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龙
, 黄震方, 陈晓艳
LV Long, HUANG Zhenfang, CHEN Xiaoyan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2-21
修回日期: 2018-03-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6-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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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吕龙（1981- ）,男,江苏常熟人,博士研究生,城市规划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 lvlong198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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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载体的研究对于乡村文化的展示、恢复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界定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概念和空间类型划分,以苏州市金庭镇（原西山镇）为例,结合地方志文献和GIS空间分析法进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类型可依据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记忆场的构成,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类型。② 在时间格局方面,生活生产类空间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③ 在空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自明清时期开始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主导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④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这些都影响着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关键词：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culture of rural area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tourism geography.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and its space is the logic origin of rural cultural stud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xhibition,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Based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we define the concept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discuss the spatial type classification and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Moreover, we apply the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discuss the rural memory space of Jinting town (the original name: Xishan town) in Suzhou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chorography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ased on the cultural memory form and the memory field, the types of cultural memory space are divided into life and production type, functional symbol type, social representation type and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typ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pattern are as follows: the space of life and production type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growth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a pea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wards, its cumulative level has retained better and developed smoothly. The spaces of functional symbol typ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type shows a changing trend of an inverted U-shape pattern, and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since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space of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type has developed smoothl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3) In terms of spatial pattern,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s have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gregation distribution. The dominant distribution showed a southwest-northeast trend, and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south to north.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demonstrated the cluste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ed the change trend from south to north. In particular, the core regions of space density were given priority to the space of life and production type. (4)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d: the chang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the flourishment of folk belief and folk style i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the inheritance of official support, clan and celebrity are the support condi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记忆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并对地方的认同产生重要影响[1]。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城乡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2]。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地区的发展深受周边邻近城市建设的影响,乡村的人地关系随之发生变迁,最终导致乡村文化的日益衰退和乡村记忆的日渐模糊。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记忆,也就没有了文化的根源和变迁的脉络。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引导下,建设重点从城市转向镇村,不同类型乡村地区的文化保护和利用需要不同的途径。作为一种重要旅游地类型的乡村地区,乡村文化就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根基和特色所在,文化的兴衰、传承及挽救等历史重任已迫在眉睫。因此,基于记忆视角下研究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保护、恢复与重构已成为当下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回顾有关记忆理论的发展,从莫里斯
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关记忆、旅游及乡村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围绕集体记忆研究旅游与记忆的关系,表现为旅游是唤醒记忆的主要动机。Maccannell运用记忆符号系统思想,阐释旅游吸引物的标志（符号）、景象（被符号化意义）、游客（解读者）构成,认为旅游过程能唤起往事记忆形成集体回忆[3]。有些学者将集体记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或旅游动机,认为记忆场所能够在旅游中起到文化认同与重建的目的[4]。Seaton研究了滑铁卢为吸引游客恢复和重构战地景观及集体记忆的途径[5]。Lloyd等关注战争纪念物的游客类型,认为朝圣者是战后记忆载体建设的主要受众[6,7]。Dydia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据著名小说雷蒙娜建设的各类旅游景点为例,研究了虚构的集体记忆[8]。Winter认为旅游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体记忆的选择、解读和重构,每个游客都可以建构和影响群体关于景观的解读[9]。Sabine研究了迪士尼乐园的游客群体,认为儿时美好的集体记忆是此类旅游的动机,主题乐园有利于唤起游客儿时快乐记忆[10]。此外,基于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较少,部分学者通过对思乡旅游者旅游报告的内容分析,认为旅游可视为记忆过程的延伸[11],同时认为当代旅游媒介在旅游推广中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12]。二是,围绕乡愁（怀旧）旅游的研究成果包括乡愁（怀旧）旅游动机及怀旧倾向测量[13-15]、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乡愁旅游现象背后的驱动力[16]等。Sabine Marschall针对旅游与记忆之间关系开展了系统研究[17],认为记忆是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会影响到目的地的旅游体验,以及旅行后通过叙述、摄影和记忆物品等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二者均与身份形成的过程相关联,不仅是回忆与快乐记忆有关的地方,还包括回到个人创伤和痛苦寻求疗愈的地方。三是,国内学者多以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研究为主,但数量有限。程豪等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了旅游和淮南煤炭记忆的关系[18]。李彦辉等以黄埔军校旧址参观为例,研究了游客对地方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19]。唐弘久等以九寨沟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5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围绕集体记忆展开并逐步形成了个人或集体记忆与旅游呈现互动影响的共识,不仅体现了记忆对旅游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旅游对记忆的唤醒、加深和延续的功能。记忆能够作为旅游地文化与认同、旅游景观建设和旅游者行为等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始终是关注的热点,围绕城市文化保护发展以及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作为乡村地区的记忆研究相对匮乏。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旅游的灵魂[27],旅游可以成为唤醒乡村记忆、传承乡村文化和铭记乡愁的重要载体。那么,选择在何种记忆的视角开展有关乡村文化与记忆的研究?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如何彼此影响和建构?传承过程的载体又是什么,空间特征怎样?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分析乡村文化记忆的构成、时空表达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在界定乡村文化记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识别与分类方案。选取苏州市金庭镇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度量地理空间分布判读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并探讨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类型及格局等基础性问题提供参考,为乡村文化的展示、延续和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苏州金庭镇,古时称为包山、西洞庭、林屋山,是坐落于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其主峰缥缈峰,海拔336.6 m,为太湖七十二峰之首。距离苏州古城区45 km,镇域陆地总面积82.36 km2,范围内拥有古村、古街、古宅、古桥、古巷、古寺、民俗等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图1）。1985年4月,金庭镇的旅游业发展正式拉开序幕,从此成为太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在旅游引导下部分历史文化资源逐步转变成旅游景区、景点向游人开放,众多的古村落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发展。
图1 研究区的文化区位示意及村落分布
Fig. 1 The cultural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选取此案例地的理由如下：① 该镇于1983年被批准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之西山景区,1992年又成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兼顾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双重作用;② 2001年被公布为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明月湾村和东村分别成为第三批、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还拥有植里、涵村、堂里、甪里、东西蔡村、后埠等古村落,历史文化遗存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保存较好,可以充分展示该地乡村文化记忆的印迹。③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该地发展中基本保持了地域单元的相对稳定性和完整性,避免了行政区划的变迁产生的影响。在文化上属于江南文化区中太湖水乡文化区之苏南浙北文化亚区,是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之地[28]。
研究资料源于对金庭镇历史文献及古地图的解读和梳理。地方志主要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吴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和《西山镇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古地图资料主要有“（清）吴县
数据处理方面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首先,在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下载LANDSAT和DEM的相关数据,基于ArcGIS 10.3平台对行政边界的CAD数据进行校正、配准后形成研究底图。其次,在底图上对史料分析中获得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应空间进行标注,主要以点数据类型表示。对于史料中记载但缺乏明确位置的空间点,根据遗迹留存情况、文字表述的大概位置,结合现场调研,最大程度地反映其原始位置信息。空间数据库建立后,构建每个空间点相对应的属性表,包括名称、初建和留存的历史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类型、空间坐标等信息。最后,根据已建立的GIS数据库,以空间点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不同阶段金庭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变迁特征。
时间格局的研究利用相对变化率判断某一类型乡村文化记忆空间与整体相比的变化幅度,并构建空间累积变化率来判断连续两个时期的文化记忆空间的留存和延续程度。
通过相对变化率公式计算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的相对变化率[29],公式为：
式中：S'i和S'i+1代表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初期和末期的空间数量;Si和Si+1代表研究区域范围内所有的研究初期和末期的空间数量。具体判断标准：当R>1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快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当R<1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慢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当R=1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相同。
为了进一步研究文化记忆空间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延续程度,构建文化记忆空间的累积变化率来判断随着时间变化,其空间数量的增减程度,仅以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前后相邻时期的变化为主,公式为：
式中：Vi+1,j表示第i+1期留存的第i期的j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S'i,j表示第i期j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Vi,j表示第i期文化记忆空间总数;i和n分别表示某一时间阶段和时间阶段总数;j和m分别表示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和类型总数;CR表示文化记忆空间的累计变化率。当CR=0时,表示在第i+1时期留存的第i时期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与第i时期文化记忆空间总量保持一致,即说明文化记忆空间全部保留延续;当CR≠0时,表示在第i+1时期留存的第i时期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比第i时期相应的文化记忆空间总量有所减少,说明文化记忆空间部分消亡,数值越大则留存的空间数量越少。
空间格局的判读采用点模式的地理分布格局测算,从点分布形态和聚集程度的动态变化来探讨空间点格局特征。首先,利用ArcGIS 10.3空间统计模块中平均最邻近工具计算最邻近距离统计（NNI）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是集聚还是扩散[30]。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随机分布;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聚集分布;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发散分布,以此探讨空间点模式的聚散特征是否明显。其次,利用标准差椭圆判断点的方向分布及变化特征。最后,利用核密度估计（KDE）判断点对象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测度空间点对象的分布密度,用于识别其分布的聚集区域,其密度值越高,表示点对象的分布密度越大。其公式表达如下[31]：
式中：fn(x)表示核密度估计;n为范围内的点数;h为带宽;K为核函数;(x-xi)2+(y-yi)2表示点（xi,yi）和（x,y）之间的距离。
乡村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赋存于乡村地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7]。乡村的文化与记忆的形成均以乡村地域空间为基底,经历产生、解构、建构和重构的变迁,体现了乡村性的本质属性,但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概念与内涵讨论较少。本文尝试从文化记忆视角入手,认为文化记忆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和精神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文化记忆的空间化就是将文化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与实体空间进行联系的文化过程,从而达到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媒介作为物质的支撑对文化记忆起到基本的扶持作用,并与人的记忆互动,并且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的通道[32]。考虑到文化记忆及其媒介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融合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去理解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内涵,吕龙等[33]提出乡村文化记忆是在一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以特定的社会框架为基础,地方专职负责文化记忆的人员通过参照过去并根据当下诉求而塑造的能够反映社会倾向、地方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识别符号的总和,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则是具体的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特定场所。这类空间往往根植于地方,提供了回忆往日记忆的空间建构途径,承载了乡村文化的古往今来和多种展现方式。
进一步分析研究旅游型乡村的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应关注相关的乡村地理环境的“地”、与活动相关的“人”,更应关注二者相互包容和制约的“人地关系”[34]。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乡村文化记忆及空间的关键在于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等维度去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地方识别、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图2）。① 记忆的空间维度关注重点在于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构成要素、格局与过程,即空间载体和空间坐标。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不仅是具有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物质性空间,也是能表达乡村文化完整性和典型性的象征空间,承担了保存地方记忆、乡村身份认同、乡村文化建构和重构的作用。② 记忆的时间维度关注重点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形式变化、特征变化和功能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可以理解和传递的记忆空间。这类空间承载的都是对过去的见证和重现,具备了一定的记忆存储功能,都伴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有选择性地被遗忘、被储存、被生产和被重构,这种文化记忆在乡村地域呈现出时间上的记忆“碎片”拼贴并通过其内在规律映射在不同空间中,以此向我们展示独特的乡村记忆。③ 记忆社会维度关注重点在于记忆的文化和情感表达,重点体现了参与乡村发展的居民、企业、政府甚至游客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构成的社会框架,彼此之间关系的形成都会影响到乡村文化记忆的初创、发展、成型,以及后续的储存、提取、延续和表达。通过这些空间能够促使后人回忆、感受、理解附着在其间的乡村文化记忆,进而可以让当地生活者、外来旅游者甚至其他参与者意识到自我与地方的关系、认同并完成地方文化及身份的建构。
图2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内涵的解释框架
Fig. 2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识别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提取是较为成熟的方法之一,通过元素提取、结构提取、文本提取、图案提取等方式对景观基因进行提取和确认,识别传统聚落的景观特征基因和文化特征[22,35],主要围绕传统聚落的建筑特征、文化特征、环境特征和布局特征来挖掘民居特征、图腾标志、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和布局形态等表现传统聚落景观的文化要素。这些景观基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乡村聚落中可以世代传承的文化因子和当下存留的典型文化特质,其方法可供乡村文化记忆的研究提供借鉴。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下展开乡村文化变迁和记忆更替的研究,提取和挖掘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尚需构建相关的原则和方法。这一过程不是对乡村历史过程或事件的简单重述,而是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提炼出具有周期性特征的文化记忆要素,这才是传承地方记忆和体现身份认同的关键。
乡村文化记忆及空间的识别和提取就是依据文化记忆理论框架辨识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和特征要素的过程。围绕乡村文化记忆的表征、变迁和建构确定相关原则：① 文化记忆形式的成型性。在乡村文化记忆形成过程中将文化意义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形式包裹于客观外化物。② 文化记忆传达的稳定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乡村社会发展的变迁,体现了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承载空间的反复使用和促进地方性形象的稳定传播。③ 文化记忆形构的多样性。随着文化记忆媒介的变迁,通过非语言的、语言的、图像的和仪式的等多种形式进行承载和传承。④ 文化记忆空间的多元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乡村文化记忆对应的地理空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即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均存在而形态、功能未变,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均存在但形态、功能已变,历史空间存在但现实空间仅有遗迹,历史空间不存在但仅有史料记载等。
根据上述原则,通过“初创—共享”的识别模式判断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结合西山地方志和实地走访调查掌握有关的现状资料,依据文化记忆发展中呈现出的阶段性和延续性特征梳理文化记忆脉络,通过景观基因理论的基因提取方式与记忆场分类的结合提取反映文化记忆的主体内容,构成展现文化记忆脉络的记忆素材库,包括具体的事件、人物、文化、环境及承载空间等内容。记忆初创表现了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是在某一社会框架下从某一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形成的集体记忆开始,此时对于过去和当下的认知在群体意识中不分彼此。记忆共享是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和发展,面临不同发展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必然会出现记忆的不断积累、遗忘甚至重新阐释,从而形成集体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记忆共同点,在经历了总结和提炼后从代际之间的交往记忆转变成被广泛认知和社会共享的文化记忆。
借鉴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是具体的物质性事物或具体的社会性场所,还可以是具有象征性的精神认知,即可以理解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36]。也正是这样一种“记忆场”成为记忆表达从无形转为有形,成为承载和展示记忆的有力载体,其内容显得更加具体和反映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体现也需要文化记忆的“载体”,即文化记忆场。文化记忆的表达同样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需要有相对固定的附着物或载体要素,以此为据将文化记忆场的不同表征形式与能够表达其内涵的空间相结合,根据文化记忆场的性质和影响确定文化记忆空间的划分方案,突出划分方案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不同特征的空间为乡村文化记忆的建构和延续提供了空间载体。
在文化记忆可划分为硬记忆和软记忆的基础上,确定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7类文化记忆场,这些记忆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乡村文化记忆场体系,它们承载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内容。继而根据空间承载的内容和功能,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层面找寻映射的地理空间,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4种类型（图3）。从硬记忆（hard memory）角度来看,文化记忆场映射的空间指涉能够体现出具有物质性并可以被人们直接感知体验的乡村整体形态格局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观等空间。这类空间多由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具有典型标志性景观点,甚至是地方精神表达空间等构成,往往是乡村文化记忆中相对固定的要素,并占有一定的实际物质空间。从软记忆（soft memory）角度来看,文化记忆场映射的空间是能够承载并体现出乡村文化氛围、群体意识和地方精神等内容,属于人们经过文化记录、加工,进行文化传承与展示的空间。该类记忆空间根据指向重点的不同,表达需与不同的文化记忆空间类型相关联,以此为软记忆的表达奠定基础并通过直接或间接融入、渗透到地理空间中并赋予该空间相应的文化意义与内涵。在乡村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类型丰富多样的文化记忆,不同的文化记忆场及其空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且彼此印证的局面,由此构成具有复杂性和依赖性的文化记忆空间体系。这些空间不断重新激活记忆,还能使得空间重获活力,成为唤醒记忆的“引爆器”,通过与文化记忆场的互动表达,周而复始地重复出现或重新建构,反映出乡村文化发展的整体形态、获得乡村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
为了准确把握金庭镇的历史发展,通过解读地方志详细记载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历史文化大事记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以及村落、寺庙、道观、军事遗迹、历史传说、诗词碑文、名人名仕等信息资料,作为研究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时空格局的基础。经过对史料中历史文化大事记的解读,将不同发展阶段影响金庭镇社会和文化变迁,重复再现的时间、事件、人物和地方等作为文化记忆形成与发展的线索进行梳理汇总。通过对史志记载的历史时间断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揭示案例地文化记忆的时空动态变迁（表1）,从识别和提炼结果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根据记忆初创和记忆共享的标志事件分析,通过洞庭西山的山水风貌、民俗文风、名人隐居、民间信仰及身份象征等方面进行呈现。二是分析影响地方的重大历史事件,将能够反映洞庭西山的文化记忆起源和变迁的历程划分为：在明清之前是洞庭西山文化记忆的初成阶段,进入明清时期后呈现了鼎盛阶段,民国后进入平稳阶段,1949年以后伴随地方经济社会的重建,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保护利用和重新建构,进入再生阶段。三是根据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标志性事件,结合史料的文本和古地图的记载,确定文化记忆场的类型及映射空间类型,作为反映文化记忆的载体。
表1 苏州金庭镇的文化记忆一览表
Tab. 1 The cultural memory of Jinting town in Suzhou city
| 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标志事件 | 反映文化特质说明 | 文化记忆场类型 | 映射空间类型 | |
|---|---|---|---|---|
| 记忆初创 | 记忆共享 | |||
| 夏初：禹治水过西山,在今禹期山一带召集各部落首领 | 南北朝、清朝、新中国对禹王庙的重修 | 表达洞庭西山山水风貌和特色物产,通过特定的物体、空间或文本进行传承 | HM1 | MS2 |
| 周：吴王夫差建消夏别宫,越大夫诸稽郢到消夏湾隐居 | 体现吴越文化的典型性,历朝历代令人神往的春秋古迹 | HM2\SM4 | MS3/MS4 | |
| 宋：初建甪头寨负责太湖及岛内的防御、治安 | 明：设大胜、石公、元山、甪头、龟山、庙山六寨防倭 | HM1 | MS2 | |
| 清：石公山建节烈祠 | 1984年石公山作为景点正式开放 | HM1 | MS2 | |
| 清：康熙赐名“碧螺春” | 西山特色产品的身份象征,1954年梅园包山坞“分前”碧螺春由周恩来总理携去参加日内瓦会议,1990年洞庭碧螺春获全国名茶称号 | SM3 | MS4 | |
| 清：洞庭西山旅湘同乡会在汉口创办金庭公店 | 民国时期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召开洞庭西山金庭会馆成立大会,洞庭西山旅苏同乡会成立 | 表达洞庭西山的民俗文风、商贸活动等发展情况 | SM4 | MS3 |
| 清：慈里人王维德撰成《林屋民风》,民国：李根源撰成《吴郡西山仿古记》等不同朝代形成的文学文本、神话传说、节日仪式等 | 通过文本媒介进行传承 | HM3/ SM1/ SM2/ SM3 | MS1/ MS2/ MS3/ MS4 | |
| 汉：商山四皓隐居 | 西山名人隐居伊始,甪里、东村等村落的发迹史 | 表达与洞庭西山起源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名人名仕隐居 | SM4 | MS1/ MS4 |
| 隋：郑氏迁至甪里 | 古时西山郑氏家族发迹和延续 | HM2 | MS1 | |
| 宋：一批贵族及后裔陆续到西山隐居形成八大宗族,李弥大西山林屋洞前隐居,蔡氏迁居西山消夏湾建西蔡、东蔡两村 | 古时西山主要宗族的发迹以及主要村落的陆续建成 | HM2 | MS1/ MS3 | |
| 元：武德将军蒋腾芳归隐西山后埠故里建“乌府”宅第及巷门、双井亭 | 1997年后埠井亭等4处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保单位 | HM2 | MS1/ MS3 | |
| 清：植里建永丰桥、筑南北石板路、东村建敬修堂,西蔡建爱日堂,明月湾铺石板棋盘街筑码头,东蔡建春熙堂,后堡窑上重建城隍庙 | 1995年后堡村利用双观音堂改建为古樟园并迎客 | HM2 | MS1/ MS3 | |
| 汉：初建马城宫玄帝殿,墨佐君在水月坞内筑坛求仙 | 不同历史时期墨佐君坛的祭祀活动 | 表达洞庭西山民间信仰文化的起源、发展 | HM1 | MS2 |
| 三国：东吴太傅阚泽退隐西山舍宅初建文化寺和盘龙寺 | 西山自古就是佛道兴盛之地,民间信仰文化的延续 | HM1 | MS2 | |
| 南北朝：初建报忠寺、福愿寺（包山寺）、福源寺、水月寺、孤园寺（下方寺）、法华寺、西湖寺、上真宫、西升观 | 西山民间信仰文化的延续,如宋代包山寺重兴,清朝受顺治帝赐御笔“敬佛”二字等、甪里巡检司暴式昭将包山寺“敬佛”御笔刻于石碑,1999年包山寺举行佛像开光仪式 | HM1 | MS2 | |
| 唐：在林屋洞前诏建神景宫（灵佑观）,太湖水患时朝廷派人至林屋洞祭神 | 宋朝林屋洞被列为十大洞天之第九、毛公坛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之第四十九,朝廷派官员、道士在林屋洞祭神。明朝东山宰相王鏊游林屋洞题“天下第九洞天”。1984年林屋洞作为景点正式开放,1986、1995年其摩崖石刻先后被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和省级文保单位,林屋洞首次登上“太湖”邮票,1997年林屋洞举行首届太湖西山梅花节 | HM1 | MS2 | |
| 唐：初建上方寺、天王寺、长寿寺、罗汉寺 | 1984年罗汉寺建大殿和山门,1988年罗汉寺正式开放 | HM1 | MS2 | |
| 清：初建天后宫 | 1945年举行为期三天的娘娘庙会 | HM1 | MS2 | |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的数量分析其时间格局特征（图4、表2）。结果显示：① 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发展在达到明清鼎盛后基本保持平稳态势,承载文化的传承和空间的延续性极好,自形成后仅有明清时期的相对变化率R>1,表明此阶段新增速率快于全镇域的平均水平,累积变化率基本保持为0,在明清时期新增多处空间并保留至今,为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 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其中,前者在鼎盛阶段之后的相对变化率R>1,表明了在明清时期之后的新增速率快于全镇域平均水平,但是相比其他类型,这类空间的累积变化率自明清时期后缩减程度增大,留存的空间大幅度减少;后者仅在重生阶段的相对变化率R>1,明清时期后保留的文化记忆空间呈现大幅度的递增。③ 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这类空间的相对变化率均R<1,表明新增速率均慢于全镇域的平均水平,而空间累积变化率维持在0,也说明了这类空间作为地方的精神象征,它们的延续性较强且变化较少。
图4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数量变化
Fig. 4 The number varia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表2 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相对变化率和累积变化率
Tab. 2 The relative change rate & the cumulative rate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 指标及空间类型 | 发展阶段 | ||||
|---|---|---|---|---|---|
| 初成阶段 | 鼎盛阶段 | 平稳阶段 | 再生阶段 | ||
| 相对变化率 | 生活生产类 | - | 1.77 | 0.37 | 0.00 |
| 功能象征类 | - | 0.65 | 2.92 | 2.37 | |
| 社会表征类 | - | 0.90 | 0.82 | 1.24 | |
| 精神仪式类 | - | 0.47 | 0.00 | 0.53 | |
| 累积变化率 | 生活生产类 | - | 0.00 | 0.01 | 0.00 |
| 功能象征类 | - | 0.00 | 0.09 | 0.21 | |
| 社会表征类 | - | 0.13 | 0.07 | 0.07 | |
| 精神仪式类 | - | 0.00 | 0.00 | 0.02 | |
根据前文划分的4个发展阶段,运用ArcGIS软件进行文化记忆空间的地貌格局、空间集聚、分布方向等格局特征分析,结果显示：
从地貌分布来看,初成阶段、鼎盛阶段、平稳阶段到再生阶段的93处、148处、141处、102处文化记忆空间,仅有代表洞庭西山神话、标志性地点的缥缈峰和包山寺等处于山地外,其余均位于高程50 m以下的环山谷地或临湖地带（图5）。这表明占据绝对优势的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初建和发展,多分散布局于环山临湖地带,从地形、耕作捕鱼及对外交通等都极大方便了内湖岛屿上人们的生活,特别自明清时期初建或新增的文化记忆空间多围绕已有村落进行拓展。进一步通过核密度估计（KDE）生成不同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的核密度图来分析其空间分布状况（图6）,经过多次比对试验后确定1.5 km作为搜索半径反映空间点对象的整体分布特征。初成阶段核密度的最高值为2.62个/km2,鼎盛阶段为3.99个/km2,平稳阶段为3.67个/km2,再生阶段为3.22个/km2,说明了文化记忆空间在不同时期集聚程度显著增加,在明清时达到峰值后随之略减,但核密度较高的集中区域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从空间上体现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和展示金庭镇的乡村文化记忆。
图5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分布
F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6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核密度分布
Fig. 6 The KDE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从空间的集聚来看,文化记忆空间自初成一直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这与案例地为内湖岛屿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有直接关系。通过最邻近距离统计（NNI）的计算结果表明,初成阶段NNI=0.714（Z=-4.809,P=0.000）,鼎盛阶段NNI=0.471（Z=-11.047,P=0.000）,平稳阶段NNI=0.464（Z=-10.758,P=0.000）,再生阶段NNI=0.609（Z=-6.513,P=0.000）,可见,不同阶段的NNI指数均小于1,表示样点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地集聚,在明清时期之后便显示出更为明显的聚集特征,且在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聚集程度最大,从Z得分和P值来看也说明点对象呈现了明显的聚类特征。
从空间分布方向来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的轨迹主导方向是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标准差椭圆计算结果表明（图7）,椭圆的扁率（长短半轴的值差距）从明清之前至新中国成立其值分别为1035.20、845.90、775.07、981.94,表示其扁率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其方向性变得明显,在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空间分布的主导方向呈现西南-东北向,这也与研究区的地貌特点有一定关系,南北腹地较东西的宽阔,是临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空间。自初成阶段后标准差椭圆极为相似,不仅体现在椭圆中心分布相对集中且位移偏移较小,还表现出椭圆方向角度近似于北偏东30°~60°之间摆动,这说明了文化记忆空间自初建至形成的发展中逐步偏向于北部,主要受东村、植里、后埠、前湾、元山等村的发展影响。
图7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标准差椭圆
Fig. 7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人地关系的变化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前提条件。① 明清之前人少地多,人地和谐,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交融。这一时期西山居民多以渔民、士兵、隐士、僧尼等为主,其人口不多,亦少有规模较大的村庄,从南宋南渡直至明初以原北方名门望族为首的居民急剧增多,出于对生存需要、精神寄托和思乡之情,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由初建于秦汉之前位于岛屿南部的甪里、震建、震星、明月湾等生活生产类空间,六朝时期位于西部的墨佐君坛、水月寺、西湖寺,东部包山寺、毛公坛、报忠寺、文化寺等功能象征类空间,唐宋元时期南部的西蔡、东蔡等和东部的林屋洞等宗教信仰场所的建设成为主导,二者共占该阶段总量的69.9%。② 明清时期人地失和,人口外流内迁导致了多元文化的融汇。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因人多地少加上湖匪战乱等,大批居民外出经商,人口骤减。正是由于经商足迹遍布江浙沪及湖南、湖北,致富后建造了大批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宅第,并在清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达到顶点,体现在南部东蔡、西蔡、明月湾和北部东村、植里等村落,形成了众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生活生产类空间,同时宗教信仰场所的建设也遍布全岛,二者共占当期总量的73.0%。③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人口外流,地方文化发展进入停滞。在明清达到了鼎盛之后,由于纷争袭扰不断,大批居民外出,虽然西山的蚕桑、柿漆、采矿（煤）业有较大发展,但因战乱及匪患严重,人口大量外移,直接导致地方经济萧条,文化发展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并未遭受过多的破坏故新增代表地方文化记忆的场所极少,基本以留存点为主,二者比例基本维持在70.0%。1949年以后,人口逐年增加,社会经济百废待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得以重视,众多承载不同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均得以保留和延续。
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重要条件。自从古时西山有人类活动以来,人口的迁入、迁出为不同文化的彼此交融提供了机会,这直接影响地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风的延续和更新。首先,民间信仰是功能象征类文化记忆空间的重要支柱。史料记载古时西山“是仙境,亦寿域”,在南北朝以前,古时西山宗教一直以道教为主,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大兴,西山寺院大增,有十八寺之称。在历朝历代这些信仰场所经历被废、被毁、重建等事件时有发生,并一直持续到近代,目前仍有林屋洞、禹王庙、罗汉寺、包山寺等历经多次重建而留存,更因旅游业的发展而获得重生而体现文化记忆的延续。其次,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充分记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认知和情感。自唐代以来有多位知名文人到此游历,对洞庭西山进行了相关文字记载,唐、元、明、及、民国时期的诗词、金石、散文等分别是70篇、325篇、24篇,共描写村落、祠堂、建筑及民风、特产等生活生产类空间39处、89篇,寺庙、道观、军事遗迹等38处、208篇,还有与历史大事件相关的典型自然湖山景观等9处,122篇。根据这些文学文本记载的地点,缥缈峰、消夏湾、石公山、林屋洞、包山寺以及甪里、东村等村落是承载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此外,由于历史上人口迁移导致的文化交融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地方特色的生活习俗、时令习俗、传统节日、庙会等多种民间文化,也为形成社会表征类和精神仪式类空间奠定基础。
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保障条件。根据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的传承应有专职的承载者进行传承,洞庭西山文化记忆的初创和共享主要由地方官员、宗族族长及名人名仕等专职承载者承担。首先,代表地方民间信仰活动和场所建设多由地方官员承担。自禹治水过西山留下禹王庙之后,历朝历代均有民间信仰场所的初建和重建等活动,如宋代包山寺重兴、清朝顺治帝赐“敬佛”、1999年包山寺举行佛像开光仪式等。1949年以后,西山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文革”时期阻断了部分记忆的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旅游业,典型文化记忆空间逐步整修建设和开发了部分景点,同时伴随着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等保护工作的开展,加大了对资源的利用和挖掘。其次,地方氏族和名人名仕则承担生活生产、社会表征、精神意识类等记忆的传承。按照史料记载各宗族在西山定居后,依传统都要建宗祠,修宗谱,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凡大族,家家都有谱,这一风气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目前,氏族宗祠尚存的非常少,但足以看出从汉代商山四皓隐居而建的甪里、东村等村落开始,宗族在地方文化记忆及空间的初建和传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空间整体保持集聚分布特征且呈现环山临湖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明显,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导,辅以功能象征类空间。这说明了古时由于外来人口的隐居或定居初创的甪里、东村、东西蔡、植里、后埠、涵村、堂里、明月湾等村落是构成了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主体,并兼容了大量反映地方发展中典型的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等空间的功能,代表了地方精神的指向和象征。
（1）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本文认为文化记忆对生产、生活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文化记忆的空间化就是将文化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等与具体场所进行联系的文化过程,从而到达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在文化记忆硬记忆和软记忆的表征形式基础上,确定对应的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7类乡村文化记忆场,进一步提炼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仪式类等四类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划分方案。
（2）在时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总体上自明清之前的初建至今,生活生产类空间自初建时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之后发展平稳,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自民国时期后大幅度减少;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
（3）在空间格局方面,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文化记忆空间自初建后NNI指数均小于1,并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分布方向的主导是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上整体保持集聚分布特征且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从明清之前的2.62个/km2,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变迁后成为当前的3.22个/km2,而且密度核心区域明显集中在东侧和北侧,其他的局部分布变化较小。
（4）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洞庭西山从古至今,人口的迁移变化态势直接影响着人地关系的变化,从基本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到追求精神层面寄托,都刻画出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变迁痕迹。此外,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撑和地方集体认同都影响着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基于文化记忆视角,通过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化的研究,不仅代表了时间意识上的发现过去,更是一种空间表达上的记忆追溯和再现,突破交往记忆的时间跨度,将研究视野纳入到历史时间轴上,旨在了解乡村文化记忆形成的来龙去脉,为新时期乡村文化及其记忆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今后的研究仍需要探讨以下问题：① 在文化记忆和记忆场等理论的指导下,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分类进行了初步尝试,但在文化记忆的提取方法及指标体系方面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优化。② 影响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驱动机制研究方面,除了根据历史发展梳理出宏观层面的部分主导因素外,应进一步从微观层面人的视角入手,分析这些记忆空间在当下环境中的主观感知、认同程度以及在集体记忆中的变迁。③ 对于典型的乡村旅游地,从游客和居民的主客视角入手,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变迁呈现何种规律?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经历剧变后依然保持文化记忆及其承载空间的连续性?基于旅游载体的文化重构模式有何区别?[37]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需要尊重乡村地区文化的发展规律,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分析乡村文化记忆挖掘、保护与利用的研究框架,旨在为乡村文化振兴、文化繁荣和记忆延续提供指导和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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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memory, history: Gloomy memories and the 19th 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 https://doi.org/10.1080/003692205187372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ork by historians, geographers and others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emory and of commemoration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meaning and identity. Memory has been shown to be an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ways in which meaning is invested in space and pla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ppeal to memory in Donald MacLeod's Gloomy Memories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 text written to understand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 and, in revised form, to counter the alternative views expressed in Harriet Beecher Stowe's Sunny Memories. In discussing MacLeod's use of memory in Highland history and with reference to examples of memory's use in tex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debates on how memory ‘works’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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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 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 .Memory and homesickness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logic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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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telecommuting age of ubiquitous screens and worldwide webs, when encouragement to connect, to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seems never-ending, why republish a twenty-five-year-old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touristic experience"? This question- obvious to anyone who might already have read appreciatively, as I did a decade ago, Dean MacCannell's The Tourist-is not readily answered by rereading the book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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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of plac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enter: Tourism and the forging of Okinawan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ng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relation to New Sacred Sites and War Memorials, Pan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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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and thanatourism: Waterloo 1815-1914. 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98)0005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aterloo as a tourism mega-attraction. It locates battlefield visits as a form of thanatourism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loo through a sight sacralization model. The model proposes that an attractions appeal is achieved through progressive stages of marking which comes to invest it with a quasi-religious mystique, sacralization, as a goal of ritual pilgrimage for tourists.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sequencing of the model in the case of Waterloo and suggests how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 environments of the potential tourist may affect the potency and stability of the sacralization process over time.Résumé: Guerre et thanatourisme: Waterloo 1815–1914. Cet article examine lévolution historique de Waterloo comme méga-attraction touristique. Il identifie les visites au champ de bataille comme forme de thanatourisme et examine le développement de Waterloo selon un modèle de sacralisation de lieu. Le modèle présente lidée que lattrait dun lieu touristique est réalisé par lintermédiaire des étapes progressifs de marquage, qui linvestissent dune mystique quasi religieuse, une sacralisation, comme objectif de pèlerinage rituel pour les touristes. Larticle commente lencha06nement du modèle pour le cas de Waterloo et suggère comment les environnements social et idéologique du touriste éventuel peuvent, avec le temps, avoir un effet sur la puissance et la stabilité du processus de sacr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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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lefield Tourism: Pilgrimage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Great War in Britain, Australia and Canada. https://doi.org/10.1080/07075332.2000.964089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War, a wave of tourists and pilgrims visited the battlefields, cemeteries and memorials of the wa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is 'battlefield tourism' is chronicled in this absorbing and original book, which shows how the phenomenon served to construct memory in Britain, as well as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high and low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sm,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were often inter-related, rather than polar opposites. The various responses to the actual and imagined landscapes of battlefields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bereavement and how this was shaped by gender, religion and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dividual memory and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 identity as powerful forces informing the pilgrim experience. But this book not only analyzes travel to battlefields, which unsurprisingly paralleled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 tourist industry; it also looks closely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war memorials into pilgrimage sites, and shows how responses both to battlefields and memorials, which continue to serve as potent symbols, evolved in the years after the Grea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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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grimage at contested sites. 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2)00028-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Pilgrimage, whether traditional and religious or modern and secular, is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around the world. Increasing indications suggest that there is contest for access and use of sacred sites. This contest sometimes involves traditional owners who likewise hold these sites sacred, with their managers and commercial operators also drawn into this conflict as the case study on Ulu<span id="mmlsi1" onclick="submitCitation('/science?_ob=MathURL&_method=retrieve&_eid=1-s2.0-S0160738302000282&_mathId=si1.gif&_pii=S0160738302000282&_issn=01607383&_acct=C000228598&_version=1&_userid=10&md5=ea736ac547ce716ed88df357b28e4ef6')" style="cursor:pointer;" alt="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img height="10"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bottom" width="8" alt="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View the MathML source" src="http://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160738302000282-si1.gif"></span>u (Ayers Rock) illustrates. The comparatively recent “no-climbing please” campaign,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some modern secular pilgrims are illegally entering sacred sites, presents many dilemmas for Park managers and the traditional owners, the latter reaping significant financial rewards from the half a million tourists who come to Ulu<span id="mmlsi2" onclick="submitCitation('/science?_ob=MathURL&_method=retrieve&_eid=1-s2.0-S0160738302000282&_mathId=si2.gif&_pii=S0160738302000282&_issn=01607383&_acct=C000228598&_version=1&_userid=10&md5=d42a590e49ab63e1dada6503a18f049e')" style="cursor:pointer;" alt="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img height="10"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bottom" width="8" alt="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View the MathML source" src="http://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160738302000282-si2.gif"></span>u annually.</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es pèlerinages aux sites contestés. Les pèlerinages, soit traditionnels et religieux, soit profanes et modernes, connaissent un nouvel essor partout dans le monde. Il y a des indications qui suggèrent que l’accès et l’utilisation des sites sacrés sont de plus en plus contestés. La contestation concerne parfois des propriétaires traditionnels qui tiennent au caractère sacré de ces sites, avec l’implication des administrateurs et des directeurs commerciaux dans le conflit, comme on voit dans l’étude de cas sur Ulu<span id="mmlsi3" onclick="submitCitation('/science?_ob=MathURL&_method=retrieve&_eid=1-s2.0-S0160738302000282&_mathId=si3.gif&_pii=S0160738302000282&_issn=01607383&_acct=C000228598&_version=1&_userid=10&md5=e7571787c634785092dd98caeb5562c6')" style="cursor:pointer;" alt="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img height="10"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bottom" width="8" alt="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View the MathML source" src="http://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160738302000282-si3.gif"></span>u (Ayers Rock). La campagne relativement récente de “ne pas gravir s.v.p.”, et le fait que quelques pèlerins profanes modernes entrent illégalement dans les sites sacrés présentent bien des dilemmes aux directeurs des parcs et aux propriétaires traditionnels, dont les derniers tirent des récompenses financières significatives du demi-million de touristes qui viennent à Ulu<span id="mmlsi4" onclick="submitCitation('/science?_ob=MathURL&_method=retrieve&_eid=1-s2.0-S0160738302000282&_mathId=si4.gif&_pii=S0160738302000282&_issn=01607383&_acct=C000228598&_version=1&_userid=10&md5=2674f582657764a261ba329cbbf6c0dc')" style="cursor:pointer;" alt="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Click to view the MathML source"><img height="10"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bottom" width="8" alt="View the MathML source" title="View the MathML source" src="http://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160738302000282-si4.gif"></span>u chaque anné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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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ona memories: Fiction, tourist practices, and placing the pas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2003.0930401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ough today it is mostly forgotten, scholars have long written of the impact of Helen Hunt Jackson's 1884 novel Ramona, about how it saturated southern California's landscape with new, Ramona-related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ultimately inspired a romanticized false past for the region. In this article, I reevaluate the landscape, the novel, and those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discovering what I consider, not simply a false past, but rather a new social memory for the region, one that was felt and practiced by the tourists (and locals) who visited the many Ramona-related landmarks. In particular, I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two Ramona sites, the “Home of Ramona” and “Ramona's Marriage Place,” and detail how tourism and boosterism here intertwined to create attractions that were both profitable as well as meaningful. Using tiny traces scavenged in archive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souvenirs, postcards, photographs, and scrapbooks—I demonstrate how fact and fiction blurred to become mutually constitutive as a new, Ramona-inspired social memory became inscribed on the landscape and in tourist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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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social memory and the great war.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09.05.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fter the Great War of 1914–18 social memories were created to assist people to grieve for, honor and remember the dead. Through processes of selection, articulation and rehearsal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s events, thousands of memorials were created. Increasing numbers of tourists are showing interest in the Great War but may find difficulty in interpreting the memories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memorials by a previous generation. To accommodate these needs, new memorials have been built which focus on education and new forms of commemoration. This paper uses social memory theory to describe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tourism can engage in creating and perpetuating the memory of the Great War, and suggests how research can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ourist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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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memory tourism and a wider exploration of the tourism- memory nexus. Journal of Tourism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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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ourism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case of 'Homesick Tourism' in Poland. https://doi.org/10.1177/17506980155918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forms of memory ar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homesick tourism’, the journeys undertaken by German expellees and refugees to their former homes in what is now Poland. Based 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travel reports written by homesick tourists, this article applies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of Memory Studies to the field of tourism, arguing that travelling can be considered an extension of the process of remembering. With reference to specific examples, it is illustrated how the encounter of ‘personal memory sites’ impac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how the activities of the homesick tourists and the transnational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of memory facilitated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s contributes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discourses about the past and ultimately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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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tourism media products: Culture-specific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bstract: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hich are a part of well as from other regions worldwide related especially the contemporary media‐culture are intrinsically tied to to the elements of the cultural memory in order to de‐ the processes of (re)creating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of fine culture‐specific and cross‐cultural strategies rele‐ the possible strategies in the frame of the mediated vant to the creation of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s to connect traditional elements sis is based on th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spec‐ of cultural memory with new ones, which are declared as tivel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Grammar of Vis‐ preferable and acceptable. In that way the collective identi‐ ual Design" by Kress/van Leeuwen. ty remains, on the one hand, "homogeneous", offering sta‐ bility to the members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dynamics, always "ready" to be reshaped in order to achieve wider ac‐ ceptance. The tourism media products, especially tour‐Keywords: communication, cultural memory in past,present and future, narrative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sof representation, national identity, tourism promotion‐al videos ism promotion videos, are the best examples for this mediat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e visual images, combined with text messages, i.e. slogans, are not only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arrative mechanism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certain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are also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mediated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y present‐ ed in the tourism promotion videos. The main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represen‐ tation and composition forms of some of the tourism promotion videos both from the Balkan countries asI.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The most prominent scholar on the theoreticalframework of cultural memory, Jan Assmann, definedcultural memory as a "body of reusable texts, images,and rituals specific to each society in each epoch,whose `cultivation' serves to stabilize and convey thatsociety`s self‐image. Upon such collectiv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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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ing settlement using pre- and post-migration strategies. https://doi.org/10.1111/j.1365-2850.2005.00853.x URL PMID: 16011497 [本文引用: 1] 摘要
Appropriate pre- and post-migration strategies could buffer the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assist in settlement.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us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establish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women from Britain ( n = 154) now living 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from these participants 40 were selected for in-depth interview. Bowlby's grieving process was used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grief reactions to leaving the homeland (homesickness) resulting from exposure to a new culture. Crucial to successful settlement was the nature of strategies the women used to negotiate the grieving process. Participants who successfully settled and re-invented themselves engaged in more social, cultural and country activities those participants who were less successful in this endeavour tended toward more solitary strategies. The study has soci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migrants to utiliz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hat could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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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algia as travel moti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ourist' loyalty.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4.05.003 URL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associations among push and pull motives for travel in the context of Macau. As a cult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Macau possesses attributes that can meet tourists' need for nostalgia. Individuals high in nostalgia are attracted to Macau's historical and heritage pull attributes. However, in order to create loyalty, these pull attributes mus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to bond. The study examines pull motives holistically and individu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holistic examination of motives better predicts future intentions to visit, individual examination provides details that can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push and pull motives to visit a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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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nostalgia in Russia: Testing the index of nostalg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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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ick tourism': Memory, identity and (be)longing. https://doi.org/10.1080/13683500.2014.9207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5). ‘Homesick tourism’: memory, identity and (be)longing.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Vol. 18, No. 9, pp. 876-892. doi: 10.1080/13683500.2014.92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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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memory tourism' and a wider exploration of the tourism-memory nexus. https://doi.org/10.1080/14766825.2012.74209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varied intersections between tourism and memory. It begins with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s between the emergence of the ‘memory boom’ and that of the ‘tourism boom’,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fields of memory studies and tourism studies, respectively. Memory is a crucial factor in choosing a destination; it impacts on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t the destination and on the sharing of the experience with others after the trip, notably through narration, photography, and memory objects, such as souvenirs. Both memory and tourism rely on media and representation and on audience and consumption; both are allied with processe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ourism drives the memory boom as much as memory drives tourism. Bartoletti's [(2010). “Memory tour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ostalgia. In P. Burns, C. Palmer, & J.-A. Lester (Eds.), Tourism and visual culture (pp. 23–42), Vol. 1. Wallingford: CABI] conceptualization of ‘memory tourism’ as overlapping but distinct from ‘heritage tourism’ and Timothy's [(1997). Tourism and the personal heritage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4(3), 751–754] concept of ‘personal heritage tourism’ are discussed as foundations for what is then defined as ‘personal memory tourism’. The latter revolves around travel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memories – not only the revisiting of places associated with happy memories, but also the return to sites of personal trauma and suffering in a quest for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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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的旅游开发分析: 以淮南煤炭记忆为例 .The analysi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social memory: A case study of coal memory of Huain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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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 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 .Place my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in Guangzh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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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居民对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 以九寨沟旅游地区为例 .
<p>以九寨沟为案例地，利用CFA结构方程验证集体记忆信息建构特征。研究表明：（1）九寨沟居民关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广播电视节目”的路径系数最大（1.31），说明居民主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获取自然灾害认识，它是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主要来源；（3）潜变量中“事件记载”和“生活场景”的相关系数最大（0.93），“媒体宣传”和“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最低（0.29），这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和同质化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者意愿有关系；（4）“广播电视节目”的残差（e4）方差较大，说明其信息来源多样且内容丰富，它是集体记忆出现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p>
Information source and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destination resident's collective memory on "5.12" Great Earthquake: Jiuzhaigou tourism area for example .
<p>以九寨沟为案例地，利用CFA结构方程验证集体记忆信息建构特征。研究表明：（1）九寨沟居民关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广播电视节目”的路径系数最大（1.31），说明居民主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获取自然灾害认识，它是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主要来源；（3）潜变量中“事件记载”和“生活场景”的相关系数最大（0.93），“媒体宣传”和“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最低（0.29），这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和同质化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者意愿有关系；（4）“广播电视节目”的残差（e4）方差较大，说明其信息来源多样且内容丰富，它是集体记忆出现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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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和社会记忆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3.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引入符号系统和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理论,在重新定义了红色旅游概念后,建立了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这一理论框架。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由信息（空间、地方和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形式）、指代对象（重大事件及其价值）、编码、媒介、发送者和接收者构成。符号的发送者依托红色旅游目的地,通过动态的红色符号选择、表述和重演机制（编码和媒介）,向符号的接收者（游客）传达信息,推动其理解并内化信息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游客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验形塑红色记忆,从而构建其社会身份认同,达到个体（归属感和自尊）和社会（凝聚力）的共赢;同时,红色旅游目的地符号也将以求同存异的方式促进全球不同社会的互信和交流。
Red tourism and social memo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3.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引入符号系统和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理论,在重新定义了红色旅游概念后,建立了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这一理论框架。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由信息（空间、地方和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形式）、指代对象（重大事件及其价值）、编码、媒介、发送者和接收者构成。符号的发送者依托红色旅游目的地,通过动态的红色符号选择、表述和重演机制（编码和媒介）,向符号的接收者（游客）传达信息,推动其理解并内化信息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游客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验形塑红色记忆,从而构建其社会身份认同,达到个体（归属感和自尊）和社会（凝聚力）的共赢;同时,红色旅游目的地符号也将以求同存异的方式促进全球不同社会的互信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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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1.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区划、特征识别和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该理论还缺乏有效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针对前述问题,结合实践探讨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和识别模式。首先,分析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面向对象的思想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分类模式(OOCPLG),这为构建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景观识别的要求,结合现有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的不足与优点,建立了特征解构的基因提取方法。最后,总结了景观基因的识别模式和基本操作流程。
A novel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d separating landscape genes from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1.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区划、特征识别和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该理论还缺乏有效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针对前述问题,结合实践探讨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和识别模式。首先,分析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面向对象的思想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分类模式(OOCPLG),这为构建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景观识别的要求,结合现有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的不足与优点,建立了特征解构的基因提取方法。最后,总结了景观基因的识别模式和基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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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 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2)00005-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ultural change is a recurrent concern in tourism anthropology studies. Host societies frequently remodel their culture following the creation of a tourist resort. Bu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acculturating process, since what actually takes place is pragmatic cultural production work in response to the touristic demands that offer consolidated economic alternatives and livelihood. As for the Pataxó Indians of Porto Seguro of Brazil, they have sponsored a “cultural revival” process. In other words, they have generated the traditions that start being exhibited commercially in arenas where the prospect of emergent ethnic tourism is perceived.</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Tourisme et revitalisation culturelle. Le changement culturel est une préoccupation constante des études en anthropologie du tourisme. Les sociétés d’accueil remodèlent fréquemment leur culture après la création d’un pôle touristique. Mais cela ne signifie pas nécessairement un mouvement d’acculturation; ce qu’on observe très souvent est un travail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 actionné pragmatiquement afin de répondre aux demandes touristiques qui offrent d’autres possibilités économiques et des sources de revenu consolidées. Dans le cas des indiens Pataxó de Porto Seguro au Brésil, ceux-ci développent un processus de “revitalisation culturelle”, c’est-à-dire de production de traditions qu’on commence à exposer commercialement dans des arènes touristiques où on perçoit la perspective d’un tourisme ethnique naissa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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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nd Sherpas, Nepal: Reconstruction of reciprocity. 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92)90135-C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e tourisme Sherpa au Népal: la reconstitution de la réciprocité. En dépit de presque quarante ans de participation dans le tourisme et sa demande considérable pour le travail salarié, les Sherpas népalais ont trouvé des fa04ons de reconstituer des relations productives traditionnelles dans leur nouvelle économie. Le présent article aborde le sujet du capitalisme du tourisme d'un point de vue culturel. Le travail réciproque des Sherpas a été reconstitué dans le tourisme de montagne sous forme de relations de parenté ou d'autres sortes d'échanges de travail, en plus des formules bien établies de travail salarié. On suggère que la fa04on de penser des Sherpas, qui influence et détermine leurs initiatives économiques, est une logique culturelle qui dépend des tendances vers l'indépendance et vers l'interdépendance, et que les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du tourisme s'intègrent à ces deux tend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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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 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5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a broad context of the ethnic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es of ethnic festivals are now continuously undergoing conflict and amalgamation between lo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alien cultu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Long-Street Banquet, an important festival activity of Hani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ur ca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in two areas, namely Habo and Luchun.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e to government-led tourism,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is performed as a festival tourism product to adapt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brought by tourists. By this,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it is staging itself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and from local identity to world culture.
Cultural ada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festival activit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Hani Long-Street Banquet.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5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a broad context of the ethnic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es of ethnic festivals are now continuously undergoing conflict and amalgamation between lo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alien cultu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Long-Street Banquet, an important festival activity of Hani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ur ca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in two areas, namely Habo and Luchun.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e to government-led tourism,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is performed as a festival tourism product to adapt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brought by tourists. By this,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it is staging itself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and from local identity to worl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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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 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Documentary Homesickness in M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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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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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设施农业用地空间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
Using the visual interpretation method,greenhouse land in Shunyi District in Beijing was obtained from SPOT-5 images in 2003 and 2012.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house land changes,transformed direction and in different land use control zones,were analyzed. We found that the net increase of greenhouse land was 354.89hm from 2003 to 2012. Newly-increased greenhouse land mainly came from crop land,and lost greenhouse land was mostly transformed into crop land,construction land and forest. However,44.45% of the total greenhouse land was still located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the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defined in the General Land Use Planning of Shunyi District for 2006-2020. We found that lost greenhouse land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and was transferred to construction land. The newly-increased greenhouse land was mainly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house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caused the investment waste of greenhouse construction,whether the investment was coming from government or from farmers themselves. Further,expropriating the greenhouse l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opriation cost and the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should take city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as important references in making greenhouse development plans. On the contrary,city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greenhouse land.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policy making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departments in greenhouse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management,and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p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reenhouses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Spatial changes of greenhouse land and policy enlighte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Using the visual interpretation method,greenhouse land in Shunyi District in Beijing was obtained from SPOT-5 images in 2003 and 2012.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house land changes,transformed direction and in different land use control zones,were analyzed. We found that the net increase of greenhouse land was 354.89hm from 2003 to 2012. Newly-increased greenhouse land mainly came from crop land,and lost greenhouse land was mostly transformed into crop land,construction land and forest. However,44.45% of the total greenhouse land was still located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the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defined in the General Land Use Planning of Shunyi District for 2006-2020. We found that lost greenhouse land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and was transferred to construction land. The newly-increased greenhouse land was mainly in the 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nd Conditionally-Permitted Constructive Expansion Zone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house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caused the investment waste of greenhouse construction,whether the investment was coming from government or from farmers themselves. Further,expropriating the greenhouse l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opriation cost and the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should take city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as important references in making greenhouse development plans. On the contrary,city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greenhouse land.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policy making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departments in greenhouse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management,and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p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reenhouses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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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 .Progress in culture studie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research framewo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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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based 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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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 .https://doi.org/10.3724/SP.J.1142.2010.404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聚落景观区划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是文化景观区划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本身存在的地域性、系统性、稳定性、发展性、一致性、典型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本方案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Image)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原则,如环境制约性原则、文化主导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面的覆盖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等,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以往关于文化区的识别,主要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区的识别,主要是从景观基因的角度进行的。区域景观基因成为判断传统聚落景观区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可以重点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个方面入手。
Landscap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effect elements of landscape gene in China. https://doi.org/10.3724/SP.J.1142.2010.404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聚落景观区划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是文化景观区划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本身存在的地域性、系统性、稳定性、发展性、一致性、典型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本方案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Image)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原则,如环境制约性原则、文化主导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面的覆盖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等,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以往关于文化区的识别,主要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区的识别,主要是从景观基因的角度进行的。区域景观基因成为判断传统聚落景观区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可以重点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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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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