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大型跨国公司逐渐将生产、销售及管理职能转移到中国,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地区总部密度反应区域的经济实力和控制能力,是高端服务业的主要消费者,并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1]。各城市为了加快经济转型,将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建设总部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以提升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在全球和区域层面,跨国公司将总部管理职能布局在核心节点城市,以实现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控制功能。

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从全球或全国的尺度探讨企业总部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公司组织的空间活动出现新的趋势：① 管理和生产环节在空间上分离,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成本^[2];② 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其交易网络;③ 将大量的活动外包给其他的服务提供商。这些特点决定了跨国公司总部的的空间分布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对专业化服务的可获得性,对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多种专业化服务的便利性是影响总部区位的重要因素;二是大都市便于信息交流从而及时获取市场信息^[1,3,4]。特别是当市场信息难以获取时,企业总部更加倾向于集聚在一起^[4]。

已有的研究探讨了接近专业化服务、税收拥挤成本、劳动力成本、东道国政治法律环境对总部区位的影响^[1,5,6]。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度、政策因素、产业集聚度等因素。Henderson等^[7]分析了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机构的空间关系,跨国公司需要在接近生产机构和大城市间寻求一个平衡,接近生产机构可以提高沟通效率,而布局在大城市有助于获取优质的专业化服务并获取信息。从宏观上,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集聚在国家或区域的首位城市^[1],以便获取信息并发挥管理职能。但对跨国公司在城市内部的区位分布研究较少。相关的研究包括对企业总部区位的研究及对外资的研究。潘峰华等^[8]探讨了北京和上海上市公司总部的地理分布差异,并发现政府和市场因素是影响二者差异的重要原因。赵新正等^[9]研究了上海外资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发现传统区位因素、新区位因素和集聚因素共同影响外资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在大城市内部,跨国公司总部偏好特定的区位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贺灿飞^[10]认为由于外部集聚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企业总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高度集聚。不仅在全球和全国范围内高度集聚,在城市内部也是高度集聚的,且主要集聚在城市传统的中央商务区。王承云等^[11]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58家在沪跨国公司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强调区位便利度、集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对外资或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影响^{[1,3,4,9,11-14]},但忽视了不同来源国总部的差异,例如不同的来源国的跨国公司总部在寻找区位时可能存在不同的诉求,如果来源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较远,则可能倾向于集聚在已有企业集聚的地区或制度环境优越的地区,如果文化距离较近,则可能更强调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同时还忽视随着时间的发展区位影响因素的变化。在开放初期,制度条件不完善,跨国公司总部可能强调布局在制度环境完善的国家级开发区或为吸引外资而设立的新区,随着本地开放度的提升,制度条件逐步完善,集聚和制度对跨国公司区位的影响出现减弱的趋势。本文认为在城市内部,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分布在交通基础设施便利、制度条件优越的区位、并倾向于与已有同类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在一起,但区位、制度和集聚因素对不同来源国和不同阶段进入的跨国公司总部的影响存在差异,需要深入研究。

上海市政府积极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15-17],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吸引了最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截至2015年,上海已经吸纳了522家跨国公司总部,是北京吸纳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3.1倍^[18]。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增长不仅提升了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其管理职能,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还是重塑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因此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区域内部的空间分布、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了解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特点及变化规律,为制定相应的规划政策及总部经济政策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KDE）法被广泛地应用于空间热点探测与分析研究中^[19],其主要利用ArcGIS软件中的空间平滑技术处理离散的点状数据。核密度估计基于单位面积内点的密度估计样本点周围的密度并将其拟合成平滑的表面。本文使用KDE法推算出上海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在二维空间中,核密度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λs=∑l=1n1πr2φdlsr（1）

式中： λs是地点s的核密度估计;r为核密度估计的搜索半径;n为地点样本数; φ是地点l与s之间距离d_ls的权重。

2.2 空间分析法

空间相关性系数（Moran's I）用以分析指标的空间相关度和集聚程度。本文以上海市邮区为单位对在沪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探究邮区尺度上跨国公司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系数^[20]的表达式为：

I=∑i=1n∑j=1nxi-x̅xj-x̅S2∑i=1n∑j=1nWij（2）

其中：

S2=∑i=1nxi-x̅2n（3）

式中：n为研究区域内邮区单元的个数;x_i和x_j分别表示i和j地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 x̅是邮区平均跨国公司总部数;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使用二进制邻接矩阵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即假设两个空间单元相邻时,值取1,否则取0。但这种邻接矩阵没有考虑空间单元面积差异的影响。本文采用基于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从而考虑在一定距离范围内空间单元的影响。设定距离影响门槛为10 km,在门槛值内,权重取值为w_ij=1/d_ij,其中为i和j地的距离,大于门槛值,权重值w_ij=0。这种权重取值同时考虑影响范围以及随着距离增加影响衰减的特征。空间相关系数取值范围为[-1,1],大于0表示空间单元之间为正相关,且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高。本文基于标准化统计量Z值检验空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Z检验值公式为： ZG=G-EGVarG,其中,E(G)为数学期望;Var(G)为变异系数。Z的绝对值越大,表明研究对象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集聚或离散状态,否则为随机模式。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上海商务委员会发布的《2013年上海总部经济及商务布局发展报告》。共包括332家跨国公司总部样本的企业名称、所属区县、来源国等信息。本文根据企业名称通过网站查询到总部所在地址、成立时间、所属行业、注册资金等属性数据,并根据地址信息将企业总部数字化在上海市地图上作进一步分析。所用上海市地图数据包括上海212个邮区单元。并引入内中外环线、地铁、机场、火车站、高等学校、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位置信息作为参考数据,其中地铁、机场和高校等信息区分不同时间阶段。

3 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变化趋势

3.1 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的整体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跨国公司逐渐进入上海,首先进入的是生产性机构和代表处,随着开放的深入,总部机构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中国,并主要布局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上海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前,在上海设立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较少,仅飞利浦（中国）有限公司和嘉德置地管理有限公司总部于1990年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这一阶段进入中国的外资机构以生产性机构为主。1992-2001年,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阶段,跨国公司总部随着生产机构和销售机构进入中国,入驻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达60余家。2001-2007年,中国加入WTO并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的各种限制,外资对中国的投资进入新阶段,入驻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达两百多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建立起完善的开放政策,国内市场机会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上海设立总部,这一时期进入上海的总部数量达一百多家。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和国际化战略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呈现不断集聚的趋势（表1）。2000年以前,分布在内环以内、内中环之间,中外环之间和外环以外的跨国公司总部分别占35%、25%、15%和25%,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占比从内环向外环逐级递减,2001-2007年,从内环向外环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依次为39%、24%、22%、15%。分布在内环以内和中外环之间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出现更快增长。2008年以后,入驻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进一步向内环以内的核心区集聚,内环以内的跨国公司总部占比达45.8%,其他圈层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占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中心城区对跨国公司总部仍然拥有较大的集聚能力,跨国公司总部选择内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以享受便捷的交通条件以及高端服务业,获取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尽管随着上海的新城建设和郊区化,城市的外资制造业等逐渐向郊区疏解,但跨国公司总部仍然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

3.2 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特征

3.2.1 多中心集聚分布 上海市跨国公司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且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密度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城市内环以内的跨国公司企业数量占所有跨国公司数量的46%,显示出跨国公司总部的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倾向。其次,浦东新区也集聚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占全部跨国公司总部的47.6%。在浦东新区的跨国公司总部主要集聚在位于都市核心区的陆家嘴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等开发区。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后,浦东新区吸引了大量外资和跨国公司总部。

以开发区为核心,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已经形成若干个不同等级的集聚区（表2）。在城市中心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黄浦中心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构成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的一级集聚区,该类地区横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东、中、西部,主要集聚了电子信息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跨国公司总部;二级集聚区位于一级集聚区的外围的开发区,包括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嘉定汽车产业园区等。这些集聚区位于核心集聚区周边,主导产业包括化工业、医药制品业、信息技术业、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三级集聚区包括外围地带开发区,主要分布在外高桥保税区、松江工业园、紫竹科技园区等,这些集聚区主要位于郊区的新城或开发区,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吸引力相对较小,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相对较少。

3.2.2 集聚在主要交通线路附近 在沪跨国公司总部显著集聚在交通干线附近（图2）。

跨国公司空间布局与城市的高速、高架干道及地铁线路方向基本一致。基于高速公路、城市高架线路和地铁线路的缓冲区分析表明,主要干道沿线500米缓冲区及1000米缓冲区内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分别有156家和222家,占全部跨国公司数量的47%和67%。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在重要交通线路附近,便于企业及时联系供应商和客户,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和专业化服务,并有利于吸引高素质的专业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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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的分布及核密度分布

Fig. 1   MNE headquarters distribution and K D density in different rings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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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沿交通线路500 m和1000 m缓冲区的分布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MNE headquarters of Shanghai along traffic lines (500 meters and 1000 meters buffer rings)

3.2.3 在沪跨国公司总部的来源国分布特征 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来源国差别。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英国、荷兰等国,其中美国和日本是上海跨国公司的主要来源国家,分别有108家和70家,占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33%和21%。本文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探讨不同来源国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分布情况（图3）。美国跨国公司总部主要分布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徐家汇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其中化工、电子产业主要分布在张江高科园区;以麦当劳、星巴克、百胜等企业为代表的餐饮业总部主要分布在徐家汇,这一地区消费者密集,便于搜集市场信息并开拓市场。日本的跨国公司总部则主要集聚在长宁区的古北地区,改革开放后,上海建立起首个涉外商务区——虹桥经济开发区,古北地区作为其生活配套区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的集聚,日本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在此主要考虑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日本跨国公司总部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化工、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除此之外,日本跨国公司在黄浦区北部也有较密集的分布,主要产业为机械制造、医药制造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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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MNE headquarters of the US and Japan in Shanghai

3.2.4 在沪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本文基于全局Moran's I值考察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相关性,以邮区为单位的跨国公司总部的全局Moran's I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无论从整体上,还是分来源国、进入时间及行业,在沪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在空间上高度相关,邮区周边地区的跨国公司总部布局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反映了跨国公司总部存在整体集聚及同源国、相同产业集聚的现象,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21]。从来源国看,日本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相关性高于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日本跨国公司高度集聚在长宁区天山路古北路街道附近。比较而言,美国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倾向于较弱,因为其语言和文化相对国际化,同源国集聚的倾向相对较弱。从时间趋势上,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相关系数显著提升,表明入驻企业总部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这说明尽管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营环境日益熟悉,但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影响仍然在加深。

4 跨国公司总部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模型构建

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上海市跨国公司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整体影响因素,不同阶段、不同行业和来源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上海市242个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建立计量模型探讨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决定因素。以落入邮区的跨国公司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值截尾数据,不考虑数据的截尾情况将导致有偏的结果。本文采用Tobit模型估计该方程^①（①由于存在可能的空间相关性,本文也估计了空间滞后Tobit和空间误差Tobit模型,结果空间变量不显著,故在此舍弃空间计量模型,仅采用Tobit模型^）。模型为：

Y=Y*=Xβ+ε,Y>00,Y=0（4）

式中：Y为因变量;Y^*为受限因变量;X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且满足正态分布。模型基于极大似然法估计回归系数。

4.2 变量选取

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分布在区位、制度条件优越的地区,并倾向于与已有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在一起。以邮区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将因变量设定为邮区内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跨国公司总部需要与其他全球或区域性总部以和分支机构保持频繁的沟通联系,总部依赖于全球或全国其他节点城市的频繁联系,因此,总部倾向于分布在接近机场的位置,本文选择到虹桥机场或浦东机场的最短距离（airport）作为变量。在城市内部,跨国公司倾向于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本文选择邮区内地铁站点数量（subway）衡量地区交通便利度;由于在研究时间段内,地铁站点数是变动的,将地铁数设定为邮区内第一个跨国公司进入前一年与最后一个跨国公司总部进入前一年地铁站点数的均值,对于邮区内没有跨国公司总部进入的地区,地铁站点数按最近的地铁数计算。总部布局强调便于获取高素质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因此可能倾向于接近高等学校以获取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本文采用到“985工程”高校的距离（dist_college_985）以及到普通本科高校的距离（dist_college_regular）作为变量,预期符号为负。跨国公司总部尤其倾向于集聚在城市中心区,到城市中心区的距离也是影响企业总部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选择邮区中心到南北高架和延安高架交叉处的距离（center）作为变量。同时以环线为界线将上海分成内环以内、内环到中环之间、中环到外环之间、外环以外四个部分,并将前三个环线分别设置虚拟变量ring1、ring2、ring3,如果属于该区域,则取值为1,否则为0。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面临陌生的经营环境,在改革初期,制度和市场条件不完善,政府政策和规划方向是影响企业总部发展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总部可能倾向于布局在政府规划的开发区,以便更有效地利用优惠政策,规避经营风险,同时也便于获取政府的服务。本文设置邮区是否存在国家级开发区（zone_n）虚拟变量及市级开发区（zone_u）虚拟变量,预期符号为正。自从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大量的跨国公司集聚在浦东新区以利用优惠政策,并享有靠近沿海的区位优势,本文设置是否位于浦东新区（pudong）虚拟变量,预期符号为正。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政府积极通过规划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22],从而影响跨国企业总部的分布格局。中心城区的外延式扩张^[23]促使政府通过建设新城进行人口和功能的疏解。1999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9-2020）提出了建设“多轴、多层、多核”的空间布局,并在2020年建设成11个新城。本文引入地区是否属于11个新城（newtown）变量,预期符号为正。

跨国公司总部通常倾向于集聚在一起,以便共同获取金融、保险、法律等高端服务。相同来源国的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集聚在一起,相同的文化背景有利于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尤其是在对东道国的法律政策不熟悉的情况下,布局在同源国集聚的地区有利于企业相互交流克服语言文化障碍,共同应对陌生的经营环境。同样,新进入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布局在已有跨国企业总部集聚的地区,以便获取相应的人才、服务和信息资源。本文在整体样本回归时引入地区2 km缓冲区半径的跨国企业总部总数（agg_all）探讨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影响,并在行业和国家样本模型中分别引入地区2 km缓冲区内美国和日本相同来源国跨国公司总部数（agg_us、agg_japan）探讨来源国集聚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影响,引入邮区前一时间段（agg_01, agg_07）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考察跨国公司总部布局的追随效应。所有的变量及定义如表4所示。

4.3 计量结果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的Tobit模型消除共线性的影响。表5同时引入了区位、制度和集聚因素。第1列引入全部跨国公司总部样本,第2、第3列从来源国角度选择母国为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总部样本,第4列、第5列、第6列将样本时间范围划分为2000年前,2001-2007年和2008年以后三个阶段。

4.3.1 全部跨国公司和美国、日本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的影响因素 到机场的距离在第1、第3列中显著,表明从整体上,如果不考虑集聚因素,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集聚在距离机场更近的地区,总部需要与分支机构或全球性总部频繁沟通,因此倾向于分布在距离机场更近或到机场交通便利的地区。而到火车站点距离（rail）仅在第1列模型中显著为正,地铁站数（subway）在全部模型和日本模型中被引入并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的对外联系以航空联系为主,铁路交通并不占主要地位,市内交通在跨国公司的对外联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到“985工程”大学的距离在美国样本模型中被引入,到普通大学的距离在全部样本和日本来源国样本模型中被引入,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在选址时倾向于接近高校以获取人才资源以及最新科技信息。相比之下,到城市中心的距离（center）在所有样本中均未被引入模型。三个环线的虚拟变量（ring1、ring2、ring3）在全部样本和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样本中未被引入,仅在日本跨国公司总部样本中,内环以内（ring1）为正、内环到中环（ring2）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市的中心或外围的位置相对不重要,尽管跨国公司总部青睐城市中心区,但靠近沿海和机场或开发区的区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要因素,浦东新区张江、金桥等地区的崛起降低了城市中心和内环对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倾向于集聚在日本人集聚的古北区,因此多集聚在内环以内。

制度因素显著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分布,国家级园区变量（zone_nation）在前3个模型中均被引入,市级开发区变量（zone_urban）均未被引入,这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国家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吸引力有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面临陌生的经营环境,国家通过设立开发区为吸引外资总部进入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要因素。且跨国公司总部着眼于全国或全球层面的联系,更倾向于集聚在国家级园区。浦东（pudong）变量在第1列、第2列、第4列、第5列模型中均被引入且显著为正,表明全部跨国公司总部以及在沪美国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集聚在浦东新区,但浦东新区对日本跨国公司总部吸引力有限,这是由于日本跨国公司多集聚在长宁区的古北地区附近。第1列、第2列、第3列加入了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布局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周边地区跨国公司的集聚有助于吸引跨国公司的入驻,模型2和模型3显示周边地区美国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有助于该地区吸引更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总部,而日本集聚因素未被引入,说明日本跨国公司的同源集聚现象不显著。总体上,制度和集聚因素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更重要,日本跨国公司总部更多地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显示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还受制于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日本与中国在文化和地理上存在邻近性,因此制度和集聚因素的影响较小,跨国公司总部更强调交通便利的地区。

4.3.2 不同时间段的跨国公司集聚影响因素 表5中的第4列、第5列、第6列分阶段考察2000年前、2001-2007年和2008年以后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分布的影响因素。2000年前,进入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分布倾向于布局在地铁站点多的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和浦东新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初期,国家级开发区实施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跨国公司选择进入开发区以降低与政府的沟通成本,享受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浦东开发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总部选择布局在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陆家嘴、张江高科技园、金桥出口加工区等园区。2001-2007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除上述因素外,到达机场的距离（airport）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总部倾向于布局在离机场近的地区。跨国公司总部还倾向于集聚在新城区,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级开发区各项功能政策的优惠完善,跨国公司对国内的各项政策法规的深入了解,区位选择逐渐理性化,交通便利度、政策优惠、高端服务业的可获得性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重要因素。2008年以后,区位因素的重要性仍然得到体现,到机场（lnairport）和普通高校的距离（lndist_college_regular）被引入模型且显著为负,这表明作为管理和控制功能的跨国公司总部仍然青睐航空联系便利和人才集聚的地区。政策因素的重要性下降,国家级开发区（zone_n）、浦东新区（pudong）变量未被引入,集聚因素仍然显著影响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布局,表5中第5列和第6列加入邮区前一阶段跨国公司数量变量,结果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仍然倾向于选择已有企业总部集聚的地区以降低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总体看,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影响在2008年之前逐渐增强,之后减弱,表明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2008年以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5 结论与结论

跨国公司总部提升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同时也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本文以上海为例探讨了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呈现不断集聚的趋势。尽管随着新城建设和郊区化,城市的外资制造业等逐渐向郊区疏解,但跨国公司总部仍然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上海市跨国公司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核心集聚区包括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黄浦中心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高科园区等。

（2）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存在显著的来源国特征。美国和日本是上海跨国公司的主要来源国家,占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33%和21%。美国跨国公司总部主要分布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徐家汇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日本的跨国公司总部则主要集聚在长宁区的古北地区。

（3）无论从整体上,还是分来源国、进入时间,在沪跨国公司总部在空间上均呈现高度相关的态势,邮区周边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有利于本地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反映了跨国公司总部存在整体集聚及同源国集聚的现象。

（4）基于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区位、制度和集聚因素。首先,跨国公司总部偏好接近机场及地铁站密度大的地区,而靠近城市中心并不是跨国公司总部布局的必要条件。其次,制度因素在跨国公司总部空间布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国家级园区和浦东新区作为总部所在地,表明园区和浦东新区代表的产业和空间政策的吸引力,而新城和市级开发区对总部的吸引力不显著。再次,集聚因素显著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空间分布,对全部样本、美国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时间段样本,周边地区已有跨国公司分布对本地区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分布存在同源国集聚和空间溢出现象。研究还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更重要,日本跨国公司总部更多地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分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影响在2008年之前逐渐增强,之后减弱。表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还受制于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文化距离越远,制度和集聚对总部分布的重要性越强;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尽管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产业和功能的郊区化扩散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市的布局仍然高度集聚在城市中心区和国家级开发区,作为核心管理和控制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高度集聚,促进管理和制造功能在城市内部的分离。在宏观层面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空间分布的因素在城市内部仍然发挥作用,跨国公司总部倾向于分布在城市内部的区位和制度条件优越的地区,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总部集聚效应。市场和政府因素共同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总部通常倾向于同时具备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地区,但不同来源国和不同阶段对区位、制度和集聚因素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建设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城市内部的区位特点实施差异化的吸引策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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