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山
, 王玉璇
YANG Zhenshan, WANG Yuxuan
收稿日期: 2018-06-6
修回日期: 2018-09-4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1-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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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振山（1979- ）,男,新疆博乐人,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yangzs@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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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发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作为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从生计空间的角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分析其生计空间特征,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延伸或压缩。其中,经济空间得到了延伸,制度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经济空间的扩张是吸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就业的主要因素,但其余空间的压缩和经济空间的有限延伸使流动人口在进入后缓慢外迁。因此,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对于提升城市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制定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y have become a magnet for capital and migrant flows, which stimulate variou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gradually turn into new social space, with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inclusive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evious efforts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however,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few considera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this proble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re is lack of a systematic view of livelihood of migrants, which results i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and policy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With an empirical study on Nansha New District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ivelihood space to facilitate an understanding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migra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ivelihood space of migrant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has both expansion and compression compared to their hometowns or other areas. Migrants in Nansha have dramatically improved their livelihood. But compared to the locals, their livelihood capital is still lower. Overall, their economic space has been extended, while the policy space, public service space and residential space are compressed. The compres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livelihood space of migrants has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restraint or promotion, which together constructs the unique livelihood space of migrant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In additi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s to stay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has complex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livelihood capital shows little impact. Therefore, a better livelihood space of the migrants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city and shap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clusive urban development. These findings can contribute to Lefebvre'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is a continual process from production to social space and the latter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Keywords：
随着中国城镇化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与生活环境间的相互协调、生产与生活间的有机平衡成为城镇化要面对的新问题。长期以来,开发区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1],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2],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建设中一个个新的“生产空间”,也是城市新社会空间的重要区域,但同时遗留了社会包容、外来人口市民化、居住安置、社会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开发区社会空间研究,特别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对提升中国未来城镇化质量、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户籍制度管理和城市快速建设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大规模人口涌入开发区,极大地带动了开发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很多开发区以引进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相对忽视城市社会功能的建设,开发区内社会条件与人口、产业的城市化脱节,生产、生活空间不匹配[3],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生活和社会需求日益突出[4,5,6]等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仍缺少一个综合性的框架来深入理解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诉求。
鉴于此,本文构建多维生计空间框架,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一方面通过多维视角和与当地人对比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空间诉求,另一方面,从一个连续生产空间到社会空间角度,弥补空间生产理论中关于生活空间的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希望可以为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提出有益的借鉴。
列斐伏尔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提炼分析,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构建空间生产理论[7],将全球化、都市化以及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创空间研究的新视野,对认识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8]。近年来,国内学者将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到中国新型城市建设中,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重构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9,10],但是对生活空间的解读尚显不足。事实上,伴随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生产中,“生活空间”与“表征的空间”相对应,是以现实事物为载体建构关系、处于被动与被统治地位的空间[11]。
日常生活是当代社会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生活空间主要是指生活和生存状态,是一种差异化、对比化的表现形式,是抵抗和更新社会生活的基础[12]。虽然在空间生产形成初期,生活空间处于边缘的状态,但是其重要性会不断地被强化,成为维持特定生产关系的根基。这一点与中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初衷不谋而合。然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过于抽象,没有针对具体人群给出有针对性的分析,忽略了不同人群因为社会和制度等原因所具有的差异。
流动人口是社会生产过程重要的力量,但与本地人在生活空间中形成了重要差异,在利用不同的资源和生产方式,满足个人生存、发展的手段及策略等方面形成了特有的“生计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动人口的贡献[13]。人口在地理空间的移动反映了人们追求更好的生计,并带来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变化[14]。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从家乡向更发达地区、以及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均拓展了他们的生计空间,提高了其生计水平[15,16,17]。姚华松[18]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为感应空间、行动空间与实体空间,并将与生计相关的工作空间划为行动空间的一种;Kraan[19]认为生计空间与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水平相关;付少平等[20]认为移民的生计空间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生计实践交汇的复合体。这些研究对细化和深入分析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丰富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无论是空间生产理论还是已有生计空间研究,更多的是对生活状态进行解释和描述,而缺少对具体空间的改进途径,也忽视了与其他群体的对比。
结合已有研究,并从流动人口的生活特征出发,流动人口生计空间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图1）：包括流动人口金融资本流动的经济空间、与居民来往的社交空间、生活起居的居住空间、使用医疗教育等设施的公共服务空间、以及受政府制度管理的制度空间等。在这一框架下,本文从生计空间的多维性着手,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流动人口生计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加强与本地居民的对比,体现流动人口的外来性,并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
图1 多种空间复合的流动人口生计空间
Fig. 1 Livelihood space of migrants composited by a variety of space
南沙新区位于广州南端,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几何中心（图2）,100 km范围内覆盖广东省多个城市,毗邻中山、佛山,与东莞相隔不到30 km,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自1990年被设立为经济开发区以来,南沙新区一直是广州市的重点发展区域,享有开发区相关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典型的经济开发区。全区面积803 km2,下辖六镇三街。2015年,南沙新区的GDP总值为1139.19亿元,占广州市GDP总值的6.29%,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4.48%、69.80%、25.72%。
2015年,南沙新区共有常住人口65.5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8.35万人,流动人口27.23万人,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占比41.52%,高于广州市的平均水平36.73%[21]。2014-2015年间南沙新区流动人口增幅为0.56%,是户籍人口增幅的2.36倍。2012年,流动人口在当地从业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05%、80.22%、17.73%[22]。
依据人口普查的定义及对生计研究的需要,本文关注的流动人口为户籍所在地非南沙新区,在南沙新区工作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并选择户籍所在地为南沙新区,在南沙新区工作半年以上的本地居民为参照群体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调查问卷和访谈两部分。调查问卷和访谈在南沙新区管辖的六镇三街中的南沙街、珠江街、黄阁镇进行,其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74%、54%、35%。
调查问卷的核心内容是生计资本的测量。本文主要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IFD）[23]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调查分析。这一框架将生计资本分为五类：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该框架以人为中心,分析外部力量和不同资本对生计结果与生计策略的作用[24],为分析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结合研究案例地实际情况,本文的生计资本研究指标具体包括：
（1）物质资本指标。物质资本主要体现为其是否拥有房屋、平均居住面积及其拥有的生活耐用消费品数量。
（2）人力资本指标。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健康、未来发展等等,主要用其健康状况、工作年限、是否受过职业培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
（3）金融资本指标。金融资本指标包括个人储蓄额与个人月工资。
（4）社会资本指标。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上。衡量指标包括其在当地认识的政府官员数目、拥有本地户口的亲友数目、遇到困难可求助的亲友数目、休闲娱乐的亲友数目以及社区给予的帮助程度等。
除生计资本外,调查问卷内容还包括被调查者基本属性、个人生计的情况、居留意愿与职业期望等。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分析流动人口生计空间状况,同时对本地居民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比较和分析其差异。在2016年10月17日-11月12日在三个镇街进行正式调查：街头随机抽样派发问卷及进行访谈。共派发并收回流动人口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87份,有效率95.6%;本地居民问卷101份,有效问卷97份,有效率96.0%。
为了更好地揭示流动人口生计空间形成机制,并对其影响进行评价,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① 流动人口的基本属性;② 在开发区的生计策略;③ 居留意愿及原因;④ 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现状;⑤ 相比其他地区,对开发区生计空间的评价。在调研中,随机对街头的流动人口及本地居民进行10~20分钟的访谈。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对访谈进行录音并转录成文字资料,综合问卷所得信息进一步研究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现状。根据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人群特征及属性,面向本地居民的问卷问题与访谈提纲均稍有区别。区别包括：增加对本地居民是否曾是流动人口的相关追问;在其住所的相关问题中增加“自建房”选项;询问本地居民自有土地的现状;对换角度,询问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看法等等。访谈人数共50人,其中流动人口35人,本地居民15人。
在对问卷数据的处理中,涉及生计资本的问题各选项由其代表生计资本高低,分别在0~1内赋值。参考国内外学者对生计资本量化的相关研究后,选用熵值法[25]为生计资本中各测量指标赋权重,过程如下：
① 用标准化处理法对测得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平移使数据大于0。步骤如下：
式中：
② 按照初始赋值,计算第j个测量指标中第i名问卷填写者的贡献度：
③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④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⑤ 代入公式得到各测量指标的权重如下：
由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表1）,被调查的流动人口男女比例与本地居民的相近,接近6:4;年龄以26~35岁为主（41.5%）,其次是18~25岁（22.0%）及36~45岁（22.0%）;户口大部分是农村户口（69.7%）;教育水平与本地居民相比偏低,高中、中专或以下的占比87.8%,高于本地居民（76.3%）,其中小学或初中占比最大（42.5%）,其次是高中或中专（33.1%）,研究生或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较少（1.0%）;未婚率占比39.4%,是本地居民的近两倍;户籍方面,主要来自外省（54.0%）,其次是来自广东省的其他城市（37.6%）,8.4%的流动人口来自广州市非南沙区。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Tab.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bject
| 属性 | 流动人口 | 本地居民 | 属性 | 流动人口 | 本地居民 | ||||||
|---|---|---|---|---|---|---|---|---|---|---|---|
| 样本数 | 比例/% | 样本数 | 比例/% | 样本数 | 比例/% | 样本数 | 比例/% | ||||
| 性别 | 男 | 181 | 63.1 | 61 | 62.9 | 学历 | 小学以下 | 35 | 12.2 | 15 | 15.5 |
| 女 | 106 | 36.9 | 36 | 37.1 | 小学或初中 | 122 | 42.5 | 32 | 33.0 | ||
| 年龄 | 18岁以下 | 7 | 2.4 | 0 | 0.0 | 高中、中专 | 95 | 33.1 | 27 | 27.8 | |
| 18~25岁 | 63 | 22.0 | 13 | 13.4 | 大专、本科 | 32 | 11.1 | 22 | 22.7 | ||
| 26~35岁 | 119 | 41.5 | 31 | 32.0 | 本科以上 | 3 | 1.0 | 1 | 1.0 | ||
| 36~45岁 | 63 | 22.0 | 33 | 34.0 | 户籍 | 广州市非南沙区 | 24 | 8.4 | — | — | |
| 46~55岁 | 29 | 10.1 | 15 | 15.5 | 广东省非广州市 | 108 | 37.6 | — | — | ||
| 55岁以上 | 6 | 2.1 | 5 | 5.1 | 外省 | 155 | 54.0 | — | — | ||
| 婚姻 | 已婚 | 174 | 60.6 | 76 | 78.4 | 户口 | 农村户口 | 200 | 69.7 | 76 | 78.4 |
| 未婚 | 113 | 39.4 | 21 | 21.6 | 城市户口 | 87 | 30.3 | 21 | 21.6 | ||
按照上文熵值法,求得生计资本指标权重（表2）。其中,在物质资本中权重赋值最大的指标是固定资产（0.0728）;在人力资本中权重赋值最大的指标为健康状况（0.0824）;在金融资本中赋值最大的指标为收入水平（0.0702）;在社会资本中赋值最大的指标为社区帮助（0.0662）。
表2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权重及赋值
Tab. 2 Indicators, weights and valu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 生计资本 | 测量指标 | 权重 | 赋值 |
|---|---|---|---|
| 物质资本 | 住房情况 | 0.0680 | 借宿=0.2;工棚、宿舍=0.4;租房=0.6;贷款供房=0.8;一次购房、自建房=1 |
| 住房面积 | 0.0634 | 30 m2以下=0.2;30~50 m2=0.4;50~100 m2=0.6;100~150 m2=0.8;150 m2以上=1 | |
| 同居人数 | 0.0719 | 独自居住=1;1~2人=0.75;3~5人=0.5;5人以上=0.25 | |
| 固定资产 | 0.0728 | 汽车、沙发、洗衣机、空调、电视、电脑 拥有0件=0;1~3件=0.5;4~6件=1 | |
| 人力资本 | 健康状况 | 0.0824 | 很好=1;一般=0.5;不太好=0 |
| 受教育程度 | 0.0668 | 小学以下=0.2;小学或初中=0.4;高中、中专=0.6;大专、本科=0.8;本科以上=1 | |
| 工作年限 | 0.0684 | 0~1年=0.25;1~5年=0.5;5~10年=0.75;10年以上=1 | |
| 职业培训 | 0.0593 | 是=1;否=0 | |
| 金融资本 | 收入水平 | 0.0702 | 1000元以下=0.2;1000~2000元=0.4;2000~4000元=0.6;4000元~6000元=0.8;6000元以上=1 |
| 存款 | 0.0621 | 1万元左右=0.2;1万元~5万元=0.4;5万元~10万元=0.6;10万元~20万元=0.8;20万元以上=1 | |
| 社会资本 | 认识的政府官员 | 0.0555 | 没有=0.25;1~3个=0.5;4~10个=0.75;10个以上=1 |
| 本地户口的亲友 | 0.0647 | 没有=0.25;1~3个=0.5;4~10个=0.75;10个以上=1 | |
| 社区帮助 | 0.0662 | 没有=0;偶尔=0.5;经常=1 | |
| 遇困难求助的亲友 | 0.0661 | 没有=0.25;1~3个=0.5;4~10个=0.75;10个以上=1 | |
| 共同娱乐的亲友 | 0.0622 | 1~5个=0.25;5~15个=0.5;15~25个=0.75;25个以上=1 |
进而计算被调查者的生计资本值（表3）发现,流动人口的四类资本平均值都低于本地居民,其中社会资本的差距最大,差值为0.045;其次是物质资本,差值为0.037。15项指标中,流动人口得分均值大于本地居民的有3项,分别为同居人数、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其中同居人数的得分差值最大,为0.010,其余两项差值较小。表明流动人口平均的同住人数比本地居民少,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比本地居民高。在本地居民比流动人口均值高的指标中,差距最大的为本地户口的亲友数量,差值0.019,其次为住房情况,差值0.017。表明本地居民拥有更多的本地户籍亲友、自建房或完全的房产。
表3 生计资本测算值
Tab. 3 Measured value of livelihood capital
| 生计资本类别 | 流动人口 | 本地居民 | 生计资本类别 | 流动人口 | 本地居民 | ||
|---|---|---|---|---|---|---|---|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 ||||
| 物质资本 | 住房情况 | 0.039 | 0.056 | 金融资本 | 收入水平 | 0.050 | 0.048 |
| 住房面积 | 0.025 | 0.040 | 存款 | 0.024 | 0.028 | ||
| 同居人数 | 0.052 | 0.042 | 总和 | 0.092 | 0.102 | ||
| 固定资产 | 0.045 | 0.060 | 社会资本 | 认识的政府官员数量 | 0.018 | 0.021 | |
| 总和 | 0.161 | 0.198 | 本地户口的亲友数量 | 0.031 | 0.052 | ||
| 人力资本 | 健康状况 | 0.067 | 0.063 | 社区帮助频率 | 0.021 | 0.027 | |
| 受教育程度 | 0.033 | 0.035 | 遇困难求助的亲友数量 | 0.035 | 0.046 | ||
| 工作年限 | 0.042 | 0.055 | 共同娱乐的亲友数量 | 0.027 | 0.032 | ||
| 职业培训 | 0.014 | 0.016 | 总和 | 0.133 | 0.178 | ||
| 总和 | 0.156 | 0.169 | 生计资本 | 总和 | 0.542 | 0.648 | |
为识别生计资本值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设定因变量Y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未来选择留在本地的对应因变量为1;选择离开的对应因变量为2。利用SPSS软件对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总值与居留意愿进行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为-0.312,双尾检验为0.000,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生计资本总值对居留意愿具有一定的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探究各具体的生计资本指标与居留意愿间的相关性,将表2中的15个生计资本指标作为自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生计资本指标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Tab. 4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 解释变量 | 回归系数B | Wald统计量 | Exp(B) |
|---|---|---|---|
| 住房面积* | 0.955 | 5.954 | 2.598 |
| 受教育程度* | 1.014 | 4.508 | 2.755 |
| 工作年限* | -0.755 | 5.578 | 0.470 |
| 收入水平** | 1.540 | 10.921 | 4.664 |
| 样本数 | 287 | Nagelkerke R-Squre | 0.220 |
| 预测准确率 | 74.6% | Chi-square检验值 | 48.948 |
| 对数似然值 | 308.074 | HI拟合优度统计量 | 3.055(p=0.931) |
15个生计资本指标中的4个指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收入水平对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B为负值,表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大,流动人口反而倾向离开;而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B为正值,随着这三个指标的增大,流动人口更倾向留下。从影响程度上看,收入水平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Wald统计量为10.921;其次为住房面积以及工作年限,Wald统计量分别为5.954与5.578;受教育程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Wald统计量为4.508。
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部分被压缩,部分得到延伸的空间分割现状。从经济空间来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开发区所处的经济空间基本相同,基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而取得的成就相近,流动人口在进入开发区后得到了经济空间的延伸;从社交空间与居住空间来看,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社交空间、居住空间被压缩,在社会资本中的五个指标与物质资本中的住房情况、住房面积指标的均值都与本地居民差距较大;从公共服务空间来看,开发区的的公共服务空间对于双方而言都较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不利于劳动力的长期发展;从制度空间来看,由于户籍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影响,开发区的流动人口面临着在医疗教育等基本服务方面与本地居民对的待遇差异,制约其生计空间的发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经济空间的延伸带来生计空间的优化,但其余空间的压缩使这一优势被弱化。
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经济空间都得到了时空上的延伸。在空间上,44.3%的流动人口表示在南沙的收入相比其他地区有提高。开发区的就业岗位充裕,当被问到“是否有失业危机”,仅有9.7%的流动人口表示经常担心,41.8%的流动人口表示偶尔担心,48.4%的流动人口表示从不担心。在时间上,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可以趁农闲的季节来开发区就业,在农忙时再回乡耕作,充分利用个人时间。此外,还可以将土地租给外人使用,或让家人帮忙耕作。
但这种空间延伸具有不确定性：① 延伸程度不确定：普通商店中的收银员每天工作近12小时,住在男女混住的集体宿舍;免税商城的收银员每天工作8小时,租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屋中,有自己的车,体现出他们的经济空间的延伸程度存在差距。② 延伸速度不确定：部分流动人口经济空间延伸较慢。图3中的妇女来自四川,20年前来到南沙新区就业,以贩卖水果为生,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店面里。目前仍生活拮据,生计水平的提升少。
流动人口的经济空间延伸也存在阻力。一方面,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发展有限：在调查中,45.6%的流动人口工资介于2000~4000元,只有25.4%的流动人口对目前的工资水平满意或比较满意;在表示收入提高的流动人口中,仅有9.4%认为这种提高是显著的,其余均仅表示有提高。在居留意愿的回归分析中,较高的收入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定居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不可预计开支增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部分工厂不提供五险一金的保障,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存在因突发疾病、灾害而降低的潜在威胁。
许多流动人口进入开发区生计的原因是老乡、同学等社会关系的带动,随后选择的住所与就业岗位都与原来的社会网络相关,这种路径依赖引导了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社交空间初始发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居住、就业中与本地居民接触较少。调查显示,47.3%的流动人口的同事为外地人居多,28.9%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相当;47.0%的流动人口的邻居为外地人居多,26.1%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相当。在社会资本的五项指标中,流动人口的均值均低于本地居民。
“（邻居）都是外地的吧,我看他们都是流动人口,都是打工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沟通,因为都是上班,大家白天都上班,很少接触。……其实我们上班,接触的人就是一起工作的。然后其他的,要不就是顾客啊,顾客也很多都是外地的。同事基本都是外地的。”
——已在南沙新区工作2年的超市收银员
流动人口的社交空间还受到本地居民及社区内的原社交空间带来的阻力。在社区内,居民对邻里的关注度普遍较低,41.1%的流动人口称从未受到社区或邻居的帮助;再加上流动人口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存在不同阶层的混居,导致其社交范围的缩小,社交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开发区内可供流动人口租住的房屋类型多元,包括投资者的空置房屋与本地居民的自建房等,月租在几百到一千多元不等,流动人口基本能够支付。住宅的面积、内部设施、租金等均可满足流动人口对住宅的基本要求。由于居留意愿不强,流动人口对住宅的要求低,倾向于充分利用面积较小的居住空间。36.6%的流动人口住房面积小于30 m2,37.3%的流动人口住房面积在30~50 m2间,只有5.9%的流动人口住房面积大于100 m2。而本地居民拥有的自建房等自有房产面积大。40.2%的本地居民居住在自建房中,35.1%的本地居民住房面积大于100 m2。
流动人口对住宅的内部设施需求少。部分流动人口选择租住空置的商铺店面,把门口当作阳台,临街空间当作客厅和厨房（图4）。由于流动性高,流动人口只把住宅作为暂时生活的空间,对现有居住空间的改善意愿小。
此外,因为在开发区的经济空间延伸难以满足购房的需求,部分流动人口被迫选择在外围周边地区购房,形成异地通勤的“潮汐流”。
流动人口本地化进入门槛高,政府扶持制度少,使流动人口相对本地居民处于被压制的制度空间中。开发区政府提供给流动人口的普遍扶持政策主要为公租房、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等,符合要求的流动人口少。例如,公租房的租金虽然低于市场价格,但比居住条件更差的一些住房高,同时还需租户满足拥有居住证、在开发区的积分等条件,部分有意愿申请公租房的流动人口群体因不能负担租金或不满足要求而无法申请。积分入学、积分入户同样有严格的要求,在开发区内工作年限越高、居住年限越高、且满足必要条件才有机会申请成功,流动人口子女在开发区内就学只能考虑学费高昂的民办学校,部分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因为不满足条件而无法入户。
流动人口均认为开发区政府对其关注较少。流动人口进入开发区后与政府人员接触的环节主要包括暂住证的办理和出租屋的安全检查,在其他方面的接触较少,个别流动人口甚至没有和当地政府人员接触过。政府对开发区的经济建设重视,面向流动人口的工作主要为对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向其提供相应的引进人才政策,而对普通外来务工人员有所忽视。在基本属性的统计中,87.8%的流动人口教育水平在高中或以下,76.7%的流动人口没有受过职业培训,这类主要因被开发区的机遇吸引而集聚的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差,在开发区享有的扶助政策少,受政府关注度低。再加上较高的本地化进入门槛,导致其难以在开发区扎根,流动性高。
开发区的公共服务空间也存在不足,给流动人口的生活带来不便：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后于工业发展,导致在发展后期基础配套设施明显缺乏;由于开发区多选址在城郊空地,与主城区交通不畅,道路建设速度难以满足通勤需求;在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面,医院数量较少,且缺乏大型医疗设施与专科医生,许多居民只能选择到主城区就医。
流动人口均认可开发区未来发展的潜力,但在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制度空间等压缩空间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内的生计空间拓展缓慢,对其产生外推力。据近年《广州统计年鉴》,南沙新区内的流动人口比例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图5）。
图5 2005-2015年南沙新区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Fig. 5 The trend of proportion of migrants to the residents of Nansha New District in 2005-2015
在调查中,55.7%的流动人口进入南沙新区就业不满5年;68.6%的流动人口考虑回乡或到其他地方工作。在居留意愿与生计资本指标的相关分析中,工作年限越久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离开。有开发区成立初期入户的居民表示,自己当年的选择过于草率。
“当时就是听我的朋友、亲戚说,这边发展比家乡好,没有考虑到我又没有文化、又不懂什么东西,结果（来到开发区后）发展不起来,到处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好工作。基本上（工作）不要说累不累啊,最简单的,就说你的收入够不够你平时生活,是不是啊?当时没有考虑那么详细,就迁过来了。”
——九十年代迁户口到南沙新区的摩托车司机
本文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变动的大背景下,通过本地与流动人口生计空间对比分析,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丰富和完善了生计空间研究;从生产空间到社会空间连续性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生产空间理论中关于生活空间的认识。
生计空间是一个多维度概念,随着社会进步,生产关系日趋复杂化,生活空间在空间生产理论中的重要性上升,反过来会影响生产空间的建设质量。生计空间研究为透视由生产空间引起生活变化提供了工具方法,但是生计空间研究需要细化,从传统的就业、收入等经济维度,深入到社会交往、邻里社会关系、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开发区人口的生计空间研究对认识生产关系发展下的新社会空间有重要帮助。研究表明,在广州南沙新区,流动人生计整体水平较之先前的生活空间有所提升,但其生计资本总值低于本地居民,且四个维度的均值也低于本地居民,按差距大小依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反映流动人口生计水平较本地居民低。其中,社会资本的五个衡量指标均值均低于本地居民,由社交网络狭窄等因素带来的流动人口的社交空间压缩问题突出。
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各子空间中,存在居住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等被压缩,经济空间得到延伸的空间分割现状。流动人口为了更好的生计水平迁入开发区,生计水平提高主要源于开发区经济建设较好、就业机会多带来经济空间的延伸,进而使流动人口金融资本提升;而流动人口进入开发区后社交圈缩小、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等,社交空间、制度空间被压缩,导致其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被削弱。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资本大小对其在开发区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有限。
研究结论对于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生活条件,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第一,根据开发区实际情况,对流动人口的医疗、住房、入户等制度的实施条件、流程等做出适当调整;在出租屋安全检查、暂住证办理等工作中加大对流动人口制度惠及力度,将有利于减小制度空间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第二,调整企业扶持资金的使用范围,让部分扶持资金用于提高生产工人、服务人员等基层员工的待遇,规范和保障流动人口五险一金待遇,规范化管理员工工作时间,将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延伸经济空间范围。第三,根据开发区需求,适当增加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包括增配大型医疗设施、专科医生等医疗资源,增发开发区到主城区的往来公交线路等,提高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空间中的体验等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共服务空间现状。当然,本文只是在多维性空间生计层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后续研究还需要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及其社会空间的构成加以细化,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从生产空间到社会空间的复杂性。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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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ming: 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megacity in Southwest China .https://doi.org/10.1007/978-4-431-55043-3_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Kunming, the ca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is located strategically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Dur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Kunming had ever been the hub of transportation connecting China with the Western world due to its complex topography and advanc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including airports, highways and railways. Since the economic and land reforms and housing commercialization, Kunming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regional mega city leading the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ecome the bridgehead of Southeast Asia and sole metropolis in 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is chapter outline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urbanization, hous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llowed by the main challenges that Kunming faces in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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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发区规划30年: 面向全球化、市场化的城乡规划探索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zone planning: Toward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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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从年龄梯度变迁到需求层次演进的考量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service in development zone: Changes of age gradient and evolution of needs hierarch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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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及生活服务问题规划对策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627X.2011.02.0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着眼于建设世界城市,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对北京城市建设、运营和社会服务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Study on the resident and living servic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627X.2011.02.0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着眼于建设世界城市,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对北京城市建设、运营和社会服务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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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建设与城郊社会空间的分异: 基于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查究 .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举措，其布局多在城市郊区，并由此带动了郊区农村地域迅速向外来农民工集聚的工业化地域的转变，从而可能使原本相对均质的城郊社会空间趋于复杂。通过对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社区的实地调查，主要借助人口统计资料和居民空间情感的访谈成果，初步探索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异状况和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将使城郊社会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异，但受限于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经济状况，其影响的空间范围相对有限。但情感空间的分异比居住空间分异更为深刻，它可能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与和谐城市建设，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uburban social spac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eripheral community of Minhang development zone .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举措，其布局多在城市郊区，并由此带动了郊区农村地域迅速向外来农民工集聚的工业化地域的转变，从而可能使原本相对均质的城郊社会空间趋于复杂。通过对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社区的实地调查，主要借助人口统计资料和居民空间情感的访谈成果，初步探索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异状况和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将使城郊社会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异，但受限于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经济状况，其影响的空间范围相对有限。但情感空间的分异比居住空间分异更为深刻，它可能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与和谐城市建设，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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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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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Review on studies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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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Connotation, 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flection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n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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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 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
文章将传统的空间生产理论从城市推演到区域层面,提出了"区域空间生产"的概念。指出区域空间生产关系导致新的区域合作治理关系形成,并进而因为新的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变迁导致原先区域合作治理关系的解体。文章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实证案例,说明任何一个区域合作治理关系都是基于特定时空背景下多利益主体的空间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体系,其建立的本质是为了促进特定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实现和经济社会资本的增值。
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patia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njiang park, Jiang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
文章将传统的空间生产理论从城市推演到区域层面,提出了"区域空间生产"的概念。指出区域空间生产关系导致新的区域合作治理关系形成,并进而因为新的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变迁导致原先区域合作治理关系的解体。文章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实证案例,说明任何一个区域合作治理关系都是基于特定时空背景下多利益主体的空间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体系,其建立的本质是为了促进特定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实现和经济社会资本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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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 .https://doi.org/10.3969/j.issn.0447-662X.2011.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亨利·列斐伏尔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开创者，他从空间的社会性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空间化改造，并探讨了“差异空间”的生产及社会主义空间的可能性。
Analysis on lefebvre '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0447-662X.2011.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亨利·列斐伏尔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开创者，他从空间的社会性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空间化改造，并探讨了“差异空间”的生产及社会主义空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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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Trans by Gregory Eiliot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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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come, lifestyle, and green spaces on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https://doi.org/10.1002/psp.199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er shaping the economic landscape in China. By using 2010 Chinese census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growth, estim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n particular, it measures the roles of region size, income and lifestyle, green space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regions, and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In addition to confirming the continuing influence of economic indicators as well as distance (owing to high moving costs), the findings presented herein add to the policy debate by encouraging regional policymakers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income, lifestyle, and green spaces. A strategy based on cheap labour is no longer encouraging growth in China, while many regions are suffering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o address these shortcomings, an amenities-based growth strategy concerning income, lifestyle, and green spac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suggested. Copyright 2015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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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migration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in Far East Bhutan: A case study of a marginal Bhutanese community .https://doi.org/10.21861/HGG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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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livelihood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nsights from Yunnan.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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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translocal livelihoods of coastal small-scale fishers in Bangladesh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3.7667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qualitative fieldwork, this study analyses reasons and outcomes of fishers’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shers’ livelihoods are characterised by a series of vulnerabilities and endemic poverty contributing to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s. However, fishers also migrate pro-actively to enhance their capacitie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The outcomes of migration are highly diverging: while for poorer fishers, migration is a way of coping with shocks, better resourced fishers can use it for asset accumu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migration for their livelihoods and emerging networks across space generate forms of translocal households that coordinate their activities over long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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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or settling down: The effect of rural landholdings o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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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空间再造: 基于社会地理学视角 .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 造的空间。首先将流动人口空间再造结果进行归纳,大体有实体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三种,具体表现为差异化的空间、隔离的空间、福特制和＂类信息社会＂ 语境并存下的空间、压缩的空间、弹性的空间、流动的空间、犯罪的空间、压制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其次,借鉴事件史分析法对流动人口空间建构过程开展分析, 总体上流动人口社会空间表现为边缘化的空间,这既是自身种种属性特征经过社会化建构过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制度歧视、城市政府新自由主义倾向、对城市 空间的激烈竞争、企业追逐利润、本地人排挤等共同作用结果。流动人口空间再造的过程也是原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最后,面对来自各方的空间压力,流动人 口不断进行空间适应性策略调整,不断发展和演化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 social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 造的空间。首先将流动人口空间再造结果进行归纳,大体有实体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三种,具体表现为差异化的空间、隔离的空间、福特制和＂类信息社会＂ 语境并存下的空间、压缩的空间、弹性的空间、流动的空间、犯罪的空间、压制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其次,借鉴事件史分析法对流动人口空间建构过程开展分析, 总体上流动人口社会空间表现为边缘化的空间,这既是自身种种属性特征经过社会化建构过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制度歧视、城市政府新自由主义倾向、对城市 空间的激烈竞争、企业追逐利润、本地人排挤等共同作用结果。流动人口空间再造的过程也是原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最后,面对来自各方的空间压力,流动人 口不断进行空间适应性策略调整,不断发展和演化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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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space for fishermen's livelihoods: Anlo-Ewe beach seine fishermen's negotiations for livelihood space within multiple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Gha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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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 .
生计空间是人们生计实践的复合系统,生计实践涉及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要素,传统的移民扶贫更多地关注了贫困者的地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改善,没有关注农户生计空间整体的改变与再塑造,导致扶贫出现次生贫困与返迁现象。文章通过对陕南扶贫移民生计空间变化的考察,分析了移民搬迁后移民生计空间的扩展、优化和由于经济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制度空间社会排斥导致的移民生计空间被挤压的状况,认为必须精准识别贫困者生计空间的贫困,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改革为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移民生计行动能力,使移民彻底摆脱贫困。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livelihoo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
生计空间是人们生计实践的复合系统,生计实践涉及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要素,传统的移民扶贫更多地关注了贫困者的地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改善,没有关注农户生计空间整体的改变与再塑造,导致扶贫出现次生贫困与返迁现象。文章通过对陕南扶贫移民生计空间变化的考察,分析了移民搬迁后移民生计空间的扩展、优化和由于经济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制度空间社会排斥导致的移民生计空间被挤压的状况,认为必须精准识别贫困者生计空间的贫困,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改革为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移民生计行动能力,使移民彻底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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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
流动人口是对“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的人口”的统称,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特有的产物。在当今这一人口流动时代,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流动人口作为巨大的经济活力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南沙新区作为我国继兰州新区后的第六个国家级新区,在大开发大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各地的流动人口必将大量进入,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必然成为影响南沙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使不同人群共建南沙新区,兼顾各方利益,和谐共处,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都是南沙新区开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以上情况,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流动人口管理的背景和意义,并对当前有关流动人口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其次,对南沙新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流动人口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南沙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从中找出南沙新区流动人口政策的一些不足以及南沙新区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第三,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建议。
Study on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 Nansha New District .
流动人口是对“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的人口”的统称,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特有的产物。在当今这一人口流动时代,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流动人口作为巨大的经济活力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南沙新区作为我国继兰州新区后的第六个国家级新区,在大开发大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各地的流动人口必将大量进入,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必然成为影响南沙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使不同人群共建南沙新区,兼顾各方利益,和谐共处,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都是南沙新区开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以上情况,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流动人口管理的背景和意义,并对当前有关流动人口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其次,对南沙新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流动人口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南沙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从中找出南沙新区流动人口政策的一些不足以及南沙新区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第三,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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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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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9.01.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是一种旨在分析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多维复杂关系的框架。通过对可持续生计研究中的国外进展的系统阐述和理论总结，较为清晰和全面地把握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发展轨迹和重要成果，重点阐明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结构和过程的转变等组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出人们如何利用大量的资本、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某种生计出路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规划确认和设计、规划新的项目和检查评估现有发展活动中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扶贫领域具有较强的参照和指导意义。</p>
An over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9.01.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是一种旨在分析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多维复杂关系的框架。通过对可持续生计研究中的国外进展的系统阐述和理论总结，较为清晰和全面地把握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发展轨迹和重要成果，重点阐明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结构和过程的转变等组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出人们如何利用大量的资本、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某种生计出路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规划确认和设计、规划新的项目和检查评估现有发展活动中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扶贫领域具有较强的参照和指导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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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法中无量纲化方法优良标准的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standard of dimensionless method in entropy metho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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