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少颖
, 杨鑫
ZHONG Shaoying, YANG Xin
收稿日期: 2015-12-5
修回日期: 2016-03-9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4-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钟少颖（1984- ）,男,湖南株洲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区域管理。E-mail: zhongshaoying@casip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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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层诊疗制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关于医疗设施可达性的研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没有考虑医疗机构的层级性;没有考察城市的多模态道路设施对医疗机构空间可达性的影响。通过构建两阶段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同时利用多模态网络数据集的网络分析法,研究在不同转诊率条件下北京城六区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研究发现：① 医疗设施的总体空间可达性随转诊率的提高呈现倒U型走势;60%左右的转诊率情况下医疗设施总体空间可达性最高。② 在60%的转诊率条件下,考虑地下交通时的医疗设施总体空间可达性比不考虑地下交通时提高约9.81%,街道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方差下降8.58%。这说明地铁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医疗设施总体的空间可达性,还可以降低街道之间空间可达性的不均衡性。③ 医疗资源“倒金字塔”型分布是制约分层就诊体系建立的关键,建立分层就诊体系需要同时调整医疗资源在不同等级医院之间的分布。
关键词：
Abstract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is a key par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 which can take full use of medical resources. But most of current research about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has two drawbacks: Firstly,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stratificati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multi-modal road facilities on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not investigated. Here we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 referral rates by using th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and multi-modal network dataset.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overall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shows the trend of the inverted U with the increase of referral rate, and when the referral rate was 60%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mes to a head; Secondly, when the referral rate was 60%,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sidering the ground transportation and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is 9.81% higher than that considering the ground transportation only, and the variance of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streets decreased by 8.58%; in other words, the subwa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but also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the streets; Thirdly, the "Inverted Pyramid"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is the foundation of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Keywords：
以最小的投入使公众能够普惠均衡的享受到公共设施服务是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目标。公众接受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公共设施布局和城市人口布局的影响。基于GIS工具,从公共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视角出发,对设施分布的均衡性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优化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有效工具之一,被广泛地应用在教育、医疗、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评价中。空间可达性测度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非常直观的揭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能够清晰地判断公共服务供给过度、匹配和不足的地区。常用空间可达性方法有潜势能模型[1,2]、基于矩阵的拓扑法[3]、两步移动搜寻法[4-6]、核密度法[7]和交通网络中心性测度法[8,9]等。
医疗服务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是公众的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医疗设施的布局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众多学者利用上述各种方法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医疗设施布局的空间可达性,其中两步移动搜寻法使用最多,因为该方法既考虑了供给点的供需比,又计算了消费者的对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考虑了所有能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多个供给点。其中,陶卓霖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测度了北京市各区域养老设施的稀缺程度[10]。胡瑞山等利用两步移动搜寻法测度了江苏省如东县的就医空间可达性[11]。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缺陷：第一,没有考虑医疗服务设施的层级性特性。建立有效的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分层就诊制度有利于减轻高等级医院的压力,提高医疗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第二,一般采用欧式距离,没有考虑实际的道路距离。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实际的道路距离和不同等级公路的不同时速,但是没有考虑公路和地铁构成的综合道路网络。
本文将试图解决上述两大问题。首先,采用两阶段的二步移动搜寻法分析在不同转诊率条件下的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其次,利用不同等级的公路和地铁构建多模态网络数据集,分析公众在公路和地铁进行换乘条件下的可达性。
医疗、教育、垃圾处理等设施由于较高层次的设施一般能够覆盖较低层级设施所提供的服务,所以常常涉及到对设施层级性的分析和研究。层级性设施布局有四个基本要素：流模式、服务类型、空间匹配性和目标,其中流模式、服务类型两大要素可以反映设施层次的空间特性[12]。流模式反映的是某种需求或者要素在相关设施的层级系统中分配和传递的方式。根据需求和要素的流动起点和流动顺序,划分为单一流（single-flow）（图1）和多样流（multi-flow）（图2）。其中,单一流从最低层次的设施开始,依次遍历各层次的设施,直至最高层次的设施;多样流可以从任何层次的设施开始,依次或者间断地到达高于初始层次的任何层级的设施。服务类型包括嵌套（nested）和非嵌套（non-nested）两种类型。嵌套服务类型指高层次设施可以包含任何低层次设施提供的服务;非嵌套服务类型表示不同层级的设施只能提供与各自层次对应的服务。
医疗设施系统具有典型的层级性特征,相关文献[13,14]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一个医疗保健设施系统中,系统的层级是可以变化的。普遍情况下,可以看作是一个多样流嵌套层级系统,包括可能存在的需求点、地方性的诊所、普通医院和区域性医院。一般情况下,医疗保健系统是一个多样流嵌套系统。但是,实际中卫生管理当局会实行较为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15]。这种分级诊疗制度要求普通医院只接受从地方性诊所转诊过来的患者,而区域性医院只接受从普通医院转诊过来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健系统就成为了一个单一流嵌套层级系统。
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已经纳入了2015年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孙志刚指出分级治疗的基本原则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16],其核心是基层首诊,参保患者需住（转）院应在统筹地区内遵循“乡镇中心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一级定点医疗机构（首诊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分级诊疗和转诊的程序。首诊必须在基层医院,然后按照严格的转诊程序由低到高层层转诊。
北京是医疗资源和患者都非常集中的地区。2013年北京市三甲医院出院人次为212.4万,占北京市所有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的76.21%;一级、二级医院的总出院人次为62.9万,仅占北京市所有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的22.56%（表1）。从表1可以看出,住院患者都高度集中在三甲医院。一级、二级医院没有很好分流住院患者。不同等级之间医院的分层诊疗制度还没有建立。
表1 2013年北京市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Tab.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Beijing in 2013
| 机构数（个） | 编制床位（张） | 出院人次（万人次） |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 |
|---|---|---|---|---|
| 三级医院 | 79 | 62158 | 212.4 | 1.8 |
| 二级医院 | 113 | 26345 | 50.7 | 1.4 |
| 一级医院 | 371 | 15092 | 12.2 | 1.1 |
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资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目前北京具备手术能力的社区医院已经基本具备一级医院的资质,因此将具有手术能力的社区医院纳入到一级医院中,不单独考虑社区医院。第二,北京市地域面积要远远小于其他省级行政区,人口相对比较集中,因此,不宜设置过多的转诊层级。第三,北京市一级、二级医院的数目和在编编制床位数较少。因此,将一级、二级医院都设定为基层一般性医院。基于以上北京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特点和国家分层诊疗的基本原则,将北京市住院患者的分层就诊体系设计如下：住院患者首诊必须在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等基层医院,在获得基层一般性医院的转诊单之后才能进入到三甲医院 就诊。
本文分别研究不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图3）和实行严格分级诊疗制度（图4）两种情况。以空间可达性来评估此两种情况下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程度。
本文主要讨论北京市城六区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定点医院之间的住院患者转诊问题。构建一个由需求点、一般性医院和三甲性医院组成的两层级医疗设施系统。其中需求点为北京市城六区127个街道,每个街道作为一个需求点。根据《2013年北京市卫生年鉴》和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布的《2014年北京时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城六区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定点医院包括一级综合医院182家、二级综合医院68家,三甲综合医院64家（图5）。以各家医院的“编制病床数”（表2）和“卫生人员数”（表3）来分别表征医院的服务供给能力。
图5 北京市城六区医疗机构分布分布和街道人口分布情况
Fig. 5 Comprehensive hospital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six core districts in Beijing
表2 北京市城六区医保定点医院病床数
Tab. 2 The bed number of medical designated hospitals in six districts of Beijing
| 三级医院 | 二级医院 | 一级医院 | |
|---|---|---|---|
| 机构数 | 64 | 68 | 182 |
| 最大值 | 协和医院（1970） | 北京丰台医院（790） | 朝阳区第三医院（127） |
| 最小值 | 北京电力医院（370） | 瑞尔口腔医院（15） | 丰台兴隆医院（12） |
| 平均值 | 906 | 233 | 52 |
表3 北京市城六区医保定点医院卫生人员数
Tab. 3 The medical personnel number of medical designated hospitals in six districts
| 三级医院 | 二级医院 | 一级医院 | |
|---|---|---|---|
| 机构数 | 64 | 68 | 182 |
| 最大值 | 协和医院（4899） | 北京丰台医院（1655） | 朝阳区第三医院（256） |
| 最小值 |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291） | 北京石景山妇幼保健院（55） | 北京宣武区证仁医院（21） |
| 平均值 | 1755 | 425 | 62 |
医疗机构的数据来源《北京市卫生统计年鉴2013》[18]和《2014年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19]。各家医院具体位置来源于百度地图POI数据。将每一个街道的地理重心作为需求点的具体位置,街道的人口总量来表征需求点的需求量,街道人口数据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得到。
本文将构建一个两阶段的两步移动搜寻法来测算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第一阶段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将测算居民作为需求点对一般性医院的可达性;第二步移动搜寻法将测算一般性医院作为需求点对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最终测算得到居民对整个医院体系的综合可达性。
两步移动搜寻法（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2SFCA）最早由Radke和Mu[21]于2000年提出。2SFCA克服了早期移动搜寻法的缺陷,分别以供给点和需求点为基础,移动搜寻两次,因此被称为两步移动搜索法[22]。一般的2SFCA的基本步骤是：
第一步,对每个供给点
式中：
第二步,对每个需求点
式中：
在本文中,病患遵循如下规律选择医院：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没有转诊制度条件下。在病患的选择阈值范围内,如果同时有一般综合性医院和三甲医院,病患只选择三甲医院。只有在阈值范围没有三甲医院,病患才选择一般综合性医院。在一般医院的中一级、二级医院具有相同的选择等级,病患根据实际距离最近原则选择医院。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存在严格转诊制度条件下,病患首先在阈值范围内选择一般性综合医院,在同一阈值范围内的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具有相同的选择等级,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之和作为阈值范围医院的供给能力。病患在一般性综合医院检查后有一定比例
第一阶段。需求点：街道中心i病患数Dk;供给点：距离需求点i阈值范围d0一般性综合医院j。S j为供给点j的总供给,
第二阶段。需求点：一般性综合医院j收治的病患
需求点
在计算各个街道的医疗设施空间通达性之后,再计算整个城六区的平均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A。计算公式为：
在上文介绍的两阶段移动搜寻法中,供给点和需求点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已有的研究中一般通过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来度量。这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的误差。也有学者采用两点之间的实际地面道路距离来度量,但是没有考虑地下轨道交通。事实上地下轨道交通对于通达性的改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考虑轨道交通。同时,由于北京市不同等级道路和轨道交通的拥堵情况和运行速度差异比较大。因此,选择医疗服务供给点和需求点之间的运行时间来度量两者之间的距离。
本文将分别研究只考虑地面交通和综合考虑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两种情况下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通过对比研究分析轨道交通对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的改变程度。
首先利用ArcGIS中的Union工具将地面交通（包括高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及以下）图层和轨道交通线路图层（图6）合并,然后利用ArcGIS中的Topolopy工具条建立合理的拓扑联通关系,最后利用ArcGIS中的Network Analyst工具构建一个多模式的网络数据集（图7）。网路数据集中,道路网线为226237条,总长为16423 km;地铁网线为18条,总长为402 km。道路网络节点为166304个。
图6 北京市城六区公路和地铁网络图
Fig. 6 The map of roads and subway of six core districts in Beijing
图7 北京市交通路网多模式网络数据集（局部）
Fig. 7 Multi-mode network data sets of Beijing traffic network
为了计算实际运行时间需要不同等级道路和轨道交通的运行速度数据。在本文中,不同等级路网速度采用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编的《2013年北京市交通发展年报》[23]公布的数据。报告显示工作日路网平均速度为26.0 km/h,其中快速路平均速度为35.5 km/h,主干道平均速度为23.3 km/h,次干道及支路速度为24.2 km/h（表4）。
表4 各级道路速度设置
Tab. 4 The speed limit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he main roads
| 道路类型 | 快速路 | 主干道 | 次干道、支路及以下 |
|---|---|---|---|
| 速度（km/h） | 35.5 | 23.3 | 24.2 |
地铁的设计时速达120~180 km/h。但是地铁实际的运行速度一般不会超过80 km/h[24],实际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中间站点停靠的时间,运行速度会更低。本文借助北京地铁官方网站提供的地铁线路及运行时间查询功能,得到不同地铁线路的里程和运行时间,计算得到每一条地铁线路的运行速度（表5）。
表5 各地铁线路运行情况表
Tab. 5 Subway speed with different lines
| 地铁线路 | 线路里程（km） | 运行时间(min) | 运行速度（km/h） |
|---|---|---|---|
| 地铁1号线 | 46.6 | 90 | 31.07 |
| 地铁2号线 | 23 | 42 | 32.86 |
| 地铁4号线 | 49.4 | 83 | 35.71 |
| 地铁10号线 | 57.1 | 90 | 38.07 |
| 地铁5号线 | 27.3 | 50 | 32.76 |
| 地铁6号线 | 42.6 | 70 | 36.51 |
| 地铁7号线 | 22.7 | 43 | 31.67 |
| 8号线 | 26 | 45 | 34.67 |
| 9号线 | 15.6 | 31 | 30.19 |
| 13号线 | 40.5 | 86 | 28.26 |
| 15号线 | 40.8 | 58 | 42.21 |
| 房山线 | 24.6 | 32 | 46.13 |
| 昌平县 | 31.9 | 26 | 73.62 |
| 亦庄线 | 23.3 | 32 | 43.69 |
选择公共设施的阈值范围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关键。对于不同等级医院的辐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标准。Luo的研究将医疗机构辐射的阈值范围设立为15英里,约为25 km[25]。Cheng等的研究指出,北京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接受有效服务的半径为1~1.5 h[26]。综合有关研究,本文对医疗设施的服务半径做出如下设定：一般性综合医院的服务半径为1 h,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服务半径取为1.5 h。
在确定不同等级医院服务半径的阈值范围之后,利用ArcGIS 10.2中Network Analyst模块的New Service Area功能分别计算考虑地铁的多模态网络数据集和不考虑地铁的单模态网络数据集两种情况下,一般性综合医院的服务范围和三甲医院的服务范围。图8为两家代表性一般性综合医院（北京和平医院和上地医院）分别在考虑地铁和不考虑地铁条件下的服务范围,图9为代表性三甲医院（协和医院）在考虑地铁和不考虑地铁条件下的服务范围。
在阈值和服务范围确定后,分别计算不存在转诊情况和不同转诊率条件下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由于目前北京市不同等级医院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转诊制度,医院之间转诊率缺乏相关数据支撑。设定北京市不同等级医院之间六种不同的转诊率,分别为30%、40%、50%、60%、70%、80%。
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没有转诊制度下,按照的设定,在阈值范围内如果有三甲医院则患者只会选择三甲医院。由于所有需求点（街道中心）在1.5 h的阈值范围内都能到达三甲医院。因此影响街道需求点医疗设施通达性的主要是三甲医院。从图10可以看出,各个街道的医疗设施通达性呈现从城市中心沿环线向四周有规则的递减。其中二环每个街道的可达性都超过了每百人1张病床。其中通达性最强的街道为东城区的崇文门外街道,每百人病床数为1.488。二环外三环内的绝大部分街道每百人病床数在0.5到1 之间。五环外的街道每百人病床数基本都低于0.25。总体通达性为每百人0.492张病床。在不考虑转诊条件下街道之间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变异系数比较大,方差为0.427。
图10 不考虑转诊条件各街道每百人病床数
Fig. 10 The medical accessibility of different subdistricts without considering referral
在不同转诊率情况下（图11）,城六区各街道医疗设施的通达性基本还保持从城市中心沿环线向四周逐步递减的态势。但是,在不同的转诊率情况下也呈现出一些规律：第一,随着转诊率的提高,城六区各街道医疗设施的平均通达性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态势。将不考虑转诊的情况近似设置为转诊率为100%,则在转诊率为30%、40%、50%、60%、70%、80%、100%的情况下,街道医疗设施平均通达性分别为0.504、0.541、0.601、0.642、0.608、0.592、0.492。街道医疗设施平均通达性变化呈现“倒U型”（图12）。在转诊率较低的情况下如30%,患者大部分集中在一般性综合医院,而一般性综合医院的平均床位数很少,三甲医院虽然病床多,但是转诊过来的患者不足,医疗设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各个街道的平均医疗设施的通达性较低。在转诊率很高的情况下,患者又高度集中在三甲医院,浪费了一般综合性医院的医疗设施。计算结果显示60%左右的转诊率,城六区平均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最高,大概为每百人0.642张病床。第二,随着转诊率的提高,各个街道之间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方差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随着转诊率提高,街道之间医疗设施的不均衡性增强强。原因是北京三甲医疗医院和一般性综合医院的病床数呈现“倒金字塔”型。病床高度集中在三甲医院,而三甲医院的空间布局比较集中。一般性医院的空间布局虽然比较均衡,但是病床数少,限制了一般性医院在提高医疗设施空间布局均衡性上的作用。如果说总体的医疗设施平均空间可达性表征的是医疗设施布局的“效率”,街道之间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方差表征的是医疗设施布局的“公平”,那么在目前的医疗资源“倒金字塔”分布的情况下,“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
图11 在不同转诊率条件的城六区各街道每百人病床数
Fig. 11 The medical accessibility of different subdistricts considering referral
图12 不同转诊率条件下各街道每百人病床数的均值和方差图
Fig. 12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subdistrict medical accessibility in difference referral rates
在以每百人病床数的基础之上,再利用“每百人卫生人员数”作为衡量医疗服务能力的指标,同样分析在不同转诊率情况下北京市各街道的医疗设施通达性。从总体的分布态势来看,以“每百人卫生人员数”衡量的医疗设施通达性和以“每百人病床数”衡量的医疗设施通达性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都呈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态势。在60%的转诊率条件下,各街道平均每百人卫生人员数为2.034人。其中,每百人卫生人员数超过4人的街道共有33个,除2个位于海淀区以外,其他全部集中在东城和西城区,尤其是集中在二环以内区域。五环以内区域的资源分布相对比较集中和均衡。从南北分界来看,长安街以北地区相对长安街以南区域的资源更为密集（图13）。在不同的转诊率条件下,以“每百人卫生人员数”度量的总体通达性和街道之间通达性的方差特点和以“每百人病床数”度量的特点相似（图14）。但是,以“每百人卫生人员数”度量的通达性的方差要比以“每百人病床数”度量的方差大。这说明相比较病床数,医院之间的卫生人员数之间的差异更大,等级较低的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员的不足。
图13 转诊率为60%情况下各街道每百人卫生人员数
Fig. 13 The number of health personnel per 100 personswhen the referral rate is 60%
图14 不同转诊率条件下各街道每百人病床数的均值和方差图
Fig. 14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subdistrict medical accessibility in different referral rates
为了进一步分析医疗服务通达性的空间分异特点,对以“每百人卫生人员数”表征的医疗设施通达性进行了空间的冷热点（Getis-Ord Gi*）分析,结果如图15所示。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论。热点地区集中在三环以内,和东三环到东四环以及北三环到北四环之间的区域。四环到五环地区是热点向冷点过渡的区域。五环以外是冷点区域。
图15 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Getis-Ord Gi*分析
Fig. 15 The Getis-Ord Gi* analysis of medical facilities space accessibility
作为对比研究,再计算在不考虑地铁的单模态网络数据集且转诊率为60%条件下的医疗设施可达性,以此来分析地铁对提高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的作用（图16）。计算得到医疗设施的总体通达性为0.579,比考虑地铁的多模态网络数据集条件的总体通达性下降9.81%。街道之间空间可达性的方差为0.392,比考虑地铁的多模态网络数据条件下的街道医疗设施通达性方差提高8.58%。计算结果显示在同样的转诊率情况下,考虑地铁的多模态网络数据集则医疗设施总体的通达性有所提高,而街道之间医疗设施的方差会下降,即地铁建设不仅可以提高总体的通达性,还可以降低街道医疗设施分布的不均衡性。
图16 不考虑地铁转诊率为60%条件下的医疗设施可达性
Fig. 16 The medical accessibility while the referral rate is 60% and discard subway
构建不同等级的医院之间的转诊制度是充分利用各个层级医疗资源的有效方法。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第一,合适的转诊率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医疗设施可达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设施的使用效率。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随着转诊率的提高,医疗设施总体的通达性呈现“倒U型”分布。转诊率为60%左右时,医疗设施的总体通达性达到最高。第二,地铁会提高总体的医疗设施可达性并降低街道间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方差。也就是说地铁等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会提高医疗设施总体通达性而且会提高医疗社会空间布局的均衡性。第三,在目前“倒金字塔”式的医疗资源分布条件下,提高不同层级的医院转诊率会提高街道之间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方差。因此,要构建高效又均衡的医疗设施体系,除了要建立合理的转诊制度外,还要着重将医疗设施向一般性综合医院倾斜,实现医疗设施的“下沉”。
目前有关医疗卫生分级诊疗制度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利用目前能够掌握的数据开展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缺乏社区层面的人口详细数据,本文选择街道作为研究单元。实际中,社区是城市管理的最基本单元也是分层诊疗制度的最基础一级。因此,在具有社区层面人口数据的条件下,应该进一步细化研究单元。第二,由于目前缺乏普通社区医院的医生和病床数目数据,使得只能考虑已经纳入到一级医院的社区医院,也只能考虑住院患者。在具有一般社区医院的资源数据条件下,可以进一步研究面向全体患者的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第三,关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设计问题。由于目前北京市还没有出台分级诊疗制度的规定,因此未来随着制度设计的不断明确可以有进一步的跟进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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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潜能模型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6.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空间可达性是评价医疗设施布局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或者从医疗服务供需状况着手，或者从供需双方之间距离因素着手，均无法全面评价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本文采用基于潜能模型的评价方法对江苏省如东县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研究，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研究表明，通过选取合适的出行摩擦系数，该方法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测度较小研究单元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辅以GIS技术，可以很直观地揭示研究区域内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差异，结合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制定的医疗资源配置标准，还可较为准确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p>
Measuring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facilities based on potential model.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6.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空间可达性是评价医疗设施布局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或者从医疗服务供需状况着手，或者从供需双方之间距离因素着手，均无法全面评价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本文采用基于潜能模型的评价方法对江苏省如东县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研究，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研究表明，通过选取合适的出行摩擦系数，该方法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测度较小研究单元的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辅以GIS技术，可以很直观地揭示研究区域内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差异，结合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制定的医疗资源配置标准，还可较为准确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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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就医空间可达性度量和缺医地区判断: 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 .
潜能模型广泛应用于就医空间可达性评价,现有模型综合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虑"医疗设施不同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改进的潜能模型能够更为合理地评价就医空间可达性,准确揭示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结合医疗资源配置相关标准,则能有效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Measurement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nd defining health professional shortage areas based on improved potential model: A case study of Rudong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潜能模型广泛应用于就医空间可达性评价,现有模型综合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虑"医疗设施不同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改进的潜能模型能够更为合理地评价就医空间可达性,准确揭示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结合医疗资源配置相关标准,则能有效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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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度量方法及应用研究进展评述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一直是地理学、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已有的各 种可达性度量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与城镇发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 评价、选址分析、园林景观规划、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其度量体系正在形成。本文首先从两个层面对可达 性的涵义进行全面阐述; 在此基础上, 从网络特性的角度对拓扑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值线 法、重力模型法、平衡系数法、时空法、效用法等目前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进行系统分类, 并且 从可达性影响因素入手对各种度量方法进行综合比较与评述; 然后,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 对各 种度量方法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与剖析; 最后, 对可达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与展望。</p>
2007. Advance in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一直是地理学、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已有的各 种可达性度量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与城镇发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 评价、选址分析、园林景观规划、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其度量体系正在形成。本文首先从两个层面对可达 性的涵义进行全面阐述; 在此基础上, 从网络特性的角度对拓扑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值线 法、重力模型法、平衡系数法、时空法、效用法等目前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进行系统分类, 并且 从可达性影响因素入手对各种度量方法进行综合比较与评述; 然后,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 对各 种度量方法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与剖析; 最后, 对可达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与展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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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绿地可达性评价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5 Magsci 摘要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沈阳市绿地可达性分析。在揭示研究区内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同时，探索这一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显示：①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整体上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 个高值区与3 个低值区可清晰识别；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区的近外围，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核心城区与城市的西部及南部远郊。②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十分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70%以上的街道绿地可达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只有少数街道呈现较高的可达性，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因素。③ 根据可达性评价结果，提出了实施空间优化策略，促进绿地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建议。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口相互作用的规律，未来还应进一步与客观实际结合，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实用化。
Evaluation of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of Shengyang using Gaussian based 2-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5 Magsci 摘要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沈阳市绿地可达性分析。在揭示研究区内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同时，探索这一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显示：①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整体上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 个高值区与3 个低值区可清晰识别；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区的近外围，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核心城区与城市的西部及南部远郊。②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十分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70%以上的街道绿地可达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只有少数街道呈现较高的可达性，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因素。③ 根据可达性评价结果，提出了实施空间优化策略，促进绿地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建议。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口相互作用的规律，未来还应进一步与客观实际结合，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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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spatial and nonspatial factors for healthcare access: toward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efining health professional shortage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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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网络中心性的长春市大型综合医院空间可达性研究 .
交通网络中心性是测度交通网络 及社会经济活动可达性的有效手段。从交通网络中心性视角,结合可达时间研究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综合医院空间可达性。大型综合医院邻近度和中间性与距离(到 人民广场路网距离)均呈负相关,在距人民广场最近处二者大致相等且最高,随着距离的增加,邻近度超过中间性。距人民广场4740—5799米处中间性超过 邻近度并形成高值分布区,7862—8400米处二者均降到最低。约33.3%的大型综合医院空间可达性最好,其集中分布于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心。 空间可达性最差的大型综合医院约占总数的24.1%,多分布于城市边缘。空间可达性较差的大型综合医院为数不多,且多分布于城市周边。但高邻近度、高中间 性、可达时间较长的大型综合医院主要分布于安达街沿线。高邻近度、低中间性,可达时间较短的大型综合医院则多分布于火车站前与新民大街沿线等城市中心位 置。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large central hospitals in Changchun city center based in street network centrality.
交通网络中心性是测度交通网络 及社会经济活动可达性的有效手段。从交通网络中心性视角,结合可达时间研究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综合医院空间可达性。大型综合医院邻近度和中间性与距离(到 人民广场路网距离)均呈负相关,在距人民广场最近处二者大致相等且最高,随着距离的增加,邻近度超过中间性。距人民广场4740—5799米处中间性超过 邻近度并形成高值分布区,7862—8400米处二者均降到最低。约33.3%的大型综合医院空间可达性最好,其集中分布于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心。 空间可达性最差的大型综合医院约占总数的24.1%,多分布于城市边缘。空间可达性较差的大型综合医院为数不多,且多分布于城市周边。但高邻近度、高中间 性、可达时间较长的大型综合医院主要分布于安达街沿线。高邻近度、低中间性,可达时间较短的大型综合医院则多分布于火车站前与新民大街沿线等城市中心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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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centrality and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Barcelona.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14225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y of three street centrality indice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various typ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Barcelona, Spain. The focus is on what type of street centrality (closeness, betweenness and straightness) i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which type of economic activ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Centralities are calculated purely on the street network by using a multiple centrality assessment model, and a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is applied to both street centralitie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o permit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m.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eet centralitie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at the correlations are higher with secondary than primary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urban planning, central urban arterials should be conceived as the cores, not the borders, of neighbour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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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5.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发展养老服务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北京市养老设施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北京市养老设施的供给仍难以满足老年人口对养老设施的需求。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科学评价是进行合理空间配置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GIS技术，应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了测算，并重点对1小时单一有效服务半径和按养老设施规模划分的三级有效服务半径这两种情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后者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评价更具合理性。本文对空间可达性的测算结果识别出了北京市各区域养老设施的稀缺程度，为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Measuring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5.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发展养老服务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北京市养老设施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北京市养老设施的供给仍难以满足老年人口对养老设施的需求。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科学评价是进行合理空间配置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GIS技术，应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了测算，并重点对1小时单一有效服务半径和按养老设施规模划分的三级有效服务半径这两种情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后者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评价更具合理性。本文对空间可达性的测算结果识别出了北京市各区域养老设施的稀缺程度，为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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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空间可达性分析的两步移动搜索法: 以江苏省东海县为例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2.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精确评价医疗设施可达性的空间分异样状况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前提。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关于医疗空间可达性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 以江苏省贫困县——东海县为案例, 以行政村和医院为分析单元, 基于迪卡斯特拉算法计算出各村到医院(卫生院)的最短通行时间, 进而分析各村医疗空间可达性分异情况。采用不用服务时间阈值范围进行空间敏感性分析, 综合研判缺医地区分布特点。与传统的医卫人员和人口比值的方法相比, 两步移动搜索法能有效显示县域范围内医疗可达性的空间分异情况。采用较大的时间阈值, 医疗空间可达性分异较为平滑, 采用较小服务阈值则空间分异显著, 缺医范围也较大。东海县医疗空间可达性整体呈单核结构, 并沿主要交通线延伸, 缺医地区多分布于边缘乡镇。提高边缘乡镇的行政村的甲级卫生院等级和乡村道路等级将会改善边缘乡镇的就医可达性。
A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for measuring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hai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2.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精确评价医疗设施可达性的空间分异样状况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前提。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关于医疗空间可达性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 以江苏省贫困县——东海县为案例, 以行政村和医院为分析单元, 基于迪卡斯特拉算法计算出各村到医院(卫生院)的最短通行时间, 进而分析各村医疗空间可达性分异情况。采用不用服务时间阈值范围进行空间敏感性分析, 综合研判缺医地区分布特点。与传统的医卫人员和人口比值的方法相比, 两步移动搜索法能有效显示县域范围内医疗可达性的空间分异情况。采用较大的时间阈值, 医疗空间可达性分异较为平滑, 采用较小服务阈值则空间分异显著, 缺医范围也较大。东海县医疗空间可达性整体呈单核结构, 并沿主要交通线延伸, 缺医地区多分布于边缘乡镇。提高边缘乡镇的行政村的甲级卫生院等级和乡村道路等级将会改善边缘乡镇的就医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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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避难时间的推移,群众的避 难需求表现出逐级上升的层次性,由此决定了应急避难场所在选址和空间布局时应当考虑层次性和及其结构特征。在将应急避难场所划分为临时避难场所、短期避难 场所和中长期避难场所三个层次,并进一步探讨避难需求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层次性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应急避难场所的层次结构在空间上表现出的单一流、嵌套和 非空间一致性的特点。
Study on hierarchical location of urban emergency shelters(I): Hierarchy analysis.
随着避难时间的推移,群众的避 难需求表现出逐级上升的层次性,由此决定了应急避难场所在选址和空间布局时应当考虑层次性和及其结构特征。在将应急避难场所划分为临时避难场所、短期避难 场所和中长期避难场所三个层次,并进一步探讨避难需求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层次性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应急避难场所的层次结构在空间上表现出的单一流、嵌套和 非空间一致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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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hierarchical Bayesian binary probit models to analyze crash injury severity on high speed facilities with real-time traffic data. Accident Analysis and https://doi.org/10.1016/j.aap.2013.08.009 URL PMID: 24172082 [本文引用: 1] 摘要
Severe crashes are causing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loss, and because of this, reducing crash injury sever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objectives of the high speed facilities' (freeway and expressway) management. Traditional crash injury severity analysis utilized data mainly from crash reports concerning the crash occurrence information, drivers' characteristics and roadway geometric related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real-time traffic and weather data were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crash injury severity. The space mean speeds captured by the Automatic Vehicle Identification (AVI) system on the two roadways were us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and data from a mountainous freeway (I-70 in Colorado) and an urban expressway (State Road 408 in Orlando) have been used to identify the analysis result's consistence. Binary probit (BP) models were estimated to classify the non-severe (property damage only) crashes and severe (injury and fatality) crashes. Firstly, Bayesian BP models' results were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from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BP models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Bayesian inference was superior with more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en different levels of hierarchical Bayesian BP models were developed with random effects accounting for th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t segment level and crash individual level, respectively. Modeling results from both studied locations demonstrate that large variations of speed prior to the crash occurrence woul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severe crash occurrence. Moreover, with considering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in the Bayesian BP models, the model goodness-of-fit has improved substantially. Finally, possibl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 model results and the hierarchical Bayesian probit model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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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 Models,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applictions. Comput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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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统计年鉴 (Beijing Municipal Health Statistics Yearboo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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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composition, modeling and mapping service regions to predict access to social programs. https://doi.org/10.1080/1082400000948053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lthough social programs intend to provide equal access for all, in the final evaluation, fairnes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is usually dictated by location. Measuring and predicting access to social services can help these programs adjust and better accommodate under-served regions. A method is proposed which delineates the service area of providers delivering social services and produces a probability metric that maps the equity of the program of services for each household. We begin with a computationally trivial method for delineating service areas, map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holds being served, and propose an adjustment process, an allocation, to level access to services. We argue such methods can serve to better locate service providers and insure equity when implementing social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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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healthcare in a GIS environment: Synthesis and a case study in Chic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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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交通事件可待性测度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北京市长期实行“环状+发射状”的城市路网格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时间可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核心区与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负载量巨增,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通勤效率,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为应对挑战,实现交通设施跨越式发展,北京市自2008 年以来加快了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以改善城市的通勤能力。本文采用一般道路设施与轨道交通(矢删数据) 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城区进行了时间可达性的综合度量和其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可达性与道路密度双重指标的运用进行区域综合分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市城区内的空间可达性特征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两者在南北城区内的空间表征差异。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析2008 年以来各个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关系,甄别土地利用效益区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对不同分区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Measuring time accessibility with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urban areas of Beijing.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北京市长期实行“环状+发射状”的城市路网格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时间可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核心区与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负载量巨增,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通勤效率,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为应对挑战,实现交通设施跨越式发展,北京市自2008 年以来加快了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以改善城市的通勤能力。本文采用一般道路设施与轨道交通(矢删数据) 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城区进行了时间可达性的综合度量和其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可达性与道路密度双重指标的运用进行区域综合分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市城区内的空间可达性特征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两者在南北城区内的空间表征差异。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析2008 年以来各个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关系,甄别土地利用效益区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对不同分区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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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 GIS-based floating catchment method to access areas with shortage of physici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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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 health and place in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n Beijing, China.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0.10.008 URL PMID: 21109338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residential care has become an alternative option for elder care in Beijing, China. Little is known, however, about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resid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health and living in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RCFs). He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RCFs and how the environment of RCFs affects elderly people's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health. The concepts of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ctive aging, and well-being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gi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 within RCF settings. Qualitative data from 46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RCF managers, elderly residents, and family members in Beijing were transcribed and analysed using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elderly resi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in RCFs, but a few of them feel isolated and depressed after their relocation. Each RCF, as a place with its unique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lderly resi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residents, their attitudes on ag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and family support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ir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after relocation from home to RCFs. Although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sidential care at the local level, it sheds light on future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and socio-cultural meanings of elder care at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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