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8 , 37 (1): 67-8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1005

研究论文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白雪, 宋玉祥, 浩飞龙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BAI Xue, SONG Yuxiang, HAO Feilo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宋玉祥(1955- ),男,黑龙江讷河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E-mail:songyx803@nenu.edu.cn

收稿日期: 2017-05-26

修回日期:  2017-10-15

网络出版日期:  --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749)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白雪(1989- ),女,黑龙江黑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E-mail:hljbaixue200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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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关键词: ; 五化” ; ; 耦合协调度 ; 东北地区 ; 影响机制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norm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s a necessary choice for buil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thesis utilizes the method of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variable intercept model, builds an assessing index system for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ive Modernizations" by selecting indexes from perspectives of such 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green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the "Five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4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1993-2013, a period when developments of the region are facilitated. Results are as follows: despite that the "five factor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has still been in an underdeveloped and imbalanced state, it enjoys a prominent increasing trend, with apparent time stag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stages: 1993-2002, the fluctuation period, 2003-2008, the increasing period, and 2009-2013, the steady period. In terms of areas, there are the slightly imbalanced areas along the Harbin-Dalian Railway, moderately imbalanced areas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stern Jilin province and most parts of Liaoning province as major representatives, and severely imbalanced areas like northwestern and eastern Heilongjiang and eastern Mongolia. Subsystems inside the "Five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vary from their manifestations, which are ranked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ial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informatization > greenization > new urbanization > new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investment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e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Five Moderniz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ustrial level and development degree influence its development in a negative way, and openness, and capital and governance investments are found to have implicit impact on the coordination.

Keywords: "Five Modernizations" ;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 Northeast China ; chang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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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宋玉祥, 浩飞龙.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J]. 地理研究, 2018, 37(1): 67-8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1005

BAI Xue, SONG Yuxiang, HAO Feilong.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 67-8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1005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并有效推进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提升。但由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基础薄弱,农村发展缓慢,加之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未与工业化形成深度融合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为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各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十八大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主要任务。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强度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重要任务,通过建立绿色增长模式[1,2]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开启了“五化”建设的鲜明时代。

长期以来,学者主要对新型工业化[3]、信息化[4,5]、新型城镇化[6,7]、农业现代化[8,9]和绿色化[10,11]五个方面分别进行深层次理论探讨和定量分析,并已经开展两两[12,13]之间、多者之间[14,15,16,17]的互动关系研究。李裕瑞等[18]构建一个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纳入统一逻辑体系的动态分析框架,探讨四者发展的影响因素。胡艳兴等[19]通过建立计量模型验证了“四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存在互动性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协调并不是简单追求“化”与“化”之间发展速度、程度相同,而是发展状况、水平相互适应。简新华等[20]认为在中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将“五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以适应服务经济的演变趋势。刘凯等[21]在对1991-2013年中国绿色化水平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丁志伟等[22]通过梳理与整合“五化”协调定量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演化路径不同,测度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应加强微观尺度和多样化视角。

“五化”协调发展的提出,既是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的关键举措。“五化”发展,关键在于“协调”,为使“五化”整体系统的结构达到最优化、功能实现最大化、状态保持均衡化,五个子系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保持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相对协调与同步,在相互作用中彼此配合、相互促进,以实现高水平的互动与和谐发展[23]。其中新型工业化强调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大“互联网+工业”推进力度,推动新型产业以智能化为核心升级改造,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信息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共享信息资源,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插上腾飞的翅膀。新型城镇化发挥信息化在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和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新型工业化为经济支撑,加快智慧城市、宜居城市、绿色城市建设。农业现代化以新型工业装备农业、信息技术改造农业、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升农牧产品质量,打通服务业,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农牧业体系。绿色化为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提供生态环境支撑,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大污染防治力度,推动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观的视角下,“五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内涵是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优化配置;社会内涵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调配,城乡共建共享生存发展空间;生态环境内涵是突出绿色化的引领作用,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共享绿色发展红利。“五化协调”体现了“五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将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信息化的支撑作用、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和绿色化的引领作用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分割、共赢共荣[24]。在经济地理的视角下,“五化”协调蕴含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等重要内涵,倡导循环经济,注重节能减排,旨在形成一种结构最优化、功效最大化的发展模式[25]

协调通常指系统演变过程中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各种质的差异部分,在组成一个统一整体时表现出的相互配合与和谐一致的属性[26]。由于协调度只反映协调总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融合、配合的强度,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并不一定协调,所以协调程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即可能存在低水平发展阶段的高协调,也可能存在高水平发展阶段的低协调,因此“五化”只有在各子系统协调的基础上,再相互配合、彼此融合,协调发展才会顺利实现。“五化”的时空协调发展,就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参照系,在保持各子系统之间协调的前提下,使五者在发展目标、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有机协调,良性互动,取得较好经济发展绩效的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近几年“五化”协调的定量研究已成为各界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方法上,多集中单指标或多指标综合发展评价法、关系拟合、趋势预测等手段,即使运用耦合协调评价也只是探寻各“化”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往往忽视了彼此间的时空关联,对“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分析不足。研究范围上,多集中于全国或省域尺度,对于特定经济单元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缺乏时空格局与变化机制的实证研究,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上进行更多的探索。东北地区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以上不足,本文以东北振兴规划实施后的4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法揭示其时空演变格局,并结合个体与时点效应模型分析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变化机制。以期从整体上把握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现状特征、演变过程和变化机制,并从根本上探究阻碍东北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图1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机理

Fig. 1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四盟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全区共辖40个市级单元,总面积125.17万km2,总人口1.19亿,分别占全国的13.04%和8.69%。东北地区工业经济起步较早,基础雄厚,具有多样化的自然资源,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中,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速度缓慢、信息化水平不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仍困扰着经济转型期的东北,而“五化”协调作为破解症结之所在,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再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1994-2014年份的《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及部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换算并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由于早期数据不规范,致使部分数据缺失,缺失数据占样本数据总数的3.1%,缺失数据采用数据替代和自相关回归拟合方法进行补足。

2.3 指标体系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五化”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五化”与五个子系统之间具有层级上的隶属关系,且五个子系统内部也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促进的密切联系。当今学界关于新型工业化[3]、信息化[5]、新型城镇化[7]、农业现代化[9]已有较多研究,指标选取已较固定,绿色化的提法较新,定量评价较少,本文借鉴刘凯等[11]的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丰度、环境压力和污染治理三方面选取指标,之后借鉴学者侯纯光等[24]对“五化”指标体系的总体设计,结合“五化”协调的具体内涵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了“五化”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表1),共包含五个子系统,17个准则层,42个指标层。

表1   “五化”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ive Modernizations"

子系统层准则层指标层权重
新型工业化子系统科技含量G1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0.11
G2数控、自动化设备数量占生产设备总量比例(%)0.07
G3每百人申请专利数(个/百人)0.11
经济效益G4总资产贡献率(%)0.08
G5成本费用利润率(%)0.14
G6投资回报率(%)0.09
资源消耗G7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耗能(t/万元)0.08
G8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0.07
G9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0.10
人力资源G10工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人数比例(%)0.15
信息化子系统产业发展X1高新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0.15
X2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例(%)0.16
X3信息技术在产品和服务中应用普及率(%)0.13
网络设施X4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台/百人)0.12
X5人均信息技术设备投资金额(万元/人)0.11
X6网络宽带及其覆盖率(%)0.06
人才素质X7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0.14
X8IT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比例(%)0.13
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经济发展C1单位土地GDP(万元/km20.09
C2全员劳动生产率(%)0.11
C3城镇登记失业率(%)0.12
社会环境C4城镇化率(%)0.05
C5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0.11
C6百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张/百人)0.13
城市功能C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10
C8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0.09
城乡统筹C9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值0.07
C10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0.13
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农业发展N1单位耕地面积主要农产品产量(kg/hm20.16
N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0.13
N3人均耕地面积(亩/人)0.09
水利建设N4每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20.12
N5农业科技人员总人数占农业总人口数(%)0.15
N6农机作业普及率(%)0.11
资源环境N7每公顷耕地面积化肥使用总量(kg/hm20.12
N8每公顷耕地面积农药使用总量(kg/hm20.12
绿色化子系统资源丰度L1人均水资源量(m2/人)0.13
L2森林覆盖率(%)0.16
L3人均绿地面积(%)0.12
环境压力L4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t/万人)0.17
L5人均废水排放量(t/万人)0.11
L6采矿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0.13
污染治理L7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0.18

注:五个子系统分别独立,且权重系数之和分别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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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子系统着重考察东北地区工业企业的科技含量、经济效益、资源消耗与人力资本四个方面;信息化子系统主要从产业发展、网络设施、人才素质三个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信息化程度;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侧重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城市功能与城乡统筹;农业现代化注重农业发展、水利建设与资源环境的衡量;绿色化从资源丰度、环境压力、污染治理三个方面选取指标。

2.4 研究方法

2.4.1 综合发展指数测度 熵权法[27]作为一种客观的赋权方式,根据数值的动态意义来确定权重。具体步骤如下:假设有m个指标,n个评价对象。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无量纲化属性值,记为矩阵: R=(rij)n×m。其次,计算熵权。

Si=(1-Zi)(m-i=1mZi)(1)

式中: Zi=-1Lnnj=1nPijLnPij; Pij=rij/j=1nrij, Pij表示j地区i项指标值的占比; Zi为第i个指标的熵值; Si为第i个指标的熵权。由于熵权法只能计算某个年度的截面数据,此处计算的 rij为20个年度平均值。之后,运用简单线性加权,计算得到五子系统的发展评价指数,将之定义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GY)、信息化发展指数(XX)、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CZ)、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NY)、绿色化发展指数(LS)。最后,将五子系统的发展评价指数进行加和取平均值,即得到“五化”综合发展指数 T

T=15GY+XX+CZ+NY+LS(2)

指数 T取值为[0, 1],其值越高,表明五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越好。

2.4.2 “五化”耦合协调度计算 考虑到“五化”耦合作用的动态性与不平衡性,在多个区域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参考李裕瑞等[18,28]对多个系统(或要素)的修正模型:

C=2-5×GY2+XX2+CZ2+NY2+LS2GY+XX+CZ+NY+LS2(3)

该函数的数值取值为[0,1],数值越大,五个函数间的离散程度越小,耦合程度越好。可较好反映“五化”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五化”耦合发展模型虽然能综合反映“五化”发展耦合作用的强弱,但无法反映“五化”间相互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地评价“五化”间耦合发展的协调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D=C×T(4)

式中:D为协调度指数;C为耦合度指数。依据廖重斌[28]的研究,将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2所示。

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 2   Degree of coordination

协调度0~0.10.1~0.20.2~0.30.3~0.40.4~0.5
协调等级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
协调度0.5~0.60.6~0.70.7~0.80.8~0.90.9~1.0
协调等级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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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五化”影响机制分析

五个子系统并非孤立存地在于经济体系中,而是不断交流、彼此反馈的综合体,这种互动因素也势必会对“五化”协调的发展程度造成影响。为了阐明这种影响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强度,选取10个关键因素来对协调度指数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以期揭示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3 “五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变与机制分析

3.1 “五化”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演变

通过式(1)~式(4)计算并整理得到1993-2013年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指数(图2)。如2图所示,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的时间阶段性,并经历由缓慢到快速的增长过程。总体来看,1993年东北地区的协调度指数较低,仅为0.074,到2013年协调度指数增长到0.279,增长了3.8倍,可见东北地区的“五化”协调水平提升显著。1993-2013年东北地区“五化”的协调度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波动期(1993-2003年),2003年东北振兴政策提出之前,“五化”协调度指数表现出起伏跌宕的波动状态,其中1995年、1998年出现两次大幅下降,2001、2002年出现两次小幅下降,且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未见明显增长,仅由1993年的0.074变为2002年的0.107。说明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五化”协调政策的连贯性与持续性较差,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突出,单一的产业结构与较低的经济效益严重制约“五化”的协调发展。② 增长期(2003-2008年),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后,“五化”协调指数出现明显增长,由2003年0.136上升到2008年0.191,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时期。由此可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极大程度上加速了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进程。③ 平稳期(2009-2013年),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断崖式滑落所致,“五化”协调指数处于较为缓慢的发展阶段,协调度指数由2009年的0.258增长到2013年的0.279,增长趋势并不明显。

图2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指数时间变化趋势

Fig. 2   Time change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indexes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根据协调度等级划分原则,对40个城市单元的协调度指数进行分类,共分为4个等级,并选取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4个具有代表性,且间隔时间相等的年份数据进行空间可视化(图3)。1998年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基本处于极度失调阶段,各城市单元的“五化”协调性均较差,沈阳凭借高于其他城市单元的“五化”水平位于中度失调阶段,其余黑龙江南部、吉林和辽宁中部地区处于严重失调阶段。2003年东北地区处于中度失调阶段的城市由1998年的1个扩展到4个,分别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和鞍山,此外吉林、沈阳大部分城市的协调度指数均有明显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08年东北地区“五化”协调水平已有较大程度提高,除大兴安岭、兴安盟、双鸭山、铁岭等4个地区仍处于极度失调阶段,其他地区均实现由严重失调向中度失调的过渡。2013年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处于轻度失调的城市单元由2008年的1个增长到7个,主要集中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经济建设较好城市,此外处于中度失调的城市单元也有明显增加,且处于极度失调阶段的城市单元已不存在。

图3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度指数空间变化趋势

Fig. 3   Space change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indexes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整体来看,东北地区“五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形成协调等级不同的轻度失调区、中度失调区与严重失调区三个区域。轻度失调区主要分布在哈大沿线区域,该区域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信息、区位等基础条件优越,创新驱动较强,协调度指数年均增长速率也明显高于周边城市单元,形成“五化”协调的优势区。中度失调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与辽宁大部,与轻度失调区相比,这些城市单元多以煤炭、石油开采等传统产业为主,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创新驱动能力弱,但因存在较高的增长速度与良好的发展潜力,成为“五化”协调的发展区。严重失调区主要以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该区域的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层次不高、信息化起步较晚,经过20年的发展,协调度指数年均增长率仍徘徊在2%左右,较低的协调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速率严重阻碍了东北地区的“五化”协调程度,成为协调发展滞后区。

3.2 “五化”子系统空间分异特征

为反映“五化”内部各个子系统的空间分异特征,选取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4个年份的子系统发展指数进行对比分析。由图4可见,“五化”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递增态势,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指数平均值分别由1998年的0.086、0.047、0.105、0.051、0.089增长到2013年的0.349、0.221、0.313、0.202、0.274,增长速度提升显著。其中以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增速最为明显,尤其在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处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科技创新水平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均得到明显改善。绿色化的增速次之,由于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居多,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绿色化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发展水平亟待提高。信息化的增速表现一般,由于发展起步较晚,且处于与工业化融合的初期阶段,高指数区主要分布在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工业型基础城市,对工业化的依赖程度较高。农业现代化的增速最不明显,农产品加工层次低,产业化运行机制不健全,较慢的增长速度与较低的发展水平使得农业现代化成为“五化”之中的短板。

图4   东北地区“五化”子系统的空间格局特征

Fig. 4   Space pattern features of subsystems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将1993-2013年40个城市单元的“五化”子系统变异系数加和取平均值,建立40个城市单元的“五化”子系统空间分异变化(图5)。如图可知,各子系统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具体而言,40个城市单元中,农业现代化空间分异最明显的为长春市,变异系数为0.545。信息化分异最明显的城市为本溪市,变异系数为0.486。绿色化、新型城镇化分异最明显的城市均为大连市,变异系数为0.366与0.294。新型工业化最明显的城市为鞍山市,变异系数为0.191。可见各子系统在不同的城市单元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特征,空间表现各异。

图5   东北地区“五化”子系统的空间分异特征

Fig. 5   Space differential features of subsystems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3.3 “五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五个子系统中对“五化”协调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与数据的可获取性,从每个子系统中选取2个指标参与“五化”协调的影响机制分析。各指标的具体含义如表3所示。

表3   指标描述说明

Tab. 3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 of indicators

符号定义变量解释单位
Ind工业水平工业总产值占GDP比例%
Open开放程度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Edu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
R&D技术投入R&D经费投入占GDP比例%
Urb城镇化率城镇化率%
Inv资本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方财政
总支出比例
%
AGD农业水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例%
AGI农业投入农林水利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
Dev开发程度采矿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
Pol治理投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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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算40个城市单元的20年份数据,对假设条件较为苛刻,因此首先对不同模型进行协方差检验,确定个体模型与时点模型均通过相应F值之后,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与时点随机效应模型。最后确定模型如下:

CD=αi+βkXkit+μit(i=1, …, 40, t=1993, …, 2013, k=1, …, 20)

CD=αi+νt+βkXkit+μit(i=1, …, 40, t=1993, …, 2013, k=1, …, 20)

式中: CD为被解释变量(“五化”协调指数); αi为个体效应系数; νt为时间效应系数; βk表示待参估数; Xkit为指标项; μit为特质扰动项;******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0%、5%、1%显著性水平检验。

(1)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CD=0.076*Ind+0.221Open+0.348***Edu+0.421***R&D+0.120*Urb+0.123Inv+0.299AGD+0.117***AGI-0.099***Dev+0.245Pol+ αi

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下,共有6个指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工业水平、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城镇化率与农业投入对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开发程度对协调度产生负向影响,而开放程度、资本投入、农业水平与治理投入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从表4可知,各市级单元的区域附加效应差异较为明显,最高的大连市为0.543,而最低的大兴安岭仅为0.025,可见即使消除10个指标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大连地区仍具有较高的协调优势。整体而言,个体效应系数越高的城市单元,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对协调度的影响也越明显。

(2)时点随机效应模型

CD=-0.318***Ind+0.329Open+0.445***Edu+0.221***R&D+0.089Urb+0.123Inv+0.117*AGD+0.234**AGI-0.026***Dev+0.341Pol+ νt

在时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共有5个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水平、农业投入对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协调度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城镇化率、资本投入、农业水平与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显著影响。从表5结果来看,该模型具有时间效应,2012年最高,1998年最低,不同年份的波动很大,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政策较为动荡,连续性差。纵观20年的时点效应变化可以看出,以2003年为时点效应为分界点,1993-2002年基本为负值,2003-2013年均为正值,总体呈增长变化。

表4   个体固定效应结果

Tab. 4   The result of α

地区α值地区α值地区α值
哈尔滨市0.462吉林市0.319锦州市0.303
齐齐哈尔市0.266四平市0.286营口市0.294
鸡西市0.187辽源市0.285阜新市0.285
鹤岗市0.222通化市0.248辽阳市0.272
双鸭山市0.213白山市0.114盘锦市0.285
大庆市0.332松原市0.177铁岭市0.089
伊春市0.144白城市0.202朝阳市0.294
佳木斯市0.179本溪市0.304葫芦岛市0.295
七台河市0.101沈阳市0.519呼伦贝尔0.284
牡丹江市0.243大连市0.543通辽市0.201
黑河市0.083鞍山市0.418赤峰市0.084
绥化市0.099抚顺市0.302兴安盟0.134
大兴安岭
地区
0.025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
0.148丹东市0.285
长春市0.411

注:R2=0.946,表明所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101.45,大于0.05显著性水平下的F临界值,表明回归方程显著成立;D-W=2.170,表明该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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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时点随机效应结果

Tab. 5   The result of νt

年份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
V值-0.0020.000-0.0050.0000.000-0.007-0.003
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
V值0.000-0.005-0.0030.0000.0030.0050.006
年份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
V值0.0090.0070.0060.0080.0040.0100.009

注:R2=0.927;F=178.06,D-W=1.94。解释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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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与农业投入在两个模型中均对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贡献率分别达到39.7%、32.1%、17.6%,表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投入和农林水利的建设是加快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城镇化率、农业水平也对“五化”协调起到促进作用,但因贡献率较小,显著性不强。工业水平在时点随机效应模型下达到-0.318,对协调不起显著作用,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可见东北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单极扩张”思想严重,未与其他“四化”产生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并未如预想般对协调起到正向作用,可见东北地区的出口作用减小,固定投资针对性不强,环境治理效率低等问题还较为严重,也是以上指标未能引起“五化”的协调共振的主要原因。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东北地区1993-2013年“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与时点效应模型,探讨了东北地区“五化”协调的时空发展变化与主要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东北地区的“五化”协调指数还比较低,仍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这与东北地区单一化的产业结构、低度化的技术创新现状有极大关系。对比20年间的“五化”协调度发展速率可以看出,“五化”协调水平已有较大提高,并经历由缓慢到快速的增长过程。时间变化上,东北地区“五化”协调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且阶段性特点较为明显,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空间变化上,东北地区“五化”协调指数区域差异较大,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快速发展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

(2)“五化”发展水平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其中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增速最快,但发展水平并不高,工业产品老化、人才资本外流,严重影响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此外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与发展动力不足等“城市病”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信息化年均增长速度次之,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的增速最慢,由于东北地区的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集约化程度低,且疏于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生产能力较弱,农业现代化水平与绿色化水平亟待提高。

(3)从变化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度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可见教育程度的提高、技术转型与升级和农林水利的建设是提升东北地区“五化”协调的关键力量。

本文认为要进一步推动“五化”同步发展,需高度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能力问题,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重视和培养吸引高素质人才,强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地位,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提供技术与人才保障。其次加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最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本文虽从时空变化的视角来探讨“五化”协调的空间变化与影响机制,但仅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总体概括,浅尝辄止,缺乏微观尺度研究与多样化视角。今后的研究还应加强“单化”的变动对其他“四化”的影响分析以及对“五化”协调的未来预测与调控,以期未雨绸缪,为“五化”协调发展提供规划支撑。除此之外,在分析影响机制时,受限于数据获取与篇幅问题,仅从五个子系统中片面选择了10个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忽视了对自然因素的考虑。东北地区幅员辽阔,不同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域上的影响强度必定不同,对东北地区“五化”协调的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地理加权将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4] 张旺, 周跃云, 胡光伟.

超大城市“新三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为例

. 地理科学, 2013, 33(5):562-56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服务业现代化(&ldquo;新三化&rdquo;)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依赖、协调和促进的耦合互动关系,它们的良性共振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阐述&ldquo;新三化&rdquo;耦合协调的涵义基础上,构建了1套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其&ldquo;新三化&rdquo;的发展水平;再运用耦合度和协调性模型,对2004~2010年10个超大城市&ldquo;新三化&rdquo;的时空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是:① 一线城市的&ldquo;新三化&rdquo;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列前三。② 各市耦合均处于颉颃阶段,基本上属于粗放水平,其中6市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中等水平,一线城市的耦合协调性高于二线城市。③ 就时序性来说,各市的耦合度出现波动变化,而协调性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二线城市协调性上升的速度要快于一线城市。④ 就空间分异性而论,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性,即一线城市优于二线城市。</p>

[Zhang Wang, Zhou Yueyun, Hu Guangwei.

Coupling mechanism and space-time coordination of new-approch urbanization, new-approach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megacity Behemoths: A case study of ten cities in Chin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5): 562-56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服务业现代化(&ldquo;新三化&rdquo;)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依赖、协调和促进的耦合互动关系,它们的良性共振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阐述&ldquo;新三化&rdquo;耦合协调的涵义基础上,构建了1套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其&ldquo;新三化&rdquo;的发展水平;再运用耦合度和协调性模型,对2004~2010年10个超大城市&ldquo;新三化&rdquo;的时空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是:① 一线城市的&ldquo;新三化&rdquo;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列前三。② 各市耦合均处于颉颃阶段,基本上属于粗放水平,其中6市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中等水平,一线城市的耦合协调性高于二线城市。③ 就时序性来说,各市的耦合度出现波动变化,而协调性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二线城市协调性上升的速度要快于一线城市。④ 就空间分异性而论,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性,即一线城市优于二线城市。</p>
[15] 潘竟虎, 胡艳兴.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9):100-1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Pan Jinghu, Hu Yanxing.

Measur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9): 100-1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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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化”协调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农业现代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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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 年四化协调的前5 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 >人均GDP >非农人口比重 >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 年前5 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 >二产从业人员比重 >人均工业总产值 >农业地均经济产出 >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Yin Peng, Liu Jisheng, Chen Cai.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Jilin province since the revival of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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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 年四化协调的前5 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 >人均GDP >非农人口比重 >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 年前5 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 >二产从业人员比重 >人均工业总产值 >农业地均经济产出 >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18]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地理学报, 2014, 69(2): 199-21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Li Yurui, Wang Jing, LiuYansui,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 prefecture lev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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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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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SDA和GWR的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时空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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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ESDA、GWR、重心转移、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四化”协调发展模型,对2001、2006和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性、总体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显著且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0年间四化协调发展指数的重心均落在河南省境内,重心迁移方向是先向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四化办调发展类型数目最多的为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沿海地带;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城乡人均消费比,只有人均GDP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正相关因素,城乡收入比整体上表现为负相关.

[Hu Yanxing, Pan Jinghu, Chen Ting, et 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r above in China based on ESDA and G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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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SDA、GWR、重心转移、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四化”协调发展模型,对2001、2006和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性、总体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显著且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0年间四化协调发展指数的重心均落在河南省境内,重心迁移方向是先向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四化办调发展类型数目最多的为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沿海地带;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城乡人均消费比,只有人均GDP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正相关因素,城乡收入比整体上表现为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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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66(6): 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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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已经开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表明中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所以应该适时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把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把“同步”调整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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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13, 66(6): 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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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已经开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表明中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所以应该适时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把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把“同步”调整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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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化”协同发展水平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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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derlying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of fossil energ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taxes needs further elaboration when a country (a) introduces national fossil energy or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b) is ope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t given world price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such conditions are plausible for many sectors in the UK. A key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short run effects of such taxes should not be felt in final good prices, since these are determined in world markets, but in terms of underlying profitability. These changes in underlying profits provide two key incentives for producers—to change to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to switch resources to production of less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goods. Using input—output techniques we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UK to show how existing fossil energy and other “green” taxes have affected underlying profitability. The evidence shows quite strong profit incentives to shift resources from a small number of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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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4, 31(11): 846-859.

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3.12.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nergy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odern society and can serv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espite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however, some three billion people, primarily in the rural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e to meet their energy needs for coo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means by burning biomass resources (i.e., firewood, crop residues and animal dung) in crude traditional stoves. Such practices are known to be the source of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and public health issu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se regions, it is imperative that access to clean and affordable (renewable) energy is made available. Within this context, upgrading existing biomass resources (i.e., animal manure, crop residues, kitchen waste and green wastes) to cleaner and more efficient energy carriers (such as biogas from anaerobic digestion) has unique potential to provide clean and reliable energy, while simultaneously preserving the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n spite of its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serve developing nations, however, the high costs and lack of expertise i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iogas technology preclude widespread adoption in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communities. Concerted efforts from bo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in facilitating moder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biogas technology to harness the inherent potential that is currently underutilized and unexploited. The intent of this paper seeks to highlight the pres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biogas technology to advocate for furthe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2] 丁志伟, 张改素, 王发曾, .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协调定量评价的进展与反思

.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 4-13.

https://doi.org/10.18306/d1kxjz.2016.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是社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撑。"五化"协调定量评价是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关于"五化"协调发展定量研究发现:1"五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解读不一,评价时往往选择单指标,与综合指标差异很大。2权重计算以熵权法为主,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评价方法较少,主客观评价结合更少。3协调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主,其次为关系拟合与趋势预测法、DEA动态效率+HR模型、同步度模型等,并出现了系统性研究方法以及多种方法的交叉,研究方法的层次不断提高。4空间分析方法以空间分类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为主,空间重心转移轨迹、空间格局的动态演进、空间趋势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出现。5时空分异的机理分析主要以影响因子解读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考虑空间因素的回归模型开始出现。但"化"的过程性、阶段性分析不足,"化"与"化"协调发展的转折点及转型机制分析不足。根据研究进展的评析,从研究范式、指标选择与权重计算、研究方法、空间分析技术、时空分异的机理解释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加强"五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评价维度分析、加强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设置的合理性研究、采用多元的"五化"协调度评价方法、加强空间分析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定量解释与定性解释的结合等建议。

[Ding Zhiwei, Zhang Gaisu, Wang Fazeng, et al.

Progress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 and greenization in China and reflections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1): 4-13.]

https://doi.org/10.18306/d1kxjz.2016.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是社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撑。"五化"协调定量评价是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关于"五化"协调发展定量研究发现:1"五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解读不一,评价时往往选择单指标,与综合指标差异很大。2权重计算以熵权法为主,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评价方法较少,主客观评价结合更少。3协调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主,其次为关系拟合与趋势预测法、DEA动态效率+HR模型、同步度模型等,并出现了系统性研究方法以及多种方法的交叉,研究方法的层次不断提高。4空间分析方法以空间分类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为主,空间重心转移轨迹、空间格局的动态演进、空间趋势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出现。5时空分异的机理分析主要以影响因子解读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考虑空间因素的回归模型开始出现。但"化"的过程性、阶段性分析不足,"化"与"化"协调发展的转折点及转型机制分析不足。根据研究进展的评析,从研究范式、指标选择与权重计算、研究方法、空间分析技术、时空分异的机理解释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加强"五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评价维度分析、加强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设置的合理性研究、采用多元的"五化"协调度评价方法、加强空间分析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定量解释与定性解释的结合等建议。
[3] 吴一洲, 吴次芳, 王琳, .

浙江省新型工业化地域差异及其机理研究

. 地理科学, 2009, 29(4): 508-5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9.04.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工业化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通过实证的方法,建立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并借助ESDA-GIS空间分析框架,对浙江省县级行政单元新型工业化差异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域范围内新型工业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 "浙东北高、浙西南低"的格局;并具有增长极带动下的区域整体发展特点;地区发展空间差异显著,在空间上体现出两极"俱乐部趋同"的集聚态势;各县级行政单元自身的工业化水平组合特征不均衡,各项指标非平行发展,呈现出轻加工型产业特征下,规模经济与内部结构空间差异基础上的整体集约化水平低下。

[Wu Yizhou, Wu Cifang, Wang Lin, et al.

Spatial difference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Zhejiang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4): 508-5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9.04.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工业化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通过实证的方法,建立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并借助ESDA-GIS空间分析框架,对浙江省县级行政单元新型工业化差异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域范围内新型工业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 "浙东北高、浙西南低"的格局;并具有增长极带动下的区域整体发展特点;地区发展空间差异显著,在空间上体现出两极"俱乐部趋同"的集聚态势;各县级行政单元自身的工业化水平组合特征不均衡,各项指标非平行发展,呈现出轻加工型产业特征下,规模经济与内部结构空间差异基础上的整体集约化水平低下。
[23] 赵明华, 王志宝, 韩荣青, .

面向“新五化”的地理学创新研究

. 地理学报, 2015, 70(11): 49-54.

[本文引用: 1]     

[Zhao Minghua, Wang Zhibao, Han Rongqing, et al.

Geographical innovation towards "New Five Modernization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1): 49-54.]

[本文引用: 1]     

[4] 宋周莺, 刘卫东.

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及其时空格局分析

. 地理科学, 2013, 33(3): 257-26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自1994 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 中国信息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关于中国信息化水平的测定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等单指标层面, 关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还很少。通过建立<em>IDI</em>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测算变差系数等方法, 从宏观和中观区域视角比较系统的剖析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 2000~2010 年, 中国四大板块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较快, 区域之间数字鸿沟有所缩小。从中观省级层面上, 2000~2010 年, 省际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差悬殊, 但空间格局有较大变化, 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另外, 信息化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p>

[Song Zhouying, Liu Weidong.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3): 257-26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自1994 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 中国信息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关于中国信息化水平的测定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等单指标层面, 关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还很少。通过建立<em>IDI</em>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测算变差系数等方法, 从宏观和中观区域视角比较系统的剖析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 2000~2010 年, 中国四大板块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较快, 区域之间数字鸿沟有所缩小。从中观省级层面上, 2000~2010 年, 省际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差悬殊, 但空间格局有较大变化, 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另外, 信息化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p>
[24] 侯纯光, 程钰, 任建兰.

山东省“新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

. 经济地理, 2016, 36(10): 60-6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0.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及绿色化(以下简称"新五化")提出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在解析"新五化"的理论内涵与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采用数理模型、定量分析和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结合"新五化"协调发展模型,研究2000—2013年山东省"新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山东省"新五化"综合发展水平上升速度较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增长较快,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水平较低;2山东省"新五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介于0.703~0.980之间,属于中高度耦合水平,山东省"新五化"协调发展测度介于0.301~0.823之间,协调发展等级不高;3从"新五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来看,济南、淄博、青岛、威海等鲁中、鲁东地区"新五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较高,菏泽、聊城、滨州、德州、临沂、日照等鲁西、鲁北、鲁南地区"新五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较低。研究从促进五化同步发展、加强五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制定区域化的五化发展战略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Hou Chunguang, Cheng Yu, Ren Jianla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t applic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green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0): 60-6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0.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及绿色化(以下简称"新五化")提出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在解析"新五化"的理论内涵与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采用数理模型、定量分析和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结合"新五化"协调发展模型,研究2000—2013年山东省"新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山东省"新五化"综合发展水平上升速度较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增长较快,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水平较低;2山东省"新五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介于0.703~0.980之间,属于中高度耦合水平,山东省"新五化"协调发展测度介于0.301~0.823之间,协调发展等级不高;3从"新五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来看,济南、淄博、青岛、威海等鲁中、鲁东地区"新五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较高,菏泽、聊城、滨州、德州、临沂、日照等鲁西、鲁北、鲁南地区"新五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较低。研究从促进五化同步发展、加强五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制定区域化的五化发展战略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5] 赵昕,茶洪旺.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分析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7): 84-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7.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然而,在该研究领域内,国外学者对于产业结构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一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国内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这单一方面,而产业结构变迁对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则较少。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力图证实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对于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旨在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首先,在分析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会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实证研究结论。其次,进一步运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得出信息化以来,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化倾向与IDI指数反向变化,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则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结论。最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IDI指数的影响,得出IDI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政府应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确定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强化信息经济意识,促进信息消费需求形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信息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互动促进的政策建议。

[Zhao Xin, Cha Hongwang.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25(7): 84-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7.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然而,在该研究领域内,国外学者对于产业结构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一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国内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这单一方面,而产业结构变迁对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则较少。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力图证实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对于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旨在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首先,在分析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会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实证研究结论。其次,进一步运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得出信息化以来,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化倾向与IDI指数反向变化,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则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结论。最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IDI指数的影响,得出IDI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政府应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确定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强化信息经济意识,促进信息消费需求形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信息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互动促进的政策建议。
[25] 杨勇, 李忠民.

中国“五化”协同发展的效率测度与时空特征

. 软件学, 2017, 31(2): 19-23.

https://doi.org/10.13956/j.ss.1001-8409.2017.02.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耦合度方法测度了2001~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并基于VRS的DEA方法测度了各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结果显示,总体上各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均呈上升状态,其变异系数有逐渐减小趋势;"五化"协同发展综合效率先升后降,其中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提高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提升水平较慢。通过四象限法对"五化"协同发展指数与"五化"协同发展效率进行了时空特征分析,并得出结论:具有HH型特征的省区逐渐增多,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具有LL型特征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减少较慢,中国"五化"协同发展与协同发展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Yang Yong, Li Zhongmi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Modernizations" in China

. Soft Science, 2017, 31(2): 19-23.]

https://doi.org/10.13956/j.ss.1001-8409.2017.02.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耦合度方法测度了2001~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并基于VRS的DEA方法测度了各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结果显示,总体上各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均呈上升状态,其变异系数有逐渐减小趋势;"五化"协同发展综合效率先升后降,其中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提高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提升水平较慢。通过四象限法对"五化"协同发展指数与"五化"协同发展效率进行了时空特征分析,并得出结论:具有HH型特征的省区逐渐增多,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具有LL型特征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减少较慢,中国"五化"协同发展与协同发展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6] 刘浩, 张毅, 郑文升.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1, 30(10):5-17.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1.00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Liu Hao, Zhang Yi, Zheng Wensheng.

Evaluation on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intensive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Case studies of the cities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5-17.]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1.00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26] 王毅, 丁正山, 余茂军, .

基于耦合模型的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5, 34(1): 97-108.

[本文引用: 1]     

[Wang Yi, Ding Zhishan, Yu Maohui, et 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 between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based on coupling model: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97-108.]

[本文引用: 1]     

[7] 王艳飞, 刘彦随, 李裕瑞.

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 地理研究, 2015, 34(1): 122-130.

[本文引用: 2]     

[Wang Yanfei, Liu Yansui, Li Yurui.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ordination in Bohai Rim regio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22-130.]

[本文引用: 2]     

[27] 白雪, 雷磊.

我国城市群“两化”融合水平时空变化分

. 经济地理, 2014, 34(7): 41-52.

[本文引用: 1]     

[Bai Xue, Lei Lei.

A dynamic space-time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7): 41-52.]

[本文引用: 1]     

[8] 龙冬平, 李同昇, 苗园园, .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类型

. 地理学报, 2014, 69(2): 213-226.

[本文引用: 1]     

[Long Dongping, Li Tongsheng, Miao Yuanyuan, et 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ype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213-226.]

[本文引用: 1]     

[28]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 热带地理, 1999, 19(2): 76-82.

[本文引用: 2]     

[Liao Zhongbin.

Quantitative Jud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grou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Tropical Geography, 1999, 19(2): 76-82.]

[本文引用: 2]     

[9] 徐维祥, 舒季君, 唐根年.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测度

. 经济地理, 2014, 34(9): 1-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为了对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构建了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PLS通径模型和空间距离测度模型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新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总体上,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程度及其推动作用地区差异明显,中国"新四化"发展的质量及同步水平有待提高。

[Xu Weixiang, Shu Jijun, Tang Gennian.

The measure on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9): 1-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为了对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构建了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PLS通径模型和空间距离测度模型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新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总体上,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程度及其推动作用地区差异明显,中国"新四化"发展的质量及同步水平有待提高。
[10] 李咏华, 马淇蔚, 范雪怡, .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评价的城市生态带划定: 以杭州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7, 36(3): 583-591.

[本文引用: 1]     

[Li Yonghua, Ma Weiqi, Fan Xueyi, et al.

Delimit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belts based on 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3): 583-591.]

[本文引用: 1]     

[11] 刘凯, 任建兰, 王成新.

中国绿色化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城市问题, 2016, (4): 11-17.

[本文引用: 2]     

[Liu Kai, Ren Jianlan, Wang Chengxin.

The evolution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greenization

. Urban Problems, 2016, (4): 11-17.]

[本文引用: 2]     

[12] 谢康, 肖静华, 周先波, .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

. 经济研究, 2012(1):4-16.

[本文引用: 1]     

[Xie Kang, Xiao Jinghua, Zhou Xianbo, et al.

Quality of convergence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 Economic Reaserch Journal, 2012 (1): 4-16.]

[本文引用: 1]     

[13] 王瑜炜, 秦辉.

中国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格局及其变化机制分析

. 经济地理, 2014, 34(2):93-100.

[本文引用: 1]     

[Wang Yuwei, Qin Hui.

Spatial pattern and change mechanism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reg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93-100.]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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