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
, 姜超, 徐冲
LIU Lin, JIANG Chao, XU Cho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6-9
修回日期: 2017-09-6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1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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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柳林（1965- ）,男,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信息科学、犯罪时空分析与模拟。E-mail:lin.liu@u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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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H市DP半岛为例,分析城市入室盗窃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与成因,以探索推进区域内犯罪者画像研究。基于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的分析表明,DP半岛在中部和西部具有两个相对稳定的犯罪热点;但在年内月尺度上,年末犯罪高发并向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商品房社区集聚;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呈现出“振荡式”空间转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沿道路进行空间转移,夜间覆盖范围最广。基于时空格局成因理论和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DP半岛内以“理智型”入室盗窃者为主,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的耦合差异导致了犯罪空间格局的演变。总体来看,基于案件数据的多尺度犯罪时空格局研究,能够揭示特定区域内犯罪者的行为特征。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an aim of exploring main behavioral patterns of criminals in a specific reg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shift patterns of urban burglary hotspot in the DP peninsula of H city, China. Calls for service data on burglary crime during 2006-2010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H city, and several field investigations on residents' behavior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1068 burglary incidents geocoded in space, the temporal, spatial, and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burglary were depicted with standardized crime intensity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ereaft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s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burglary was constructed, which was then examined based on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s. Apart from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box-plot was used to discern the impact of "attractiveness" and "accessibility" on burglary occurre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burglary incidents we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in time and space in the DP peninsula, and obvious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crime shift at multiple scales can be consistently observed. At the "month of year" scale, burglaries were most concentrated in commercial communities along the main road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hile at the "time of day" scale, the burglary hotspots shifted along the roads as time goes on. At the "day of month" scale, two crime shift patterns can be clearly observed around the main hotpot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rts of the DP peninsula. In particular, the centripetal distribution of shifting crime hotspots in space highly resembles the shift patterns of individual burglars' movement patterns. These spatial-temporal crime patterns indicated that most burglars in DP peninsula were rational, as these patterns were generated from the heterogeneous couplings of agents and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spatial-temporal locations. Most burglaries happened in the communities with relatively high expected value and relatively low guardianship level. The conjunc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attraction" and "accessibility" showed that the accessibility factor played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burglary,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opportunity" for potential burglars. Overall, this study showed the promise of criminal profiling based on aggregate crime incidents data in a specific region.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如何实现有效的犯罪防控,成为现实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成为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国外基于地理视角的犯罪研究先后经历了19世纪早期以大尺度行政区为单元绘制案件统计专题地图的“制图学派”、20世纪20-30年代萌发的聚焦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犯罪者居住模式之间关系的“芝加哥学派”、50-60年代随计量革命兴起而采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技术的“因子分析学派”、70-80年代产生的聚焦于环境因素对犯罪案件分布生态学影响的“环境犯罪学”和“犯罪地理学”、90年代随着计算机设备和GIS技术普及而发展起来的犯罪空间分析,以及2000年以后将犯罪理论与复杂性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虚拟犯罪模拟等6个主要阶段[2,3]。针对各国的犯罪情况,国外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与其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国内的犯罪地理研究情况[4,5]。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犯罪地理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6-8],经过近30年的发展,犯罪地理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从事犯罪地理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于地理学、城市规划、警务管理、应用数学等领域[6],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国外经验介绍、犯罪空间防控对策、区域犯罪特征、警务GIS设计与应用等方面[5]。尽管已有研究仍以基于理论的定性分析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犯罪数据开放程度的提高,针对中国城市背景的实证性犯罪研究已经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学者关注。如：柳林等针对华南地区H市和ZG市的盗、抢、骗犯罪的时空特征及其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9-11],冯健等研究了北京市城八区财产类犯罪、长安街沿线扒窃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模式[12,13],毛媛媛等分析了上海市“两抢”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14],刘大千等重点对比了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环境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15],郑文升等聚焦于武汉市城区道路网络结构与犯罪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16]。总体来看,城市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别是空间分布及其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国内犯罪地理学界的研究热点。
尽管如此,当前国内外犯罪地理界对时空维度、特别是通过犯罪时空模式来揭示犯罪者作案行为规律的犯罪分析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日常活动理论认为,犯罪案件的发生是犯罪者、受害者、守护者三者在时空间中交互作用的结果[17]。同时,犯罪几何理论认为,犯罪者是围绕着少量的活动节点来组织日常活动,从而建立自己的感知空间,进而在其中寻找机会来实施犯罪行为的[18]。因此,犯罪案件时空分布格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犯罪者作案行为的主要时空规律。例如,基于系列犯罪案件的空间位置,能够推测出犯罪者作案时的主要活动节点,这种“犯罪者地理画像”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19]。与个体犯罪者画像相比,准确地把握住特定区域内的犯罪者群体性行为规律,即区域内犯罪者画像,在犯罪防控特别是犯罪预防方面会具有更大的价值。然而,当前相关研究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通常情况下,犯罪者群体并不是均质的,从不同的维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20]。对于特定的犯罪者群体来说,在特定的时间尺度下,其在同一时段的行为尽管具有空间波动性,但经过时间的累积,往往会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犯罪空间模式,从而揭示出该犯罪者群体在该时段内该行为的主要空间偏好。而在特定的时间尺度下,该犯罪者群体在不同时段内的行为也往往会具有空间差异性。因此,通过对特定时间尺度下不同时段内犯罪者行为结果空间模式的对比,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该群体的犯罪者类型,至少是缩小该区域内犯罪者群体的类型范围。实际上,特定时段内的犯罪空间格局往往并不是单类犯罪者群体而是多类犯罪者群体作案行为的叠加结果。由于不同犯罪者群体的作案行为往往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时空差异性,从而产生非均匀分布的犯罪时空模式,因此,对不同时间尺度下犯罪空间格局的对比研究,将是确定区域内犯罪者群体类型的重要突破点,也必将成为当前及未来的学术重点。基于不同犯罪者群体行为具有时空差异的理论预期,本文尝试探索基于案件数据的犯罪时空格局分析来进行“区域内犯罪者画像”的可行性。
由于不同类型犯罪的发生机理不同,进行犯罪研究时需针对特定类型进行具体研究[21]。在所有的犯罪类型中,入室盗窃常见多发。一方面,它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权,而且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22,23]。此外,入室盗窃非常容易转化为其他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如入室抢劫、强奸等）,潜在危害很大。根据“破窗理论”[24],如果能有效减少入室盗窃犯罪的发生,将会对整个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国外对入室盗窃的研究最多[25],是“理性选择理论”[26]、“机会理论”[27]、“日常活动理论”[17]等诸多理论关注的主要犯罪类型。因此,选择入室盗窃进行研究,不仅能有效地指导现实中的犯罪防控,而且对犯罪地理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以上背景,选取典型案件和典型区域,从时空角度入手,运用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H市DP半岛入室盗窃在多个时间尺度下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首先利用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分析不同尺度下的入室盗窃时空分布和时空演变特征,其后在建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调研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该特征的形成原因。通过对不同时间尺度下,盗窃犯罪时空格局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为区域内犯罪者画像技术提供基本理论与实证支撑。
研究区域为中国H市DP半岛。该半岛位于该市中心位置,四面环水,通过桥梁和一条狭长土路与周围相连,面积约4.2 km2,常住人口9.5万;该半岛历史悠久,早在1300多年前就是该市重要的居住区。发展至今,岛内传统街区、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和混杂社区等多种类型的社区并存,新区建设和旧区改造并举。这种差异化的住区环境,与城市内多社区并存局面非常类似,因此成为入室盗窃研究的典型区域。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括数字化的地理信息数据、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和实地考察数据等三部分内容,前两部分数据由H市公安局提供。数字化的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括DP半岛内建筑、路网、居住区等要素的空间分布。犯罪案件数据采用的是2006-2010年DP半岛入室盗窃的110接警记录,以避免“犯罪黑数”①(① “犯罪黑数”是指已经发生但未被司法机关察觉;或已向司法机关报案,但由于多种原因未纳入官方统计的案件数[30]。)的影响。记录内容涵盖接警时间、案发地点、出警记录、警情类别等信息。正式分析之前,对记录不规范的案件数据依据出警记录、警情类别等信息进行筛选,其后通过人工匹配的方式,对案件数据进行空间定位。经处理后共得到1068条定点案件数据。研究期间,笔者曾先后三次赴DP半岛现场调查DP半岛内空间环境特征、人口特征等资料。
犯罪事件的发生有特定的时空背景,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研究犯罪现象会相对全面、客观。在时间维度上,采用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来衡量犯罪案件时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空间维度上,采用核密度估计来衡量犯罪案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
2.2.1 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SCII） 采用严格的时间粒度（“日”和“时”）,定义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Standardized Crime Intensity Index,SCII）。SCII是一种经过修正后、更为精确的时位商[28],能反映犯罪案件时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是将某一时段的犯罪案件密度与总时段内的犯罪案件密度进行对比,其表达式为：
式中：Ci表示i时段的犯罪案件数量;Ti表示i时段所包含的基本时间粒度数量;n为划分的时段数量。SCII>1,SCII=1和SCII<1,分别代表该时段的犯罪案发数量大于、等于和小于研究期内的平均水平。采用SCII指数,分别从“月”“日”“时”三个时间尺度分析入室盗窃的时间分布特征。
2.2.2 核密度估计（KDE）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测度局部密度变化、探索空间热点的有效技术。空间模式在某点的密度或强度是可度量的,一般通过测量在研究区域中单位面积上的事件数量来估计[29]。根据概率理论,核密度估计的一般定义为：设X1,
式中：k（ ）称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i）表示估值点到事件Xi处的距离。
本文利用ArcGIS 10.3软件进行KDE计算,分析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SCII指数和KDE方法,首先对DP半岛入室盗窃犯罪的时间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总体性刻画,其后,着重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下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以期把握犯罪者行为的时空规律。
分别以“月”“日”“时”为单位,考察入室盗窃SCII指数的时间分布特征,发现存在以下主要特征：
（1）由入室盗窃案件的月分布情况可知（图1a）,8月和2月DP半岛入室盗窃案件数量最少,12月和10月案件数量最多,其他月份的案件数量在全年平均水平的上下约10%范围内浮动;据此,可将全年划分为入室盗窃“低发期”和“高发期”两个时期：2-8月的案发量基本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下,为入室盗窃的“低发月份”;9月-次年1月的案发量基本保持在全年平均水平以上,为入室盗窃的“高发月份”。
图1 月、日、时尺度下2006-2010年DP半岛入室盗窃的时间分布
Fig. 1 Temporal patterns of burglary in DP during 2006-2010 at scales of month, day, and hour
（2）由入室盗窃案件的日分布情况（图1b）可知,平均来看,18日的入室盗窃案件数量最多,是全月中的异常点,其他日的案件数量在平均水平的上下30%范围内浮动。据此,可将全月大致划分为入室盗窃发生的“两高两低、低高交错”四个时期：月内中旬前半段（10-15日）和下旬后半段（25-31日）的入室盗窃发案量基本在月平均水平以上,为月内入室盗窃的“高发时期”;月内上旬（1-9日）、中旬后半段至下旬前半段（16-24日）的入室盗窃发案量基本在月平均水平以下,为月内入室盗窃的“低发时期”。
（3）由入室盗窃案件的时分布情况（图1c）可知,早晨7时入室盗窃的报案数量最多,凌晨0-4时的报案数量最少。一天中存在四个报案数量分布的局部高峰点,分别是7时、12时、17时和21时,大致呈现“两高两低、低高交错”的入室盗窃报案时间分布态势：6-10时、17-21时两个时段的接警数量明显在日平均水平以上,是入室盗窃的报案高峰时段;11-16时、22-次日5时两个时段的接警数量明显在日平均水平以下,是入室盗窃的报案低谷时段。
根据2006-2010年DP半岛入室盗窃案件密度的空间分布（图2）可知,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非常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表现为沿主要道路高发,呈非常集聚的中部、西部双中心圈层分布结构,同时也出现多个入室盗窃“次高发”中心。西部地区的入室盗窃发案密度总体上要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犯罪高发区、较高发区所占的面积比中部地区要多,东部地区主要是犯罪低发区。
图2 2006-2010年DP岛入室盗窃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burglary in DP during 2006-2010
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非常高度的集聚性,会在特定的小范围环境内多次发生。入室盗窃“高发区”面积仅占全区1%,入室盗窃案件数量却占11%,“空间面积—案件数量”比例为1
在以上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独立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时间片段,对案件空间密度的分布格局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间尺度下,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明显且差异化的时空演变规律。
3.3.1 “月”尺度下的犯罪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入室盗窃发生的月分布特征,在全年“低发月份”和“高发月份”中各抽取一个月进行案件空间密度的对比分析。考虑到季节因素的影响,选取季节相差较大的春季首月（3月）和冬季首月（12月）。3月案件数量在平均水平以下,12月案件数量在平均水平以上。
根据3月和12月DP半岛入室盗窃案件密度的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对比可知,3月犯罪热点分布分散,主要位于城中村、传统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中下社区（图3a）,12月犯罪热点高度集中,主要位于沿路分布的商品房社区（图3b）,社区类型的变化说明,临近年末,入室盗窃者的作案收益期望明显增强。与3月份相比,12月入室盗窃案件密度的变化范围约为3月的两倍,DP半岛西部犯罪热点的案件密度变化不大,东部犯罪热点的案件密度出现小幅下降,而中部犯罪热点的案件密度则出现大幅上升。DP半岛内犯罪案件密度范围及集聚程度的变化说明,临近年末时,DP半岛内增多的入室盗窃案件可能主要是由来自于岛外的犯罪者所实施的。因此表现为在较强的犯罪动机驱动下,12月的入室盗窃案件主要集中在交通可达性较好的、预期收益更高的商品房社区之中。
图3 2006-2010年3月和12月DP半岛入室盗窃案件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rglary in March and December in DP during 2006-2010
3.3.2 “日”尺度下的犯罪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DP半岛入室盗窃案发“两高两低、低高交错”的月内日分布特征,在四个时期内分别选取某天进行案件空间密度格局的对比分析。考虑到SCII指数的波动范围,所选的四天为各个时期的第二天,即2日、11日、17日、26日。11日和26日的案件数量在全月平均水平以上,2日和17日的案件数量在全月平均水平以下。根据前后两个时段案件密度的大小和犯罪热点分布的向心性（图4）,可以对入室盗窃行为的空间转移状况进行大致判断。
图4 2006-2010年2日、11日、17日、26日DP岛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rglary in DP on 2, 11, 17, 26 of each month during 2006-2010
在月内首个犯罪“低发时期”,DP半岛主要存在两个犯罪热点,其中西部为集聚程度最高的犯罪“主热点”,中部为集聚程度较高的犯罪“次热点”。至月内的首个犯罪“高发时期”,其案件密度变化范围明显减少,这说明入室盗窃的集聚程度有所下降,岛内案件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多个犯罪热点的出现。在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西部原热点相距约350 m的空间范围内,在东、南方向出现两个新犯罪热点,它们相对西部原热点呈现一定的向心性;与第一阶段中部原热点相距约700 m的空间范围内,在西、南方向出现四个新犯罪“主热点”,在东北方向出现一个新犯罪“次热点”,它们相对中部原热点呈现明显的向心性。
在月内第二个犯罪“低发时期”,DP半岛案件密度变化范围的增大说明其案件集聚程度增加,这一阶段的入室盗窃主要发生在中部、西部两个犯罪“主热点”,同时在距西部原热点约550 m的位置出现一个犯罪“次热点”。在第二个犯罪“高发时期”,DP半岛案件密度继续增大,此时存在的两个犯罪热点以中部热点为主,西部原犯罪“主热点”变为犯罪“次热点”。
综合来看,“日”尺度上,DP半岛内部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存在着明显的月内“振荡式”空间转移现象,初步推测主要与犯罪者的“转移型”的作案行为有关。
3.3.3 “时”尺度下的犯罪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DP半岛入室盗窃报警的“两高两低、低高交错”的时分布特征,在四个时段内分别选取某一时刻进行案件密度空间格局的对比分析。考虑到入室盗窃报警的滞后性和人们的日常活动规律,分别采用7时、12时、17时和21时的案件记录反映夜间、上午、下午和晚上的入室盗窃案发情况（图5）。
图5 2006-2010年12时、17时、21时、7时DP岛入室盗窃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rglary in DP at 12, 17, 21, and 7 on each day during 2006-2010
上午入室盗窃发生的分布范围最小,主要集中分布在DP半岛中部、西部两个犯罪热点地区,其案件的集聚程度是全天中最低的;下午入室盗窃发生的分布范围有所增加,DP半岛西部的犯罪热点发生转移,上午的犯罪热点消失,在其周围出现三个比较明显的犯罪热点,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向心性,中部犯罪热点持续存在,各个犯罪热点的集聚程度都有所增加;晚上入室盗窃的分布范围有所减少,但热点区域的案件集聚程度是全天中最高的,主要集中分布在DP半岛西部的单位制社区,沿主要道路分布的商品房社区也成为新的犯罪热点;夜间入室盗窃的分布范围最广,主要表现为沿道路多发,西部以传统街坊社区、单位制社区为主,中部以位于主要道路周围的商品房社区为主。
考虑到入室盗窃报案的滞后性,根据报案记录数量和空间分布的时变化特征可知,DP半岛入室盗窃主要发生在晚上和夜间,白天入室盗窃的发生主要呈点状分布,集中在多个特定的犯罪热点区域,晚上和夜间入室盗窃的发生主要呈线状分布,沿主要道路多发,但也存在多个重要的“犯罪热点”。对四个时段案件热点的空间分布进行对比可知,夜间入室盗窃发生的空间热点涵盖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的主要犯罪热点。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的犯罪热点覆盖范围基本不重叠,西部不同时段犯罪热点的空间距离相距较远,中部不同时段犯罪热点的空间距离则相距较近。总体来看,DP半岛中部地区犯罪热点的空间转移现象不是很明显,犯罪热点较少;西部地区的犯罪热点时空转移现象非常明显,犯罪热点较多,并且不同时段的犯罪热点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初步推测与犯罪者的日常活动节点和活动路径有关。
犯罪案件的发生,是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耦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构建犯罪时空格局成因理论分析的综合框架,其后分别从空间和时空两个维度对影响入室盗窃犯罪时空格局的环境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从犯罪事件的必要组分和犯罪发生的决策过程来看,入室盗窃犯罪是一项涉及时间、空间、主体和环境交互的复杂事件,它的发生与作案机会、目标吸引、可进入性、作案风险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这里,主体主要指犯罪者,环境则是指除犯罪者之外的所有事物,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甚至包括被害人、保安、警察等人员。
经验表明,主体作案动机的存在是犯罪发生的必备条件,然而作案机会的有无才是犯罪发生的关键阈值。对犯罪的产生而言,作案动机和作案机会通常是相互促进的,即作案机会的存在会激发作案动机,作案动机的存在会增强对作案机会的寻找。因此,作案机会既可以作为犯罪分析的出发点,也可以作为犯罪分析的回归点,对作案机会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作案机会既可以源于环境的时间状态,也可以源于环境的空间特性,它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的耦合结果。在具有作案机会的条件下,犯罪者会依据对处于不同空间区位上的环境感知情况（如目标吸引、可进入性、作案风险等）,对是否实施犯罪行为进行相对理性的评估,评估结果的差异导致了犯罪案件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当犯罪案件发生后,犯罪者或环境相关主体通常都会采取某些应激性反应,如社区保安提高监管程度、警察进行重点巡逻、犯罪者暂时转移作案区位等。这些案后的应激性反应,与犯罪者日常性活动、环境状态自发性演变等正常的时间波动相结合,共同推动了犯罪作案机会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犯罪空间格局的时间演变。因此综合来看,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的耦合结果差异造成了现实中不同时段差异化的犯罪空间分布格局（图6）。
图6 犯罪时空格局成因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6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auses of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burglary
吸引性和可进入性因素是入室盗窃发生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表征吸引性的指标为入室盗窃的预期收益,衡量可进入性的指标为门禁/保安的严格程度,具体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预期收益的大小决定了入室盗窃目标吸引的强弱,而门禁/保安的严格程度则决定了入室盗窃者能否获得作案机会及作案风险的大小。以数字化地理数据中的建筑物边界为限制,在DP半岛内生成200个随机采样点,采集所用的2个指标数值和入室盗窃案件密度值;其后采用箱图分类统计进行具体检验。
表1 目标吸引与可进入性因素的具体度量方法
Tab. 1 Measurement of "attractiveness" and "accessibility" factors
| 类别 | 考虑因素 | 环境影响假设 | 具体衡量指标 |
|---|---|---|---|
| 吸引性 | 预期收益 | 不同类型的社区通过外表形态反映盗窃的预期收益。预期收益越高,盗窃案件数量越多。 | 城中村社区—1 传统街坊社区—2 单位制社区—3 商品房社区—4 |
| 可进入性 | 门禁程度 | 门禁越严,可进入性越差,案件数量越少。 | 无门禁、无保安—1 有门禁、无保安或门禁保安的防护程度较弱—2 严格的保安和门禁—3 |
由箱图统计结果（图7）可知：在不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预期收益的增加,入室盗窃的案件密度近似呈指数增加,说明预期收益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与无门禁/保安时相比,门禁/保安程度较弱时,入室盗窃的发生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而当门禁/保安非常严格时,案件密度出现明显下降。这说明严格的门禁/保安程度能够有效地减少作案机会,进而控制入室盗窃的发生。
图7 根据预期收益和门禁程度分组的入室盗窃密度箱图统计图
Fig. 7 Boxplot statistics of burglary density categorized by "attractiveness" and "accessibility"
对二者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当门禁/保安制度不严格时,入室盗窃者的作案机会仍然大量存在,并且在较高的目标吸引驱动下,入室盗窃案件密度的均值和波动范围均较无门禁/保安、预期收益较少时有所增加。前者在单位制社区中表现最为明显,后者在城中村和传统街坊社区中表现比较明显。当采取严格的门禁/保安制度时,虽然入室盗窃者的预期收益很高,但是其作案机会被极大地减少,因此案件密度的均值和波动范围均明显下降,在大部分的商品房社区中表现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作案机会在入室盗窃发生中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门禁/保安程度也预示着入室盗窃的作案风险。在存在作案机会的情况下,结合作案风险和作案动机的关系,可发现DP半岛的入室盗窃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保守型”入室盗窃,主要考虑作案风险最低;“激进型”入室盗窃,主要考虑预期收益最高;“理智型”入室盗窃,对预期收益和犯罪风险进行综合衡量。由三种类型的案件密度中值和波动犯罪可知,DP半岛以“理智型”入室盗窃为主,“保守型”和“激进型”型入室盗窃比较少。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DP半岛入室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主要与社区财物的时间分布状态、社区人员的时间活动规律、作案风险的时间累积效应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尺度时空格局所关联的因素是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复合的,因此分别对“月”“日”“时”三个时间尺度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进行具体成因分析。
4.3.1 “月”尺度下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成因 DP半岛“月”尺度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的形成主要与社区财物的时间分布状态和社区人流的时间活动规律有关。正常状态（3月）下,DP半岛的中部、西部犯罪热点区域由于有综合市场、大型超市、公交站点等人流密集场所的存在,作案环境比较便利,作案风险相对较小。临近年末时,由于购置年货或年末交际等方面的需求,人们普遍会在家中存在大量的现金等财物,这就为入室盗窃者提供了充分的犯罪目标吸引,其中商品房社区的目标吸引最强。部分商品房社区的门禁/保安制度不严格,为入室盗窃者提供了良好的进入社区的作案机会。在存在同等作案机会的条件下,入室盗窃者会倾向于在目标吸引最强的商品房社区作案,从而形成年末（12月）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格局。
4.3.2 “日”尺度下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成因 DP半岛“日”尺度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的形成主要与犯罪风险的时间累积效应有关。社区财物的空间分布和环境条件的便利程度促使DP半岛在中西部各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犯罪热点。在某一连续时段内,如果入室盗窃案件在某个地区密集重复发生时,一方面会引起人们对财产防护的警惕,另一方面也会吸引警力部门的注意,因而作案风险增大,此时作案目的地将被迫发生转移,从而形成了月内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在日尺度下的空间转移现象。
4.3.3 “时”尺度下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成因 DP半岛“时”尺度的入室盗窃时空格局主要与社区人群和犯罪者活动的时间规律和时间状态有关。犯罪者会尽量避免与目标社区中人员的直接接触,以尽可能地降低犯罪风险。同时犯罪者的活动轨迹也决定了入室盗窃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情况。上午入室盗窃主要集中在DP半岛中西部犯罪热点,初步推测盗窃者为岛外居民,两个犯罪热点为其岛内行动的源地。下午入室盗窃者会在岛内继续游荡,并且会避开已偷窃的区域,因而造成了犯罪热点的空间转移。黄昏时分,人们普遍在家,入室盗窃者主要依据环境的便利程度判断是否实施盗窃,因此东西部犯罪热点重新出现。到了夜间,岛内人们普遍进入睡眠状态,不太可能发现入室盗窃者,因此岛内入室盗窃案件分布范围大幅增加。
针对国内实证犯罪研究以及犯罪时空格局研究不足的状况,选取H市DP半岛入室盗窃犯罪,对其在“月”“日”“时”多个时间尺度下的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进行实证分析,以增进对中国入室盗窃犯罪发生机理的理解,同时也为基于案件汇总数据的区域内犯罪者画像做出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研究发现,DP半岛的入室盗窃具有比较规律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特征,并且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其时空分布格局的产生是时间、空间、环境和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空间区位、时间活动规律和差异化的环境属性（财富、门禁、人流、路网通达性等）之间的复杂交互对入室盗窃者产生多重刺激,从而产生不同的作案机会和作案评估结果,主体与环境不同程度的耦合促进了多种空间格局的产生及演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① 入室盗窃的时间特征表现为在不同时间尺度下案件发生的“低高交错”,其空间特征主要表现为集聚犯罪热点的存在,自犯罪热点向外成圈层结构依次递减,其时空演变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段案件热点分布与案件集聚程度的空间变化;② 入室盗窃时空格局的形成主要源于主体和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间区位的耦合。社区类型、社区财物、门禁/保安程度的时间分布状态、社区人员的时间活动规律、犯罪风险的时间累积效应、空间环境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对入室盗窃时空格局形成的影响较大。
对于区域内犯罪者画像而言,通过对不同尺度下入室盗窃时空格局的分析后,可以发现,2006-2010年内DP半岛内的入室盗窃犯罪者以“理智型”犯罪者为主,潜在犯罪者会根据目标吸引、可进入性和作案风险的时空变化情况来变更作案目标区域。其行为结果主要表现为：年末犯罪案件在主路附近的商品房社区中集聚、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的“振荡式”空间转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的沿道路转移。综合而言,基于案件汇总数据的犯罪空间格局演变分析,特别是针对犯罪热点的时空转移分析,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特定区域内犯罪者群体的主要行为特征。这种针对犯罪者群体而非个体的犯罪时空分析方法,对于制定针对性的犯罪防控策略、提高犯罪防控效率等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看,本文对入室盗窃犯罪的时间、空间、环境和主体的交互过程进行了简单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入室盗窃发生机理的理解。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对各类犯罪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如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环境犯罪学等不同的学派分支。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对犯罪事件某一方面的侧重,虽然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对犯罪现象产生机理的理解不免偏颇。如何将四个交互性因素进行综合,将会是未来研究中的一大挑战。犯罪行为研究将会是构建基于过程的四要素交互综合分析的突破点。犯罪行为是在特定的时空约束下,犯罪人接受环境感知,经过主体判断后所作出的决策结果,大量的微观个体决策造就了宏观的时空分布格局及演变模式。然而现实世界中犯罪事件发生的复杂性和研究成果的不可检验性为犯罪地理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同时国内目前犯罪数据的不精确性也为犯罪地理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从犯罪案件的统计数据中获取犯罪行为规律,并与虚拟犯罪模拟相结合,将是犯罪地理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在犯罪地理的研究初期,离散的、片段式的时空联合分析有助于增进对犯罪现象的认识,但是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连续的、基于犯罪过程的时空联合分析则应该是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点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在犯罪研究中考虑时间维度?如何体现空间维度?如何将主体、时间、空间与环境进行综合贯穿?本文研究中,时间是作为刻度标签而存在,并没有体现它的约束性作用;同样,空间也主要作为容器而存在,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它的结构性质和限制性作用（是否能够将空间作为限制性因素,还有待探讨）。那么时空在犯罪事件产生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都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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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地理研究 .Geographical study on crime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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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issues in the geography of crime: Toward a geography of social control.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6.tb0010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describe and question some of the basic premises, beliefs, and values implicit in the geography of crime. The critique focuses on the analytic separation of crime and the control of crime, a separation that has informed most geographic research on crime. Using an instrumentalist methodology, geographers have studied crime, law,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without any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control system on crime patterns. A discussion of interaction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criminolog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correctionalist impulse of much of the geography of crime, the prima facie interpretation of 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 guiding it, the hypostatiza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 informing it, and the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a perspective that abstracts crime from its sociolegal context. The paper outlines several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rime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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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地理与警务GIS 研究进展 .https://doi.org/10.3724/SP.J.1047.2013.008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30年来，随着公安部门犯罪防控需求的增加，中国犯罪地理学正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为了能较客观、全面地把握我国犯罪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动态，本文从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3大电子资源数据库中筛选出与犯罪地理研究主题相关的期刊论文，以此为样本，对研究内容与研究实力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s中期以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在论文数量、研究方法、实证区域、研究机构与核心作者等方面都日益增多，已经在城市犯罪地理、警用地理信息系统、规划设计预防犯罪、情境犯罪预防等4个主要研究方向出现了导向作用明显的核心作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后，新的发展机遇在促进犯罪地理学论文数量与研究实力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案例研究、量化研究的所占比重显著减少，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也大幅收敛，集中在长三角、京津、珠三角地区。新的研究阵营不断涌现，核心作者比重不断下降，犯罪地理学进入了研究阵营争鸣角力的重构期。未来我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不仅亟需完善相关的理论体系、加强国内的案例实证，而且还需注意研究规范的统一、核心作者群的代际更替等诸多问题。
Research progress of crime geography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https://doi.org/10.3724/SP.J.1047.2013.008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30年来，随着公安部门犯罪防控需求的增加，中国犯罪地理学正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为了能较客观、全面地把握我国犯罪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动态，本文从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3大电子资源数据库中筛选出与犯罪地理研究主题相关的期刊论文，以此为样本，对研究内容与研究实力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s中期以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在论文数量、研究方法、实证区域、研究机构与核心作者等方面都日益增多，已经在城市犯罪地理、警用地理信息系统、规划设计预防犯罪、情境犯罪预防等4个主要研究方向出现了导向作用明显的核心作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后，新的发展机遇在促进犯罪地理学论文数量与研究实力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案例研究、量化研究的所占比重显著减少，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也大幅收敛，集中在长三角、京津、珠三角地区。新的研究阵营不断涌现，核心作者比重不断下降，犯罪地理学进入了研究阵营争鸣角力的重构期。未来我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不仅亟需完善相关的理论体系、加强国内的案例实证，而且还需注意研究规范的统一、核心作者群的代际更替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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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Review of crime geography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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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地理学初探 .A primary exploration on the geography of cr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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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与犯罪研究简介 .URL 摘要
正 犯罪学,传统上是研究人的犯罪行为因素和寻求改变人的犯罪倾向的方法。它对犯罪行为的解释往往基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理论。到了七十年代,有关专家开始认识到 要靠同时研究犯罪者、犯罪地点和环境情况来认识犯罪活动。因此,他们便把环境与犯罪的理论研究称为“环境犯罪学”,把环境犯罪学的应用方面称为“防犯环境 规划”。在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较早的是一个叫奧萨卡·纽曼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他在1972年出版的《防卫空间:城市规划的防犯》一书中指出,犯罪上升的 部分原因是目前人为造成许多无人所属或无人问津的区域,便于犯罪的产生。因此在城市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到如何增强人们对其周围环境的占有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research about environment and crime. URL 摘要
正 犯罪学,传统上是研究人的犯罪行为因素和寻求改变人的犯罪倾向的方法。它对犯罪行为的解释往往基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理论。到了七十年代,有关专家开始认识到 要靠同时研究犯罪者、犯罪地点和环境情况来认识犯罪活动。因此,他们便把环境与犯罪的理论研究称为“环境犯罪学”,把环境犯罪学的应用方面称为“防犯环境 规划”。在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较早的是一个叫奧萨卡·纽曼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他在1972年出版的《防卫空间:城市规划的防犯》一书中指出,犯罪上升的 部分原因是目前人为造成许多无人所属或无人问津的区域,便于犯罪的产生。因此在城市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到如何增强人们对其周围环境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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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犯罪的地理研究 .The geographical study on foreign urban cr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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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案件热点时空模式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选取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作为研究区域,以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起)作为研究对象,将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宏观和局部微观两个尺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对岛上的街头抢劫案件按年、月和小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2007年开始的严打使案件数量逐年减少,直到2010年才略有回升;春节期间(二月前后)的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晚上22:00-23:00期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其次,利用Kernel密度方法对研究区街头抢劫犯罪的宏观空间分布进行整体的辨别,剥离出犯罪热点空间分布,分析热点与道路网和土地利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热点多分布于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方。最后,选出4个最主要的热点从微观尺度进行分析,PAI指数表明这4个热点在时间上是稳定的,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存在。依据"热点时空类型矩阵"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模式,将这4个稳定热点归类到不同微观时空模式,并对每类模式下的街头抢劫犯罪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以便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treet robbery in DP peninsul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选取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作为研究区域,以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起)作为研究对象,将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宏观和局部微观两个尺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对岛上的街头抢劫案件按年、月和小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2007年开始的严打使案件数量逐年减少,直到2010年才略有回升;春节期间(二月前后)的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晚上22:00-23:00期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其次,利用Kernel密度方法对研究区街头抢劫犯罪的宏观空间分布进行整体的辨别,剥离出犯罪热点空间分布,分析热点与道路网和土地利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热点多分布于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方。最后,选出4个最主要的热点从微观尺度进行分析,PAI指数表明这4个热点在时间上是稳定的,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存在。依据"热点时空类型矩阵"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模式,将这4个稳定热点归类到不同微观时空模式,并对每类模式下的街头抢劫犯罪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以便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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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URL 摘要
react-text: 348 Based on the crime record data from the Suzhou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is project utilizes a variety of methods, e.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to…" /react-text react-text: 349 /react-text [more]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fraud crime in ZG city, China. UR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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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2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Impact of residents' routine activitie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heft from person.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2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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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 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犯罪的时空模式是地理学“格局”和“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获取和处理空间数据,探讨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空模式,并建立时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北京城市犯罪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在商业繁华地带和对外交通运输区存在明显的高强度带；各种犯罪类型空间格局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城市犯罪嫌疑人数量存在季节分异特点,但同一区域的犯罪地点数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时空机制而言,场所的时空特征作用于财产犯罪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犯罪要素并影响犯罪实施成功与否,而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对场所时空特征要求不同,这些要求一旦与北京城市环境的特有属性耦合,便产生犯罪高发地段和高发时段,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Research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crime: A case study of property crime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犯罪的时空模式是地理学“格局”和“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获取和处理空间数据,探讨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空模式,并建立时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北京城市犯罪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在商业繁华地带和对外交通运输区存在明显的高强度带；各种犯罪类型空间格局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城市犯罪嫌疑人数量存在季节分异特点,但同一区域的犯罪地点数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时空机制而言,场所的时空特征作用于财产犯罪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犯罪要素并影响犯罪实施成功与否,而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对场所时空特征要求不同,这些要求一旦与北京城市环境的特有属性耦合,便产生犯罪高发地段和高发时段,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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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案件高发区分析及防控对策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类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长安街沿线的犯罪分布状况,发现该长安街沿线共存在3个异常明显的犯罪高发区域,分别对应于西单商业圈(A)、建国门路段(B)和大望路—四惠路段(C),通过将长安街沿线的常住人口与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分布进行比较,发现案件与POI密度较高的区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随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时空热点矩阵方法分析了3个异常明显的案件高发区域内的犯罪活动时空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高发区域A的犯罪高发时段为上午10时至下午18时,其中峰值出现在正午12时,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内;高发区域B和C的犯罪高发时间均为上午6时和下午18时前后,与早晚交通高峰时间比较一致,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比较重要的公共交通站点附近。最后,根据长安街沿线案件高发区域内犯罪活动的时空规律性特征,提出了犯罪防控措施与建议。
Clustering pattern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to pickpocketing offence along the Chang'an Street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类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长安街沿线的犯罪分布状况,发现该长安街沿线共存在3个异常明显的犯罪高发区域,分别对应于西单商业圈(A)、建国门路段(B)和大望路—四惠路段(C),通过将长安街沿线的常住人口与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分布进行比较,发现案件与POI密度较高的区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随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时空热点矩阵方法分析了3个异常明显的案件高发区域内的犯罪活动时空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高发区域A的犯罪高发时段为上午10时至下午18时,其中峰值出现在正午12时,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内;高发区域B和C的犯罪高发时间均为上午6时和下午18时前后,与早晚交通高峰时间比较一致,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比较重要的公共交通站点附近。最后,根据长安街沿线案件高发区域内犯罪活动的时空规律性特征,提出了犯罪防控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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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与抢夺犯罪行为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
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抢劫、抢夺犯罪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发现两抢犯罪时空分布呈现显著且稳定的规律性。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的起居、出行时间密切相关；两抢犯罪高发区往往犯罪目标相对集中、人口流动性较大并且作案后便于逃逸；犯罪低发区多为非生活功能的区域。外来人口、商业场所、通勤人口以及交通复杂程度等城市环境因素对两抢案件数量呈显著正向贡献。两抢案件的发生要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犯罪目标时空上的集聚、较强的人口流动性以及作案后逃逸的方便。
Study on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robbery and snatch: A case study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抢劫、抢夺犯罪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发现两抢犯罪时空分布呈现显著且稳定的规律性。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的起居、出行时间密切相关；两抢犯罪高发区往往犯罪目标相对集中、人口流动性较大并且作案后便于逃逸；犯罪低发区多为非生活功能的区域。外来人口、商业场所、通勤人口以及交通复杂程度等城市环境因素对两抢案件数量呈显著正向贡献。两抢案件的发生要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犯罪目标时空上的集聚、较强的人口流动性以及作案后逃逸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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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 .
<p>基于警区层面的数据,以长春市为例,选取城市中典型的"两抢两盗"(抢劫、抢夺、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春市2008 年不同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几类犯罪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各类犯罪均表现出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抢劫、抢夺和机动车盗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之显著关联的影响因子,而入室盗窃则未能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基于相关结论,提出了犯罪地理研究对城市管理几点启示。</p>
Spatial analysis on robbery, forcible seizure, vehicle theft and burglary in Changchun.
<p>基于警区层面的数据,以长春市为例,选取城市中典型的"两抢两盗"(抢劫、抢夺、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春市2008 年不同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几类犯罪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各类犯罪均表现出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抢劫、抢夺和机动车盗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之显著关联的影响因子,而入室盗窃则未能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基于相关结论,提出了犯罪地理研究对城市管理几点启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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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分布环境 .The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 of robbery, snatch, and theft crime based on space syntax: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area of Wu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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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https://doi.org/10.2307/209458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for analyzing crime rate trends and cycles. Rather than emphas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enders, with this approach we concentrate up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carry out predatory criminal acts. Most criminal acts require convergence in space and time of likely offenders, suitable targets and the 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s against crime. Human ecological theory facilitat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structure produces this convergence, hence allowing illegal activities to feed upon the legal activities of everyday life. In particular,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dispersion of activities away from households and families increases the opportunity for crime and thus generates higher crime rates. A variety of data is presented in support of the hypothesis, which helps explain crime rat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74 as a byproduct of changes in such variables 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single-adult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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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and burglars' assessment of burglary risk from defensible space cues. https://doi.org/10.1016/S0272-4944(94)8005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defensible space features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burglary risk. A modified Brunswik lens model is use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in Macdonald and Gifford's (1989) study of burglars' perceptions. Photographs of single-family dwellings were assessed on 55 individual defensible space cues and six cue categories. Fifty community residents reliably rated the photographs on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to burglary. Residents rated houses with greater road and occupant's surveillability as less vulnerable to burglary and houses with more actual barriers as more vulnerable. Symbolic barriers, traces of occupancy, and house value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residents' vulnerability ratings. Overall, residents' and burglars' perceptions of vulnerability were correlated by 0 68. Implications for defensible space theor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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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aggregating across crime types. 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2.07.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searchers in the spatial analysis literature commonly aggregate crime types: property, violent, and total crime, for example. This practice is don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at range from low crime counts to confidentiality to the form of data provided to researchers. But is this practice appropriate,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studying spatial pattern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uch crime type aggregations. We find that in almost all cases, aggregating crime types is inappropriate for polygon-based analyses. Only in the cases of micro-spatial units of analysis (street segments) may these aggregations be appropriate. Therefore, aggregating crime types in a study that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considers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rime is in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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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 Costs and Consequences: A New Look.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Victim Costs and Consequences: A New Look, Final Summary Report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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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lary of Domestic Dwellings: Findings from the British Crime Survey. https://doi.org/10.7748/ns1999.02.13.21.43.c74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number of burglaries increased by 137 percent between 1981 and 1973, while the number of burglaries decreased by 8 percent between 1993 and 1997. About 5.6 percent of households in England and Wales were burglarized in 1997.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reased the risk of burglary: lack of security, low levels of occupancy, living in a detached house, and living in inner-city areas. Burglary was also increased by living in a household in which there were a single adult and children, the head of household was young, or the occupants were Asian. Households were more than twice as likely to be burglarized in 1997 if they had been burglarized in the previous 4 years. About 20 percent of households burglarized in 1997 experienced more than one incident during the year; 13 were burglarized twice and 7 percent were burglarized 3 or more times. In most burglaries with entry, force was used to gain entry; in 22 percent of cases, the offender entered through an open window or an unlocked door. In 25 percent of burglaries, someone was at home and was aware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11 percent of burglaries, violent or threatening behavior was used. Victims were emotionally affected in 87 percent of all burglaries. In 1998, 8 in 10 households (82 percent) had an insurance policy that covered the contents of the home against theft.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were far less likely to have such insurance. Ownership of security device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between 1992 and 1998. In 1998, 48 percent of all households had security lights and 24 percent had burglar alarms. Security devices were very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burglary victimiz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survey findings and methods is appended. 24 references, 75 tables, and 14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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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517383.wbeccj0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mid-1970s,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announced a "Safe and Clean Neighborhoods Program,"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in twenty-eight cities. As part of that program, the state provided money to help cities take police officers out of their patrol cars and assign them to walking beats. The governor and other state officials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using foot patrol as a way of cutting crime, but many police chiefs were skeptical. Foot patrol, in their eyes, had been pretty much discredited. It reduced the mobility of the police, who thus had difficulty responding to citizen calls for service, and it weakened headquarters control over patrol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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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offenders' decisions: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https://doi.org/10.1086/4491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velopments in a number of academic disciplines-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criminology, economics, psychology-suggest that it is useful to see criminal behavior not as the result of psychologically and socially determined dispositions to offend, but as the outcome of the offender''s broadly rational choices and decisions.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s a basis for devising models of criminal behavior that (1) offer frameworks within which to locate existing research, (2) suggest directions for new research, (3) facilitate analysis of existing policy, and (4) help to identify potentially fruitful policy initiatives. Such models need not offer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they may be limited and incomplete, yet still be "good enough" to achieve these important policy and research purposes. To meet this criterion they need to be specific to particular forms of crime, and they need separately to describe both the processes of involvement in crime and the decisions surrounding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itself. Developing models that are crime specific and that take due account of rationality will also demand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offenders process and evaluate relevant information. Such a decision perspective appears to have most immediate payoff for crime control efforts aimed at reducing criminal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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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犯罪地理分析 .
论文在分析城市刑事犯罪机理和犯罪环境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北京城市犯罪的特点和时空分布规律，并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讨论了犯罪警示区的划分及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The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Beijing urban crime.
论文在分析城市刑事犯罪机理和犯罪环境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北京城市犯罪的特点和时空分布规律，并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讨论了犯罪警示区的划分及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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