benign but nonetheless federal presence represented by Parks Canada, the National Battlefield and National Defence Commissions, which together control and interpret the key heritage sites. In giving a voice to the local, the paper articulates the concerns of a declining but increasingly vocal resident group, reflecting the gentrification and 'tourist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 district and the realities of living in aWorld Heritage City,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city to a greater francophonie, and the promotion of an urban tourism destination to a wider Canada an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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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ation on local commun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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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外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动态及趋势: 基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与《Tourism Management》相关文章的述评 .
文化遗产旅游是国外旅游研究的 热点领域之一。为了掌握国外近十年的研究动态与趋势,本文通过检索2001—2010年期间国际公认的两大旅游研究权威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与《Tourism Management》上发表的文化遗产旅游的相关文献,分别从文化遗产旅游者研究、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文化遗产旅游 解说与原真性研究四方面进行了分类与述评,发现国外近十年来主要集中于原真性与旅游者研究,普遍采用案例研究与模型构建,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多学科渗透与融合趋势明显;认为未来的工作应在坚持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融合绿色理念与低碳发展观,注重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并加强对濒危文 化遗产的研究。
Research trends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broad in the last decade: A review of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文化遗产旅游是国外旅游研究的 热点领域之一。为了掌握国外近十年的研究动态与趋势,本文通过检索2001—2010年期间国际公认的两大旅游研究权威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与《Tourism Management》上发表的文化遗产旅游的相关文献,分别从文化遗产旅游者研究、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文化遗产旅游 解说与原真性研究四方面进行了分类与述评,发现国外近十年来主要集中于原真性与旅游者研究,普遍采用案例研究与模型构建,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多学科渗透与融合趋势明显;认为未来的工作应在坚持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融合绿色理念与低碳发展观,注重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并加强对濒危文 化遗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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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 基于侨乡文化的分析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2728.2008.02.0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以"炫耀性消费"为视角,研究侨乡中的消费行为如何受到侨乡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进而形成具有闽浙地方特色的侨乡消费文化,并对"炫耀性消费"的利弊进行理性思考。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cultur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2728.2008.02.0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以"炫耀性消费"为视角,研究侨乡中的消费行为如何受到侨乡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进而形成具有闽浙地方特色的侨乡消费文化,并对"炫耀性消费"的利弊进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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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以广州味道云南食府为例 .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situational theme restaurant staff's sense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the taste-Yunnan restaurant in Guangzhou.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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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 以阳朔西街为例 .
外来经营者对旅游社区的依恋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现象，尚未引起学界 的关注。文章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探索性地提出"经济依赖"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据此归纳了"生活方式主导型"、"商业联结主导型"、"利益驱动型" 和"厌倦地方型"四种分类谱系，并通过对阳朔西街外来经营者的深入调研，运用质性方法剖析了其地方依恋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及影响诸方面的特征表现。研究 发现：外来经营者对阳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性依恋，并非简单的功利关系；地方依恋的变化与西街商业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性依赖与情感性认同既可以相 互促进，也可能互相抑制；较高的地方依恋对外来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提高经营者对旅游地的依恋程度，有利于地方资源的可持续规划管理。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ocal owners' place attachment in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west Yangshuo street.
外来经营者对旅游社区的依恋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现象，尚未引起学界 的关注。文章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探索性地提出"经济依赖"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据此归纳了"生活方式主导型"、"商业联结主导型"、"利益驱动型" 和"厌倦地方型"四种分类谱系，并通过对阳朔西街外来经营者的深入调研，运用质性方法剖析了其地方依恋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及影响诸方面的特征表现。研究 发现：外来经营者对阳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性依恋，并非简单的功利关系；地方依恋的变化与西街商业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性依赖与情感性认同既可以相 互促进，也可能互相抑制；较高的地方依恋对外来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提高经营者对旅游地的依恋程度，有利于地方资源的可持续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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