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8 , 37 (2): 281-29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4

研究论文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安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优化研究

杨晓俊, 方传珊, 侯叶子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西安 710128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in Xi'an cit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YANG Xiaojun, FANG Chuanshan, HOU Yezi

School of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 Geography,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方传珊(1992- ),男,陕西安康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E-mail: fangchuanshan123@163.com

收稿日期: 2017-08-24

修回日期:  2017-1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2-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XSH017)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重大项目(SYJS20171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晓俊(1970- ),女,陕西宝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区与旅游规划。E-mail: yangxiaojun@x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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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是进行城市生态游憩活动的重要基础,生态游憩空间的合理配置是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模型,构建生态压力指数标准,并结合空间叠加分析法分析了西安市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现状以及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和生态压力情况。结果表明:西安市市区的人均生态赤字达到了1.4136 hm2/人,生态压力指数为13.2,生态环境状况极不安全;并且区域内生态游憩空间布局和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相矛盾。针对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目前存在的问题,对生态游憩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构建西安市生态游憩廊道系统,对西安市未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优质生活环境的塑造和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生态足迹 ; 生态压力 ;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 ; 空间叠加 ; 西安

Abstract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activiti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eco-leisure citie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ory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spatial overplay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 standard,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ecological profit and loss, as well as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s in the urban area of Xi'an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urban area of Xi'an is extremely unsafe, with the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reaching 1.4136 hm2/person and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 13.2. The spatial layout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in the region has conflict with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avoi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and develop the ecological recreation corridor system of Xi'an, in an aim to enhance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tter shape the high-quality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the city.

Keywords: ecological footprint ; ecological pressure ;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 spatial overlay ;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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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俊, 方传珊, 侯叶子.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安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优化研究[J]. 地理研究, 2018, 37(2): 281-29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4

YANG Xiaojun, FANG Chuanshan, HOU Yezi.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 in Xi'an cit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81-29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4

1 引言

随着城市扩张的加速,城市生态问题日益凸显,恢复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1]。当前,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生态压力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引火线,并将生态环境压力纳入世界性战略问题之一[2]。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6年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地球需要提供1.6倍的生态承载力才能承载目前人类的生态足迹,而中国以30亿hm2的生态足迹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生态环境压力巨大[3]。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在城镇化地区建设绿色生态廊道”,以此来提升和改善城市生态空间质量。因此,对城市内林地、草地和水域等重要的生态游憩空间进行优化与整合,开展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满足和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安全、生态的游憩活动是有效缓解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4]

城市生态游憩是城市游憩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新型城市游憩模式。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5],是城市居民日常游憩休闲的主要场所。Blackstone Corporation率先提出了城市生态旅游概念,即在城市内进行游憩活动的同时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此长远改善城市生态状况,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加拿大绿色旅游协会认为在城市游憩中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同郊区相比较城市更能吸纳旅游业的影响[5]。吴必虎等认为城市游憩空间是指位于城市或者近郊区,具有观光、社交、健身、康乐等游憩功能,供居民日常休闲游憩的开放空间[6]。王甫园等在借鉴前人研究后提出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内人工或自然的植被及水体等生态单元所占据的并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7]。因此,本文将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界定为:位于城市或者城市近郊区,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要素充足,同时又能满足城市居民休闲、观光、旅游的开放空间。主要类型有城市生态公园、自然风景区、街头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等。

近年来,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功能与作用、价值评价及空间布局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有强烈的亲近自然倾向[8,9],林地、草地和水域是进行城市生态游憩的主要空间区域[10],以城市公园和绿地为主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是体现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因素[11]。通过构建城市生态游憩空间评价体系,据此对各类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按人口需求和用地类型分布进行优化布局,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及居民健康水平[12,13,14,15]。但目前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布局与优化配置的研究中,主要采用Kernel核密度算法、缓冲区空间分析等RS、GIS空间分析方法,且对游憩空间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多以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面积比率作为核心指标来指导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优化布局,忽视了城市居民日常消费行为对生态游憩空间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居民的消费行为出发,基于生态足迹研究方法,通过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生态足迹及对生态环境压力进行分析,以此为西安市各类城市生态空间的有效配置提供一定依据,为西安市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市域面积10096.81 km2,气候类型为温带季风气候,全市常住人口870.56万,城镇人口达到635.68万(2015年)。近年来,西安市城市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在西咸新区和“五区一港两基地”等开发区建设背景的驱动下,城市空间扩展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186.97 km2增长至2015年的548.6 km2[16]。但是,西安市城市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环境破坏以及人为的一些因素干扰,导致西安市林地、草地、耕地被大面积占用,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和面积逐年减少,市区的绿化覆盖面积率仅40%,城市居民的生态游憩空间被压缩,服务功能逐步退化。为了深入研究城市发展对生态游憩空间的影响,选取西安市市区为研究对象(不包括蓝田县、鄠邑区及长安区的秦岭部分)(图1)。西安市目前的生态游憩空间主要有六大类,分别是:城市公园、社区公园、风景区、城郊绿地、小区绿地以及公共开放游憩带。

图1   研究区位置及土地利用现状

Fig. 1   Location and the current land use of the study area

2.2 研究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现状

图2可以看出西安市市区生态游憩空间呈现出由中部向南北两端递减的趋势。总体来看,中部、南部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要多于北部,郊区、近郊区的分布要高于中心城区。从行政区划来看,大面积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主要分布在长安区、灞桥区、未央区北部、临潼区南部和雁塔区东部,而高陵区、阎良区、临潼区北部和长安区西部则分布比较少(表1)。在主城区内,除雁塔区东部有较大面积的生态游憩空间外,碑林区、莲湖区和新城区建筑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都仅有零星的小面积游憩空间分布。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可以发现,在生态游憩空间大面积分布的地区也是西安市河流和湖泊集中分布的地区(如渭河、灞河、浐河、南湖和未央湖等),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和浐灞湿地公园是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

图2   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现状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s in Xi'an

表1   各区域生态游憩空间数量(个)

Tab. 1   Number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areas by district

区域未央区雁塔区碑林区灞桥区新城区
数量482812539
区域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莲湖区高陵区
数量8364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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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2.3.1 生态足迹法 生态足迹分析法是由Wackernagel和William Rees两位学者于1990年代提出的用来衡量人类对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利用程度的一种方法[17,18]。生态足迹分析法从自然界生物体所产生的能量出发来分析自然物体所产生的消费空间和行为,以此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区域内的生态安全状况[19,20]。其计算公式如下[21]:

EF=N×ef=N×rjAi=N×rj(ci/pi)(i=1,2,,6)(1)

式中:EF为总的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Ai为第i类消费项目折算的人均占有的生物生产面积;ci为第i类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为第i类消费商品的全球平均生产力;i为所消费商品的生产土地类型;rj为均衡因子。

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区域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能够承载的极限人口数。其计算公式如下[21]

ec=aj×rj×yj(j=1,2,,6)(2)

式中: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aj为人均占有的j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时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

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差额为生态盈亏。当生态承载力高于生态足迹时为生态盈余,反之则为生态赤字。其计算公式如下[22]

ed=ec-ef(3)

式中:ed为人均生态赤字;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ef为人均生态足迹。

2.3.2 生态压力指数 生态压力指数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比率,该指数代表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承压程度。其计算公示如下[23]

ETI=ef/ec(4)

式中:ETI为研究区生态压力指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

为科学的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利用生态压力计算公式对史丹等计算出的1991-2013年中国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中国的生态压力指数变化范围在1.6~6.6之间[24]。然后综合考虑陕西省的生态环境状况,划分了研究区的生态压力指数标准(表2)对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衡量。

表2   生态压力指数等级划分标准

Tab. 2   Ecological stress index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压力级别数值压力程度
1(0,2)很安全
2[2,5)较安全
3[5,8)稍不安全
4[8,11)较不安全
511很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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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的全球生物平均产量以及全球平均能源足迹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官方网站获取。西安市的各类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项目、土地面积和人口数据通过《西安市统计年鉴》(2016年)获取。西安市土地利用现状(2015年)、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和空间分布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与谷歌地球获取,生物生产用地面积由西安市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在ArcGIS中计算得出,并根据西安市的土地利用情况,在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均衡因子[25]和产量因子[26]数据(表3)。然后通过生态足迹计算公式在SPSS软件中计算得出西安市市区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和生态压力情况。由于西安市并未规划有专用的化石能源用地,所以文中不对化石能源用地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

表3   西安市生态足迹相关数据

Tab. 3   Relevant data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Xi'an

用地类型全球平均产量
Pi(kg/hm2
人均资源消费量Ci(kg/人)人均占有的生物生产面积Ai人均生物生产面积Aj(hm2/人)均衡因子
rj
产量因子
yj
林地10.890.610.056050.000851.10.91
草地1359520.112370.000840.50.19
水域294.90.168960.000580.21
建筑用地107188.240.41450.006892.82.16
耕地41090246.20.053130.012092.82.16
化石能源用地2414.420.0622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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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结果分析

3.1 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析

通过生态足迹计算公式计算得出西安市各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结果(表4)和西安市各区人均生态足迹结果(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西安市市区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了1.52943 hm2/人,但低于全国的人均生态足迹2.86228 hm2/人[27],这说明西安市市区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较低,对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消耗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图3可以看出,西安市市区的各类生物生产性用地类型对生态足迹的贡献差异明显。其中,建筑用地的贡献最高,达到了1 hm2/人,超过了其他五类土地生态足迹的总和,这说明西安市居民主要消费物品为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的电力、热力资源;除此之外,耕地的生态足迹也较高,林地、草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用地的生态足迹较低。从图4可以看出,西安市各个区的生态足迹也存在较大差异,位于中南部的中心城区和南郊的生态足迹明显高于东郊、北郊地区。其中,雁塔区因居住人口最多而成为生态足迹最高的地区,未央区和长安区次之,中心城区的碑林区、莲湖区和新城区由于居住人口较少导致生态足迹较低,位于北郊和东郊的高陵区、阎良区和临潼区的生态足迹最低。

图3   西安市各土地类型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情况(hm2/人)

Fig. 3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y land type in Xi'an (hm2/person)

图4   西安市各区域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情况(hm2/人)

Fig. 4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y urban district in Xi'an (hm2/person)

表4   西安市市区各用地类型人均生态足迹计算结果(hm2/人)

Tab.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by type of land use in urban area of Xi'an (hm2/person)

土地类型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生态压力指数表征状态
林地0.061660.00085-0.0608072.20751很不安全
草地0.056190.00008-0.05610702.31250很不安全
水域0.033790.00011-0.03368292.82010很不安全
建设用地1.160600.04164-1.1189627.87148很不安全
耕地0.148760.07313-0.075632.03415较安全
化石能源用地0.06843--0.0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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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西安市市区各地区人均生态足迹计算结果(hm2/人)

Tab. 5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by urban district in Xi'an (hm2/person)

地区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生态压力指数表征状态
新城区0.141320.00642-0.134922.01246很不安全
碑林区0.144670.00668-0.1379921.65718很不安全
莲湖区0.162270.00637-0.155925.47410很不安全
灞桥区0.132620.01644-0.116188.06691较不安全
雁塔区0.276440.01548-0.2609617.85788很不安全
未央区0.244210.01742-0.2267914.01894很不安全
长安区0.218130.01869-0.1994411.67095很不安全
临潼区0.084220.01224-0.071986.88072稍不安全
高陵区0.074330.00866-0.065678.58314较不安全
阎良区0.051220.00743-0.043796.89367稍不安全
合计1.529430.11582-1.413613.20409很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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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图4可以看出西安市市区目前的生态承载力相对于该地产生的生态足迹还远远不足,西安市市区目前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仅为0.11582 hm2/人,人均生态赤字达到1.4136 hm2/人,这说明西安市目前面临较大的生态压力,生态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从各类生态生产土地类型来看,西安市市区目前的生态承载力情况差异较大,生态承载力最高的用地类型为耕地,其次为建筑用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生态承载力水平相对较低;从空间上看,市区东北和南边耕地大面积分布的地区生态承载力较高,中部建筑用地密集分布地区生态承载力较低;从各个地区来看,位于中心城区的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因建筑密度大,绿化率较低而生态承载力较低,位于东北部的高凌区、临潼区和阎良区由于主要土地类型为耕地和建筑用地,而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较小导致该区域的的生态承载力也较低,围绕中心城区的未央区、灞桥区和雁塔区由于分布有大量的水域、林地和草地,所以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多、面积大,因而生态承载力较高,而长安区因靠近秦岭,人口密度小、绿地覆盖率高使得该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最高。

3.2 生态盈亏与生态压力分析

表4表5可以看出,目前整个西安市市区都处于生态赤字状态,生态环境状况很不安全。由图5可以看出,在各类土地类型中建筑用地的亏损最大,生态赤字最为严重,耕地、林地、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赤字情况相近,赤字较小,水域的生态赤字最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市区中南部建筑密度最大的中心城区生态赤字最为严重,而在东北、东南和东部地区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分布较多的地区生态赤字较小,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较小。从各个地区来看,雁塔区的生态赤字最大,未央区、莲湖区和长安区的生态赤字也较大,碑林区、新城区和灞桥区的赤字也超过了1 hm2/人,面临较大生态压力,阎良区、高凌区和临潼区是生态赤字较低,是生态压力最小的地区。

图5   西安市各土地类型和各区域生态赤字情况

Fig. 5   Land types and the ecological deficits by urban district in Xi'an

通过生态压力指数等级划分标准对西安市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划分得出西安市生态环境状况处于不安全状态。在各类土地类型中除耕地外生态环境状况都极不安全;在各个地区中,除莲湖区、临潼区情况较好,处于稍不安全状态外,其他区域都处于较不安全和很不安全状态。

3.3 生态足迹与游憩空间叠加分析

将西安市市区的生态游憩空间与该地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进行叠加分析,可以发现西安市市区的生态游憩空间布局不均衡,生态矛盾突出。在中心城区的碑林区、莲湖区和新城区这块生态足迹高、承载力低,生态赤字最大的区域分布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最少、且面积最小;在郊区和近郊区的雁塔区东南部、未央区北部、长安区南部、灞桥区、和临潼区南部分布着大量的生态游憩空间,但这些区域都是生态足迹低、生态承载力高、生态赤字较小的区域;而在高陵区、临潼区北部和长安区南部这些生态赤字较大的区域却很少有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除此之外,生态环境状况不安全的区域也是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少的区域,生态游憩空间集中分布的的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却较安全。

3.4 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布局的优化对策

3.4.1 加大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投入 研究得出,整个西安市生态承载力不足,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较大。而随着西安市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高新区、曲江新区等、浐灞新区等产业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绿地面积相对减少,从而导致生态游憩空间面积缩小、数量减少。生态基础设施是自然环境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对生态系统运行及居民的可持续生存具有基础性支持能力的资源和服务[28]。要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布局进行合理的优化与整合,首先任务就是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虽然西安市近年来提出了“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美丽西安”的口号,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水污染、大气污染依然严重,绿地面积不增反降,生态承载力不断下降,生态压力逐渐增大。这说明西安市及陕西省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力度还不够,特别是对生态环境中生态承载力高的林地和草地还要增加投入,规划更多的公共生态游憩空间,以缓解该区域林地、草地的生态亏损状态,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3.4.2 实现区域内生态游憩空间布局的均衡性 研究发现,中心城区的生态承载力要远低于周边区域,生态盈亏和生态压力高于周边区域。相较于在郊区和近郊区,中心城区生态游憩空间虽然在数量上占优,但是面积都相对较小,无大面积生态游憩空间分布,而郊区和近郊区却分布着较多大面积的生态游憩空间。并且,由于近十年来城镇化的加速,对林地、草地和水域景观破坏严重,城市的无序发展使得各生态游憩空间之间的联系被截断,导致生态游憩空间出现破碎化和孤岛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游憩空间网络系统,从而使得生态安全格局遭到破坏,生态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整合与格局优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生态游憩空间布局的非均衡状态。具体做法主要有:在生态赤字严重的莲湖区、碑林区、新城区及高新区大幅增加中型、小型生态游憩空间,对布局位置不合理的游憩空间进行调整;同时在生态赤字较小、游憩空间分布较多的未央区、临潼区和灞桥区增加居民点的建设,通过政策支持等进行移民搬迁,这样既能够使游憩空间的服务功能更好的发挥,又能够满足居民日常游憩的需要,还能够缓解生态赤字严重地区的生态压力。

3.4.3 构建多功能的生态游憩空间廊道系统 目前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所提供的生态承载力还不足,导致其为居民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水平也比较低,其原因不仅是生态游憩空间的数量和面积不足,还有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的整体功能受到损坏。因此,西安市急需优化现有的空间格局和网络系统,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生态游憩空间的服务范围,并通过构建多功能的游憩廊道系统的来整合西安市生态游憩空间,利用生态游憩廊道系统来平衡各区域的生态承载力,降低生态赤字,缓解生态压力。将西安市内沿交通干线、河流分布的线状或带状公园、街头绿地、景区等与城市广场绿地和小区绿地这些小块游憩空间相连接,协同共建,打造多位一体的城市生态游憩廊道。并在这些生态游憩廊道中修建供居民游憩的步道与自行车道路系统,扩大西安市市民接触绿色的范围,通过绿色出行既满足了市民对生态游憩资源的需求,又降低了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城市建设大都面临着从向外部无序扩张到向内部集约优化的转型[29]。通过对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的进行规划与布局来构建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能够缓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生态游憩空间的合理配置是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进行优化,能够为城市绿色发展规划、生态旅游规划以及环境保护规划提供有力支撑,确保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分析区域生态系统空间格局和数量结构,对优化空间布局及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区域生态服务系统的良性发展和良好的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基本的格局保障。

在现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都应时刻关注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注重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本文以西安市作为研究区,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西安市目前的生态游憩空间配置不足,区域分布不均衡,城市生态安全面临较大威胁的结论。这要求西安市以及整个西北地区的城市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应注重城市发展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合理布局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并构建城市生态游憩廊道网络系统,提高城区绿化率,以构建合理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在未来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研究中,还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统筹考虑城市对生态功能及游憩功能二者的需求来研究城市生态游憩空间配置问题。除此之外,在对城市生态游憩空间进行规划时不仅仅只立足于服务本区域居民,还要考虑到满足外来游客的游憩需求。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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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0809a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城市公园和绿地为主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作为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其空间的格局与功能的水平是体现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上海为对象,在综合城市总体数量特征指标的同时,将考虑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态空间的游憩需求和空间格局的特征,以体现可达性、人均占有量、功能完整性、城市空间和游憩满意度等为目标,选择更能反映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服务功能水平的综合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并进行评价;结果发现目前上海综合评分处于较低的状态,其主要原因不是其绝对的空间数量值低,而是空间格局不合理而造成的功能受损。据此,从定位、目标的角度提出优化服务功能的对策。

[Li Hua.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service functions of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8): 63-69.]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0809a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城市公园和绿地为主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作为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其空间的格局与功能的水平是体现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上海为对象,在综合城市总体数量特征指标的同时,将考虑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态空间的游憩需求和空间格局的特征,以体现可达性、人均占有量、功能完整性、城市空间和游憩满意度等为目标,选择更能反映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服务功能水平的综合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并进行评价;结果发现目前上海综合评分处于较低的状态,其主要原因不是其绝对的空间数量值低,而是空间格局不合理而造成的功能受损。据此,从定位、目标的角度提出优化服务功能的对策。
[6] 吴必虎, 董莉娜, 唐子颖.

公共游憩空间分类与属性研究

. 中国园林, 2003, (4): 48-50.

[本文引用: 1]     

[Wu Bihu, Dong Lina, Tang Ziying.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and genus of public recreation spaces

. Chinese Garden, 2003, (4): 48-50.]

[本文引用: 1]     

[7] 王甫园, 王开泳, 陈田, .

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 207-218.

[本文引用: 1]     

[Wang Fuyuan, Wang Kaiyong, Chen Tian, et a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2): 207-218.]

[本文引用: 1]     

[8] Arnberger A, Eder R.

The influence of green space on community attachment of urban and suburban residents

.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2, 11(1): 41-49.

[本文引用: 1]     

[9] 陈佳平.

郑州城市生态旅游空间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

.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 94-9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给城市旅游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寻找一种基于生态和谐的旅游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郑州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意义、优势条件和旅游空间结构,从网络、板块以及环城游憩带3个方面构建郑州城市生态旅游的基本体系,并提出发展郑州城市生态旅游必须注重加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实施城市旅游承载量管理、增强城市生态保护意识、进行旅游与其他资源整合、打造生态旅游精品等具体策略。

[Chen Jiaping.

Research on ecological tourism spac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Zhengzhou

.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4): 94-9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给城市旅游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寻找一种基于生态和谐的旅游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郑州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意义、优势条件和旅游空间结构,从网络、板块以及环城游憩带3个方面构建郑州城市生态旅游的基本体系,并提出发展郑州城市生态旅游必须注重加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实施城市旅游承载量管理、增强城市生态保护意识、进行旅游与其他资源整合、打造生态旅游精品等具体策略。
[10] Arnberger A, Eder R.

The influence of age on recreational trail preferences of urban green-space visitors: A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with digitally calibrated images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1, 54(7): 891-908.

https://doi.org/10.1080/09640568.2010.53987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age on recreational trail preferences using an image-based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The trail scenarios were depicted as digitally calibrated images that systematically displayed eight social, managerial and physical trail features. In 2006, on-site visitors (N=321) to public green spaces in Vienna were intercepted. Age groups were formed based on quartiles. Across all quartiles, visitor numbers and litter had the highest influence on trail preferences. Not all attributes were relevant for each quartile. The elderly quartile placed more importance on litter and activity type, while trail environment and trail type were of marginal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e younger quartiles. Consequently, visitor preferences are diverse because of age 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has to consider these different needs for recreational trails.
[11] Spartz J T, Shaw B R.

Place meanings surrounding an urban natural area: A qualitative inquiry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4): 344-352.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1.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place-based meanings held by members of a conservation advocacy, or "Friends of," group living within watershed boundaries surrounding a public, urban arboretum in South Central Wisconsin. Responses to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an iterative analytic method. Indicators of place-based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is urban natural area were assessed from interview transcript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Arboretum Meanings emerged from the analysis highlighting place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attributes of the area. Use of this urban natural area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a deep appreciation of its biodiversity, as a location for sanctuary or escape, a place for recreation and exercise, and as a meeting place for friends and family.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how place-based meanings can inform land managers and conservation advocacy group l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stakeholders, maintain the most desirable elements of urban natural areas, and reduce potential conflict resulting from divergent place meanings among user groups.Highlights? Place meanings included four main themes: nature, sanctuary, activity, and society. ? Concerns included property misuse, development, deer, and invasive species. ? Understanding stakeholder language can help managers craft engagement strategies.
[12] Perino G, Andrews B, Kontoleon A, et al.

The value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Britain: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spatially referenced benefit transfer

.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4, 57(2): 251-272.

https://doi.org/10.1007/s10640-013-9665-8      URL      [本文引用: 1]     

[13] 孙琨, 唐承财, 钟林生.

基于人口特征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配置: 以常熟市为例

.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6): 714-723.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是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优质生活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家休闲城市综合标准试点市——常熟市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特征为切入点,对该市不同功能区内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可进行生态游憩的时间、生态游憩意愿、对不同生态游憩空间的偏好,以及全市不同功能区人口对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口特征影响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全市不同功能区的人口特征有显著差异,因此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不同。在人口量、人口平均生态游憩可能性、人口生态游憩空间类型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下,商业活动区内人口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生活居住区、商务办公区、工业生产区;全市不同功能区内人口对草地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水域和林地。可根据城市不同功能区人口数量、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中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实践。

[Sun Kun, Tang Chengcai, Zhong Linsheng.

Siting of urban recreational eco-space based on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city, China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6): 714-723.]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是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优质生活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家休闲城市综合标准试点市——常熟市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特征为切入点,对该市不同功能区内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可进行生态游憩的时间、生态游憩意愿、对不同生态游憩空间的偏好,以及全市不同功能区人口对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口特征影响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全市不同功能区的人口特征有显著差异,因此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不同。在人口量、人口平均生态游憩可能性、人口生态游憩空间类型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下,商业活动区内人口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生活居住区、商务办公区、工业生产区;全市不同功能区内人口对草地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水域和林地。可根据城市不同功能区人口数量、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中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实践。
[14] 孙琨, 钟林生, 张爱平, .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对比分析: 以常熟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6, 35(2): 256-27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休闲价值是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常熟市具有突出城市生态游憩服务功能的林地、草地、水域区选择可比性观测廊道,在对游客自发性休闲游憩行为进行动态观测的基础上对各生态游憩空间的休闲价值进行动态对比.结果表明:①全年水域的休闲价值最显著,其次依次是草地、林地.②全年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的时间分布不均衡,且有一定互补性.③林地对于老年人的休闲价值最突出,而中年人更偏好水域休闲,青年及少儿更偏好草地休闲.④在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中可根据各年龄段人群分布确定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方案;根据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差异及其时间变化配置相应休憩设施,并对生态游憩空间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影响因素提升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等.

[Sun Kun, Zhong Linsheng, Zhang Aiping,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leisure values of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c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2): 256-27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休闲价值是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常熟市具有突出城市生态游憩服务功能的林地、草地、水域区选择可比性观测廊道,在对游客自发性休闲游憩行为进行动态观测的基础上对各生态游憩空间的休闲价值进行动态对比.结果表明:①全年水域的休闲价值最显著,其次依次是草地、林地.②全年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的时间分布不均衡,且有一定互补性.③林地对于老年人的休闲价值最突出,而中年人更偏好水域休闲,青年及少儿更偏好草地休闲.④在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中可根据各年龄段人群分布确定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方案;根据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差异及其时间变化配置相应休憩设施,并对生态游憩空间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影响因素提升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等.
[15] 李玏, 刘家明, 宋涛, .

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 地理研究, 2015, 34(8): 1507-15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9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其游憩开发能够为大都市游憩空间紧缺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北京市第二道绿带为研究区,以2013年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共448处)为研究对象,运用Kernel核密度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的整体分布格局、规模容量特征和各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①从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北京市绿带内形成了若干游憩空间集聚区域,游憩空间结构出现“北密南疏”的整体特征;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高且分布连续成带,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分布离散成团;北部温榆河沿岸地区游憩空间大量集聚,成为绿带游憩空间结构的主要骨架.②从规模容量特征来看,占地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呈集聚分布,规模较小的游憩空间呈分散分布,绿带内已形成了6个由面积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密集分布构成的热点区.③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表现为:绿带内的资源环境本底决定了既有吸引物游憩空间的空间特征;政策性规划引导郊野休闲公园空间分布相对均匀;重要水系与运动健身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高度关联;主题活动游憩空间更倾向于靠近主要交通干道;会议度假游憩空间与北京市地热资源分布契合度高;民俗体验游憩空间大量分布在海淀区上庄水库周边.揭示了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布局情况,为中国绿带游憩体系的统筹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Li Le, Liu Jiaming, Song Tao, et 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recreational space in the urban green belt of Beijing,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507-15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9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其游憩开发能够为大都市游憩空间紧缺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北京市第二道绿带为研究区,以2013年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共448处)为研究对象,运用Kernel核密度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的整体分布格局、规模容量特征和各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①从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北京市绿带内形成了若干游憩空间集聚区域,游憩空间结构出现“北密南疏”的整体特征;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高且分布连续成带,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分布离散成团;北部温榆河沿岸地区游憩空间大量集聚,成为绿带游憩空间结构的主要骨架.②从规模容量特征来看,占地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呈集聚分布,规模较小的游憩空间呈分散分布,绿带内已形成了6个由面积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密集分布构成的热点区.③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表现为:绿带内的资源环境本底决定了既有吸引物游憩空间的空间特征;政策性规划引导郊野休闲公园空间分布相对均匀;重要水系与运动健身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高度关联;主题活动游憩空间更倾向于靠近主要交通干道;会议度假游憩空间与北京市地热资源分布契合度高;民俗体验游憩空间大量分布在海淀区上庄水库周边.揭示了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布局情况,为中国绿带游憩体系的统筹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16] 何艳冰, 黄晓军, 杨新军.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适应性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7, 36(2): 226-240.

[本文引用: 1]     

[He Yanbing, Huang Xiaojun, Yang Xinjun.

Adapt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to rapid urbanization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Xi'a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2): 226-240.]

[本文引用: 1]     

[17] Ree W 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https://doi.org/10.1177/095624789200400212      URL      [本文引用: 1]     

[18] Wackernagel M, Rees W.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 G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6.

[本文引用: 1]     

[19] Wackernagel M.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footprint analysis

.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7): 1925-1927.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09.03.012      URL      [本文引用: 1]     

[20] 周晓艳, 张文妍, 叶信岳, .

1992-2012年国际生态足迹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3): 336-34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足迹是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定量研究的重要方法。由于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全球可比性等优点,自1992 年首次提出以来,得到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以SCIE/SSCI 数据库为基础,对近20 年来有关生态足迹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阐释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揭示主要研究力量,呈现不同作者、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情况,分析主要国家的研究差异并探讨该领域未来研究趋势和热点。研究发现:① 加拿大生态经济学者Wackernagel是该领域重要的学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悉尼大学是在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是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的中国研究机构;② 美国是在该领域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均居首位的国家,中国虽然文献数量排第三位,但文献质量有待提高;③ 该领域文献总量不多,但增长迅速,且国际合作呈显著扩大趋势;研究尺度日趋多元化且不断深入微观领域;研究方法日趋丰富与完善,与投入产出分析法、产品生命周期及能值分析等方法相结合是近期主要研究趋势,但不同国家的研究重点亦有所差异;④ 气候变化、碳足迹、生态足迹区域转移等将有可能成为生态足迹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Zhou Xiaoyan, Zhang Wenyan, Ye Xinyue, et al.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research during 1992-2012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3): 336-34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足迹是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定量研究的重要方法。由于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全球可比性等优点,自1992 年首次提出以来,得到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以SCIE/SSCI 数据库为基础,对近20 年来有关生态足迹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阐释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揭示主要研究力量,呈现不同作者、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情况,分析主要国家的研究差异并探讨该领域未来研究趋势和热点。研究发现:① 加拿大生态经济学者Wackernagel是该领域重要的学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悉尼大学是在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是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的中国研究机构;② 美国是在该领域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均居首位的国家,中国虽然文献数量排第三位,但文献质量有待提高;③ 该领域文献总量不多,但增长迅速,且国际合作呈显著扩大趋势;研究尺度日趋多元化且不断深入微观领域;研究方法日趋丰富与完善,与投入产出分析法、产品生命周期及能值分析等方法相结合是近期主要研究趋势,但不同国家的研究重点亦有所差异;④ 气候变化、碳足迹、生态足迹区域转移等将有可能成为生态足迹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21] 常斌.

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研究

. 焦作: 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资源型城市在给社会提供大量的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品的同时,也面临着比其他城市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整合资源型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文以平顶山市为例对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综述了生态规划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然后对资源型城市生态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生态规划的研究框架,探讨了生态承载力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功能分区的方法。本文的实例研究以平顶山市为例,在对其自然、社会和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平顶山市所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①大气污染严重,以可吸入颗粒物污染为主;②水土流失现状严重;③植被覆盖率低;④矿区生态破坏严重;⑤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通过生态承载力分析、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提出了平顶山市生态功能区划,将平顶山市分为4个一级生态区及9个二级生态功能区。结合平顶山市创建生态型城市的目标,提出了平顶山市生态环境规划目标和指标体系。以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和环境污染防治规划为重点进行了规划研究,针对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生态建设方向和保护措施,并提出了规划实施的重点支撑工程及规划实施的效益分析。最后,提出了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Chang Bin.

Study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 Jiaozuo: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资源型城市在给社会提供大量的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品的同时,也面临着比其他城市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整合资源型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文以平顶山市为例对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综述了生态规划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然后对资源型城市生态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生态规划的研究框架,探讨了生态承载力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功能分区的方法。本文的实例研究以平顶山市为例,在对其自然、社会和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平顶山市所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①大气污染严重,以可吸入颗粒物污染为主;②水土流失现状严重;③植被覆盖率低;④矿区生态破坏严重;⑤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通过生态承载力分析、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提出了平顶山市生态功能区划,将平顶山市分为4个一级生态区及9个二级生态功能区。结合平顶山市创建生态型城市的目标,提出了平顶山市生态环境规划目标和指标体系。以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和环境污染防治规划为重点进行了规划研究,针对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生态建设方向和保护措施,并提出了规划实施的重点支撑工程及规划实施的效益分析。最后,提出了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22] 郑晖, 石培基, 何娟娟.

甘肃省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27(10): 13-18.

[本文引用: 1]     

[Zheng Hui, Shi Peiji, He Juanjuan.

The dynamic analysis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of Gansu province

.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7(10): 13-18.]

[本文引用: 1]     

[23] 张成, 尚国琲, 黄芳芳, .

基于M ATLAB GUI的生态压力预警系统设计与实现

.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6, 39(5): 200-205.

[本文引用: 1]     

[Zhang Cheng, Shang Guopai, Huang Fangfang, et 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MATLAB GUI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39(5): 200-205.]

[本文引用: 1]     

[24] 史丹, 王俊.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压力与生态效率测度与评价

.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5): 5-21.

[本文引用: 1]     

[Shi Dan, Wang Ju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press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6, (5): 5-21.]

[本文引用: 1]     

[25] 郑群明, 王甫园.

世园会筹备对西安市生态足迹的影响

. 经济地理, 2014, 34(2): 154-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4.02.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新增环境污染消费账户,改进了生态足迹模型,对西安市1999-2009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并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申报成功前一年(2006年)为节点,分别计算了世园会申报成功前后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的变化,然后利用文本分析法整理出节事筹备前后城市生态实践的基本框架及其积极后果,从而验证了这种生态足迹变动与世园会筹备的逻辑关联,进而得出分析结果:①西安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0.7819hm2/人,上升到2009年的1.6293hm2/人;其中1999-2005年生态足迹年平均增长率为12.39%,2006-2009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84%,表明世园会筹备对西安人均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世园会筹备对水域生态足迹、草地生态足迹、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对建设用地生态足迹、耕地生态足迹影响不明显,而对林地生态足迹却有消极的影响.②1999-200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78%,2006-2009年均增长率为3%,表明世园会筹办对生态承载力提升有积极影响.③1999-2005年,人均生态赤字年均增长率为22.65%;2006-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56%,下降明显,表明世园会筹办对西安生态赤字降低有积极影响.④西安世园会对城市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应是:生态城市建设目标—节事申办投标—节事筹备—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加强—生态足迹降低.

[Zheng Qunming, Wang Fuyuan.

Effects of Xi'an Expo preparations on Xi'an 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154-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4.02.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新增环境污染消费账户,改进了生态足迹模型,对西安市1999-2009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并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申报成功前一年(2006年)为节点,分别计算了世园会申报成功前后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的变化,然后利用文本分析法整理出节事筹备前后城市生态实践的基本框架及其积极后果,从而验证了这种生态足迹变动与世园会筹备的逻辑关联,进而得出分析结果:①西安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0.7819hm2/人,上升到2009年的1.6293hm2/人;其中1999-2005年生态足迹年平均增长率为12.39%,2006-2009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84%,表明世园会筹备对西安人均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世园会筹备对水域生态足迹、草地生态足迹、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对建设用地生态足迹、耕地生态足迹影响不明显,而对林地生态足迹却有消极的影响.②1999-200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78%,2006-2009年均增长率为3%,表明世园会筹办对生态承载力提升有积极影响.③1999-2005年,人均生态赤字年均增长率为22.65%;2006-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56%,下降明显,表明世园会筹办对西安生态赤字降低有积极影响.④西安世园会对城市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应是:生态城市建设目标—节事申办投标—节事筹备—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加强—生态足迹降低.
[26] 王建洪, 任志远, 苏雅丽.

基于生态足迹的1997-2009年西安市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

.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2, 30(1): 225-229.

[本文引用: 1]     

[Wang Jianhong, Ren Zhiyuan, Su Yali.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in Xi'an during 1997-2009

.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Arid Areas, 2012, 30(1): 225-229.]

[本文引用: 1]     

[27] 胡姚雨.

基于生态足迹视角的中国全要素生态效率研究

. 南京: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社会当下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战略性挑战。有效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是否具备环境可持续性,也即在证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及整体发展是否具备长远、不竭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为了从环境可持续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增长质量,本文引入生态足迹,形成全要素生态效率,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洞察。以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为考察对象,根据数据连贯程度和口径统一程度,取1999年至2010年为考察期间,首先对考察期内各地区的生态足迹总量进行计算,并在综合比较各种测度模型的基础上,选择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进行效率计算,将生态足迹纳入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框架,并将因此获得生态学意义的全要素生产率称为全要素生态效率。得到历年各地区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后,再对全要素生态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并依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研究发现,考察期内的各地区生态足迹总体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全要素生态效率则呈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归类为绿色发展状态较好、绿色发展状态一般及绿色发展状态较差三类,并通过收敛性分析对各地区内部的稳态趋势进行了论证。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对地区全要素生态效率起到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主要有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和企业规模,技术创新虽有影响但影响尚不显著。本文对上述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就如何改善各地区全要素生态效率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Hu Yaoyu.

The study of China's total factor ecological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prospective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 Nan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社会当下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战略性挑战。有效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是否具备环境可持续性,也即在证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及整体发展是否具备长远、不竭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为了从环境可持续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增长质量,本文引入生态足迹,形成全要素生态效率,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洞察。以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为考察对象,根据数据连贯程度和口径统一程度,取1999年至2010年为考察期间,首先对考察期内各地区的生态足迹总量进行计算,并在综合比较各种测度模型的基础上,选择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进行效率计算,将生态足迹纳入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框架,并将因此获得生态学意义的全要素生产率称为全要素生态效率。得到历年各地区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后,再对全要素生态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并依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研究发现,考察期内的各地区生态足迹总体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全要素生态效率则呈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归类为绿色发展状态较好、绿色发展状态一般及绿色发展状态较差三类,并通过收敛性分析对各地区内部的稳态趋势进行了论证。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对地区全要素生态效率起到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主要有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和企业规模,技术创新虽有影响但影响尚不显著。本文对上述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就如何改善各地区全要素生态效率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8] Randolph J.Enviromental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4.

[本文引用: 1]     

[29] 陈昕, 彭建, 刘焱序, .

基于“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的云浮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地理研究, 2017, 36(3): 471-484.

[本文引用: 1]     

[Chen Xin, Peng Jian, Liu Yanxu, et al.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in Yunfu cit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importance-sensitivity-connectiv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3): 471-484.]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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