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在历史制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构建适用于中国体制转型背景的分析框架,剖析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城市,即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结构和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指出珠三角东西两岸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路径的分叉点在于经济主体对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和社会网络的利用方式,而初始的经济组织方式及所有制结构,又对改革后期的发展进一步形成制约,导致两个城市各异的企业转制速度和方式。在转型经济体的研究中,利用历史制度视角考察改革前和改革后时期中重要历史事件节点的因果链条尤为重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梳理和反思我国体制转型发展背景下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逻辑,可加深理解区域与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路径的内在机理,因地适宜地指导地方经济改革和发展策略的制定。
2 历史制度主义下的区域发展研究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作为广义制度主义领域较为兼容的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在自身的研究框架内广泛吸收各领域的概念[18 ] ,并致力于回答制度演变的本质,以及这些演变是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这得益于其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就能决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轨迹,譬如,Gershenkron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可以影响工业化的方式,后期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形成国家和银行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9 ] 。第二,由于经济主体会从过往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时预期也能被过往所塑造,由此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某一时间点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时间点的决策[20 ] 。最后,经济主体把历史作为初始要素考虑到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在经济变革敏感期发挥主体能动性,从而改变或者创造制度[21 ]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3 历史数据分析和问题的提出
本文拟对珠江三角洲东莞和佛山两个城市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主要基于1978年到2012年的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工业所有制结构信息。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政府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限制没有实质性的放松,地方统计局将私营企业的相关信息笼统的归纳到“其他经济”的类型,从1997年起随着私营经济的日益壮大,统计局才开始对各个工业所有制进行细分。1997年至2012年期间,所有制的结构信息则主要涵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的工业所有制演变过程,本文拟从各市统计年鉴中梳理相关数据。遗憾的是,除了顺德县,其他佛山下属的县级市都没有开展正规的统计工作。由于顺德是珠三角西岸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35 ] ,利用1978年至1996年期间顺德的相关统计信息代表佛山市来与东莞相比较。在此期间,中国统计数据把工业所有制分为四类：国有、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其他企业和村及村以下企业。类别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镇及镇以上的私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港资和台资企业。
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改革初期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混合型集体企业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事实上是渐进改革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36 ] 。崔勤之从法律角度对集体企业进行的更为严格的分类,将其分为两大类[37 ] ：一个是具有财权事权的城市级别政府,包括市、县和建制镇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另一个是农村社区组织（包括市镇和村庄）所有的乡村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也被大部分文献称为乡镇企业。崔勤之的分类框架对理解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制度框架内,城乡集体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37 ]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图1 显示了东莞和顺德在改革初期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及其在1978-1996年的所有制演变进程。虽然这两个城市的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为相似,但东莞的国有工业产值在1978年时仅为顺德的52%,东莞的人均工业产值在1978年仅为顺德的36%,这意味着东莞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在这一时期两个城市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全面下滑,然而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东莞村及村以下工业部门的增长较快,而顺德镇及镇以上的集体企业占有较大份额。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乡村集体企业成为东莞重组资源和发展经济的主要组织方式,而顺德则更多地产生了城镇集体企业的形式。
图1 1978-1996年各类型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Fig. 1 Change of ownership share in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from 1978 to 1996
在1992年,顺德的工业所有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的比例急剧下降,而乡村集体工业和城镇私营工业部门则相应全面提升（图1 ）。这与城镇集体工业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负担有关。顺德农业银行在1992年组织了一项调查,被称为“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其中指出,顺德259家企业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地方政府20亿元的财政负债[38 ] 。由于政府的债务几乎达到极限,所以必须要进行所有制改革,但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为所有制转型的复杂性播下了种子,在转制过程中就遇到了城镇集体工业反弹及其他产业继续发展的障碍（图1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乡村集体工业部门为主的东莞地方政府债务较轻。据各市统计部门数据,1990年顺德企业的平均银行债务是东莞的1.67倍,顺德的财政支出在1994年是东莞的2倍,高达2.4亿元。
图2 显示了1997年至2012年五种类型的工业所有制在珠三角的东岸城市东莞和西岸城市佛山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应指出的是,这里的集体企业与前期不同,包括了城镇与乡村两种类型的集体企业。结果显示,集体企业的份额相比国有企业有大幅度下降,这表明珠三角东西两岸城市的非国有经济部门转型主要发生在集体企业的改革。东莞与佛山的产权转制模式各具特色。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中“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50%,或者虽不足50%,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该法律的实施使得村集体出地、香港老板出钱的东莞乡村集体企业失去合法化的地位,导致东莞的乡村集体企业产能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佛山的产权改革尽管在1992年已经开始,但集体企业份额下降非常缓慢,在2001年才下降到8%左右,和东莞基本持平。实际上也正是在2001年,佛山顺德县最后一个“待字闺中”的“靓女”科龙电器终于成功“出嫁”,标志着佛山十年转制（1992-2001年）的基本完成。此后珠三角东西两岸的集体工业部门在2006年左右开始基本完成转制,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图2 1997-2012年各类型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Fig. 2 Change of ownership share in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from 1997 to 2012
珠三角西岸城市佛山除了集体经济转制的速度较慢以外,其企业转制的方式也与东岸的东莞有所区别。1997-2012年,佛山市的股份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增长达35%以上,而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产业的总产值却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回落。王光振等对顺德1993年以来的企业转制进程回顾表明[39 ] ,三分之一的集体企业采用内部私有化的转制方式,即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企业员工,另一部分租赁给员工经营。因此,西岸地区的集体企业转型促进了由本地管理者和雇主所组织的参股或控股公司的兴起。实际上,内部私有化尽管效率较低,却是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转制的常见做法[40 ] 。另一方面,东莞更多地采用外部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乡村）集体企业转制,表现为其不断下降的集体工业部门被股份制和外商投资工业所共同取代。
总的来说,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期间发展了不同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初期产生了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重组生产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改革开放后期,东莞乡村集体工业转制要快于、早于佛山,而佛山城镇政府投资的集体企业存活时间较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有制转型面临较大阻力,并由此采用了和东莞不同的集体企业转制策略。为什么一些城市会出现快速的工业结构转型进程,而另一些城市却较为缓慢甚至会停滞?由此引申出有关珠三角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第一,当地历史禀赋、历史事件和地理条件在改革初期是如何决定地方经济发展策略的选择?第二,工业所有制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组织方式,在形成之后是如何作为一个既有结构持续影响地方经济系统演化路径的?
4 珠江三角洲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历史制度解释
4.1 分析框架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图3 历史制度主义下的体制转型与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
Fig. 3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第二个分析重点在于路径分化后的路径依赖及其影响下的深度改革进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了改革进程较为平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企业产权转制才得以切实推进。在渐进改革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策略和初始结构将对之后的改革形成进一步的约束条件。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是具有情境性和地方性的,路径依赖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先前的改革策略及其所导致的地方根植特点[28 ] 。在中国,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组织方式,将会发展成为地方生产的关键性群体,并形成特定的企业惯例。这些群体利益与改革目标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增加改革的复杂性并减缓改革的进程。特别当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具有较强的地方根植性时,会形成对改革的系统性阻力。同时,对老工业区的研究表明,大型企业主导的地方工业体容易造成政治锁定的问题,导致政府对低效率工业企业的过度支持[13 ]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参与方式,决定了企业创立者在背景、知识和能力上的差异（如干部企业家等）,也将会通过影响企业惯例而影响地方发展路径。
4.2 改革开放前的地方初始条件
图4 总结了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区位和初始条件。东莞和佛山在历史上都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禀赋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佛山（以顺德和南海为主）以“桑基鱼塘”的农商生产模式闻名,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依靠农业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发展以缫丝为主体的作坊式手工业,并由此发展起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38 ] 。在1949年以后,由于佛山邻近省会城市广州的地理优势,也承担了更多来自国家计划体制内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对东莞市志的文本分析表明[44 ] ,东莞从明代开始依托农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在原太平三镇（莞城、石龙和虎门）形成造船、草织和粮食制品等工业。在1949年后,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工业建设在此阶段相对佛山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按照行业组成了110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停产闹革命”,因此在十年动乱中,轻工业在东莞得以发展,这些以适宜方式保留的历史禀赋为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工业提供了必要条件。
图4 东莞和佛山的区位和初始条件
Fig. 4 Location and initial condition of Dongguan and Foshan
尽管相对于佛山而言,东莞从计划体制内获得生产要素的能力有限,但独特的历史事件使其与香港建立起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联系,成为其在改革开放阶段获取要素和市场的重要途径。首先从地理区位上,位于珠三角东岸的东莞比西岸城市更临近香港,尤其是在连接东莞虎门和广州南沙的虎门大桥在1997年通车之前,从西岸城市到香港要绕道到广州市区（图4 ）。其次,1962年的大饥荒导致广东省的“逃港”事件。据记载,当时珠三角的逃港人数中以东岸的东莞最多,1962年东莞难民人数已经突破2.7万,1979年到1981年间,第二波逃港潮爆发,东莞长安镇当时流失了近20%的青壮年劳动力[45 ] 。来到香港的这些东莞人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珠三角进行投资,在香港与珠三角边界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贸易联系。因此,东西两岸的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网络本质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东莞拥有与邻近的香港地区较为强大的亲缘和族缘关系,但与香港的社会联系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得到利用,而佛山尽管也有一定的华侨联系,但依托较好的工业基础,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网络、供销系统和国有企业部门建立了稳定的生产联系,并由此导致了经济主体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内社会网络的根植。
4.3 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策略和经济组织方式
东莞和佛山的经济主体生产组织方式（即工业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势必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国家的改革重点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价格的“双轨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引入的。在“双轨制”下,生产主体要获得生产要素和资源,如原材料,供应商,资本和市场渠道等,都需要付出较大的搜寻成本。改革前,工业企业都是通过计划体制内的再分配机构获得投入产出和价格信息。然而在双轨制改革下,在计划外的市场中进行生产和交易还需要收集市场需求和价格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所建立的信任和多边声誉机制有助于网络内成员更便捷的获取资源[10 ] 。由此可以推断,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动用可用的社会网络以支持在市场轨内的交易行为。然而社会网络的根植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主体搜索信息和资源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能做到完全理性的降低交易成本,其社会网络的选择受限于其所根植的历史发展路径。这一点对于工业生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计划体制内的佛山来说尤为突出,因此才会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也可以通过广泛的华侨（包括部分香港华侨）的社会联系发展基层的集体经济（即农村的红帽子企业）,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被地方政府控制的城镇集体工业所主导,到1988年比例一度升高到70%,比1978增加了将近20%的份额。当然,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基础,佛山地方政府当时确实也能够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以支持当地的城镇集体企业发展。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对私人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市场法规的严重不足等,预留了大量的机会主义空间,加大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社会网络的多边声誉机制来遏制机会主义,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环境下运营的风险。历史上东莞市保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传统,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当地人希望发挥主体能动性,以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由此,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的与香港投资者之间的社会网络,成为促进东莞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1979年,东莞县委为了吸引外商、港商来东莞投资,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当年就发展了140多宗乡镇“三来一补”企业,工缴费总收入达234万美元。198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了40名骨干组成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统一领导“三来一补”工作[46 ] 。东莞原籍的港澳同胞65万,这些人在香港做老板或打工,是香港与家乡之间方便可靠的联系人和投资者,成为发展“三来一补”的主要动员对象。地方政府瞄准这些香港同胞,成立香港东莞同胞会,鼓励在香港的东莞人进行家乡建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动员,劝其在港家人回来东莞投资,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就出关系,一层一层的动员,覆盖面深入而广泛。东莞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三来一补”的发展,如各镇第一家工厂的厂房往往是当时村里的大队礼堂和其他集体的财产,虎门更是积极组织服装商贸街吸引香港产品的进入和投资的进入。由于东莞劳动力便宜,工资大约就是二三百元,房租也很少,相对香港十分的便宜,投资的香港老板迅速发达,地方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提高,这种示范效应对当地政府和香港的商人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从事三来一补的乡镇集体企业大多数是与农村社区组织商定利润分配的“红帽子企业”[47 ] 。为了降低在中国大陆的运营风险,香港老板在珠三角的投资往往是直接与其家乡的村集体合作,而跳过东莞政府。这个策略与当时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有关,香港老板可以依赖乡村内的亲邻关系对抗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破坏和窃取设备机器,以及违反所商定的利润分配原则等。对于东莞来说,乡村集体企业是双轨制的制度背景下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获得市场资源和信息的最佳生产组织方式。
同样对于佛山而言,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控股城镇集体企业,及为其声誉担保等方式,以抵御转型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和企业信誉的担保是当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减少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个方式确保佛山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进行市场扩张。当时的普遍做法是,由县政府或镇政府成立地方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管理下属镇办企业财务、人事、生产和供销等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通常是由县和镇的党委秘书所担任,副经理由其下属的县级或镇级集体企业的董事所担任。可以认为,城镇政府派出机构的特殊形式在佛山本地孕育了“干部企业家”群体,塑造了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发展的企业惯例,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发展意识。以顺德为例,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而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盈亏都没有直接关系[38 ] 。这种由政府借贷发展的方式,使得顺德的镇办企业迅速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市场渠道。企业经济的规模化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和工业集聚效应,以佛山顺德县为例,团块规模最大的桂洲镇达16.3亿元,规模最小的镇也达7亿多元[3 ]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运营效率,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盟,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产生了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利益关系,加大了发展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的风险。
4.4 改革开放后期集体经济部门改革的演化逻辑
虽然混合集体制的形式有助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48 ] ,随着市场机制发育逐渐完善,其必然要向更加明晰的产权形式发展。由于利益冲突造就的障碍,混合所有制结构越复杂,所有制转让的协调难度就可能越高。如前所述,城镇集体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与乡村集体企业有所不同[37 ] ,东莞和佛山所形成的各异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将直接影响到后期产权改革中衡量和交易产权的协调和谈判难度,进而形成对原有改革方式的路径依赖。
相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和员工构成更为复杂,并且在佛山“干部企业家”的传统下,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利用政府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佛山的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由地方官员任命为中间人,从而获得政府的关键资源和信贷[36 ] 。同时,他们在开发无形资产方面的贡献,如扩大国内市场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声誉等,比在投资有形资产方面的贡献更难衡量。因此,这种运营模式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难度,并且不容易在收购程序中确定每个相关利益者的股份份额。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担保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特点,背负的巨额债务使其难以成为私营企业家青睐的资产,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也增加了与外部进行收购谈判的难度[49 ] 。因此,内部私有化尽管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低估和腐败等问题,但却是在企业管理者和外部买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降低产权交易复杂性的重要途径[40 ] 。采用内部私有化的方式可以更容易和平稳的推进集体产权转制的进程。这也使得股份制企业在佛山产权转制后占据工业主导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很多佛山集体企业名义上完成了转制,但地方政府仍然在继续干预转制企业的经营,形成了特殊的地方企业惯例。也就是说,在这些“转制”的股份制企业中,仍然有政府的身影存在。在佛山转制企业中,许多企业如科龙、万家乐、华宝、健力宝等,其“联姻”对象是通过政府选择甚至是强迫的。徐南铁在对顺德产权改革的调查中指出[50 ] ,“政府是不可能完全退出的,掌管企业的行为太久了,不是说退就能退的”。被外界冠以“靓女外嫁”的顺德产权改革,实际上在当时政府官员中普遍的看法却是应该“留大,去小,转中间”。以大型家电企业科龙为例,徐南铁记录了当时顺德容奇镇书记对转制的看法[50 ]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这句话生动的反映了佛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家长心态,认为企业只有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才能有好的发展。可见,城镇集体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确实促使佛山企业发展家电生产能力并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历史选择造成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转型埋下了一定的改革障碍。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比珠江三角洲两个城市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演化过程表明,虽然城市与区域发展所处的宏观改革背景相同,但其特定历史禀赋和地方条件的差异,使得它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了不同的所有制方式去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在改革开放前佛山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其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根植于之前在计划体制内的生产网络,形成城镇集体工业的组织方式,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银行、供销系统等）形成紧密的联系以配置生产要素。而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既有生产网络的限定,得以发挥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地方轻工业（手工业）方面的历史禀赋,通过乡村集体工业这种组织方式来利用与香港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取稀缺的资金和市场渠道。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因果链中,初期形成的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又直接影响到后来产权改革的难度,相较之下,城镇集体工业的形式增加了产权交易的复杂性,并且造成一定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以致在佛山出现了曲折的转制历程和次优的内部私有化方式。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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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文揭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在增长、结构、组织、动力机制、市场表现、空间差异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效应,指出珠三角乡镇企业Jf广东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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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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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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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moved from a position, earli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drawing eclectically on several other disciplines, to a stance of building its arguments almost entirely out of neoclass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a stance cannot provide a persuasive accoun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suggests a broader toundation based o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arguments about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goals and activities in socially oriented goals and structures Emphasis is placed on how economic activity comes to be coordinated by groups of people rather than carried out by isolated individuals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smess group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lectrical utility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posed as case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t is argued that, although proper analysis of such cases involves a high level of contingency. these contingencies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rgument, and that historicist pitfalls can be avoided Such an argument is posed as the distinctive agenda for a new economic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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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n attempt is made in this article to assess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since the mid-1980s in what has become known as 'New Economic Sociology'.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1985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is year saw the publication of what was to become the 'manifesto' of this type of sociology: Mark Granovetter'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Research during the period after the mid-1980s i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and it is argued that New Economic Sociology has especially drawn on three strands of sociology: networks theory, cultural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 critique is made of the two main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New Economic Sociology: 'embeddednes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ritique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nd a brief statement of its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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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react-text: 471 The crisis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has often been explained by the dominance of a few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at faced dramatic decreases in demand. For at least two reasons this demand-side explanation is inadequate. First, it does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there is no regional redeployment of the productive resources that are set free by the decreases in demand. Second, it is not just... /react-text react-text: 472 /react-text [Show ful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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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uxin is a resource-based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Despite its remote location, short urban history and sparse population, the city was positioned as a nationwide role model of socialist economy by the central state in the Maoist era. However, the city economy quickly turned into decline in the wake of market reforms and resource depletion. Since 2001 the central state has been striving to revitalize Fuxin's economy, through pumping massive investment for developing new industry. Many claim that given the rapid rise of several new industries Fuxin has successfully regained its role model position for rust belt cities to revitalize, but this taken-for-granted conclusion is questionable. This City Profile challenges the prevailing role-model idea of Fuxin's revitaliz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emerging negative impacts engendered by the top-down policy interventions. We critically analyze why national policies failed to help the city transform, and argue that Fuxin's economy has suffered from cri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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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hus far, most of the work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geography has drawn upon a particular vers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namelythe Nelson-Winter framework, which blends Darwinian concepts and metaphors(especially variety, selection, novelty and inheritance) and elements of a behaviouraltheory of the firm. Much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 an alternative conceptionbased on complexity theory, yet in recent years complexity theory has increasingly beenconcerned with the general attributes of evolutionary natural and social systems. In thisarticle we explore the idea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We identify several key notions of what is being called the new ‘complexity economics’,and examine whether and in what ways these can be used to help inform an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even development and adaptive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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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his volume collects 22 articles by Masahiko Aoki, selected from writings published over the course of his 45-year academic career. These fascinating essays cover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mechanism design, comparative gover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ut are tied together by a focus on East Asia an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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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一个适合产权制度框架来推 动苏南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苏南产权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苏南模式"以及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 式"这两种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近代工商业是苏南产权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强势政府"现象是苏南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惯性,苏南要依靠市场力 量努力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苏南基层政府需要自身改革,规范民间组织发展并建立公民权利和义务对等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苏南产权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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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产生,运行以及目前状况,通过比较发现,两地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政府在其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差别很大,进而带来了两者发展路径的差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过去的发展定型了现在的发展,进而导致目前两地发展的特点以及困境.要突破困境,一方面要民营经济的自主独立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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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台州的历史禀赋,从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框架与方法,对 1978年以来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试图揭示台州区域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的内在动因。本文认为台州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发展过程是民间诱致加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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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eparata de la revist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55, N02 2 1965 Incluye bibliograf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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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 Gooderham P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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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ith this paper we explore how institutional changes have influence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Yiwu City, East China.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Yiwu City can be regarded as constituting a specific model in transitional China, 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local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 The success of the Yiwu model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local institutions, and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s. However, we argue tha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perspective has its limitations in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Yiwu model. We develop an integrated paradig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ocated between new regionalism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by synthesizing Scot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e identify a pronounced and long-established cultural ognitive element in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local people,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s. Howev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iwu model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by normative and regulative institutional pillars. We further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al local state remains critical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ating a competi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accommodate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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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文颖 , Revilla Diez J Schiller D 区域创新系统的管治框架演化: 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对比实证
. 人文地理 , 2013 , 28 (4 ): 83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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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广东省深圳和东莞两大城市的电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回顾和企业问卷调查(2009年)，本文揭示了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工业化初期的区域管治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并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深圳市在8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以自上而下的管治手段为主，中央政府在发展中扮演积极的引导作用，并提供较多的政策支持。而相对来说，东莞从改革开放开始，在财政分权和土地改革的制度变迁下，逐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生产系统。通过对比深圳和东莞这两个具有相异的初始管治模式的地域生产系统演化，本文发现深圳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向促进区域创新的"网络管治结构"转变，被调查的深圳电子企业已具备了学习并吸收外部组织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创新绩效的能力。调查同时显示，东莞电子企业的产品创新主要来自于外驻母公司的组织安排，并且母公司对本地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较弱。东莞在2000年后，面临逐渐加大的成本压力，却由于基层村镇级政府的制度能力困境而不能有效实现产业升级。对深圳和东莞两大电子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考察表明，伴随着制度转型以及快速工业化进程，自上而下的管治框架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管治，对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向成熟区域创新系统的演进具有更大的支撑作用。最后指出，由于特定的偶然事件具有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性，演进视角的分析必须注重时间和地理的特殊性。
[Fu Wenying Revilla Diez J Schiller D Evolving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enzhen and Dongguan
. Human Geography , 2013 , 28 (4 ): 83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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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对广东省深圳和东莞两大城市的电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回顾和企业问卷调查(2009年)，本文揭示了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工业化初期的区域管治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并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深圳市在8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以自上而下的管治手段为主，中央政府在发展中扮演积极的引导作用，并提供较多的政策支持。而相对来说，东莞从改革开放开始，在财政分权和土地改革的制度变迁下，逐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生产系统。通过对比深圳和东莞这两个具有相异的初始管治模式的地域生产系统演化，本文发现深圳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向促进区域创新的"网络管治结构"转变，被调查的深圳电子企业已具备了学习并吸收外部组织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创新绩效的能力。调查同时显示，东莞电子企业的产品创新主要来自于外驻母公司的组织安排，并且母公司对本地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较弱。东莞在2000年后，面临逐渐加大的成本压力，却由于基层村镇级政府的制度能力困境而不能有效实现产业升级。对深圳和东莞两大电子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考察表明，伴随着制度转型以及快速工业化进程，自上而下的管治框架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管治，对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向成熟区域创新系统的演进具有更大的支撑作用。最后指出，由于特定的偶然事件具有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性，演进视角的分析必须注重时间和地理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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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a A The market as the new empero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 2007 , 31 (1 ): 3 -20 .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2007.0070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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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aders of urban studies journals have been regaled with articles on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what we read is not a multiplicity of accounts, but instead a repetition of one story: (a) the land market has emerged in China; (b) however, the market is imperfect; (c) therefore the best policy is to define property rights. It is surprising how uncritically scholars have accepted the idea that the land market has emerged, without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market. Perhaps even more surprising is the approval of the recommendation to define property rights, without asking what the ideology behind such a recommendation is and w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t might have.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and criticize studies of this type. First, I will reconstruct what seems to be a new fashion in real estate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then criticize its weaknesse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 market, insufficient empirical evidence, and ont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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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 . 顺德县镇办企业管理机构的现状及未来取向的探讨
. 见: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 .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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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 徐茜 , 李璐婷 .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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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Ren Xu Qian Li Luting Spatial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6 , 35 (12 ): 2261 -2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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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灵晶 , 仝德 , 李贵才 . 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 以广州、东莞为例
. 地理研究 , 2017 , 36 (6 ): 1029 -1041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Wu Lingjing Tong De Li Guicai Differenece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and Donggua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7 , 36 (6 ): 1029 -1041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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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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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明 , 陈洋 . 粤港澳大湾区: 新阶段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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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Xiangming Chen Ya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new era and a big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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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萍 , 匡耀求 . 基于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 经济地理 , 2015 , 35 (1 ): 82 -88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深入广东省顺德地区实地调研其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状况,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把现代产业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并依据顺德区2006—2012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及其在珠三角城镇群产业圈的地位与作用,分析研究顺德区产业发展特点及与城镇化发展历程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顺德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依据市场需求自下而上自由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特点;具有集群式产业联动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共同成长、专业市场发动、一镇多产业共同发展等特点;产业的良好发展使顺德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具有典型的产业带动城镇化发展特点。但是仅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市升级转型迫在眉睫。顺德区的发展应融入到珠三角城镇发展的总体系中,地方政府应在产业升级和城镇空间优化、培育本土商业消费、高等教育科研等方面加强扶持及调控,以实现产业＂由大向强＂,从＂以业兴城＂到＂以城促业＂的重大转变,保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Lyu Huiping Kuang Yaoqi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for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 Economic Geography , 2015 , 35 (1 ): 82 -88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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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深入广东省顺德地区实地调研其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状况,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把现代产业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并依据顺德区2006—2012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及其在珠三角城镇群产业圈的地位与作用,分析研究顺德区产业发展特点及与城镇化发展历程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顺德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依据市场需求自下而上自由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特点;具有集群式产业联动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共同成长、专业市场发动、一镇多产业共同发展等特点;产业的良好发展使顺德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具有典型的产业带动城镇化发展特点。但是仅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市升级转型迫在眉睫。顺德区的发展应融入到珠三角城镇发展的总体系中,地方政府应在产业升级和城镇空间优化、培育本土商业消费、高等教育科研等方面加强扶持及调控,以实现产业＂由大向强＂,从＂以业兴城＂到＂以城促业＂的重大转变,保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55]
曾刚 , 尚勇敏 , 司月芳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 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 地理研究 , 2015 , 34 (11 ): 2005 -2020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2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Zeng Gang Shang Yongmin Si Yuefang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5 , 34 (11 ): 2005 -2020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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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2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国家统计局
2
1980-2012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1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国家统计局
2
1980-2012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1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2
1997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2
1997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顺德县经济起飞的道路与启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曙光. 见: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
2
1992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同样对于佛山而言,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控股城镇集体企业,及为其声誉担保等方式,以抵御转型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和企业信誉的担保是当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减少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个方式确保佛山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进行市场扩张.当时的普遍做法是,由县政府或镇政府成立地方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管理下属镇办企业财务、人事、生产和供销等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通常是由县和镇的党委秘书所担任,副经理由其下属的县级或镇级集体企业的董事所担任.可以认为,城镇政府派出机构的特殊形式在佛山本地孕育了“干部企业家”群体,塑造了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发展的企业惯例,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发展意识.以顺德为例,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而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盈亏都没有直接关系[38 ] .这种由政府借贷发展的方式,使得顺德的镇办企业迅速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市场渠道.企业经济的规模化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和工业集聚效应,以佛山顺德县为例,团块规模最大的桂洲镇达16.3亿元,规模最小的镇也达7亿多元[3 ]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运营效率,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盟,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产生了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利益关系,加大了发展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的风险. ...
顺德县经济起飞的道路与启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曙光. 见: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
2
1992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同样对于佛山而言,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控股城镇集体企业,及为其声誉担保等方式,以抵御转型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和企业信誉的担保是当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减少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个方式确保佛山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进行市场扩张.当时的普遍做法是,由县政府或镇政府成立地方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管理下属镇办企业财务、人事、生产和供销等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通常是由县和镇的党委秘书所担任,副经理由其下属的县级或镇级集体企业的董事所担任.可以认为,城镇政府派出机构的特殊形式在佛山本地孕育了“干部企业家”群体,塑造了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发展的企业惯例,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发展意识.以顺德为例,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而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盈亏都没有直接关系[38 ] .这种由政府借贷发展的方式,使得顺德的镇办企业迅速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市场渠道.企业经济的规模化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和工业集聚效应,以佛山顺德县为例,团块规模最大的桂洲镇达16.3亿元,规模最小的镇也达7亿多元[3 ]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运营效率,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盟,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产生了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利益关系,加大了发展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的风险. ...
对外开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
2
1988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对外开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
2
1988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2
1997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2
1997
...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非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11年的67%[1 ] .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格局,以非国有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衡量指标,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89%）,福建（88%）,浙江（86%）,广东（85%）和山东（80%）[1 ] .其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尽管大量文献深入刻画了珠三角各个地方的发展特色[2 ,3 ,4 ,5 ] ,但还较少从解释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角度切入,在地理差异对比中把握转型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 ...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5
2000
...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 [6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 [6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2
1996
...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 [7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1
1986
...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结构、历史与行为: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1
2002
...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结构、历史与行为: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1
2002
... Ron Martin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列为当代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三大概念框架[6 ] .他指出,三大制度主义适用于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即“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塑造和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过程”[6 ] .然而,在对什么是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的经济绩效上,三大制度主义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新制度主义的规范分析思想,认为制度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效率而达成的共同规则.它认为制度的创立起源是具有高度目的性的,而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它带来的经济绩效[7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是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的参照[7 ] ,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什么”.在该理论范式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不一定会提高行为的经济绩效,只是固有认知模式的结果,因此既有制度会约束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相应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6 ] ）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衷,认为制度是规制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综合系统,并不对个人或组织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做先验性的假定,因为个体的理性或价值观会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影响[8 ,9 ] .换言之,经济个体有时能够运用其主体能动性,利用社会网络,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会受到更多的既定结构和认知的影响,甚至会锁定到无效的制度安排中. ...
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
2
1998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 东莞和佛山的经济主体生产组织方式（即工业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势必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国家的改革重点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价格的“双轨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引入的.在“双轨制”下,生产主体要获得生产要素和资源,如原材料,供应商,资本和市场渠道等,都需要付出较大的搜寻成本.改革前,工业企业都是通过计划体制内的再分配机构获得投入产出和价格信息.然而在双轨制改革下,在计划外的市场中进行生产和交易还需要收集市场需求和价格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所建立的信任和多边声誉机制有助于网络内成员更便捷的获取资源[10 ] .由此可以推断,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动用可用的社会网络以支持在市场轨内的交易行为.然而社会网络的根植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主体搜索信息和资源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能做到完全理性的降低交易成本,其社会网络的选择受限于其所根植的历史发展路径.这一点对于工业生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计划体制内的佛山来说尤为突出,因此才会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也可以通过广泛的华侨（包括部分香港华侨）的社会联系发展基层的集体经济（即农村的红帽子企业）,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被地方政府控制的城镇集体工业所主导,到1988年比例一度升高到70%,比1978增加了将近20%的份额.当然,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基础,佛山地方政府当时确实也能够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以支持当地的城镇集体企业发展. ...
1
1998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Interactive learning, informal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lectronics ?rm surve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1
2013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2
1992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 第二个分析重点在于路径分化后的路径依赖及其影响下的深度改革进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了改革进程较为平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企业产权转制才得以切实推进.在渐进改革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策略和初始结构将对之后的改革形成进一步的约束条件.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是具有情境性和地方性的,路径依赖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先前的改革策略及其所导致的地方根植特点[28 ] .在中国,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组织方式,将会发展成为地方生产的关键性群体,并形成特定的企业惯例.这些群体利益与改革目标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增加改革的复杂性并减缓改革的进程.特别当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具有较强的地方根植性时,会形成对改革的系统性阻力.同时,对老工业区的研究表明,大型企业主导的地方工业体容易造成政治锁定的问题,导致政府对低效率工业企业的过度支持[13 ]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参与方式,决定了企业创立者在背景、知识和能力上的差异（如干部企业家等）,也将会通过影响企业惯例而影响地方发展路径. ...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at is ahead?
1
1997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1
1993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How to unlock regional economies from path dependency? From learning region to learning cluster
1
2005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Building a role model for rust belt cities? Fuxin's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in question
1
2018
...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地理学家综合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交易成本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根植性概念,以解释区域和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区域主义借用了理性制度主义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但基本逻辑是地理集聚和空间邻近通过加强主体之间的社会根植,提高信任和互惠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区域和地方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载体[10 ,11 ,12 ] .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不是孤立的评估交易成本而采取行动的,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制度根植使其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获取战略信息和隐性知识,分享风险,建立被普遍接受的竞争规范,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些社会关系和网络可以是基于家庭、传统、技能、政治文化、宗教或者教育背景的.经济制度是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建立起来的,Granovetter称之为“固化了的社会网络”[13 ] .当然,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地方根植并不仅仅限于新区域主义中强调的社会网络正向根植,同时也存在政治、认知和文化的根植[14 ] ,过度根植也会使得次优和无效的制度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的发展转型中,无效制度的僵化和锁定问题尤为突出[15 ,16 ,17 ] .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energy transitions: A research agenda
1
2017
... 作为广义制度主义领域较为兼容的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在自身的研究框架内广泛吸收各领域的概念[18 ] ,并致力于回答制度演变的本质,以及这些演变是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这得益于其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就能决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轨迹,譬如,Gershenkron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可以影响工业化的方式,后期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形成国家和银行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9 ] .第二,由于经济主体会从过往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时预期也能被过往所塑造,由此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某一时间点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时间点的决策[20 ] .最后,经济主体把历史作为初始要素考虑到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在经济变革敏感期发挥主体能动性,从而改变或者创造制度[21 ] . ...
1
1962
... 作为广义制度主义领域较为兼容的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在自身的研究框架内广泛吸收各领域的概念[18 ] ,并致力于回答制度演变的本质,以及这些演变是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这得益于其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就能决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轨迹,譬如,Gershenkron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可以影响工业化的方式,后期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形成国家和银行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9 ] .第二,由于经济主体会从过往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时预期也能被过往所塑造,由此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某一时间点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时间点的决策[20 ] .最后,经济主体把历史作为初始要素考虑到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在经济变革敏感期发挥主体能动性,从而改变或者创造制度[21 ] .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2
2008
... 作为广义制度主义领域较为兼容的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在自身的研究框架内广泛吸收各领域的概念[18 ] ,并致力于回答制度演变的本质,以及这些演变是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这得益于其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就能决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轨迹,譬如,Gershenkron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可以影响工业化的方式,后期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形成国家和银行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9 ] .第二,由于经济主体会从过往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时预期也能被过往所塑造,由此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某一时间点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时间点的决策[20 ] .最后,经济主体把历史作为初始要素考虑到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在经济变革敏感期发挥主体能动性,从而改变或者创造制度[21 ] . ...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History versus equilibrium? On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st basis of a general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1
2006
... 作为广义制度主义领域较为兼容的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在自身的研究框架内广泛吸收各领域的概念[18 ] ,并致力于回答制度演变的本质,以及这些演变是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这得益于其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就能决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轨迹,譬如,Gershenkron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可以影响工业化的方式,后期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形成国家和银行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9 ] .第二,由于经济主体会从过往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时预期也能被过往所塑造,由此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某一时间点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时间点的决策[20 ] .最后,经济主体把历史作为初始要素考虑到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在经济变革敏感期发挥主体能动性,从而改变或者创造制度[21 ] . ...
Complex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1
2007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Regional resilience: An agency perspective
1
2014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1
2012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1
2012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
2006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1
2014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1
2014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 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
1
2013
...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也被称为演化制度主义一样,最新的演化经济地理进展也承袭并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在以剑桥大学Martin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所创立的复杂理论流派,将产业集群看作是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其中沿袭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观点,认为地方主体的决策受到有限理性和惯例性行为的影响,使得地方遵循特有的发展轨迹,但在关键节点（periodic transformation）,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给予地方经济主体较大的能动性空间,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2 ,23 ,24 ] .在以乌特勒支大学Boschma为首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中,主要采用正式建模方法,尽管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该流派同样认可特定历史禀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认为微小的历史事件也会通过因果循环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历史,而正是这个历史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同能力和可能性[25 ,26 ,27 ] . ...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2
2006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 第二个分析重点在于路径分化后的路径依赖及其影响下的深度改革进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了改革进程较为平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企业产权转制才得以切实推进.在渐进改革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策略和初始结构将对之后的改革形成进一步的约束条件.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是具有情境性和地方性的,路径依赖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先前的改革策略及其所导致的地方根植特点[28 ] .在中国,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组织方式,将会发展成为地方生产的关键性群体,并形成特定的企业惯例.这些群体利益与改革目标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增加改革的复杂性并减缓改革的进程.特别当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具有较强的地方根植性时,会形成对改革的系统性阻力.同时,对老工业区的研究表明,大型企业主导的地方工业体容易造成政治锁定的问题,导致政府对低效率工业企业的过度支持[13 ]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参与方式,决定了企业创立者在背景、知识和能力上的差异（如干部企业家等）,也将会通过影响企业惯例而影响地方发展路径.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
1999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otivations and some tentative theorizing
1
1996
...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具有时空情境性的路径依赖,与经济技术学派的规模递增机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不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或者路径创造）强调受历史禀赋和历史结构所限定和赋予的主体能动性.在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中,路径创造也并非受到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历史偶然性实际可溯源到地方的历史禀赋,而只有理清了历史因果性,才能理解路径依赖和创造的根本原因[28 ] .在方法论上,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环境和比较环境的经验主义方法,其研究问题较少从规范性理论中产生（如为什么某理论不能解释某种现象）,更多的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对比,主张通过对比的方法梳理出经验格局背后的因果机制,虽然抽象历史过程将牺牲对案例的完整细节呈现,但通过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因果链中进行考察,能够提供一般化理论命题[20 ,29 ]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同样提倡比较的制度研究视角,但采用更多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多均衡分析模型[30 ] ,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分析注重采用批判和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关注地方机构制度的特点和演化,及其在社会监管和地方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6 ] ,因此更加符合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演进中的苏南产权模式: 路径依赖与转型: 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2
2007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31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演进中的苏南产权模式: 路径依赖与转型: 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2
2007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31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2
2008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32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2
2008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32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 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
1
2004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 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
1
2004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 以浙江台州为例的历史制度分析(HIA)
2
2005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 以浙江台州为例的历史制度分析(HIA)
2
2005
...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自下而上以非国有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4 ,5 ,31 ,32 ] ,其中不乏从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的案例分析,譬如金晓瑜等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理论解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发展初期的竞争力[31 ] ;刘学良等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对比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变[32 ] ,并对比了以外资驱动的新苏南模式和自主改制重组的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尽管提高了对产权组织和改革逻辑的理解,却未能充分地进行全面的历史数据分析以总结区域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根源.相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内鲜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区域发展,仅有的系统研究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及其研究团队[33 ,34 ] ,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分析了台州和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区域现象,阐释了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个生产要素组织,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与区域环境互动的.在以上中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进一步从历史对比的视角提炼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过程机理. ...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Strategic coupling of local firm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rise of the home appliance industry in Shunde. China
1
2014
... 本文拟对珠江三角洲东莞和佛山两个城市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主要基于1978年到2012年的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工业所有制结构信息.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政府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限制没有实质性的放松,地方统计局将私营企业的相关信息笼统的归纳到“其他经济”的类型,从1997年起随着私营经济的日益壮大,统计局才开始对各个工业所有制进行细分.1997年至2012年期间,所有制的结构信息则主要涵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的工业所有制演变过程,本文拟从各市统计年鉴中梳理相关数据.遗憾的是,除了顺德县,其他佛山下属的县级市都没有开展正规的统计工作.由于顺德是珠三角西岸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35 ] ,利用1978年至1996年期间顺德的相关统计信息代表佛山市来与东莞相比较.在此期间,中国统计数据把工业所有制分为四类：国有、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其他企业和村及村以下企业.类别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镇及镇以上的私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港资和台资企业. ...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2
1992
... 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改革初期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混合型集体企业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事实上是渐进改革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36 ] .崔勤之从法律角度对集体企业进行的更为严格的分类,将其分为两大类[37 ] ：一个是具有财权事权的城市级别政府,包括市、县和建制镇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另一个是农村社区组织（包括市镇和村庄）所有的乡村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也被大部分文献称为乡镇企业.崔勤之的分类框架对理解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制度框架内,城乡集体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37 ]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
... 相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和员工构成更为复杂,并且在佛山“干部企业家”的传统下,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利用政府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佛山的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由地方官员任命为中间人,从而获得政府的关键资源和信贷[36 ] .同时,他们在开发无形资产方面的贡献,如扩大国内市场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声誉等,比在投资有形资产方面的贡献更难衡量.因此,这种运营模式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难度,并且不容易在收购程序中确定每个相关利益者的股份份额.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担保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特点,背负的巨额债务使其难以成为私营企业家青睐的资产,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也增加了与外部进行收购谈判的难度[49 ] .因此,内部私有化尽管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低估和腐败等问题,但却是在企业管理者和外部买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降低产权交易复杂性的重要途径[40 ] .采用内部私有化的方式可以更容易和平稳的推进集体产权转制的进程.这也使得股份制企业在佛山产权转制后占据工业主导地位. ...
城镇与乡村集体企业法律特征之比较
3
1992
... 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改革初期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混合型集体企业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事实上是渐进改革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36 ] .崔勤之从法律角度对集体企业进行的更为严格的分类,将其分为两大类[37 ] ：一个是具有财权事权的城市级别政府,包括市、县和建制镇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另一个是农村社区组织（包括市镇和村庄）所有的乡村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也被大部分文献称为乡镇企业.崔勤之的分类框架对理解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制度框架内,城乡集体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37 ]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
... [37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
... 虽然混合集体制的形式有助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48 ] ,随着市场机制发育逐渐完善,其必然要向更加明晰的产权形式发展.由于利益冲突造就的障碍,混合所有制结构越复杂,所有制转让的协调难度就可能越高.如前所述,城镇集体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与乡村集体企业有所不同[37 ] ,东莞和佛山所形成的各异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将直接影响到后期产权改革中衡量和交易产权的协调和谈判难度,进而形成对原有改革方式的路径依赖. ...
城镇与乡村集体企业法律特征之比较
3
1992
... 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改革初期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混合型集体企业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事实上是渐进改革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36 ] .崔勤之从法律角度对集体企业进行的更为严格的分类,将其分为两大类[37 ] ：一个是具有财权事权的城市级别政府,包括市、县和建制镇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另一个是农村社区组织（包括市镇和村庄）所有的乡村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也被大部分文献称为乡镇企业.崔勤之的分类框架对理解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制度框架内,城乡集体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37 ]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
... [37 ].首先,城镇集体企业主体构成比农村的更为多元和复杂.城市集体企业可以由合作经济组织,两个以上的城市企业甚至是个人所组成.而乡村集体企业却截然不同,其在法律上归全村村民所有.其次,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工人,也是所有者,他们拥有继承和转让股权并按股份获取收益的权利,而村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可根据农闲时间自由安排工厂劳动时间,不用担心职工的出路问题以造成企业负担.最后,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制是分离的,其资产属于村民,而非管理者.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同时享有管理权和财产权.总之,乡村集体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更偏向于私营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部分文献也将乡镇企业称为“红帽子企业”.在统计分析部分,集体所有（镇及镇以上）类型工业属于城镇集体企业的范畴,而村及村以下企业则属于乡村集体企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主体在改革转型背景下,依托特定的历史禀赋和资源自发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 ...
... 虽然混合集体制的形式有助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48 ] ,随着市场机制发育逐渐完善,其必然要向更加明晰的产权形式发展.由于利益冲突造就的障碍,混合所有制结构越复杂,所有制转让的协调难度就可能越高.如前所述,城镇集体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与乡村集体企业有所不同[37 ] ,东莞和佛山所形成的各异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将直接影响到后期产权改革中衡量和交易产权的协调和谈判难度,进而形成对原有改革方式的路径依赖. ...
3
2002
... 在1992年,顺德的工业所有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的比例急剧下降,而乡村集体工业和城镇私营工业部门则相应全面提升（图1 ）.这与城镇集体工业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负担有关.顺德农业银行在1992年组织了一项调查,被称为“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其中指出,顺德259家企业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地方政府20亿元的财政负债[38 ] .由于政府的债务几乎达到极限,所以必须要进行所有制改革,但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为所有制转型的复杂性播下了种子,在转制过程中就遇到了城镇集体工业反弹及其他产业继续发展的障碍（图1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乡村集体工业部门为主的东莞地方政府债务较轻.据各市统计部门数据,1990年顺德企业的平均银行债务是东莞的1.67倍,顺德的财政支出在1994年是东莞的2倍,高达2.4亿元. ...
... 图4 总结了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区位和初始条件.东莞和佛山在历史上都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禀赋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佛山（以顺德和南海为主）以“桑基鱼塘”的农商生产模式闻名,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依靠农业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发展以缫丝为主体的作坊式手工业,并由此发展起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38 ] .在1949年以后,由于佛山邻近省会城市广州的地理优势,也承担了更多来自国家计划体制内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对东莞市志的文本分析表明[44 ] ,东莞从明代开始依托农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在原太平三镇（莞城、石龙和虎门）形成造船、草织和粮食制品等工业.在1949年后,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工业建设在此阶段相对佛山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按照行业组成了110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停产闹革命”,因此在十年动乱中,轻工业在东莞得以发展,这些以适宜方式保留的历史禀赋为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工业提供了必要条件. ...
... 同样对于佛山而言,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控股城镇集体企业,及为其声誉担保等方式,以抵御转型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和企业信誉的担保是当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减少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个方式确保佛山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进行市场扩张.当时的普遍做法是,由县政府或镇政府成立地方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管理下属镇办企业财务、人事、生产和供销等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通常是由县和镇的党委秘书所担任,副经理由其下属的县级或镇级集体企业的董事所担任.可以认为,城镇政府派出机构的特殊形式在佛山本地孕育了“干部企业家”群体,塑造了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发展的企业惯例,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发展意识.以顺德为例,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而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盈亏都没有直接关系[38 ] .这种由政府借贷发展的方式,使得顺德的镇办企业迅速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市场渠道.企业经济的规模化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和工业集聚效应,以佛山顺德县为例,团块规模最大的桂洲镇达16.3亿元,规模最小的镇也达7亿多元[3 ]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运营效率,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盟,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产生了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利益关系,加大了发展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的风险. ...
3
2002
... 在1992年,顺德的工业所有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的比例急剧下降,而乡村集体工业和城镇私营工业部门则相应全面提升（图1 ）.这与城镇集体工业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负担有关.顺德农业银行在1992年组织了一项调查,被称为“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其中指出,顺德259家企业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地方政府20亿元的财政负债[38 ] .由于政府的债务几乎达到极限,所以必须要进行所有制改革,但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为所有制转型的复杂性播下了种子,在转制过程中就遇到了城镇集体工业反弹及其他产业继续发展的障碍（图1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乡村集体工业部门为主的东莞地方政府债务较轻.据各市统计部门数据,1990年顺德企业的平均银行债务是东莞的1.67倍,顺德的财政支出在1994年是东莞的2倍,高达2.4亿元. ...
... 图4 总结了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区位和初始条件.东莞和佛山在历史上都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禀赋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佛山（以顺德和南海为主）以“桑基鱼塘”的农商生产模式闻名,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依靠农业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发展以缫丝为主体的作坊式手工业,并由此发展起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38 ] .在1949年以后,由于佛山邻近省会城市广州的地理优势,也承担了更多来自国家计划体制内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对东莞市志的文本分析表明[44 ] ,东莞从明代开始依托农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在原太平三镇（莞城、石龙和虎门）形成造船、草织和粮食制品等工业.在1949年后,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工业建设在此阶段相对佛山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按照行业组成了110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停产闹革命”,因此在十年动乱中,轻工业在东莞得以发展,这些以适宜方式保留的历史禀赋为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工业提供了必要条件. ...
... 同样对于佛山而言,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控股城镇集体企业,及为其声誉担保等方式,以抵御转型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和企业信誉的担保是当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减少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个方式确保佛山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进行市场扩张.当时的普遍做法是,由县政府或镇政府成立地方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管理下属镇办企业财务、人事、生产和供销等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通常是由县和镇的党委秘书所担任,副经理由其下属的县级或镇级集体企业的董事所担任.可以认为,城镇政府派出机构的特殊形式在佛山本地孕育了“干部企业家”群体,塑造了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发展的企业惯例,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发展意识.以顺德为例,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而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盈亏都没有直接关系[38 ] .这种由政府借贷发展的方式,使得顺德的镇办企业迅速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市场渠道.企业经济的规模化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和工业集聚效应,以佛山顺德县为例,团块规模最大的桂洲镇达16.3亿元,规模最小的镇也达7亿多元[3 ]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降低了运营效率,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盟,在城镇集体工业部门产生了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利益关系,加大了发展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的风险. ...
1
2001
... 珠三角西岸城市佛山除了集体经济转制的速度较慢以外,其企业转制的方式也与东岸的东莞有所区别.1997-2012年,佛山市的股份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增长达35%以上,而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产业的总产值却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回落.王光振等对顺德1993年以来的企业转制进程回顾表明[39 ] ,三分之一的集体企业采用内部私有化的转制方式,即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企业员工,另一部分租赁给员工经营.因此,西岸地区的集体企业转型促进了由本地管理者和雇主所组织的参股或控股公司的兴起.实际上,内部私有化尽管效率较低,却是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转制的常见做法[40 ] .另一方面,东莞更多地采用外部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乡村）集体企业转制,表现为其不断下降的集体工业部门被股份制和外商投资工业所共同取代. ...
1
2001
... 珠三角西岸城市佛山除了集体经济转制的速度较慢以外,其企业转制的方式也与东岸的东莞有所区别.1997-2012年,佛山市的股份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增长达35%以上,而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产业的总产值却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回落.王光振等对顺德1993年以来的企业转制进程回顾表明[39 ] ,三分之一的集体企业采用内部私有化的转制方式,即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企业员工,另一部分租赁给员工经营.因此,西岸地区的集体企业转型促进了由本地管理者和雇主所组织的参股或控股公司的兴起.实际上,内部私有化尽管效率较低,却是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转制的常见做法[40 ] .另一方面,东莞更多地采用外部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乡村）集体企业转制,表现为其不断下降的集体工业部门被股份制和外商投资工业所共同取代. ...
Privatizing rural China: Insider privatization, innovative contrac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2
2003
... 珠三角西岸城市佛山除了集体经济转制的速度较慢以外,其企业转制的方式也与东岸的东莞有所区别.1997-2012年,佛山市的股份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增长达35%以上,而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产业的总产值却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回落.王光振等对顺德1993年以来的企业转制进程回顾表明[39 ] ,三分之一的集体企业采用内部私有化的转制方式,即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企业员工,另一部分租赁给员工经营.因此,西岸地区的集体企业转型促进了由本地管理者和雇主所组织的参股或控股公司的兴起.实际上,内部私有化尽管效率较低,却是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转制的常见做法[40 ] .另一方面,东莞更多地采用外部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乡村）集体企业转制,表现为其不断下降的集体工业部门被股份制和外商投资工业所共同取代. ...
... 相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和员工构成更为复杂,并且在佛山“干部企业家”的传统下,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利用政府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佛山的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由地方官员任命为中间人,从而获得政府的关键资源和信贷[36 ] .同时,他们在开发无形资产方面的贡献,如扩大国内市场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声誉等,比在投资有形资产方面的贡献更难衡量.因此,这种运营模式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难度,并且不容易在收购程序中确定每个相关利益者的股份份额.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担保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特点,背负的巨额债务使其难以成为私营企业家青睐的资产,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也增加了与外部进行收购谈判的难度[49 ] .因此,内部私有化尽管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低估和腐败等问题,但却是在企业管理者和外部买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降低产权交易复杂性的重要途径[40 ] .采用内部私有化的方式可以更容易和平稳的推进集体产权转制的进程.这也使得股份制企业在佛山产权转制后占据工业主导地位. ...
Industrialization, initial advantage, and American metropolitan growth
1
1965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s
1
2014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区域创新系统的管治框架演化: 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对比实证
2
2013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区域创新系统的管治框架演化: 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对比实证
2
2013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主体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的核心概念,针对珠三角非国有经济演化的城市对比分析,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图3 显示了该框架的两个分析重点.首先是对关键节点时期初始条件的界定.关键节点可以是来自于现有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匹配的内生性改革动力,也可以是外生性事件,如技术变革、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等[6 ] .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决定了国家和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对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节点的区域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强制）制度变迁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调动了地方主体能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路径分化.区域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初始条件差异则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条件和选择框架.在缪达尔经典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中,初始条件包括现有结构、政策和态度等,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循环影响动态过程形成的起点.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在工业化初期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譬如Pred对美国制造带的研究,就强调了有利的初始区位条件对美国制造带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作用[41 ] .同理,在体制改革和转型期,经济主体基于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工业基础、地理区位和社会联系,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转型策略,以释放和重组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34 ,42 ,43 ] . ...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1
1995
... 图4 总结了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区位和初始条件.东莞和佛山在历史上都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禀赋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佛山（以顺德和南海为主）以“桑基鱼塘”的农商生产模式闻名,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依靠农业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发展以缫丝为主体的作坊式手工业,并由此发展起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38 ] .在1949年以后,由于佛山邻近省会城市广州的地理优势,也承担了更多来自国家计划体制内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对东莞市志的文本分析表明[44 ] ,东莞从明代开始依托农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在原太平三镇（莞城、石龙和虎门）形成造船、草织和粮食制品等工业.在1949年后,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工业建设在此阶段相对佛山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按照行业组成了110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停产闹革命”,因此在十年动乱中,轻工业在东莞得以发展,这些以适宜方式保留的历史禀赋为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工业提供了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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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图4 总结了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区位和初始条件.东莞和佛山在历史上都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禀赋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佛山（以顺德和南海为主）以“桑基鱼塘”的农商生产模式闻名,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依靠农业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发展以缫丝为主体的作坊式手工业,并由此发展起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38 ] .在1949年以后,由于佛山邻近省会城市广州的地理优势,也承担了更多来自国家计划体制内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对东莞市志的文本分析表明[44 ] ,东莞从明代开始依托农业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在原太平三镇（莞城、石龙和虎门）形成造船、草织和粮食制品等工业.在1949年后,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工业建设在此阶段相对佛山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按照行业组成了110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停产闹革命”,因此在十年动乱中,轻工业在东莞得以发展,这些以适宜方式保留的历史禀赋为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工业提供了必要条件. ...
1
2002
... 尽管相对于佛山而言,东莞从计划体制内获得生产要素的能力有限,但独特的历史事件使其与香港建立起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联系,成为其在改革开放阶段获取要素和市场的重要途径.首先从地理区位上,位于珠三角东岸的东莞比西岸城市更临近香港,尤其是在连接东莞虎门和广州南沙的虎门大桥在1997年通车之前,从西岸城市到香港要绕道到广州市区（图4 ）.其次,1962年的大饥荒导致广东省的“逃港”事件.据记载,当时珠三角的逃港人数中以东岸的东莞最多,1962年东莞难民人数已经突破2.7万,1979年到1981年间,第二波逃港潮爆发,东莞长安镇当时流失了近20%的青壮年劳动力[45 ] .来到香港的这些东莞人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珠三角进行投资,在香港与珠三角边界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贸易联系.因此,东西两岸的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网络本质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东莞拥有与邻近的香港地区较为强大的亲缘和族缘关系,但与香港的社会联系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得到利用,而佛山尽管也有一定的华侨联系,但依托较好的工业基础,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网络、供销系统和国有企业部门建立了稳定的生产联系,并由此导致了经济主体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内社会网络的根植. ...
1
2002
... 尽管相对于佛山而言,东莞从计划体制内获得生产要素的能力有限,但独特的历史事件使其与香港建立起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联系,成为其在改革开放阶段获取要素和市场的重要途径.首先从地理区位上,位于珠三角东岸的东莞比西岸城市更临近香港,尤其是在连接东莞虎门和广州南沙的虎门大桥在1997年通车之前,从西岸城市到香港要绕道到广州市区（图4 ）.其次,1962年的大饥荒导致广东省的“逃港”事件.据记载,当时珠三角的逃港人数中以东岸的东莞最多,1962年东莞难民人数已经突破2.7万,1979年到1981年间,第二波逃港潮爆发,东莞长安镇当时流失了近20%的青壮年劳动力[45 ] .来到香港的这些东莞人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珠三角进行投资,在香港与珠三角边界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贸易联系.因此,东西两岸的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网络本质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东莞拥有与邻近的香港地区较为强大的亲缘和族缘关系,但与香港的社会联系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得到利用,而佛山尽管也有一定的华侨联系,但依托较好的工业基础,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网络、供销系统和国有企业部门建立了稳定的生产联系,并由此导致了经济主体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内社会网络的根植. ...
东莞农村产业结构的新格局
1
1988
...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对私人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市场法规的严重不足等,预留了大量的机会主义空间,加大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社会网络的多边声誉机制来遏制机会主义,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环境下运营的风险.历史上东莞市保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传统,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当地人希望发挥主体能动性,以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由此,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的与香港投资者之间的社会网络,成为促进东莞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1979年,东莞县委为了吸引外商、港商来东莞投资,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当年就发展了140多宗乡镇“三来一补”企业,工缴费总收入达234万美元.198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了40名骨干组成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统一领导“三来一补”工作[46 ] .东莞原籍的港澳同胞65万,这些人在香港做老板或打工,是香港与家乡之间方便可靠的联系人和投资者,成为发展“三来一补”的主要动员对象.地方政府瞄准这些香港同胞,成立香港东莞同胞会,鼓励在香港的东莞人进行家乡建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动员,劝其在港家人回来东莞投资,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就出关系,一层一层的动员,覆盖面深入而广泛.东莞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三来一补”的发展,如各镇第一家工厂的厂房往往是当时村里的大队礼堂和其他集体的财产,虎门更是积极组织服装商贸街吸引香港产品的进入和投资的进入.由于东莞劳动力便宜,工资大约就是二三百元,房租也很少,相对香港十分的便宜,投资的香港老板迅速发达,地方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提高,这种示范效应对当地政府和香港的商人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从事三来一补的乡镇集体企业大多数是与农村社区组织商定利润分配的“红帽子企业”[47 ] .为了降低在中国大陆的运营风险,香港老板在珠三角的投资往往是直接与其家乡的村集体合作,而跳过东莞政府.这个策略与当时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有关,香港老板可以依赖乡村内的亲邻关系对抗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破坏和窃取设备机器,以及违反所商定的利润分配原则等.对于东莞来说,乡村集体企业是双轨制的制度背景下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获得市场资源和信息的最佳生产组织方式. ...
东莞农村产业结构的新格局
1
1988
...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对私人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市场法规的严重不足等,预留了大量的机会主义空间,加大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社会网络的多边声誉机制来遏制机会主义,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环境下运营的风险.历史上东莞市保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传统,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当地人希望发挥主体能动性,以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由此,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的与香港投资者之间的社会网络,成为促进东莞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1979年,东莞县委为了吸引外商、港商来东莞投资,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当年就发展了140多宗乡镇“三来一补”企业,工缴费总收入达234万美元.198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了40名骨干组成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统一领导“三来一补”工作[46 ] .东莞原籍的港澳同胞65万,这些人在香港做老板或打工,是香港与家乡之间方便可靠的联系人和投资者,成为发展“三来一补”的主要动员对象.地方政府瞄准这些香港同胞,成立香港东莞同胞会,鼓励在香港的东莞人进行家乡建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动员,劝其在港家人回来东莞投资,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就出关系,一层一层的动员,覆盖面深入而广泛.东莞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三来一补”的发展,如各镇第一家工厂的厂房往往是当时村里的大队礼堂和其他集体的财产,虎门更是积极组织服装商贸街吸引香港产品的进入和投资的进入.由于东莞劳动力便宜,工资大约就是二三百元,房租也很少,相对香港十分的便宜,投资的香港老板迅速发达,地方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提高,这种示范效应对当地政府和香港的商人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从事三来一补的乡镇集体企业大多数是与农村社区组织商定利润分配的“红帽子企业”[47 ] .为了降低在中国大陆的运营风险,香港老板在珠三角的投资往往是直接与其家乡的村集体合作,而跳过东莞政府.这个策略与当时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有关,香港老板可以依赖乡村内的亲邻关系对抗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破坏和窃取设备机器,以及违反所商定的利润分配原则等.对于东莞来说,乡村集体企业是双轨制的制度背景下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获得市场资源和信息的最佳生产组织方式. ...
Restructur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ension
2
2012
...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对私人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市场法规的严重不足等,预留了大量的机会主义空间,加大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社会网络的多边声誉机制来遏制机会主义,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环境下运营的风险.历史上东莞市保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传统,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当地人希望发挥主体能动性,以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由此,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的与香港投资者之间的社会网络,成为促进东莞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1979年,东莞县委为了吸引外商、港商来东莞投资,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当年就发展了140多宗乡镇“三来一补”企业,工缴费总收入达234万美元.198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了40名骨干组成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统一领导“三来一补”工作[46 ] .东莞原籍的港澳同胞65万,这些人在香港做老板或打工,是香港与家乡之间方便可靠的联系人和投资者,成为发展“三来一补”的主要动员对象.地方政府瞄准这些香港同胞,成立香港东莞同胞会,鼓励在香港的东莞人进行家乡建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动员,劝其在港家人回来东莞投资,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就出关系,一层一层的动员,覆盖面深入而广泛.东莞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三来一补”的发展,如各镇第一家工厂的厂房往往是当时村里的大队礼堂和其他集体的财产,虎门更是积极组织服装商贸街吸引香港产品的进入和投资的进入.由于东莞劳动力便宜,工资大约就是二三百元,房租也很少,相对香港十分的便宜,投资的香港老板迅速发达,地方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提高,这种示范效应对当地政府和香港的商人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从事三来一补的乡镇集体企业大多数是与农村社区组织商定利润分配的“红帽子企业”[47 ] .为了降低在中国大陆的运营风险,香港老板在珠三角的投资往往是直接与其家乡的村集体合作,而跳过东莞政府.这个策略与当时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有关,香港老板可以依赖乡村内的亲邻关系对抗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破坏和窃取设备机器,以及违反所商定的利润分配原则等.对于东莞来说,乡村集体企业是双轨制的制度背景下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获得市场资源和信息的最佳生产组织方式. ...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The market as the new emperor
1
2007
... 虽然混合集体制的形式有助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48 ] ,随着市场机制发育逐渐完善,其必然要向更加明晰的产权形式发展.由于利益冲突造就的障碍,混合所有制结构越复杂,所有制转让的协调难度就可能越高.如前所述,城镇集体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与乡村集体企业有所不同[37 ] ,东莞和佛山所形成的各异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将直接影响到后期产权改革中衡量和交易产权的协调和谈判难度,进而形成对原有改革方式的路径依赖. ...
顺德县镇办企业管理机构的现状及未来取向的探讨
1
1992
... 相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和员工构成更为复杂,并且在佛山“干部企业家”的传统下,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利用政府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佛山的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由地方官员任命为中间人,从而获得政府的关键资源和信贷[36 ] .同时,他们在开发无形资产方面的贡献,如扩大国内市场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声誉等,比在投资有形资产方面的贡献更难衡量.因此,这种运营模式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难度,并且不容易在收购程序中确定每个相关利益者的股份份额.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担保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特点,背负的巨额债务使其难以成为私营企业家青睐的资产,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也增加了与外部进行收购谈判的难度[49 ] .因此,内部私有化尽管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低估和腐败等问题,但却是在企业管理者和外部买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降低产权交易复杂性的重要途径[40 ] .采用内部私有化的方式可以更容易和平稳的推进集体产权转制的进程.这也使得股份制企业在佛山产权转制后占据工业主导地位. ...
顺德县镇办企业管理机构的现状及未来取向的探讨
1
1992
... 相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和员工构成更为复杂,并且在佛山“干部企业家”的传统下,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利用政府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佛山的城镇集体企业管理者由地方官员任命为中间人,从而获得政府的关键资源和信贷[36 ] .同时,他们在开发无形资产方面的贡献,如扩大国内市场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声誉等,比在投资有形资产方面的贡献更难衡量.因此,这种运营模式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难度,并且不容易在收购程序中确定每个相关利益者的股份份额.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担保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特点,背负的巨额债务使其难以成为私营企业家青睐的资产,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也增加了与外部进行收购谈判的难度[49 ] .因此,内部私有化尽管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低估和腐败等问题,但却是在企业管理者和外部买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降低产权交易复杂性的重要途径[40 ] .采用内部私有化的方式可以更容易和平稳的推进集体产权转制的进程.这也使得股份制企业在佛山产权转制后占据工业主导地位. ...
2
2002
...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很多佛山集体企业名义上完成了转制,但地方政府仍然在继续干预转制企业的经营,形成了特殊的地方企业惯例.也就是说,在这些“转制”的股份制企业中,仍然有政府的身影存在.在佛山转制企业中,许多企业如科龙、万家乐、华宝、健力宝等,其“联姻”对象是通过政府选择甚至是强迫的.徐南铁在对顺德产权改革的调查中指出[50 ] ,“政府是不可能完全退出的,掌管企业的行为太久了,不是说退就能退的”.被外界冠以“靓女外嫁”的顺德产权改革,实际上在当时政府官员中普遍的看法却是应该“留大,去小,转中间”.以大型家电企业科龙为例,徐南铁记录了当时顺德容奇镇书记对转制的看法[50 ]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这句话生动的反映了佛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家长心态,认为企业只有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才能有好的发展.可见,城镇集体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确实促使佛山企业发展家电生产能力并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历史选择造成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转型埋下了一定的改革障碍. ...
... [50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这句话生动的反映了佛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家长心态,认为企业只有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才能有好的发展.可见,城镇集体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确实促使佛山企业发展家电生产能力并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历史选择造成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转型埋下了一定的改革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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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很多佛山集体企业名义上完成了转制,但地方政府仍然在继续干预转制企业的经营,形成了特殊的地方企业惯例.也就是说,在这些“转制”的股份制企业中,仍然有政府的身影存在.在佛山转制企业中,许多企业如科龙、万家乐、华宝、健力宝等,其“联姻”对象是通过政府选择甚至是强迫的.徐南铁在对顺德产权改革的调查中指出[50 ] ,“政府是不可能完全退出的,掌管企业的行为太久了,不是说退就能退的”.被外界冠以“靓女外嫁”的顺德产权改革,实际上在当时政府官员中普遍的看法却是应该“留大,去小,转中间”.以大型家电企业科龙为例,徐南铁记录了当时顺德容奇镇书记对转制的看法[50 ]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这句话生动的反映了佛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家长心态,认为企业只有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才能有好的发展.可见,城镇集体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确实促使佛山企业发展家电生产能力并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历史选择造成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转型埋下了一定的改革障碍. ...
... [50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这句话生动的反映了佛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家长心态,认为企业只有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才能有好的发展.可见,城镇集体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确实促使佛山企业发展家电生产能力并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历史选择造成的制度和认知锁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转型埋下了一定的改革障碍. ...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1
2016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1
2016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 以广州、东莞为例
1
2017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 以广州、东莞为例
1
2017
... 相比之下,由于其乡村集体产业主导的初始工业所有制结构,东莞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少,集体企业转制的速度和方式与佛山有所不同.在东莞,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利用口头协商的方式对“三来一补”加工费进行比例提成,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47 ]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在于,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较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农村社区组织和海外投资者都不愿为企业发展做出长期投资,大部分外商都是小规模和短期导向的[2 ] .随着改革开放后期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产权改革在东莞这种工业组织方式下进行的难度较低,因为村集体对集体企业的投入实际上非常有限,集体企业的资产可较容易的进行评估和公开竞价,从而实现外部私有化的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东莞的这种在基层社区组织依靠外资发展的模式,尽管可以市场化的方式有效的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却为后期的经济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本地的人力和创业家资本发育不足.2012年,东莞的工业企业R&D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比例仅为1%,而佛山的比例则为3%,东莞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仅有31%,而佛山的比例高达60%,而由于企业本地根植度较低,形成了短期导向的企业惯例.第二,地方政府,特别是东莞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缺席.因此没能及时发展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管治能力,基于农村社区组织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43 ] ,以及相对分散的用地布局[51 ,52 ] ,不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
粤港澳大湾区: 新阶段与新挑战
1
2017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粤港澳大湾区: 新阶段与新挑战
1
2017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基于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1
2015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基于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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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 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1
2015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 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1
2015
... 民营经济现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区域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其体制转型期所形成的企业惯例将存在长期的差异.企业惯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经验和隐性知识,及这些知识支持下的惯例性行为[25 ] .在金融危机之后,佛山政府通过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积极扶持本土企业,企业与地方政府“抱团取暖”的现象在佛山仍然特别突出,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例可能导致政治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东莞企业在外向型发展路径下尽管快速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企业惯例,然而在危机之后出口市场疲软,长期依赖出口市场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的功能锁定.此外,受经济形势的调整和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东莞、佛山不约而同地踏上传统的制造到智造的创新突围之路.松山湖成为东莞的新名片,在其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着重要作用[53 ] ,同时东莞借助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与香港、深圳的资本、人才、信息、市场等资源对接,东莞乡镇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广佛同城”和“产城互动”的背景下与地方政府战略协同的企业惯性仍影响着佛山企业的创新路径[54 ]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路径正由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转变[55 ] ,但由于地方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在珠三角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差异.鉴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继续跟踪东莞和佛山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事件节点之后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转变的关键节点,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发展和前期发展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制度逻辑关系,值得更多深入的后续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