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及环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迄今为止,关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的看法^[2]。学者们研究了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及其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3]。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韩昭庆认为战争极大限制了明代沿边垦殖活动的范围,毛乌素沙地南界基本沿长城一线,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4]。李大伟认为明代榆林镇边屯确实对当时的环境变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很快衰落,屯垦规模和力度不强,主要是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出现了问题,该区域现在的环境恶化状况与明代边屯关系不大^[5]。

延绥镇的设立是防御蒙古,近边垦殖是保障军粮供应,军事用地和近边垦殖成为当地土地利用的主要形式,进而对生态脆弱带的环境产生影响。舒时光通过研究明朝前、中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得出其发展的时间特征为：洪武时期缓慢恢复—永乐至宣德时期部分地段初步垦殖—正统至成化初期缓慢发展—成化中至弘治中兴盛—正德至隆庆中荒废;空间特征为：屯垦的北界由腹里州县—界石—“二边”长城—“大边”长城逐步北移^[6]。本文尝试分阶段、动态反映明代后期尤其是从隆庆议和至明末延绥镇近边地区的边垦状况,来分析延绥镇近边地区土地利用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包括毛乌素沙漠南缘在内的农牧交错带地区土地利用提供历史借鉴。

隆庆议和后,明廷本着“寓战于守、寓守于和”^[7]的思想,加快重修并砖包“大边”,“沿边一带,雉堞连云,日增地险”^[8]。“大边”一线作为防御重心更加稳固,“严密守边,谨慎出击”的西北防边方略发挥至极致。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历史文献分析法来解决明代后期延绥镇近边地区土地利用的问题。主要研究思路是：依托万历年间成书的《延绥镇志》中关于仓储、卫所屯地等军垦地、草场、沙地等史实和数据的记载,对照清康熙《延绥镇志》、道光《陕西省二十七府州县屯卫赋役全书》等文献,再与本地区现存的府、州、县志相关内容对应,归纳出该地区田地的类型,同时结合“邻堡纳粮”原则和税率的反推,从而得到明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延绥镇各种军垦地、草场的分布和面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万历年间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

3 万历时期延绥镇近边土地利用情况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成书的《延绥镇志》,系统记述了延绥镇所辖长城沿线及各营堡周围的地形、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等内容,尤其是关于仓储、卫所屯地等军垦地、草场、沙地、水利的记载,十分详细。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成书的《延绥镇志》,摘抄前书部分内容,并补充了清初相关内容。现存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刊行的《陕西省二十七府州县屯卫赋役全书》则记载了明代延绥镇军垦地的原额以及清初变化情况,与本地区现存的府、州、县志相关内容完全对应。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复原万历时期延绥镇近边地区屯地、草场、沙地等的分布并分析其空间特征。

3.1 万历时期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

整理万历、康熙《延绥镇志》、道光《赋役全书》及各府、州、县志,延绥镇田地按照耕种类型可以分为屯地、夹道糜（谷）地、城堡糜（谷）地、界石逶北粮地、界石迤北新增粮地、余地、榆林卫南关夹道屯地、养廉地、夹道地、民地十种形式。前九种统称为军垦地。下面初步分析各自特征、分布和数额。

3.1.1 城堡糜谷地、夹道糜谷地和夹道（军）粮地 城堡糜谷地,位于界石以北、“大边”以南、靠近城堡和“二边”、地段相对固定的、由城堡军余或招募百姓耕种的军垦地。城堡糜谷地分为三类：一是东路柏林堡以东9堡夹道糜谷地。其中,清初并入府谷县的皇甫川等5堡共499.2238顷（1顷相当于现在的66670 m²）,并入神木县的神木等4堡共130.5555顷,城堡糜谷地以南是民地;二是葭州（今佳县）所辖高家、建安2堡,至清乾隆年间,前者54.255顷并入神木县,后者26.86顷并入榆林县。高家堡是绥德卫屯地的最东端,二堡南面是绥德卫屯地;三是榆林卫所属中、西二路城堡糜粮地。原总额3544.208顷,南面是卫所屯地。夹道糜粮地是位于各营堡周围、“大边”南、“二边”北、处于夹道中、与草场相互缠绕的军垦地。明万历时,夹道糜粮地原额4563.22顷,征糜粮9797.22石。夹道（军）粮地,万历《延绥镇志》有镇靖、宁塞、石涝池、定边、饶阳共五堡仓库存在“夹道（军）粮”。(靖边五堡：龙州城折60.15顷,镇靖堡有215.513顷,靖边堡有317.1353,宁塞堡本堡钱粮折糜地53.658顷,夹道地折250.5顷,镇罗堡后建仓库,无存城堡糜地粮,假设为零,则和为836.8063顷,与清靖边县原额糜地801.671674顷相差不大,说明本文推断正确。)

3.1.2 界石迤北地和新增地 界石迤北粮地位于界石北、“二边”南,不属于屯地,由卫所余丁、民人新耕种,但纳入延安、绥德、榆林三卫所管理的军垦地,与民地管理不同。万历《延绥镇志》称“界北原额地”,税收称“界北民运粮”等名目。界石迤北新增粮地是这些粮地新增部分。万历《延绥镇志》记载：正德三年（1508年）,界石迤北地,“止得一千一百余顷,尽本边之地矣”,而到万历中,“界石迤北新增粮地共1772.1603顷,征粮5336.746石,草10595束多,税率每顷3.3石”。在各堡仓储中有“界北民运粮”共944.06石,应为全部数额。其中,位于清初靖边县的靖边四堡（镇罗堡无）和为260.77石。则可计算出靖边四堡平均税率为每顷4.478石,进而绥、延二卫界石迤北粮地为210.822顷。

界北粮地（新增地）又分为界北卫所粮地（新增地）和界北民屯粮地（新增地）。延安卫近边屯地分布在怀远县清平堡及相邻城堡（属靖边县）,但现存史料仅有清平堡界北新增地51.365顷,当为延安卫界北新增地的总额。再看界北民屯新增粮地,万历《延绥镇志》中“界北新增民运粮”字样的赋税和为2668.5石,按每顷3.3石税率,折算为808.636顷。

3.1.3 余地、榆林卫南关夹道屯地、养廉地 余地,与城堡糜谷地类似,仍属于城堡余丁开垦、纳入城堡管辖的军地,位于界石以北、“大边”以南、靠近城堡和“二边”,税额理应相似,为每顷2石。从万历《延绥镇志》看,余地主要分布在清代定边县所辖的几堡,包括原额和新增地,和为895.13石,其中新增地占64.8%。《赋役全书》将城堡糜谷地与余地合并统计,其中,定边县原额糜余地2640.951顷,靖边903.2573顷,共3544.2083顷。又根据上文西路城堡糜地总数,得出西路共余地549.150626顷,则定边县有余地447.565顷,有糜地2193.386顷,靖边县有余地101.585626顷（应全部分布在靠近定边县的宁塞堡）,城堡糜地801.671674顷。东路10堡没有余地。根据现有材料,中路理应没有余地(《赋役全书》记载：榆林府属原额屯糜余共地6999.81215顷,此额应是乾隆八年前的数据,当时榆林府辖榆林、横山、府谷、神木四县,高家、双山两堡除外。但四县屯、糜地总和大于此数。根据余地的分布,可以判断中路没有余地,即使有,也应该极少。)。

榆林卫南关夹道屯地5.50顷,坐落在镇靖堡,当属城堡管辖,上纳不是糜谷。养廉地单列,不属屯地等名目,应直接属于镇抚直管,《赋役全书》记载近边地区养廉地有中路八顷九十亩,分为八处,“皆在边内,若七疙瘩湖、刘官儿寨（今榆阳刘官寨乡驻地）、大桑坪、黄沙碛墩（芹河乡黄沙七墩村）、官庄（芹河乡老庄）、钟家沟（青云乡钟家沟村）、鱼河、归德”^[9],其中鱼河、归德、黄沙碛墩、官庄、沙草湾（芹河乡大草湾）,共8.9顷,坐落在安边堡的养廉地31.20顷。

3.1.4 屯地 各县志载明到清初榆林属诸县均未接收其庆阳卫屯地,可知其屯地不在今榆林市,亦不在本文研究地域,下文从略。榆林卫屯地范围：榆林卫屯地全部处于“二边”南、界石北,南邻延安府民地或延安卫屯地。具体分为两个地段：一是镇城堡附近的官地、双身百户2760顷;一是分为26屯分布在东到威武堡、西到饶阳堡等11堡附近,共33558顷。延安卫近边屯地范围：延安卫屯地分腹里屯地和近边屯地。万历《延绥镇志》记载,明嘉靖初年延安卫屯地3503.83顷,但明万历后期,除去荒地后,新的额设值为3072.668顷。延安卫近边屯地处于城堡南面,北以榆林卫屯地为界,南以延安府民地为界,又界石是近边民地和屯地的区分线,所以界石为南界。延安卫腹里屯地应向延丰仓（延安府城西山脚）纳粮。绥德卫屯地范围：绥德卫屯地共50个百户,分为腹里屯地（下三屯）与近边屯地（上三屯）。按万历《延绥镇志》原额6698.40顷。但据康熙《延绥镇志》原额6840顷,其中姜、杨二百户204顷因嘉靖筑边墙弃入夹道裁去,实在6636顷。上三屯分布在怀远县境内的有16个百户(它们是：（上下）柳奇（据民国《横山县志·村庄》,民国时辖43村,能找到今地名有37村）、孙隆（13村,13村）、刘九思（31村,29村）、王一林（23村,21村）、王玺（19村,18村）、黄臣（9村,8村）、戴洪（9村,6村）、马昂（36村,31村）、陈镇（9村,7村）,（上下）李潮（32村,24村）、赵世相（32村,28村）、冯宣（26村,25村）、宋安（22村,22村）、白堂（18村,16村）、汤全（金）（30村,29村）、翟贤（18村,18村）。) ,分布在榆林县境内的有20 个百户,皆处于界石以北、“二边”以南（镇城附近鼓楼以南）、东至高家堡（今神木县高家堡镇驻地）、西至威武堡（今横山县城塔湾乡威武堡村）;下三屯计东、西、南三川,处于今绥德与子洲交界大理河流域、绥德与米脂交界无定河流域、绥德与清涧交界及清涧内无定河流域范围内。

在分析明延绥镇长城沿线军垦具体数额时,除了根据现有记载甄别各数额对应的名目和时间外,还必须利用“临堡纳粮”原则。该原则是为了节约运费,各城堡周围的军垦地税收就近向附近城堡交纳。于是可根据各营堡仓库的储藏,利用税率反推城堡周围的军地数,进而结合清初各县接收的军地数额,推断出明代军地种类、数量和分布位置。“临堡纳粮”原则是适用于陕北地区屯运的普遍原则。成化九年（1472年）,延绥镇新开屯田时,税率是“每一百亩于邻堡上纳子粒六石”^[10],明确了邻堡纳粮原则。而从万历《延绥镇志》看,37城堡都有仓库且各仓库作用特定,税收来源固定,收支固定。根据“临堡纳粮”原则,根据各堡仓储推算出该堡周围军垦地类型和数量,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值。通过对万历《延绥镇志 ⋅屯田》、康熙《延绥镇志 ⋅屯田》、乾隆《府谷县志 ⋅地亩》、道光《神木县志 ⋅地亩》、道光《陕西省二十七府州县屯卫赋役全书》等历史文献的梳理、“邻堡纳粮”原则的应用以及税率的反推,初步得到了万历年间延绥镇各种军垦地的分布和面积,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   明朝万历年间延绥镇军垦地的种类、分布及其面积

Tab. 1   The type, distribution and area of army reclamation in Yansui Town during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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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及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图1）：界石南面是民地;东路界石外（北）是各堡的糜谷地,西路的界石外（北）是屯地,再北是各堡的糜谷地。在界石和“二边”之内,有界石迤北新增粮地;各堡的糜谷地外是草场(万历《延绥镇志 ⋅草场》记载了沿边36城堡共有草场162330.3顷,这些城堡草场的空间分布特征：一是皆靠近城堡、绝大部分都在“二边”以外且靠近“大边”;二是总体面积大,而且靠近“大边”城堡草场的面积又远大于远离“大边”城堡草场的面积,西路各堡草场面积之和大于中、东二路;三是自东北而西南,相互连接,成为一条扁长状草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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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明代万历年间延绥镇长城沿线军垦地及草场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army reclamation and pasture alongside the Great Wall in Yansui Town during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3.2 草地分布、数量及长城沿线各堡军地数量

万历《延绥镇志 ⋅草场》记载了沿边36城堡共有草场162330.3顷,其中的34城堡（镇罗堡、砖井堡未记录,共草场157593.2顷）草场的分布和数额都有详细记载。按照“临堡就粮”原则,根据各营堡仓库的储藏数额和来源,利用税率反推出长城沿线各城堡周围分布的各类军地数额,得出了万历年间延绥镇长城沿线36城堡草场与军垦地的分布与数量情况,如表2所示。

以表2显示的延绥镇长城沿线36城堡草场地和军垦地的分布为基础,基本上可以绘出这一时期延绥镇近边军垦地及草场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以清代设置的县为单位,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邻堡纳粮”原则的应用以及税率的反推,得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延绥镇军垦地、草地的分县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综合表1、表2和表3的内容,并结合图1,得出明万历年间延绥镇的土地利用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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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明代万历年间延绥镇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in Yansui Town during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4 万历年间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

4.1 时间特征

首先,万历年间近边屯地获得巨大发展。嘉靖年间,延安等三卫有屯地37717.23顷,万历十年（1582年）有39753.42顷,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达48161.83顷(数据来源：嘉靖《陕西通志》卷34《民物二 ⋅田赋附屯田》;《明神宗实录》卷129,万历十年十月甲辰;[明]涂宗浚：《奏报阅视条陈十事疏》,《明经世文编》卷448,其与万历《延绥镇志 ⋅屯田》数据同。)。万历十年较嘉靖年新增2036.19顷,当属嘉靖末新开西路定边营、石涝池堡南的赖字号屯（2480顷）(榆林卫赖字号屯地点位于“花马池东、西定边营一带”,税率是一顷征粮一石（[明]王崇古：《酌定战守机宜以策将略疏》,《明经世文编》卷318）,得出东赖字号屯坐落在威武堡、西赖字号屯坐落在石涝池堡,税率仍旧（万历《延绥镇志》卷2《边饷银/屯田》）,此当为西赖字号屯。又嘉靖末“榆林卫新增粮二千四百八十石”（[明]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9）,根据税率,当为2480顷。);万历三十五年较嘉靖年,绥德卫屯地无变化,延安卫增加450顷,而位于夹道的榆林卫新增9995顷^[11],则万历26年间新增榆林卫7958顷。万历三十五年时巡抚余愆衡上书称：延绥镇屯地较前任又增加1370余顷^[12],可见发展速度之快。但是,近边屯地的发展限制和牺牲了腹里屯地和民地的发展,致使粮地“亦渐遗弃”^[13]。

其次,夹道糜地恢复较快但发展较慢。夹道糜粮地,正德十六年（1521年）起科,“视边报之缓急,稍为进止”,“其地有耕者有荒芜者,而糜粮亦视之为盈缩”,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大边”全部整修后,才有所恢复并获得发展,其税收也成为定额,充当杂项银两。至万历三十五年,夹道无荒田,共4563.22顷^[9]。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充分,万历三十五年,余愆衡认为主因是军人耕种积极性和耕种技术都不高,军官驱逐兵丁耕种自己的养廉地,不尽力垦荒,征税苛刻以及土地“多瘠”、收获甚薄等,于是建议城堡周围五里土地给予量减旧额输粮”^[12]等优惠。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延绥镇近边地区（界石以北至“大边”长城）军垦地、草地、沙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2所示。

4.2 空间特征

4.2.1 整体特征 屯地尤其是西路榆林卫屯地是近边军垦地的主体。近边军垦地总额53948.82顷（含夹道糜谷地）,其中,在夹道内分布的面积总和为9386.21顷,占17.40%,界石至“二边”分布的军垦地面积总和为44562.61顷,占82.60%。三卫近边屯地占界石至“二边”军垦地总数的95.52%、占近边全部军垦地的78.9%,榆林卫屯地占近边屯地总面积的84.85%。西路军垦地面积占全部军垦地面积的75.73%,又榆林卫屯地占西路军垦地的84.87%。可见,近边垦殖的重心在界石至“二边”之间的屯地上。

夹道糜谷地和西路城堡糜谷地是夹道内军垦地主体。城堡糜谷地占夹道内军垦地总数的45.05%、夹道糜谷地占48.62%,惜后者的地理区域无法确定。而西路夹道内的军垦地占全镇夹道内军垦地的38.15%,其中西路城堡糜谷地占夹道内军垦地的31.91%。

草场尤其是西路草场是近边地区的主要景观。草场分布在夹道内,皆靠近城堡、绝大部分都在“二边”北且靠近“大边”,自东北而西南,相互连接成为一条扁长状草场带。夹道军垦地的总面积占草场面积的5.78%;近边全部军垦地总面积占草场面积的33.23%。西路15堡（属清靖边、定边二县）所辖草场总面积占全镇草场总面积的62.63%。

流沙主要分布在“大边”以北和夹道内的部分区域。明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流沙的分布主要集中延绥镇中路、西路地区,其中,中路流沙的分布为三个区域：常乐堡周围;今榆溪河以西、无定河以北、“大边”长城以南的三角地带,即榆林镇城、保宁堡、响水堡、波罗堡以东、以北的三角地带;威武堡、清平堡周围。西路流沙主要分布为三个区域：石涝池堡周围的宁夏河东沙地;靖边营附近的局部覆沙;砖井堡、定边营一线的毛乌素沙地流沙^[2]。

4.2.2 军垦地的城堡归属特征 从单个城堡看,根据“邻堡纳粮”原则分析统计各堡屯地得知：管辖军垦地数量相对较多且与草场的比值相对较高的城堡,中路有双山堡、常乐堡、榆林城、鱼河堡、响水堡、波罗堡、威武堡、清平堡;西路有龙州堡、镇靖堡、靖边堡、宁塞堡、砖井堡、新安边营、旧安边营、定边营。管辖夹道军垦地较多的城堡,中路有常乐堡、榆林镇城、归德堡、鱼河堡（四堡共有272.65顷,平均每堡68.16顷）,响水堡（56.00顷）,波罗堡（44.63）、怀远堡（140顷）;西路有：龙州堡（60.15顷）、镇靖堡（215.513顷）、靖边堡（322.6353顷）、宁塞堡（405.74顷）、把都河、永济堡、新安边营、三山堡（四堡共1109.3081顷,每堡平均277.327025顷）、砖井堡（847.483顷）、旧安边堡（321.175顷）、定边营（157.65顷）。这些城堡又大概与之前关于流沙分布的区域一一对应。根据县志,皇甫川等5堡的城堡糜谷粮地与府谷县一等民地总和（552.153顷）相当,神木5堡为神木县民地总和（384.585顷）的一半（图3和图4）,相对较为发达。相对而言,东路地处黄土地带、拥有水利,更有利于发展城堡糜谷地和腹里民地。但整体而言,东路这10堡的城堡糜谷地的数量相对较少,占全镇夹道内军垦地的7.29%、占相邻草场面积总额的2.63%,却大有赶超腹里民地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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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明万历年间延绥镇东路草场面积与军地面积数量

Fig. 3   The area of Donglu pasture and army land in Yansui Town during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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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明万历年间延绥镇中、西两路各城堡草地与军地面积数量

Fig. 4   The area of castle pasture and army reclamation of Zhonglu and Xilu region during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4.3 时空格局形成的原因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军事上要求必须平衡战守,建立稳定的后勤保障区域、战斗区域以及隔离缓冲区,于是从明成化中期开始,延绥镇近边地区形成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格局：以“二边”为界“南田北草”;在夹道之间分布着少量的田地,且主要分布在地利条件较好的东路即今府谷、神木县内;“大边”外的土地基本荒废。而地理环境更是这种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东路10堡北临黄土地带且堡周围拥有较好水利等条件共同决定了城堡糜谷地的发达;而由于地理环境和战争原因,镇城周围城堡能够提供的军资有限。常乐、双山、建安三堡所在地,“地皆沙漠”^[9]、“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14],地理原因限制了屯垦发展;处于保宁、归德、鱼河三堡紧挨绥德卫屯地、地处镇城以南,是为冲要,受战争影响时常荒废;镇城周围的各堡驻军高达17478名,是整个近边36城堡年驻军的36.95%^[15],庞大驻军又增加了军需负担。再次,中、西二路周围的军垦相对发达,尤以西路诸堡南面的榆林卫屯地权重最大。

5 万历末至崇祯延绥镇近边土地利用情况

明末,河套蒙古仍经常小规模骚扰延绥,但威胁不大,崇祯七年（1634年）闰八月,“洪承畴击西人于延绥,斩首四百,西人遁去”^[16],此后,史籍中就没有蒙古对延绥边境骚扰的记载。但延绥镇却连年天灾,据康熙《延绥镇志·大事记》：万历末至崇祯的30多年间,有17年遭遇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其中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秦中灾荒,惟延、庆最惨;延、庆灾荒又惟安塞、安定、肤施、甘泉、清涧、绥德、米脂、府谷、合水十州县最惨”^[17];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近边地区,灾难理应更甚。腹里民运粮和军屯子粒不保,京运年例更是长期拖欠,“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1621年）以前至天启七年（1627年）,共欠一百五十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17]崇祯五年（1632年）,榆林奇荒,饿殍相继,“危难之形,只在旦夕。”^[17]农民起义和兵变发生并越演越烈。由于战争的杀戮和自然灾害,到了清初延安府百姓“存者止十分之二”^[18],直至顺治十年（1653年）,陕北才摆脱兵患。

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近边军垦遭受到巨大损失。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延绥镇志 ⋅屯田》对明末清初近边军屯进行了记载。一是卫所屯地。榆林卫顺治年间实在熟地1820.835顷,仅为万历后期近边屯地的5%;延安卫近边屯地分属于西路龙州5堡,实额91.065顷,是万历后期近边屯地的6%;绥德卫近边屯地（上三屯）实额400.461顷,是万历后期的8%。三卫近边屯地实在总额2312.361顷,是万历后期总额（42555.13顷）的5%,抛荒率95%。二是城堡糜粮地。康熙《延绥镇志》的记载相对混乱,仅有西路镇靖堡、靖边堡、砖井堡和东路高家堡四堡万历末原额和康熙初实在额,其康熙初实在额分别是万历末原额的10%、9.5%、1.6%和31%。高家堡周围有较好水利,抛荒率也高达69%。由此类推,各堡糜粮地在明末的抛荒率是相当高的。三是夹道糜粮地。“明季屡荒,加之变乱,熟者百不存一。”至康熙初,中路各堡存熟地70.50顷,西路各堡245.987顷,共实熟地316.487顷,是明中后期原额的6.9%,抛荒率为93.1%。四是界北新增地。康熙初年,界石迤北新增地（界北地）仅龙州、靖边二堡尚存,总额仅为36.91顷,是明中后期原额的8.3%,抛荒率达91.7%。由以上分析可见,明末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

6 结论

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明代延绥镇近边军垦在空间上存在一个由腹里州县—界石—“二边”—“大边”逐步北移的过程。其中,正统前主要集中在腹里州县,成化十年（1474年）前严格限制在界石南,明亡前主要集中在“二边”南。虽自正统年始,处于夹道的城堡糜谷地和夹道糜谷地逐步发展起来,至万历年间至顶峰,但仅是同处夹道内草场面积的5%。“大边”外军垦基本没有。

（2）明后期延绥镇近边军垦在万历年间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万历末至崇祯阶段走向衰亡。

（3）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土地利用的格局是：从整体上看,以“二边”为界,“南田北草”;在“大边”至“二边”的夹道中分布着少量垦地,且主要分布在地利条件较好的东路即今府谷、神木县内;“大边”外的土地基本荒废。具体而言,界石南面是民地;东路界石外（北）是城堡糜谷地,西路界石外（北）是屯地、再北是城堡糜谷地。在界石和“二边”之内,有界石迤北新增粮地;各堡的糜谷地外是草场。事实上,这种格局的形成始自明成化中并逐步固定,至万历中完全形成。

（4）“南田北草”格局形成的原因是由军事布局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在既定的格局下,影响延绥镇近边军垦的主要因素是：地理条件和战争破坏。其中,地理条件是根本原因,在恶劣的自然底本上,近边军屯注定无法获得较大发展;战争则是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近边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逐步强化,促进并保护了军垦的出现和发展,近边军事防御重心由腹里—正统23城堡—“二边”—“大边”,伴随的是军垦在空间上由南到北的移动过程。二是军事体系的布局又限制了军垦的分布范围,只有在军事防御重心范围以内才可能集中大规模的军垦,军事防御重心里则存在军事缓冲区,这也是近边军垦的重心始终没有越过“大边”的重要原因。三是战争杀戮是限制近边军垦发展的重要原因,进而致使近边军垦在时间上存在以上特征。

（5）结合明代延绥镇军垦的时空特征,可以初步推断,明代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因为从整体上看,近500年来,毛乌素沙地南缘流沙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多大变化。同时,明代军垦集中在大边以内,占夹道内草场的比例也很低,因此对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不会对毛乌素沙漠变迁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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