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可文
, 苗长虹, 王静
LYU Kewen, WANG Ji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8-02-9
修回日期: 2018-05-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7-3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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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吕可文（1984- ）,男,河南泌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 E-mail: kewenlv@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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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关键词：
Abstract
Cluster evolu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in economic geograph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new life cycle theor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luster evolution from emergence, growth, maturity to recession/regener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co-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industry and network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government and market, which takes enterprise as the key actor.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Yuzhou Jun porcelain industrial cluster, we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the cluster is a process of co-evolution of multi-factors and multi-mechanisms. (1) The interaction of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government and market,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such as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enterprise's spinoff, returns to scale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plays different and synergistic rol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luster evolution. (2) The co-evolu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historical-cultural tradition, has a path dependence mechanism and make the initial impetus and advantages for local porcelain production,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cluster emergence and vitality maintenance. (3)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ush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led to a great increase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spinoff mechanism; and the market scale effect of the rising consumption for the Jun porcelain product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new market space provide a valid demand for the enterprises to spin off and expand their scale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has exerted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effects o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 scale for Jun porcelain industry, and promoted the Jun porcelain industrial cluster to grow rapidly. (4) The cluster evolution is a complex adaptive process in which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are restricted and promoted mutually. The innovations such as Jun porcelain burning technology, process, glaze and product shape/func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unique local industrial atmosphere makes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path creation mechanisms become the core powe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un porcelain industrial cluster.
Keywords：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产业集群”和“产业区”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围绕产业集群现象的研究,学术界形成了纯集聚经济（pur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社会网络模型（the social-network model）等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2]。基于上述三个研究传统,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强调了高端要素[3,4]、资源要素条件[5]、政府政策与制度[6]、偶然因素[7]等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了规模报酬递增[8]、企业衍生与分叉[9,10,11,12]、路径依赖与锁定[13]、知识技术溢出[14,15]、贸易依赖与非贸易依赖[16]等集群成长的机制。尽管学术界对集群的存在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针对世界各地极其丰富的产业集群浮沉的现实以及政府纷纷打造产业集群的政策实践,对于特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已有的理论建构和案例分析的文献仍显得有些纷杂零乱。一方面因它们忽视企业的异质性和过分夸大地理接近的作用而受到批评,另一方面因其停留在静态层面而没有真正回答集群的起源、成长、衰退和再生等演化问题而受到质疑;同时,相对极其多样化的理论建构,深入而精细的案例分析仍十分缺乏[17,18]。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伴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19,20,21]和集群的新生命周期理论（new life cycle approaches）的兴起[22,23,24],一些学者强调,集群最好被看作是路径依赖过程的产物[25];只有研究集群随时间演化的动态,才能理解其存在和结构[17]。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及经济现象,均不是以个体单独存在的,必然存在着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和关系,它们相互协同、共同演化[26,27]。新的集群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在集群的浮现、成长、成熟和衰退的不同阶段,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企业能力的发展与交互作用、集群内外组织间联系的建立与瓦解等,均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2,23];行动者、网络、制度三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是理解集群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的关键[18];由于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可将生态学文献中的自适应周期引入到集群生命周期的理论解释中[24]。
因此,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具有时空的特定性和差异性,是多种动因交织作用的产物,不同因素、不同机制在集群成长与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以及对集群功能和绩效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别[28,29,30]。已有文献表明：这些具有时空特定性和异质性的因素和机制,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间交互作用、协同演化的[31,32]。如Murmann讨论了“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德国印染产业的成长引起了教育制度、专利法规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变革,特别是大学实验室的成立,强化了企业与相关科研组织的关系,正是这种技术—制度的相互建构及协同演化,成就了德国合成染料业的世界地位[33];苗长虹等则发现,集群的成长演化是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34];Wal等提出,企业、产业和网络在空间中存在协同演化过程[23];Lee等则认为,技术空间、组织空间与地域空间的集聚效应、外部性的强化及放大机制决定着台湾IT产业的发展与演化[31];Haakonsson等从协同演化的视角,分析了印度跨国制药企业的研发区位选择,强调协同演化理论应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35];Strambach基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与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的视角,探讨了德国软件行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与创新的协同演化[36]。
显然,集群演化作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焦点领域,学者们虽然在集群形成动因、集群生命周期和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等方面产出了大量的成果,并在企业动态、生命周期演化、协同演化的重要性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但缘于理论重点和案例特性的差别,在集群生命周期和协同演化的主导因素和关键机制上仍是众说纷纭。比如,Wal等从演化经济地理学出发,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空间中企业、产业和网络的协同演化上[23];Fornahl等则从新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认为应将重点放在行动者、网络和制度的协同演化上[18];而Lee等则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应将重点放在技术空间、组织空间和地域空间的协同演化上[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一个融制度、技术、经济、社会等多重转型于一体且区域差异突出的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产业集群在众多地区快速浮现并迅速成长壮大,为研究集群的形成演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践案例。作为本地内生型文化产业集群的代表,河南省许昌市禹州钧瓷生产烧制经过唐宋时期的历史积累、元明清时期的停滞和民国期间的缓慢复苏、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壮大,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业竞争的加剧,为推动钧瓷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集群升级,需要从多因素多机制动态协同演化的视角,对其产生和成长的主要动因与关键机制给以深入研究,一方面以精细的案例分析,回应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有关争论,另一方面通过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理论建构,为本地内生性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升级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
案例区位于中国钧瓷文化发祥地、钧瓷之都——河南禹州市神垕镇。早在唐代,神垕就已烧制出多彩的花瓷和钧瓷;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在钧台、八卦洞专门设立官窑,被定为“宫廷御用珍品”,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被后世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赢得了“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赞誉,钧瓷生产因宫廷收藏和养花的旺盛需求达到鼎盛。随后经历了元明清时期的停滞和民国期间的缓慢复苏。建国之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随着国营瓷厂的建立和钧瓷作为国礼的需求的不断增加,钧瓷生产得以恢复。改革开放之后,民营钧窑厂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钧瓷技艺与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财富积累与居民消费能力提高,禹州钧瓷生产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钧瓷产业不断壮大,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钧瓷生产主要经过原材料加工、造型设计、制模、成形、素烧、釉烧、检选等八大工序。按照钧瓷生产烧制过程,禹州形成了以钧瓷生产烧制（钧瓷模具制造、钧瓷坯胎成型、上釉及烧制）为主导,以产品造型设计、原材料供应（如瓷泥、匣钵材料加工及釉料生产等）及产品的彩印包装、物流、市场销售为配套的产业链条体系。目前,禹州市现有钧瓷生产企业186家,瓷泥、匣钵材料加工、釉料及半成品生产企业22家,产品设计及咨询机构达8家,彩印包装、物流运输企业达25家,销售企业或门店60余家,各类钧瓷企业、研究所（工作室）及相关机构共计近30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9家,形成了孔家钧窑、大宋官窑、金堂钧窑、星航钧窑、神州钧窑、金鼎钧窑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钧瓷年产量266万件,产值达24亿元,吸纳就业人口4万余人。此外,禹州境内集聚着一批国家级（省级）钧瓷工艺艺术大师、钧瓷烧制技术工艺传承人和钧瓷民间艺人,形成了神垕镇为核心,产业辐射周围10余个乡镇（办）,钧瓷历史文化、技术工艺与产业（企业）相互支撑集聚发展、独具地方根植性的文化产业集群。
首先,为获取钧瓷产业的发展历史、产业统计数据等资料,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钧瓷网等数据库,对禹州市钧瓷行业及其他陶瓷产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其次,于2014年暑假、2016年6月、2017年8月分别赴禹州市钧瓷产业园区、禹州神垕镇、钧瓷文化旅游节对20余家钧瓷企业进行了访谈,并借助电话回访的方式又对关键人员、重点企业与机构进行了核实和深入挖掘,主要涉及企业创办的动因、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与企业工艺产品创新、生产社会关系、技术联系以及行业发展史等,获取了企业间关系网络及其演变的丰富资料。同时,还对禹州钧瓷产业园区管委会、禹州市钧瓷博物馆、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禹州钧瓷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对影响行业形成发展的历史资源条件、市场经济原因、技术工艺革新以及制度转型变革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进一步理清了行业发展嬗变及企业关系网络演变的过程。再次,在调研访谈期间,还收集到了《中国钧窑志》《中国钧瓷十年》《中国钧瓷艺术》《中国钧瓷年鉴》等钧瓷地方史志资料与相关统计资料,搜集整理了钧瓷园区产业规模、发展演变历程及技术工艺创新史等资料。
本地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既与其资源禀赋、历史基础、制度变革、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企业—产业—网络”协同演化和新生命周期理论“行动者—网络—制度”协同演化的思想,结合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认为在中国独特的多重转型背景下,制度（institutions）—技术（technology）—政府（government）—市场（market）（ITGM）是影响和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要素,也是导致企业异质性形成、产业组织和结构变化、集群内外网络建构的主导力量,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协同演化,促使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成长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因此集群演化可以看作是一个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动态过程（图1）。
图1 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与钧瓷产业集群成长
Fig. 1 Co-evolution of multi-factors and multi-mechanis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Yuzhou Jun porcelain industrial cluster
从技术经济的视角考察,资源要素条件本质上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钧瓷的烧制,需要高质量与充足的治瓷原材料：① 成瓷原料（拉制钧瓷坯胎）,如高岭土、多水高岭土、石英等;② 钧瓷釉料（窑变釉料）,如瓷石、高钾铝页岩等;③ 匣钵材料（烧制制作钧瓷的匣钵）,如耐火粘土、铝矾土等。另外,丰富的能源是钧瓷的烧制的重要条件。古代烧制钧瓷主要原料为薪柴和煤,烧制技术主要为柴烧和煤烧,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液化气和天然气烧制技术才逐渐推广。禹州自古具有“南山煤,西山釉,北山瓷土处处有”的说法,本地具有能满足钧瓷烧制的丰富原材料和燃料。禹州境内分布有适宜烧制钧瓷坯胎的矿物资源10余种,并且赤铁矿、硫铁矿、钛矿等钧瓷釉料资源丰富且品质好,铝矾土等制匣钵制作原料在本地分布范围广、品位优良、容易开采,储量占河南省总量的8.7%。此外,在自然地带上,禹州属于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在唐宋时期,其西北部分布有茂密的森林,能够解决钧瓷烧制生产所需的薪柴资源;在宋金明清时期,境内就有煤炭发掘与生产（现存有古煤矿遗址）;时至今日,禹州是河南省煤炭资源主要产区,蕴藏有丰富的可供钧瓷烧制用的贫煤、焦煤等钧瓷烧制燃料;而禹州作为国家西气东输工程的重要节点,更是为钧瓷生产提供充足清洁燃料提供了保障。另外,禹州市水资源丰富,温度湿度适中,十分有利于制陶原料的陈腐风化,是陶瓷生产的天然场所。良好的资源禀赋与地理环境为钧瓷的生产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使其获得了生产钧瓷与发展钧瓷产业的初始优势。
另一方面,禹州本地治瓷历史源远流长。在仰韶文化时期,境内的先民就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彩陶制作技术。经过三千多年的文化熏陶与技术积淀,至宋代,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钧瓷以及支撑钧瓷烧制的技术工序。这些历史上形成的钧瓷烧制的技术工艺、文化与传统,通过古窑址、窑神庙、碑碣等地方文化景观及记载钧瓷工艺的民间传说、诗词、书画等传承下来,构成了浓郁的钧瓷地方文化与悠久的钧瓷烧制历史传统,通过当地钧瓷艺人与技工世代相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享的地方文化资源——非正式的制度。在这种独特的、共享的历史文化制度资源中,当地人民对钧瓷的文化和生产偏好以及生产技艺的代代传承尤为重要。“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等价值导向,形成了钧瓷生产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乃至锁定机制,比如“三七搀和,不可稍偏”、“根据火焰走势,决定器物疏密”等耳熟能详的有关钧瓷烧制技艺的诀窍和谚语,在认知观念和技术工艺上潜移默化影响着本地人民,他们能够从父辈、师傅、老钧工艺人等那里继承与沿袭到钧瓷烧制的技艺和钧瓷生产传统。源于这种历史文化资源与生产传统,该地在钧瓷生产的认知上、技术上、组织上,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机制,历史传统的作用和影响非常深远,一旦环境和政策允许,钧瓷产业也就成为本地人们的第一选择。
因此,禹州境内良好的资源禀赋和要素组合为钧瓷生产在技术上提供了初始优势条件,而钧瓷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特殊遗传基因,则在制度和技术上奠定了当地对钧瓷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这种在产业选择上和就业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与产业初始资源优势的相互强化,为本地钧瓷生产与钧瓷产业集群的浮现提供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基础条件。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家创立新企业是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37],而企业衍生（spin-off）是产业集群新企业创生的关键动力机制,其在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与地方集群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8,39],同时在区域产业分叉和多样化（regional branching and diversification）早期阶段发挥着关键作用[11,12,40]。如Arthur通过衍生动态（spin-off dynamic）和集聚动态（agglomeration dynamic）,构建了两个空间集聚的演化模型;在衍生模型中,Arthur认为产业的形成是企业不断衍生新企业的连续过程,它通过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识溢出而产生,而这一过程对产业快速成长和地理集聚的形成具有重要影 响[38]。Morrison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企业衍生和集聚经济共同支撑了意大利摩托车产业的发展与成长[40]。但企业家的出现和企业衍生并非是自动发生的,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机会同制度、技术变化的耦合作用和协同演化,是其发生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供销由政府统一组织调度,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一时期,钧瓷的烧制生产主要由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钧瓷一厂、禹县钧瓷二厂等三大国营钧窑厂组成,另有东风瓷厂、东大瓷厂、西大瓷厂等一些社队的小瓷厂作为补充。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转型,在这次转型过程中,国营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是核心内容。在转型与改革的大背景下,受制于内陆地区的改革环境,禹州几大国营瓷厂的改革步履缓慢,受到了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的严重冲击,生产举步维艰,先后关停倒闭。但与此相对照,在政府允许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新的制度环境下,一批钧瓷“民窑”却乘势崛起。而这些民营钧窑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企业衍生机制的影响（图2）。
图2 禹州市钧瓷产业部分企业衍生图谱
注：根据《中国钧窑志》《中国钧瓷年鉴》《中国钧瓷十年》等资料及访谈内容整理。
Fig. 2 The pedigree figure of enterprises spun off state-owned factories
源于国营瓷厂与钧瓷研究所的企业衍生。随着国营钧瓷厂的衰落与市场化的深入,一批富有冒险精神与经商头脑的钧瓷技术员、管理干部、销售员或普通职工,抓住市场经济与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利用手中掌握的技术工艺、行业信息与市场渠道以及人脉社会关系,离开老国营瓷厂,创办经营属于自己的钧窑厂,形成企业衍生现象。这种衍生现象在当地钧瓷产业中最为常见,是本地民营钧窑厂数量扩张的重要机制。此外,由禹州市政府20世纪90年代初组建的“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的研发与生产、销售脱节,运营也举步维艰,一批钧瓷大师和技术人员纷纷选择离开,创立自己的钧瓷品牌与钧瓷企业。以上两种衍生企业是脱胎于老钧瓷厂,出走人员把一些在老厂及研究所与体制下无法实现的新的技艺、产品和创意,用新的体制“民营经济”进行实现与商业化。并且这些衍生企业的创办者很多都是从同一窑厂或研究所走出来,他们间存在着同事、同门关系,他们在区域钧瓷技艺研发与传承、钧瓷市场秩序的建立与品牌的维护、钧瓷政策的制定等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在相关的产品领域也存在着竞争模仿的关系。
源于钧瓷家族企业裂变而形成的企业衍生。禹州民营钧瓷厂属于典型的家族式企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其裂变现象也经常发生。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为年轻一代离开父辈的家族企业创建与经营新企业,建立属于自己的钧瓷厂,如禹州晓峰钧瓷工作室由杨志钧窑的创始人杨志的儿子杨晓峰创立。另一种情况是由兄弟共同掌管的企业由于兄弟分家而导致的企业裂变,如坪山钧窑由杨廷奇与杨廷玺兄弟共同经营管理,后来杨廷玺离开了坪山钧窑,自己创办了廷玺钧坊。
新建企业和衍生企业的再衍生现象。钧瓷生产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师徒传承关系在行业中十分明显。当钧瓷学徒完全掌握了钧瓷烧制生产技艺之后,一些学徒就会利用手中的技术、市场信息渠道和业内的人脉关系开办自己的钧瓷企业。这种衍生企业大多利用在师傅厂子学到的技术工艺与掌握到的市场信息,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从而在母体窑厂的未能充分重视的市场缝隙中获得自己的市场利基。他们在劳动力与市场方面存在着共享,有些员工是从老厂直接招募或者老厂的渠道联系招募而来。
企业集群的衍生机制类似于“滚雪球”效应。一旦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衍生出若干个成功的子企业,后者还会创造出更多自己的衍生企业,企业集群就会随之而形成[40]。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转型与体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是企业衍生的重要来源;而家族企业分裂和分化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学徒创业,也是企业衍生的重要途径。通过企业衍生,禹州钧瓷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行业规模迅速扩大,推动着钧瓷集群的形成与快速成长,并且新生企业间以及与老厂（企业）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学缘、业缘等社会联系,这进一步加密了本地钧瓷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形成更加厚实的地方非正式联系,也十分有利于本地的技术知识流动与外溢。
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有效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匹配是产业不断成长壮大的前提,只有产业的供给在市场上获得持续的经济回报,这个产业及其相关企业才能持续的维持下去。有关集群的研究表明：集群和专业市场间也具有产业规模共同扩大、组织方式共同演进、产业分工共同深化的共同演化过程[41]。因此,对于集群成长而言,虽然初始的资源禀赋和知识存量能够为集群的形成奠定基础,但对于任何一个集群的成长壮大,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其市场规模,这个产业集群就会因缺乏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生存[34]。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新的消费市场的打开、钧瓷消费需求增加和市场规模扩大而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密不可分。
在古代社会,钧瓷的生产主要集中于官窑,专供皇家御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钧瓷主要作为一种艺术收藏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市场需求有限。19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提升,购买力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钧瓷作为收藏品和馈赠的礼品,其市场需求量迅速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伴随着两年一度的“钧瓷文化节”的举办以及《大河儿女》《禹州寻宝》《记住乡愁之神垕镇——守正出新,变中求进》《中国钧瓷之都——神垕》等钧瓷题材影视宣传片的热播,钧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更加刺激了钧瓷产品的市场消费。同时,为进一步开拓市场,1990年代之后,很多业内人士围绕人民日常生活与消费需求,对钧瓷的功能与造型进行了创新,逐步开发出茶具、酒具、文具、装饰佩件等系列钧瓷日用品,使钧瓷产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迅速走进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日用钧瓷产品的开发,打开了居民潜在的巨大市场潜力,对钧瓷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我觉得钧瓷能传承发展,比其他瓷器发展的好,是功能上的改变,必须改变传统的收藏的思想,你得有用,你生产的东西要对社会有用,和日常生活联系到一块,也就是说要生产一些实用的产品,大家使用你,才有市场,才有活力……”（××钧窑总经理）
市场需求的扩大会进一步刺激钧瓷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并吸引新企业的进入,由此会形成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提高企业与地方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区域竞争力,并形成区域的品牌效应,进而会吸引更多企业的进入,促进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如此,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42],市场需求与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产业规模经济相互强化,从而推动钧瓷产业集群规模的发展壮大（图3、图4）。
图3 1980-2008年禹州市钧瓷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及规模以上企业数
Fig. 3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and companies of Jun porcelain industry from 1980 to 2008 (Above designated size)
图4 2003-2012年禹州钧瓷产业产值
Fig. 4 The output value of Jun porcelain industry inYuzhou from 2003 to 2012 (Above designated size)
集群演化既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也是一个路径创造的过程。学习、创新和知识创造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增长与升级的中心过程和关键环节,是产业集群维持动态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43,44]。在钧瓷产业发展过程中,行业的每一次突破与壮大都离不开钧瓷技术工艺的变革、釉料和产品的创新,正是行业的技术工艺、釉料与产品革新的一次次突破,才打破了集群演化的技术和市场瓶颈,维持了产业集群的活力和行业的竞争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禹州在烧制钧瓷的窑炉、釉料、设备、原料以及造型设计及产品功能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引起了钧瓷生产烧制技术工艺、产业及产品市场的持续变革和飞跃,使钧瓷的生产呈现出新竞争优势。同时,受益于当地独特的产业氛围（industrial atmosphere）及业缘、亲缘、学缘等非正式关系网络,钧瓷企业、钧工艺人及学徒间的知识技术流动推动着技术知识在本地的扩散与传播,形成了区域特定的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为企业间交互学习和进一步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无论是路径创造机制还是知识外溢机制,都是企业家、钧工艺人等在特定的、变化的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动态交互作用的环境中发挥能动作用才得以实现的,企业家、钧工艺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等行动者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学习、创新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适自身的结构及行为方式,使得制度—技术—政府—市场的协同演化具有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
3.4.1 钧瓷技术、工艺、产品创新与路径创造 烧制技术革新实现了钧瓷的规模化生产。建国初期,钧瓷生产烧制技术工艺主要为传统风箱蓝炭小窑,一窑一匣,一匣一件或几件,产量和成功率极低,流釉、炸裂、变形等问题十分突出,“十窑九不成”的瓶颈难以突破。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老一辈钧工艺人不断摸索尝试,设计出倒焰窑技术,突破了“十窑九不成”的行业瓶颈,使得钧瓷烧制的成品率大幅度提高,钧瓷产品造型和品种也逐渐多样化,釉色窑变更加多彩。1980年代,又设计出推板窑技术,大大提升了钧瓷烧制的质量与产量。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现代高科技材料支撑下,成功设计出了钧瓷的气窑烧制技术,烧制温度的控制变得容易,烧成时间也大幅度减少,瓷器成品率进一步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了钧瓷批量化生产难题,加快了钧瓷烧制生产的产业化进程。同时,由于气窑烧制工艺的装窑、开窑、烧制等工序均容易控制,操作简单,突破了大型钧瓷器件与制品的生产瓶颈,使得大件产品的生产烧制成为现实,从此颠覆了“钧不过尺”的古训（图5）。
图5 钧瓷烧制技术、釉料及功能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钧窑志》《中国钧瓷年鉴》《中国钧瓷艺术》《中国钧瓷十年》等及实地调研的相关访谈资料整理。
Fig. 5 The evolution of burning techniques, glaze techniques and Jun functions
釉料创新推动了本地钧瓷行业的繁荣。建国初期,钧瓷烧制的窑变釉色较为单调,1958年成功研制出钧瓷窑变釉的“老厂釉”,此种釉料烧制的钧瓷色彩多样,变化多姿,钧瓷生产呈现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局面。钧瓷一厂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新工艺钧釉,与“老厂釉”相比,钧瓷坯体不再通过素烧就可直接上釉釉烧,实现了生产工序的连续化,简化了生产烧制技术工序,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大大提高了烧制的成功率。但随着钧瓷产品功能革新与市场需求的扩大,钧瓷新工艺流水线式生产的推广,钧釉釉色单调、缺少自然窑变等问题凸显出来。为此,钧瓷企业与研究机构、钧工艺人及技术人员逐渐摸索研制新的钧釉。他们除加入Fe、Cu、Co等传统钧釉着色元素外,还尝试把Ti、Cr等新着色元素加入钧釉釉料,改善了釉的质量,使得钧瓷的釉料窑变效果和色彩更为丰富多样,迎合不同消费者的偏好,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与消费阶层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推动了钧瓷产业的繁荣。
造型、产品与功能创新支撑了钧瓷行业的持续壮大。20世纪90年代之前,钧瓷产品器型主要以仿古为主,并且主要作为一种艺术收藏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其造型、功能与产品较为单一。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师生来禹州进行设计实习,同时一些高校毕业生（如本地的许昌陶瓷职业学院等）逐渐充实到当地钧瓷行业与钧瓷企业的技工队伍当中,他们为本地钧瓷生产的造型设计、产品与功能创新注入了新的元素,为钧瓷行业带来了一股新风。于是,造型逐渐走向多元化,设计富有新意,深受市场欢迎。与此同时,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逐渐开发出各式日用钧瓷产品,而钧瓷产品和功能的创新使钧瓷作为日常用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钧瓷企业和钧瓷行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4.2 产业氛围、技术知识外溢与钧瓷产业创新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相同与相关产业及相关机构的地理集聚形成了地方化经济,它既与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经济、劳动力市场共享等紧密相关,也与地方社会密不可分。本地社会及社区对某一行业的广泛参与,使劳动力、技术知识、文化等均成为地方的“公共物品”,构成了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也即是说,在特定地区内,某一产业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这为该地区持续发展该产业提供了前提条件[45]。同时,地方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和地方传言[46]实现技术知识的流动、溢出和传播,特别是促进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交流和学习,影响着产业活动的创新与空间集聚[47,48]。
如前所述,禹州地区烧制瓷器历史悠久,境内拥有众多有关钧瓷生产制作的建筑物、诗词典籍、技艺史志、谚语、传说、行业神话等,已沉淀为本地一种独特的产业氛围。在这种独特的氛围中,钧工艺人及技工在长期生产钧瓷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工艺知识、经验像空气一样流动飘荡在区域上空,成为“共享”的一种社会文化资产。
“神垕钧瓷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关系,而且模仿能力又很强,一些厂生产的新产品、新造型、新釉色,一经面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市面上就会有仿品,有的是局部稍有变化……”（××钧窑董事长）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钧瓷产业存在着高度密切的父子、兄弟、师徒、同门、同事等关系网络,钧瓷技艺与经验诀窍通过亲缘、学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络而有效传承和扩散,是钧瓷行业与钧瓷企业技术工艺创新的另一种重要社会文化资产。同时,本地钧瓷企业间的钧瓷技工、钧工艺人与职工跳槽现象非常普遍,许多钧瓷技工、钧工艺人、管理者具有在不同的瓷厂或窑口工作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黏性且只能随个体而转移的钧瓷技艺与经验,随钧工艺人和钧瓷技工的流动而在不同瓷厂与窑口间流动,有助于异质性技术知识（工艺、经验、诀窍等隐性知识）的传播、交流、碰撞及新知识的创造创新,是企业间进行动态互动学习与杂交创新的重要途径。另外,本地政府组织的钧瓷展销会、钧瓷文化节等活动形成了多样的“临时性集群（temporary cluster）”,集聚了不同瓷厂、窑口及相关机构的钧瓷艺工、管理者、市场销售人员,构成了庞大的区域知识库,促进了行业技术知识的传播交流与转移扩散。
“在禹州,我们被誉为钧瓷界的黄埔军校,但员工的流动性很强,一批又一批的学徒经过培训锻炼成长为技术骨干、技术能手或者掌握一定技术后,有的跳槽谋求更高的工资收入,有的独立或和他人创办钧瓷企业。客观地讲,员工的出走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但对整个钧瓷行业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促进了钧瓷的快速发展。”（××钧窑总经理）
“在展会活动上,由于接触不同地方、不同瓷区的人,可以了解制瓷工艺、管理模式、销售方法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有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能帮助解决自己在生产、创作、经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钧窑经理）
因此,地方特殊的产业氛围与劳动力流动、亲缘—学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互动,构成了本地钧瓷产业集群独特的技术与知识外溢机制,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不断传播扩散与交流融合,支撑了钧瓷产业的持续创新。
如何解释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是经济地理和区域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和集群新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为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但对于集群动态演化特别是协同演化的主要因素和关键机制,学术界仍众说纷纭,深入而精细的案例分析也十分缺乏。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对河南省许昌市禹州钧瓷产业集群开展了深入的案例解剖。主要有以下发现和认识：
（1）在产业集群浮现和成长过程中,制度—技术—制度—市场等因素和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企业衍生与知识外溢、规模报酬和循环累积等机制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交互作用、相互缠绕、协同演化的,并且不同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集群的成长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独特的资源基础和深厚的历史传统以及据此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钧瓷文化产业就不会有产生与持续成长的土壤;没有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所引致的企业衍生以及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市场需求,钧瓷产业就不会在企业数量和规模上得以扩张;没有技术进步、工艺与产品创新及其所形成的路径创造,钧瓷产业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不断变革的动力;没有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产业氛围和独特的地方关系资产,钧瓷产业技术和知识外溢就难以实现,产业的持续创新也难以进行。因此,集群的浮现和成长,需要从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动态视角来理解。
（2）演化经济地理学将集群演化看作是路径依赖的过程。钧瓷产业集群的演化表明,路径依赖本质上具有地方特定性和制度—技术的长期协同性。对于扎根于历史传统的本地内生型产业集群的演化,制度—技术协同作用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机制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
（3）在中国多重转型的独特情景中,政府和市场在集群成长和壮大阶段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学术界强调了企业衍生、规模报酬等机制对集群成长的重要性,但企业衍生、规模报酬等机制并非自动发生的,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衍生机制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外部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新市场空间的拓展,则是企业衍生和规模报酬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
（4）新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演化看作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的过程,强调企业家等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和企业的异质性对集群演化的内在影响。在禹州钧瓷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持续的路径创造是复杂自适应能力的根本源泉,也是集群维系动态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如烧制技术的革新,特别是气窑烧制技术的推广,为钧瓷企业进行批量化生产、提高产量以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提供了保证。钧瓷釉料、造型设计及产品功能的创新,使得钧瓷釉变更加丰富多彩,品种样式更加多样,功能更加多元实用,使得通过多种方式而衍生出的钧瓷企业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产品空间,获得属于自己的市场利基,从而能够存活下来。钧瓷造型与功能的多元化,尤其是钧瓷从作为收藏品、礼品向日常用品的转变,极大拓展了消费市场空间,为企业与产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保证。正是钧瓷技术、釉料、造型与产品的不断更新,支撑着钧瓷企业、产业的规模扩张与市场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推动着产业集群的螺旋式发展。因此,综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集群演化可以看作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
（5）与一些学者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或者行动者—网络—制度的协同演化相比,承认企业特别是企业家等行动者是协同演化的核心要素,但产业、网络本质上都是企业行为的某种结果或表现,而企业行为和动态却深受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集群演化可看作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技术—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过程。由于制度和技术具有内在的路径依赖机制,而企业衍生、路径创造既有赖于企业家等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又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机会,因此,如何在制度—技术—政府—市场的协同演化中,通过战略规划和政策干预,来弥补这四要素中的短板,增强其协同能力,应作为集群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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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lusters: Complexes,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s?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02096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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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Influence factors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in Beijing .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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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 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 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 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 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Loca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 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 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 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 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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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河南虞城县稍岗乡为例 .The effect of accidental factor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haogang, Yucheng, Hen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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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086/261763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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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ments, spinoffs, and the evolution of Detroit as the capital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683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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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economics, spinoffs, and the wealth of regions .https://doi.org/10.1007/s11187-011-9352-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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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branching reconsidered: Emergence of the fuel cell industry in European regions .https://doi.org/10.1111/ecge.1205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literature on economic geography suffers from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Recent literature on “regional branching” proposes that new industries emerge in regions where preexis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emerging industr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more grounded basis for the emerging literature on regional branching by confronting the regional branching thesis with the realities of an emerging industry, namely, the fuel cell industry.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patent data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a selection of European NUTS2 (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 regions. The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emerging fuel cell industry,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is dominated by firm diversification, which complements previous studies’ findings that entrepreneurial spin-offs dominate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Second, the study corroborate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branching relies on knowledge generated by nonindustrial actors such a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ir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ascrib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regional branch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lone. The article shows how some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processes occur in regions where preexis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emerging industry, for instance, when user industries apply new technologies to their product portfolio. The importance of further investigating and disentangl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relatedness and 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branching is st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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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ff and clustering: A return to the Marshallian district .https://doi.org/10.1093/cje/beu03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since the early era of industrialisation. The seminal work by Alfred Marshall has represented the foundation for a rich strand of literature, whose late expansion and refinement were inspired by the experiences of localised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regions. This is the case of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which have emerged as a territorial model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centralised production and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Recently, the traditional explananda of the emergence of clusters have been reconsidered. The evidence about the growth of clusters in areas that did not have obvious natural advantages, nor the first comers鈥 benefits of early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has inspired a different conceptualisation, which draws consistently from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dynamics. Klepper (2001, 2010) shows that more successful firms have higher spin-off rates and their spin-offs tend to outperform competitors. Organizational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are thus identified as the primary forces underlying clustering.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an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the Sassuolo tile district,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ceramic districts in the world, and 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Italian Marshallian district. Overall, our findings confirm that organizational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represent primary mechanisms of clustering. However,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pin-offs do not perform better than non-spin-offs. It appears that, in dense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network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an also be acquired or built through othe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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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of path dependence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landscape .
This wide-ranging Handbook is the first major compi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is forging the new and exciting paradig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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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s effe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 clusters .https://doi.org/10.1016/S0167-2681(02)0004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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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The case of fuel cells and its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to regional knowledge bas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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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evolution and a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1.633253 URL [本文引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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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ning our knowledge on cluster evolution .https://doi.org/10.1080/09654313.2015.1016654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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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007/s0019100500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key notions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uch as selection , path-dependency , chanc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 may be applied to two key topics in Economic Geography. The first issue is the problem of how to specify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n new variety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volutionary thinking may be useful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1) the process of localized `collective' learning in a regional context, (2) the adjustment problems that regions may be confronted with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variation, and (3)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newly emerging industries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which the spatial connota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that i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 may result in a spatial lock-in . The second issue is the problem of how new variety may affect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system. We distinguish three approaches that, each in a different way, apply evolutionary notions to the nature of spatial evolution. This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issue whether mechanisms of chanc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 rather than selection and path-dependency , lay at the root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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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093/jeg/lbm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act-text: 396 Analyzing how networks emerge and evolve within and between geographical clusters /react-text react-text: 397 /reac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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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080/00130095.2015.11088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face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ir concepts, theories, methods,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midst the growing but unsettled consensus that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should employ plural methodologies, the aims here are, first, to identify some of the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ing those working with different frameworks. The concerns comprise: specifying and connecting research objects, subjects and levels; handling agency and context; engaging and integrat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the qualitative; comparing cases; and, considering politics, policy and praxis. Second, the purpose is to articulate a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methods and illustrative examples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Bringing different views of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to dialogue and disagreement renders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 means towards improved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rather than an end in itself. Confronting such thorny matters needs to be embedded in our research practices and supported by greater openness, more and better substantiation of our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laims, enhanced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deeper engagement with politics, policy and pr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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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life cycles: Dimensions and rationales of cluster evolution .https://doi.org/10.1093/icc/dtp03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We present a model that explains how a cluster moves through a life cycle and why this movement differs from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The model is based on three key processes: the changing heterogeneity in the cluster describes the movement of the cluster through the life cycle; the geographical absorptive capacity enables clustered compan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a larger diversity of knowledge and the stronger convergence of clustered companies compared to non-clustered companies results in a reduction of heterogeneity. We apply these processes to four stages of the cluster life cycle: emergence, growth, sustainment and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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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volution of firms, industries and networks in space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802662658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Ter Wal A. L. J. and Boschma R. Co-evolution of firms, industries and networks in space, Regional Studies. The cluster literature suffers from a number of shortcomings: (1) it often neglects that cluster firms are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capabilities; (2) it tends to over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of networks; and (3) it hardly addresses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lusters. The authors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brings together the literature on clusters, industrial dynamics,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firm, and network theory. It is described how clusters co-evolve with: (1) the industry with to they adhere; (2)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firms they contain; and (3) the industry-wide knowledge network of which they are part. Ter Wal A. L. J. et Boschma R. La coévolution géographique des entreprises, des industries et des réseaux, Regional Studies. La documentation sur les clusters souffre d'un nombre de points faibles: (1) elle ne tient compte du fait que les clusters d'entreprises sont hétérogènes en termes de leurs capacités: (2) elle a tendance à souligner l'importance de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et à ne pas donner assez d'importance au r00le des réseaux; (3) elle aborde à peine les origines et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On propose un cadre théorique qui réunit la documentation sur les clusters, la dynamique industrielle, la théorie évolutionniste des entreprises et le théorie des réseaux. On présente comment les clusters évoluent simultanément avec: (1) l'industrie à laquelle elles s'adhèrent; (2) les capacités des entreprises concernées; et (3) le réseau de connaissance à l'échelle industrielle dont elles font partie. Evolution des clusters69Dynamique des réseaux69Dynamique industrielle69Géographie économique évolutionniste Ter Wal A. L. J. und Boschma R. Koevolution von Firmen, Branchen und Netzwerken im Raum, Regional Studies. Die Literatur über Cluster leidet unter einer Anzahl von M01ngeln: (1) Es wird oft vernachl01ssigt, dass Cluster-Firmen hinsichtlich ihrer F01higkeiten heterogen sind; (2) die Bedeutung der geografischen N01he wird in der Regel zu stark betont, w01hrend die Rolle von Netzwerken untersch01tzt wird; und (3) auf den Ursprung und die Evolution von Clustern wird kaum eingegangen. Wir schlagen einen theoretischen Rahmen vor, in dem die Literatur über Cluster mit der Literatur über Branchendynamik, die evolution01re Theorie der Firma und die Netzwerktheorie zusammengebracht wird. Wir beschreiben, wie sich Cluster gemeinsam mit den folgenden Faktoren weiterentwickeln: (1) der Branche, der sie angeh02ren; (2) den F01higkeiten der in ihnen enthaltenen Firmen; und (3) dem branchenweiten Wissensnetzwerk, dem sie angeh02ren. Evolution von Clustern69Netzwerkdynamik69Branchendynamik69Evolution01re Wirtschaftsgeografie Ter Wal A. L. J. y Boschma R. Coevolución de empresas, industrias y redes en el espacio, Regional Studies. La literatura de aglomeración adolece de varias deficiencias: (1) ignora con frecuencia que las empresas de aglomeración son heterogéneas en lo que afecta a las capacidades; (2) tiende a poner demasiado énfasis en la importancia de la proximidad geográfica y subestima el papel de las redes; (3) apenas considera los orígenes y la evolución de las aglomeraciones. Nosotros proponemos una estructura teórica que agrupe la literatura sobre aglomeraciones, dinámicas industriales, la teoría evolucionaria de empresas y la teoría de redes. Describimos cómo se desarrollan las aglomeraciones con: (1) la industria a la que pertenecen; (2) las capacidades de las empresas contenidas en ellas; y (3) la red de conocimiento industrial de la que forman parte. Evolución de aglomeraciones69Dinámicas de redes69Dinámicas industriales69Geografía económica evolucio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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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ing cluster evolution: Beyond the life cycle model?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1.62226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Martin R. and Sunley P. Conceptualizing cluster evolution: beyond the life cycle model?, Regional Studies.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s not vast, a preferred approach has already become evident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 a cluster ‘life cycle’. This approach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a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luster evolution, drawing on the ‘adaptive cycle’ model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in evolutionary ecology. Using this model, cluster evolution is viewed as an adaptive process with different possible outcomes based on episodic interactions of nested systems. Though not without limitations, this approach offers greater scope as a framework for shaping the research agenda into the evolution of clusters. Martin R. and Sunley P. 对集群演进进行概念化：生命周期模型之外的新解读？区域研究。尽管目前关于产业集群演进的相关研究有限，围绕集群生命周期这一概念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已成为明显的趋势。然而这一方法存在诸多制约。本文探讨了关于集群演进的不同概念，着重于演进生态学中的适应性管理模式。采用这一模式，集群演进被看作是适应性的程序，其结果基于嵌套系统之间阶段性的互动。尽管没有局限，这一方法为集群演进的研究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分析框架及研究议程。 集群69演进69生命周期模型69复杂系统69适应性周期模型 Martin R. et Sunley P. La conceptualisation de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aller au-delà du modèle du cycle de vie?, Regional Studies. Bien que la documentation sur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industriels ne soit pas très riche, il s'avère déjà une fa04on préférée de l'aborder basée sur la notion du ‘cycle de vie’ des clusters. Cette fa04on a ses limites.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une différente conception de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puisant dans le modèle du ‘cycle adaptif’ con04u dans l'écologie évolutionnaire. A partir de ce modèle, on considère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comme un processus adaptif dont les résultats possibles varient en fonction des interactions épisodiques des sytèmes embo06tés. Cette fa04on a aussi ses limites, mais elle fournit plus de possibilités en tant que cadre pour déterminer les priorités de la recherche quant à l'évolution des clusters. Clusters6907volution69Modèles du cycle de vie69Systèmes complexes69Modèle du cycle adaptif Martin R. und Sunley P. Konzeptualisierung der Evolution von Clustern: jenseits des Lebenszyklus-Modells?, Regional Studies. Die Literatur über die Evolution von Branchenclustern ist zwar nicht sehr umfangreich, doch es zeichnet sich bereits ein bevorzugter Ansatz ab, der auf der Vorstellung des ‘Lebenszyklus’ eines Clusters aufbaut. Dieser Ansatz weist jedoch in vielerlei Hinsicht seine Grenzen auf. In diesem Beitrag wird eine andere Konzeption der Cluster-Evolution untersucht, die auf dem in der evolution01ren 00kologie entwickelten Modell des ‘adaptiven Zyklus’ aufbaut. Anhand dieses Modells wird die Evolution von Clustern als adaptiver Prozess mit verschiedenen m02glichen Ergebniss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episodischen Wechselwirkungen von verschachtelten Systemen betrachtet. Auch dieser Ansatz hat zwar seine Grenzen, bietet jedoch bei der Gestaltung des Programms zur Erforschung der Cluster-Evolution einen breiteren Rahmen. Cluster69Evolution69Lebenszyklus-Modell69Komplexe Systeme69Adaptives Zyklusmodell Martin R. y Sunley P. Conceptualizar la evolución de las aglomeraciones: 07más allá del modelo de ciclo de vida?, Regional Studies. Aunque la bibliografía sobre la evolución de las aglomeraciones industriales no es muy extensa, se ha hecho evidente un enfoque preferido basado en la idea del ‘ciclo de vida’ de una aglomeración. Este enfoque presenta varias limitaciones. En este artículo analizamos un concepto diferente de la evolución de las aglomeraciones basándonos en el modelo de ‘ciclo adaptable’ que se ha desarrollado en la ecología evolucionaria. A partir de este modelo estudiamos la evolución como un proceso adaptable con diferentes resultados posibles basados en las interacciones esporádicas de los sistemas anidados. Aunque este enfoque tiene algunas limitaciones, ofrece mayor margen como una estructura para formar el programa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evolución de las aglomeraciones. Aglomeraciones69Evolución69Modelo de ciclo de vida69Sistemas complejos69Modelo de ciclo ada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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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https://doi.org/10.1093/jeg/lbl01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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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otion of co-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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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演化及其空间隐喻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0169.2008.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共同演化是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引起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其空间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讨论。本文首先介绍生物学领域的共同演化进展,并指出共同演化研究的基本单元是种群。第二部分在提出共同演化研究的刚性标准后指出,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共同演化研究首先必须是演化经济学的,并回顾了经济管理领域内共同演化研究进展。第三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共同演化的空间内涵:即企业共生和产业共栖,组织、技术和制度同时本地化,跨地界多层嵌套演化。
Coevolution and its spatial implic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0169.2008.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共同演化是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引起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其空间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讨论。本文首先介绍生物学领域的共同演化进展,并指出共同演化研究的基本单元是种群。第二部分在提出共同演化研究的刚性标准后指出,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共同演化研究首先必须是演化经济学的,并回顾了经济管理领域内共同演化研究进展。第三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共同演化的空间内涵:即企业共生和产业共栖,组织、技术和制度同时本地化,跨地界多层嵌套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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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形成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评述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cluster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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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its determin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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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与分叉研究评述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2.0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结构演替是传统的研究话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分别探讨了产业结构及其内生技术动力。但影响产业结构演替的要素众多，并随研究区域、行业及产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植性。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为更好地理解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研究转型国家产业结构演替时，需要对起源于欧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进行修正。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及演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并在评述其发展背景和研究特色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结合中国发展特点，讨论了现有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在中国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Review on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bran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2.0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结构演替是传统的研究话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分别探讨了产业结构及其内生技术动力。但影响产业结构演替的要素众多，并随研究区域、行业及产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植性。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为更好地理解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研究转型国家产业结构演替时，需要对起源于欧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进行修正。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及演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并在评述其发展背景和研究特色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结合中国发展特点，讨论了现有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在中国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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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volution and coordination: A systemic analysis of the Taiwane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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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s and scop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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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产业集群成长: 河南鄢陵县花木产业的案例分析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9.04.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的。通过河南省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试图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来挖掘决定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的因素,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关系及其影响集群成长的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市场需求扩大、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扩散之间互动引致的收益递增和集群租金,构成了集群成长的关键机制。而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地方创业家的兴起、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发挥着关键作用。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 case study of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y in Yanl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9.04.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的。通过河南省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试图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来挖掘决定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的因素,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关系及其影响集群成长的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市场需求扩大、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扩散之间互动引致的收益递增和集群租金,构成了集群成长的关键机制。而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地方创业家的兴起、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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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the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sourcing of pharmaceutical R&D to India .https://doi.org/10.1093/jeg/lbs018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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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Plasticity: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The German customized business software indust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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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a cluster while building a firm: Entrepreneur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520003208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eldman M. P., Francis J. and Bercovitz, J. (2005) Creating a cluster while building a firm: entrepreneur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39, 129-141. The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luster development that is informed by an 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ase studies. It argues that entrepreneurs are a critical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clusters. Entrepreneurs are important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uster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where the external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clusters are developed over time. Entrepreneurs who adapt to both constructive cris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create the factors and conditions that facilitate their business interests and,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resourc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it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 and examine how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and location of high-technology clusters. Feldman M. P., Francis J. et Bercovitz, J. (2005) L'établissment d'un regroupement au fur et à mesure de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 les entrepreneurs et l'établissement des regroupements industriels, Regional Studies39, 129-141. Cet article cherche à construire un modèle théorique du développement des regroupements guidé par une interprétation sensible des études de cas. On considère que les entrepreneurs constituent un facteur clé dans l'établissement des regroupements. Les entrepreneurs sont des agents importants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s regroupements en tant que systèmes complexes adaptables, où les ressources externes liées aux regroupements se développent sur le temps. Les entrepreneurs qui s'adaptent et aux crises avantageuses, et aux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créent les facteurs et les conditions qui favorisent leurs affaires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au développement des ressources externes. On examine les premiers facteurs qui influencent la décision individuelle de devenir entrepreneur, et on étudie comment les facteurs externes influencent l'établissement et la localisation des regroupements qui sont à la pointe de la technologie. Feldman M. P., Francis J. und Bercovitz, J. (2005) Schaffung eines Clusters in Verbindung mit dem Aufbau einer Firma: Unternehmer und Clusterbildung der Industrie, Regional Studies39, 129-141. Dieser Aufsatz beabsichtigt, ein theoretisches Modell einer Clusterentwicklung vorzustellen, das auf einer bewertenden Interpretation von Fallstudien beruht. Es wird die These aufgestellt, da08 Unternehmer bei Clusterbildung ein kritisches Element darstellen. Unternehmer sind wichtige Spieler bei der Entwicklung von Clustern als komplexen Mittlersystemen, in denen die externen, mit Clustern in Verbindung stehenden Resourcen erst im Laufe der Zeit entwickelt werden. Unternehmer, die sich sowohl konstruktiven Krisen als auch neu auftauchenden Gelegenheiten anzupassen verstehen, schaffen Faktoren und Voraussetzungen, die ihren Gesch01ftsinteressen entgegenkommen, und selbst wiederum zur Entwicklung externer Resourcen beitragen. Die Autoren untersuchen die anf01nglichen Faktoren, welche die Entscheidung, Unternehmer zu werden, beeinflussen, und inwiefern externe Faktoren Bildung und Standort hochtechnologischer Cluster bestimmen. Feldman M. P., Francis J. y Bercovitz, J. (2005) Crear un cluster mientras se construye una empresa: emprendedores (entrepreneurs) y la formación de clusters industriales, Regional Studies39, 129-141. El objetivo de este artículo es ofrecer un modelo teórico de desarrollo de clusters basado en una interpretación apreciativa de estudios de casos. Sostenemos que los emprendedores son uno de los elementos críticos en el desarrollo de clusters como sistemas de adaptación complejos, donde los recursos externos que se asocian con los clusters se desarrollan a lo largo del tiempo. Los emprendedores, los cuales se adaptan tanto a crisis constructivas como a nuevas oportunidades, crean los factores y las condiciones que facilitan los intereses de sus negocios y, como resultado, contribuyen al desarrollo de los recursos externos. Examinamos los factores que influyen inicialmente en su decisión de convertirse en emprendedores y examinamos de qué forma los factores externos influyen la formación y localización de clusters de alta tecnolog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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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ment and intra-industry spinoffs .https://doi.org/10.1016/j.ijindorg.2010.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growing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spinoff formation has begun to reveal some striking regularities about which firms are most likely to spawn spinoffs, when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spawn th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 firm and its spinoffs. Deep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auses of spinoffs ha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disagreements in driving some employees to resign and found a new venture. Motivated by this literature, we construct a new theory of spinoff formation driven by strategic disagreements and explore how well it explains the emerging empirical regul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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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Italian motorcycle industry (1893-1993): Klepper's heritage theory revisited. Paper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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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佟二堡皮革制造集群与专业市场共同演化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分别由经济 活动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形成,两者间互动融合已成为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基于共同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以辽宁佟二堡镇皮革 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研究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共同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理,重点考察政府和企业衍生在推动两者共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佟二堡镇皮革制造集群与专业市场遵循共生发展型演化模式,呈现出产业规模共同扩大、组织方式共同演进、产业分工共同深化的共同演化过程。东北广 阔的消费市场、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内企业衍生是引致两者共同演化的主要原因。
The co-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 and specialized market of leather industry in Tong'erpu town, Liaoni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分别由经济 活动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形成,两者间互动融合已成为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基于共同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以辽宁佟二堡镇皮革 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研究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共同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理,重点考察政府和企业衍生在推动两者共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佟二堡镇皮革制造集群与专业市场遵循共生发展型演化模式,呈现出产业规模共同扩大、组织方式共同演进、产业分工共同深化的共同演化过程。东北广 阔的消费市场、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内企业衍生是引致两者共同演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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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6.1265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in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and overall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using German labour-market data for the period 1999-2012. Adopting a recently developed technique, we are able to estimate a 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in which the causal directions between KIBS and other sectors are examined including various time lags. One main finding holds that although regional growth has a negative short-term effect on KIBS, KIBS growth has a long-term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hole regional economy. This result confirms the claim that KIB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regional polici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KIBS, we find that financial KIBS have a procyclical effect on regional growth underlining the potential de-stabilizing effect of a large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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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sed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https://doi.org/10.1093/cje/23.2.167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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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意大利式产业区竞争力: 对深圳金饰产业区等中国专业化产业群的启示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09.08.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但该现象并未得到充分认识。专业化产业区在中国普遍存在,并具有类似于意大利式产业区的地方劳动分工与社会网络。可我国的产业区一直难以走出"低端道路"的困局,近期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本文以产业区的竞争力差异为分析基础,重新认识意大利式产业区,指出意大利式产业区的竞争力为产业区内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产业区形成的创新环境。以此为启示,以深圳金饰产业区为例,提出了以中国元素的工业设计为核心、以产业区创新环境建立为根本的产业区发展战略。
The value of design-oriented Italianate industrial district revisited: A case of jewelry industrial district in Shenzhe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09.08.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但该现象并未得到充分认识。专业化产业区在中国普遍存在,并具有类似于意大利式产业区的地方劳动分工与社会网络。可我国的产业区一直难以走出"低端道路"的困局,近期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本文以产业区的竞争力差异为分析基础,重新认识意大利式产业区,指出意大利式产业区的竞争力为产业区内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产业区形成的创新环境。以此为启示,以深圳金饰产业区为例,提出了以中国元素的工业设计为核心、以产业区创新环境建立为根本的产业区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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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 .Global-local nexus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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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4ph469oa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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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The case of fuel cells and its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to regional knowledge bas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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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创新地理研究评述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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