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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周国华1,2,, 刘畅1, 唐承丽1, 贺艳华1,, 吴佳敏1, 何兰1
1.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作者简介:周国华(1965- ),男,湖南娄底人,教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方面研究。E-mail: uuy828@163.com

通讯作者:贺艳华(1982- ),女,湖南宁乡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乡村发展方面研究。E-mail: zlgx888@163.com
摘要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关键词: 乡村生活质量; 空间格局; 影响因素;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地理探测器; 湖南省;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ZHOU Guohua1,2,, LIU Chang1, TANG Chengli1, HE Yanhua1,, WU Jiamin1, HE Lan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Big Data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ies and caus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the new content of rural geography for a new era,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101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of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unit, this paper proposes a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consisting of six dimensions. Then,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geo-detector, we elaborate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the province.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followin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quality of life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feature is high to low from the east to west and descends from east to west.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pattern, obviously,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High area and Low-Low area present a pattern of agglomeration. High-High area is mainly located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adjacent counties, while Low-Low area is mainly in western Hunan. (3) Th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ing quality of life are per capita GDP, urbanization level, distance from provincial capital, and elevation. The secondary factors are the slope,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in rural areas, and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w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rural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s.

Keyword: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geo-detector; Hunan province;
1 引言

生活质量是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1],包含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层面,是一个衡量人们生活水平与状态的多维复合概念,既反映社会成员对其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也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随着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从“温饱”转向“小康”,已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2],农村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依然突出[3]。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及城乡规划学视角对生活质量的概念、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4,5,6,7,8,9,10]。从已有研究来看,在研究内容方面,从前期主要研究物质要素、环境要素向研究社会文化要素转变。近年来,乡村生活质量开始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从主要关注城市生活质量向关注城乡生活质量转变,例如,Brauer等学者对欧盟乡村发展政策RDP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进行评估[11];Boncinelli等衡量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多个维度,确定地区的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海拔高度对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12];唐承丽等构建了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和模式[13];田永霞等对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进行对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14];从研究尺度来看,多注重于省域和市域尺度,且以特殊群体的案例分析为主,而对县域尺度研究较少[15,16,17]。总体来看,虽然学术界在生活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对生活质量的测度指标体系并未达成共识,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生活质量的地域差异及形成原因的研究不足。

本文以中部地区农业大省湖南省为研究区,以县(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在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以进一步了解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水平现状以及差距,认识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规律,为提升乡村生活质量、为湖南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熵权法

熵权法旨在用熵值的思想来确定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指标的权重,该方法能克服主观赋值法带来随意性的缺陷,是一种客观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因此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水平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18]

S ij = j = 1 m W j × Z ij ( i = 1,2 , 3 n ) (1)

式中:Zij是去量纲处理后的数据值;Wjj项指标的权重;m是指标个数;n为研究对象总数;Sij为各县(市、区)乡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且在[0, 1]区间内分布,其数值越大表明某县(市、区)的乡村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主要用于揭示对象的空间分布,发现其空间关联特征[19],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空间关联模式(趋同或异质)进行度量和检验。因此,本文采用此方法来探索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空间分异规律。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空间相关性反映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20],以此反映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的空间分布。本文通过测算全局Moran's I指数来分析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是否存在集聚特性。全局Moran's I指数公式为:

I = n S 0 i = 1 n j = 1 n W ij ( x i - x ̅ ) ( x j - x ̅ ) i = 1 n ( x i - x ̅ ) 2 (2)

式中:n表示研究空间单元的数目即湖南省县(区)数量; x i x j 分别是第i个和第j个空间位置的观测值ij县市区的乡村生活质量系数; x ̅ 即湖南省各县市区乡村生活质量的均值; W ij 是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 S 0 W中所有元素之和[21]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观测变量在局部区域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可以具体度量每个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局部空间关联程。本文采用Local Moran's I 衡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公式为:

I i = Z i j n W ij Z j (3)

式中: I i 表示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 Z i Z j 分别为观测值标准化形式; W ij 为标准化空间权重系统矩阵; I i 为正表明区域邻近单元属于相似值集聚; I i 为负表明区域邻近单元属于非相似值集聚; I i 为0表示区域邻近单元值属于随机分布[22]。LISA的Z检验为:

Z I i = I i - E I i var I i (4)

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模型是由王劲峰团队开发并初期应用于疾病风险研究。由于地理事物总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位置上,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若某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于地理事物的发生发展具有决定影响[23,24,25],所以在地理要素格局演变以及地域空间分异等方面应用广泛。

由于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存在空间差异性,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引入乡村生活质量分异决定力指标q来揭示形成乡村生活质量地域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某因素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决定力大小为:

q = 1 - 1 N δ 2 h = 1 L N h δ h 2 (5)

式中:q为探测因子A的探测力值;L为各因素的类型; N N h 分别为研究区域内的所有样本数;因素A的类型h内的样本数; δ 2 为整个研究区域的所有样本离散方差; δ h 2 为因素A的类型h内的样本离散方差。q值的范围为0~1,q值越大,说明因素A对于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度越高。

2.4 数据来源

湖南省共有122个县级行政单元,剔除已高度城镇化的21个城区,确定101个县(市、区)1 (① 不纳入本次评价单元的城区为:长沙市5个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株洲市4个区(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湘潭市2个区(雨湖区、岳塘区),衡阳市5个区(珠晖区、雁峰区、石鼓区、蒸湘区、南岳区)、邵阳市3个区(双清区、大祥区、北塔区),岳阳市2个区(岳阳楼区、云溪区)。)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2017》《湖南农村统计年鉴2017》、2017年各县(市、区)地方年鉴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等指标数据整理自《湖南调查年鉴2017》。

3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
3.1 乡村生活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在于促进城乡居民生活等值化。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因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在梳理生活质量评价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6,27,28,29,30,31],依据乡村生活质量的内涵,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选取经济收入与支出、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组织管理等六个维度25个指标构建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经济收入与支出是乡村生活质量的经济基础,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比来衡量。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是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居住方面选取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来表征;文化生活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保障,乡风文明主要体现于人的素质、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体验,农村居民素质的根本在于受教育程度,可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述;文化传播的新的重要手段是农村宽带建设,文化体验可用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有图书馆和文化站的村占比、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来表征。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是乡村生活生产的“硬环境”,采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每万户农村居民用电量、农村公共交通班线通达率、农村宽带覆盖率等来表征;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主要取决于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选取每千人专任教师数、新农合参合率、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指标来体现。生态环境包括资源环境与生态本底以及环境保护与治理状况,采用森林覆盖率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来反映。组织管理是反映自治管理规范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管理有效的表现,用农村依法自治率指标、村民议事参与率、刑事案件侦破率、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站普及率来表征。

表1 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3.2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湖南省地处108°47′E~114°15′E、24°39′N~30°08′N,辖13个市、1个自治州、122个县(市、区)。2017年总人口686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113.2万人,占总人口的45.38%;地区生产总值34590.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0563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0.7 40.9 48.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94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3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2.62 1。湖南省土地面积21.18万km2,多山地丘陵,境内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乡村地区面积大,生产生活条件差异明显。

根据表1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其中数据完整、可获得的18项指标(未包括数据不完整的X7X8X9X10X23X24X25),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得出研究区各县域研究单元的乡村生活质量的综合得分(表2)。为了进一步分析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按平均值分区法[32],根据乡村生活质量水平高低程度,将湖南省101个评价单元的乡村生活质量划分为四种类型区(表3、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

表2 湖南各县(市、区)乡村生活质量水平评价值 Tab. 2 The assessment value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in county level in Hunan province
表3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类型划分 Tab. 3 The categoriz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图1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水平分类图 Fig. 1 Horizontal classific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1)高水平区,得分大于等于0.4757,依次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望城区、攸县、北湖区等16个县(市、区),占全类型区的15.84%,区域内乡村生活质量平均水平达到0.5555,为全省水平的1.45倍,其中最高值为长沙县(0.7161)。主要集聚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岳阳、常德、娄底、郴州、益阳的市辖区和部分县级市。该区域乡村生活质量处于高水平,经济收入水平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502元,高于全省平均值的1.65倍,每万户农村居民用电量为1121.32 kw h,高于全省水平的1.5倍,而且其他各项指标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倍左右,该类型区乡村信息、交通、电力设施、自来水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居住条件适宜,医疗、教育等乡村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优越。该区域主要受长株潭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乡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大,交通便利,城乡交流密切,农民的生计来源多样且人均收入高。

(2)较高水平区,得分大于等于0.3837但小于0.4757,包括冷水滩区、桃江县、津市市、沅江市、湘潭县、衡东县等31个县(市、区),所占比为30.69%,区域内乡村生活质量平均水平为0.4344。呈片状集中分布于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该区域乡村生活质量高于全省水平。该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96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1787元)、农村自来水普及率(81.96%)、新农合参合率(98.38%)、农村依法自治率(98.56%)等各项指标高于全省平均值,表明良好区受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较明显,公共服务较为齐全,基础设施较完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生态环境方面,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90.46%、66.05%、62.74 m2/人,高于全省平均值,但森林覆盖率、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低于湖南乡村平均水平,生活质量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偏低,制约了乡村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

(3)较低水平区,得分大于等于0.3038但小于0.3837,包括道县、蓝山县、宁远县、岳阳县、涟源市、嘉禾县等31县(市、区),所占比例为30.69%,区域内乡村生活质量平均值为0.334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分布在省内较偏远地区,该类型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为9600元、8700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3.03%)、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比(2.35)的平均值高于全省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限。虽然森林覆盖率较高,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89.0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62.69%)指标与全省平均水平仍有差距。由于该区域区位交通优势不明显,经济基础发展较薄弱,区域之间联系不紧密,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匮乏,因而该类型区乡村生活质量一般。

(4)低水平区,得分低于0.3038,主要分布在安化县、新化县、保靖县、双牌县、茶陵县、邵阳县等23个县(市、区),占比为22.77%,区域内乡村生活质量平均值为0.2628,与优势区相差约1倍,主要集聚在大湘西地区。此类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值为66.38%,高于全省平均值,这主要得益于武陵山、罗霄山良好的自然本底,乡村生态功能优势明显,但其他各项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相比优势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20502元,较差区仅有7425元,经济差距明显;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普及率低,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较差。一方面,该区域位于武陵山、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湖南省脱贫攻坚的主要地区,为湖南省经济最落后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另一方面,由于受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方面受限,因此该类型区是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的较差区。

3.3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集聚性特征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从全局上揭示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运用GeoDa软件对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乡村生活质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Moran's I值及其显著性(表4)。其中,Z值≥2.58,且P值≤0.001,表明Moran's I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4 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的Moran's I指数及其检验结果 Tab. 4 Moran's I index and its result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Moran's I指数为0.5189,显著为正,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关系。说明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在县域尺度上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县域间存在相互影响,乡村生活质量高的县邻近,乡村生活质量低的县域也相互邻近。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仅能从整体上来判断和识别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但无法揭示内部局域县域之间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格局。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全面地分析县域之间乡村生活质量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GeoDa软件计算LISA值并绘制出LISA集聚图(图2)。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类型:

图2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LISA图 Fig. 2 LISA diagram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1)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围生活质量水平较高的县域(HH)。显著区域主要分布在望城区、宁乡市、浏阳市、长沙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韶山市、湘乡市等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和周边临近的县域如衡东县、汉寿县和桃江县。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发达区域,受中心城市的吸引与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迅速,农村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对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较为重视,因此,乡村生活质量较高。

(2)空间差异较大,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的县域(HL)。该区域为怀化市鹤城区,是怀化市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湘黔、枝柳、渝怀铁路以及沪昆、包茂高速交汇而成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心、商贸流通中心,经济发展水平在大湘西地区内占绝对优势,城乡联系密切,市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强,相比于大湘西地区,乡村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3)空间差异较大,自身水平较低、但周边较高的县域(LH)。显著区域仅有平江县,东临HH类型区,该县地处湘北,是革命老区,也是岳阳市唯一国家级贫困县,受历史、自然、社会等因素影响,相对其周边县市区,其发展优势不明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7994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乡村经济发展较滞后,与周边地区相比,乡村基础设施较匮乏,导致其乡村生活质量提高受限。

(4)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边水平较低的县域(LL)。主要集聚在大湘西地区,呈连片分布。该区域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省平均值,经济收入与支出、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组织管理等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低于其他区域,交通闭塞,与县城联系不紧密,贫困程度深,农户生计脆弱,加剧了农民生产生活成本,因此,该区域乡村生活质量整体偏低。

4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影响因素

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3)。本文从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农业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四个方面选取11项指标对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是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基础性因素,选取坡度、海拔、人均耕地面积3项指标来反映;区位条件影响乡村发展机会,距离中心城市、省会城市近的地区,易于获得城市的辐射带动,更能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外联系[33,34,35],采用离中心城市距离、离省会城市距离2项指标反映其区位条件的优劣程度;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也是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从事非农产业扩大收入来源以提高经济收入,产业发展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36],也是提升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非农劳动力占比2项指标来表示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给和完善有重要影响,选取人均GDP、地方财政支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城镇化水平等4项指标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图3 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作用框架 Fig. 3 The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方法,分别计算各探测因子对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差异影响能力的q值,为更清楚揭示乡村生活质量探测因子的空间特征,采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裂法划分为四种类型,得出湖南乡村生活质量主导因素分级图(图4)。从探测因子来看,各因子对于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差异的决定力表现出特定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根据地理探测器决定力q值大小分析结果(表5),人均GDP(C8)、城镇化水平(C11)、离省会城市距离(C5)、海拔(C1)对乡村生活质量影响最重要,其次为坡度(C2)、第二第三产业占比(C10)、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C7)、农业机械总动力(C6),而地方财政支出(C9)、离各市州中心城市距离(C4)、人均耕地面积(C3)对乡村生活质量的作用较小。

图4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主导因素分级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leading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表5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因子探测结果 Tab. 5 The result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factor detection in Hunan province
4.1 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

海拔、坡度是反映乡村地形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条件,对于乡村生活质量的分异具有重要影响。坡度越大、海拔越高,乡村道路通达性更差,教育、医疗服务普及率更低,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越不便,农业现代化水平越低,农民增收越困难,生活质量也会下降。从图4a和图4b可知湖南省呈三面环山,朝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大湘西地区平均海拔高度比其他地区偏高,使得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交通相对闭塞,导致生产生活不便,农民收入受限,而洞庭湖平原、湘中丘陵地区地势平坦,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相对优越使得农业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因而该区域乡村生活质量普遍较高。

4.2 区位条件

优越的区位条件对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作用。相关分析表明,乡村生活质量主要受离省会城市距离影响。省会城市集中了最发达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社会保障等设施,距离省会城市越近的乡村更易于享受设施服务,随着城市与乡村开放的加强,城乡交流越来越频繁[37],组织管理水平越高,而离省会城市越远,对外联系受限,城乡交流不畅,经济发展缓慢,农民享受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程度受限,乡村生活质量也会下降。从图4c表示,乡村生活质量较差区则普遍地处在西部山区、交通闭塞、偏远地带的县(市、区),而离经济强市较近的县(市、区)乡村生活质量整体较高。

4.3 农业现代化

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为反映农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途径增多,城乡收入比减少;农业机械总动力提升,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因而乡村生活质量改善。从图4d和图4e可知,长株潭地区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农业机械总动力明显偏高,主要是该区域城乡流动频繁,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城市资本涌入农村,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因此乡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

4.4 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是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最基础的物质保障,主要通过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城镇化水平3个因素影响乡村生活质量分异。人均GDP越高,乡村的经济实力、村容村貌、居民生活等方面更好。而且,乡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建设投资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乡村作为城乡地域系统的组成部分,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上升,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各类生产要素的相互流通加快[38],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收,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活质量。从图1和图4f~图4h可见,乡村生活质量优势区的集聚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的空间耦合程度高。

总之,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相互作用机制如图3所示。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基础因素,区位条件及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强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决定性因素。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十分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5 结论

以湖南省的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综合采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生活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从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组织管理六大维度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湖南省101个县级行政区的乡村生活质量存在明显差异,可划分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较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四种类型。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湖南省乡村生活质量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湖南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

(3)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基础因素,区位条件及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强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是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湖南乡村生活质量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和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及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十分优先的位置,应多渠道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逐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于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性影响,“一方山水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实施移民搬迁;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4)城市繁荣和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要实现的共同目标,城市是否繁荣、乡村是否振兴可以通过城乡生活质量水平来测度。乡村生活质量的格局、过程与机理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初步揭示了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乡村生活质量测度指标,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省域尺度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演化过程及形成机理的研究。

(5)目前的官方统计数据缺乏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完整指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相关指标尽快列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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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镇、街道为基本空间统计单元,选取人口密度、住宅基准地价、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为社会经济指标,建设用地比重、NDVI、地表温度为生物物理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GIS叠加法,定量评价了杭州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NDVI和地表温度(相关系数r=-0.63)、城镇用地比重(相关系数r=-0.83)呈明显的负相关,地表温度和城镇建设用地是影响杭州“绿色环境”两个的最重要因素。NDVI和住宅基准地价(r=-0.66)、大学毕业生比例(相关系数r=-0.59)、人口密度(相关系数r=-0.29)也呈较明显的负相关,“绿色环境”并未成为高学历人群和高收入家庭的主要决定因素,较繁华或较便利地段仍是高学历人群和高收入家庭选择居住环境的首要选择。高生活质量值(前20%)区域主要位于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即杭州上城区、下城区及西湖区的部分单元,而郊区的生活质量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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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生活质量角度评价区域发展程度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本文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在抽样农户调查基础上,基于小康监测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主观评价体系,分别测算了村级客观、主观生活质量指数,运用聚类法与差异贡献率法,开展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的对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客观指数上,99.29%的村庄低于北京农村的平均水平,村间差异显著,高指数村庄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近郊区;②主观指数上,具有一定地域趋同性,离城区越近主观满意度越低;③综合来看,深山区与近郊区的村庄自身存在较大的主—客观差异,18.95%的村庄综合生活质量较差,文化娱乐、信息教育、生态环保等生活品质是限制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④差异扶贫、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扶持生活质量高维度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开展扶贫动态监测与开发规划,是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能够深入反映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关系,可作为区域综合发展决策的重要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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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丁悦, 蔡建明, 任周鹏,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5): 657-666.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历经30年多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已遍布全国,其个体间的发展差异也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而日趋显著。认识和探讨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及其核心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开发区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10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并探测了其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三大区差异显著,呈现出高低高的U型格局;② 个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区内部存在不同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分异度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③ 探测因子决定力显示,主导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要素明显不同;在所选出的5大核心影响因素中,中西东三大区呈现出由开发区内在因子主导向城市和区域性外在因子主导的转变趋势;④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区间的分异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性的演变规律。由此建议:近期内,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仍应聚焦于改进其自身发展要素;而从长远看,城市性和区域性的外部因子对经开区的影响将变得日益重要,亦即是经开区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与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有效融合。
DOI:10.11820/dlkxjz.2014.05.007      [本文引用:1]
[Ding Yue, Cai Jianming, Ren Zhoupeng, et al.Spati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China's national-level ETDZ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5): 657-666.]
[26] 曾文, 张小林, 向梨丽, . 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经济学解析. 经济地理, 2014, 34(7): 28-35.
[本文引用:1]
[Zeng Wen, Zhang Xiaolin, Xiang Lili, et 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quality of urban life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and its economic mechanism.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7): 28-35.]
[27] 风笑天. 生活质量研究: 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6): 1-8.
文献回顾表明,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目前的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领域。论文对生活质量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对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视角、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的全面性与指标的可比性之间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以及对加强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和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DOI:10.3969/j.issn.1000-4769.2007.06.001      [本文引用:1]
[Feng Xiaotian.Studies on quality of life: Review of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and discussion on relative problem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7, (6): 1-8.]
[28] 谭雪兰, 于思远, 陈婉铃, .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地理科学, 2017, 37(8): 1203-1210.
[本文引用:1]
[Tan Xuelan, Yu Siyuan, Chen Wanling, et al.Evaluation of rural function and spatial division in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8): 1203-1210.]
[29]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138.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DOI:10.11821/xb201204012      [本文引用:1]
[Long Hualou.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2): 131-138.]
[30] 贺艳华, 曾山山, 唐承丽, .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43-1656.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DOI:10.11821/dlxb201312005      [本文引用:1]
[He Yanhua, Zeng Shanshan, Tang Chengli, et al.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entral China. Acta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643-1656.]
[31] 安悦, 周国华, 贺艳华, .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 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4): 695-703.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2)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引用:1]
[An Yue, Zhou Guohua, He Yanhua, et al.Research on the functional zoning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areas basedon the production-life-ecological func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4): 695-703.]
[32] 唐宁, 王成, 杜相佐. 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化调控. 经济地理, 2018, 38(1): 160-165, 173.
[本文引用:1]
[Tang Ning, Wang Cheng, Du Xiangzuo.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its differentiated optimization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 160-165, 173.]
[33] 王艳飞, 刘彦随, 严镔, .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2016, 36(1): 20-28.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9312;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9313;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9314;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9315;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DOI:10.1329/j.cnki.sgs.2016.01.003      [本文引用:1]
[Wang Yanfei, Liu Yansui, Yan Bin, et al.Spati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 20-28.]
[34] 贺艳华, 周国华, 唐承丽, . 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理论初探. 地理研究, 2017, 36(2): 241-252.
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空间组织过程与状态,主要通过促进城乡主体的互动以及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高效配置与有序流动,来建构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秩序,以实现空间结构的优化与空间功能的提升。城市群地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较一般区域更为复杂。城市群地区多中心、高密度、强流动和网络化的特征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空间组织尺度的层级性、空间要素流动的多向性、空间组织效应的叠加性、空间组织功能的多样性;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涉及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城乡主体行为范式的确立、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等四个方面;"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协同与共生"三大机理,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优化;复杂网络与多智能体的集成分析可以有效诠释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过程与机理。
DOI:10.11821/dlyj201702004      [本文引用:1]
[He Yanhua, Zhou Guohua, Tang Chengli, et al.Theory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2): 241-252.]
[35] 贺艳华, 唐承丽, 周国华, . 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RROD模式. 地理研究, 2014, 33(9): 1716-1727.
受启于TOD理论与实践在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借鉴以往乡村聚居单元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试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简称RROD模式),并针对概念内涵、构建原则、框架、类型、空间尺度等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重点从设施门槛、耕作半径、邻里交往以及出行距离感知等方面对RROD合理规模与结构进行了综合论证,认为RROD规模半径一般取值范围为450~700 m,人口规模一般取值范围为1500~3500人,占地面积一般取值范围为30~75 hm2,距离一般取值范围为3.5~5.0 km。但由于该取值范围是基于均质地域及一般发展条件假设,其结论具有一般理论指导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与修正。
DOI:10.11821/dlyj201409012      [本文引用:1]
[He Yanhua, Tang Chengli, Zhou Guohua, et al.The new model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RRO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9): 1716-1727.]
[3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本文引用:1]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37]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 论新时期农村聚居模式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2): 186-192.
<p>在准确把握新时期农村发展形势的背景下,基于当前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构建了由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农村聚居模式的类型、农村聚居模式的功能与结构、农村聚居模式的发展过程与机理、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与优化等五个方面组成的农村聚居模式研究框架体系,探索了从人地共生、城乡统筹、地域协调、社会和谐等不同视角对农村聚居模式进行研究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从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与创新、多学科方法的融贯综合等两个方面对农村聚居模式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完善的建议。</p>
DOI:10.11820/dlkxjz.2010.02.009      [本文引用:1]
[Zhou Guohua, He Yanhua, Tang Chengli, et al.On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in new er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2): 186-192.]
[38]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地理学报, 2011, 66(4): 515-524.
[本文引用:1]
[Zhou Guohua, He Yanhua, Tang Chengli, et al.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4): 5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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