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7 , 36 (5): 824-83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5002

观点与争鸣

中国旅游地理学学术实践的代际差异与学科转型

翁时秀12, 保继刚12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The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practices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WENG Shixiu12, BAO Jigang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保继刚(1964- ),男,云南个旧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E-mail:eesbjg@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 2017-01-12

修回日期:  2017-04-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5-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39,4157113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翁时秀(1984- ),男,浙江瑞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E-mail:wengshx8@mail.sysu.edu.cn

展开

摘要

以代际关系分析中国旅游地理学正在经历的转型,有助于厘清转型背后的代际动力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同期群效应”理论,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者划分为开创代、第一代、中间代和新生代,并分析各代学者因学术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学术特征。研究认为,世代之间基于代际差异的学术互动是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出现研究问题转型、学科认知转型、理论认知转型和研究方法转型的重要原因。出现转型前景尚不明朗,转型中出现了引领性问题体系的缺失、学科范畴的迷惘和理论观念的分歧等问题,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者应通力合作建立引领性问题体系,以地理学思维破除学科迷惘,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理论观。

关键词: 旅游地理学 ; 学科转型 ; 代际差异 ; 同期群效应 ; 中国

Abstract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tourism geography is undergoing in China from a cross-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helps to identify the cross-generational impetus behind it and the problems having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hort effect', the present study categorizes Chinese geographic researchers into the pioneering genera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transitional generation, and the emerging generation;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ioneering generation researchers established the discipline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and made tourism geography accepted as a mainstream discipline in Chinese geographical academic community. The first generation researchers are the leaders of the current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because they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geography studies in China, advocated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attention due on the field of research, and encouraged the tourism geography studies in China to develop in a more rational way. The transitional generation and the emerging generation present varie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due to different academic experiences. Most of the transitional generation scholars have a 'realistic orientation' in their researches, but the excellent ones of them can deepe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area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The emerging generation grows up in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of the emphasis of research norm, research methodology,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oretical cognition, has the stronger research norm, literature cognition, methodological cognition and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tries to break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establish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cross-generational academic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m are stimul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on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focus, disciplinary cognition,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gnition.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s its arguments that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in equivocal prospect, and that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a system of guiding research questions, the ambiguity of discipline boundaries, and the divergence of theoretical beliefs have surfac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ecognitions on these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ers across all age ti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guided by the recognitions wil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Hence, the present study calls for collaboration across all generations of tourism geography studies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guiding research questions, clear the perplexity of discipline boundaries with geographical thinking, and formulate an inclusive outlook on theories.

Keywords: tourism geography ; discipline's transformation ;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 cohort effect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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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时秀, 保继刚. 中国旅游地理学学术实践的代际差异与学科转型[J]. , 2017, 36(5): 824-83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5002

WENG Shixiu, BAO Jigang. The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practices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J]. 地理研究, 2017, 36(5): 824-83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5002

1 引言

自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开始,旅游地理学在中国的系统研究,至今已近40年。期间,关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从未间断[1-18]。相关学者或从内部视角回望本学科各阶段进展,或从外部视角把握学科发展与历史脉动之间的关联,为深化学科认知、指引学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这些回顾与反思,学者们梳理了中国旅游地理学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建立了本学科发展的宏观认知,进而意识到研究问题缺失对学科发展的重大阻碍[12]和“知识溢出”对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15]

然而,这些学科回顾与成果综述尚未关注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正在发生的学科转型及转型中的代际关系,也未系统梳理转型中的问题与困惑。对此,本文同意项飚[19]的观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演进……可能更多的是不同代际之间学术实践方式、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方式上的变化。如果不去把握积累方式的转变,可能就谈不上有效的知识积累”。中国旅游地理学的代际学术实践虽然不同于主流社会科学,但以代际视角来看待学科转型与发展却无疑是同样需要秉持的分析进路。由此,本文尝试以研究者群体的代际关系为切入点来刻画学科转型,希望通过群体内部代际更替与学术传承的分析来探究当前学科状况及发展问题。

2 分析进路

代际分析的思路不同于成果分类分析或量化指标分析(如H指数分析[20,21]、合作者网络分析[22])。代际分析着眼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年龄分层,核心思想是“同期群效应”(cohort effect,也译为“世代效应”)——由于同一年代出生的一群人(同期群)具有相同社会时代背景,共同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历史事件,因而具有相似的社会感知、特征和影响[23],一个同期群的规模和年龄等级(age hierarchies)能够建构一个时代[24,25]。“同期群效应”的思想可使研究者关注学术共同体代际差异的成因,并提醒研究者注意不同年龄层群体规模、年龄等级(某一年龄所拥有的机会、权力和回报)和学术经历的变化如何引起代际关系变更并使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整体风貌和“时代特征”。所以,代际分析虽然也进行研究成果的量化统计,但并不完全以此为据,而是注重思考成果统计背后所呈现的代际特征及这种特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因此,本文虽然也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但更注重内容分析和逻辑推断。具体而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开展了如下分析:① 为把握中国旅游地理学1978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情况,对国内地理刊物刊登的旅游地理论文进行了研究内容的分类统计,并分析了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问题转变(如对旅游资源的研究从早期的资源开发研究转向了资本霸权、产权困境等问题的研究),据此把握本学科的研究内容转型。② 借助CNKI数据库的分析功能,对主要研究主题的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例如,对比“旅游资源”和“社区旅游”的研究趋势及研究内容发现,“旅游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重点,但近10年来研究热度逐年下降,且研究内容出现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社区旅游则到2000年左右才受到关注,但近10年的研究数量有大幅增长。通过对比确证了近10年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现象;进一步结合作者群分析,则发现了部分代际传承关系。③ 为进一步探讨各个同期群学者的研究差异,在张凌云等[21]所给出的“旅游论文H指数≥7的作者”中挑选出地理学背景的作者,并补充进表中没有的学者(如陈传康、郭来喜、孙文昌、郭康等学者及部分年轻学者),对这些重要学者进行了分主题统计和研究内容分析,对比了各个同期群研究的特征与传承。④ 由于定量统计无法完全揭示学科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及代际关系,因此,本文最后还是回归最原始的文献阅读,通过阅读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同期群学者的研究规范、问题意识、理论意识与方法意识,并梳理其中有意思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发展逻辑。⑤ 采用不明推论(abduction)的逻辑对分析中不可回避的一些主观因素进行推断。

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旨,本文无意罗列具体分析结果。在此仅为后续分析的方便而列出如下总体认知:① 研究规范越来越受重视;② 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逐渐增强;③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要性日益被接受;④ 目前正在发生的学科转型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学术问题提炼能力有所欠缺、对理论认识不深且存在较多的理论误用问题、学科意识增强的同时出现“学科迷惘”。基于这些认知和其他具体分析,本文将围绕两个方面开展研究:通过代际关系分析学科转型以及探究学科转型中需要凝练的共识。

3 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者的同期群特征与代际关系

3.1 同期群划分

“相同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共同的社会历史经历”是划分同期群的重要依据。保继刚[11]在划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阶段时,清晰阐述了理想主义阶段(1978-1989年)、现实主义阶段(1990-1998年)和理想主义理性回归阶段(1999-2008年)的时代背景及研究者的时代经历,为本文的同期群划分奠定了基础。依据研究者进入旅游地理研究的阶段差异,本文将1978年至今的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者分为开创代、第一代、中间代和新生代等四个同期群。至于此前从事过旅游地理相关研究的学者(如张其昀、任美锷),由于其研究是零散的且没有形成学术传承,因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分析的四个同期群中,开创代指1978年前后介入旅游地理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先辈,这些先辈原先从事自然地理学或经济地理学研究,敏锐地看到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潜力和趋势,从而转向旅游地理,并于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阶段)开始培养旅游地理专门人才。而那些在80年代接受开创代教育的专门人才(硕士及以上),由于其进入学术领域之初(或一段时间后)即以旅游地理学为终身志业,且在其成长过程中完成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体系的初步构建,因此,称其为“第一代学者”。在第一代学者之后的是于现实主义阶段(1990-1998年)接受旅游地理学术训练的研究者(硕士及以上),由于其学术实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称之为“中间代”。最后,对于21世纪接受旅游地理学术训练,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一辈(硕士及以上),称之为“新生代”。

从年龄看,开创代现在已经超过70岁,第一代大多为现在50~65岁的学者、中间代多为40~50岁、新生代40岁以下。但这种年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例如,小部分中间代学者的年龄超过50岁),进入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年龄及学术发展中的代际交往关系都会影响研究者的同期群认同。这也是本文并不直接以年龄为划分依据的原因。

依据以上划分,本部分后续内容将首先分述各个同期群的特征,然后梳理代际关系并审视学科转型。

3.2 开创代学者

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开创代学者不少来自自然地理学领域。当时,传统自然地理学(特别是综合自然地理学)停滞不前,研究者为实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努力探寻新的应用方向。旅游业和旅游学因其良好发展前景而引起关注,并因其在综合性方面与地理学相似而触发开创代学者的最初研究工作:

旅游业和旅游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综合性……旅游学这种综合性及其同相关学科联系的密切性,在某种程度上同地学是相近的,因此,国内一批地学界学者在我国旅游业兴起的同时,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学进行研究,并参加旅游资源调查和旅游规划等工作,先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6]

由于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和设计”在当时被认为是旅游地理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27],因此,开创代学者所完成的研究中,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的评价与开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相关研究为20世纪80年代的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当然,基于旅游的综合性特征,部分开创代学者认识到多样化研究的必要性,陈传康更是在旅游地理哲学、旅游资源和市场对应变换关系、旅游开发与管理、城市旅游、旅游形象设计、康体休闲、地段设计等领域都有创造性开拓[6]。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旅游地理学的活力和魅力,吸引了不少知名学者的介入——林超进入旅游地理学人才培养工作,指导尹以明完成了中国第一篇旅游地理学硕士论文,吴传钧与郭来喜于1979年联合发表《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一文。林超、吴传钧等地理学界领军人物对旅游地理这一新学科的支持对学科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林超、吴传钧等学者的大力倡导和陈传康、郭来喜等学者的奋力开拓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鲍觉民、何自强、包浩生、曾遵固、许世远、杨吾扬等学者加入到旅游地理学的人才培养中来,指导学生完成了若干博士学位论文;孙文昌、郭康、韩也良、雷明德、卢云亭、钱今昔、尹泽生、徐君亮、宋力夫、雍万里、刘振礼、周进步、戴松年等学者进入旅游地理学研究行列,形成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开创代。

在开创代的努力下,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均编列了旅游地理学词条(词条数量从1984年的3条增加到1990年的10条),旅游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术地位得到认可;与此同时,1987年中国地理学会在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下设立旅游地理学组,1992年中国地理学会正式设立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自此,旅游地理学成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开创代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认为,开创代在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的研究上取得了扎实成果,展示了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旅游地理学争取了学科地位,为此后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3.3 第一代学者

第一代学者于理想主义阶段进入旅游地理学研究,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并在最近10年持续引领学科发展。

在理想主义阶段,这一代学者当时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在他们进入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之时,正值学科初创之际。当时主导学科发展的开创代学者中,只有陈传康、郭来喜等少数学者将旅游地理学作为终身志业并努力将其开拓为一门学科,其他学者大多只是把旅游地理当作“副业”,并未将其作为主要学术旨趣。同时,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开创代学者内部所秉持的研究观念和研究视角也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使得中国旅游地理学在创立之初就带有多元化特色,形成了多个旅游地理学研究方向。多元化意味着更大的研究自由,但也意味着研究的相对分散,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研究的整合和学科体系的创建。

与开创代学者不同,当时还是年轻人的第一代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从踏入学术领域开始便以旅游地理学为“主业”,另一部分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并不真正进行旅游研究,但后来却完全转向旅游地理学,在其主要的学术生涯中,均体现出对旅游地理学的执着。这些学者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砥砺,形成了以保继刚、吴必虎、陆林、张捷、张凌云、楚义芳、彭华、黄震方、牛亚菲、明庆忠、叶文、马耀峰、汪宇明、邹统钎、马勇、马波为代表的学术世代。而徐红罡虽然于2000年之后才正式进入旅游地理研究领域,但其学术交往、国际交流、代际认同都与第一代学者相同,因而也属第一代学者。这一世代作为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科班生”,他们同时受教于林超辈地理学家和陈传康辈地理学家。林超辈解放前接受过西方教育,而陈传康辈于解放后受教于林超辈学者,两代学者均具有扎实的地理学功底。得益于这种师承关系,第一代学者打下了良好的地理学基础,并传承了其师辈的自由探索精神,大胆讨论“地理学危机”,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开展旅游地理学研究。因此,当他们发现开创代学者尚未建成学科体系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将学科体系的建立作为其重要学术目标。也正是在这一代学者身上,完成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创建,形成了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中国框架。

这一研究框架的特点为:① 在研究内容上,以解决旅游发展实际问题为目标,主要涉及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者行为规律、旅游需求预测、旅游空间组织、旅游流、旅游经济影响、旅游规划等直接呼应现实需求的研究;② 在研究取向上,由于中国地理学以自然科学自居,第一代学者在学术思想上也青睐于80年代中国地理学的“计量革命”和数学化的经济学研究(保继刚等[28]对1982-1986年间国内完成的七篇旅游地理硕士论文的评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楚义芳[29]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一书则体现了经济学思维对旅游地理研究的影响),因此,旅游地理学也理所当然地走向了“自然科学化”,走向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定性研究当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一框架为此后30年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根本参照。很多第一代学者就是在这一框架里不断实现研究的深化、拓展和超越;中间代和新生代最初也是在这一框架里思考旅游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问题。直到最近10年“社会科学化”研究取向的兴起,才使情况有所转变。因此,第一代学者所创立的研究框架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第一代学者也是最早参与中国旅游规划实践的学者。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亟需一批学者指导旅游资源调查与开发实践。第一代学者在其前辈的引领下介入旅游开发,并几乎全程参与了中国旅游发展实践,成为目前中国旅游发展最为倚重的知识力量。这样的经历使其得以深入了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形成了对实践中所出现问题的高度敏感,相关研究也表现出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当然,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训练不同,将实践问题提升为理论问题的能力也不同,研究成果的学术化程度也就有所差异。

另外,第一代学者在理想主义阶段形成的自由探索精神和理性反思气质使得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十年勤于探索、勇于创新,也使得他们中的优秀学者能在现实主义的十年坚持学术理想的追求,并在理想主义理性回归的十年重新带领中国旅游地理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学术发展。正因为这种精神和气质,第一代学者即使在其学术生涯之初没法充分接触国外文献,其在后续的学术生涯中,仍然不断努力去缩小中国旅游地理研究与国外的差距,个别优秀学者甚至能够依据其对中国旅游的深入研究逐渐建立起与国际旅游地理研究者的平等对话,如保继刚成为国际旅游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的Fellow、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吴必虎成为国际旅游研究院的Fellow,张捷、徐红罡成为IGU旅游地理委员会执行理事,徐红罡成为《Tourism Geographies》副主编且于2016年获美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旅游地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3.4 中间代学者

中间代学者大多于现实主义阶段正式开始其学术生涯。相比第一代学者,中间代对理想主义阶段所拥有的激情和追求体验不深。他们最初体验到的是: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但是观光旅游仍是主流,旅游业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没有根本区别。因此,旅游业的实践并不呼唤理论的革命,而是要求深化80年代的研究领域,如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者行为规律、旅游需求预测、旅游规划等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并将研究更好地应用于实践。与此相对应,旅游地理学家在这一时期成为旅游规划的主力军,其研究内容也体现出明显的实践驱动。这种体验使大多数中间代学者形成了现实主义研究取向。而在此后理想主义理性回归的十几年里,由于理性回归并不彻底且十分脆弱,中间代学者又因没有经历理想主义的十年,所以对这种回归整体上难以形成深刻体验,因而其现实主义研究取向也就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受这种学术体验的影响,很多中间代学者往往将旅游地理学研究等同于“为区域旅游发展提建议”,大量“研究成果”都是关于区域旅游发展的对策报告。部分学者在具备参与旅游规划的能力之后,便将更多的精力花在旅游规划实践上。因此,与第一代学者相比,中间代学者整体上缺乏对学科发展和理论贡献的理想主义追求。

当然,中间代中的优秀学者(如陶伟、刘锋、李蕾蕾、杨新军、章锦河、戴光全、钟林生等)仍能秉承先辈的学术追求,在先辈设定的研究框架里努力深化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者行为规律、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发展战略、旅游规划等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拓展至旅游形象等新领域。而且,出于对行业实践的关注和拓展学科体系的追求,在其学术生涯中,当新的旅游发展理念和旅游形式出现时——例如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社区旅游、城市旅游、节事旅游、遗产旅游等的出现——中间代学者往往能够予以及时关注。但是,中间代学者没能对第一代学者建立的研究框架做出更大贡献,也难以从自身对旅游地理学的理解中找出有持续吸引力的研究问题。由此,旅游地理学对部分中间代学者的学术吸引力减弱,有些学者转向了地理学其他分支或其他学科。

另外,面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发展,旅游地理学的中间代学者似乎难以像第一代学者那样随心所欲地进行与旅游现象有关的一切研究。一旦其研究超出前辈设定的范围,便会产生“这个研究是不是地理学研究”的疑虑。面对这一局面,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地理学学科的特性和边界,另有学者则直接脱离地理学的“束缚”,转向了旅游研究的其他分支。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中间代学者虽然人数不少,但留在旅游地理学领域或始终坚持以地理学为学科归依的并不多。整体而言,由于中间代学者有相当一部分去了旅游管理教学与研究机构或规划设计单位,因此,中间代对地理学科的依附和认同感比第一代学者低。

对于那些坚持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中间代学者,为深入思考旅游地理学与其他旅游研究之间的学科界线,他们将眼光转向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试图通过学科特性的审视来明确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在进行这种审视时,由于中间代学者对计量革命之后的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展最初并不熟悉,所以,他们的审视更多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回视,因而难以通过审视走向“社会科学化”的研究进路,而是走回了人文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和计量地理传统,走上了实践导向下的学术提升道路。其在中国地理学主要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在最近十年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文献检索和学术信息的获取变得十分便利,可以快捷地掌握国外相关研究进展,这一代学者与其他年龄层学者一起走向了更加多元的旅游地理学研究。

3.5 新生代学者

新生代是在21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在其踏入学术领域之初,正是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之际,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术视野再次拓宽,研究规范和学术贡献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范式于潜移默化中转型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关于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理论意识的思考与讨论(包括各种正式学术讨论、非正式的网络讨论和学者间的“闲聊”)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学术环境对新生代学者学术心态和学科理解产生了复杂影响。

影响首先体现在研究规范上。中国旅游地理学对研究规范的倡导[30]晚于主流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主流社会科学在1989年之后,意欲在和政府保持距离的条件下,建设专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通过规范化、系统性来寻求相对的独立性,从而让学术成为稳健的民主建设、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19],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旅游地理学在1989年之后则走向了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进入21世纪后发现现实主义使学科发展大大偏离了学术方向,因而倡导研究规范以扭转90年代因现实主义思潮盛行而导致的学术停滞问题,冀图以规范化来引导学术化。尽管时间和目的不同,但是和主流社会科学一样,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术规范化同样重塑了学科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学术规范的倡导使得不同年龄层的学者在学术规范的追求过程中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不管是第一代、中间代还是新生代,都需要向国外同行和国内外其他学科学习才能习得真正的学术规范(不仅仅是规范的形式)。由于新生代学者能在学术规范的学习上投入较多时间,能够较快掌握学术规范,因而形成了与其他年龄层学者平等对话、甚至批评其他年龄层学者研究“不规范”的资本。

基于同样的原因,新生代能够更快掌握国外人文地理学和旅游研究的新方法、新理论和新动向,从而在国内日渐注重方法和理论的氛围里,更娴熟地“表现”理论和方法。通过新生代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新生代具有非常强的方法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能够非常快地将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到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并在研究中体现国外新动向。由此产生的影响有三:① 新生代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从而发现其前辈所从事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跟西方之不同,同时发现第一代学者所搭建的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框架与当前西方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领域、问题、方法和进路并不完全匹配。基于这种学科理解,新生代开始了自己的道路选择,部分学者仍坚持前辈的研究传统,在区域地理学和计量方法的进路上继续寻求深化,另一些学者则转向各种新流派的人文地理研究范式和方法。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否认社会科学化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② 新生代对理论的关注和运用拓展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研究的转型,但是,新生代对理论的无师自通式借鉴和运用往往是在没有系统爬梳理论的源流、目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少学者存在大量的理论套用、误用问题,因而难以深层体悟理论的奥用,难以将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研究问题的解决,难以做出真正对理论本身有贡献的研究。③ 新生代十分注重文献对于深入研究的作用,充分关注国内外研究动向,能够更好地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否认实践和经验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很关注行业新现象、新问题,只是与其前辈相比,新生代目前还缺乏对中国旅游发展的完整把握能力,他们还不是旅游发展管理者和行业从业者最为倚重的知识力量,因而对于行业实践的介入深度也比不上他们的前辈,所以在研究上往往难以直击当前中国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此外,新生代在学术体制中面临短平快的发文章要求和较大的学术压力,没有充分的时间沉浸于经验之中,没能耐心探索经验中丰富的理论意涵。

3.6 代际关系与学科转型

以上内容简单梳理了四代旅游地理学人的基本情况,四代之中,开创代已经淡出学术第一线,而活跃于当下的三代学人由于学术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群体特征。

从代际关系看,开创代为旅游地理学争取了学科地位,为此后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第一代完成了开创代学者未能完成的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创建,形成了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中国框架,进而倡导研究规范、呼吁对研究问题的重视,积极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国际化和更加理性的学术发展,是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的主心骨和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中间代因学术环境和学术经历的限制,整体上没能突破第一代的研究格局,但其中的优秀者仍能努力拓展并深化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新生代成长于日益强调研究规范和学术贡献的氛围里,表现出了更强的研究规范、文献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其研究往往超出先辈建立的研究框架。几代学人基于代际差异的学术互动产生了相互影响,并逐渐形成一股转型的力量,使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走上了转型之路。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的转型。第一代学者所建研究框架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家服务于旅游发展实践、从实践中总结规律进而指导实践的学术追求,这种追求虽以实践为导向,但却高于实践,不同于现实主义思潮下的“知识应用”。这一框架的研究成果较好地指导了过去30年中国旅游的发展。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逐渐从开发和规划转向全方位的管理和调控、学术需求逐渐从指导实践转向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考,因此,很多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都难以囊括于原来的框架之内,而原先框架中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在没有更多元思维的刺激下也难以突破瓶颈(例如旅游流强度和流向的预测、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与调控),这种局面在代际互动中刺激了一系列新研究问题的出现,使旅游地理学研究内容出现了转型。毫无疑问,这一转型既得益于第一代的自我突破,也得益于中间代和新生代的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

第二,学科认知转型。这一转型与研究问题转型密切相关。当旅游地理研究者关注的研究内容超出原先的研究框架,就会面临与旅游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交叉和区分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思考是:什么样的旅游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而不是旅游学其他分支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何谓地理学”这一长期争议的元问题上。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几经转变,国内人文地理学家在研究了这些范式之后所形成的认知和判断又有争鸣且存在代际差异。年长学者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化的地理学研究影响较深,而年青一代学者由于成长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社会转向、后现代转向等一系列转向中,所以具有更加多元的地理学认知。受此影响,旅游地理学者的学科观也存在代际差异,学科认知也在悄然转型。就目前的情况看,转型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排斥自然科学研究进路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取向日益凸显。当然,由于旅游地理学家对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话题和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的社会研究方法和定性的社会研究方法)接触还较少,且受原先研究传统的影响,因此定量研究仍是主流,与主流社会科学有关的研究话题也还十分有限。

第三,理论认知转型。随着学术化的推进,研究者越来越认同于,研究应该要有理论贡献。但是,何谓理论?与社会科学化相伴随的是理论认知的多样化。在自然科学化为主要研究进路的时期,研究者对理论的认识基本上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指导的,但是,随着更多研究范式的吸收,对于理论的认识也呈现多元化。

第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转型。方法意识的增强使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对各种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少学者认识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对于解决特定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引入了各种新方法、新技术,并对方法的合理性提出更高要求,出现了方法和技术的转型。客观地说,这一转型整体提高了旅游地理研究的科学性,但是,也出现了不少“为方法而方法”的论著,甚至出现了不少方法误用的现象。

上述转型是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况看,转型前景尚未明朗,最终将转向何处取决于各代学者的互动和深层合作,取决于共同体的集体思考。此外,目前转型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将影响未来学科发展。因此,以下内容将阐述本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期引起共同体的关注。

4 转型问题之思考

4.1 引领性问题体系的缺失

学术研究应致力于学术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在保继刚[12]等学者的呼吁下逐渐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围绕学术问题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经历不同,其对学术问题的理解和提炼能力也不尽相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大多学者承认学术问题的重要性,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提出合适的问题,另有学者甚至因自身难以从旅游地理学中寻得足够理想的研究问题而转向其他学科。

因此,共同体能否提出库恩[31]意义上的“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以使未来的中国旅游地理学“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引领性问题体系的形成,既需要第一代学者对实践问题的敏锐判断力,也需要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只有各年龄层学者通力合作才能明确中国旅游发展中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学术研究中有待思考的理论问题,才能较好地判断各类问题已有的文献基础、已经解决的程度、当前遇到的瓶颈和进一步解决所需的知识储备。一旦形成这种引领性问题体系,就可使研究者聚焦于关键问题的解决,避免漫无目的的散乱研究和重复性研究,且可使难以自主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加入有意义的研究行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能否提出这种引领性质的学术问题体系并使其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感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吸引力。

在这方面,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牵头,邀集众多美国地理学家合作编写的《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32],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确定了一些具有高度优先权并与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科学问题”,出版以后产生重大反响,“从美国国家基金会到大学等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把这项研究作为它们进行有关资源分配以及确定重要学科领域的决策指导依据”[33]。中国旅游地理学可以以此为参照,形成类似的引领性问题体系。

4.2 学科范畴的迷惘

什么样的旅游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这一问题近年来常在各种场合被旅游地理学者提及。之所以有此疑问,一方面是因为旅游地理学术共同体内部对“地理学”的理解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旅游管理专业学者的成长使得旅游地理学者在研究范畴上不得不思考学科分野的问题。学科的迷惘使研究者开始重新探寻旅游地理学的核心特点。黄震方等[34]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而提出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体系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尝试。

本文认为,“是否属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问题不应在研究对象上界定,而应以学科思维来判断。符合以下三个方面之一的研究都可称为旅游地理学研究。

第一,所研究的问题是与旅游相关的地理问题。依据Fouberg等[35]对地理问题的界定,可以认为,对于任何与旅游有关的现象,从以下五个问题进行考察的都属于旅游地理学研究:① 空间内的各种要素如何以及为何会在特定的地方汇聚并产生特定的结果?(Why and how do things come together in certain places to produce particular outcomes?)② 为何特定的事物和现象只发生在某种特定空间里,而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Why are some things found in certain places but not in others?)③ 一个地方的事物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地方的同类事物?(To what extent do things in one place influence those in other places?)④ 事物的空间差异为什么是重要的?(Why does it matter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across space?)⑤ 一个地方在区域和全球扮演什么角色?这对于地方内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意味着什么?(What role does a place play in its region and in the world,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people there and elsewhere?)

第二,虽然所研究的问题表面上并不是地理学问题,但研究者却用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这些问题。例如,旅游地的社会矛盾研究,表面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政治学问题,但如果研究者在分析和解释社会矛盾产生机制时,使用的是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s)、领地性(territoriality)等地理学理论,那么,这种研究也是地理学研究。

第三,研究者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和研究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概念表面上都不是地理学的,但研究者却以更深刻的地理思维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研究也是地理学的研究。例如,关于旅游社区增权,地理学家所做的研究有时候就是社会学研究,但是地理学家在做这类研究时,其思维层次远远超出增权本身,他们是在人地系统的宏观层次思考全局,是在人地系统的分解研究中发现社区增权是调和社会子系统进而调和整个人地系统的重要措施,如果不对增权进行透彻的分析,就难以将人地系统的综合研究往深处推进,因此地理学家研究社区增权。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地理学家始终以综合的思维在进行思考,始终不忘社区增权与人地系统之间的关系,并在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将这些成果整合进更大背景的人地系统研究中。对于一个受过良好学科训练的地理学家而言,他们会很清晰地知道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关系,会明了何时将单个要素凸显出来深化研究而淡化这一要素所在的整个地理系统,何时又将这个要素放回整个地理系统中进行思考。这种综合性的地理思维会在其研究中显现。类似的地理思维还有尺度思维、区位思维、区域独特性思维等,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三个方面可概括为“地理问题”“地理解释”和“地理思维”,符合其一便为地理研究。三者之中,地理思维是核心,是使“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做之事”(Geography is what geographers do)得以成立的关键。因此,本文认为,对于旅游地理学研究者而言,关键是形成地理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在研究对象层面界定研究范畴。

4.3 理论观念的分歧

与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者理论意识增强相伴随的是理论观念分歧的显现。显然,对于“何谓理论”这一问题的认识,没有对错之分,但不同的理论观念将导致理论贡献评价的分歧。采取相对宽泛的理论定义,可使共同体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研究取向的学术成果,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可以认为,符合以下两条定义中的一条即为理论:“① 由逻辑的或数学的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它对经验现实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类现象提出解释。②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包括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36]包容性的理论观可以避免将一些有洞见的研究发现排除在理论大门之外。例如,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中,保继刚和苏晓波[37]提出“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这一假设性命题,这一命题既不是严格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定理或法则,也没有采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框架,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基于案例研究和逻辑分析而推导出的假设,虽然不依据数学推理,也没有使用令人费解的“高深”概念,但却完全符合经验科学的推理要求,提出了一个可证伪的命题。这一命题可使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时形成理论聚焦,其他学者可依据各自观察到的经验努力寻找“证伪”这一命题的证据。若找到证伪证据,则可修订原假设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若无法证伪这一命题,则可暂时接受这一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例如,保继刚等[38]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的命题。

显然,对于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命题远比那些依据不可信的数据来源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信度高,也远比使用各种“高深”理论和术语,却把案例做成理论注脚的所谓的理论研究意义大。因此,对于何谓理论的问题,只需在纷繁芜杂的理论观中找出其公约数,以此作为基本理论观即可。

5 结论与讨论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旅游地理学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型,有助于厘清转型背后的代际动力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同期群效应的概念,本研究将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者划分为开创代、第一代、中间代和新生代,并对各代学者的学术特征进行了分析。四代学者中,开创代学者已经淡出研究一线,第一代学者是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的主心骨和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建立了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中国框架,倡导研究规范并呼吁对研究问题的重视,积极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国际化和更加理性的学术发展;中间代学者则大多具有现实主义研究取向,其中的优秀学者则秉承先辈的学术追求,在先辈设定的研究框架里努力深化并拓展研究领域;新生代成长于日渐注重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理论意识的学术氛围里,表现出了更强的研究规范、文献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几代学者之间基于代际差异的学术互动和相互影响使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出现了研究问题转型、学科认知转型、理论认知转型和研究方法转型。就目前的情况看,转型前景尚不明朗,转型中出现了引领性问题体系的缺失、学科范畴的迷惘和理论观念的分歧等问题。更加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代学者已经开始面临退休问题,而新生代学者不少进入旅游管理学科,留在地理学教学与科研机构的非常少,因此,如果中间代不能在未来十年内形成足够的名望和影响力、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持续推动学科发展,中国旅游地理学在旅游学科和地理学科中的影响力将可能下降。

面对以上转型和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群体应通力合作建立引领性问题体系,持续加强学科吸引力和应对理论与实践需求的能力;厘清旅游地理学的核心特点,以地理学思维的形成来破除学科迷惘;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理论观,倡导扎实的经验研究和基于经验研究而得出的实证理论,以此推动学科发展。

应当指明,本文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者的同期群划分和代际特征的分析,主要基于作者在该领域的长期阅读、观察和感悟,不少观点和结论属作者在文献分析和学术思考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仅为一家之言,并非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访谈代表性学者来探索学术共同体在这场转型中的共识和分歧,以明晰转型的思想根本。

致谢:感谢陈钢华副教授在本文初稿修改时提供的宝贵意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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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我国旅游地理研究的过程,把我国旅游地理的创立期分为两个阶段,摸索阶段和实践阶段;总结了我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和教学所取得的成就,并对今后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及研究内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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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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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憩疗养、康乐消遣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朴素的旅游地理记述见诸于诗歌、散文、游记和专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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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回顾了我国旅游地理学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和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旅游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展和旅游地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评述。文章最后总结了旅游地理学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地理学的旅游应用拓展,既推动了旅游地理学这门新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也将促进地理学本身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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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旅游地理研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部分学者曾就前10年的发展状况做过综述,但90年代的发展状况还少有人研究。中国旅游地理不的学科发展现状如何?旅游地理学者的构成和背影如何?他们的研究工作特点是什么?他们怎样增减下一代的旅游地理学者?本文将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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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学报》是我国地理学研究 4大权威性核心期刊。本文全面回顾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4种期刊关于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从综述、旅游地、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景观、旅游者行为与旅游市场、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以及理论与方法研究等7大方面进行了阐述 ,对 4种期刊进行了载文数量的时间分布、载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论文作者单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 ,并总结了 4种期刊关于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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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中国旅游业的现状、潜力;认为中国的旅游地理学优势与挑战并存;讨论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对旅游业的贡献以及中国的旅游教育;指出中国的旅游地理学教育有弱化趋势;进而提出中国旅游业应成为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能有效贡献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舞台;旅游地理学要集中精力研究旅游产业地理;景观业是旅游业的核心产品,因而要集中力量研究景观业;重视旅游企业行为;探索旅游规划创新机制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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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地理学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发展历程中,诸多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现有总结和评价仍多是基于学科内部视角,缺乏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学术发展整体背景以及旅游业实践背景下的外部视角。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外部视角来回顾、评价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根据不同时期研究价值取向的差别,将中国旅游地理学30年来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理想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阶段,各阶段的时间跨度均大致为10年。通过总结各阶段旅游地理学的主要进展反映不同价值取向对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具备旅游地理学彻底地理性回归的现实条件,当前的理性回归是基于知识分子内省的个体选择,因此这种理性回归究竟能否持续仍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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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

. 旅游学刊, 2010, 25(10):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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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检索和分析国内旅游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发现,研究问题的缺失是当今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一大弊病.在对研究问题的概念、分类进行阐述,并对研究问题缺失的现象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学术研究概念与价值被扭曲、学术共同体对研究问题及其地位的认识不足、整个学界对基础理论系统梳理的缺乏、社会实践中应有深度的缺失等是造成研究问题缺失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对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学术训练不足将会影响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以及中国旅游研究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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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检索和分析国内旅游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发现,研究问题的缺失是当今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一大弊病.在对研究问题的概念、分类进行阐述,并对研究问题缺失的现象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学术研究概念与价值被扭曲、学术共同体对研究问题及其地位的认识不足、整个学界对基础理论系统梳理的缺乏、社会实践中应有深度的缺失等是造成研究问题缺失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对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学术训练不足将会影响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以及中国旅游研究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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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geography did not exist in China before 1978. Since its birth shortly after the 1978 reforms, it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After a brief period of growth with strong interests in theoretical issues, the field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as been dominated by applied work. Thi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rise of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ational and local income which demands bette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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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综合性分支地理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地理学大发展中应运而生,经过30 年的发展壮大,旅游地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近年来,旅游地理学一方面从研究规范的讨论到问题意识的强调,学科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和旅游流与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卓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领域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平台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者广泛参与到省域及重点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实践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并致力于中国旅游标准化和旅游产业国际化的实践.旅游地理学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传统优势,不断壮大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力量;另一方面需不断加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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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综合性分支地理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地理学大发展中应运而生,经过30 年的发展壮大,旅游地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近年来,旅游地理学一方面从研究规范的讨论到问题意识的强调,学科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和旅游流与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卓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领域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平台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者广泛参与到省域及重点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实践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并致力于中国旅游标准化和旅游产业国际化的实践.旅游地理学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传统优势,不断壮大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力量;另一方面需不断加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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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1979~2012年发表在国内11种地理类和3种旅游类期刊上的6785篇旅游地 理类文献的题录信息,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文献的外部形式特征进行统计,在对文献产出时间分布分析时对学科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文章采用共词分析法并结合社会网 络分析软件绘制了我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网络图,结合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得出学科知识网络的六大研究主题结构: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分析总结了我国旅游地理 学研究案例地选择规律,并对研究方法进行概括性总结。通过研究各阶段知识网络、高频关键词揭示了中国旅游地理学阶段性演进特征即在传承与深化中不断地创 新。研究既弥补了2004年以来我国旅游地理学文献分析的空白,又揭示了我国旅游地理学自系统研究以来知识网络结构及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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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na's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from 1979 to 2012.

Tourism Tribune, 2014, 29(9): 110-11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09.011      URL      Magsci      摘要

文章选取1979~2012年发表在国内11种地理类和3种旅游类期刊上的6785篇旅游地 理类文献的题录信息,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文献的外部形式特征进行统计,在对文献产出时间分布分析时对学科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文章采用共词分析法并结合社会网 络分析软件绘制了我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网络图,结合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得出学科知识网络的六大研究主题结构: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分析总结了我国旅游地理 学研究案例地选择规律,并对研究方法进行概括性总结。通过研究各阶段知识网络、高频关键词揭示了中国旅游地理学阶段性演进特征即在传承与深化中不断地创 新。研究既弥补了2004年以来我国旅游地理学文献分析的空白,又揭示了我国旅游地理学自系统研究以来知识网络结构及演变特征。
[17] 林清清, 朱竑, 陶伟.

1987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的旅游地理学

.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59-117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1      URL      Magsci      摘要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经过3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7年至2013年近30年的旅游研究相关的资助项目为资料来源,通过历时态的方法分析了历年资助项目的数量、额度及类别的变化,从总体上了解旅游地理学研究在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下的发展情况;通过对资助项目研究内容的分析,梳理了21个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及过程.分析表明①近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旅游研究项目资助的力度大为加强,且向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倾斜明显.基金委的资助对旅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在旅游影响、旅游地演化规律、重要典型性旅游地研究、旅游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研究等方面获得的资助项目较多.资助项目从初期应用性研究正在走向多元、细化的深度研究阶段;③需反思的是,中国的旅游研究是否已形成了中国特点?在丰富的旅游现象背后,如何做出更有价值的理论构建?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实用性强的旅游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Lin Qingqing, Zhu Hong, Tao Wei.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funded by NSFC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59-117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1      URL      Magsci      摘要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经过3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7年至2013年近30年的旅游研究相关的资助项目为资料来源,通过历时态的方法分析了历年资助项目的数量、额度及类别的变化,从总体上了解旅游地理学研究在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下的发展情况;通过对资助项目研究内容的分析,梳理了21个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及过程.分析表明①近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旅游研究项目资助的力度大为加强,且向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倾斜明显.基金委的资助对旅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在旅游影响、旅游地演化规律、重要典型性旅游地研究、旅游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研究等方面获得的资助项目较多.资助项目从初期应用性研究正在走向多元、细化的深度研究阶段;③需反思的是,中国的旅游研究是否已形成了中国特点?在丰富的旅游现象背后,如何做出更有价值的理论构建?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实用性强的旅游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18] Lu L, Bao J, Huang J, et al.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tourism geography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8): 1197-1222.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6-132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s with related research abroad, academic standards and issues awareness have been intensified in domestic tourism geography, 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enhancement. Hence, some valu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areas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tourism flow, ecotourism,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planning and tourism impact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research, expanded new areas of research and made research trends diverse. Meanwhile, with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ly-oriented and refle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trends of China’s tourism geography are prospected: 1) Catering to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persisting problem-oriented, strengthening the meta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building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theory of tourism geography and method system. 2) Introducing and assimilating foreign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while focusing on explaining new tourism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he domestic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3) Concerning about the new regional spatial processes of demographic process, social process, and spatial process in new tourism trend. 4) Exploring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new models to develop territorial space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s. 5) Exploring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s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scal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cale transformation, interaction of man and nature, creating tourism geography interpretation system based on “process-structure-mechanism” of China. 6) Building theoretical system actively, while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research, and focusing 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ouris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national parks’ construction and other hot issues. Faced with econometrics research boom, we should return to rational thinking, using big data scientifically,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qualitative evalu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19] 项飙.

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 文化纵横, 2015, (6): 70-7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2]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2015年8月13日我的硕士导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教授猝然去世(年仅67岁!),似乎更提醒我201 5年的这个象征意义.[3]

[Xiang Biao.

The end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Zhiqing Times”.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2015, (6): 70-7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2]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2015年8月13日我的硕士导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教授猝然去世(年仅67岁!),似乎更提醒我201 5年的这个象征意义.[3]
[20] 张凌云, 兰超英, 齐飞, .

近十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格局与分类评价: 基于旅游学术期刊论文大数据的视角

. 旅游学刊, 2013, 28(10): 114-1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10.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应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对2003~2012年收录在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CSSCI数据库和CSCD数据库中的16024篇旅游学术论文进行全样本的统计和研究,并对刊载旅游学术论文的期刊、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论文作者进行了初步的评价和排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近十年来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和分类结构,对于认识和评价我国旅游学术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发现了以往同类研究中未被揭示的现象和问题,为推动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大数据应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Zhang Lingyun, Lan Chaoying, Qi Fei, et al.

Development 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tourism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in the last ten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of articles of tourism academic journals.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0): 114-1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10.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应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对2003~2012年收录在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CSSCI数据库和CSCD数据库中的16024篇旅游学术论文进行全样本的统计和研究,并对刊载旅游学术论文的期刊、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论文作者进行了初步的评价和排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近十年来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和分类结构,对于认识和评价我国旅游学术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发现了以往同类研究中未被揭示的现象和问题,为推动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大数据应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1] 张凌云, 齐飞, 吴平.

近十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果的H指数测度与评价

. 旅游学刊, 2014, 29(6): 14-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h指数是一项评价科学家科研绩效的定量指标,一个人的h指数越 高,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文章对2003~2012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旅游研究者、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等)的旅游研究成果应用h指数进 行测度和评价.h指数的计算兼顾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弥补了单纯以论文数量来测度和评价学术共同体成员(如学术期刊、研究者和学术机构等)成果学术影响力 和贡献度的不足,增加了旅游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维度,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更为全面客观地测度和评价了近 十年来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貌和特征,对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成果进行了评价和排序.

[Zhang Lingyun, Qi Fei, Wu Ping.

Evaluating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s of tourism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using the H index.

Tourism Tribune, 2014, 29(6): 14-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h指数是一项评价科学家科研绩效的定量指标,一个人的h指数越 高,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文章对2003~2012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旅游研究者、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等)的旅游研究成果应用h指数进 行测度和评价.h指数的计算兼顾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弥补了单纯以论文数量来测度和评价学术共同体成员(如学术期刊、研究者和学术机构等)成果学术影响力 和贡献度的不足,增加了旅游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维度,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更为全面客观地测度和评价了近 十年来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貌和特征,对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成果进行了评价和排序.
[22] Zhang J.

Tourism research co-authorship network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15, 11(4): 424-439.

https://doi.org/10.1080/19388160.2015.11088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atterns of collaborations in the tourism research community in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o-authorship is fast-growing over the past 1002years. Using a common binary undirectional network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research co-authorship network in China (TRCNC)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CNC is typically a complex network with scale-free and small-world properties. The analyses of density and centrality indicate loose collaborations and a clear “leading scholars” phenomenon in the TRCNC. Cliqu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academic teams in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in which scholars collaborate closely but out of which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less. In the TRCNC, those whose networks bridge structural holes are all well-known scholars in China,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making academic factions flourish while maybe incurring sluggish academic innovation ability.
[23] Atingdui N.Cohort effect. In: Goldstein S, Naglieri J A.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Springer, 2011: 389.

[本文引用: 1]     

[24] Riley M W.

Social gerontology and the age stratification of society.

The Gerontologist, 1971, 11(1): 79-87.

https://doi.org/10.1093/geront/11.1_Part_1.79      URL      PMID: 5579232      [本文引用: 1]      摘要

Riley MW.
[25] Berger M C.

Demographic cycles, cohort size, and earnings.

Demography, 1989, 26(2): 311-321.

https://doi.org/10.2307/2061528      URL      PMID: 2731624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position in the demographic cycl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earnings and earnings growth. Earnings equations for white males are estimated by using March [U.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data. Position in the demographic cycle is captured by including both measures of own cohort size and the size of surrounding cohorts in the estimated earnings equations. Position in the demographic cycle matters. Increases in own cohort size lead to flatter earnings profiles whereas increases in the size of surrounding cohorts are associated with steeper earnings profiles. The net effect is that those wh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before or after the peak of the demographic cycle start out with lower earnings but experience faster earnings growth. This pattern is uniform across all schooling groups: high school dropouts high school graduates those with some college and college graduates. (EXCERPT)
[26] 陈传康, 孙文昌. 区域旅游开发的回顾和展望. 见: 中国区域旅游协会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区域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1-4.

[本文引用: 1]     

[Chen Chuankang, Sun Wenchang.Review and outlook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Committee in China Regional Tourism Associ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1-4.]

[本文引用: 1]     

[27] 陈传康. 地理学的新理论和实践方向. 见: 陈传康. 综合探究的理性与激情: 陈传康地理学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9-90.

[本文引用: 1]     

[Chen Chuankang.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In: Chen Chuankang. Reason and Passion of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Chen Chuankang's Collected Works in Geogra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79-90.]

[本文引用: 1]     

[28] 保继刚, 楚义芳.

七篇旅游地理硕士论文评介

. 旅游学刊, 1989, 4(1): 62-6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一、引言 我国旅游地理的研究始于1979年,而较高层次的旅游地理硕士研究生人材的培养始于1982年。至1986年底止,全国共培养了七名旅游地理硕士研究生。他们所完成的七篇硕士论文代表了我国旅游地理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将这七篇硕士论文作一简单评介,着眼于各论文具有普遍意义的论点。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工作,以促进我国旅游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Bao Jigang, Chu Yifang.

Review of seven masters' degree theses in Tourism Geography.

Tourism Tribune, 1989, 4(1): 62-6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一、引言 我国旅游地理的研究始于1979年,而较高层次的旅游地理硕士研究生人材的培养始于1982年。至1986年底止,全国共培养了七名旅游地理硕士研究生。他们所完成的七篇硕士论文代表了我国旅游地理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将这七篇硕士论文作一简单评介,着眼于各论文具有普遍意义的论点。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工作,以促进我国旅游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29] 楚义芳. 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本文引用: 1]     

[Chu Yifang. Spatial-economic Analysis of Tourism.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本文引用: 1]     

[30] 保继刚.

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

. 旅游学刊. 2005, 20(3): 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5.03.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2年夏天,在首都机场巧遇在英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调研的朋友,谈到学术研究,他感慨万分地说:"出国之前发表了30多篇论文,感觉良好,谁知到了英国学习之后发现原来发表的东西多称不上学术研究,大部分是垃圾."

[Bao Jigang.

Academic standards: The basic premise of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05, 20(3): 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5.03.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2年夏天,在首都机场巧遇在英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调研的朋友,谈到学术研究,他感慨万分地说:"出国之前发表了30多篇论文,感觉良好,谁知到了英国学习之后发现原来发表的东西多称不上学术研究,大部分是垃圾."
[31] 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0-11.

[本文引用: 1]     

[32] 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 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 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 刘毅, 刘卫东,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lanet: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Liu Yi, Liu Weido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本文引用: 1]     

[33] 亚历山大·墨菲. 中文版序言. 见: 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 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 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 刘毅, 刘卫东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09.

[本文引用: 1]     

[Murphy A B.The prefac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I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lanet: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Liu Yi, Liu Weido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209.]

[本文引用: 1]     

[34] 黄震方,黄睿.

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

. 地理研究, 2015, 34(1): 15-2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针对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和研究内容相对泛化的现状,提出将旅游人地关系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认为旅游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x0201c;旅游地域系统&#x0201d;。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论视角,按照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充分考虑旅游地理学旅游性、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属性,初步构建了以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为基础,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融合相关学科理论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论文还梳理了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科学问题和重要研究方法,强调应大力倡导地理学科学精神,改变低水平应用导向和过于偏重技术导向的研究现状,切实运用旅游地理学研究和解决国家与地方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理论导向的思想型研究,将深刻揭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功能结构、时空演化、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和调控途径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通过学科特色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价值创新,推动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促进现代旅游地理学的本土化和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国际化。</p>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based 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5-2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针对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和研究内容相对泛化的现状,提出将旅游人地关系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认为旅游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x0201c;旅游地域系统&#x0201d;。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论视角,按照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充分考虑旅游地理学旅游性、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属性,初步构建了以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为基础,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融合相关学科理论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论文还梳理了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科学问题和重要研究方法,强调应大力倡导地理学科学精神,改变低水平应用导向和过于偏重技术导向的研究现状,切实运用旅游地理学研究和解决国家与地方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理论导向的思想型研究,将深刻揭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功能结构、时空演化、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和调控途径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通过学科特色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价值创新,推动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促进现代旅游地理学的本土化和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国际化。</p>
[35] Fouberg E H, Murphy A B, De Blij H J.

Human Geography: People, Place, and Culture. 9th ed.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uman Geography gets general readers to think geographically across scale and across a wide range of geographical phenomena and global issues. All concepts and themes are touched on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e would expect, but also with current examples to make the reading more relevant. The content is written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approachable and appealing. It includes all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in a succinct and engaging narrative style that can easil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Field boxes and opening vignettes help anyone who has not personally traveled much of the world. General readers will also find the latest data as they buil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concepts. - HUMAN GEOGRAPHY - PEOPLE, PLACE, AND CULTURE
[36]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 3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Feng Xiaotian.Research Methods in Sociology. 3rd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引用: 1]     

[37] 保继刚, 苏晓波.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 地理学报. 2004, 59(3): 427-43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4.03.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p>

[Bao Jigang, Su Xiaobo.

Studies on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historic tow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3): 427-43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4.03.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p>
[38] 保继刚, 林敏慧.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

. 地理学报, 2014, 69(2): 268-27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实地调查西递主要街道沿街门面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性研究,对比2003年、2008年及2009年的数据,发现西递的旅游商业化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村民、店铺业主及游客等的深度访谈,追溯其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以及博弈过程,总结出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内在逻辑。最后揭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在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有效的控制。

[Bao Jigang, Lin Minhui.

Study on control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historic town and villag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268-27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实地调查西递主要街道沿街门面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性研究,对比2003年、2008年及2009年的数据,发现西递的旅游商业化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村民、店铺业主及游客等的深度访谈,追溯其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以及博弈过程,总结出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内在逻辑。最后揭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在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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