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忠磊
, 唐于渝, 梁进社
YU Zhonglei, TANG Yuyu, LIANG Jinshe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1-12
修回日期: 2016-05-11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9-1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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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喻忠磊（1987- ）,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yzlei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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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attract labors and population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achieving a successful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nit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compete for labors and future resident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urban amenity, we establish an indicator system, and use it to evaluate Chinese urban amenity in 2010 through the method of mean-squared deviation weight decision. In our study, the urban amenities ar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 namely, the highest, higher, moderate, lower and lowest. Then, we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with different urban amenity levels. We use the stepwise linear multi-variation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urban amenity, and present their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urban amen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amen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at moderate level, and there is relative significant disparity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amenity levels. There exist evident territorial disparities across the eastern-central-western region, but they are not evident in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urban amenity in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urban amenity of the centra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We also find that the urban amenities present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clustered distribution. The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and higher amenity leve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Chinese eastern coastal zone. The cities with moderate leve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provincial capitals of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area away from provincial capitals of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lower and lowest levels tend to be agglomer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vincial border-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 form three big concentration areas with higher amenities, in particular,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Shandong Peninsul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lso three small concentration area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Kunming metropolitan region. While there also form three concentration areas with low level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from the stepwise linear multi-variation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urban amenities cover the city location (descripted by the distance to Chinese coastline, and distance to the geographical line dividing China's south and north),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scale of tourists, per capita GDP,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 value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workers in public secto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amenity level is dominat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rough the horizontal zonality dispar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ast-west gradi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influenced by amenity demand and supply determined b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城市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集聚空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于此。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到2050年,城市将承载全球66%的人口,成为人类聚落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1]。对于城市发展,学界存在多种理论解释。例如,芝加哥城市社会生态学派认为城市是企业和个人在空间区位选择中竞争的结果;现代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在于集聚经济;Jacobs则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提出产业多样性与人力资本的集中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2,3]。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以及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服务化、科技化等方向转变,既有城市发展理论却难以充分有效地解释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对此,部分学者在对20世纪中期美国人口向阳光地带转移以及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城市衰落与复苏现象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提出了舒适性发展理论（Amenity-led Development）,认为舒适性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7]。
舒适性是指令人愉悦的生活环境[4],是地方特有且不能出口、对人口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是区域基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等作为投入要素而生产的公共物品[5,6]。Flordia等认为城市舒适性能够通过吸引人才、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的集聚来提高城市竞争力,从而推动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5,8]。Glaeser等研究发现舒适性水平较高的城市发展速度往往更快,地租增长速率也远高于工资增长速率[6]。可见,城市发展不仅仅得益于其作为生产场所而具备的集聚经济效应,作为消费场所而具备的舒适性属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来,国外学者围绕着舒适性与城市增长[5-7,9]、人口迁移[10]、劳动力及企业区位决策[11-14]、工资和住房价格的关系[15]等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舒适性驱动城市发展已成共识。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舒适性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温婷等首先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城市舒适性研究[2,16],仅少量学者探讨了城市舒适性对房价、工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调舒适性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17,18]。其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配置评价、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宜居性等方面[19-21]。相比较而言,基础设施配置水平仅涉及城市舒适性的部分内容,不能替代城市舒适性;城市人居环境和宜居性评价的内容虽较为全面,但城市舒适性更注重人才或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强调城市消费职能,二者亦有所差异[16]。总体而言,西方城市舒适性研究旨在考察城市舒适性通过吸引人才和企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国内相关研究则以促进城市建设和人居环境为主旨,二者不能相互替代。然而,舒适性与宜居城市或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亦有相通之处,都强调自然生态环境、物质环境以及社会氛围等方面的宜人性,其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一致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舒适性是居住环境的四项基本理念之一[19],而居住环境则是宜居城市研究的起源,也是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城市舒适性可视为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提升城市宜居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多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强调舒适性通过影响企业、人口的空间集聚作用于经济空间均衡性,已就“舒适性驱动城市发展”达成共识;国内舒适性研究虽然较少,但也注意到了舒适性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宜居城市研究也普通强调舒适性的要义。可见,不论是从空间经济与城市发展视角出发,还是从宜居城市理论的角度来看,提升舒适性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此外,从当前中国发展实践背景来看,舒适性对城市发展而言亦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城市作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的集聚中心,在引领和协调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部分城市却面临人口流失的严峻挑战,地方边缘化态势明显[22]。随着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地方消费主义逐渐形成,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决策不再仅停留于对就业机会与经济收益的考量,公共服务、良好的环境等地方性特征的作用亦开始凸显[18,24]。在此背景下,通过舒适性建设能够缓解人口尤其技能型劳动者的流失,吸引劳动力和企业集聚,促进城市与区域发展。其次,由于过去相当长的时段内,中国城市化发展重速度而疏于质量[23],城市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舒适性作为表征城市发展与建设水平的综合属性特征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公共物品,为考察城市化质量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考察视角,城市舒适性研究对城市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城市舒适性建设的起点在于认识城市舒适性的现实状态和影响机制,然而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仍然有待完善。国外学者侧重从实证主义出发,探索或验证舒适性的影响效应,对舒适性影响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国内研究刚刚起步,也疏于对城市舒适性状态及其影响机制的测评分析。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分析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以期丰富中国城市发展方面相关研究,并为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决策提供借鉴。
国内虽缺乏舒适性测评研究案例,但相关人居环境、城市化质量等方面的评价研究却较为成熟[20,23,25],能为城市舒适性测评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参考前述相关研究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测评城市舒适性;继而基于演绎分析遴选城市舒适性差异的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探索城市舒适性的影响因素,总结其作用机制。
评价指标体系也是城市舒适性的具体表征系统,应当遵循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来遴选指标。城市舒适性内涵的要义在于哪些要素影响了人们生活品质需求的满足,早期研究主要强调自然环境要素（主要是气候等）;然而城市作为一个自然实体,自然环境作为其自身固有属性难以改变,人们只能通过改造人工环境去塑造城市舒适性,舒适性内涵也因此逐步得到扩展,分类体系日趋多样化。温婷等对其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尽管不同学者关于舒适性构成要素的分类体系不同,但总结起来可归为自然环境舒适性、人工环境舒适性和社会氛围舒适性三方面;其中前两种舒适性要素从视觉、听觉等感官层面的体验影响人的舒适性体验,社会舒适性则在心理及精神层面决定着人们的舒适性体验[16]。本文遵循前述原则从以上三个方面构建城市舒适性测评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市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 amenities
| 目标层 | 要素层（权重） | 指标层 | 权重 | 功效性 |
|---|---|---|---|---|
| 城市舒适性 | 自然环境 （0.2128） | NE1七月平均气温与人体最适宜温度之差(℃) | 0.1984 | 正向指标 |
| NE2七月相对湿度与人体最适宜湿度之差(%) | 0.2846 | 正向指标 | ||
| NE3一月日照时数(h) | 0.2140 | 正向指标 | ||
| NE4一月平均气温(℃) | 0.1883 | 正向指标 | ||
| NE5生态用地比率(%) | 0.1147 | 正向指标 | ||
| 城市公共服务 （0.1142） | PS1生师比(小学) | 0.0779 | 正向指标 | |
| PS2生师比(中学) | 0.0867 | 正向指标 | ||
| PS3每百万人拥有剧场、影剧院数(个) | 0.1335 | 正向指标 | ||
| PS4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万册) | 0.1107 | 正向指标 | ||
| PS5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张) | 0.1484 | 正向指标 | ||
| PS6每万人拥有的医师人数(人) | 0.1918 | 正向指标 | ||
| PS7每万人出租车拥有量(辆) | 0.1500 | 正向指标 | ||
| PS8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辆) | 0.1011 | 正向指标 | ||
| 城市基础设施 （0.1608） | UI1人均居住建筑面积(m2) | 0.1926 | 正向指标 | |
| UI2用水普及率(%) | 0.1410 | 正向指标 | ||
| UI3燃气普及率(%) | 0.2122 | 正向指标 | ||
| UI4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km/km2) | 0.1410 | 正向指标 | ||
| UI5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km/km2) | 0.2122 | 正向指标 | ||
| UI6互联网普及率(%) | 0.0770 | 正向指标 | ||
| UI7人均实有道路面积(km2) | 0.0925 | 正向指标 | ||
| 环境卫生条件 （0.1844） | EH1污水处理率(%) | 0.3614 | 正向指标 | |
| EH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2642 | 正向指标 | ||
| EH3单位面积建成区内道路保洁面积(km2) | 0.1143 | 正向指标 | ||
| EH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0.2601 | 正向指标 | ||
| 休闲游憩环境 （0.1447） | RE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km2) | 0.4713 | 正向指标 | |
| RE2单位面积上的年游客接待量(万人次) | 0.2922 | 正向指标 | ||
| RE3每万人拥有的娱乐、文化、住宿、餐饮就业人员(人) | 0.2365 | 正向指标 | ||
| 社会氛围（0.1832） | SC1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 0.1941 | 正向指标 | |
| SC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1142 | 负向指标 | ||
| SC3城镇登记失业率(%) | 0.1534 | 负向指标 | ||
| SC4港澳台及外资企业比例(%) | 0.1728 | 正向指标 | ||
| SC5游客规模/市域人口 | 0.1428 | 正向指标 | ||
| SC7商品房销售价格(元/km2) | 0.1190 | 负向指标 | ||
| SC8建成区人口密度(万人/km2) | 0.1038 | 负向指标 |
首先,自然环境舒适性因子主要体现在气候气象（如降雨、光照、温度）和景观（如河流山川、地貌、自然风景环境）等方面。气候方面,鉴于冬季、夏季气候差异最大且对舒适性影响最大,而春秋季节气候差异相对小且较接近人体最适宜值范围,其中对人体舒适度影响最大的要素为气温、湿度和日照时间,故本文参考相关研究[11,14],选择7月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及1月平均气温与日照时间作为气候因子;考虑到7月气温和湿度并非越高越好,本文取其与人体最适宜值的差值(最适宜值根据参考文献[26,27]确定。)。景观因素方面,尽管已有研究强调地形地貌、山体、海岸等都对城市舒适性构成影响,但这些要素与舒适性的具体关系却仍不明确,且不同居民个体对该要素偏好不同,如有人喜欢平原亦有人喜欢山地;而绿色空间、园林绿化等对城市而言却至关重要,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因此本文不考虑地形地貌等因子,仅选择生态用地（非建设用地,涵盖绿地、水面等覆被类型）比率作为景观表征指标。
其次,鉴于人工环境的范畴较为宽泛,同时其也是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使舒适性评价结果的实践价值更具有指向性,本文参考相关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内容体系,将人工环境进行细分为四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为保障居民居住、生活及出行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满足居民休闲游憩需求的休闲游憩环境,体现城市整体环境质量的环境卫生条件。① 城市公共服务通常涉及教育、文化、医疗、交通服务等,具体指标（表1中PS1-PS8）。② 基础设施是居民居住、生活及出行的基本保障,主要涉及居住环境、出行设施条件等,本文选择人均居住面积、供排水、燃气供给、互联网普及率及人均实有道路面积表示。③ 卫生环境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与品质,涉及到城市的污水与垃圾处理、城市清洁度及空间质量等,可通过环卫生保养设施配置情况和环境状态来表征,结合数据采集情况,本文选择城市主要污物处理情况、道路保洁情况和空气质量作为表征指标。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需求日益旺盛,休闲游憩环境在舒适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游憩环境主要体现为旅游景点、公园等游憩吸引物和休闲娱乐等服务的供给,城舒适性不仅受游憩资源和服务的数量影响,也受到游憩服务质量的影响。但游憩资源数量和质量难以直接量化,而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却与其有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以单位面积上的年游客接待量作为替代表征指标;同时选择可采集到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每万人拥有的娱乐、文化、住宿、餐饮就业人员数量作为补充。
第三,社会氛围舒适性强调心理层面的体验,主要包括城市安全性、生活成本、城市开放性与包容性、城市拥挤程度等[16]。居民的安全性体验受犯罪率和失业率影响,但城市犯罪率数据不可获取,有研究认为犯罪率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贫困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关系[28],据此本文选择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和反映贫困的居民恩格尔系数作为城市安全性的替代指标。城市开放性与包容性可以城市对外联系和交流的情况来体现,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以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占比和游客接待规模与人口规模之比来表示;生活成本参考以商品房销售价格表示;城市拥挤程度取决于人口密度,选择建成区人口密度表征。最终,构建了城市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1 综合测评方法 本文以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中国城市舒适性进行综合测评,为消除数据量纲差异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在进行综合测算之前需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预处理。本文采用较常用的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计算公式为：
式中：i=1,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关键环节之一是确定指标权重,确权方法有主观与客观之分,主观确权方法是指在人为比较指标之间的重要性或直接赋予权重的基础上再借助相关数学方法确定具体权重,其主观性较强,要求评价主体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背景。客观赋权旨在通过各指标数值的数学分布规律来确定,常见的有主成分分析、熵值法和均方差决策法等。舒适性研究目前国内较少见且涉及指标较多,主观赋权难度较大;考虑到本文属于时点上的横向研究,而均方差决策法比较适合横向比较研究[25],故选择均方差决策法确定权重。其一般化的计算过程及公式如下[25]：
第一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第二步,计算Zj的均方差
第三步,计算指标j的权重
式中：i、j分别为1至样本城市总数和指标总个数的整数。本文分层逐级进行测评,先用前述步骤分别求取各指标层的指标相对于其所属要素的权重系数,进而按照线性加权综合的方法求取各市各要素层的舒适性得分;然后以计算得到的各城市各要素层得分作为基础数据,按照前述步骤计算出各个要素层对目标层的权重系数,进而计算目标层的综合舒适性得分。
各要素层和目标层舒适性综合得分通过线性加权综合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式中：
根据前述方法可测算出各城市的舒适性水平,但计算结果是一系列离散的分布数值,不便于进一步展开空间格局分析,所以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划分。鉴于舒适性是一种缺乏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的渐变变量,本文采用ArcGIS 10.2中的自然断裂点法（Natural Breaks Jenks）将其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五个等级。
2.2.2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舒适性测评及分类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以分区（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分类（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个舒适性等级）为主线,辅助简单的统计分析,初步总结舒适性地域分异的基本特征。基于地统计中的趋势面分析对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总体空间格局进行三维透视。利用空间统计分析中热点探测（Getis-Ord Gi*）工具识别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在局域层面是否存在高/低水平的空间集聚。Getis-Ord Gi*是一种基于零假设（即要素属性值空间分布完全随机）的推论统计,当Getis-Ord Gi*统计量具有显著性意义时（一般考察90%,95%,99%三个显著性区间）表明存在明显的高或低值集聚,否则则同意零假设。其判别工具为Getis-Ord Gi*统计返回的Z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29,30]：
式中：
本文先利用定量方法识别出城市舒适性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剖析城市舒适性水平地域分异的形成机制。
2.3.1 变量设计 根据城市舒适性的概念,舒适性可视为一种以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部门劳动力等作为投入要素而生产的用于满足人们生活品质需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公共消费物品,其发展水平受供给因素制约,同时需求规模也对其具有驱动作用;此外,舒适性具有地方性,也受到地方环境的影响。据此,本文从地理环境、舒适性需求及供给因素三方面选择中国城市舒适性地域差异的解释因子（表2）：
表2 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地域分异的解释变量
Tab. 2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the disparity of Chinese urban amenities
| 解释变量 | 极小值 | 极大值 | 均值 | 标准差 | 预期方向 | |
|---|---|---|---|---|---|---|
| 地理环境变量 （地理区位） | 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距离(km) | 0.6761 | 1880.7906 | 576.7738 | 414.2121 | - |
| 与海岸线的距离(km) | 4.5787 | 2821.2285 | 461.9657 | 404.0991 | - | |
| 需求因素变量 | 入境游客接待规模(万人次) | 0.0000 | 896.3700 | 26.6391 | 86.0864 | + |
|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 21.1151 | 2231.5474 | 165.7331 | 247.4422 | + |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9931.5500 | 164741 | 17786.4110 | 9773.1272 | + | |
| 供给因素变量 | 人均GDP(元) | 6222 | 249040 | 44547.3961 | 28816.6114 | + |
| 财政收入(亿元) | 1.1371 | 2845.5416 | 83.3140 | 248.7024 | + | |
|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9.7600 | 78.6600 | 41.5200 | 11.0200 | + | |
| 公共部门从业人员数(万人) | 0.8500 | 329.8000 | 10.7051 | 24.4456 | + | |
| 财政支出(亿元) | 6.1589 | 3224.6744 | 110.4014 | 280.0543 | + | |
（1）地理环境。影响中国城市舒适性的地理环境因素主要是气候条件等,若选择具体的地理要素指标则需要涉及众多变量,数据采集难度和运算规模较大,不利于分析。考虑到中国地理环境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都有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且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变量在空间上遵循地理衰减规律,为了减少变量便于分析,本文以各市区到海岸带和中国生态地理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的距离这一区位因子作为表征地理环境差异的综合替代指标。具体指标值是以中国东部地区海岸线、中国生态地理区划图中的南北分界线和各城市市区的地理坐标点为基础数据,通过ArcGIS 10.2空间分析模块中Near工具提取。
（2）需求因素。舒适性指向的主体是人,人口规模影响城市舒适性物品的需求规模。此外,舒适性消费实际上是对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类舒适性需求是在生存、安全、生理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产生,收入水平越高就越重视生活品质,舒适性需求也就越旺盛,据此可将收入水平可作为需求的表征因素（本文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了前述需求因子外,舒适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消费主体不仅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旅游者等非常住人口,舒适性越高则利于吸引外来人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城市发展实践中,旅游业地位高、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往往具有较高舒适性水平,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对此,本文选择旅游接待规模作为非常住居民舒适性需求的表征因子。鉴于入境旅游接待量比国内旅游接待规模在统计上更为可靠,选用入境旅游接待量;考虑到舒适性对城市旅游吸引力可能具有一定影响,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关系,本文将入境旅游接待量指标在时间上提前一期（即2009年）。
（3）供给因素。城市舒适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供给因子主要是指舒适性产品与服务的建设与供给规模、能力等。首先,其投入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舒适性需求就越大,政府部门就会越重视舒适性建设,舒适性建设的投入能力也会愈强;此外,舒适性产品尽管属于公共物品,但也涵盖很多私营行业门类（如咖啡吧、文化服务业等）,经济水平高城市舒适性需求高,也能够刺激更多私有资本进入舒适性建设与生产中。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地方城市舒适性建设资源投入能力的变量。其次,除了自然环境物品外,舒适性产品主要由城市的公共和私营服务业来供给,因此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舒适性有重要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可通过第三产业的占比来表征,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可借助城市公共服务就业人数和财政支出来反映。
2.3.2 模型选择 从理论上来看,城市舒适性水平受上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对此,本文选择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定量辨识其具体影响因子。回归模型为：
式中：Y为城市舒适性水平;μ为常数项;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① 相关气温、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数据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http://cdc.cma.gov.cn）下载的1980-2010年1月、7月均值。在计算过程中,先在ArcGIS 10.2中以临近距离法进行空间插值,再基于各市辖区空间坐标点对各指标进行重新采集。② 文中的指标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各区县数据整理得到：每万人拥有的娱乐、文化、住宿、餐饮就业人员,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常住人口规模,公共部门从业人数。③ 其他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指标数据均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0、2011）》及《中国环境年鉴（2011）》。研究对象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大陆地区286个地级市的市辖区,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包括在研究范围内。
根据前述方法对中国286个地级市的城市舒适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利用ArcGIS中自然断裂点方法将舒适性水平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类,分类标准和结果见表3。在此基础上,再借助ArcGIS 10.2软件的制图与空间分析工具,归纳总结舒适性水平的分异特征。
表3 城市舒适性等级划分
Tab.3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amenity
| 等级 | 划分标准 | 城市个数 | 平均水平 | 所占比例（%） | 累计占比（%） |
|---|---|---|---|---|---|
| 高舒适性 | 0.2885~0.3940 | 37 | 0.5407 | 12.94 | 12.94 |
| 较高舒适性 | 0.3940~0.4410 | 61 | 0.4983 | 21.32 | 34.26 |
| 中等舒适性 | 0.4410~0.4802 | 102 | 0.4627 | 35.66 | 69.92 |
| 较低舒适性 | 0.4812~0.5195 | 55 | 0.4204 | 19.23 | 89.15 |
| 低舒适性 | 0.5195~0.6145 | 31 | 0.3690 | 10.84 | 100 |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舒适性处于中等水平（全国均值为0.46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占52.8%。从城市舒适性水平的等级分布来看,舒适性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的城市占全国城市的1/2以上（分别为35.66%,21.32%）,呈现两极占比低、中间占比高的格局（表3）。
尽管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各等级城市舒适性水平还是存在较大差距。从城市个体层面来看,舒适性最高值是最低值的2.13倍,最低值约只达全国均值的1/2;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之间的变异系数高达10.98%。舒适性最高的前20个城市分别是丽江（0.6145）、威海（0.5956）、北京（0.5719）、秦皇岛（0.5569）、深圳（0.5564）、无锡、日照、苏州、玉溪、烟台、青岛、莱芜、承德、泰安、昆明、扬州、大连、珠海、泉州、东莞,前20位城市均值为0.5494;舒适性最低的20个城市分别为安康（0.2885）、崇左（0.3148）、双鸭山（0.3227）、鹤岗（0.3270）、鸡西（0.3556）、防城港、永州、百色、陇南、遵义、白银、泸州、白山、内江、绥化、白城、南阳、安顺、伊春、固原,舒适性水平最低的20个城市均值为0.3579。从不同舒适性等级来看,由高到低五个舒适性等级的均值依次为0.5407、0.4983、0.4627、0.4204、0.3690,尽管相邻组间差异较小,但高、较高舒适性水平组的得分远高于低舒适性组,不同等级的城市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从舒适性等级空间分布（图1）来看,舒适性水平高和较高的城市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及旅游城市,中部和西部山区城市舒适性普遍偏低,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总体空间差异比较显著。其次,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带性梯度,这种地带性差异在东西向上尤为明显,南北向梯度较小。根据东、中、西不同地带对不同舒适性等级的城市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发现（图2a）,东部地区舒适性等级为中等、较高和高的城市占比大体相当,累计占90%以上,且不存在低等级舒适性城市;中部以中等舒适性水平城市为主（占51.2%）,较低和较高等级舒适性水平城市分别占27.4%、23.8%,高等级舒适性城市仅占2.4%;西部地区则以中等、较低和低等级舒适性水平城市为主（累计占比大于80%）。从舒适性等级地带分布来看（图2b）,低等级舒适性城市只分布在中、西部;其余四个舒适性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均呈现出随着舒适性等级上升,东部所占比例大幅增加,西部所占比例大幅降低。舒适性平均水平变化也反映了这种地域分异态势,东部地区为0.50,大于中部（0.45）和西部（0.44）。基于ArcGIS 10.2趋势面分析工具识别的结果（图3）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城市舒适性存在显著的东西地带性差异;在南北方向地带性梯度不明显,南北低中间略高。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城市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依然较大,基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一致,因此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内陆城市发展尤为必要。
图1 舒适性等级空间分布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amenities in varying level
图2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urban amenities cross eastern-central-western areas
集群化空间分布是中国城市舒适性地域分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首先,从图4来看,舒适性水平较高和高的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的城市群地区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周边,主要是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区,郑州、昆明两个省会城市及周边区域也存在小规模的空间集聚,在黄河中游沿岸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银川、朔州及山西南部也形成了高等级和较高舒适性城市的集群。零散分布的高或较高等级舒适性城市主要是中西部的部分省会城市、旅游城市及资源型城市。其次,中等舒适性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分布,但亦有明显集群化态势。如图5所示,中等舒适性城市集群主要位于中西部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主要包括以南宁、南昌、长沙、武汉、合肥、太原、沈阳、成都、太原、西安和银川等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地区,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广西北部、河南北部、内蒙中北部以及蒙晋冀和蒙辽吉省份的交接地带也是中等舒适性城市的集聚区。第三,较低和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省际边缘区和中西部山区集中分布（图6）。这些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一般都远离省会,趋于向省域边界地区集中,如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南部、川贵交接地带、陕北地区、甘宁陕交接区;此外有趋于山区集中的特征,包括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大别山—桐柏山区、祁连山区、秦巴山区等。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和哈尔滨等省会城市也处于较低和较低水平。
图4 高、较高等舒适性水平城市的地域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ith higher and most amenities
图6 较低、低等级舒适性上水平城市的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ith lowest and lower amenities
进一步利用ArcGIS 10.2地统计分析中热点分析工具探索分析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分布态势（图7）,发现京、津、冀、鲁、苏、沪、浙以及皖东南地区形成了连片的热点区,表明这一区域属于高值集聚区;在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地区形成了另一个高水平聚集区。在川、渝、贵、陕、甘、宁交接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低值集聚区;此外在广西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湘桂相邻地区还分布着三个规模较小的低值集聚区。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述的中国城市舒适性集群化分布特征,也凸显了高水平舒适性城市趋于东部发达城市群地区、低水平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分布的态势。
本文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识别城市舒适性地域分异的关键影响因子,再探讨各因子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表4）显示,地理环境、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三个维度下共有7个变量对城市舒适性的地域分异具有影响。其中表征地理环境差异性的两个地理区位因子（与海岸线的距离、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距离）都高度显著;需求因素中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入境旅游接待规模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具有影响,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未对城市舒适性产生显著的影响;舒适性供给因素中起作用的因子是反映地方舒适性建设资源投入能力的人均GDP,以及反映人工舒适性产品供给能力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和公共部门从业人数。从各变量影响系数来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舒适性地域分异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区位在舒适性的地域分异中发挥着仅次于人均GDP的主导作用,其他需求因素和供给因子影响相对较弱。各因子的具体作用机制,下文将进行详细分析。
表4 城市舒适性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es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n urban amenities
| 解释变量（自变量）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Sig. | |
|---|---|---|---|
| 常量 | - | 0.0284 | |
| 地理区位 | 与海岸线的距离 | -0.2311 | 0.0000 |
| 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距离 | -0.2249 | 0.0000 | |
| 需求因素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1234 | 0.0131 |
| 入境旅游接待规模 | 0.1496 | 0.0069 | |
| 供给因素 | 城市人均GDP | 0.4592 | 0.0000 |
|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0.1873 | 0.0003 | |
| 公共部门从业人数 | -0.1318 | 0.0390 | |
如表4所示,到海岸线和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距离对城市舒适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2257、-0.2071,表明随着城市到海岸线和南北分界线的距离逐渐增加,城市舒适性水平在整体上呈现递减趋势（局部存在变异,如西部省会城市舒适性水平可能会高于中东部非省会城市,但并不能改变舒适性水平地域分异的整体态势）。如图3和图4所示,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地带性差异,将地理区位因子的回归结果与之相结合,不难发现由地理区位差异引起的地理环境地带性差异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的整体空间格局。究其原因,一是地理区位通过自然地理条件（主要是气候）地带性差异作用于舒适性空间格局。中国国土空间地域广阔,跨越的经纬度范围广,自然地理环境的水平性地带差异显著,例如气候条件是舒适性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影响因素,中国气候条件主要受来自太平洋和西北内陆的气流影响（部分区域受来自印度洋的气流影响）,在空间距离衰减、地理摩擦及中国由东向西逐渐抬升的地形的作用下,气流影响导致了气候条件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由东南向西北的梯度性差异,进而影响各个城市的舒适性。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条件存在东中西的地带性梯度差异。从经济区位角度来看,中国东部临海西接内陆的地理位置和东中西地形地貌差异决定着东部地区在港口、交通条件、市场临近性等方面优于中部、西部地区,凭借其优势,东部地区成为国家优惠政策和外商投资的热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率先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这种经济区位和发展水平的地带性梯度决定着人类对舒适性的需求和供给能力也存在着空间差异,进而影响舒适性的空间格局。此外,从历史角度来看,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东进”,较之于西部,在文化方面中东部地区更具有吸引力。
舒适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生产”规模和发展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需求驱动。如表4所示,本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入境旅游接待规模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234、0.1296,这表明舒适性需求对舒适性有重要影响,本地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旅游接待规模越高,舒适性水平往往越高。其原因在于,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舒适性不仅包括由公共部门投资运营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也涉及诸多私有资本运营的服务业,需求越旺盛,就越能促进和刺激政府、企业对舒适性产品的投资。具体而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就越重视生活品质与质量,休闲游憩等舒适性消费需求就越旺盛,从而刺激各种资本流入舒适性物品相关的行业。在旅游接待规模的作用机制方面,舒适性是城市旅游环境的关键决定因素,随着旅游业产业关联与带动效应的日益突出,各个城市都十分重视改善城市舒适性以提高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舒适性需求重要表征变量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并未如人均收入水平一样对舒适性水平的地域分异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可能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规模更多地决定着城市舒适性物品中属于公共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那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城市公共部门按照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相关标准统一配备,所以总人口规模未对城市舒适性空间分异发生作用。
舒适性发展水平受需求驱动,但舒适性水平到底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舒适性的投入和供给水平。如表4所示,城市人均GDP对舒适性水平的影响系数高达0.4592,远高于其他影响因子,这表明城市经济水平对舒适性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反映舒适性物品供给水平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和公共部门从业人数对舒适性水平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973和-0.1318。一般而言,城市经济水平越发达,其可用于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等舒适性物品建设方面的资金、人力和技术等资源也就越丰富,城市舒适性水平相对而言也会越高。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往往体现了城市舒适性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因此其对舒适性水平有显著影响,此外第三产业占比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产业结构上的体现,经济水平越高城市的产业结构相对而言越高级化,相应地产业劳动力就会越重视生活品质,政府为了吸引人才推动经济发展也会更加重视舒适性建设。城市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城市舒适性的影响为负,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中国大城市公共部门行业就业规模仍然相对偏低,难以满足城市居民需求,成为舒适性水平的制约因子。可能原因在于,公共部门行业多属于政府公共服务范畴,大多数城市未大规模放开民间资本的准入机制,公共行业发展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公共部门行业单位多属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机构,劳动力的可进入性和就业规模弹性相对较弱,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舒适性水平。此外,在过往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在谋划布局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时所考察的人口规模未能覆盖全部常驻流动人口也是可能原因之一。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空间分异是由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地理区位则通过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带性分异界定了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旅游接待规模通过需求刺激舒适性投入从而影响城市舒适性水平。总体而言,地理环境因素和舒适性的供给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舒适性的发展,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地域分异机制可归纳如图8所示的内容。
图8 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地域分异机制
Fig. 8 Mechanism of Chinese urban amenities spatial disparity
本文以舒适性发展理论为依托,结合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建设实践情况,从自然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游憩环境和社会氛围五个维度出发构建舒适评估框架,据此选取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对中国2010年286个地级城市市辖区舒适性水平进行测评,分析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1）目前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高、低舒适性等级城市占比少,较高、中等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占比高,但各等级舒适性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2）从空间格局上来看,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在东—西向上存在显著的地带性差异,南北向上地带性梯度不明显,城市舒适性平均水平东部>中部>西部;高和较高等级舒适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和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中等级舒适性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东部地区远离省会的城市;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向于向中西部山区及省际边缘区集中;在东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和珠三角—粤东地区形成两个高水平聚集区,在中西部的秦巴山区—云贵高原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连片低值聚集区,在云贵高原、武陵山区及东北的长白山—小兴安岭地区形成三个小规模低值聚集区。
（3）城市经济水平是城市舒适性的决定性因子,地理区位通过自然地理环境的水平地带性分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空间格局;城市居民和非常住居民的舒适性需求与城市舒适性投资和供给能力共同驱动着城市舒适性水平的地域分异;但地理区位亦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影响舒适性需求和供给水平,进而作用于城市舒适性水平的地域分异。
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城市舒适性评估框架有效性较好,为城市舒适性水平测评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享乐价格模型的评估路径。通过中国城市舒适性测评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城市舒适性水平受地方自然环境本底条件制约,存在着类似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带性分异规律;但城市舒适性水平也受人类活动影响,也存在空间不均衡性,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城市舒适性需求规模和舒适性资源及其配置能力同时影响舒适性发展水平,且舒适性需求对舒适性资源的投入具有刺激作用。
透过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存在着的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质量的空间不均衡性突出,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尤其是山区和省际边缘区的城市）舒适性水平较为低。这一空间格局与中国地方城市边缘化趋势存在着显著对应关系,城市舒适性水平低影响其人口吸引力,人口与劳动力流失,区域经济发展乏力。其次,城市舒适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除地方本底自然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外,还涉及公共服务行业和市场化的私有服务部门,从舒适性水平与公共部门从业人数的关系分析来看,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业部门发展相对不足,应当成为改善大型城市舒适性水平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可能原因在于,相关公共服务行业缺乏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对投资的吸引力不足,适时适当放开市场准入机制是提高城市舒适性时值得探讨的路径之一。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发现丰富和深化了城市舒适性研究,对中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也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若干不足,有待继续完善。如在舒适性测评指标体系中,未考虑对舒适性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的地形地貌等因素,在自然景观上受数据限制也仅以生态用地的占比简单替代;测评方法中也未考虑舒适性消费主体对不同维度的主观偏好。在探讨舒适性地域分异机制时,也未考虑政策、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例如城市公共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中政府和民营资金投入结构、运营模式等运行效率有所不同,也间接影响舒适性水平,对此问题的探讨能够为改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等提供借鉴。此外,本文关注的是城市总体舒适性水平及其城市间的差异,城市内部舒适性测评与空间格局的研究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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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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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便利性、生活质量与城市发展:综述及启示 .
19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逐渐兴起,城市发展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同以往的城市发展理论,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便利论在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基础上,强调了当地特定便利性以及生活质量因素对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作用,具有令人愉悦的便利性和高生活质量的城市吸引了高质量人力基本的集聚,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集聚吸引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驱动了城市发展.在未来城市发展中,要注重满足不同群体人才的偏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Urban amenity, quality of life and urban development .
19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逐渐兴起,城市发展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同以往的城市发展理论,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便利论在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基础上,强调了当地特定便利性以及生活质量因素对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作用,具有令人愉悦的便利性和高生活质量的城市吸引了高质量人力基本的集聚,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集聚吸引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驱动了城市发展.在未来城市发展中,要注重满足不同群体人才的偏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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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 . 项婷婷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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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 .https://doi.org/10.2307/211789 URL [本文引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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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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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surgence and the consumer c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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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s of urban development: wages, housing, and amenity gaps across American cities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87.2011.00754.x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asks whether worker utility levelscomposed of wages, rents, and amenitiesare being equalized among American cities. Using microdata on U.S. urban workers in 1980 and 2000, little evidence of equalization is found. Comparable workers earn higher real wages in large cities, where amenities are also concentrated. Moreover, population growth between 1980 and 2000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low- and high-utility cities, suggesting that other forces are at work shaping the sorting processes that match workers and firms. We outline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drivers of change in the American urban system, and urban development more generally, by applying theory from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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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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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quality of life on urban growth: A case study of Barcelona, Spain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80266268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oyuela V., Moreno R. and Vaya E. Influence of quality-of-life on urban growth: a case study of Barcelona, Spain, Regional Studies. There are several determinants that influence household location decisions. More concretely, the recent economic literature assign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o the variables governing quality-of-life. Nevertheless, the spatial stationarity of the parameters is implicitly assumed in most studi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of quality-of-life in urban economics and tests for the spatial station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growth and quality-of-life. [image omitted] Royuela V., Moreno R. et Vaya E. L'impact de la qualite de la vie sur la croissance urbaine, Regional Studies. Nombreuses sont les determinants du choix d'emplacement des menages. Essentiellement, la documentation economique recente accorde un role de plus en plus important aux variables qui determinent la qualite de la vie. Neanmoins, la plupart des etudes supposent implicitement une geographie stationnaire des parametres. On cherche a analyser le role de la qualite de la vie dans l'economie urbaine et on fait des analyses pour deceler la geographie stationnaire du rapport entre la croissance urbaine et la qualite de la vie. Qualite de la vie Economie urbaine Croissance urbaine Regressions geographiques ponderees Royuela V., Moreno R. und Vaya E. Der Einfluss der Lebensqualitat auf das Wachstum von Stadten. Eine Fallstudie von Barcelona, Regional Studies. Die Entscheidung fur den Standort von Haushalten wird von mehreren Determinanten beeinflusst. Insbesondere wird in der aktuellen Wirtschaftsliteratur den fur die Lebensqualitat ausschlaggebenden Variablen ein zunehmend hoher Stellenwert eingeraumt. Allerdings wird in den meisten Studien fur diese Parameter implizit eine raumliche Unveranderlichkeit angenommen. In diesem Beitrag analysieren wir die Rolle der Lebensqualitat in der Okonomie von Stadten und uberprufen die raumliche Unveranderlichkeit der Beziehung zwischen Stadtwachstum und Lebensqualitat. Lebensqualitat Okonomie von Stadten Stadtwachstum Geografisch gewichtete Regressionen Royuela V., Moreno R. y Vaya E. La influencia de la calidad de vida en el crecimiento urbano. Estudio del caso de Barcelona, Regional Studies. La decision de elegir el lugar de la vivienda depende de varios factores determinantes. En concreto, la reciente literatura economica asigna un papel cada vez mas importante a las variables que gobiernan la calidad de vida. Sin embargo, en la mayoria de estudios se supone implicitamente la estacionalidad espacial de los parametros. Aqui analizamos el papel de la calidad de vida en la economia urbana y comprobamos la estacionalidad espacial de la relacion entre el crecimiento de las ciudades y la calidad de vida. Calidad de vida Economia urbana Crecimiento de las ciudades Regresiones ponderadas geografica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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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local amenities affect the appeal of regions in Europe for migrants?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87.2012.00779.x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attractiveness of regions in Europe for migrants. Contrary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existing research in Europe tends to highlight the predominanc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s the main drivers of migratio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economic, sociodemographic and amenity-related territorial features, we examine the appeal of var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migrants by analyzing net migration data for 133 European regions between 1990 and 2006.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human capital-related and demographic aspects, network effects andin contrast to existing literature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al amenities exer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elative attractiveness of sub-national territorie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Our findings therefore indicate that locational choices in Europe may be much more similar to place-based pre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originall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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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or amenities? Location choices of interprovincial skilled migrants in China, 2000-2005. Pop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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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cities attractiv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Germ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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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menities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he loc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success of Dutch fashion design entreprene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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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ity amenities matter in attracting smart people? https://doi.org/10.1111/pirs.1213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a migration choice model to examine what city amenities matter in attracting smart people. I find that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prefer cities with more population, a lower population density, more educated residents, a racially diverse population, lower income inequality, and a warmer winter. In contrast, less crime and better schools appear to be unimportant city amenities for each education group. Moreover, I also fin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estimated 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 for some city ame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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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menit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mi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and hedonic pricing studi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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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2.011 Magsci [本文引用: 4] 摘要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overseas urban amenity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2.011 Magsci [本文引用: 4] 摘要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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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舒适性与住宅价格、工资波动的区域性差异: 对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s of urban amenity on house price and wage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a's cities from 1999 to 20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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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费主义, 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 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 .Place consumerism, urban amenit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upgrading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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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ivability satisfaction in Beijing using geographical detect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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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
<p>以2006 年大连市大规模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 分析手段， 从“居住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性”、“出行便利性” 和“环境健康性” 五大类指标出发， 首先， 对大连的城市宜居性的综合水平和各要素进行了评价； 其次， 研究了宜居性评 价结果与居民的收入、家庭构成、学历、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 按照居民的四类社会属性，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 研究了大连工薪阶层、年轻白领、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等四类人群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差异， 其中， 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工薪阶层和年轻白领对大连的宜居现状满意；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收入偏低， 居住区主要位于市郊和老工业区等， 对大连的宜居性评价较低。</p>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Dalian's residents .
<p>以2006 年大连市大规模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 分析手段， 从“居住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性”、“出行便利性” 和“环境健康性” 五大类指标出发， 首先， 对大连的城市宜居性的综合水平和各要素进行了评价； 其次， 研究了宜居性评 价结果与居民的收入、家庭构成、学历、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 按照居民的四类社会属性，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 研究了大连工薪阶层、年轻白领、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等四类人群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差异， 其中， 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工薪阶层和年轻白领对大连的宜居现状满意；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收入偏低， 居住区主要位于市郊和老工业区等， 对大连的宜居性评价较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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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研究 .
考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内涵,建立了由3个层级、5个维度和22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并采用极差标准化、均方差决策、加权平均和标准分等方法,对中国2007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发展排序、等级划分、空间分异和统计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和经济发展相似的自东向西递减的地带性特征;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存在短板;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呈正态分布,环境设施呈尖峰左偏分布,交通设施呈尖峰右偏分布,供排水设施属于平顶正态分布,能源设施分布曲线波动较大,邮电设施分布严重右偏。本研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思路和科学依据。
Study o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of cities in China .
考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内涵,建立了由3个层级、5个维度和22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并采用极差标准化、均方差决策、加权平均和标准分等方法,对中国2007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发展排序、等级划分、空间分异和统计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和经济发展相似的自东向西递减的地带性特征;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存在短板;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呈正态分布,环境设施呈尖峰左偏分布,交通设施呈尖峰右偏分布,供排水设施属于平顶正态分布,能源设施分布曲线波动较大,邮电设施分布严重右偏。本研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思路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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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移民战略: 基于深圳—驻马店的调查研究 .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沿海大都市和内陆地方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人口流动是重要动因。因此,如何吸引人口回流,留住本地人才,是内陆地方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以驻马店为案例地,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探讨了在深圳市的驻马店籍人口的回流意愿,以及当前驻马店的人口回流状况,并重点对回流创业者与回流购房者的回流动因、地域选择、就业动向及预期等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以驻马店为代表的地方城市已出现了以U-turn 与I-turn 为主的人口回流现象,且回流人口大都从事或打算从事与之前就业行业相关的创业活动。已发现有两种主动回流类型,即创业回流和购房回流。其中,购房回流也可看作是创业回流的前奏,二者可理解为同一回流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做出积极的政策引导,回流人口及其带动的返乡经济可望成为地方城市摆脱发展困境的一个新战略。
Types of the return migrations from mega-cities to local c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s return migrants .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沿海大都市和内陆地方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人口流动是重要动因。因此,如何吸引人口回流,留住本地人才,是内陆地方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以驻马店为案例地,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探讨了在深圳市的驻马店籍人口的回流意愿,以及当前驻马店的人口回流状况,并重点对回流创业者与回流购房者的回流动因、地域选择、就业动向及预期等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以驻马店为代表的地方城市已出现了以U-turn 与I-turn 为主的人口回流现象,且回流人口大都从事或打算从事与之前就业行业相关的创业活动。已发现有两种主动回流类型,即创业回流和购房回流。其中,购房回流也可看作是创业回流的前奏,二者可理解为同一回流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做出积极的政策引导,回流人口及其带动的返乡经济可望成为地方城市摆脱发展困境的一个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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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 社会城市化质量<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内陆→沿海→内陆→沿海→整体提高"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 社会城市化质量<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内陆→沿海→内陆→沿海→整体提高"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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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gravity mod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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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区聚落模式及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以宁夏盐池县北部风沙区为例 .
<p>选取沙化严重但近期沙化防治效果显著的宁夏盐池县北部风沙区为案例,基于SPOT 5遥感影像将沙区聚落按居民点与周边土地的空间关系分成11种类型,并抽象成3个基本模式(放射状、环状、放射+环状)。同时,构建由3大支撑系统的30项指标组成的聚落人居评价指标体系,对11种类型聚落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环状模式聚落的人居环境质量最高,其中又以单环状聚落最优;复杂半放射+半环状聚落次之;放射状聚落相对最差,其中又以居民点与沙地直接接触的有耕地放射状最差。最后,分析了各等级聚落的优势与不足,并结合沙区实际情况提出复杂半放射+半环状聚落中有耕地半放射+半环状的聚落为沙区聚落相对适宜人居的聚落类型。</p>
Study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in sandy area and its quality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sandy area in the north of Yanchi county .
<p>选取沙化严重但近期沙化防治效果显著的宁夏盐池县北部风沙区为案例,基于SPOT 5遥感影像将沙区聚落按居民点与周边土地的空间关系分成11种类型,并抽象成3个基本模式(放射状、环状、放射+环状)。同时,构建由3大支撑系统的30项指标组成的聚落人居评价指标体系,对11种类型聚落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环状模式聚落的人居环境质量最高,其中又以单环状聚落最优;复杂半放射+半环状聚落次之;放射状聚落相对最差,其中又以居民点与沙地直接接触的有耕地放射状最差。最后,分析了各等级聚落的优势与不足,并结合沙区实际情况提出复杂半放射+半环状聚落中有耕地半放射+半环状的聚落为沙区聚落相对适宜人居的聚落类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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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综合指标探讨 .https://doi.org/10.3878/j.issn.1006-9585.1999.01.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气候变化，即气温、湿度、气 压、风、太阳辐射、大气化学物质等各种气候因子的变化，皆能引起人体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综合考虑各个气候因子的影响程度、变化机理，得出一种能反映气候的 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综合指标，这对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分析研究有重要意义。
Discussion in synthetic index of climatic change influence on human health .https://doi.org/10.3878/j.issn.1006-9585.1999.01.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气候变化，即气温、湿度、气 压、风、太阳辐射、大气化学物质等各种气候因子的变化，皆能引起人体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综合考虑各个气候因子的影响程度、变化机理，得出一种能反映气候的 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综合指标，这对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分析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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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与人体舒适度 .Xiangduishidu yu renti shushid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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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 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 .Shouru bupingdeng, chengshihua yu zhongguo de fanzuilv bianqi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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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2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综合运用GIS 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 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ongy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2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综合运用GIS 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 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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