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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彭华,, 何瑞翔, 翁时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作者简介:彭华(1956-2018),男,安徽砀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丹霞地貌、旅游地理学等。E-mail: eesph@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翁时秀(1984- ),男,浙江瑞安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旅游规划。E-mail: wengshx8@mail.sysu.edu.cn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旅游城镇化; 多主体共治; 乡村振兴; 发展机制;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Shuiji village in Taining county, Fujian
PENG Hua,, HE Ruixiang, WENG Shixiu,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ourism has long been adopted as a means to revitalizing and urbanizing rural areas, and its significant role recently is mirrored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tually, in some villages, such as the Shuiji village of Taining county, Fujian, which is selected in this study, tourism not only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revitalizing the local area.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has also emerg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urbanization, which, nevertheless, still fails to seduce many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nsofar. This article, thus, contributes to nuanced insights into this new governance model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Shuiji village. Specifically, despite embracing multi-stakeholders' collaboration and negotiation, this model, still highlights, if hardly prioritize, the roles of a few key agents, notably, but not exclusively, villagers, overseas corporation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Precisely, it should be first recognized that the local state usually plays an essential part in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itiat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direc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gotiating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hose interests might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Whilst, possessing their land rights and modernized life style villages are usually inspired to actively interact and negotiate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lready become the fashion that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strive to attract overseas developers and corporations to invest and manage tourism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Their inclusion might stimulate locals' income. Nevertheless, to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is never easy, and its success apparently relies upon multiple factors, primarily including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supply,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flexible design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market rules for realiz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balance of power among stakeholders. As a joint effort of all these factors, it is most likely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among stakeholders in rural areas. And resources could be redistributed effectively either, so as to respectively facilitate the urbanization progress and local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in all,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could be treasur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rural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led urbanization mode is unambiguously quite useful in enriching the case studies concern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 tourism urbaniz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1 引言

旅游开发可促使乡村经济形态向城镇经济形态转变[1,2,3],使乡村在原有基础上内生式地发展为小城镇[4,5]。在此过程中,倘若能够合理引导旅游活动并有效控制乡村景观,旅游推动的乡村城镇化可以避免耕地浪费、环境污染、乡村“空心化”等系列问题[4],并在不改变户籍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城镇化”[6]。这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型城镇化路径,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也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就旅游城镇化的研究进展看,相关研究越来越从“城市旅游化”[7,8,9,10]、城郊旅游城镇化[11,12,13]、旅游扶持的城市复兴[14,15]等问题转向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旅游城镇化的特征、转变过程与发展动力[4,12,16-24]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然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还应加强微观视角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从微观视角深入探讨乡村地区自主、自生、自觉[25,26]的乡村旅游城镇化,对于响应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具有积极意义[13,27,28]。福建省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本文将以此为例,探讨乡村旅游城镇化多主体共治模式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作用机制,以丰富乡村旅游城镇化模式研究。

2 相关研究进展

旅游发展和城镇化是两个高度交互的现象,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29,30,31,32]。一方面,城镇发展促进公共设施水平提高并带来活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从而形成旅游产业集聚动力、推动旅游发展[15,33,34]。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的良性旅游发展都有可能吸引生产要素集聚[35],产生专门为旅游消费而建的城镇空间,从而扩大城镇规模或增加新城镇的数量[18,36,37,38,39],出现Mullins所说的“旅游城镇化”[32]。现有研究表明,旅游城镇化的主要机制是旅游与各要素的关联促进泛旅游产业的融合与集聚[6],形成消费和投资的集中化[40,41],产生就业机会,推进人口的市民化及社会体系的完善。

旅游城镇化大致分为大城市的升级、城郊旅游综合体的园区开发、中小城镇的扩张发展和旅游新型乡村的社会转型四种类型[42]。四种类型又可归纳为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和发生在城市内的旅游城镇化两种类型,Gladstone等都做过这样的区分[14,43],认为前者是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开发的结果,后者是生产中心的再发展。由此,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44,45],由具备资源潜力的乡村嵌入现代消费特征转变而成[20,46],多数是从旅游发展的低级形态逐渐转变为城镇形态的[38]。转变可能经历多个阶段[47],在这个过程中,人才、资金、游客促进农业生产活动向旅游活动转移集聚,改变地区原有的经济模式、地域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使乡村内生发展成小城镇[12,20,48,49,50]。由于是乡村通过旅游就地发生“主动式”城镇化[51],其发展规模可能会达不到建制镇的水平,因而形成介于村庄与建制镇之间的一种新型乡镇空间。尤为重要的是,旅游城镇化会给原先的乡村带来城市文明[52],促进人的城镇化。

关于中国乡村旅游城镇化的具体发生机制,现有文献中已发现的模式有三种(表1)。

表1 三种典型乡村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总结 Tab. 1 Three typical tourism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s in rural areas

第一,政府或资本主导的旅游城镇化。该模式通过政策或资金直接引导乡村形成新兴城镇[21]。政府或资本是城镇化发展的绝对权威,其他主体极其有限地参与管理[17]。在这种模式中,由于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经营受到统一的统筹与规划,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但是行政与资本的绝对主导可能会使乡村居民无法增权。而过快的城镇建设会让乡村边缘化,出现虚假城镇化、过度城镇化[15]、乡村房地产化等问题。

第二,社区主导型旅游城镇化。社区主导模式很大程度是村民共同经营、共同出资自发参与旅游经济而转变人口社会属性的一种模式。受到旅游需求驱动和旅游消费的刺激,乡村精英进行商业探索,获利后的示范效应吸引全民参与。在频繁的主客交往和市场竞争中,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迅速,商业意识逐渐完备,乡村经济在旅游经营和再生产中达到镇级水准。这一模式中,由于外部主体难以介入城镇化各阶段的管理,因而其结果主要取决于社区精英的能力。一旦精英缺乏足够远见,而村民自主性太强又缺乏统一监管的话,乡村容易失控失序失调,甚至出现“公地悲剧”[4]

第三,多主体互动型旅游城镇化[22,24]。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乡村通过政府渐进式调控、社区主体全面参与、外来力量有力介入等方式实现旅游城镇化。在这种模式中,如果多类主体之间的互动是良性而可持续的话,乡村社会结构会更加稳定,村民社会观念转变更加深刻、村民向城镇人的转变也更加完善。但是,如果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很容易产生半城镇化、规模受限、政商混杂、“象征性”治理等弊端。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十分有必要进一步探寻多类主体良性互动的机制。

基于以上综述,本文将泰宁县水际村的旅游城镇化视为多主体互动模式中能够通过良性互动而实现“善治”的一种子模式——多主体共治模式。这种模式目前尚无研究关注其形成过程和特征。由此,本文尝试通过水际村案例分析,揭示其实现多主体共同治理而有效促推旅游城镇化的机制和模式,为乡村旅游城镇化多主体互动发展提供参考。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泰宁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是典型的“山区、老区、边区(两省交界)”。水际村地处泰宁县梅口乡东南部,位于旅游景区大金湖之畔,属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范围。全村125户513人,辖4个自然村,村内广泛分布相对稀缺且高品质的山—水丹霞地貌景观。20世纪80年代,水际村一度因拦河建坝而急速衰败,成为全县有名的省级贫困村。然而30多年来,在当地政府机构、村民群体和外来商业企业等多类主体的协作下,乡村形成了铺排的徽派特色城镇景观,建立了家庭旅馆、游船和渔业为主导的旅游服务产业,成为了“家家有别墅、户户有轿车”的富裕村。村民全体参与旅游发展,在非农转变中并没有改变土地权利关系。得益于合理的产权制度,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通过多年发展,水际村民实现了生活方式现代化、意识市民化。对水际村的旅游城镇化模式进行案例分析,有助于学术共同体拓展视野,将更多现象纳入研究范畴[53]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水际村的关注始于2009年。2009-2010年间多次对水际村进行实地调查,建立了水际村旅游发展的综合认识。2017年7月,为深化对水际村旅游城镇化的认识并追踪其旅游发展进程,专门开展了新一轮实地调查。本次调研通过个体深度访谈、政府管理人员座谈、非参与观察和二手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数据。个体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共深度访谈29人,其中普通村民18人、村干部1人、政府管理人员7人、游客3人。受访者包括景区从业人员、农家乐经营者、家庭旅馆经营者、基层干部、股份制协会干部、游客等多种主体。政府管理人员座谈时长约2.5 h,参与部门有泰宁旅游管委会党政办、景区监察队、遗产保护局、规划局、古城旅游公司、旅游统计局等。实地调查结束后,多次对主要管理人员进行电话访谈,查漏补缺。对于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还利用论文文献、泰宁县志、泰宁县总体规划、泰宁旅游资料、新闻报道、“乐享泰宁”丛书等二手资料进行三角印证和信息查漏,直到信息饱和。

4 水际村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水际村是泰宁县金湖景区旁的一个行政村。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水际村依托金湖景区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旅游就业,但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城镇化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

根据水际村在旅游城镇化不同时期的空间形态、乡村景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表2),可将水际村的旅游城镇化划分为初级、扩张、调整、持续发展四个阶段。阶段划分的标志性事件是:① 1991年,泰宁全县会议确立以金湖旅游业为经济突破口,加快了金湖景区统一建设、开发、管理的步伐,水际村的非农活动开始大规模发生,由此开始了城镇化历程;② 2001年,县政府一次性将大金湖的经营权转让给外部企业福新公司,外部资本主体进入实质经营,大量投资、建设带动乡村景观城镇化,而外部主体的进入意味着新的主体间互动模式的构建,水际村的城镇化进入扩张阶段;③ 2004年,县政府鼓励村支书牵头成立了大金湖渔业协会(企业性质),各类主体以资本互嵌的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组织,形成协同发展之势;④ 2010年,泰宁成为世界遗产,各类主体在良性互动中持续发展,村民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向市民化转变。

表2 水际村旅游城镇化发展特征 Tab. 2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Shuiji village
4.1 初级阶段(1991-2000年)

1991年,泰宁全县会议确立以金湖旅游业为经济突破口,金湖景区开发步伐加快。利益驱使水际村民纷纷加入到旅游业中,旅游发展开始改变村民职业结构(村务农者,男,60岁左右)。村干部看到旅游业的发展机遇,着手筹建“野趣源1 ( 野趣源是金湖内唯一一个人工开发的登岸徒步游览景区,区内有水际瀑布、茂林、丹霞地貌等自然风光。)”徒步旅游项目。该项目由村委会出资一半,余下以500元一股募集村民资金。野趣源在开发一年内盈利2万元(金湖渡头抬轿工人,男,60岁左右)。旅游创收使更多农户从土地耕作的传统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村民开始涉足商业、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等相关行业,乡村产业从农林渔业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

这一阶段,县政府十分重视金湖的发展。为了提高游船服务质量,县政府于1994年专门成立了旅游协会游船分会。1996年,县政府又将1986年成立的金湖开发区管委会改为金湖名胜区管委会,并逐渐将管理权力下放到管委会,批准管委会对金湖进行直属管理,重点负责金湖的核心盈利点——游船项目。对管委会的放权大大提高了政策在本地的执行效率。通过成立大金湖航运集团公司,管委会开始专业化经营金湖游船。同时,管委会引导村民注资游船项目,以股份制的形式与村民开展联合经营。合资壮大后的游船分会独立为企业性质的“游船协会2 (2 水际村的“协会”并不是行业协会,而是不同主体在市场和社会领域组建的股份合作制旅游企业,但泰宁的官方文件及当地百姓都习惯称之为“协会”。本文提到的其他协会同样如此。)”,拥有自己的游船、快艇及造船厂,业务涵盖整个产业链条(管委会规划局人员,男,30岁左右)。在政府与村民的协作下,金湖游船客运量1999年达到6.5万人次[54]。村民从参与游船经营和从业培训中获得旅游经营的思想启蒙,生产方式逐渐脱离耕地。同时,管委会在景区经营的份额进一步扩大,1998年,县政府授权管委会以国有独资的形式成立“金湖旅游经济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承担金湖经营的有限责任。

4.2 扩张阶段(2001-2003年)

2001年,县政府一次性将大金湖的经营权转让给外部企业福新公司,外部资本主体进入实质经营(管委会党政办人员,男,45岁左右)。福新公司成立“金泰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对金湖全面包装、营销,金湖品牌知名度快速提升,吸引了大量其他商业投资。外部资本的参与使乡村建设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商业业态的增长使乡村建设用地逐步向商业型和居住型混合用地过渡。福新公司在水际村建设的“金阳明星度假山庄”等旅游住宿设施催生了水际村的农户家庭宾馆业发展。政府与福新公司两个主体各司其职,政府不断注入扶贫款等资金改善乡村人居环境,配合旅游商业运营开展大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2003年,水际村的下坊码头建成旅游新村,新村供电、给排水、管道、煤气、通讯等公共设施按镇级配备,村宅户型设计为双层别墅,外观设计统一为徽派立面,兼具自住和旅游住宿接待功能(水际村村干部、组织文员,男,45岁左右)。下坊新村的建成使水际村出现成片铺排的小城镇景观,在整个县域产生示范效应,成为全县景观符号,泰宁县城区内的建筑纷纷仿照徽派特色修缮立面。

在此阶段,村民生产方式不再依赖土地,就业结构摆脱了传统农民的特征。在外来企业的投资下,造船厂、食品厂、度假山庄等建设用地明显增多。在政府、外来企业、村民的推动下,非农活动、城镇景观、基础设施等城镇化现象开始初步形成。

4.3 调整阶段(2004-2009年)

水际村在旅游发展达到一个高度后,城镇化开始出现瓶颈。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业态普遍缺乏自身特色,难以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此外,村民小农意识仍然存在,村内出现了邻里互相恶性竞价、与外来企业争抢游客、治安混乱等乱象。基于提升共同利益和组织效率的目标,各类主体以资本互嵌的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组织,共同管理水际村的旅游发展。2004年,县政府鼓励村支书牵头成立了大金湖渔业协会(企业性质),村民可以2000元/股的价格入股渔业协会,由渔业协会统一组织捕捞、管理和销售,享受协会利润分红。2006年协会成立大金湖渔业有限公司,规模经营村内所有渔业项目,并聘请当地村民作为作业员工(管委会遗产保护局人员,男,50岁左右)。其他协会也纷纷建立,2005年各个家庭宾馆法人代表联合成立了家庭宾馆行业联盟协会(企业性质)(下坊12栋农家菜馆经营者,男,65岁左右),制定统一硬件、软件和收费标准,统一协调房源,所得收益根据接待房间总数分红[54]。2007年“下坊农家度假山庄”接待中心在金湖码头正式开业,其实质是民宿协会整合资源后的对外统一销售前台。

“协会”开始成为多类主体共同推进乡村旅游城镇化的着力点。政府进一步规范游船业、住宿业、渔业等协会制度,2005年成立泰宁县散客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和大型团队结算中心,服务协会团散客接待。2006年出台“泰宁县家庭旅馆六点整治办法”,规范民宿协会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继续放大管委会的权力,将金湖旅游经济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船舶管理中心、监察大队归入管委会管理范畴。外来企业为村内妇、弱、老等群体提供协会的物业管理工作,在帮助弱势村民实现全面非农化转变的同时,也激发了全民参与旅游的热情(大金湖停车场看管人员,男,40岁左右)。在村内改制、政府引导、外来企业带动下,金湖机动船客运量增至12.2万人,家庭宾馆日接待游客达300人[54]。协会制度促使村民改变社会观念,同时萌生了村民对公共空间的治理观念。自2006年始,水际村开始执行“村民值日环卫”制度,采取村民自觉日清的办法,以解决游客投诉的垃圾污染问题。政府、外来企业与村民的良性互动改变了水际村景观风貌,景点沿线发展出风味餐厅、家庭宾馆、旅游购物网点、游船公司等店铺,出现了明显的城镇景观。

股份合作制度出现后,乡村的投资量激增,水际村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组织和社会互动方式,扩大了乡村产业规模,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村民开始与来自城镇的现代游客、媒体、科研人士进行频繁互动,推进了自身生活方式、商业经营、价值观念等的更新。水际村的乡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专业村。

4.4 持续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中国丹霞成为世界遗产。作为中国丹霞遗产地的一部分,泰宁金湖的知名度迅速提升,游客量剧增,水际村进入新一轮城镇化阶段。政府统一改善道路、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大金湖饭店经营者,男,50岁左右),水际村的建筑风貌、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社区治安、文化设施等明显好转,村民的人际信任、关系网络、意识观念等现代社会文化特征明显增强3 (3 依据“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本地村民咨询问卷调查”,泰宁水际村在“申遗影响”部分的指标“社区建设”和“社会联系”两方面的综合得分均值分别为4.046和4.223(总分为5)。)。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均发现,水际村民在频繁的主客交往中进一步改变了思想观念,生活水平也走向了现代化,无论是物质设施还是社会文化,基本上都完成了向城镇人的转变。村民出行交通工具和现代居家设施基本齐全,着装打扮与县城居民无异、能熟练使用互联网交易等新兴交易平台(下坊23栋金鑫饭店经营者,女,50岁左右),思想意识基本实现了市民化。村民对外界和城镇文化的接受性越发增高,对城镇生活的认知度日益提高,村内医疗、金融、教育、养老、文化等民生事项亦开始健全。当地的农村金融拓展支农再贷款的限额,对涉旅农户进行扶持。村民免费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免交闭路电视及电话月租,60岁以上老人每年能领到一定养老金[55]。村内同时新增好几处广场、凉亭等公共空间。

在景区发展对水际村实现帮扶以后,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围绕乡村本身开展建设。2014年,政府为水际村编制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建性详规,为其打造“鱼悦水际”的旅游主题。企业、政府和乡村共同策划了大金湖帐篷节、海峡两岸大金湖明月节、渔文化节等乡村民俗文化活动、丰富水际村的旅游文化内涵。另外,乡村动工建设淡水鱼展览馆、渔文化综合大楼、库湾赏鱼垂钓基地等旅游项目。乡村旅游的建设让水际村成为国家美丽乡村示范点和泰宁的旅游专业村。

村民能正确对待投资带来的正负效应,总体素质和商业理性逐渐提高,开始投资粮食、烟草等行业,聘请外部服务公司对农田进行科学经营;开始自发组织合作社,组建养牛、养鸭、金湖高空翼伞等新的协会(下坊12栋农家菜馆经营者,男,65岁左右)。水际村委提供5年不收取租金的投资优惠,以土地入股的形式与企业合资建设金湖湾度假村项目。度假村拥有豪华木屋、水上高尔夫、垂钓中心、环湖跑道等娱乐服务,并且成功在上海Q版融资上市(泰宁景区监察队队员,男,35岁左右)。企业和村民合作发展出“协会+公司+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农家乐长期增收,2015年,全村90%农户建有别墅型住宅,三分之二农户拥有私家车[54]

如今的水际村,村民的思想方式摆脱了传统农村文化,思维方式逐渐现代化。乡村空间逐渐扩大成以消费为引力的城镇,旅游城镇化程度深、范围广,被称为“泰宁的香港”。

4.5 小结

水际村旅游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事件的参与主体及相关举措如表3所示。通过表3可以发现,不同阶段发生的重要事件都是由两个主体以上共同推进的,主体之间逐渐建立了有效的协作。所涉及的实质性主体有当地的政府机构、村民群体和外来的商业企业。这种协作不同于一般的多主体互动,是多类主体通过良性互动而实现的“善治”,对此,本文称之为“多主体共治”。正是由于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和维系,水际村实现了产业、景观、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等的城镇化。

表3 水际村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多类主体的互动举措 Tab. 3 The interactive action of stakeholders in Shuiji village tourism urbanization process
5 水际村旅游城镇化理论分析

水际村体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村民在非农转变中并没有改变土地权利关系,而是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职业类别、实现生产方式的离土离农。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在这些转变的背后,多类主体通过良性互动而实现的“善治”至关重要。

以下内容将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对水际村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以揭示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

5.1 多主体共治模式的形成过程

综合水际村与现有文献中提及的其他案例[4,12,16-19,21-24],大体可归纳出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四个阶段:① 旅游产业启动与初步制度设计时期,② 主体多元化与景观城镇化时期,③ 矛盾多发与利益调整时期,④ 社会观念与社会保障城镇化时期。应当指出,不管哪个阶段,产业、景观、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等的城镇化都在进行,但是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会发生变化。各种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区别则在于,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各类主体处理问题的方式及由此造成的结果存在差异。下面结合水际村的案例分析多主体共治模式在城镇化各阶段的特征,以阐明其形成过程。

5.1.1 旅游产业启动与初步制度设计时期 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旅游资源优势或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并通过合适的制度设计保障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乡村的小农经济和资金短缺往往是这一时期旅游产业发展最大的障碍,如果无法就地开辟消费市场,吸引要素聚集,乡村人口的就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就无法转变。针对这一问题,行政或资本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往往由政府直接成立公司或引进外部资本全盘掌控当地旅游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社区的利益往往被忽视,乡村的建设多以配合旅游开发为主,乡村自身的生产、生活功能需求往往得不到重视。与此相反,社区主导型模式则排斥政府或资本的介入,社区居民依托自身有限的资金和能力参与旅游,这种模式虽然保障了社区自身利益,但却可能因为社区居民的短视和无组织,造成旅游发展的失控失序失调,甚至出现“公地悲剧”[4]

与以上两种模式不同,水际村在旅游产业启动时期,既有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也有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在社区中,不少村民通过经营游船等方式参与旅游就业,而村集体也积极筹建野趣源旅游项目。对此,管委会采取如下措施:① 对于不会造成环境破坏和其他不利影响的集体开发项目,政府允许甚至扶持其发展;② 对于有可能出现乱象的游船经营活动,管委会成立公司,引导村民注资,以股份制的形式与村民开展联合经营。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村民的收益,又以有效的手段将社区参与纳入管理范畴。需要说明的是,管委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效的管理措施,一方面得益于其管理能力和有效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泰宁县政府的权力下放,使之形成了与职责相匹配的管理权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旅游城镇化初期,产业的发展是关键。但是,产业发展很容易造成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拥有强势权力的行动者往往使利益更多地向自身倾斜,从而为后续的城镇化进程埋下隐患。水际村所体现出的多主体共治模式在这一阶段则很好地体现了主体间合作。不同主体间的权力虽然并不完全均等,但政府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并不与民争利,而是以互利的方式将社区参与纳入管理范畴并以合适的制度设计约束各方行为。政府与村民的股份合作制赋予了各个主体资产股份权能,规范了产权管理体制,明晰了各个主体之间的权益。集体经济成员保留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同时具备集体收益分配权。村民的土地资源没有被大量的变卖、租赁或征收,村民因而拥有就地发展的生产资本,减轻了村民的离乡压力,也避免了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5.1.2 主体多元化与景观城镇化时期 一旦旅游产业发展步入正轨,随着游客量的增大,旅游产业往往吸引更多的资金、设施和人才向乡村集中,利益主体变得多元化,乡村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往往也在这个阶段发生。这一阶段应注意的是:① 主体的多元化应带来经济规模的扩大、尽量避免出现各类主体相互争利、村民利益受损的现象;② 景观的城镇化应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水平。水际村城镇化扩张阶段(2001-2003年)正体现了这些特点。一方面,以福新公司为代表的外部资本的进入,提升了金湖品牌知名度,扩大了旅游产业规模,在自身盈利的同时,通过社区商业改造,扶持农户家庭宾馆业迅速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多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政策手段加大对乡村基础生活设施的资源投放,促进旅游收益回归乡村。

因此,与其他模式不同,水际村所体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中,外来企业提升了旅游产业水平并带动乡村居民共同发展,政府有效管控景观城镇化并进一步引导村民将生活资料(土地和房产)转化为生产资料,推进乡村旅居一体化的现代社区建设。同时,政府适度退出景区经营,交由企业盘活市场,并对各类主体实施有效的引导、监管和约束。政企之间的合作博弈扶持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更新了村民参与旅游业的意识,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城镇化。

5.1.3 矛盾多发与利益调整时期 从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看,部分旅游地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往往会进入相对停滞阶段。在这一阶段,原先被发展所掩盖的矛盾将会集中爆发,比如乡村产权不清、产出效能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等,而一直抱有增长预期的各类主体在经历停滞时,容易出现抢占资源和恶性竞争的情况。因此,这一阶段的关键是调节矛盾。水际村的案例表明,由于各类主体的权力相对均衡,没有出现利益调配失衡、失序的状态,更为关键的是,多类主体之间通过产权融合的合作经营,有效解决了以上问题。不同主体通过搭建资本纽带从而有效整合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不同类型的生产资料,扩大旅游生产的地域规模,加速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进一步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升级。政府通过建立良好的市场规则来引导合作组织的壮大,比如规范运营办法、发放合作补贴、帮建销售前台等,企业同时扶持合作组织介入成熟市场并提供相关的管理培训服务。围绕本地资源而延长的产业链,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乡村的资源、人才和资本,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合作经营使村民的集体关系得以延续,没有出现社区关系的过度原子化问题,村民反而超越了单纯的个体经济利益追求,以合作互利的方式形成了互帮互助、共同富裕的分配观念。

5.1.4 社会观念与社会保障城镇化时期 在矛盾得到有效调和之后,各方权力和利益将达到相对平衡。乡村的发展水平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旅游经济隔离,村民整体生活质量、社会观念与城镇相比仍存在差距。因此,本阶段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保障的城镇化。

在水际村的案例中,政府和企业在引导乡村经济发展后,还进一步引导村民在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养、文化素质等方面的现代化。政府着重围绕乡村而不是景区进行顶层规划,提供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涉旅补贴等乡村公共物品,并逐步培育乡村的文化品牌构建。企业筹办大量的节庆活动也吸引了更多的现代要素涌入乡村,从而提升村民的文化内涵。社区居民获得了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进一步培养了经济理性和经济能力。村民能够利用财富进行乡村再投资,保证旅游利益最大程度留在本地,并在投资中不断反思和自我教化,重塑了自身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属性,逐渐摆脱小农意识,完成了户籍未改但市民化现象明显的就地城镇化。

可以认为,2010年以来,水际村的持续良性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主体持续良性互动的结果,也是这些良性互动的延续。图1归纳了水际村所体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的形成过程。

图1 多主体共治下的水际村旅游城镇化过程
灰色为利益主体 浅橙色为涉及产权制度灵活设计的主体
Fig. 1 The proc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Shuiji village

5.2 多主体共治模式的核心要素

以上内容简要分析了多主体共治模式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多主体共治模式的核心要素归纳为以下几点。

(1)有效的制度供给。政府机构为旅游城镇化营造的制度环境是各类主体行动的根本依据。有效的政策、规章和运营办法能够明晰各主体的权利边界,有助于各主体快速、健康和规范化地适应旅游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再整合。多主体共治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探寻与问题情境相适应的合理制度并以行政权力为依托执行相关制度,而一旦发现制度与实际不相符合,则能较快地调整制度。

(2)合理的科层制分工。多主体共治模式中,政府并不缺位,但上级政府简化乡村治理的层级体系,自身退居监管角色,同时通过委托机制扩大直管部门属地管理的权力,使之形成与其责任相匹配的治理能力。上级政府与属地管理部门形成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由此,上级政府可以脱身地方属地管理,专注于政策调控、品牌构建、规范经营等宏观层面的治理。属地管理机构职能的提升则避免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执行失范及多头管理问题,有效调控各类资源使其收益能够持续促进乡土社会的发展,从而提高各主体在制度框架内协作的效率和可操作性。

(3)多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设计基于共同融合、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产权融合机制是多主体共治模式的另一要素。这些机制捆绑各方主体的利益,形成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当旅游分配有失公平的时候可以互相制衡各主体之间的行为。产权融合机制实现了资本互动、融合与孵化,最大程度配置乡村内部资源,提高城镇化发生所需要的旅游生产效率。

(4)建立市场规则的同时形成合理的分配正义观和经济行为能力。多主体共治模式中,各类主体的互动使乡村市场规则得以完善和优化,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理性化,为产业规模化提供稳定的正式秩序。经由合作经营等活动,社区居民形成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观,实现了旅游利益共享,有效防止了经济非均衡发展和财富极化,避免了乡村阶层分化。同时,在跟其他主体的不断互动中,社区居民形成更加理性的经济行为和更加合理的财富管控能力与再投资意识,对旅游利益的管理和使用更加有效,而不是大肆扩建、过度挥霍。

5.3 多主体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

图2总结了多主体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旅游活动为相关产业发展集聚了资金、技术、人流、信息等生产要素,产生了推动城镇化的原始动力。但要真正推动乡村城镇化,实现要素资源在乡村的有效配置,就需要多类主体之间构建合理的分工网络。在分工网络中,有效的制度供给能为多主体的互动营造良好的制度发展环境,提高多主体协作的效率。而合理的科层制分工进一步明确了各管理层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实现管理部门的权责匹配,确保了旅游制度执行的可靠性。通过产权制度的灵活设计,可以实现多主体之间良好的合作,提高城镇化规模发生所需要的旅游生产效率。建立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有利于各主体公正地分配旅游发展效益,而乡村主体在市场规则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行为能力可以使其合理管控财富,形成对旅游利益正确的管理和使用。

图2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 Fig. 2 The multiple stakeholder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s

基于以上核心要素的作用,多类主体之间产生一种权、责、利均衡的共同利益。受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刺激和约束,多类主体在共同治理中实现旅游利益最大化,保障旅游资源带来的发展效益可以在乡村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独立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多类主体的共同治理可以弥合乡村转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分化,不断维持、改善以及强化这种城镇化机理,实现乡村经济效益化、产业结构规模化、人口非农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从而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发生。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水际村旅游城镇化的特征、过程及发生机制,总结出一种通过多主体良性互动而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将其概括为“多主体共治模式”。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能够形成权、责、利平等制衡的共同利益,并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在乡村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独立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

多主体共治模式没有明显的权威,其本质特征是多个利益主体对公共事务共同的柔性管理,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模式能有效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弊病——政府渐进式调控能有效地避免“公地悲剧”,外来资本的有序导入避免了“再贫困”,通过产权融合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可以保障村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多主体共治模式对乡村旅游城镇化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

(1)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优化。政府需要创造一种无层级的治理网络来提高多主体的协作效率,从管理、引导、培育等层面导向旅游,为城镇化制定相对有效的制度。乡村需要有一个协商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平台,多类主体通过平等对话规范经营实施,明晰权利边界和角色定位,使各个主体的有限责任制度化,形成内部约束。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发挥合作制度对提升村民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属性的教化功能,并保护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地位。

(2)利益主体合作模式的创新。上级政府通过权力下放成立权责匹配的基层管理机构,赋予其整合各方资源和协调区域管理体制的权力,可以有效避免“象征性”治理的局面。合理吸纳大企业带来的运营优势,保障政府与外来企业在旅游发展中互相监督,可防止企业独大或“政商混杂”。平衡好旅游发展和乡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在体制上通过灵活的产权设计可使乡村城镇化在旅游发展中受益。依靠产权或规章等正式制度建立起契约性的利益互嵌机制,可形成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组织。不同主体自身的经济、技术、权力等有效资源的融合可推动内生式城镇化。

(3)农民权益的保障。村民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常常出现失语的困境,因此多主体共治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好村民的权益。水际村的经验可总结出如下策略:① 最大限度地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村民生产方式的过渡难题;② 鼓励村民以多种方式参与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服务与经营,与村民共同制定乡村重大决策;③ 重视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城镇化过程中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④ 构建有助于处理村民集体利益诉求的协作机制,比如建立合作社以克服村民在市场端的嵌入劣势,使之梯度性介入成熟市场系统形成结构性互补等。

致谢:感谢泰宁县旅游管委会在实地调研与村民走访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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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形态,乡村地区为自然经济,而城市的市场经济则比较明显。但随着乡村地区旅游开发的深入,乡村地区城市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种城市化不仅是乡村空间形态上的城市化,更包括经济形态的城市化。江西井冈山市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经过10多年的商业性旅游开发,呈现出了3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模式,一是城市外延扩张模式,二是在乡村导入城市模式,三是乡村经济城市化模式。通过对这3种城市化模式的分析,归纳国内乡村地区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及城市化的后果。
DOI:10.3969/j.issn.1003-2363.2009.03.017      [本文引用:4]
[Huang Yucheng, Jin Ciping.Implementation pattern of tourism exploit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nggangshan city in Jiangxi province.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9, 28(3): 76-79.]
[22]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Gouge Village is located in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 and only 100 km away from Beijing city. It has become a typical tourism-based vill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this study, the land use pattern change of Gouge Village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methods (PRA), combined with GIS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three stages on the land use pattern evaluation during the past 25 years including slow initial phase, rapid expansion phase, and smooth development phase. The stages presented a dual expansion process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 as well as from the plane to space.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intensive degree of land use increased greatly. (2) The evolution of land use pattern of tourism-oriented village cause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unction. The function was changed from villagers' living to the tourists' needs, including the accommodation, shopping, catering and entertainment. (3) Main factors, including the village'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tourism market demand, the government's progressive regulation, the household rational choic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change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land use patterns are not sustainable. We suggest that the rural land use pattern should be a major concern associated to the needs of tourists. In addi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ouge Village.
DOI:10.11821/xb201112011      [本文引用:2]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Quansheng.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707-1717.]
[23] 杨建翠. 民族地区旅游推动城镇化发展研究: 九寨沟县旅游城镇形成机制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2, 33(4): 137-140.
旅游业的集聚、扩散效应和产业联动效应在九寨沟推进了城镇空间扩张,经济水平提升.九寨沟县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等级高的资源优势和旅游业集聚效应、关联带动效应强的产业优势,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可为经济社会落后、不具备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广大西部民族地区,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科学论证.
[本文引用:1]
[Yang Jiancui.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towns in Jiuzhaigou county.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2, 33(4): 137-140.]
[24] 王华.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 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地理科学, 2016, 36(6): 863-870.
<p>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p>
DOI:10.13249/j.cnki.sgs.2016.06.008      [本文引用:4]
[Wang Hua.Tourism-driven new rur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 in 1980-2014.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6): 863-870.]
[25]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衰落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紧迫问题。以乡村文化保护为主线,通过综述乡村文化的研究进展,围绕城镇化和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是"繁荣"还是"衰落"、是"原真"保护还是"创新"利用、是景观"美化"还是文化"重构"等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乡村文化保护利用和恢复重构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及主要科学问题。强调应运用区域性、综合性的地理思维和人地关系的视角,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与现代技术,聚焦引领性科学问题,关注城镇化对乡村文化胁迫效应测度及其影响过程与机制分析,重视乡村文化的科学保护、旅游活化利用、旅游村镇化与村镇旅游化、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和乡村多元价值提升,运用社区恢复力理论构建乡村文化恢复模型,依据文化基因、乡愁记忆等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确定乡村文化重构内涵,构建符合中国乡村特点的文化重构模式,从而为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为国内学者进行乡村文化和乡村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引用:1]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33-249.]
[26] 文军, 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 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7, 32(4): 22-45.
随着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的快速推进,"村落转型"开启了新的乡村性追问。依据"村民"与"村落"两大转型维度,我们以类型学视角对村落及其转型进行了再理论化。本文聚焦于研究"无村民—有村落型"村落及其三种现实形态,考察了村民与村落在转型中的分离与融合。"流失‘村民’的村落"提示了村民群体与村落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村民的市民化并没有带来乡村性的崩溃,反而因村民与村落的重新融合而使部分乡村呈现出了某种"新乡村性"。
[本文引用:1]
[Wen Jun, Wu Yuefei.Village with a loss of villa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eflections on rural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4): 22-45.]
[27] 黄震方, 陆林, 苏勤,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09-1421.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DOI:10.11821/dlyj201508001      [本文引用:1]
[Huang Zhenfang, Lu Lin, Su Qin, et al.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09-1421.]
[28] 陈培培, 张敏.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35-1446.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DOI:10.11821/dlyj201508003      [本文引用:1]
[Chen Peipei, Zhang Min.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35-1446.]
[29] 蒙睿, 刘嘉纬, 杨春宇. 乡村旅游发展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初探. 人文地理, 2002, 17(2): 47-50.
西部大开发 ,旅游业是重点 ,城镇化建设也是重点。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新分支 ,也是西部旅游开发的重要方面。本文界定了乡村旅游的内涵 ,并在分析西部乡村旅游资源和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基础上 ,对乡村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 ,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 ,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为了保持性村旅游于西部城镇化良性关系的协调发展 ,作者提出了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建议
DOI:10.3969/j.issn.1003-2398.2002.02.012      [本文引用:1]
[Meng Rui, Lui Jiawei, Yang Chunyu.A primitive study on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tourism and the western urbanization. Human Geography, 2002, 17(2): 47-50.]
[30] Safavi H.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sector: A sustainability approach: The case of Famagusta TRNC. Eastern 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2012: 31-55.
[本文引用:1]
[31] 王兆峰, 余含. 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耦合发展研究. 经济地理, 2012, 32(7): 165-171.
张家界旅游通过聚集机制——旅游资源禀赋及特色、政策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和扩散机制——城市生产要素外溢和相对落后产业外迁,推动小城镇建设发展;同时,小城镇建设通过产品创新力、设施支持力、消费驱动力和形象引导力来促进张家界城市旅游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研究发现张家界旅游和小城镇建设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并提出张家界市耦合发展对策:要深化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促进城镇建设发展;增加要素投入规模,以完善的城镇综合服务促进旅游业发展;积极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通过旅游业推动城镇建设发展;加强政府主导,促进张家界市城镇化和旅游业协调发展。
[本文引用:1]
[Wang Zhaofeng, Yu Han.Study on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small town construction in Zhangjiajie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7): 165-171.]
[32] Mullins P.Tourism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本文引用:3]
[33] 黄震方, 吴江, 侯国林.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 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0, 9(2): 160-165.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带动,城市旅游资源的富集,人口、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旅游供需关系的结合,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政策的导向,旅游业的发展和效能设施的完善等因素。导致了旅游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以长江三解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思路不明,破坏旅游景观和生态环境,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人口管理比较混乱用地功能分区不明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提出了旅游城
DOI:10.1007/s11769-000-0008-7      [本文引用:1]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 9(2): 160-165.]
[34] 朱竑, 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 桂林案例. 经济地理, 2006, 26(1): 151-155.
[本文引用:1]
[Zhu Hong, Jia Lianlian.The form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1): 151-155.]
[35] Liang Zengxian, Bao Jigang.Tourism gentrification in Shenzhen, China: Causes and socio-spatial consequences.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3): 461-481.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s a consequence of both entrification generalized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tourism industry. The geographical spread o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o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inevitably challenges existing explanations. Using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OCT) community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uses and socio-spatial consequences o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with the aim of widening the discussion on tourism gentrification. Historically, the Shenzhen OCT community was a traditional farm with single group of peasa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has become a mixed gentrified community with upper-class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Theme parks and other tourist facilities now dominate much of the community.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is community highlights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It can be a type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evolving from a brownfield area. The emergence of a rent gap is the result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not of suburb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gives the primary land developers some community administration rights to promote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urism gentrification leads to a mixed community with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low-income residents, which generates a diversity of cultural preferenc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he OCT community.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s one part of a broader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 from lower-class to upper-class spaces. In this case, tourism becom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in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lifestyle transformations.
DOI:10.1080/14616688.2014.1000954      [本文引用:1]
[36] 黄震方. 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 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01, 16(5): 53-57.
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分析了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 ,阐述了在旅游城市化进程中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从观念、产权、制度、规划、管理、生态、科技、教育等不同的角度 ,提出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对策。
DOI:10.3969/j.issn.1003-2398.2001.05.012      [本文引用:1]
[Huang Zhenfang.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resourc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economy-developed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Human Geography, 2001, 16(5): 53-57.]
[37] 王冬萍, 阎顺. 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 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3, 17(5): 118-122.
旅游城市化是随着城市化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本文以吐鲁番为例阐述旅游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实施旅游城市化应注意的问题如 :要选择和确定城市发展的主题 ,城市规划和旅游规划要协调一致 ,城市要有较为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体系及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旅游城市化等。
DOI:10.3969/j.issn.1003-7578.2003.05.023      [本文引用:1]
[Wang DongPing, Yan Shun.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phenomenon: A case study on Turpan, in Xinjiang.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3, 17(5): 118-122.]
[38] Andriotis K.Hosts, guests and politics: Coastal resorts morphological chang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4): 1079-1098.
DOI:10.1016/j.annals.2006.04.003      [本文引用:2]
[39] 陆林. 旅游城市化: 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 旅游学刊, 2005, 20(4): 10.
随着旅游的发展,有许多前沿课题需要研究,旅游城市化是其中一例.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常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05.04.007      [本文引用:1]
[Lu Lin.Tourism urbanization: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Tribune, 2005, 20(4): 10.]
[40] 陆林, 葛敬炳.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06, 25(4): 741-750.
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在对所能获得的国内外有关旅游城市化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从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模式,为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指明了一条方向。加强旅游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利于我国城市化健康、持续的发展。
DOI:10.3321/j.issn:1000-0585.2006.04.021      [本文引用:1]
[Lu Lin, Ge Jingbing.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4): 741-750.]
[41] Zhao Lei, Dong Yufeng.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22(5): 1-12.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otivational dimensions underlying food consumption in tourism, an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wo food-related personality traits, namely food neophobia and variety-seeking, on these motivational dimensions. A tourist food consumption motivational scale was developed and seven motivational dimensions were identified: novelty and variety, authentic experience and prestige, interpersonal and culture, price/value and assurance, health concern, familiarity and eating habit, and sensory and contextual pleasure. Both food neophobia and variety-seeking were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various motivational dimens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DOI:10.1080/10941665.2016.1175488      [本文引用:1]
[42] 林峰.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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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eng.Tourism-oriented New-type Urbanization. Beijing: China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2013.]
[43] Gladstone D.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4(1): 3-27.
DOI:10.1177/107808749803400101      [本文引用:1]
[44] Mullins P.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n tourism urban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44(12): 1248-52.
Abstract IntroductionTourism UrbanizationAustralian Tourism UrbanizationThe Land Economy and Australian Tourism UrbanizationThe Gold CoastReferences
DOI:10.1002/9780470773673.ch7      [本文引用:1]
[45] 陈艳, 谭建光, 鲍宇阳, . 城市化对旅游的影响及其反馈机制研究进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6): 613-618.
[本文引用:1]
[Chen Yan, Tan Jianguang, Bao Yuyang, et al.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and retroaction mechanism.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3, (6): 613-618.]
[46] Dandapath P, Mondal M.Urba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oastal eco-tourism in West Beng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2013, 2(1): 114-119.
[本文引用:1]
[47] MakowskaIskierka M. Spatial and morphological effects of tourism urbanisation in the Łódz´ Metropolitan Area. Turyzm, 2013, 23(2): 33-42.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effects of urbanisation that took place from 1979 to 2004, on the space of tourism areas in the rural-urban fringe of the 09ód02 Metropolitan Area. The study concerns morphological changes, i.e. land use, land plo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24 destinations
DOI:10.2478/tour-2013-0009      [本文引用:1]
[48] Bätzing W, Perlik M, Dekleva M.Urbanization and depopulation in the Alps. Mountain Research & Development, 1996, 16(4): 335-350.
A research project undertaken at the Geograph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Berne, analyzed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Alps between 1870 and 1990 at the level of the commune. Studies of growth, stagnation, decline, commune size, and altitude in almost 6,000 communes are presented on three colored maps enclosed with this issue. It is apparent that two highly divergent processes are at work and, accordingly, statistical mean values reveal little of importance. Approximately one-half of Alpine Europe is undergoing gener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growth and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opul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agricultural era. This development has taken place primarily in low-lying valleys and basins and in areas bordering the Alps that have good access to transport routes. Tourism is not as widespread as generally assumed and i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a punctate pattern. Only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Eastern Alps does tourism account for widespread population growth at higher altitudes; elsewhere the Alps have not been affected by modern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y and population are declining, with some areas in danger of becoming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 results challenge the earlier concept of the Alps as a rural region, once populated by peasants, where tourism now plays a major role. The structural change relates to ecolog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region-specific mountain policies should be introduced. /// Un projet de recherche entrepris par l'Institut de Géographie de l'Université de Berne a analysé l'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des Alpes européennes entre 1870 et 1990, au niveau de la commune. Les études portant sur la croissance, la stagnation, le déclin, la taille des communes et l'altitude et couvrant presque 6,000 communes, sont représentées sur les trois cartes en couleur ci-jointes. Il est apparent que deux processus très divergents sont mis en jeu et de ce fait les moyennes statistiques ne signifient pas grand chose. La moitié environ des Alpes européennes fait l'objet d'un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t démographique générale et sa population a beaucoup augmenté depuis la fin de l'ère agricole. Cet aménagement a surtout pris place dans les vallées et bassins en contrebas et dans les zones en bordure des Alpes jouissant d'un bon accès aux voies de transport. Le tourisme n'est pas aussi répandu que l'on pense et il est en général caractérisé par une configuration ponctuée. Ce n'est que dans la partie Ouest des Alpes orientales que l'on peut attribuer au tourisme une croissance démographique générale à haute altitude; partout ailleurs, les Alpes n'ont pas été affectées par le développement moderne et l'économie et la population sont en déclin, certaines zones risquant même de devenir complètement abandonnées. Les résultats remettent en question la conception antérieure des Alpes en tant que région rurale, peuplée dans le passé par des paysans, et où le tourisme joue maintenant un r00le primordial. Le changement structurel est lié aux problèmes écologiques, sociaux, culturels et économiques, et des politiques spécifiques à chaque région de montagne doivent être introduites. /// Dieser Artikel pr01sentiert die wichtigsten Ergebnisse eines Forschungsprojektes am Berner Geographischen Institut, in dem erstmalig der Alpenraum auf Gemeindeebene analysiert wurde. Daraus ergeben sich wichtige Bestandteile für ein neues Alpenbild, die deutlich machen, dass das herk02mmliche Alpenbild-die Alpen als b01uerlich-l01ndliche, stark touristisch überpr01gte Region-l01ngst nicht mehr der Realit01t entspricht. Dieses neue Alpenbild fordert dazu heraus, die Prinzipien der bisherigen Berggebietspolitik, der Wirtschaftsf02rderung im Berggebiet, der Umweltpolitik zu überdenken. Im 1. Teil wird die demographische Entwicklung aller knapp 6.000 Alpengemeinden nach Wachstum/Stagnation/Rückgang, Gemeindegr02sse und H02henlage analysiert: Die eine knappe H01lfte der Alpengemeinden verzeichnet seit 1870 ein starkes Bev02lkerungswachstum (Verdopplung), die andere knappe H01lfte einen starken Bev02lkerungsrückgang (Halbierung)-die Alpen werden durch stark gegenl01ufige Entwicklungen gepr01gt, so dass die Durchschnittswerte wenig aussagekr01ftig sind. Die Wachstumsgemeinden liegen v.a. in tiefen, verkehrsgünstigen Lagen, und es sind in der Regel die St01dte, die die h02chsten Wachstumsraten aufweisen. Die Entsiedlungsgemeinden liegen im eigentlichen Gebirgsraum in ungüstiger Verkehrslage, und es handelt sich meist um kleine Gemeinden. Entgegen dem verbreiteten Alpenbild stellt der Tourismus-mit Ausnahme der Region der westlichen Ostalpen-kein fl01chenhaftes Ph01nomen dar. Im 2. Teil werden anhand von 41% aller Alpengemeinden kommunale und regionale Entwicklungstypen (Wirtschaftsstruktur-analysen) erarbeitet, um die Ursachen der unterschiedlichen Bev02lkerungsentwicklungen besser verstehen zu k02nnen. Der alpenweit dominierende Strukturwandel ist derzeit die "Verst01dterung und Ver02dung": In den Gemeindetypen "Zentrum" und Pendlergemeinde" leben 1980 bereits mehr als die H01lfte aller Alpenbewohner, wobei dieser Anteil seitdem stark w01chst. Parallel dazu verschwinden die l01ndlichen Alpenregionen (N-Regionen: "nicht-zentrendominierte Regionen") zugunsten "zentrendominierter Regionen" (Z-Regionen) oder "Pendler-Regionen" (P-Region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1980 ein Viertel aller Alpengemeinden problematische Kleingemeinden, und die "Entsiedlungsregionen" (E-Regionen), in denen die gesamte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zusammenbricht, machen etwa ein Fünftel der Alpenfl01che aus. Dieser Strukturwandel ist mit zahlreichen 02kologischen, sozialen, kulturellen und 02konomischen Problemen verbunden, die es dringend erforderlich machen, "regionsspezifische" Berggebietsmassnahmen zu entwickeln.
DOI:10.2307/3673985      PMID:12292860      [本文引用:1]
[49] Martins J.Sun, sea and extended urban territorie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Young Urban Researchers. Lisbon: 20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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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钱悦斐, 杨新海. 苏南乡村地区“主动式”城镇化复兴之路: 以无锡市锡北镇斗山地区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15, (11):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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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Yuefei, Yang Xinhai."Active" rural urbanization revival road in south Jiangsu: A case study of Doushan area in Xibei town, Wuxi.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 (11): 105-112.]
[52] Rambaud P.Tourisme et urbanization des campagnes. Sociologia Ruralis, 1967, 7(3): 311-334.
Summary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ourism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nd introduces certain trait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rban society ‘at leisure’. This offers the rural society an opportunity for an evolution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ourism brings new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 creating groups which are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ome groups promote an adaptation to the urban civilization and a break‐up of the rural homogeneity, by bringing another culture into the receiving system. The analysis of a typical case, that of winter sports, gives an example of the implica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of rural society of the contacts in the field of recrea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DOI:10.1111/j.1467-9523.1967.tb00561.x      [本文引用:1]
[53]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 周海涛, 李永贤, 李虔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本文引用:1]
[Robert K Yin.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ranslated by Zhou Haitao, Li Yongxian, Li Qia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曾念长. 从“商业化”到“去商业化”: 景区经营权转让背景下的政商关系研究. 福州: 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本文引用:5]
[Zeng Nianchang.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anti-commercializa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official-business relatio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er of management right of scenic spot. Fuzhou: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Fuzhou University, 2010.]
[55] 林明水. 水环境约束下湖库型旅游地系统协调与发展研究.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针对湖库型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期后,日益增长的旅游活动量与资源环境质量出现激烈矛盾,从而导致湖库型旅游地发展遭遇水环境约束的问题,本研究在国内外湖库型旅游地发展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接受改变的极限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以及系统动力学、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从湖库型旅游地“人-地”关系入手,分析湖库型旅游地发展遭遇水环境约束问题产生的原因、水环境约束程度的诊断及解决水环境约束问题的系统方案;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泰宁金湖景区为例,验证理论分析和论证的可行性,探讨在金湖景区通过建立学习型旅游目的地,解决景区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水环境约束的影响因素,以实现金湖景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区和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金湖景区水环境质量在透明度和氨氮两个指标上不符合其可接受改变极限的标准而出现水环境约束问题,景区的利益相关者均是解决问题的主体,在享受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解决金湖景区旅游地发展的水环境约束的问题,资源保护和游憩利用这两个目标都必须妥协,而在金湖景区主导性目标是资源环境与旅游品质的保护;金湖景区应制定景区旅游地系统的协调规划,加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或社区导向,重视金湖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旅游产品设计,通过适应性管理模式以形成解决景区旅游地发展的水环境约束问题的系统方案。
[本文引用:1]
[Lin Mingshui.Study on systemic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kes and reservoirs resorts under wat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Fuzhou: Master Dissertation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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