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8 , 37 (7): 1421-14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7013

Orginal Article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刘逸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

LIU Yi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收稿日期: 2017-12-15

修回日期:  2018-04-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7-3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4YJC790083)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逸(1980- ),男,广东汕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E-mail: liuyi89@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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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关键词: 关系经济地理 ; 全球生产网络 ; 战略耦合 ; 区位优势 ; 空间粘性

Abstract

This paper cri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thread, contribu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concept, it finds that the spatiality of strategic coupling is ambiguous. The three-fold typology and mechanism is based on empirical observation, while lacking of theoretical reasoning based on spatial variables. By learning from the studi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studies shall be advanced by absorbing spatial variables from traditional stud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rather than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s an attempt,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spatial variables, locational advantage (LA) and spatial stickiness (SS), for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variety and impacts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latecomer regions. Leveraging the low-high weight of the proposed new variables,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typ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When LA and SS are both low, captive coupling tends to happen in which later-comer firms and regions play as a follower of global leading firms. When LA and SS are both high, absorptive coupling become possible in which late-comer actors have high bargaining power to negotiate for ideal partnership with global leading firms. When LA is high while SS is low, cooperative coupling may happen in which both counterparts exchange resources under a relatively balanced power relationship. In contrast, when LA is low while SS is high, strategic coupling will not happe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y fixing the problem of spatial ambiguity of strategic coupling. The proposed new variables are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stud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so tha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can draw upon many classical theories and studies. This effort reminds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 of strategic coupling for being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study. This renewed framework has salient implication for latecomer economies. On the one hand,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tickiness of an industry, we can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or upgrading within a region and then strategize relevant policies to slow or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for fostering regional assets, a region shall focus on immobile resources such as domestic market environment, region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talents, rather than using replicable policies such as fiscal incentives.

Keywords: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strategic coupling ; locational advantages ; spatial stick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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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J]. 地理研究, 2018, 37(7): 1421-14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7013

LIU Yi.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 1421-14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7013

1 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组织的全球化,而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的全球化[1]。当今大部分商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由一连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或者供应商链接而成,形成一张可能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网络。企业的竞争力不再仅仅是取决于生产技术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这个企业是否有能力掌控这个跨地域的生产网络,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取不同地域资源,为自身企业经营服务[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的研究应运而生。

GPN是指一组控制生产的组织和分布、在功能和运作上相互联系的企业网络[3,4]。每一个GPN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主导企业,在整个GPN中决定着这个网络的基本格局和参与者的角色,例如,苹果公司主导了iPhone手机和Mac系列电脑的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模式与格局,全球汽车产业主要由六大汽车集团公司主导等。GPN的研究兴起是全球化的结果,当前全球化的本质不是贸易的全球化,而是生产活动在全球化尺度上的分解和重组织(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直接表现为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活动。GPN框架的提出就是为了揭示这种全球化过程以及带来的影响[5]。经济地理学家所研究的GPN主要是解析经济生产的空间组织基本格局、组织结构和网络动态,通过嵌入性、网络关系的类型和权力的不对称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由于高度强调网络和关系,研究GPN的经济地理学流派也被称为关系经济地理学派[3,6,7]。截至2017年12月,全球发表在SSCI收录期刊中,以全球生产网络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文章共有370篇左右,其中地理类期刊文章约200篇,经济类约80篇,二者合计约占总数的75%。而从CNKI的文献库里进行搜索,大概有20篇以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为主题的文献,其中由地理学者研究的大约有10篇,如高菠阳等研究了国际贸易壁垒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8];朱华友等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去地方化的特征[9];杨春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迁移的过程[10]

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是GPN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用来解释区域与GPN发生关系的变量。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一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耦合的方式,决定了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景[2]。然而,当前GPN的研究主要从经验观察来归纳战略耦合的基本形态和机制,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缺乏简洁变量和理论推导过程,这使得战略耦合概念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由于战略耦合的机制缺乏理论化的逻辑,GPN一直被视为一个分析框架,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5]。在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论战和应用中略处下风。与战略耦合相比,GVC理论中的价值链管治模式(value chain governance)的理论逻辑清晰,值得借鉴。不过管治模式研究缺乏对地理空间变量的考虑。因此,本文尝试集两者之长,修正战略耦合分析框架,将经济地理学中广受认可的空间变量纳入其中,提升GPN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本文首先回顾战略耦合研究的起源与研究现状,并对战略耦合的研究展开评述,指出当前存在的理论模糊性。进一步对比分析GPN和GVC两个研究流派的优缺点,从中汲取经验,提出可以兼容GVC和GPN理论的两个空间变量,分别是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与区位优势。认为这两个空间变量的强弱组合,可以推导出落后地区与全球经济战略耦合的不同模式以及产生机理。最后,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战略耦合的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

2 战略耦合研究的脉络与现状

战略耦合的概念起源于Coe等[2]一文。2002年Henderson等[3]的文章做出理论构建,为了推进这个话题的研究,Coe等运用GPN分析框架,揭示了BMW在全球的生产布局的结构和成因,将泰国地区的产业园与集群承接BMW这样的汽车主导企业的过程定义为一种战略耦合。在这个耦合过程中,主导企业不是简单根据劳动力成本的高低选择合适的区位,也不是局限于与一个区域开展合作,而是根据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网络掌控能力,对生产进行全球布局。Coe等[2]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战略耦合的方式将最终决定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前景。至此,Coe等虽然提出了战略耦合的概念,但是该文对战略耦合的机制未做过多的阐述。随后,Yeung[11]在研究香港企业的崛起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战略耦合的内涵。Yeung指出香港企业的崛起是在全球化机遇下,利用跨国企业的迁移需求、毗邻中国大陆的区位优势、优惠性的产业政策和灵活高效运作的商会,为欧美的跨国企业提供了进入东亚及东南亚生产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机会,最终从跨国企业的追随者成长成为亚洲的主导企业[11]

上述文献中Coe等[2]提出了战略耦合的概念,Yeung[11]则用战略耦合解释了香港的崛起,对战略耦合的基本类型和发生机制进行理论化,但尚未做深入探讨。为推进这个概念的理论化,2009年Yeung等在《Regional Studies》杂志发起专刊“亚洲的本地与区域发展”(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系统地应用战略耦合概念,解析了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全面阐述了战略耦合的影响机制和基本类型[12],并且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地区等多个亚洲新兴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13,14,15]。根据Yeung的界定,战略耦合是指组织之间根据各自的战略兴趣,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过程[12]。具体到经济地理的研究中,战略耦合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主体(企业或者政府),有目的地协调、组织和安排区域资产(regional assets,例如技术、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或者特殊制度),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者(一般是跨国企业,也称lead firms)进行交换的过程。区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投资和税收等)和社会效益(如就业岗位),而企业进入区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产所需的资源或者销售所需的市场准入。

与传统强调投资吸引的区域发展研究不同,战略耦合强调三个基本属性:第一,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过程,利益相关者之间都带有明确的行动意图和交换目的,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第二,战略耦合发生之后,会随着时空条件的转变而变化;第三,它是一个多尺度条件聚合的过程,超越了单个区域的范围。从亚洲的发展经验来看,战略耦合的机制取决于三个要素:①跨国社团组织的出现,带来了技术人才的流动,提升了亚洲地区企业的技术实力,跨国企业不再能够全盘掌控核心技术;②行业组织的变化使得分工更加细致,跨国企业不得不向亚洲地区的企业分享部分复杂技术,以确保生产稳定性;③亚洲地区的国家主动出击,制定了一系列匹配跨国企业需求、有利于本土技术进步的政策制度[12,16]。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亚洲地区当前主要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战略耦合:第一,通过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耦合,主要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第二,基于内生创新方式的耦合,主要发生在韩国和新加坡;第三,发展中地区充当跨国公司的生产平台,开展代工生产,这种战略耦合主要发生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至此,战略耦合的定义内涵、形成机制和主要类型已基本确立,并且逐渐受到了经济地理学家的认可和应用。从图1可以看出,战略耦合研究的第一股热潮正是出现在2009年,在2014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随后每年入选WOS的关于战略耦合的高水平文献均有10篇左右。然而,战略耦合的概念尚未进入国内主流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视角,截至2017年12月,CNKI库中收录的核心期刊中仅有数篇以“战略耦合”为主题的文献出现,但实际内容均不是GPN研究中的战略耦合。在GPN方面,则有20左右篇以全球生产网络为主题的研究成果。

图1   战略耦合文献分布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SSCI目录期刊,以strategic coupling为关键词得到约1469篇文献,再剔除掉会议论文、主题不相关的入选论文之后,获得76篇文章。

Fig. 1   Number of studi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在这些研究中,战略耦合理论有过两次较为深刻的推进。第一次来自于Coe等两篇文献[17,18],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细化了战略耦合的内容。Coe等主要从负面进行深化,认为过往的研究仅关注到战略耦合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负面影响和结果。因此,他们指出在战略耦合的过程中,合作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摩擦、冲突,甚至决裂。当跨国企业在区域中失去市场时,会逐渐丧失与当地企业和政府合作的兴趣,逐步退出。当本土合作者和外来企业之间利益分摊不均时,矛盾也会逐步产生,而且特别容易在企业文化冲突和劳资纠纷方面爆发。当政府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致外来企业不满时,企业可能会减少与本地经济的联系,甚至以退资迁出作为威胁来索要更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以政治排挤作为回应,导致矛盾升级[17]。相对而言,Mackinnon从演化的视角出发,正面评述了战略耦合的研究进展,指出战略耦合是一个过程,耦合、解耦合(decoupling)和重耦合(recoupling)是正常现象。战略耦合的出现会使区域逐步改变原来的发展路径,而进入新的路径依赖,区域的资源开始重组,生产组织和技术也开始随着外来企业带来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而发生演化,最终会出现战略耦合的解构和重构[18]。尽管这两篇文献积极地推进了战略耦合理论构建,但是本质上只是有条理地描绘了战略耦合这个过程发生和演化的路径,没有对战略耦合的核心变量做出界定或者修正。

第二次显著的理论推进来源于概念创始人Yeung的努力。虽然Yeung在其2009年的系列文章中总结了战略耦合的类型和影响因素,但是被Mackinnon[18]认为过于静态,理论化程度不足。为改善这个问题,Yeung[19]提出了战略耦合的动态视角,对这个过程进行重新梳理。与Mackinnon不同的是,Yeung并不是线性地描述这个过程的阶段,而是将原先的三种描述性的战略耦合的类型进一步定义为:功能性耦合、原生耦合与结构性耦合;同时,除了原来的三个耦合机制外,Yeung增加了全球生产网络动态(GPN dynamics)这个新变量,由此构筑了区域发展的基本路径图谱,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角色和关系。该文发表之后一年,Yeung的著作《新时期下东亚产业转型》问世,系统详尽地记载了东亚各国的主要产业区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战略耦合的过程、模式及影响[20]

为了证实上述理论评述,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21],对本文所搜集到的战略耦合研究的学术论文做了文献脉络图谱(图2)。在整个战略耦合的文献图谱中,起点是右下角的文献网络,由Henderson等构成[2,3,16],这三篇文献分别是GPN框架的提出以及新全球化下区域优势的探讨,是战略耦合的理论基础。而整个研究网络的核心,在于Yeung和Mackinnon等[11,12,18],这是三篇文献构成的核心网络,位于图谱的最中间,在 Yeung组织的专刊中发表的战略耦合案例文章[12]多数出现在这个网络中,同时Coe等关于GPN研究综述的文章[5]也在此中。第三个位于最左边的网络由Martin等[17,22]的文献主导,主要是讨论区域的演变和战略耦合带来的负面效应,而第三个子网络与第二个子网络的链接主要由Coe等的两篇文献[17,18]完成。

图2   基于Citespace文献网络分析的战略耦合研究图谱

Fig. 2   The Citespace citation network of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3 存在问题:经验总结带来的模糊性与复杂性

评价一个理论的优劣,不在于研究视角具有何种独特性,现象如何新颖,而在于这个理论中的解释变量是否合理充分地解释了现象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由此归纳出事物发展的抽象机制。对于GPN学派而言,战略耦合是重要的解释变量,战略耦合的方式决定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生关系的性质和内容,继而决定了区域发展的前景。尽管这个概念的理论贡献尤为重大,但本文进一步进行演绎和实证时,发现该概念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在战略耦合两篇最重要的文献中,Coe等和Yeung分别用不同的战略耦合模式,解释了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崛起的过程[2,12]。在内生耦合模式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培育出持续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经济体和本土企业。马来西亚的槟城地区、泰国的曼谷湾以及中国大陆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由于战略耦合模式是充当生产平台,因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劣势,受制于强大的跨国企业,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挑战。因此,有两个空间问题需要追问:第一,什么地理因素导致耦合方式会有如此显著的区域差异,是否还存在其他可以选择的耦合方式?第二,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战略耦合模式中吸取的经验能否应用到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大陆地区,该如何制定战略?然而,当前研究均难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Yeung所归纳的战略耦合的三个模式(功能—原生—结构式耦合)以及影响战略耦合的三个机制(跨国社团、全球产业转变和国家制度)[12],均是基于东亚地区(特别是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经验总结而来[16,23,24],难以开展理论推导。从现有定义来看,功能耦合、原生耦合与结构式耦合之间,不具备逻辑关联。在Yeung的解释中,差异的产生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战略选择的不同[12]。在这个过程中,跨国社团、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制度会促成战略耦合的形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缺乏这三个因素,战略耦合会无法形成。同样也没有证据或者理论推导表明,这三个因素的不同组合,有可能会出现何种结果。这种理论缺陷导致战略耦合的机制没法通过简洁的语言来进行演绎和解析,而是需要借助大量的描述。这一点从Yeung[19]和Mackinnon[18]的文献中,均可得到印证。这些研究没有留给读者一个更加简洁的理论框架,而是将战略耦合的概念推向更加复杂的语境。这导致学者在运用理论的时候,需要考虑非常多的行为者(actors)和影响因素,研究变得相当复杂[25]。不仅如此,假如耦合的差异取决于过程开始之初的战略差异,那么这些战略的制定是否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还是只取决于战略制定者的个人能力和执行效率?这些战略能否跨地域复制?领土范围、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地理因素,对战略耦合的影响如何?本文认为倘若这些基本的空间变量在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没有清晰的位置,那么这个框架的地理性是模糊的,难以为经济地理学家在广大学科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4 理论根源辨析:GPN与GVC的碰撞

要理解上述问题的产生,必须要回溯到战略耦合所归属于的GPN学术研究流派的起源。GPN研究起源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视角(relational perspective),是受全球商品链研究(global commodity chain)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启发,基于地理学空间特征所提出的用来解释全球化经济动态的分析框架。在GPN的分析框架中,有三个重要的变量,分别是生产的价值(value)、行动者之间的权力(power)以及行为本身的嵌入性(embeddedness)[3]。行动者包含了企业和非企业组织这两大类。GPN的理论逻辑是企业和非企业行为者对价值的生产、获取和分配,受制于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嵌入性的存在,国家和地区会有种种差异化的情况发生,需要跨国企业因地制宜地进行有针对性地策略调整。GPN学者们认为,GPN的研究框架在于揭示现象,而不在于构建出具有普适理论价值的模式[25]。因此,大量的GPN研究始终没有进行理论推导,只是使用这个框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来解析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等话题[11,14,26]。GPN学者自身也很少称其为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是认为GPN仅仅是一个分析框架和视角[5,25]

与之相比,GVC比GPN研究具有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变量和演绎逻辑。GVC起源于经济社会学,但是当前在全球化、区域发展和产业集群等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27,28,29]。该学派认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产业迁移和升级的根本问题,在于价值链的组织。跨国企业通过控制生产参数、技术标准和价值分配来控制价值链的组织和分布,从而决定了全球各个行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30]。GVC研究一开始就提出存在两种类型的价值链(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这两者取决于技术复杂和成熟程度。某行业的技术越简单和越成熟,其价值链就越偏向于消费者主导型,反之亦然[31]。这两种类型与战略耦合模式来源相同,都源于经验总结,因此在提出之后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为此,Humphrey等提出了修正版的GVC框架,认为价值链存在四个基本类型:水平市场关系、网络关系、半垂直控制、垂直控制,这四个类型的差异决定了价值链中落后企业的产业升级的命运[32,33]。不过,上述四个基本类型理论推导不足,没有对GVC理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Gereffi等在经过多年酝酿后,正式提出了价值链管治理论[34]。管治在这个理论中是指同一条价值链中企业之间关系的确立、维护和协调,用于区分“管理”这个概念(指企业内部的治理)。Gereffi等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认为企业会根据交易的成本和效率来决定对外合作的方式,因此管治的方式来源于三个变量:交易复杂程度、交易的可代码化程度和供应商的技术水平[34]。例如,当外包生产某个部件的技术很复杂,又难以标准化,市场上又没有胜任的供应商时,企业不会选择外包服务,价值链则不会形成。这三个变量程度的高低组合,理论上存在九种模式,剔除不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之后,剩下五个基本类型,根据权力的不对称性的高低排列,分别是:垂直控制型、依附型、模块化型、关系合作型和水平市场型[34]。截至2018年4月,该文在WOS数据库中被引用频次为1629次,影响十分深远。GVC理论认为,管治类型决定了权力关系和知识传递方式,因而导致了不同的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机会[35,36]。尽管这个五分法和Schmitz的四分法很接近,但是Gereffi等的贡献在于,为价值链理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逻辑,由此展开来解释价值链中的不平等关系和产业升级的机会,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虽然GVC理论比GPN具有更清晰简洁的逻辑,但GVC理论在受到广泛的运用和深化之后,也暴露出自身的理论缺点。该理论仅关注交易成本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而忽略了环境变量的影响,包括物理环境与制度环境[5,25,37]。这些影响使得GVC并没有非常顺畅、均匀地遍布全球各地,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多链条交织)和空间不均衡状态(集群与产业区的出现)。由于缺乏空间变量,GVC理论并不适用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但是其强大的解释力,使其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得到了重视和应用,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多次聘请GVC研究专家,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撰写区域经济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在一起定程度上取代了经济地理学家的作用。

在GVC管治理论面世十年之后,Yeung等也对GPN框架做了重大的深化,正式界定了GPN中的影响变量和推出了新的理论模型[38]。这个新模型简称GPN 2.0。王艳华等将GPN 1.0到GPN 2.0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介绍,并认为GPN 2.0的变量和机制仍然未明晰[39]。本文认可王艳华等的判断,在此进一步评述GPN 2.0新变量的解释力。

GPN2.0的贡献在于明确了解释战略耦合发生的新变量,是可以进行逻辑推导的变量,但是复杂性的问题在GPN2.0中仍没得到很好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难以掌握。GPN2.0的新变量分为两个核心变量和三个子级变量:第一个核心变量是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包含三个子变量,分别是: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①王艳华等文献[39]将Market Imperative翻译为“市场动因”,本文认为翻译成“市场需要”更加合适一些。)和金融管制;另外一个核心变量是环境风险(environment risk),包含五类风险:经济风险、产品风险、管治风险、劳工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38]。Yeung等只推导了第一层的“竞争动态”变量中的第一个子变量(成本—能力比率),但是其他两个子变量没有单独推导[38]。然后,Yeung等直接将位于“竞争动态”的三个子变量与第一层的“环境风险”放置在一个关系矩阵中进行演绎,得出四个战略类型[38]。四个变量根据赋值高低的组合,应该有十六种可能。但最终只推导出四种战略,文中对此解释不足。进一步观察GPN 2.0所界定的新变量发现,这些变量的出发点主要是跨国企业,是用于解析掌控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大型跨国企业的决策逻辑,并非用于解析发展中地区的行为逻辑和战略制定。目前GPN 2.0所展示的框架中,发展中地区的企业和政府的主动性(initiatives)也无从体现。作为弱势一方的后发者(latecomer),是否只能被动地服从?还是可以动用某些资源和策略与跨国企业抗衡?这些问题均难以回答。

5 战略耦合中的空间匹配:修正框架的提出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建议修正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以期更接近于一个完整的理论,即有明确简洁的自变量、因变量和因果关系。根据Yeung的阐述,战略耦合过程的核心是权力,可以理解为基于耦合双方的兴趣,为了达到某种利益或资源交换而进行的合作的议价能力[12]。在合作的过程中,兴趣更加强烈的、自身能力更弱的、拥有优势资源越少的一方自然在耦合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的使命,就是要揭示何种空间变量在影响战略耦合双方的议价能力,而地理学者并非一直无视这个议题。Liu等在研究中国汽车产业中指出,当区域占有排他性资源的时候,它就有议价能力,这个资源越稀缺,它的议价能力就越高[40]。林耿[41]在广州的商业空间研究中指出,经济与社会网络中的权力,高度根植于地理区位;好的区位将有利于经济精英群体提升对本土地域的控制权。遗憾的是战略耦合的研究没有在这个基础下延展,而是基于GPN 2.0竞争动态和环境风险等变量考虑。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变量均不是地理学的经典变量,而是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经典变量。这导致战略耦合既难以吸收经济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又难以在这些强势学科和研究领域面前体现自身的优势。例如,对比GPN 2.0与GVC理论,会发现GPN的竞争动态、市场动因等变量,在传统地理学研究中找不到支撑,需要从头开始构建;而GVC中的变量扎根于产业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相对容易被理解和运用。

本文认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具备支撑GPN和战略耦合研究的理论基础,当前的问题在于缺乏合适的变量与现有的框架进行衔接。在Liu等的启示下[40],本文认为,在进行战略耦合的过程中的议价能力的大小会受到生产的地理性所影响。对于区域而言,其议价能力的地理性体现在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即所在的位置占有多少稀缺资源,例如交通枢纽、劳动力、土地、制度环境等等(当然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也很重要)。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其议价能力的地理性体现在企业迁移时所产生的成本,简称空间粘性(spatial stickiness)。

区位优势是经济地理学的传统概念,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它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的优势,是一个地理位置的空间可进入性、资源禀赋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整体优势的总和,其内涵包括绝对区位和相对区位,有形的物理区位和无形的关系区位[42,43]。经济地理的区域学派所强调的区域资产,例如地域化的生产网络、区域资产、创新系统、协作经济体、产业氛围等因素,实际上也可以纳入区位优势之中,因为这些要素都是附着在具体空间位置上的领土化的资源。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以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优惠的产业政策作为区域优势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这种资源的可替代性很高,使得发展中地区容易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如果一个区域同时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厚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资源,又具备一定规模的产业基础、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效运作的发展性政府,这些条件的叠加会使区域具备竞争优势[44]

空间粘性指生产活动的空间位移的成本,相同类型或者生产方式的企业具有类似的空间粘性。经济地理学家Markusen在其早期著名的文章《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中就系统地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四个基本类型[45]。后续产业集聚的研究不断揭示新的影响变量和发展机制,例如集聚效应、邻近效应、非贸易依赖、本地化学习网络、区域创新、本地杂音(local buzz)、全球通道(global pipeline)系统等等,构成了区域与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内容[46,47,48,49,50]。一般而言,对距离越敏感的企业,空间粘性就越高。反之,空间粘性则越小。空间粘性存在尺度之分,在内部尺度上的体现,就是设备和生产的沉没成本。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越复杂的企业,粘性越高。在本地尺度,占地面积越大的,对地域资源需求越高,生产组织越复杂的企业,粘性就会越高,往往会形成产业集群。在区域尺度上,空间粘性体现为生产活动对人才、制度、营商环境的依赖。在国家乃至更大的尺度上,企业的空间粘性体现为对市场区、国家宏观政治环境、贸易壁垒的依赖。

当区域的优势不明显,但是拟引进的企业的空间粘性很大的时候,战略耦合一般不会发生,双方均没有合作的兴趣。直到企业通过改进技术降低空间粘性,可以随意流动,或者拟迁入区域具备新的优势时,才可能发生战略耦合。因此,一般情况下只会出现三种耦合情况(图3):

图3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战略耦合模型

Fig. 3   Mod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第一种是依附式耦合。当区域的优势很小,拟引进的产业粘性也很小时,区域议价能力低,而企业的流动性很大时,依附式耦合会发生。区域内的企业和组织在战略耦合中处于被动地位,较为弱势,需要满足跨国企业的各种需求,甚至提供额外的补贴来吸引这些企业的入驻,并且在耦合之后依附于全球生产网络而发展,一般表现为充当低端的生产加工制造基地。这种耦合也被Yeung称为结构性耦合,在GVC理论中被称为依附型价值链,容易出现在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又较为简单和标准化的产业[12]。这些产业在迁移最为活跃,能够快速带动后发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大量消耗所在区域的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较少出现显著的产业升级或者创新。当区域资源枯竭或者发现新的可供迁移的地区之后,这类产业会快速撤离。近五十年服装制造业和低端的电子制造业的全球迁移版图基本反映了这一点,最早从欧美地区开始前往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然后又从这些地区迁往中国大陆、泰国等地,近期又开始从中国沿海迁往中国内地,或者迁往孟加拉、越南等地[1,51]。学者们基于这些产业迁移动态,提出了产业升级的雁行模式[52],甚至将后发地区抢夺这类产业迁移的现象总结为“区位锦标赛”[53],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珠三角地区的崛起正是得益于这种耦合方式[54]。即使是本地企业表现十分优异的顺德地区,在发展的早期也是依靠为跨国企业代工来积累升级所需的资本和技术[55]

第二种是交换式耦合。当某区域的优势明显,例如独特的区位、拥有稀缺资源、充足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庞大的市场、优良的营商氛围等,而想要引进的产业的空间粘性不大的时候,可能出现互惠式耦合。这种情况指的是耦合双方的合作是基于资源的交换而促成的,区域仍然处于弱势的一方,但是权力格局相对而言较为均衡。这种权力的作用机制被Yeung称互补性权力(power of complementarity)[7]。区域利用自身的优势,可以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要求引进企业承诺或者遵循一些地方性约束和规定,或者进行技术分享。为了获得区域中的生产资源,GPN中的企业愿意与区域政府和本土企业维持较为良好的关系,甚至会帮助本土企业快速升级,以满足其生产需求,例如电子信息通讯等既是劳动密集型又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除了对税收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很敏感外,也对劳动力技术水平、供应链完备程度和生产环境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崛起,正是这类耦合的结果,这些地区在起飞阶段不仅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有诸多积极因素在促成互惠式战略耦合的形成,如海外社会网络、充足的内生创新能力、发展型国家的政策扶持等。Yeung所大量记载的战略耦合案例[12,20],包括功能性耦合和原生性耦合,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耦合。

第三种是吸收式耦合。当空间粘性很大的企业遇上优势十分明显的区域时,区域的议价能力很高,可以选择吸收式耦合的战略方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因为企业对不可移动的资源的需求很高,同时在投资建设之后再次迁移的成本巨大,因此,只要区域具备这些企业所稀缺的资源,便可以在耦合的过程中处于较为主动的位置。一般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和兴趣,选择外来的合作者,并且要求合作者遵循特定约束、提供技术分享或者开展其他有利于区域的活动,从而快速学习、吸收对方的技术和能力。这种耦合往往容易发生在电子、汽车、高铁、重型机械等既是资源密集型,又对各国市场规模比较敏感的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这是最优的一种耦合状态,可以快速成长并且实现产业升级。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在1990年后利用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低廉的生产成本作为优势资源,制定了严格的汽车市场准入制度,要求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的外国汽车品牌必须与本国企业开设合资厂,本土化程度越高,税收越低,由此促成了吸收式耦合,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汽车产业的发展[40]。相比之下,市场规模较小的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在发展本土汽车产业的时候,就难以培育出这类吸收式耦合。

正如Yeung所言,战略耦合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随着区域产业发展的积累,资源管理经验和商业服务能力的提升,区域的优势会不断增加,耦合的方式会向更有利于区域的方向变动[19]。例如,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家电行业,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借助毗邻香港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引进了大量外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主要以依附式耦合的方式进行生产,位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加工、组装或者贴牌代工等生产活动。随着技术的积累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兴起,珠三角的家电行业开始基于国内市场自创品牌,如美的、科龙、格力、格兰仕等,同时利用母国优势,分别与东芝、日立、伊莱克斯、西门子等国际家电巨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资生产压缩机、温控器等核心零部件。而这些家电巨头为了拓展中国市场、降低生产成本,也愿意与中国本土企业开展,最终依附式耦合逐步转为互惠式耦合,继而升级为当前的吸收式耦合[56]。因为其他新兴低成本的区域的出现,原区域也可能会面临产业迁移的威胁,原来的互惠式耦合可能转化为依附式耦合,甚至出现耦合的失败(decoupling)。事实上,Mackinnon等也讨论过decoupling的问题[18],只是讨论的焦点不在于区位等空间变量,而在于企业内部的兴趣和技术等因素。而王立等[57]的研究也揭示过类似的演化过程。该研究发现天河北的商业空间出现了“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商业力量与跨国商业力量之间发生了数次“嵌入和解绑”的重构,只是该研究没有使用战略耦合的概念而已。

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发生,某一类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会被改变。一般来说技术的改进都会减少生产活动的空间需求,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会更为灵活,从而降低生产活动的空间粘性。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生产需要更加复杂的生产设备,对供应网络的稳定性和人力资源技能的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空间粘性有可能增加,变得更加依赖于特定的区域资源或者生产网络。例如智能手机与电脑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使这个行业的生产分布扩散到全球各地,而是更加集中在少数几个强大的代工制造集团手中。这些产业的空间粘性变化和转换问题,需要经济地理学家进一步研究探讨。

6 结论与讨论

从经济地理学出发,回顾了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尝试对这个概念模糊的空间变量进行修正改进。本文追溯GPN的研究框架的建构过程,以及与GVC相比的优势与缺陷。在充分了解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理路和解释变量之后,将两个经典的地理空间变量补充到战略耦合分析框架之中,以此解释战略耦合不同模式出现和演变的机制。笔者认为,作为地理学研究,不应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资金能力、交易成本或者政府的权力这些非空间变量之上,而是应该关注空间变量如何影响战略耦合的发生,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提出空间粘性和区位优势的意义所在。这两个变量并非本文原创,而是十分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拥有丰厚的理论积淀和案例支撑,它们的提出可以将已有的大量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纳入战略耦合研究之中。例如制度厚度、区域创新系统、协作经济体、产业集群、地方性生产网络等等因素,均可以成为区域优势的一部分;而生产的空间结构、距离成本、生产规模等等因素,也均可以纳入空间粘性的概念之中。这一理论修正强调从后发地区的视角入手来审视这个问题,进一步补充了当前GPN研究过于强调跨国企业视角的问题,有助于GPN学派提升自身的理论解释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这个修正框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定发展战略时有两点意义:第一,当难以得知某行业的实际技术能力、财务状况和国际运营水平之时,通过判断其空间粘性,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这类行业迁移的基本规律,从而判断其迁入及迁出的可能性;第二,区域的竞争力的提升,重点在于培育流动性较弱的本地化资源,例如地方生产网络、人才池或者地方营商环境,而不是可复制性极强的税收优惠和产业政策。当区域内部具备某项不可替代的资源时,应该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利用,以提高自身在战略耦合时的议价能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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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5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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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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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4, 29(4): 468-484.

https://doi.org/10.1111/tran.2004.29.issue-4      URL      [本文引用: 7]     

[3] Henderson J, Dicken P, Hess M,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9(3): 436-464.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210150842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asymmet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breaking with state-centric forms of social science, it argues for a research agenda that is more adequate to the exigenci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tha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he case in 'development studies'. Drawing on earlie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cross-border activities of firms,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consequences, the article moves beyond these by propos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It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elements involved in this framework in some detail and then turns to sketch a stylized example of a GP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brief indication of the benefits that could be delivered by research informed by GPN analysis.
[4] Dicken P, Kelly P, Olds K, et al.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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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e N M, Dicken P, Hess 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3): 271-295.

https://doi.org/10.1093/jeg/lbn002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lizing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y is a challenging but vitally important task. In this article, we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one interpretive framework—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perspective—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impacts o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fter situating the approach in relation to other cognate chain/network approaches, the article proceeds to review and evaluate a number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that need to be understood and incorporated more fully if the framework is to deliver on its early potential.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key research issues facing work in this area.
[6] 李健, 宁越敏.

全球生产网络的浮现及其探讨:一个基于全球化的地方发展研究框架

. 上海经济研究, 2011, 29(9): 20-27, 5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发展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迁,亟需新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本文首先介绍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在以劳动分工为元理论的研究体系中,这些理论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承接关系;其次,探讨了经济地理学派与管理学派在研究路径与主要研究内容两个方面的差异;再次,以曼彻斯特经济地理学派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主要内容:(1)价值生产与分配;(2)权力组织与网络;(3)地方镶嵌与网络镶嵌。最后提出在中国开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Li Jian, Ning Yuemin.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literature survey

.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29(9): 20-27, 5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发展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迁,亟需新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本文首先介绍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在以劳动分工为元理论的研究体系中,这些理论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承接关系;其次,探讨了经济地理学派与管理学派在研究路径与主要研究内容两个方面的差异;再次,以曼彻斯特经济地理学派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主要内容:(1)价值生产与分配;(2)权力组织与网络;(3)地方镶嵌与网络镶嵌。最后提出在中国开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7] Yeung H W C.

Rethinking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5, 30(1): 37-51.

https://doi.org/10.1111/tran.2005.30.issue-1      URL      [本文引用: 2]     

[8] 高菠阳, 刘卫东, Norcliffe G, .

国际贸易壁垒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 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

. 地理学报, 2011, 66(4): 477-48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具有复杂性。国际贸易壁垒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结合对我国5个地区的23家企业的调研资料,探讨了国际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关税、反倾销等壁垒对国际贸易影响显著。在国际贸易壁垒的作用下,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呈现了由传统的"链式模式"向"网络模式"转变的新特点,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保障。全球生产网络各要素间的流动性也随着第三方机构的介入而不断增强,制造商的关注点逐渐由低成本控制向产品质量管理和劳动力管理等新方向转变。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了新的特点。

[Gao Boyang, Liu Weidong, Norcliffe G, et al.

Trade barriers a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bicyc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4): 477-48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具有复杂性。国际贸易壁垒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结合对我国5个地区的23家企业的调研资料,探讨了国际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关税、反倾销等壁垒对国际贸易影响显著。在国际贸易壁垒的作用下,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呈现了由传统的"链式模式"向"网络模式"转变的新特点,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保障。全球生产网络各要素间的流动性也随着第三方机构的介入而不断增强,制造商的关注点逐渐由低成本控制向产品质量管理和劳动力管理等新方向转变。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了新的特点。
[9] 朱华友, 王缉慈.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 地理科学, 2014, 34(1): 19-2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p>

[Zhu Huayou,Wang Jici.

The form and mechanism of firms deloc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 19-2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p>
[10] 杨春.

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 电脑企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的转移

. 地理学报, 2011, 66(10): 1343-1354.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从全球生产网络(GPNs)层面分析区域发展战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视角,本文探讨自21世纪初以来,台资跨境生产网络在中国大陆的空间重组,特别是个人电脑(计算机)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地区再布局的动力机制与格局。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指出台资个人电脑企业在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再布局是在各区域地方制度下,GPNs架构中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s)与分布在2个三角洲区域处于GPNs较低层级供应企业(supplier firms)之间进行不同的战略性耦合之结果。研究阐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区域发展仅分析区域内部因素之局限性,因应跨地域(trans-local)动力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区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战略耦合,已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化下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

[Yang Chun.

Restructuring the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Relocation of personal computer firms from Pearl River Delta to Yangtze River Delt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0): 1343-1354.]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从全球生产网络(GPNs)层面分析区域发展战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视角,本文探讨自21世纪初以来,台资跨境生产网络在中国大陆的空间重组,特别是个人电脑(计算机)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地区再布局的动力机制与格局。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指出台资个人电脑企业在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再布局是在各区域地方制度下,GPNs架构中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s)与分布在2个三角洲区域处于GPNs较低层级供应企业(supplier firms)之间进行不同的战略性耦合之结果。研究阐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区域发展仅分析区域内部因素之局限性,因应跨地域(trans-local)动力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区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战略耦合,已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化下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
[11] Yeung H W C.

From followers to market leaders: Asian electronics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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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j.1467-8373.2007.00326.x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how a number of leading electronics firms from Asian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re articulated into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become major players in their respective market niches. Developing a triangular theoretical framework, I seek to expla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ynamic articulation of these leading Asian electronics firms into different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ir simultaneous upgrading from typical followers to market leaders. As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velopmental state discourse, I argue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home base advantag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an offer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outcomes of these Asian firms. This paper draws upon original data collected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top executives from leading electronics firms in the four Asian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I conclude the paper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 relation to corporate development in Asian economies.
[12] Yeung H W C.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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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d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Unpacking the new regional policy of South Korea

.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3): 35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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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the Silicon Island? The geographically varied 'Strategic Coupl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nology park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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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upl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distribution of Taiwanese personal computer investment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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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 control of optical source at subscriber premises from central office for WDM optical access network Yamamoto T. , Horita M. , Horiuchi Y. , Usami M. , Suzuki M. , Yamazaki K. , Uetsuka H. Proceedings of the IEICE General Conference 2001年.通信(2), 505, 200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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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have become a key focu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lated fields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has two main aims. First, I offer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GPN research, focusing o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think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the notion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particular. Second, the article aims to forge a new set of links between GPN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considerable recent interest a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landscapes. In particular, I use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and the concept of path dependence to develop a broader and deeper conception of the range of coupling,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processes that take place between regions and GPNs, going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pe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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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5962/j.cnki.tourismforum.2015040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深度回顾了旅游价值链的研究内容、脉络与进展,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方法,证实旅游价值链研究是当前较为新颖的、未成体系、未形成学科共识的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现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该理论的重要性,但未能全面准确的解读价值链的理论脉络,没有充分揭示旅游产品的空间粘性和嵌入性,导致理论对接不清晰,部分探讨有误,未能得出适用于旅游研究的分析框架。未来建议需要从旅游产品的特殊性出发,修正价值链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和分析逻辑,实现理论融合,也在此做出尝试。

[Liu Yi.

Comments on the stud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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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回顾了旅游价值链的研究内容、脉络与进展,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方法,证实旅游价值链研究是当前较为新颖的、未成体系、未形成学科共识的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现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该理论的重要性,但未能全面准确的解读价值链的理论脉络,没有充分揭示旅游产品的空间粘性和嵌入性,导致理论对接不清晰,部分探讨有误,未能得出适用于旅游研究的分析框架。未来建议需要从旅游产品的特殊性出发,修正价值链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和分析逻辑,实现理论融合,也在此做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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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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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j.1468-2346.2005.0044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book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ing global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for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in the face of a global environment, economies in East Asia need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o nurture and develop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sustain their growth prospects. This is the third volume in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from a study co-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World Bank to examine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The study was initiated in 1999 with the objective of identifying the most promising path to development in the light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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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Asian late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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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93/jeg/lbi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y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Taiwanese and Korean firms.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the knowledge sourcing experience of Asian manufacturing lateco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The Asian latecomer model of learning is characterized by a triangular spatial division of knowledge sourc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that involves the transfer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cross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Korean and Taiwanese firms rely on local learning systems in the form of science parks to create favorable domestic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hat are conducive for knowledge accretion. At the trans-regional level, non-core R&D and the manufacturing of technology-driven products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China. Lastly, local and trans-regional learning are supplemented by international sourcing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location and investment of R&D facilities in the US. To the extent that extra-local knowledge sourcing in the U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new knowledge forms, such a multiscalar spatial strategy is expected to help transform Asian learners from technology latecomer to technology newcomer status. Copyright 20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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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Debate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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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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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in the global clothing industry: Mavi je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Turkish firm from full-package to brand-name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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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hains, networks and clusters: Reframing the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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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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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ereffi G.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 Tempo Social, 2007, 19(1): 223-248.

[本文引用: 1]     

[31]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37-70.

https://doi.org/10.1016/S0022-1996(98)0007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a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s. In l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article specifi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ccurs in trade networks; typical trajectories from assembly to OEM and OBM export role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that facilit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moves such as the shift from assembly to full-package networks. The empirical focus is the apparel industry, with an emphasis on Asia.
[32]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17-1027.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22000022198      URL      [本文引用: 1]     

[33] Schmitz H.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 UK: Edward Elgar, 2004.

URL      [本文引用: 1]     

[34]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5000498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help explain governance patter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 draws on three streams of literature -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irm-level learning - to identify three variables that play a large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governed and change. These are: (1) 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 (2) 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and (3) the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The theory generates five typ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 hierarchy, captive, relational, modular, and market - which range from high to low levels of explicit coordination and power asymmet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overlapping natur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through four brief industry case studies: bicycles, apparel, horticulture and electronics.
[35] Frederick S, Gereffi G.

Upgrading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y China and Asia are outperforming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4(1/2/3): 67-95.

[本文引用: 1]     

[36] Gereffi G, Fernandez S K.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i: A primer. Center on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 Competitiveness, Durham,

NC, 2011.

[本文引用: 1]     

[37] Hess M.

Governance, value chains and networks: An afterword

.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 37(3): 452-459.

https://doi.org/10.1080/030851408021727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 2004. His research concerns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ms, sectors and strategie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embeddedness.
[38] Yeung H W, Coe N M.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91(1): 29-58.

https://doi.org/10.1111/ecge.12063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ar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s through which 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es compete and cooperate for a greater share of value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apture through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economic activity. Exist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o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and what we termGPN 1.0tend to under-theorize the origins and dynamics of thes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s and to overemphasize their governance typologies (e.g., modular, relational, and captive modes in GVC theory) or analytical categories (e.g., power and embeddedness in GPN 1.0). Building on this expanding literature, our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ward the reframing of existing GPN-GVC deb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at can better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firm-specific activities, strategic network effects, and territorial outcom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part of a wider initiative PN 2.0 in short hat seeks to offer novel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why and how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varies significantly within and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 sectors, and economies. Taking an actor-centered focus toward theory development, we tackle a significant gap in existing work by systematically conceptualizing thecausal drivers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erms of their competitive dynamics (optimizing cost-capability ratios, market imperatives, and 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risk environments. These capitalist dynamics are theorized as crit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shape the four main strategies adopted by economic actors in (re)configuring thei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ultimately, th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regions, and countries.
[39] 王艳华, 郝均, 赵建吉, .

从GPN 1.0到2.0: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

.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7, 33(6): 87-93.

[本文引用: 2]     

[Wang Yanhua, Hao Jun, Zhao Jianji, et al.

From GPN 1.0 to 2.0: Review and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33(6): 87-93.]

[本文引用: 2]     

[40] Liu W D, Dicken 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7): 1229-1247.

https://doi.org/10.1068/a37206      URL      [本文引用: 3]     

[41] 林耿.

地理区位与权力:以广州市X市场为例

.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77-1591.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人本主义视角,以广州x市场为个案,以权力为主线,揭示地理区 位和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1)地方权力关系适度嵌入地理区位,地理区位具有权力依赖指向。(2)权力空间化下的地理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是 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地理区位更多的是体现了精英的主体性,精英群体权力的空间化控制、建构或者瓦解着市场。权力空间的生产性,决定市场的地理区位是不确定 的。(3)地理区位具有强地方性,是地方响应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既表现在经济精英的本土化,也充分反映在地方政治精英力量的强势表达。(4)地理区位是精 英群体权力秩序的表征。地理区位和权力之间不是二元化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与地理区位的共在(co-presence)关系,地理区位是权 力秩序的表征。

[Lin Geng.

Location and power: A case study of X market in Guangzhou c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77-1591.]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人本主义视角,以广州x市场为个案,以权力为主线,揭示地理区 位和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1)地方权力关系适度嵌入地理区位,地理区位具有权力依赖指向。(2)权力空间化下的地理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是 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地理区位更多的是体现了精英的主体性,精英群体权力的空间化控制、建构或者瓦解着市场。权力空间的生产性,决定市场的地理区位是不确定 的。(3)地理区位具有强地方性,是地方响应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既表现在经济精英的本土化,也充分反映在地方政治精英力量的强势表达。(4)地理区位是精 英群体权力秩序的表征。地理区位和权力之间不是二元化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与地理区位的共在(co-presence)关系,地理区位是权 力秩序的表征。
[42] Bennett R J.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1): 134-135.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3027001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act-text: 226 Using company accounts data for 5 countries (US, UK, Japan, France and Germany) 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assets and productivity. We integrate the company data with industry information o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nvestments and skill composi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The industry data are summarised in two different taxonomies, factor and skill intensive groups, which... /react-text react-text: 227 /react-text [Show full abstract]
[43] Car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view and critique of behavioral industrial-location theory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3, 7(3): 386-401.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83007003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act-text: 312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results of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o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retrenchment, rationalisation and aggregate em ployment decline. It indicates that the pres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y be having certain distinctive spatial/regional repercussions. The paper examines in particular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between the depressed... /react-text react-text: 313 /react-text [Show full abstract]
[44] Liu Y.

The dynamics of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izing latecomer regions: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 Regional Studies, 2017, 51(6): 880-893.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6.11439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7). The dynamics of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izing latecomer regions: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 Vol. 51, Theme issue: European Cohesion Policy in context, pp. 880-893. doi: 10.1080/00343404.2016.1143924
[45]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3): 293-313.

https://doi.org/10.2307/1444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advanc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obliterate distance, cities and regions face a tougher time anchoring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In prob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ome manage to remain 090008sticky090009 places in 090008slippery090009 space, this paper rejects the 090008new industrial district,090009 in either its Marshallian or more recent Italianate form, as the dominant paradigmatic solution. I identify three additional types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with quite disparate firm configurations,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orientation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 hub-and-spoke industrial district, revolving around one or more dominant, externally oriented firms; a satellite platform, an assemblage of unconnected branch plants embedded in external organization links; and the state-anchored district, focused on one or more public-sector institution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are reviewed. The hub-and-spoke and satellite platform variants are argued to be more promi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e other two.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requires a broader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nd must encompass embeddedness across district bounda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a purely locally targe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fail to achieve its goals.
[46] Porter M 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egions

. Regional Studies, 2003, 37(6&7): 549-578.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320001086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 ORTER M. E. (2003)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egions, Reg. Studies 37 , 549-57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sic facts about the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role of clusters in the US economy over period of 1990 to 2000. T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varies markedly in terms of wage, wage growth, employment growth and patenting rate.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geography, we classify US industries into traded, local and resource-dependent. Traded industries account for only about one-third of employment but register much higher wages, far higher rates of innovation and influence local wages. We delineate clusters of traded industries using co-location patterns across US regions. The mix of clusters differs markedly across regions. T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trength of local clusters and the vitality and plurality of innovation. Regional wage differences are dominated by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 in the clusters in which it has positions, with the particular mix of clusters secondary. A series of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emerge from the findings. P ORTER M. E. (2003) La performance économique des regions, Reg. Studies 37 , 549-578.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performance économique régionale, de la structure des économies régionales, et du r00le des groupements dans l'économie des Etats-Unis de 1990 à 2000. La performance des économies régionales varie sensiblement du point de vue des salaires, de la croissance des salaires, de la hausse de l'emploi, et du nombre des brevets. A partir de la répartition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géographique, on classe l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aux Etats-Unis sous les rubriques commerciale, locale, et dépendante des ressources. L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à vocation commerciale n'expliquent qu'un tiers de l' emploi mais laissent voir des salaires nettement plus élevés, des taux d'innovation bien plus importants, et influent sur les salaires locaux. Employant des distributions de localisations partagées à travers les Etats-Unis, on délimite des groupements d'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à vocation commerciale. La structure des groupements varie sensiblement suivant la région. La performance des économies régionales est fortement influencé par la force des groupements locaux et par la vitalité et par la pluralité de l'innovation. Les écarts des salaires réels s'expliquent primordialement par la performance relative de la région quant aux groupements où elle est pré sente, la structure particulière des groupements n'étant que d'une importance secondaire. Il en résulte toute une série d'implications pour la politique. P ORTER M. E. (2000) Die wirtschaftliche Leistungskraft von Regionen, Reg. Studies 37 , 549-578. Dieser Beitrag analysiert Kerndaten regionaler Wirtschaftsr01um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nsbesondere ihre wirtschaftliche Leistungskraft, ihre Zusammensetzung und die Rolle regionaler Cluster. Die Region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unterschieden sich in den Jahren 1990 bis 2000 deutlich in ihrer wirtschaftlichen Leistungskraft gemessen an Lohnniveau und - wachstum, Besch01ftigungsentwicklung, und Patentrate. Basierend auf der geographischen Konzentration 02knomischer Aktitivt01t klassifizieren wir Industriezweige als überregional ("traded'), lokal oder abh01ngig von der Pr01senz von Natursch01 tzen. Cluster überregionaler Industrien besch01ftigen nur circa ein Drittel aller Erwerbst01tigen, verzeichnen aber überdurchschnittliche L02 hne und signifikant h02here Innovationsraten als die Gesamtwirtschaft. Die relative Bedeutung einzelner Cluster innerhalb der Gruppe überregionaler Industrien unterscheidet sich deutlich im regionalen Vergleich. Der wirtschaftliche Erfolg einer Region wird stark von der relative Leistungskraft und Innovationsst01rke der dort angesiedelten überregionalen Cluster beeinflusst. So hat das relative Lohnniveau in den überregionalen Clustern in einer Region einen dominanten Einfluss auf das regionale Lohnniveau, w01hrend die spezifische Identit01t dieser Cluster nur eine sekund01re Rolle spielt. Der Beitrag entwickelt aus dieser Analyse eine Reihe von Implikationen für die Wirtschaftspolitik.
[47] Martin R, Sunley P.

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

.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1): 5-35.

https://doi.org/10.1093/jeg/3.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als with a study which deconstructed the cluster concept. Introduction to clusters and the reassertion of location; Difference from the chaotic concept; Details of the cluster creation game.
[48] Storper M.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本文引用: 1]     

[49]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4ph469oa      URL      [本文引用: 1]     

[50] 吴加伟, 陈雯, 袁丰.

新时期产业区理论视角重构及相关实证研究进展

. 地理研究, 2015, 34(3): 487-503.

[本文引用: 1]     

[Wu Jiawei, Chen Wen, Yuan Feng.

Progr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87-503.]

[本文引用: 1]     

[51] Yang C.

From strategic coupling to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2, 21(7): 1046-1063.

[本文引用: 1]     

[52] Ozawa T.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05.

[本文引用: 1]     

[53] Ramasamy B, Yeung M C H.

Davids Versus the Goliath: Locational tournament for FDI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2002, 7(3): 299-3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the link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became evidently clear, the tournament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ttract greater amounts of FDI intensified. 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front-runner, attracting between one fifth and one quarter of all FDI flowing into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that makes China the lead country. We find that the market size and market growth are the only two determinants that catapult China into the lead. Other countries need to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in other areas, for instance by emphasizing policy initiatives and specializing in other types of investment like resource seeking, efficiency and strategic FDI.
[54] Sit V F, Yang C.

Foreign-investment-induced exo-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 Urban Studies, 1997, 34(4): 647-677.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759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ummary. Urbanisation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1949-78 was mainly driven by internal forces under a self-reliant,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Opening and Reform initiated in 1978, external forces, especially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 have emerged as a new driving force of urbanisation in some parts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Delta) of South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and pattern of this new type of urbanisation, which we label as exo(genous)-urbanis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to the Delta is mainly characterised by small and medium-scale, labour-intensive, processing-types of manufacturing and trade-creative investment coming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It shows a spatial tendency within the host region's urban hierarchy in favour of small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a distinct border orientation.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concentration in large metropolises or economic core regions found in most less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FDI has interacted with internal reforms to effec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Delta during 1978-93, such 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the emergence of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nd its rapid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It has also generated massive population in-migration and dramatic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there. Put simply, exo-urbanisation in the Delta shows a predominant growth of small urban centres particularly those along the border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hence a more equal level of urbanisation in the Delta and a declining primacy of Guangzhou, the regional primate city. However, exo-urbanisation in the Delta also raises doubts o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ronts as well as on its durability. The FDI inflow and the newly created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s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the Delta are obviously subject to vicissitudes of the world market. In spite of this, contemporary urbanisation theories should giv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external forces. Further studies on exo-urbanisation are not only practical fo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 areas under intensive inflow of foreign investment, but could also enrich the literature on the globalis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55] 刘炜, 刘逸, 李郇.

全球化下珠三角本土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顺德东菱凯琴集团和珠海德豪润达集团的对比实证

. 经济地理, 2010, 30(8): 1316-1321, 1394.

[本文引用: 1]     

[Liu Wei, Liu Yi, Li Xun.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innovation networks of local firms in a globalizing reg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Dolim Group and Elec-Tech grou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8): 1316-1321, 1394.]

[本文引用: 1]     

[56] Liu Y, Yang C.

Strategic coupling of local firm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rise of the home appliance industry in Shunde, China

.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4, 54(4): 444-463.

[本文引用: 1]     

[57] 王立, 薛德升.

解绑—嵌入: 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 地理研究, 2018, 37(1): 81-91.

[本文引用: 1]     

[Wang Li, Xue Desheng.

Unbinding and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of global space of Tianhebei in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 81-9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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