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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朱鹤1,, 刘家明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10049

作者简介:朱鹤(1989- ),女,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zhuhe@igsnrr.ac.cn

摘要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关键词: 景区; 乡村聚落; 多维重构; 云丘山;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ng driven by mountain scenic spot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Yunqiu Mountain Scenic Spot
ZHU He1,, LIU Jiaming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especially in mountainous areas. Influenc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villages appeared to be unique and typical.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GIS analysis. It, taking two villages in Yunqiu Mount as cases, focused on multi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from micro scale, and gained some findings as follows: driven by the tourist site constructii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economy-society" in the two villages in Yunqiu Mountain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At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 land use status and the scale of the three basic space have changed, specifically,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reduced, and the ecology space increased.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from a circular pattern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y" to a model in which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s are embedded in the ecology space. A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the income of the villagers increased, and their livelihood model changed. The increasing industrial dependence on tourism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 At the social dimensio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labor forc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lasses have been narrowed, and the rural organization gradually has shifted to the mode of tourism production. There exist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spac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countryside, thus an organic system is forme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cenic spot.

Keyword: scenic spot; rural settlement; multidimension reconstruction; Yunqiu mountain;
1 引言

旅游景区是游客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和旅游目的地,是满足游客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而形成的独立管理区域。山岳型景区作为旅游景区中的一种,因其独特的山地体验、山地景观和自然条件而备受游客青睐[1]。截止2017年末,全国252家5A级旅游景区中,山岳型旅游景区就有74家,占比29.36%。山岳型景区大多位于城市郊区或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其发展往往与周边乡村息息相关,山区中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因其独特的历史、美学和民俗价值也成为了山岳型景区中重要的旅游资源[2]。随着景区的旅游化开发,山岳型景区内部的村落也不断变化,居民的生活场景和生计模式改变,原始乡村聚落不断发生重构。

乡村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是由人文、经济、资源、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的乡村地域系统[3]内外发展要素和各子系统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4],是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重塑,及乡村地域系统中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或变革的过程[5]。关于乡村重构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涉及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交叉学科[6]。其中,村落空间形态演变[7,8,9]、村落的形成因素与分布[10,11,12]、乡村的发展模式与转型路径[13,14]、典型地区的乡村空间重构与模式[15,16]、乡村聚落生态与景观特征[17,18]等方面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从宏观尺度归纳总结乡村聚落演变规律和机理分析,微观尺度上的梳理仍有较大空白,尤其是在多个维度和层次上揭示乡村重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19]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产业带动下的乡村重构现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地域系统的土地空间[20,15]、人居环境[21]、社会结构[22]、农户生计方式[23]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旅游业深刻影响着乡村空间,推动乡村不断向城镇化发展。

乡村重构具有综合多维性,乡村地域系统发展以社会经济变迁为主线,以土地利用方式为承载,其包含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3个相互关联的维度[6]。山地区域具有特殊的地域环境,其村落空间较为封闭和复杂,山地乡村聚落发展呈现出分散性、集聚化、空心化等特征[24,25]。长期以来存在交通闭塞、生态脆弱、人口增加等发展压力,尤其在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等战略的多重驱动下,山区乡村聚落正经历着由量到质的全面变革[26]

不同于其他模式,以山岳型景区建设和旅游发展为主导的乡村重构更具有其独特性和典型性。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山区乡村聚落的土地利用方式,同时在聚落形态、社会关系、生计模式、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带来深刻变化。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本文以山西云丘山旅游景区为例,研究云丘山景区建设背景下,其内部乡村聚落呈现出的“空间—经济—社会”的多维层次重构特征,探讨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之间的关系和自然、经济、社会各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系统反应机理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通过微观案例剖析以景区建设推动实现山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并为实践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背景

云丘山位于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堑交汇处,具有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和石山森林环境,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图1a)。云丘山总面积210 km2,主开发景区面积为35 km2,最高峰玉皇顶海拔1629 m。云丘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和文化遗产,是晋南地区少有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度假养生、民俗体验、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

图1 案例地 Fig. 1 Case site

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云丘山旅游景区开发的主体,该公司自2005年起对云丘山旅游景区进行开发,对于景区内的村落,采用整体搬迁的方式,将村民迁出至景区边缘的农民新村,原始村落和道观庙宇则陆续进行修缮和开发,形成重要的旅游节点。其中,塔尔坡村和康家坪村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分别从原址整体迁出,原有村点撤出,合并成为大河村(图1b),成立村企联合党支部,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担任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其中塔尔坡村迁出405人(75户),康家坪村迁出145人(38户)。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云丘山为案例,相关研究数据主要包括:① 当地政府历年工作报告、云丘山旅游集团工作报告、相关政策文件及规划、人口与社会发展等相关资料;② 土地利用分析矢量化自云丘山地区遥感影像(2005年、2017年),分别取自快鸟(qiuckbird)历史数据和谷歌地球(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图,对于无法通过遥感地图确定的地块和建筑,通过现场实地考察以及对村民和景区工作人员调研访谈回溯整理,确定相关信息;③ 村民问卷调研和深入访谈:两村共有村民113户,采取全样本覆盖方式入户调研,每家每户均进行走访,就村民基本情况进访谈,包括:原属村落(塔尔坡村/康家坪村)、家庭构成、人口结构、收入情况、参与工作情况、生活环境、居住条件、村民社会福利等方面,其中因需要对2005年情况进行回忆性访谈,在调研中采取对比物参照、多人辅助估测等方法尽量确保相关信息真实可靠,调研时间为2018年11月15-22日和2018年3月10-19日。

2.3 研究方法

2.3.1 空间重构研究 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空间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载体,以“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三生空间为其主要功能,结合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表1),对乡村聚落的功能空间进行划分,并对2005-2017年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

表1 乡村空间划分方法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rural space

引入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反映不同用途的土地的变化程度,其公式如下[29]

C i = A i i = 1 n A i × 100 % (1)

式中:Ci为第i种变化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1,Ci值越大,说明第i类土地变化越占主导;Ai是第i类土地变化面积。

2.3.2 经济重构研究 对于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基于村民人均年收入、生计多样性指数和产业(农业、旅游业)依赖度的指标计算。其中,人均年收入为村民的总收入除以总人数,生计多样性指数表示如下:

Y = 1 n i = 1 n y i (2)

式中:yi为第i个农户的生计方式总数;n为农户数量。

产业依赖度指数表示如下:

D = U i U t (3)

式中:Ut为全部村民所有产业的总收入;Ui为全部村民在i产业上的收入。

2.3.3 社会重构研究 有关社会空间的研究一直是乡村重构中的难点。就乡村聚落而言,社会空间重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变化、社会关系等方面[30]。在人口变化上,本文主要计算两村实际人口数量、实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反映社会人口变化。考虑到在户籍人口统计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村民人口迁出,或外出打工、求学或经商等,而随着旅游的发展也有一部分外地游客、外来打工者入住,因此在原有户籍人口统计上进行折算,引入实际人口数量(P):

P = P t - i = 1 n P i × r + P m × u (4)

式中:P为实际人口数;Pt为户籍人口数;Pi为每户中外出打工或求学人口;r为其在外地的年均总天数占全年的比例;n为户数;Pm为外来打工人口或居游的游客数量(实际中,为便于统计以新村内旅馆、农家乐、度假房等的床位数计算);u为床位年均入住率。

实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K):

K = i = 1 n P b × s P t (5)

式中:Pb为每户劳动年龄人口数(男子16~60周岁,女子为16~55周岁);s为年平均在村天数占全年的比例;n为村民户数;Pt为户籍人口总数。

而在社会关系、邻里关系、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通过农户访谈,针对相关问题进行开放式提问,并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归档、分析、归纳和讨论。

3 结果分析
3.1 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

通过对2005年和2017年云丘山旅游景区的土地利用状况统计发现(图2),2005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占比分别为11.16%、2.10%和86.74%,2017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占比分别为7.71%、1.07%和91.15%,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压缩,而生态空间占比明显提高。其中,就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来看,耕地变化程度最大达45.10%,其次为林地和建设用地,分别达24.16%和21.32%,耕地的大幅建设,林地的大幅增加引起了三生空间的变化(图3)。随塔尔坡、康家坪两个村落迁至景区入口处,村庄原址的古民居经过修缮成为景区内最重要的景点,形成商户和旅游接待服务集聚区,生活空间转变为生产空间。

图2 2005年和2017年案例区的土地利用状况 Fig. 2 Land use condition in 2005 and 2017

图3 三生空间转换流向图 Fig. 3 Conversion flow of three basic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而随着村庄搬迁,原有的乡村聚落空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旅游开发前,由于处于山区的特殊地形,村民住宅一般选在坡度较缓的向阳区域,生活空间呈无序开发状态,各住宅之间相对独立,通过山路串联(树状结构),生产空间(农耕地)主要是围绕住宅(生活空间)的缓坡上开垦而出,对于农用地缺少边界限制,而生态空间(林地)围绕在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之外,整体形成“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环状包裹的空间格局特征(图4a)。旅游开发以后,居民搬入农民新村,户均住宅面积由63 m2增加至214 m2,在农民新村中居民住宅呈现联排、独栋的排列方式,呈现行列式块状布局,农民新村内新建社会服务设施(小学、养老院、图书馆),增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空间(行政机构办公场所)。由于村民职业发生变化,由传统农民转变为景区企业员工,其生产空间由原来的住宅周边的大面积农田变为景区内的旅游服务区域和生产区域,出现了职住分离的状态,形成了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并镶嵌在生态空间中的“镶嵌式”空间格局(图4b),传统的山区村落的空间结构逐步向小城镇方向演变。

图4 三生空间格局特征 Fig. 4 Th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basic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3.2 乡村聚落的经济重构

2005-2017年,云丘山旅游景区内居民的收入、主要经济来源和生计方式发生变化。调查数据显示(表2),2005年,原塔尔坡村村民人均年均收入1543元,2017年达到8625元,涨幅达458.98%;2005年,原康家坪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为1833元,2017年达到8427元,增长率达到了359.74%,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明显。

表2 2005年、2017年塔尔坡和康家坪两村的经济特征 Tab. 2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aerpo and Kangjiaping villages in 2005 and 2017

此外,居民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务农(农忙)+外出务工(农闲)”的生计方式变为“旅游服务(景区工作/农家乐经营)+其他服务业(房地产/商品销售)+外出打工”的生计模式,生计多样化指数增高,塔尔坡和康家坪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别增加了29.26%和17.09%。2005年,塔尔坡和康家坪两村的农业依赖度分别为0.53和0.47,农业为两村居民的主要产业,2017年,则分别变为0.12和0.15;与此同时,两村的旅游业依赖度则从2005年的0.01和0.00,分别增长至2017年的0.68和0.45,成为了主导产业。

3.3 乡村聚落的社会重构

对塔尔坡和康家坪,2005年和2017年的实际人口数量、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统计发现(表3),12年内塔尔坡村实际人口数量由137.5人增至213人,增加幅度达54.91%,康家坪村由57.3人增加至89.7人,增加幅度达56.54%;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方面塔尔坡村由21.66%增加至42.45%,增幅达95.98%,康家坪村由20.14%增加至39.21%,增幅达94.69%。可见景区的发展对乡村人口增加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具有重要影响。

表3 2005年、2017塔尔坡和康家坪两村的社会人口特征 Tab. 3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erpo and Kangjiaping villages in 2005 and 2017

“原来在太原打工,差不多每个月回家一次,现在在景区上班,收入不比打工少多少,也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村民,女,36岁,景区职工)

“工资没有打工高,但现在公司管吃,不用租房子,花的也少,村里环境好,邻里都熟悉。”(村民,男,42岁,景区职工)

由于收入的提升,与外出打工差异并不大,而且考虑到基础花销少、环境熟悉以及家庭生活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选择回乡并进入景区工作。调研数据显示,两村每户就有1~2人在景区企业上班或直接参与旅游服务。

“现在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家里有点事情很快就能回来,以前回家难,总担心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村民,男,39岁,景区职工)

“儿子现在回来了,以前他在外面打工也是担心,两个孙子也想爸爸。”(村民,女,53岁,农民)

在收入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驱动下,劳动力的回归也使原有老人、儿童留守农村的家庭发展状态逐步得到改善,家庭成员关系变紧密,乡村“空心化”问题得到一定改善。

此外,乡村聚落的社会阶层和形成的空间差异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社会阶层主要通过社会分工[29],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或收入、权利、声望等维度[22,30]而反映出来。在云丘山旅游景区的微观案例中,通过对村民居住房屋状况的研究和入户访谈发现,旅游开发之前,具有一定社会权利的阶层(村长、村支书等)或具有一定收入优势的阶层往往有一定的空间优势。较高社会阶层的在空间上的优势主要反映在两方面:其一,是居住地的空间优势,例如在塔尔坡村中,村长和收入较高的家庭住在临近沟口的位置,房屋情况相对较好,居住面积更大,而收入较低的村民,甚至出现四户同挤一个院子的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康家坪村中,村长和书记的房子较其他人家的位置更开阔,房屋面积也更大(图5);其二,是耕地的空间优势,在两村中,村干部的田地离自家房屋较近,相对地势平缓,而普通农民的田地则更多的分布在了相对较远、坡度较大的位置。

图5 村民住房状况对比示意图 Fig. 5 Comparison of hous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在旅游景区开发后,原有村点撤销,村庄整体搬迁,农户入住农民新村,旅游企业根据每户人口和宅基地面积重新分配了住房。虽然存在一定的使用面积差异,但每户均有了独立的房屋和小院,新建的农民新村形成联排布局,房屋位置差异不大,每户房屋的使用空间差异不大,社会阶层的空间优势被打破(图5)。此外,为便于统一管理,企业以320元/亩的平均价格对农民的土地进行流转或置换,大部分农户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耕地使用权的流转使不同社会阶层在耕地空间上表现出的差异也被打破。

随着乡村聚落从山地中迁出和农民新村的安置,原有的康家坪村、塔尔坡村撤销合并成为大河村,实现农村组织的整合,推动村民向行政村集中,解决村点分布无序混乱的问题。而由企业出资和原住村民成立村企联合党支部,则使景区企业和村民形成行政组织层面的利益绑定。同时,企业出资建设农民新村,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并配套电力、电信、水利、通信、数字光缆等设施。新建大河小学解决周边乡民子弟教育,新建日间照料中心解决7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问题,新建乡村图书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从而促使乡村社会福利不断提升,以此强化村民对景区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3.4 乡村聚落多维重构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云丘山旅游景区的微观案例中,因村庄的整体搬迁和旅游发展,乡村聚落发生了“空间—经济—社会”的多维重构。其中,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载体,土地是区域农村发展的自然本底和基础支撑条件。景区的开发促使土地功能发生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发生了置换。土地整治改变了村落原有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推动农民生计方式发生变化。而通过土地空间的调整、农民新村的建设,显著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同时,村村合并形成的新农村组织则有效推动了山区土地的整合,生活空间的重新规划增加了学校、养老院、蓄电站等社会福利设施,显著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逐渐形成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通过土地的整合,景区得到不断发展,旅游企业的良好经营为农民提供了全新的就业机会,逐渐带动村域经济的转型并促进村民收入提升。与此同时,依托于景区知名度的提升和游客的增加,在市场影响下,乡村农家乐、房地产等新业态开始发展,村民的生计方式和经济效益发生显著变化,人均收入提升,对于景区旅游的产业依赖度提升。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生活环境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外出打工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回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村庄实际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显著增加,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的“空心村”现象逐渐弱化。随着土地的流转、农民新村的搬迁,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原有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被打破,村民的空间公平性有所提升。社会阶层关系的改善、新的乡村组织的建立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提升在促进人口回流的同时又为新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人力、智力和组织资源。

整体上看来,从自然系统到经济系统到社会系统是乡村重构从实体性到非实体性逐渐深化的过程,以三生空间组织为核心的自然系统整合改变了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格局,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率,影响了村域经济系统。土地整治下推动了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为社会系统的重构提供了空间和基础。而经济系统的改变提升村民生活条件,为社会系统的改善建立经济支撑,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收益的提升激发了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释放整合潜力,推动以景区建设为核心的土地整治的不断深化。社会系统的改善为经济系统提供了组织、人力和制度的保障,此外,通过村域组织格局的变化不断推动区域内部土地的调整。

乡村地域系统的主题是自然资源和人,在景区建设的推动下,通过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盘活乡村资源,以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推动乡村人地系统逐渐和谐发展,逐步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村域经济转型升级、乡村治理和保障体系完善,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图6)。

图6 乡村聚落重构的多维关系 Fig. 6 Multidimension relationship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3.5 乡村聚落多维重构的动力机制

旅游业的发展使乡村各要素与旅游产业产生了紧密联系(图7),与大部分以政府为主导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乡村聚落重构案例不同的是,云丘山的实践是由民营企业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其本质是资本驱动下市场化发展的结果。

图7 围绕旅游产业形成的乡村地域系统 Fig. 7 Rural system formed around tourism industry

资源层面上,云丘山地区优质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基础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平台和生态本底,而较为便捷的交通和市场条件则形成了市场腹地。随着旅游的开发基础设施、景区组织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实现自然系统的不断优化;在经济层次上,资金的投入是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基础和经济保证,其来源主要依靠旅游企业投资(少部分政府资金扶持),旅游企业则以旅游景区的市场化发展来实现成本回收,提升经济利益。旅游产业给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升级和资金保障;管理体制层面上,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化行为引起了乡村管理体制的变化,而乡村空间重构则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重构的发生,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机制又为景区管理和旅游发展带来了便利,而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也构成了旅游发展的人力基础。传统乡村聚落围绕旅游发展形成了新的乡村系统。村民个体层面上,对于经济收入的预期、居住环境的改善、家庭关系的维系以及地方依恋和故土情结等观念和理解驱动其个体行为的选择,由外出打工逐渐转为回乡进入景区就业,参与到旅游产业中来。村民的个体行为推动家庭社会关系转变,从而带动社会系统的重构。

需要注意的是,以景区发展为目标推动的乡村变革使乡村地域系统对旅游产业的依赖度大大提升,单一的产业依赖使整个系统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外部政策、市场、技术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景区经营不利,或由其他不确定因素干扰而造成旅游产业发展不良,则会对乡村地域系统形成巨大打击,以旅游为核心的乡村系统将会面临新一轮重构。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延伸产业链,增加系统抗风险性是景区建设推动下乡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定性与定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山西省云丘山旅游景区的案例分析,研究山岳型景区建设推动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特征和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伴随景区建设,区域内部土地空间重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压缩,而生态空间扩张.就土地利用类型而言,耕地变化程度最大,土地利用破碎程度减小。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由“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逐步演变为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并镶嵌在生态空间中的“镶嵌式”。

(2)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大量的农户参与到景区旅游服务和相关产业中,生计方式改变,生计多样性提升。从乡村产业系统构成上来看,由农业为主逐步转型为旅游业为主,对旅游业的依赖度大幅提升。

(3)社会系统层面上来看,旅游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口回流,尤其劳动年龄人口回流现象突出。生产方式的变化减弱了原有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阶层关系随着劳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同时在景区旅游企业的介入下,村庄发生搬迁并形成新的乡村组织,乡村治理体系变化,社会福利条件提升,在组织保障层面形成景区企业和村民的深度结合。

(4)乡村聚落的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内部要素具有紧密关系,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景区建设背景下,以土地整治为载体,以产业升级为动力,以社会治理为保障,推动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变,并围绕旅游产业逐步形成新的乡村系统。

以旅游产业作为抓手,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成为目前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乡村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方式多样,如特色民宿、休闲农业、民俗体验等均可以作为乡村旅游的突破点和引爆点。不同的旅游发展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起的乡村聚落重构的模式、特征和机制也不相同。在本研究中,以山岳型景区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特征和机制。由于本案例中,企业行为是景区建设和乡村重构的主导,基本满足市场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适性,但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更多的案例进行对比和佐证。此外,实证研究的分析也需要进一步凝练,对于发展中存在问题和风险的研究将是未来突破的关键,以期实现成果和模式的输出,从而指导地方实践和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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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内由于游客的食宿消费行为造成的水电气等资源的消耗,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形成大量的碳排放,使得旅游景区成为旅游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实现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建低碳旅游景区已成为一种必然。低碳景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山岳型景区为研究对象,在借鉴黄山风景区低碳旅游景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从资源保护、规划与设计、低碳景区运营、低碳景区管理四个方面构建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创建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一致性验证分析,结果满足一致要求。进行验证,说明了指标体系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本项研究,以期能对中国山岳型的低碳旅游景区的评价提供参考,指导中国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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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本文引用:1]
[Liu Yansui.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4] 张甜, 刘焱序, 王仰麟. 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 生态学报, 2017, 37(7): 2147-2157.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是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恢复力是指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梳理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乡村社区恢复力、空间恢复力相应概念,借助宏观生态学领域中的恢复力相关概念阐释乡村空间演变过程,可以在深化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理论内涵的同时更有效的理解乡村空间的演变过程和重构目标。乡村空间重构并不只是国土或规划层面的景观空间优化,而需要站在强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角度,从乡村空间演化机制入手,提升乡村空间演化动力从而驱动空间重构。将乡村空间的演变阶段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将作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引入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学科研究视角,完成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的理论抽象。
DOI:10.5846/stxb201511182333      [本文引用:1]
[Zhang Tian, Liu Yanxu, Wang Yanglin.The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a resilience view.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7, 37(7): 2147-2157.]
[5]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本文引用:1]
[Long Hualou.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本文引用:2]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7] 陶伟, 陈红叶, 林杰勇.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地理学报, 2013, 68(2): 209-218.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DOI:10.11821/xb201302006      [本文引用:1]
[Tao Wei, Chen Hongye, Lin Jieyong.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yntactical view: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2): 209-218.]
[8] 车震宇. 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 旅游学刊, 2017, 32(1): 10-11.
正依托传统的村落形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许多传统村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在空间形态方面,既要保护和利用好原传统形态,又随着保护与开发出现新的形态变化。从近30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看,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是较为明显的,以周庄为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6      [本文引用:1]
[ Chen Zhenyu.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small town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10-11.]
[9] 仝德, 冯长春, 邓金杰.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 以深圳特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3): 437-446.
[本文引用:1]
[Tong De, Feng Changchun, Deng Jinjie.Spatial evolution and cause analysis of urban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3): 437-446.]
[10] 刘明皓, 戴志中, 邱道持, . 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布局优化: 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 经济地理, 2011, 31(3): 476-482.
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对西南山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具有布局零散,集聚度低、规模等级不明显、聚落密度地域差异大的特点,这种分布受坡度、海拔、交通、经济、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低坡度、低海拔的区位取向、交通区位取向、经济区位取向,以及耕地分布的空间趋同性特点。最后提出山区农村居民点规划应坚持"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优化布局原则,同时针对保家镇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给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案。
[本文引用:1]
[ Liu Minghao, Dai Zhizhong, Qiu Daochi, et al.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on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s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3): 476-482.]
[11] Yang R, Xu Q, Long H.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ed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47): 413-424.
61We exa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hina at counties and town scale.61Rural settlements were denser in southeastern regions than in northwestern regions in China.61Rural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was influenced by tradition and the economy,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61The typical patterns of village-town system for rural settlements optimizing reconstruction include four modes.
DOI:10.1016/j.jrurstud.2016.05.013      [本文引用:1]
[12] Tian G, Qiao Z, Zhang Y.The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density, siz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geophysical parameters of China using Landsat TM images.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2, 231(4): 25-36.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ural settlement density,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using land use vector maps extracted from Landsat TM images. The patch density (PD), mean patch size (MPS), standard deviation of patch size (SD), Euclidian m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MNN), and area weighted 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 (AWMPFD) were calculated by GIS software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out 7.56 105 rural settlem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ural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in China were small with MPS of only 16.27ha,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were below 10ha. China is divided into seven regions and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s investigated across the seven regions, as well as within each reg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D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was investigated at the two levels. While DEM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PD,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had a mixed impact on the PD. In Northeastern China, North China Pla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Plain, Inner Mongolia Plateau, Loess Plateau, and Southwestern China,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had a strong positive impact on PD, but in the Southeastern China, no appare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Whil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D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was found in Inner Mongolia Plateau and Loess Plateau, a negative relation was found in Southeastern China and Southwestern China, and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found between them in Northeastern China, North China Pla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Plain.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ibet Plateau, there was no appa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D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did not have as much impact on MPS of rural settlements as topography and DEM. Rural settlements are impacted more by the topography and climatic parameters than are urban areas, as rural populations are more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s and climatic parameters reflects the climatic impact on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food avail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DOI:10.1016/j.ecolmodel.2012.01.023      [本文引用:1]
[13] 龙花楼, 邹健, 李婷婷, .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地理研究, 2012, 31(3): 495-506.
Pushing forwar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for study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classifies the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1) During 2000-2005,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show a universal low development level but a relatively high transformation level,which resul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but the situ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05-2008.(2) The integrated assessing result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show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wn basic attributes,such as location,economic basis,development mode,and policy objective.(3) Based on the four regional attributes of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developing spee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eight territorial type regions ar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variou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system.
DOI:10.11821/yj2012030011      [本文引用:1]
[Long Hualou, Zou Jian, Li Tingting, et al.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3): 495-506.]
[14] Li Y, Li Y, Westlund H, et al.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land use and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Land Use Policy, 2015, 47: 218-224.
The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land conversion as a result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ohai Rim region find stro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land conversion rates an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tensity in the period 2000–2010. Rapid land conversion normally takes place in counties/districts of low initial level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places of high initial socioeconomic level and low transformation intensity would experience slow land conversion. The different land conversion rates in relation to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tensity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China's land quotas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is subjective and administrativ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quotas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differences to improve the land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and achiev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DOI:10.1016/j.landusepol.2015.04.011      [本文引用:1]
[15]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 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4): 531-540.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DOI:10.1007/s11442-015-1182-y      [本文引用:2]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69(4): 531-540.]
[16] Nelson P B.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395-407.
Migration patter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altered human and relationships are combining to precipitate tremendous changes in rural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estern US. These processes of restructuring, however, have been quite contentious and divisive for many of the region's small towns. While we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re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e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on communities remain unstudi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ctions of residents to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in Pagosa Springs, Colorado, the Methow Valley, Washington, Kane County, Utah, and Teton Valley, Idaho.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survey responses give voice to community members by allowing them to articulate their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ecent events. The analyses demonstrate tremendous diversity in the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interpret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m. Thes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challenge singular conceptions of community and highlight the ways in which notions of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are negotiated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rural restructuring. The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need for a more synthesized field of rural studies spanning disciplinary and national divides.
DOI:10.1016/S0743-0167(01)00002-X      [本文引用:1]
[17] Sanjay K.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 Nepal's Annapurna reg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4): 855-875.
DOI:10.1016/j.annals.2007.03.012      [本文引用:1]
[18] Bański J, Wesołowska M.Transformation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land's Lublin regio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4(2): 116-126.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on spatial systems and the physiognomy of rural settlements serving various economic functions. In addition, the study off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influence new construction is having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experienced by country-dwellers and the appearance and aesthetics characterising rural settlement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modern housing construction, which only began to flourish in Poland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basis for the work has been provided by detailed research (field survey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carried out in 15 villages located in Lublin voivodeship, eastern Poland. Change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vill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building are presented by reference to three villages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sidential, tourist-recreational and agricultural functional types. The post-1989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magnified spatial differences as regards the kind of new housing construction taking place in rural areas. The intensity at which new building is taking place is very much a function of the size of the adjacent urban centre and the area's distance from it. Housing construction concentrates close to the main transport arteries, along which a belt of enhanced economic activity is to be found. Pressure from new investors is giving rise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to the appearance of new conflict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ho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s of building has led to changes in tra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villages.
DOI:10.1016/j.landurbplan.2009.08.005      [本文引用:1]
[19]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 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 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 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 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 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 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 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DOI:10.18306/dlkxjz.2015.08.009      [本文引用:1]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20]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3): 425-435.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DOI:10.1007/s11707-016-0566-3      [本文引用:3]
[Xi Jianchao, Wang Shoukun, Zhang Ruiying.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 31(3): 425-435.]
[21]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353-1360.
<p>以系统论和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自组织性、周期性和波动性等3 个方面总结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演变特征。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将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换作为主要驱动因子,构建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模型,其演变过程经历了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 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驱动力量和作用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人居效应有差异。其中,入侵过程可看做是旅游要素流的空间集聚对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影响;竞争过程实质上是分化过程和共生过程的统一;反映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适应与调整;调控过程是厘清乡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与旅游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路径。</p>
[本文引用:1]
[Li Bohua, Liu Peilin, Dou Yinti, et al.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of edge type of scenic spot: A case study of "Great Nanyue Tourism Circ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353-1360.]
[22]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 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 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 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的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 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 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 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 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 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DOI:10.11821/dlyj201410013      [本文引用:2]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
[23]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山地学报, 2017, 35(1): 85-94.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DOI:10.16089/j.cnki.1008-2786.000199      [本文引用:1]
[Cui Xiaoming, Chen Jia, Yang Xinjun.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mpacted by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 Mountain Research, 2017, 35(1): 85-94.]
[24] 王传胜, 孙贵艳, 朱珊珊.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 人文地理, 2011, 26(5): 9-14.
[本文引用:1]
[Wang Chuansheng, Sun Guiyan, Zhu Shanshan.The major research progress on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wester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1, 26(5): 9-14.]
[25] 邹利林, 王占岐, 王建英. 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优化. 中国土地科学, 2012, 26(9): 71-77.
研究目的:通过梳理国内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优化研究的成果文献,找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进行改进。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1)总体上,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要比结构优化研究充分;技术方法上,空间布局是以GIS技术支持下的定量研究为主,结构优化是以整理和规划背景下的定性研究为主。(2)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景观分析方法能较全面地刻画长阳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长阳农村居民点受海拔、坡度、坡向、河流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公路、农村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距离、居民点用地规模、土地规划等社会经济因素和耕地面积、园地面积等生产环境因素影响明显;以加权Voronoi图为属性有层次搜寻局部中心,并依此构建的5级村庄等级层次更符合长阳农村居民点的发展规律。研究结论:根据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环境因子的量化关系确定居民点权重,并构建加权Voronoi图分割势力范围,为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量化研究方法。
DOI:10.3969/j.issn.1001-8158.2012.09.012      [本文引用:1]
[Zou Lilin, Wang Zhanqi, Wang Jianying.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Chinese Land Science, 2012, 26(9): 71-77.]
[26] 王成, 费智慧, 张玉英.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机理与途径探讨.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7): 96-102.
[本文引用:1]
[Wang Chen, Fei Zhihui, Zhang Yuying.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s of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hilly areas.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4, (7): 96-102.]
[27] 王成, 李颢颖.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8): 913-923.
中国乡村发展正步入转型的新阶段,乡村生产空间正经历以家庭为单元的土地细碎化经营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呈现出乡村多元主体利益竞合的空间博弈及乡村生产空间资源配置不匹配等新型矛盾。本文将系统论思想引入乡村生产空间,提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理念,并从地理学与空间、行为空间和空间行为、"空间的生产"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术思想出发厘清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思想缘起,凝练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核心内涵;并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学理辨析、演化机制、形成机理、优化调控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研究框架;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界定、"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及人地关系行为机制、探讨多学科融合多方法集成、辅以长时序数据支持的方法体系,旨在为乡村生产空间可持续发展由基础研究走向实践应用提供理论基石。
DOI:10.18306/dlkxjz.2017.08.001      [本文引用:1]
[ Wang Cheng, Li Haoying.Conceptual and research framework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8): 913-923.]
[28] 余斌, 卢燕, 曾菊新, .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进展及展望. 地理科学, 2017, 37(3): 375-385.
[本文引用:1]
[Yu Bin, Lu Yan, Zeng Juxin, et al.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rural living spa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3): 375-385.]
[29] 罗娅, 杨胜天, 刘晓燕, . 黄河河口镇—潼关区间1998-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地理学报, 2014, 69(1): 42-53.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Grain for Green Policy in the reach from Hekouzhen to Tonggua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ed on dryness/wetness, geomorphic type, slope gradient and aspect, from macroscopic to microcosmic, three indicators, including (a) a land use change significance index, (b) a land use change proportion (c) a vegetation change index, a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rimary transformation types,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 degree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the period 1998-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rea of land use change accounted for 19.19% of the study area. High coverage grassland, forest, and other woodl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low coverage grassland, farmland decreased markedly. (2) Spatially, land use change was found primarily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 between 35 and 38 degrees north latitude, including Malian River basin, Beiluo River basin, Yanhe River basin. (3) The transformation types, including low coverage grassland to moderate coverage grassland, moderate coverage grassland to high coverage grassland, farmland to other woodland, shrub to forest were the primary types resulting from land use change. (4) The effect of dryness/wetness, geomorphic type and slope gradient on land use change was significant, but that of aspect on land use change was not so clear.
DOI:10.11821/dlxb201401004      [本文引用:2]
[Luo Ya, Yang Shengtian, Liu Xiaoyan, et al.Land use change in the reach from Hekouzhen to Tongguan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1998-201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 42-53.]
[30] 埃米尔·涂尔干, 渠东译. 社会分工论.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本文引用:2]
[Émile Durkheim, Dong Qu.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Beijing: Sanlian Press, 2000.]
[31] 罗伯特·K.默顿, 唐少杰,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本文引用:0]
[Robert K M, Tang Shaojie, et al.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Beijing: Yilin Press, 2015.]
[32] 陈培培, 张敏.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35-1446.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DOI:10.11821/dlyj201508003      [本文引用:0]
[Chen Peipei, Zhang Min.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3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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