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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Vol. 34 Issue (6): 1005-1014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杜德斌1,2, 马亚华2,3
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3.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5
马亚华(1969- ),男,安徽淮北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杜德斌(1963- ),男,湖北宜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地理和创新战略问题研究。

摘要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地缘大战略; 中国崛起; 欧亚大陆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grand geo-strategy of China's rise
Debin DU1,2, Yahua MA2,3
1.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6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rise of China has le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into a particular stage. With the economic interests spreading to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and facing a tighter external constraint, China has to make a geo-strategic breakthrough urgently. As the structural defect remains in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China, its global strategy should be firstly deployed in Eurasia, which has bee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political arena. As the first attempt that China has made to reshape Eurasia in the new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pointed out a geographic direction for China's glob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wo "Silk Roads" run through the rimland of southern Eurasia and the heartland of central Eurasia, connecting almost total strategic pivots in this continent from east to west spatially. It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will endow China with the ability to crea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urasia, greatly improve China's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expand its interests borderland.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 time dimen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strategic meaning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predicts the four possible geo-strategic risks in its enforcement and summarizes its five geographic pivots. Based on these, the authors try to sketch the contour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geo-strategy.

Keyword: One Belt and One Road; grand geo-strategy; rise of China; Eurasia
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这一战略纳入全年工作任务,由此“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B&R)战略正式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1]。同时,作为中国梦的具体化和中国地缘大战略的雏形,“一带一路”战略为当代中国指明了发展方向,规划了中国未来30年全球战略资源的配置格局。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任何大国都要因应对内外挑战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国家大战略是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的统筹规划和部署。大战略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一体两面,对内表现为发展战略,对外表现为安全战略[2]。就其本质和内涵而言,大战略就是国家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参与竞争、维持生存的地缘战略,因此又可称其为国家地缘大战略(grand geo-strategy)。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过程[3]。这一过程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不断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商业利益已全球化,对外贸易影响无远弗届,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利益边疆已拓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利益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与和平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外部崛起战略——地缘大战略,以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规划和部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波澜壮阔,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必然并且已经在重塑国际权力结构、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也因此使中国遭遇外部力量的持续阻挠和遏制[4]。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大国的命运最终不外乎有两种:一是打破围堵并完成崛起,二是被霸权国家扼杀在崛起的摇篮中[5]。打破外部围堵,既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公平正义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从地理学角度对这一战略的地缘内涵及其面临的地缘风险和关键区域进行诠释和分析,将有助于深刻认识这一战略的伟大意义,从而准确把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

2 “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

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包括政治过程在内的所有过程都必须落实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国家战略必须拥有明确的空间指向。“一带一路”在空间走向上与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和中国西行远洋航线基本重合,分别从欧亚大陆北面的大陆核心地带(heartland)和南面的大陆边缘地带(rimland)从东向西贯穿了这块大陆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略枢纽区,并把世界经济地图中三大经济板块(西欧、北美和东亚)的两块(西欧和东亚)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沿“一带一路”配置战略资源,中国将能够通过“以纲带目”引导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向,从而在全球层面塑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为21世纪中国全球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

2.1 “一带一路”确立了中国参与世界政治的首要场所

大国是国际地缘战略格局的塑造者,而只有广袤的陆地才能孵育出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文明,这决定了只有欧亚大陆才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6]。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它们的兴起和衰亡都以欧亚大陆为舞台。当今,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财富总量的60%和化石能源的75%,拥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北美、欧盟、东亚)中的两个(欧盟和东亚),分布着中、俄、欧、日四大权力中心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强国,宗教和文明形态更是异常复杂,各大国地缘利益以及各种信仰体系在此猛烈碰撞,形成激烈竞争的复杂局面。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Mackinder)就曾说过:“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7]。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Spykman)修改了麦金德的理论,认为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不是欧亚大陆的中心而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8]。两者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均是强调欧亚大陆的重要性,这正如美国当代战略家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所言,谁牢牢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主导全球[9]。因此,无论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变,全球战略资源集中于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都不会变,参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博弈将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复兴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考验。

2.2 “一带一路”反映了当前中国战略利益的空间分布

尽管中国在世界具有影响力,但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战略诉求和辐射范围仍然以欧亚大陆(东部)及其周边的亚太区域为主。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利益主要来自这里,这里分布着中国大多数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从综合贸易指标看,2013年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七个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只有第二大的美国、第八大的澳大利亚和第十大的巴西远离欧亚大陆。而从单项指标看,在2014年中国十大外资来源地、十大进口原油供应国、十大技术来源地和十大对外投资目的地中,每一项均有六至八个分布在欧亚大陆或欧亚大陆周边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中国与其经贸合作具备坚实基础且发展迅速,使其天然地成为中国全球资源供给体系的最佳目标区和重要组成部分。从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看,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产业发展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这为中国在转型发展背景下通过经济输出发展贸易提供了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的安全利益也主要分布在这里。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① 这里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安全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领土领海争端和边界冲突。② 这里是中国抗御海权势力入侵的有效防护地带。朝鲜半岛、琉球群岛、马来群岛、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以及中亚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国与世界主要势力中心的战略缓冲区。③ 欧亚大陆周边海域分布着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有90%的货物贸易运输量需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其中包括原油进口的93%、粮食进口的92%和传统商品出口的84%[10]。中国海上运输体系严重依赖四条远洋航线和众多海上战略通道,其中通往中东、非洲和西欧的货物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通往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货物运输严重依赖巴士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通往北美和拉美的货物运输严重依赖巴拿马运河等。

2.3 “一带一路”凸显了中国战略影响的空间局限

根据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利益(rights)由权力(power)界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权力金字塔中的地位和该国的权利半径,取决于该国所掌握战略资源、能力和手段的多寡[11]。中国要准确制定国家大战略,包括正确评估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内容和战略手段,就必须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身份进行准确认知和判断。一方面,中国的大国地位正逐渐得到各国的认可。无论是传统权力政治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还是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提“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中国责任论”,或是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中国世纪论”[12],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中国还只是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尽管财富的积累必然带来军事实力的增强,但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转变毕竟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英国学者布尔(Bull)以独特的视角对大国三要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13]。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应是“具备了某些世界大国特征的地区性大国”。美国学者谢淑丽(Shirk)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fragile superpower)”[14]。显然,作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战略辐射目前只能集中在欧亚大陆,对区域战略态势的引导和掌控能力也主要局限于中国周边地区。

3 “一带一路”潜在的地缘风险

风险和收益从来就是一对双胞胎,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由于“一带一路”穿越诸多地理位置重要、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大国争夺激烈的战略枢纽区,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可能遭遇众多地缘风险和挑战。

3.1 可能会遭遇美国的战略反制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当新兴大国崛起时,霸权国家通常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其进行围堵,从而诱发国际冲突和国际局势动荡,这便是“大国政治的悲剧”[15]。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防范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指导原则。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俄罗斯重现苏联时代的辉煌已基本不可能,从资源、人口等指标看,中国才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力量。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实施“接触加遏制(congagement)”的外交政策,试图在限制中国发展的同时,让中国在全球重大安全问题上提供合作[16]。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近年美国对华战略冒险意愿明显增强,其战略工具组合正迅速朝着以军事“硬遏制(hard containment)”为主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国已在中国周边的东、南、西三个方向上建立了几十个基地,驻扎着十多万军事人员,有学者认为中国已陷入美国的“C形包围圈”[17]。未来美国还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围堵,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中国已不太可能仅仅依靠常规手段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持对美战略平衡。

对大国而言,所有的经济议题都具有战略含义[18]。中国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即使采取经济手段,也会强化在沿线地区的战略存在,挑战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既得利益,打乱美国的全球部署,因此势必会遭到其阻挠和反制。最近几年,美国战略界提出了“印太区域(Indo-Pacific region)”的概念,愈来愈重视亚太战略与南亚战略的协调,并逐步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作为统一战略区进行规划[19]。显然,美国的这一战略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吸取了中东战争的教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对外战略开始倚重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手段[20]。在这一大背景下,未来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军事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同时还会利用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或误解,在欧亚大陆东南边缘地带(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以及南部边缘(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煽动反华情绪,给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制造困难。在南海地区,其主要手段可能有:加大对越南和菲律宾的政治与军事支持,进一步激化两国与中国的海上矛盾;同时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牵制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在北印度洋地区,其主要手段可能有:更深地介入缅甸内部事务,通过支持当地“民主化进程”制造混乱,阻断中国从西南进入印度洋的便捷通道;通过军售和军演拉拢印度,对中国在北印度洋的利益施加压力;诱导和拉拢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提高中国资本进入当地的门槛;以反恐为理由对巴基斯坦施压,或利用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当地制造混乱,扰乱“中巴经济走廊”计划。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中亚,而这与美国的中亚战略也是存在冲突。2011年7月,美国着手建立以阿富汗为枢纽,将中亚、南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其“商品北上”和“能源南下”的“新丝绸之路愿景”[21]。“新丝绸之路愿景”虽然是为了保障阿富汗过渡之后的稳定和发展而制定的,但对美国来说,同时具有大中亚地区战略的地位和意义。“新丝绸之路愿景”的推进和实施也将塑造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态,未来可能给中国制造三个麻烦:一是通过反恐战争和颜色革命等手法在当地制造混乱,让这些国家无暇开展对华经济合作;二是利用民族宗教和历史问题煽动当地人民对中国的恐惧;三是利用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倾向,瓦解中俄两国在中亚的战略默契。

3.2 来自周边区域大国的战略制衡

日本和印度均是具有一定行为能力的区域性大国,在亚洲与中国有着类似的结构位置和重叠的战略空间,因此都有限制中国行动的战略意愿。两国对欧亚内陆的影响都有限,但分别扼守着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门户,拥有威胁中国海上通道的先天禀赋,因此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成挑战,尤其是两国不断强化对美海上安全合作和全方位战略合作。

日本海上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保障周边海上权益和远洋通道安全。冷战结束后,为应对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以1995年台海危机为契机,日本对海上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逐渐由被动的专守防卫转向积极的远洋进攻,其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范围随即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22]。未来,日本对中国的海上威胁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美日同盟体系内,利用琉球群岛、下地岛、冲之鸟等岛礁建立西太平洋情报网和反潜网,包括在大隅海峡和宫古海峡布设水下监听设施等,对中国进出太平洋的船只进行监控、防范和封堵;二是以保护西南航线为借口,向印度洋方向延伸海上防护范围,并借机染指马六甲,从而威胁中国南行和西行航线的运输安全。其中,后者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成直接挑战。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是,未来日本有可能应东南亚个别国家的“邀请”,介入南海事务,从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区牵制中国。

在印度洋地区最大的挑战来自印度。印度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在印度洋的主导权,尤其是控制从非洲东海岸到马来半岛之间的北印度洋海域。长期以来印度视中国为其主导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事务的主要障碍,为获取相对于中国的海上优势,印度提出了所谓的“一点两环”海上扩张思路:以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为支点,采用军事手段扼守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要道;在环阿拉伯海地区和环孟加拉湾地区,通过经济合作将战略影响辐射到沿岸所有国家[23]。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印度一方面扩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军基地,加强其在东北印度洋海域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令海军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在南海与日本和越南等国进行战略对接,从而为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等通道或咽喉带来更多安全压力。预计,未来印度经济前景将更加看好,印巴战略失衡更加明显,一个缺少巴基斯坦制衡、民族主义逐渐觉醒、更加自信的印度将会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路建设带来不少干扰。

3.3 沿线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羁绊

从地理上看,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与民族宗教矛盾复杂、热点问题众多的“世界动荡之弧”有着较高的空间吻合性。在冷战期间,由于美苏战略均势相对稳定,这些地区矛盾总体上处于潜伏和休眠状态;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蓄意渲染和推波助澜下,许多矛盾被唤醒并开始集中爆发,使原本不安的地区政治局势更加趋于动荡,从而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诸多风险。具体而言,沿海上丝绸之路方向,在缅甸有克钦族、果敢族与主体民族缅族的矛盾,在斯里兰卡有泰米尔人与主体民族僧伽罗人的矛盾,在巴基斯坦有信德人、俾路支人与主体民族旁遮普人的矛盾,已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在当地的一些项目造成干扰。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曾被克钦族反对,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曾被俾路支人质疑。而在陆上丝绸之路方向上,中亚的民族宗教问题更为复杂,特别是民族跨界现象较为普遍,民族与宗教问题常常纠缠在一起。这些矛盾也已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与当地国家的经济合作。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因担心会加剧南部的分裂倾向,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建议。可以预计,未来中国规划的任何跨界工程,包括铁路、水坝、油气管线等,都可能因民族宗教问题而无法顺利推进。

3.4 沿线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解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国际交往中时常会出现一方对另一方战略意图误解(misconception)、误读(misunderstanding)和误判(misjudgment)的情形,即一国的善意行为在别国眼里可能反而成了恶意的威胁[24]。而国际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误解常常与曲解(distortion,misinterpretation,perversion)相伴而行。在亚洲,周边小国已适应原有的地缘战略环境,中国的崛起可能对部分小国的战略预期产生影响,从而使这些小国出于安全本能对中国持抵触和戒备态度。应当注意的是,小国的这种关切和忧虑很可能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从而为其施展“巧实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海上丝绸之路方向上,缅甸于2011年9月暂停密松水电站项目,2014年7月搁置两国铁路项目;斯里兰卡于2015年3月暂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都是这一逻辑作用的结果。而在陆上丝绸之路方向上,由于历史原因,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对中国抱有较重的戒备心,未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倡议未必能得到两国的积极回应。

4 “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世界政治空间具有高度异质性,个别区域处于各地缘板块的重心或衔接处,决定着地区国际关系的秩序及其演化方向,并在区域或全球地缘政治中发挥着地缘支点(pivot)的作用。“一带一路”绵延数千公里,如果没有少数地理枢轴执行空间上的承启、链接和辐射功能,其有效运作将不可想象。要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战略支点,该区域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较高的地缘战略价值,其战略态势能对中国经济或安全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二是中国有足够的战略手段对该地施加影响,从而能够保证战略利益的安全。前者体现必要性,后者关乎可行性。综合考虑这两大条件,下列区域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

4.1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基点——南海及周边区域

南海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战略枢轴区。南海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控制了南沙群岛,等于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广东到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欧洲的大多数海上通道。可以说,陆缘国要争海权,南海是必由之路;海缘国要夺陆权,南海是战略基点。对于中国来说,南海不仅是中国南行航线和西行航线进出本土的门户,而且是中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的支配地位,可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由于距离大陆较近,南海大致处在中国军事力量的覆盖范围之内[25]。如果中国在南沙布局一定数量的海空军联合基地,在联合海南岛和西沙的基地后,就基本可以形成一张有效的海上军事控制网络,在平时用于海上航运、资源开发和渔业生产等民事活动的安全保障,在战时则用来平息海权争端或进入印度洋执行战略威慑任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海的水深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最适宜中国布局核潜艇的海域,以至于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卡普兰(Kaplan)把南海称为中国的“鄂霍次克海”[26]。如此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在传统安全框架中举足轻重,区域内外势力的安全利益交会于此势必使争夺控制权的竞争加剧。可以说,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东南亚并扼住了中国的咽喉,从而控制了整个东亚;而谁控制了东亚,谁就将控制未来世界。

4.2 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部之锚——缅甸

缅甸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站。该国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可为中国提供众多贸易和投资机会,而且还可作为中国西南诸省进入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以及中国在北印度洋地区施加战略影响的重要立足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于2015年1月提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版(Pivot 2.0)的政策建议,其中关于东南亚布局方面,提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缅甸[27],由此可见缅甸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尽管中缅关系在吴登盛当选缅甸总统后出现了一些曲折,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在缅甸拥有其他大国不可比拟的地缘战略优势,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安全上缅甸的地缘战略选择空间都非常有限。未来,中国应抓住缅甸渴望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缅甸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在水利开发和铁路建设上;强化两国包括铁路、公路、电网在内的交通设施的对接与联网;在缅甸沿海城市设立中国工业园区,鼓励缅甸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利用文化亲缘性,鼓励两国开展各种人文交流。

4.3 海上丝绸之路的西部之锚——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本身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欧亚大陆上少有的陆上“十字路口”,也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大势力交汇处。对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有着特殊价值:与其保持友好关系既有助于中国保护海上油路安全,也使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开辟通往印度洋的第二陆上通道成为可能;为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参与21世纪“大博弈”提供立足点,尤其是瓜达尔港;由于印巴之间历史宿怨未解,与其战略合作将有助于强化对印度的制衡,缓解中国西南方向上承受的安全压力;作为人口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国家,可成为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沟通的桥梁。未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思路应当是:通过援建帮助巴基斯坦实现国家发展,引导其把更多资源用于民生领域,适度限制国防开支,防止沦为失败国家。就具体政策而言,应鼓励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尝试对其某些产品单方面开放市场;在卡拉奇等地设立中国工业园区,鼓励制造型企业对巴投资;对中巴铁路(赫韦利扬—喀什)和伊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输油管进行可行性研究,在技术可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尽量给予落实;援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巩固两国民间友好感情。

4.4 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咽喉——中亚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仅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且是连接中东、东亚、南亚、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和欧洲的陆上桥梁,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战略缓冲区的功能。在中东混乱不息、第一欧亚大陆桥完全被俄罗斯掌控的条件下,中亚成为中国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必经之地,也因此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商业咽喉。在较长时期内,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思路应当是:保持战略耐心,通过经贸合作培育双边战略互信,利用高渗透性的经济手段逐步提高在本地区的战略存在。在短期,向中亚各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合资建设工厂与矿山;援建部分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提高国家亲和力;利用中国对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影响力,帮助中亚国家寻找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鼓励双边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交流,利用新疆的窗口作用,帮助中亚人民树立正确的中国观。中国的中亚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占据中亚五国的68%,但该国对中国始终保持较高戒心,在民族心理上较为倾向和依赖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虽然面积不大、经济落后、地形恶劣,但其为中亚唯一非突厥语国家,与中国历史结怨较少。据《大唐西域记全译》记述,传说其祖先为太阳神与汉族姑娘结合而生[28],对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较高的认同度,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最为顺利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国内,塔吉克族与汉族的通婚率为6.11%,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的0.62%、哈萨克族的0.21%、柯尔克孜族的1.05%及乌兹别克族的1.84%,接近藏族的6.49%和朝鲜族的7.59%,这表明塔吉克斯坦与汉族的民族关系是较好的[29]

4.5 陆上丝绸之路的桥梁——俄罗斯

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是中国,桥梁是中亚和俄罗斯,落脚点是欧洲,延长线是北非。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带动中俄两国在原油和天然气、输油管道、合资炼油厂、交通等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大项目合作,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为俄罗斯的资源和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出路。“一带一路”将为中俄实现2020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提供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两国在共同应对西方威胁上存在利益交叉,与俄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获取资源、扩大市场,而且还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大三角)的基本稳定、对抗美国战略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30]。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俄都将是中国在战略上可以借重的为数不多的力量之一。但应看到,中俄两国同是这块大陆上最重要的陆权中心,中国任何整合欧亚大陆的战略尝试都必然会遭遇俄罗斯发自本能的怀疑、消极应对甚至抵制。今后中国对俄战略思路应当是:利用俄罗斯被西方孤立和油价下跌造成的困境,争取其在更深程度上对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并就联合应对美国战略压力等议题进行深度沟通,争取就欧亚大陆安全合作问题达成某种默契,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更多的支持。

5 结论与讨论

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永远被塞进狭小的空间内。欧亚大陆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集中来源地,为中国21世纪地缘战略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结晶和时代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一带一路”战略向世人宣告了中国崛起的到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必将进一步优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营造广阔的战略空间。

社会需求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发育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支撑。在当前背景下,地理学者应思考如何把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转化为推动学科发展的机遇。现代地理学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伴随着西方各国的海外探险与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地理学家在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指导下,得到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受需求制约,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区域基本局限在中国边界以内,特别是近20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必将为中国地理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带来新的机遇。首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基于对沿线国家自然和人文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认知,地理学无疑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其次,“一带一路”中诸多项目的规划、论证和建设,也需要地理学家的广泛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区域的拓展,会带来地理科学素材和地理科学知识的增加,进而推动地理学科的理论发展。因此,中国地理学家需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和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同时要积极主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需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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