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娇
, 何凡能, 刘浩龙
LI Meijiao, HE Fanneng, LIU Haolo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6-11
修回日期: 2016-10-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2-23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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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美娇（1989- ）,女,山西武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研究。E-mail:limeijiao07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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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利用北宋中期垦田数据及宋代人口粮食需求量、粮食亩产量等史料,考察了北宋中期南北方的垦田隐匿特点、北宋户均垦田数的合理范围及西南五路的户均基本垦田需求,并据此对北宋中期路域耕地面积进行了再估算。主要结论：北宋垦田隐匿比例不具有北高南低的区域分异特征;北宋户均垦田数的合理范围为20~100亩;西南五路的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约为20~30亩;北宋中期境内耕地面积约为731.9×106今亩,土地垦殖率为16.9%,其中,北方耕地面积约占29.7%,南方约占70.3%;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两湖平原和成都平原等是北宋耕地的主要分布区,而西南地区垦殖率较低。合理订正北宋中期路域耕地面积,对重建中国过去千年LUCC数据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Cropland Taxes",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Per Labor Cropland Area", "Per Capita Grain Demand" and "Grain Output Per Mu" data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re-estimates cropland area of each Lu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analyzing some facto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cluding land-use practices and tax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Effected by the land-use practices and taxation system, the cropland hidden proble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very serious, and each Lu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ut it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2.03 of the north and 1.93 of the south). (2) Per household cropland area ranges from 20 to 100 Song-mu (area uni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 Song-mu=584.0 m2)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owever, per household cropland area in some Lus of the Southwest is lower, including Zizhou, Lizhou, Kuizhou, Guangnandong and Guangnanxi Lus. The basic cropland area demand of each household in Zizhou, Lizhou and Guangnandong Lus is 20 Song-mu; while that in Kuizhou and Guangnanxi Lus is 30 Song-mu. The re-estimation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in Zizhou, Lizhou, Guangnandong, Kuizhou and Guangnanxi Lus are 9.56×106, 7.45×106, 7.63×106, 11.59×106 and 7.15×106 Song-mu, respectively. (3) The cropland area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about 731.9×106 mu (Chinese area unit, 1 mu = 666.7 m2), accounting for 29.7% of the north and 70.3% of the south. The territory land reclamation rat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re 16.9%, 19.0% and 16.1% respectively, and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is 8.4 mu. (4) The cropland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Yangtze River Plain, the Guanzhong Plain, the plains of Hunan and Hubei, and the Sichuan Basin. The land reclamation rate of some Lus is more than 35%, while that of the Southwest China (except the Chengdu Plain) is less than 6%.
Keywords：
随着历史时期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建过去长时间序列的LUCC数据集,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6]。中国学者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对全国及区域历史时期LUCC重建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均已取得长足进展[7-13]。但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多数集中在过去300年,而对过去千年时段的研究还较为鲜见。
目前,虽然国际上已有两个超千年时段的全球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含盖中国区域,即由荷兰公众健康与环境研究所Goldewijk等[2,5]建立的“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简称HYDE数据集）,其中HYDE 3.1时间跨度扩展为10000BC-AD2000;以及Pongratz等[3]基于Ramankutty等[1]建立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简称SAGE数据集）中1700年土地覆被空间格局,建立的“全球农牧空间数据集”（简称PJ数据集）,其时间跨度为AD800-AD1700年。然而,诚如SAGE所声明的那样：其数据只适用于全球尺度,不能作为区域研究的依据[1]。中国学者对上述两个全球数据集中有关中国区域重建结果的可靠性评估表明：耕地重建结果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历史时期耕地面积变化的时空特征[14-16]。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更加合理地再现中国过去千年LUCC过程,是国内学者正致力研究的方向之一。
北宋是中国千年时段的肇始年代,合理订正该时期的耕地数量,对重建中国过去千年LUCC数据集有着重要意义。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北宋中期,这主要是因为：《文献通考》中留存着一套北宋中期各路（1府18路）的垦田资料,学者们以此为依据,进行研究和订正。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工作有：华山[17]利用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后清丈出的北方五路（开封府、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和陕西路）的垦田数与册载垦田数的比值,作为垦田隐匿比例,对北宋中期全国“田亩数字”进行订正,并指出北方地区“隐田漏税”现象可能较南方地区严重,虽对订正结果进行了必要调整,但未给出相应的比例。漆侠利用与华山类似的方法,订正了该时期全国“田亩数字”[18],但并未对南北方地区做差异化处理。韩茂莉等[19,20]在漆侠方法的基础上,对各路垦田数进行了订正。韩茂莉给出了各路的土地垦殖率[19];何凡能等在路域订正结果的基础上,网格化重建了北宋中期耕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以人均耕地面积为指标,对各路订正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指出部分路别耕地面积存在明显偏低现象[20],但未对此给予进一步的订正。
上述研究无疑为合理重建北宋中期耕地面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但依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诸如,南北方隐田比例是否不同?如果不同,应各是多少?从人均垦田数看,部分路别垦田数量明显异常,这是否符合史实?如果不符,应如何再行订正?鉴于此,本文希冀就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订正北宋中期各路域的耕地面积。
《文献通考》卷4[21]记载的北宋中期垦田资料①(①《文献通考》中垦田数字转录自北宋毕衍坤完成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 的《中书备对》。何凡能等根据路级政区建置沿革,认为该垦田数字当是熙宁年间至元丰初年（1068-1078 年） 的数据。),是现存唯一较完整的北宋路域垦田数据,也是现今学者定量重建北宋中期路域耕地面积的重要依据（表1）②(② 文中耕地面积单位除特别注明外,“亩”均指“宋亩”,现代亩均以“今亩”表示,下同。宋亩转换为今亩的系数为0.876。)。然而与其他历史“田亩数字”一样,这只是一种“税亩”,而不是真实的耕地数据[23,24]。北宋因受“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制度的影响,“隐田漏税”现象非常严重[25]。正如史籍所载：“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26];虽可“计其租赋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21]。
因此,学者在订正这组数据时,主要是利用熙宁五年（1072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后清丈所得的北方五路（图1）,包括开封府、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和陕西路的垦田数与册载垦田数的比值,作为北宋垦田隐匿的比例,对《文献通考》中记录的垦田数据进行订正,其比值约为2.03③(③ 不同学者计算的比值略有差异：华山利用北方五路垦田清丈结果与册载垦田数据确定的垦田隐匿比例为1.94,但其所用的北方五路册载垦田数据合计数为1.28亿亩,与实际的1.22亿亩略有出入;漆侠利用垦田清丈结果与册载民田数据确定的垦田隐匿比例为2.08;何凡能等与华山的方法相同,垦田隐匿比例为2.03。)。
那么,问题是南北方垦田隐匿比例是否一致?华山认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的隐田漏税现象相对严重,垦田隐匿比例应大于南方地区,主要是依据北方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大于纳税地面积占全国纳税地总面积的比例这一现象,而做出的推断,但并未给出具体史料的佐证[17]。
由于史料阙如,南方地区要直接依据方田清丈结果给出垦田隐匿比例,目前还尚有困难,但从南宋时期的土地清丈资料中或可窥知一二。据记载,南宋政府为了“均平赋税”,曾进行过多次土地清丈工作,如绍兴十二年（1142年）,朝廷委派时任两浙转运副使的李椿年推行经界法,对各类垦田进行打量画图,制作砧基簿,并按图对田产进行核实[24];绍兴十四年（1144年）,王鈇接替李椿年官职,则采用由民户自行申报田产状况的“结甲自实”的经界方法;绍兴十七年（1147年）,李椿年复官后,重新实施“打量画图、置造砧基簿”的经界措施;至绍兴十九年（1149年）,土地经界废止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已实施经界[27]。其后,朝廷又进行过多次经界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和端平（1234-1236年）年间。如《宋史》载,淳熙八年（1181年）“五月壬午,诏诸路转运司趣民间补葺经界簿籍”;淳熙十四年（1187年）“五月已酉,遣官措置汀州经界”等[28],旨在通过修葺砧基簿等经界簿籍来加强税收工作。
虽然南宋时期“措置经界”的结果现多已遗失,但在部分地方志中留存的一些有关州县经界前后的垦田数据的零星记载,如收录在《宋元方志丛刊》中的《新安志》[29],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淳熙年间（1174-1189年）江南东路徽州歙县、休宁县、祁门县、婺源县、绩溪县和黟县等六县经界前后的垦田数据（表2）,为间接了解北宋时期南方地区垦田隐匿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从表2可以看出,南宋前期徽州的垦田隐匿比例约为1.93,这与上述论及的北方地区的隐匿比值（1.94~2.08）虽然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
表2 南宋徽州各县经界前后的垦田数据
Tab 2 "Cropland Taxes" and boundary survey data in Hui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 州县 | 经界前（亩） | 经界后（亩） | 经界后/经界前 |
|---|---|---|---|
| 歙县 | 252984 | 458156 | 1.81 |
| 休宁县 | 186950 | 303964 | 1.63 |
| 祁门县 | 199563 | 717636 | 3.60 |
| 婺源县 | 679707 | 795787 | 1.17 |
| 绩溪县 | 104538 | 309566 | 2.96 |
| 黟县 | 92135 | 334430 | 3.63 |
| 合计 | 1515877 | 2919539 | 1.93 |
从相关学者针对资料相对较丰富的清代垦田数字隐匿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地方隐田情况虽不相同,但总体看,清代垦田的隐匿比例约为1.2,且并没有北方垦田隐匿比例大于南方的特征[30-32]。因此,本文认为北宋时期的垦田隐匿不具有南北差异的特点。
依据上述确定的垦田隐匿比例（北方为2.03,南方为1.93）,可订正北宋中期各路的册载垦田数据。但其合理性究竟如何?本文以户均垦田数为指标,对订正结果进行评估。其中,户口数据引用吴松弟等[33]订正的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各路户额数据。各路户均垦田数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初步订正后的北宋中期各路户均垦田数
Fig. 2 Preliminary revised results of per household cropland area of each Lu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那么,北宋中期户均垦田数究竟以多少亩为合理呢? 从宋人有关单位劳动力所耕垦田数的记载看,不同地区可能差别很大,其大体合理范围当在20~100亩之间。如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记生计”条下载：北方陆田,粗放的一夫可耕“百亩、五十亩”,集约的“三十亩”[34];北宋彭州知州吕陶在《净徳集》“岁计”条下载：熙宁年间（1068-1077年）北方陆田“一夫有田二十亩”[35];北宋水利学家郏亶在论及北宋中期苏州垦田时称：“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36];南宋词人陈亮在《龙川集》中载：南方水田“一夫耕三、四十亩”[37];南宋时任严州知府的方回据其在嘉兴时的见闻,称：当地佃户“一夫之田”约为30亩[38]。综上可见,宋代一夫垦田数约为20~50亩,若按一户1~2夫计[33],户均垦田数当在20~100亩之间,均可认为合理。
然而,从初步订正结果来看（图2）,梓州、利州、夔州、广南等路的户均垦田数皆不足10亩,其中,夔州路和广南西路分别仅为1.71和0.45亩,严重低于可接受的水平。这种现象有学者[20]在其研究论著中也已明确指出,但并未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异常路人口粮食需求量、区域粮食亩产量、种植制度等的综合考察,就其路域垦田数再加以估算。
3.2.1 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考释 户均垦田数异常的五个路均分布在西南地区,可见这是一个地域性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是导致土地开垦的直接动因。在已知人口粮食需求量和粮食亩产量的情况下,可大致估算出不考虑粮食贸易下的垦田数,即基本垦田需求。因此,在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确定区域户均基本垦田需求的方法,对西南五路垦田数进行再估算。
从史料看,有关宋代人口基本粮食需求量的记载不尽相同。如,宋太宗时（939-997年）王禹偁言：“日食米一升,……是至俭也”[39];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赡养族中穷人的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40],可见,这是“至俭”的穷人标准。又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载：士兵行军“人食日二升”;北宋后期,李復在描述运粮民夫的粮食定量时称“高卑日概给二升”[41];宋徽宗时（1082-1135年）,杨时记载官方对杭州居养院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42];宋宁宗时（1168-1224年）,朝廷赈灾的标准也是“人日给米二升”[43],这应该是劳力者和朝廷赈灾的普遍水平。此外,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也有“如丰穰之穗,…人食三升”[44]的描述;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规定为前往五台山的日本僧人提供“每人各来（米）三胜（升）”的粮食保障[45];元丰七年（1084年）前,宋人也有“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46]的记载,但这应该是富足与款待来宾的标准。
若按官方的救济标准,即“人日给米二升”,作为人均每日基本粮食需求量的话[47],便可大致推知：在粮食能够保障供给的情况下,宋时成年人年粮食需求量应在7.2石左右;未成年人减半,为3.6石左右;以户均5.2口计[33],户均年粮食需求量应在29石左右。而用于其他物品交换的粮食需求量约为1~2石[47],因此,户均年粮食需求量应在30石左右。
就西南五路而言,由于自然条件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差异,两宋时期该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其中,梓州路、利州路和广南东路农业发展条件总体好于夔州路和广南西路;虽然经营方式都以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和“刀耕火种”的原始经营为主,但相对而言,夔州路和广南西路总体经营方式较为落后[48]。因此,在确定粮食亩产量时,本文将西南五路分为两种类型进行讨论。
梓州路的潼川府、利州路的汉中盆地和广南东路的珠江流域是西南五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梓州路的梓州“江山明润,土田平夷”[49],在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的粮食（米）亩产量约为2~2.5石[50];利州路的汉中、洋州一带“川陆平衍,广袤千里”[51],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粮食亩产量约为2~3石[52-54];广南东路的珠江流域各州县“山环水绕,颇为鱼稻之乡”[55],宋代粮食亩产量应与上述地区相当。而大部分山区则因自然条件较差,如：潼川府路（梓州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56];利州路多数地区“山狭土瘠民贫”[57];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如川峡四路山区④(④ 宋代西南地区的益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 ,粮食亩产量应与相邻的荆湖南路西部、西南部山区相近 ,粮食亩产量仅“一亩米一石”[59,60];广南东路的广袤山区,自然条件虽好于川峡山区,但有宋一代农业经营粗放,常有“耕耘不以时,荒废不加辟”[61]的记载,粮食亩产量自然不会高,应与相邻的川峡山区相近,约为1 石。由此可见,宋时梓州路、利州路和广南东路的粮食亩产量,总体上应与相临的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的水平相当（表3）,即平均约为1.5石。
表3 宋代荆湖南、北路粮食(米)亩产量表
Tab 3 Grain output per mu in Jinghunan and Jinghubei Lus in the Song dynasty
| 地点 | 时间 | 粮食亩产（石） | |
|---|---|---|---|
| 荆湖南路 | 桂阳蓝山 | 绍定三年(1230年) | 1.8 |
| 荆湖北路 | 营田 |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 | 1.6 |
| 武昌、大冶营田 | 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 | 1.5 | |
| 鄂州 | 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 | 1~1.5 | |
夔州路和广南西路地形复杂,人口稀少,北宋中期两路的人口密度分别为4人/km2和7人/km2,是西南地区农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夔州路地处川峡山区,土地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56],粮食亩产量如前所述约为1石;包括静江府在内的广南西路,宋时农业经营依然十分粗放,常有“田家鲁莽,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62];“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63]的记载,宋时农业发展水平与夔州路并无二致,粮食亩产量应处于与之相当的水平。
应该指出的是,粮食种植制度对粮食亩产也有重要影响,就西南五路而言,有研究表明：“对宋代岭南地区的稻田多熟制不能估计过高,最普遍的还是一年一熟制,一季收获之后,大田即处于休闲状态,这种情况直到近代仍没有改变”[64]。因此,文中在考虑粮食种植制度影响时,以“一年一熟制”为限。
综上分析,本文推得西南五路中,梓州路、利州路和广南东路的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约为20亩,夔州路和广南西路为30亩,并以此为依据,对其垦田数再行估算。
3.2.2 册载垦田数再订正 基于上述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结合西南五路当时的户数,算得北宋中期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垦田数（表4）。结果显示：订正后的西南五路垦田总数为43.38×106亩;其中,广南东路垦田数最高,为11.59×106亩;广南西路最低,为7.15×106亩。将垦田再估算结果与初订正结果进行比较,从总量来看,前者约为后者的3.6倍;从各路来看,两者比值最低的为广南东路,约为2,最高的为广南西路,约为65。
表4 西南五路垦田数再估算结果
Tab 4 Re-estimation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in the Southwest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 路别 | 初订正结果 （106亩） | 户数 （104户） | 再估算结果 （106亩） |
|---|---|---|---|
| 梓州路 | 2.84 | 47.8 | 9.56 |
| 利州路 | 2.49 | 37.2 | 7.45 |
| 夔州路 | 0.43 | 25.4 | 7.63 |
| 广南东路 | 6.07 | 57.9 | 11.59 |
| 广南西路 | 0.11 | 23.8 | 7.15 |
| 合计 | 11.94 | 192.1 | 43.38 |
综合以上订正方法,将北宋中期各路册载垦田数转换为当时可能实有的耕地面积,如表5所示（表中宋亩已转换为今亩）。结果显示：北宋境内约有耕地731.9×106今亩,土地垦殖率⑤(⑤ 土地垦殖率：区域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16.9%。宋境土地面积是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65]中的北宋政区图进行数字化求得。其中,境内北方五路耕地总面积约为217.6×106今亩,占耕地总数的29.7%,土地垦殖率为19.0%;境内南方各路耕地总面积约为514.3×106今亩,占耕地总数的70.3%,土地垦殖率为16.1%。该时期境内北方五路人口数量约为2602.5×104人,占境内人口总量的29.8%;境内南方各路人口数量约为6127.9×104人,占境内人口总量的70.2%。从人均耕地面积看,全国及南北方人均面积均为8.4今亩/人。
表5 北宋中期耕地面积重建结果
Tab 5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 项目 | 北宋 | 北方五路 | 占比（%） | 南方各路 | 占比（%） |
|---|---|---|---|---|---|
| 耕地面积（106今亩） | 731.9 | 217.6 | 29.7 | 514.3 | 70.3 |
| 人口数量（104人） | 8730.4 | 2602.5 | 29.8 | 6127.9 | 70.2 |
| 平均垦殖率（%） | 16.9 | 19.0 | - | 16.1 | - |
| 人均耕地面积（今亩/人） | 8.4 | 8.4 | - | 8.4 | - |
从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看（图3）,北宋中期境内的耕地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两湖平原及成都平原等地区。其中,黄河中下游区是中国古老的农垦区,受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政府促垦政策的影响,北宋时期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农耕区;长江中下游区则随着“唐末宋初”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土地垦殖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北宋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从各路垦殖率看（图3）,北宋中期开封府、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的垦殖率最高,均超过了35%;其次是两浙路、淮南路、成都府路、荆湖南路和河北路,垦殖率均在25%以上;而东南沿海、黄土高原及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垦殖率较低,尤其是西南五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开发难度大,北宋时期人口迁入量有限,土地垦殖发展缓慢,订正后的垦殖率依然较低,均低于6%,夔州路和广南西路的垦殖率仍仅有2.1%和1.3%。
图3 北宋中期（1078年）垦殖率图
Fig. 3 Reclamation rate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1078)
通过对宋代垦田隐匿特点、户均垦田数、人口粮食需求量和粮食亩产量等的综合考察,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1）受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影响,宋代垦田隐匿问题非常严重;但从北宋垦田清丈及南宋经界的结果看,各地区垦田隐匿情况千差万别,南北也有所不同（北方2.03,南方1.93）,但差别不大;可见,北宋时期垦田隐匿情况并不具有南北明显分异的特点。
（2）北宋户均垦田数的合理范围约在20~100亩之间;异常路（包括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等西南五路）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约为20~30亩;再估算得到各路的垦田数分别为9.56×106亩、7.45×106亩、7.63×106亩、11.59×106亩和7.15×106亩。
（3）重建结果表明,北宋中期耕地面积总量为731.9×106今亩,土地垦殖率为16.9%。其中,境内北方约有耕地面积217.6×106今亩,占耕地总数的29.7%,平均垦殖率为19.0%;境内南方耕地面积514.3×106今亩,占耕地总数的70.3%,平均垦殖率为16.1%。从人均耕地面积来看,全国和南北方均为8.4今亩/人。北宋中期耕地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平原和成都平原,局部土地垦殖率已达到35%以上;西南五路的垦殖率依然较低,均低于6%,其中,夔州路和广南西路的垦殖率依然仅有2.1%和1.3%。
（4）受资料限制,文中对南方地区垦田隐匿比例的确定及西南地区路域耕地面积的再估算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中,南方地区垦田隐匿比例主要是基于南宋徽州的册载垦田数据和垦田清丈结果确定的,该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方地区的垦田隐匿特点,但若有更多其他地区的史料支撑,将能更全面地揭示南方地区及宋代垦田隐匿的地域特点;目前来看,西南地区基本垦田需求数的推算还比较粗略,主要是从路域尺度,利用人口粮食需求量和粮食亩产量对耕地面积进行推算,如果能从更小空间尺度入手,深入分析自然条件、农业经营方式及种植制度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将使重建工作具有更扎实的基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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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舆胜览: 卷35 .Pleasant Watched the Earth: Vol. 35. |
| [56] |
文定集: 卷4 .Wending Collected Works: Vol. 4. |
| [57] |
舆地纪胜: 卷184 .The Record of Scenic Spots Across the Country: Vol. 184. |
| [58] |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214 .
Continued "Zishitongjian" Full Length: Vol.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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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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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盘洲文集: 卷29 .Panzhou Collected Works: Vol.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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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global land cover: Croplands from 1700 to 1992. https://doi.org/10.1029/1999GB90004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Baethge C, Mar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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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global land use change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The HYDE database. https://doi.org/10.1029/1999GB0012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esting against historical data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validating integrated model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Owing to long time lags in the climate system, these models should aim the simulation of the land use dynamics for long periods, i.e., spanning decades up to a century. Developing such models requires understanding of past and current trends and is therefore strongly data dependent. For this purpose, a 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as been developed: HYDE.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parts of HYDE version 2.0, presenti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patterns for the past 300 years. Results suggest, among other things, a global increase of cropland area from 265 million ha in 1700 to 1471 million ha in 1990, while the area of pasture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six fold from 524 to 3451 million ha. In general, the increase of man-made agricultural land took place at the expense of natural grassland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of fores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veral regions in the temporal pace of these land use conversions. The temperate/developed regions of Canada, United States, USSR, and Oceania appear to have had their strongest increas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hile most of the tropical/developing regions witnessed the largest land use conversion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test integrated models of global change and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rivm.nl/env/int/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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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外代答校注: 卷8 .Notes to the Answers from beyond the Mountains: Vol.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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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agricultural areas and land cover for the last millennium. https://doi.org/10.1029/2007gb0031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umans have substantially modified the Earth's land cover, especially by transforming natural ecosystems to agricultural areas. In preindustrial times,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e was probably the dominant process by which humankind altered the Earth system,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extent, timing, and spatial pattern.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spatially explicit changes in global agricultural areas (cropland and pasture)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land cover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The re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published maps of agricultural areas for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For earlier times, a country-based method is developed that uses population data as a proxy for agricultural activity. With this approach, the extent of cropland and pasture is consistently estimated since AD 800. The resulting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areas is combined with a map of potential vegetation to estimate the result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land cover.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this approach, in particular owing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and uncertainties in population estimates, are quantified. About 5 million kmof natural vegetation are found to be transformed to agriculture between AD 800 and 1700, slightly more to cropland (mainly at the expense of forested area) than to pasture (mainly at the expense of natural grasslands).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Black Death in Europe led to considerable dynamics in land cover change on a regional scale. The reconstruction can be used with global climate and ecosystem model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arth system in preindustr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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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change from 1700 to 2005: Estimations from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data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URL 摘要
One of the major limitations in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and climate is a shortage of reliable data on historical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change (LCLUC). China had extreme discrepancies in estimating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atterns of LCLUC over the last 3 centuries because of its geographical complexity, long history of land use, and limited national surveys. This study aims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LCLUC during 1700–2005 by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gridded data sets from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data and long-term historical survey data. During this 300 year period,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LCLUC in China have been shrinking forest (decreased by 22%) and expanding cropland (increased by 42%) and urban areas (including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factories, quarries, mining, and other built-up land). New cropland areas have come almost equally from both forested and nonforested land. This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substantial conversion between forest and woodl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forest harvest, forest regener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During 1980–2005, LCLUC was characterized by shrinking cropland, expanding urban and forest areas, and large decadal variations on a national level. LCLUC in China showed significant spatial variations during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hich were caused by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vegetation, soils, and climate and regional imbalance in economy development. During 1700–2005, forests shrunk rapidly while croplands expanded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of China. During 1980–2005, we found a serious loss of cropland and urban sprawl in the eastern plain, north, and southeast regions of China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forested area in the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The reconstructed LCLUC data sets from this study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the 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biogeochemical cycles, the water cycle, and the regional climate in China. To further eliminate uncertainties in this data set and make reliable projections of LCLUC for the future, we need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of LCLUC and work toward developing an advanced, spatially explicit land u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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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外代答校注: 卷3 .Notes to the Answers from beyond the Mountains: Vol.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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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CAS IR GRID）)以发展机构知识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为目标，快速实现对本机构知识资产的收集、长期保存、合理传播利用，积极建设对知识内容进行捕获、转化、传播、利用和审计的能力，逐步建设包括知识内容分析、关系分析和能力审计在内的知识服务能力，开展综合知识管理。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CAS IR GRID）)以发展机构知识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为目标，快速实现对本机构知识资产的收集、长期保存、合理传播利用，积极建设对知识内容进行捕获、转化、传播、利用和审计的能力，逐步建设包括知识内容分析、关系分析和能力审计在内的知识服务能力，开展综合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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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DE 3.1 spatially explicit database of human-induced global land-use change over the past 12000 years. https://doi.org/10.1111/j.1466-8238.2010.0058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im68 This paper presents a tool for long-term global change studies; it is an update of the 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YDE) with estimates of some of the underlying demographic and agricultural driving factors. Methods68 Historical population, cropland and pasture statistics are combined with satellite information and specific allocation algorithms (which change over time) to create spatially explicit maps, which are fully consistent on a 5′ longitude/latitude grid resolution, and cover the period 10,000bctoad2000. Results68 Cropland occupied roughly less than 1% of the global ice-free land area for a long time untilad1000, similar to the area used for pasture. In the centuries that followed, the share of global cropland increased to 2% inad1700 (. 3 million km) and 11% inad2000 (15 million km), while the share of pasture area grew from 2% inad1700 to 24% inad2000 (34 million km) These profound land-use changes have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quite considerable consequences for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and subsequently global climate change. Main conclusions68 Som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humans have shifted from living in the Holocen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to the Anthropocene (humans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Earth's atmospher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in the light of the sheer size and magnitude of some historical land-use changes (e.g. as result of the depopulation of Europe due to the Black Death in the 14th century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the 16th century) we believe that this point might have occurred earlier in time. 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uncertainties and gaps in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e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 we hope that this database can help global (climate) change modellers to close parts of this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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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land use in India during 1880-2010: Large-scale land transformations reconstructed from satellite data and historical archive. https://doi.org/10.1016/j.gloplacha.2014.07.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India, human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x-fold from 200 million to 1200 million that coupled with economic growth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changes during 1880-2010. However, large discrepancies in the existing LULC datasets have hindered our efforts to better understand interactions among human activities, climate systems, and ecosystem in India. In this study, we incorporated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datasets from Resourcesat-1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at district (N = 590) and state (N = 30) levels to generate LULC datasets at 5 arc minute resolution during 1880-2010 in India.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a significant loss of forests (from 89 million ha to 63 million ha)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terestingly, the deforestation rate was relatively greater under the British rule (1880-1950s) and early decades after independence, and then decreased after the 1980s due to government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forests. In contrast to forests, cropland area has increased from 92 million ha to 140.1 million ha during 1880-2010. Greater cropland expansion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1950-1980s that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farm mechanization, electrific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high yielding crop varieties as a resul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o achieve self-sufficiency in food production.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was slower during 1880-1940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1950s probably due to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Our study provides the most reliable estimations of historical LULC at regional scale in India. 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incorporate newly developed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datasets and inventory archives to reconstruct the time series of LULC records for such a long period in India.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information on LULC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could be used by ecosystem, hydrological, and climate modeling as well as by policy makers for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LULC on regional climate, water resources, and biogeochemical cycles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C) 2014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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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0年中国部分省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08X.2003.08.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清代文献资料中田亩数据的分析,认为册载数据基本能够反映耕地面积的总体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别,但在总量上失之过低,为能更真实地反映耕地资源的变化实际,文中对其进行了相应处理。在此基础上,研究了300余年以来我国内地18省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点,总体而言,过去300年间研究区的耕地资源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清前期的增长趋势明显,但至清晚期逐渐稳定下来,民国时期略有下降,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得到恢复。但是,此后又开始持续减少,过去300年间耕地资源的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东部地区的垦殖活动远较西部地区剧烈
Analysis on cropland resources change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over the past 300a in some provinces of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08X.2003.08.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清代文献资料中田亩数据的分析,认为册载数据基本能够反映耕地面积的总体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别,但在总量上失之过低,为能更真实地反映耕地资源的变化实际,文中对其进行了相应处理。在此基础上,研究了300余年以来我国内地18省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点,总体而言,过去300年间研究区的耕地资源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清前期的增长趋势明显,但至清晚期逐渐稳定下来,民国时期略有下降,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得到恢复。但是,此后又开始持续减少,过去300年间耕地资源的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东部地区的垦殖活动远较西部地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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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过去300年耕地覆盖变化 .URL 摘要
人类通过耕作活动对自然植被景观的改变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北地区是过去300年中国人类活动对土地覆盖变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地区,对于从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看土地覆盖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历史数据订正与多源耕地数据关系模型校核相结合的方法,重建了东北地区过去300年耕地面积时间序列以及耕地覆盖的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从变化总趋势来看,过去300年东北耕地几乎呈指数增长,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为近100年,垦殖率由约10%增至20%以上;(2)从空间格局变化来看,18世纪中后期之前,东北三省的开垦区域还主要局限于辽宁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垦区域大规模向北扩张,至20世纪初期,东北的垦殖北界已达到黑龙江中部;20世纪东北整体垦殖强度仍不断增大,但区域差异性逐渐减小,其中,20世纪初至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高垦殖率区域扩张较明显,并逐渐形成了3个主要农耕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吉林省与黑龙江省,表现出新垦殖区域向森林地区的扩张.总之,过去300年东北耕地覆盖的时空变化,反映出人类通过土地开垦、森林砍伐等生产活动已较大幅度地改变了该区域的自然景观面貌.
URL 摘要
人类通过耕作活动对自然植被景观的改变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北地区是过去300年中国人类活动对土地覆盖变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地区,对于从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看土地覆盖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历史数据订正与多源耕地数据关系模型校核相结合的方法,重建了东北地区过去300年耕地面积时间序列以及耕地覆盖的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从变化总趋势来看,过去300年东北耕地几乎呈指数增长,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为近100年,垦殖率由约10%增至20%以上;(2)从空间格局变化来看,18世纪中后期之前,东北三省的开垦区域还主要局限于辽宁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垦区域大规模向北扩张,至20世纪初期,东北的垦殖北界已达到黑龙江中部;20世纪东北整体垦殖强度仍不断增大,但区域差异性逐渐减小,其中,20世纪初至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高垦殖率区域扩张较明显,并逐渐形成了3个主要农耕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吉林省与黑龙江省,表现出新垦殖区域向森林地区的扩张.总之,过去300年东北耕地覆盖的时空变化,反映出人类通过土地开垦、森林砍伐等生产活动已较大幅度地改变了该区域的自然景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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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约束性CA重建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 以江苏省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2003 URL Magsci 摘要
<p>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重建是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LUCC)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总量进行空间分配的方法。考虑到耕地连续性分布及相关空间约束特点,基于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提出重建历史时期空间格局的方法,给出了模型建立、参数识别和结果验证的方法,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模型应用。通过与空间分配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可为历史耕地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借鉴。</p>
A constrained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for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arable land in Jiangsu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2003 URL Magsci 摘要
<p>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重建是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LUCC)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总量进行空间分配的方法。考虑到耕地连续性分布及相关空间约束特点,基于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提出重建历史时期空间格局的方法,给出了模型建立、参数识别和结果验证的方法,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模型应用。通过与空间分配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可为历史耕地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借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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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年中国耕地数据集重建与耕地变化分析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7002 URL Magsci 摘要
针对中国历史时期不同政体耕地记录的特点，分别采用因素修正、引用替换、线性内插、衔接对比、人地关系检验、垦殖趋势检验、行政面积比例调整等方法对历史耕地数据进行修正，重建了基于现代省界的近300 年中国分省耕地数据集，从数量角度对中国耕地总量和分省耕地变动特点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在耕地总量上，SAGE和周荣的数据明显高估，本文结果与HYDE、CHCD和章有义数据的平均差异率在15%以下；但在省域尺度上，与SAGE、HYDE数据库存在明显差异，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分别为94%和61%，与CHCD数据较为接近，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为22%，但部分省份差异明显，仍需进一步分析研究；② 伴随清中期后的人口爆炸，近300 年中国耕地增长近3.2 倍，由清朝初年的42.4×10<sup>6</sup> hm<sup>2</sup> 增加至1985 年的136.9×10<sup>6</sup> hm<sup>2</sup> ，根据增长速率变化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清前中期快速增长阶段、清后期低速增长阶段、民国时期波动阶段、建国初期剧烈增长阶段和建国后耕地流失阶段，影响耕地变化主要是国家政策、战乱、经济发展等驱动因素。③ 从省域尺度看，近300 年中国各区域耕地变化差异显著。清初，中国耕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淮海平原、关中盆地及银川平原等地，此后，内地的垦殖活动不断增强，外围农区呈由南向北的趋势不断开荒。建国后，耕地开垦逐步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发展。
Reconstruction and change analysis of cropland data of China in recent 300 years.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7002 URL Magsci 摘要
针对中国历史时期不同政体耕地记录的特点，分别采用因素修正、引用替换、线性内插、衔接对比、人地关系检验、垦殖趋势检验、行政面积比例调整等方法对历史耕地数据进行修正，重建了基于现代省界的近300 年中国分省耕地数据集，从数量角度对中国耕地总量和分省耕地变动特点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在耕地总量上，SAGE和周荣的数据明显高估，本文结果与HYDE、CHCD和章有义数据的平均差异率在15%以下；但在省域尺度上，与SAGE、HYDE数据库存在明显差异，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分别为94%和61%，与CHCD数据较为接近，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为22%，但部分省份差异明显，仍需进一步分析研究；② 伴随清中期后的人口爆炸，近300 年中国耕地增长近3.2 倍，由清朝初年的42.4×10<sup>6</sup> hm<sup>2</sup> 增加至1985 年的136.9×10<sup>6</sup> hm<sup>2</sup> ，根据增长速率变化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清前中期快速增长阶段、清后期低速增长阶段、民国时期波动阶段、建国初期剧烈增长阶段和建国后耕地流失阶段，影响耕地变化主要是国家政策、战乱、经济发展等驱动因素。③ 从省域尺度看，近300 年中国各区域耕地变化差异显著。清初，中国耕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淮海平原、关中盆地及银川平原等地，此后，内地的垦殖活动不断增强，外围农区呈由南向北的趋势不断开荒。建国后，耕地开垦逐步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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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建设用地数据恢复与空间网格化重建: 方法与实证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2011 URL 摘要
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重建控制下的空间格局重建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于农村人口、户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间重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历史资料较为丰富的1820年为研究期,恢复了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共1006.45 km2,其中城镇用地222.51 km2,农村聚落用地783.93 km2,重建形成了100 m×100 m空间网格下的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并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Data set establishment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built-up area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Method and case study.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2011 URL 摘要
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重建控制下的空间格局重建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于农村人口、户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间重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历史资料较为丰富的1820年为研究期,恢复了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共1006.45 km2,其中城镇用地222.51 km2,农村聚落用地783.93 km2,重建形成了100 m×100 m空间网格下的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并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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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cover changes in the Shandong Province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To advance global change rssearch, it is essential to reconstruct changes in historical cropland coverage on a regional scal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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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atially explicit 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cover in China from 1661 to 1996. https://doi.org/10.1007/s10113-014-075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cover is crucial for assess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existing studies concerning historical cropland, population data and government inventories, we obtained a provincial cropland area dataset of China for 1661–1996 via collection, re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n, the provincial cropland area was allocated into grid cells of 10×10km depending on the land suitability for cultivation. Our reconstruction indicates that cropland increased from ~55.5×10 4 km 2 in 1661 to ~130.0×10 4 km 2 in 1996. From 1661 to 1873, cropland expanded tremendously in the Sichuan Basin, and land reclamation was greatly enhanced in North China Plain. For 1873–1980,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ccurred primarily in northeastern China. After 1980, most provinces in the traditionally cultivated region of China experienced decreases in cropland area. In comparison with satellite-based data for 2000, we found that our reconstruction generally captu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Also, differences are mostly <20% (6120 to 20%). Compared with HYDE 3.1 dataset, which is designed for the global scale, our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crop cover of China at 10×10km grid scale. Our reconstruction can be used in climate model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rop cover change on the climate and carb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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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精度的区域评估: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0.010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是解释过去人类活动及其影响、定量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变化和碳循环影响、检验模型模拟结果的基础.SAGE("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和HYDE("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是国际上已被广泛应用的代表性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但其数据的准确性并未得到充分地评估.CNEC数据(Cropland data of Northeast China)重建的是东北三省过去300年耕地覆盖变化数据,该数据所利用的数据源为历史文献和调查、统计资料,并经过订正和归一化处理,能够较好地反映耕地变化的实际情况.以CNEC数据为参照,分别从东北地区、分省和网格3个空间尺度对SAGE和HYDE数据集中东北地区的耕地数据精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SAGE和HYDE数据集中东北地区的耕地重建结果无论总量还是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误差,其反映的耕地面积增长与空间变化过程也与研究区历史开垦过程相左.其中,SAGE数据集对东北历史耕地数据的估计普遍偏高,并且没有反映出东北地区耕地面积阶段性增长的特点;HYDE数据集的耕地总量虽然具有一定可比性,但是年代际变化和各时间断面空间分布与历史真实情形不符.全球数据集在东北地区的重建误差可能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依据现代耕地分布格局回推历史耕地分布的方法不能反映现实开垦进程,二是遥感资料提取的现代耕地数据存在误差。
Accuracy assessment of global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sets based on regional reconstructed historical data: A case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0.010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是解释过去人类活动及其影响、定量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变化和碳循环影响、检验模型模拟结果的基础.SAGE("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和HYDE("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是国际上已被广泛应用的代表性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但其数据的准确性并未得到充分地评估.CNEC数据(Cropland data of Northeast China)重建的是东北三省过去300年耕地覆盖变化数据,该数据所利用的数据源为历史文献和调查、统计资料,并经过订正和归一化处理,能够较好地反映耕地变化的实际情况.以CNEC数据为参照,分别从东北地区、分省和网格3个空间尺度对SAGE和HYDE数据集中东北地区的耕地数据精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SAGE和HYDE数据集中东北地区的耕地重建结果无论总量还是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误差,其反映的耕地面积增长与空间变化过程也与研究区历史开垦过程相左.其中,SAGE数据集对东北历史耕地数据的估计普遍偏高,并且没有反映出东北地区耕地面积阶段性增长的特点;HYDE数据集的耕地总量虽然具有一定可比性,但是年代际变化和各时间断面空间分布与历史真实情形不符.全球数据集在东北地区的重建误差可能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依据现代耕地分布格局回推历史耕地分布的方法不能反映现实开垦进程,二是遥感资料提取的现代耕地数据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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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of cropland area from multiple datasets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ed region of China.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3-1057-z URL Magsci 摘要
<p>Land use/cover change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in the climate and ecological simulations. Although they had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ommunity, SAGE dataset and HYDE dataset, the two representative global historical land use datasets, were little assessed about their accuracies in regional scale. Here, we carried out some assessments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ed region of China (TCRC) over last 300 years, by comparing SAGE2010 and HYDE (v3.1)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set (CHCD). The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at three spatial scales: entire study area, provincial area and 60 km by 60 km grid ce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ropland area from SAGE2010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from CHCD; moreover, the growth at a rate of 0.51% from 1700 to 1950 and -0.34% after 1950 were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at from CHCD. (2) HYDE dataset (v3.1) was closer to CHCD dataset than SAGE dataset on entire study area. However, the large biases could be detected at provincial scale and 60 km by 60 km grid cell scale. The percent of grid cells having biases greater than 70% (<-70% or >70%) and 90% (<-90% or >90%) accounted for 56%-63% and 40%-45% of the total grid cells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having biases range from -10% to 10% and from -30% to 30% account for only 5%-6% and 17% of the total grid cells respectively. (3) Using local historical archives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dataset with high accuracy would be a valuable wa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limate and ecological simulatio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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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ed cropland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of China: Implications of comparisons among datasets. https://doi.org/10.1007/s10113-012-039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onstructions of historical cropland area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re necessary for studying human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due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constructions of cropland area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of China, we compared three available datasets: the historic cropland inventories-based HE dataset, the population-based 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YDE) dataset, and the PJ datase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HYDE and PJ datasets estimated the regional mean cropland area fraction (a ratio of cropland area to total land area, hereafter, CAF) for the study area to be 0.12 and 0.09, respectively, both of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e HE estimation of 0.18. Moreover, both the HYDE and PJ datasets have a poor ability to captu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storical CAF. The HYDE dataset overestimated the cropland area in North China and underestimated the cropland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reach. The HYDE dataset also overestimated the cropland area along the great rivers in North China. The PJ dataset underestimated the cropland area in the old agricultural area and overestimated the cropland area in the relatively new agricultural area. These incorre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from the HYDE and PJ datasets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pulation and an incorrect approach for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cropland within China. The incorrect approach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Using the expert knowledge of local historians may be an effective method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global historic cropl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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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 .
正 在封建制度下,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生产形式,所以要研究封建时代的历史,首先必须研究它的农业生产。宋代农业生产方面究竟达到怎样一个水平?要研究这个问 题,必須首先考察一下宋代的量器問題。因为农产品都是最计算的,如果量器的大小不确定,那就无从测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宋代的量的单位,一般用的还是升、 斗、石、斛几个单位,和前代没有什么差别,问题在于:(一)宋代的升、斗、石、斛比前代的大小如何?与现代的比例如何?(二)
Some problem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正 在封建制度下,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生产形式,所以要研究封建时代的历史,首先必须研究它的农业生产。宋代农业生产方面究竟达到怎样一个水平?要研究这个问 题,必須首先考察一下宋代的量器問題。因为农产品都是最计算的,如果量器的大小不确定,那就无从测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宋代的量的单位,一般用的还是升、 斗、石、斛几个单位,和前代没有什么差别,问题在于:(一)宋代的升、斗、石、斛比前代的大小如何?与现代的比例如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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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area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2-0932-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p>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human-induced land cover change and its climatic effects,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historical land use datasets with explicit spatial information. Using the taxes-cropland area and number of families compiled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estimated the real cropland area and populations within each <em>Lu</em> (a province-level political reg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AD1004-1085). The estimations were accomplish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temporary policies of tax,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n, we converted the political region-based cropland area to geographically explicit grid cell-based fractional cropland at the cell size of 60 km by 60 km. The conversion was based on calculating cultivation suitability of each grid cell using the topographic slope, altitud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a result, the total area of cropland within the Northern Song territory in the 1070s was estimated to be about 720 million <em>mu</em> (Chinese area unit, 1 <em>mu</em> = 666.7 m<sup>2</sup>), of which 40.1% and 59.9% occurr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respectively. The popula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about 87.2 million, of which 38.7% and 61.3% wer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respectively, and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was about 8.2 <em>mu</em>. The national mean reclamation ratio (i.e. ratio of cropland area to total land area; RRA hereafter for short) was bout 16.6%. The plain areas, such as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Guanzhong Plain, plains surrounding the Dongting Lake and Poyang Lake and Sichuan Basin, had a higher RRA, being mostly over 40%; while the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such as south of Nanling Mountains, the southwest regions (excluding the Chengdu Plain), Loess Plateau and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s, had a lower RRA, being less than 20%. Moreover, RRA varied with topographic slope and altitude. In the areas of low altitude (≤250 m), middle altitude (250-100 m) and high altitude (1000-3500 m), there were 443 million, 215 million and 64 million <em>mu</em> of cropland respectively and their regional mean RRAs were 27.5%, 12.6% and 7.2% respectively. In the areas of flat slope, gentle slope, medium slope and steep slope, there were 116 million, 456 million, 144 million and 2 million <em>mu</em> of cropland respectively and their regional mean RRAs were 34.6%, 20.7%, 8.5% and 2.3% respective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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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 卷4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Governmental Archives: Vol.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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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历代以来至今中国度量衡学的兴起、演变、发展的历史。
URL 摘要
本书介绍历代以来至今中国度量衡学的兴起、演变、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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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两汉到清代末年约二千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数字，经过考核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份表格，对于一些重要数字，并加以考订注释。
本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两汉到清代末年约二千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数字，经过考核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份表格，对于一些重要数字，并加以考订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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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我国两汉以来,特别是从南宋到现代土地数字所作出的考释和评价,作者认为传统的土地数字并不代表真实的耕地面积,而只是纳税单位,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对解放后的土地统计也有一定影响。
本书是对我国两汉以来,特别是从南宋到现代土地数字所作出的考释和评价,作者认为传统的土地数字并不代表真实的耕地面积,而只是纳税单位,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对解放后的土地统计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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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 ,“赋税”指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现国家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① 。因此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对历代国计民生、社会稳定、阶级关系和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影响。早在先秦时期 ,不少政论家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taxes and labor taxes system history.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 ,“赋税”指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现国家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① 。因此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对历代国计民生、社会稳定、阶级关系和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影响。早在先秦时期 ,不少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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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27 .Continued "Zishitongjian" Full Length: Vol.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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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 卷5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Governmental Archives: Vol.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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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卷35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Vol.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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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志: 卷2 .Xinan Gazetteer: Vol.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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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 .URL 摘要
古代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力的两大经济因素，它们的增减升降，一直被视为治乱兴衰的标志。因此，对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的变量作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当时这一地区的许多社会问题。文章分三个时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从而认为：（一）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口对土地有一个大致合理的要求量，如果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土地小于这个量，就会制约人口的发展。（二）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日的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三）人口往往表现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 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
Analysis on variable of the population and land in the area of Gan, Ning and Qing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URL 摘要
古代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力的两大经济因素，它们的增减升降，一直被视为治乱兴衰的标志。因此，对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的变量作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当时这一地区的许多社会问题。文章分三个时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从而认为：（一）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口对土地有一个大致合理的要求量，如果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土地小于这个量，就会制约人口的发展。（二）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日的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三）人口往往表现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 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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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土地数据初步研究: 以1368-1953年数据为中心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05.2005.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土地代用资料(纳税单位)考证、分类等综合分析基础上, 探索将土地代用资料转化为实际耕地数据的方法,以及修正、验证各时间断面土地统计数据的可行性.同时,尝试利用代用数据与实际耕地之间的转换关系,重建一 套完整的数据操作方法,以便提高历史时期土地数据的可信度.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land area data in Henan: A discussion based mainly on cultural data from 1368 to 19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05.2005.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土地代用资料(纳税单位)考证、分类等综合分析基础上, 探索将土地代用资料转化为实际耕地数据的方法,以及修正、验证各时间断面土地统计数据的可行性.同时,尝试利用代用数据与实际耕地之间的转换关系,重建一 套完整的数据操作方法,以便提高历史时期土地数据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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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 卷9 .The Dream Brook Sketchbook: Vol.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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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志: 卷19 .Wu Commandery Gazetteer: Vol.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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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卷293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Vol. 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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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文集: 卷11 .Childe Fan Wenzheng's Collected Works: Vol.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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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台五台山记 .Travel Notes of Wutai Mountain in Tiant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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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343 .Continued "Zishitongjian" Full Length: Vol.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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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生活水平及币值考 .
宋代下层人户一般每天收入数十文到100文不等,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的费用约需20文.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销,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大约在1000贯以上,南宋大约在3000贯以上,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到宋钱的币值,从1文钱、10文钱、100文钱、1贯钱、10贯钱、100贯钱、1000贯钱到1万贯钱,其购买力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各列举有大量事例,以便互相比较.
The study on living standard and currency value of the Song dynasty.
宋代下层人户一般每天收入数十文到100文不等,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的费用约需20文.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销,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大约在1000贯以上,南宋大约在3000贯以上,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到宋钱的币值,从1文钱、10文钱、100文钱、1贯钱、10贯钱、100贯钱、1000贯钱到1万贯钱,其购买力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各列举有大量事例,以便互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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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 从农业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方面考察 .
正宋代社会生产有了极为显著的发展,其中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了,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了。研究这个问题,对了解宋代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大,也比较复杂。我在《关于宋代人口的几个问题》、《宋代以川峡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等文中,曾就某个侧面叙述了一下。这篇文章打算从农业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加以考察,请同志们指正。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A study based mainly o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odes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正宋代社会生产有了极为显著的发展,其中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了,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了。研究这个问题,对了解宋代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大,也比较复杂。我在《关于宋代人口的几个问题》、《宋代以川峡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等文中,曾就某个侧面叙述了一下。这篇文章打算从农业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加以考察,请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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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纪胜: 卷154 .The Record of Scenic Spots Across the Country: Vol.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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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食货 .Collected Tex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ues of the Song Dynasty: Monograph for Good and Mon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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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111 .URL 摘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代表作之一。是书为编年体,二百卷约一百九十余万字,记载了宋高宗赵构在位三十六年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今天所见《要条》,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中没有作者本人的序或跋。在李心传其他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关《要录》的编著情况也涉及不多。以往,人们在评价《要录时,主要以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李心传
The Annals Since Jianyan: Vol. 111. URL 摘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代表作之一。是书为编年体,二百卷约一百九十余万字,记载了宋高宗赵构在位三十六年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今天所见《要条》,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中没有作者本人的序或跋。在李心传其他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关《要录》的编著情况也涉及不多。以往,人们在评价《要录时,主要以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李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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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卷16 .The Records of Court after Jianyan: Vol.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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