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9 , 38 (3): 725-74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092

乡村振兴模式与对策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杨忍1, 陈燕纯1, 龚建周2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2.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510006

Evolution and regional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under rapi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YANG Ren1, CHEN Yanchun1, GONG Jianzhou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收稿日期: 2018-09-1

修回日期:  2019-01-3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77,41801088,41401190)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0701009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忍(1984-),男,贵州毕节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yangren05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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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关键词: 乡村发展 ; 工业化 ; 城市化 ; 地域模式 ; 乡村振兴 ; 珠三角地区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major regional mode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review provides solid scientific bases for the selec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called “tradi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ook place before 1978.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s, a large amount of farmland was converted into pond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and mulberry: the land started to be cultivated intensively and the “mulberry-dike-fish-pond complex” gradually formed, showing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e second stage (1978-2000) was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wo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s, foreign investments have been acquired by township enterprises; additionally, the bottom-up approach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gradually created a functional structure known as “living +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 industrial production. ” The “de-villagization” of industry promoted a continuou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space: it resulted in plaque-like industrial and urban spaces, planar-lik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s, and point-like rural living spaces. The third stage (2000-2008) saw the coexist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metropolitanization. Government-led urban land developments and new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to an urban-rural “large cluster, small scatter” area. The fourth stage, a period of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under-urbanization, started in 2008 and still continues at present: the Pearl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 area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rapid construction, the urban and rural systems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and networked,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has diversified. The presence of fragmented informal space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saic-like spatial patterns under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externalitie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city, suburbs, and far-suburbs. In conclusio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nternal factors (i.e., differentiation, reconstruction) seem to directly affect the direction and mod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development ; industrialization ; urbanization ; areal model ; rural revitalization ;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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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陈燕纯, 龚建周.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J]. 地理研究, 2019, 38(3): 725-74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092

YANG Ren, CHEN Yanchun, GONG Jianzhou. Evolution and regional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under rapi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725-740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092

1 引言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借助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乡村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基础推动着资本积累过程[1],但由于区位、资源等条件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致使城乡差距日益加大,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出现乡村衰退等发展困境[2]。乡村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乡村发展和振兴给予了高度关注,国家针对乡村发展政策历经了多个阶段演进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制度执行开始,1982年起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持续支持农业农村发展。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国家层面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明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取消农业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和新村住宅建设等直接改善乡村生活和生计的措施,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发展的新时期。2013年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发布国家标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推动乡村建设“有标可依”,涌现出浙江安吉“生态保护型”、江西婺源“休闲旅游型”等多种特色模式范本。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和目标,乡村建设的重点从以往的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转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培育。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优先进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区位上紧邻港澳,外向型经济驱动显著,发展出独特的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自下而上的珠江模式),表现出高城镇化率(2017年末达到85.29%)、企业助推发展、内生性发展、混杂性、空间破碎分化等典型特征。纵观国内外研究进展,针对乡村发展研究成果丰硕。在国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面临城乡发展不均衡[2]、小城镇边缘化[3]、粮食过剩、人口外流、老龄化、乡村贫困、环境恶化等乡村发展问题[4]。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过程,乡村发展经历了产业工业化和服务化重构和消费化转型过程,学者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乡村的意义和未来,出现“乡村田园诗(rural idyll)”[5]、“乡村多功能转变”[6]、“分化的乡村”[7]、“后乡村”[8]、“便利设施移民(amenity migration)”[9]和“商业逆城市化(commercial counterurbanisation)”[10]等理论主张。有学者根据英国乡村区域化现象将乡村划分为休闲产业及住宅开发为主的乡村、靠近大都市圈的发展型乡村、存在大片世袭私人土地与农庄的乡村、发展迟缓或缺乏开发条件的偏远乡村四大分化类别[7],认为“分化的乡村”背后是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11],驱动乡村系统性变革有四个因素:乡村社区恢复力(resilience)、繁荣和幸福感(prosperity and well-being)、乡村治理(rural governance)、知识和创新(knowledge and innovation)[12]。文化和公共交通也在乡村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3,14,15]。国内学者对乡村发展与转型阶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梳理了自下而上工业化、市场推动、政府主导等发展阶段[16];空间上历经乡村工业用地急剧扩张、乡村空间大量消亡到乡村集中居住社区大规模涌现的社区化的变迁过程,空间生产推动其乡村空间形态变迁[16]。珠三角地区具有较强的宗族传统[17],在外向经济的驱动下,历经工业化、城市化到都市化的过程,乡村发展动力、路径和模式具有独特性。在不同区位和发展条件背景下,乡村的发展历程和空间分化动力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格局,在低成本导向下形成大量的城中村;城市持续扩张城郊村的融入发展,远郊村的要素流失和重塑等对乡村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文献综述和大量典型案例分析,将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的阶段性及其驱动机制,尝试总结出较为典型的乡村发展地域模式,以期对其他地区乡村振兴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阶段及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向型经济、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多重驱动下,珠三角地区的乡村经历了快速发展与转型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珠江模式”,根据主导动力的差异特征,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表1)。

表1   珠三角乡村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Tab. 1   Rural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时间阶段动力产业制度治理土地利用空间景观
1978年
以前
传统农村发展阶段一口通商相对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人民公社等宗族治理桑基鱼塘以广州为单核心的空间格局均质化单一传统农业景观
1978—
2000年
工业化驱动发展
阶段
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贸工农型、劳动密集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制度、对外开放、权力下放、土地股份制乡政村治“非正规”土地开发,建制镇建设用地分散蔓延,土地资本化“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工农景观混杂
2000—
2008年
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发展阶段政府主导
的土地开
发和基础
设施建设
资金、技术密集型行政区划兼并、村改居等社区治理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乡村空间不断萎缩“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格局城乡景观叠合混杂、城中村景观
2009年
至今
都市化下乡村急剧转型阶段都市圈建设、政府干预、产业升级转型多元产业新农村建设、三旧改造等社区治理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张,乡村空间逐渐消亡大城市群下马赛克式的空间格局同质化
新村社
区景观

新窗口打开

2.1 1978年以前:传统农村发展阶段

珠三角地区作为典型的冲积平原,土地相对平整和肥沃、河网交织,一直以来农业发展基础较好。15—19世纪初,在“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下,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在国际市场需求之下,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带动了大量缫丝厂的投资和建设,“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成为了当时珠三角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的主导方式,乡村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桑基鱼塘”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17,18,19]。同时,该地区宗族和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比较强大,近代村落的形成本质上是宗族再造发展形成的产物[17],宗族制推动了桑基鱼塘的发展。乡村宗族族田所占比例较大,特别地方族田所占比例平均高达50%,宗族拥有较强的物力和财力,因地制宜地将低洼之地进行深挖整理为鱼塘,并将挖出泥土筑为塘基,进行果树和桑树种植。以蚕丝业为主的手工业、陶瓷和铁器业等的兴起和发展,使得蚕丝和陶瓷等贸易输出与“废稻树桑”而需稻米输入的工商贸易及运输业在乡村逐渐发展,逐渐产生大量圩镇集市,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逐步将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纳入国家体系中,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乡村经济几乎全部以农业(及部分渔业)为主[20]。改革开放前,珠三角地区呈现以广州为单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广州以外的地区基本上处于农业状态,主要呈现为传统农业景观[21,22,23]

2.2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

1978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广大乡村经历了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24],人口、产业和用地等空间要素“就地转移”城镇化,村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形成了“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22]。优先开放的政策支持及紧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及比城市更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地方政府适时行政放权及诸多农村政策改革,推进珠三角地区乡村快速发展。家庭承包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手工业和人民公社时期发展起的社队企业成为珠三角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25];统购派购农副产品的减少及农贸市场的开放,促成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贸工农型产业结构,为珠三角地区乡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新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香港加工工业的转移更偏向于劳动力和土地廉价、交通和电力设施完善、存在亲缘关系以及在环境污染方面控制较宽松的乡村地区[22],乡村地区将港商的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原来社队企业上,发展成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尤以珠江西岸地区最为典型。珠江东岸紧邻香港,更方便承接香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演化发展出外商经营为主的“前店后厂”模式[25]。外资企业在乡镇的投资建厂和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外来人口迁入[26]。村集体进行厂房建造和村民积极建自住房推动“房东经济”兴起,业态上出现工农业混合特点,乡村聚落空间逐渐演化为“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厂房及住房建设引发了城市周边村镇大规模的“非正规”土地开发[27],乡村建设用地以村镇为单位无序低效蔓延[24],生态空间被割裂,空间上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分散化形态格局[28]

20世纪90年代,伴随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珠三角乡村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欧美、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等全球生产性企业的大量入驻,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工业园来招商引资,大量集体用地被征用以满足急速增长的用地需求[20]。随着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位于城乡交错带、交通区位改善的村庄得到青睐,规模化的“开发区”、“工业园”大量建设,工业用地和宅基地等建设用地扩展,村集体收入急速增长[29],村集体将部分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完善改变了村镇落后面貌[22]。工业发展的“去乡村化”直接促成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空间多元分化,形成点状的居住空间、斑块状的工业空间以及面状的农业生产空间格局[24]。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承包的土地调整问题、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问题以及大量乡镇企业倒闭或转制后遗留的集体建设用地问题越发突出。当地政府开启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实现土地利用的空间整合,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以户口为依据的配股和分红机制建立起来,整合后土地释放资产和资本的属性价值,驱动村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经营土地为主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社区经济组织随之兴起,土地的家庭承包模式逐步消失,土地、厂房和商铺等出租成为村集体主要收入来源,整个珠三角地区乡村以“土地资本化”模式推进工业化[20]

2.3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为珠三角乡村地区外向驱动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布局优化[30]。另外,珠三角地区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凸显,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开始转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制造业的撤离致使物业过剩和土地低效利用[31]。乡村工业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过度分散和破碎化的空间格局不利于资源整合,带来了管理碎化和规模效益损失问题[32,33]。政府开始加快城市化发展,主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更多分散的农村土地纳入城市管辖范围,乡村空间不断退缩,形成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惠州和肇庆9个城市中心为集聚焦点的“大集聚,小分散”格局[32,34]。随着城市空间持续扩张,为规避社会和征地成本,政府通常绕开农村居民点,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农村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进行开发,大量农村居民点被新建成的城市包围,形成“城中村”景观[35],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从事第一产业,其生存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36]。在“村改居”政策推动下,政府将可以纳入城市管辖范围的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以城市管理模式治理乡村[37,38]。从2001年顺德等市进行“村改居”试点,到2002年广州市出台《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并推进138个“城中村”的村改居,之后深圳、佛山、中山、东莞、珠海等市普遍推行村改居,乡村社区化进程加快。总体上,该时期珠三角乡村空间、经济和社会均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混杂性”特征。空间上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格局演变,农业用地与非农建设用地交错分布,城乡空间景观叠合混杂;经济上,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带来三产服务机会,农村非农化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混合型经济;社会方面,随着外来人口进入和社区管理引入,乡土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两种成分在乡村空间并存,形成一种人口、文化、治理多元混杂的城乡混合社会形态[24]

2.4 2009年至今:都市化下乡村急剧转型阶段

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深入,经济、金融、服务业和通讯设施等要素集中化,珠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区域化,进入都市化发展新阶段[39,40,41,42]。200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出台标志着珠三角地区朝着都市化方向发展,政府主导的集约型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珠三角发展新动力,以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大城市群为发展核心的“大集聚”格局形成[24]。在都市圈建设的影响下,城乡之间要素交互流动的强度加大,都市核心区朝着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转型并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将制造业、服务业后台环节等外溢到城市周边郊区,产业的区域化配置推动珠三角乡村多元化发展,乡村空间急剧分化,城乡趋向网络一体化方向发展。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政府开始转向“限制增量土地,挖掘存量用地”的集约城镇发展道路。2009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开启了独具珠三角特色的“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的城市更新改造模式。其中,城中村是“三旧改造”的重点,尤以广州最为突出(目前广州存在138个城中村,占城市面积22%,数量大、范围广[43])。城中村凭着良好区位、廉价住房和宽松管制等条件成为城市中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44],“出租屋经济”盛行,用地混杂、建筑密集、设施匮乏、环境质量差[45],在土地利用、建筑景观、规划管理和社区文化[46]等方面都和周边城市地域存在强烈差异及矛盾,治理村庄“非正规空间”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城中村土地上覆盖着超复杂的权利和高密度的物业,其改造牵涉多方利益,涉及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和相关利益纠纷等问题,实际操作难度大。珠三角地区村集体社会力量强大,村集体股权制度下产生的集体共同土地出租收入和宗族传统,都使得利益一致的村民为了扩大集体既得利益而产生一致对外的动力[27,47],因拆迁产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频发,城中村改造程度慢。至2017年底,广州市已批复的42个旧村改造项目中只有8个村顺利完成改造更新,城中村的非正规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空间上往往具有破碎化特征,呈现出大城市群下马赛克式的空间格局[48]

3 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的地域模式

3.1 城市区域乡村地域模式

3.1.1 城市区域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型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嫁接在乡村社队企业基础之上,发展成为外向型乡镇企业,在中山、顺德、南海、东莞等地区尤为普遍。这类乡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在20世纪涌现许多“亿元村”,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迁入,乡村长期呈现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混居状态,村集体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除了乡镇企业的利润收入,还包括服务于外来企业和人口的物业租赁业收入。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除了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之外,还承担提供社会福利及公共产品等社会职能,其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和新居建设等公共领域,改善了乡村整体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乡镇企业改制浪潮,乡镇企业转变为更具竞争力的独立私营经济体,迎来新一轮经济发展。传统农业村落逐渐转型为工业村落,第二产业成为乡村支柱产业,推动了乡村地区就地城镇化进程。进入21世纪,“村改居”推动乡村社区化发展[49]。村委会加大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民间兴趣团体兴起,社区生活方式更显现代化,社会文化逐渐成为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社区治理上,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社等经济体快速发展;有的乡村引入社会组织协助社区管理,比如佛山沙边村;私营企业家群体凭借大量社会资源对社区社会公共生活等方面影响越来越突出,比如中山永宁村[50]。珠三角“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型”乡村呈现出治理主体由二元向多元转变的趋势,形成“党委领导、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新格局[51],从工业村落朝着文化社区转变。

3.1.2 城市区域工业集聚型 珠三角城中村作为城市地租洼地和管制“灰地”,许多是自下而上内生型发展,通常依托于周边地区主导产业,凭借村内土地非正规供给及低廉租金为企业提供了理想空间,从而形成相关企业集聚[52,53]。随着全球化下跨国生产要素流动和国际产业转移,外贸公司亦倾向于将大量订单分包给成本低廉的非正规工厂,促进了城中村低端制造业蓬勃发展,并普遍沿道路两侧集聚,形成独特的工业景观,演化为独具特色的“工业集聚型”模式,比如广州市康乐村依托中大纺织商圈集聚大量服装制造企业。在工业集聚过程中,城中村制造企业与周边商圈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的循环因果关系是其发展的重要机制,族群关系网络往往在其中充当发展的媒介,以“链式迁移(Chain migration)”模式带来大规模的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形成不同地方文化和力量交织的社会空间和乡缘社区。城中村企业普遍具有小型化、分散化及非正规化的特征,空间上工业用地多与商业、住宅用地相互镶套,破碎性和混杂性特征显著;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立体化特征明显[52]

3.1.3 城市区域保护更新型 “保护更新型”是城市区域古村落的发展模式。珠三角地区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城市旧城区古村落较多,随着城市空间迅速扩张,许多千年村落日渐衰落,成为城中村,文化景观面临现代化侵蚀。1998年广州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一批古村落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对古民居、宗祠等进行修缮和保护,同时整治和改善周边环境,以静态展示的方式吸引游客参观游览。古村落风貌吸引了大量创意工作者前来进行写生、摄影等艺术创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创意项目、艺术活动和特色商铺等纷纷相继落户古村落,创意阶层集聚推动了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形成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特色化模式,比如广州市小洲村和黄埔古村【54】。目前许多古村落村民在旅游开发中参与度偏低,主要依靠住房出租及商铺或流动摊点的经营维持生计。为此广州开始探索自下而上、公众参与的自我更新方式(比如广州深井村),政府、学校、企业与村民等多主体协商合作,使村民主体真正参与社区规划、改造与治理,形成共同缔造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

3.1.4 城市区域全面更新型 “全面更新型”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城中村发展模式,其特点是整体拆除重建,村民集体外迁(回迁)。2005年,深圳市政府对渔农村进行整体爆破拆除,渔农村成为第一个“全面更新型”的城中村。深圳市的城中村改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整体拆除重建的全面改造;另一种是不涉及房屋拆迁的生活环境综合整治[55]。在实践中,全面改造是城中村发展的主要模式,大批地处城市CBD的城中村被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内,通过整村拆除重建调整城中村的用地功能并重塑空间景观,消减城乡差异及冲突。城中村是由政府、地方自治组织、本地村民、周边居民和地痞组织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44],全面更新的实质是各方利益协调过程,广州市猎德村的综合改造提供了较为成功的案例。猎德村以政府为主导,村为实施主体,首次引入房地产开发商进行资金筹措,政府出政策不出钱,打破了以往禁止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惯例。在利益平衡方面,以“三分制”原则将地块划分出村民安置区、开发商商业区和集体物业区,政府所得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村集体,村集体以土地产权置换开发商物业,筹措资金用于拆迁安置等,以“原位安置、拆一补一”原则进行实物补偿。此举创造了政府、村集体、开发商和村民共赢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改造的顺利进行[56,57]

3.2 城市近郊乡村地域模式

3.2.1 近郊产业集聚型 随着城市生产成本上升,许多制造业更倾向于选址在城市边缘区,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使近郊乡村的区位优势更加显著,发展出“产业集聚型”的地域模式。近郊乡村凭借低廉充裕的土地资源自行招商引资,吸引大批制造业工厂和工业园进驻,或是外来人口到近郊创办加工工厂并通过乡缘关系“链式迁移”而形成集聚[58],乡村支柱产业从传统农业转变为制造业[59],村民逐渐放弃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发展物业租赁和服务业,部分村民“带资入股”成为生产企业的股东,房屋租金和村集体分红等成为了村民新收入来源,但也存在自愿选择不就业的主观剩余劳动力问题[60]。近10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变革,互联网为近郊发展带来新契机,部分近郊依托便利的交通、紧邻城市的优势区位、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低廉的生活生产成本,吸引电商行业集聚,开始从工业村向淘宝村转型。2014年广州市已形成24个“淘宝村”,分布在白云、番禺、花都和增城等近郊区域,主要经营服装、皮具箱包等产品。比如地处城市边缘区的里仁洞村是广州市最早兴起且最具规模的“淘宝村”,随着亚运会召开前的迎宾公路等重要道路设施建设,第一批潮汕人到此从事淘宝电子商务,短短两年时间里仁洞村形成以600余家电子商户为核心的电子商务产业链,以经营女士服饰为主,同时带动周边包装、胶袋供应、生活服务、广告公司、电商培训等配套集聚[60]。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电商服务业转变[61]。空间特征由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转变为更为多元化、集中化、立体化的发展[62]

3.2.2 近郊旅游开发型 乡村田园生活和自然景观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和休闲的身心需求,并且表现出短期、近距离、体验式和自驾式等需求特点,距离大中城市数小时交通圈内且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近郊地区乡村旅游开始蓬勃发展,“旅游开发型”成为近郊地区重要的地域模式,发展出景区开发、民宿、农庄等多种旅游经营方式。除了政府主导的类型之外,近郊的旅游开发还表现出较大的内生性动力,比如深圳市官湖村,其发展来自大城市居民的民宿开发行为,并依托熟人关系网络媒介形成涟漪效应,吸引更多大城市居民前来从事旅游开发活动,使民宿旅游业在当地迅速扩张至一定规模,成为一个民宿旅游目的地[63]

3.3 城市远郊乡村地域模式

3.3.1 远郊传统农业型 城市远郊“传统农业型”乡村的发展,普遍通过土地流转维持当地农业的正常生产,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代耕农,代耕农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遍布珠三角乡村地区。随着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服务业发展,珠三角发达地区乡村许多农民“洗脚上田”,转入第二、三产业,耕地粗放经营和抛荒现象日趋严重,为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当地政府开始雇佣外地农民耕种农田,成为珠三角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补偿的有效手段[64]。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外省农民在生计驱动下主动流入珠三角乡村地区租地耕种,代耕农群体一般来自耕作环境差、收益低的落后山区[65],具有自发性、兼业性、流动性大、数量大和分散性特征[64],与当地农民或村组之间存在土地租赁关系[66]。代耕农业实质是珠三角地区乡村土地流转的一种体现,能够缓解人地矛盾,优化资源配置,并且有效保护耕地[65],巩固了珠三角第一产业稳定发展态势。但代耕农越来越成为城镇化发展的边缘群体,至今采用传统方式耕作,受制于落户困难导致的建房限制和较高租房成本同时也为寻求方便,往往选择在村落边缘或农田间搭建棚屋居住,面临着物质生活贫困、社区融入度低、社会排斥和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等生存困境。

3.3.2 远郊现代农业型 远郊乡村受区位、自然和交通条件限制,难以集聚第二产业,农业现代化和打造“一村一品”特色是其乡村重构的主要方式。珠三角远郊广大乡村地处典型丘陵地区,人多地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均耕地面积很小,水利设施差,农业生产一直高投入低产出,许多村民被迫外出务工。农业现代化能够集中破碎分散的农地,统一经营和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大力支持产供销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催生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市场等经济组织[67],龙头企业通过规模整合、技术传播和市场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经营主体之一,但只靠龙头企业难以与规模过小的农户合作,农业产业化发展还有赖于企业和农户的纽带——农业合作社的成长与成熟,因此,“公司+合作社+农户”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理想模式[68]。其中,土地流转是其重要环节,珠三角地区普遍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3.3.3 远郊电商集聚型 随着电子商务在乡村迅速渗透,互联网突破了地理空间约束,给区位条件较差、外生性动力不足的远郊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出现“电商集聚型”的地域模式。电子商务创业在乡村地区更具成本优势,有些远郊乡村电子商务兴起之初带有创业能人绩效显著的偶然因素,随之在村民中扩散,由当地政府、企业或电子商务协会主导推动农村“电商”规模化发展。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提出“千县万村”计划,旨在3~5年间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激活乡村电商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同时,政府适时扶持和推动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如2013年揭阳市政府集中资源打造军埔村为“电商第一村”[69],同时电商行业协会弥补了政府有限理性的角色,在政府和网商之间建立起双向信息传递和互动学习机制[70,71]。在这过程中,远郊乡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普及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工纷纷返乡创业,推动乡村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3.3.4 远郊旅游开发型 珠三角远郊地处粤西北山区,土地酸性偏大,生产力低下,但原生态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尤其丹霞地貌广布,因此,依托较大型景区开发的“旅游开发型”成为远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模式。比如地处丹霞山核心景区的瑶塘村,自1986年起丹霞山风景名胜区陆续成为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广东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旅游开发成为瑶塘村发展的转折点。在村集体资金有限情况下,瑶塘村以土地无偿供给吸引外来人员投资建房,村民以“家庭旅馆+农家餐馆”的模式参与旅游,年收入大幅度提高。在村落内部,景区位置对空间发展指向尤为明显,瑶塘村内乡村空间分化成三大片区,其建筑景观、经营规模、村民收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奔康区是最早建成的新村片区,地理位置优越,地段风景好,房屋整齐划一,环境干净整洁,村民年收入最高。其他片区客源较少,设施不够完善,经营规模较小,依然不少村民外出务工[72]

3.3.5 远郊自然演化型 珠三角远郊乡村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经济落后,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若没有政府或企业等外在力量主导推动,这类“自然演化型”乡村普遍走向贫困化和空心化。其中,许多古老村落的农业文明和地域文化遗存随着人口外流逐渐凋敝,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是目前远郊面临的重要问题,比如梅州市“客家古民居村落”茶山村,有着梅州地区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客家围屋建筑群,这些建筑多为村民私人所有,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外出打工,少数妇女、老人、儿童留守村中,村民没有能力承担修缮祖屋的费用,日久失修,维修资金短缺是其最大难题,对这类遗产村落需要在严格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和制定统筹相关利益的保护规划[73]。除此之外,远郊还有一些基础薄弱且老人逝去、壮年外出务工的空壳村,将不可避免逐步走向衰亡,可以进行整合,引导其合理消失[74]

珠三角乡村不同区位下的地域发展模式见表2

表2   珠三角乡村不同区位下的地域发展模式

Tab. 2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模式外部环境区位条件类型产业动力分布特点问题典型案例
城市区域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型改革开放;
香港产业转移
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集体经济基础坚实;侨乡工业社区;文化社区外向型
制造业
乡镇企业;
产业园;
社会文化
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等集体经济实力强,文化氛围好,基础设施完善,本地与外来人口混居,就地城镇化,社区化,文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生计、土地、产业非农化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融合问题、外来人口的治理管理 问题中山永宁村、佛山西华村、龙眼村和沙边村
城市区域工业集聚型90年代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毗邻城市商圈;交通便利城中村低端制造业、物业租赁业依托商圈的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族群关系网广州市商业区居多同行业空间集聚,乡缘社区,人口地域多元性,重塑社区认同和地方感,生计、土地、产业非农化非正规性广州康乐村、东风村
城市区域保护更新型城市空间迅速扩张毗邻市区;交通便利;历史积淀深厚古村落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政府规划建设;创意阶层驱动;社区参与广州市老城区社区化、历史文化特色、文化多元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生计、土地、产业非农化村民维持较低层次的经济参与方式广州小洲村、黄埔古村、深井村
城市区域全面更新型城市规划建设空间扩张,土地需求增大毗邻城市黄金地段;交通 便利城中村房地产、物业租赁业政府广州、深圳等社区化,整体拆除重建,村民重新安置和集中居住,生计、土地、产业非农化“钉子户”等社会问题、乡村特色消失广州猎德村
近郊产业集聚型区域交通条件改善;城市生产成本上升毗邻城市;交通便利工业村低端制造业、物业租赁业、电商服务业工业园依托、族群关系网广州等城市边缘区乡缘社区、多元化、集中化、立体化主观劳动力问题广州里仁洞村、瑞宝村
近郊旅游开发型城市居民越来越向往乡村自然毗邻城市;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区体验型旅游业、物业租赁业自主创业、关系网络深圳等城市短时交通圈内社区主体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内生性环境污染等问题深圳官湖村
模式外部环境区位条件类型产业动力分布特点问题典型案例
远郊电商集聚型信息技术变革,产业升级转型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淘宝村电商服务业政府粤东西北的中心镇或中心村小型店铺经营形式同质化竞争、人才匮乏等问题揭阳军埔村
远郊旅游开发型旅游业
兴起
偏远山区;土地贫瘠;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区观光旅游业依托较大型景区开发丹霞地貌等原生态远郊地区村落内地理位置优势不同而空间分化明显、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参与管理生态环境问题韶关瑶塘村
远郊传统农业型二、三产业发展;生计非农化,农用地边际化人口持续外流;耕作环境较好传统村落种植农业土地流转制度广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区离乡不离土的人口流动形式、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代耕农群体发展
问题
惠州铁场村
远郊现代农业型市场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偏远山区;人多地少新农村农业产业化、
生态旅游业
龙头企业、土地流转广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区品牌化,规模化,市场导向,一村一品,企业化管理农民文化和技术水平不高、资金来源等问题梅州长教村
远郊自然演化型城乡差距拉大偏远山区、土地生产力低下、历史资源保留较好古村落、贫困村等种植农业自然条件粤西北等山区空心化、贫困化、土地高投入低产出历史资源保护问题、留守群体等社会问题广州塱头古村、梅州茶山村、江门仓东村

新窗口打开

4 结论

(1)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转型紧扣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特殊地理区位和政策优势,促使该地区的乡村在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受到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和自上而下的都市化发展的双重影响,相对都市不同区位的乡村绝对地租和可达性的差异性,使其承接不同的产业类型,产业转型驱动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组,以及治理方式的转变,城市地域的乡村普遍经历了农业去中心化向现代社区治理方式转变。

(2)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转型大致历经了4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前,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珠三角乡村地区“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兴起,形成“桑基鱼塘”有机循环集约的农业生产模式,该时期主要以宗族和乡绅“自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为主,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改革开放以来,自下而上开启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珠三角乡村形成“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活居住”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工业的“去乡村化”推动了珠三角乡村空间的分化,呈现点状的乡村居住空间、斑块状的工业和城镇空间、面状的农业生产空间,空间格局演变为“小集聚,大分散”。2000—2008年,政府主导推动城市扩张,通过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格局。2009年至今,政府加快珠三角都市圈建设,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分化,同时面临文化符号消失危机,破碎化的乡村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大城市群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

(3)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动下,珠三角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地域模式。着眼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的不同地域类型,主要包括城市区域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型、城市区域工业集聚型、城市区域保护更新型、城市区域全面更新型、近郊产业集聚型、近郊旅游开发型、远郊电商集聚型、远郊旅游开发型、远郊传统农业型、远郊现代农业型、远郊自然演化型等。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直接影响到乡村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Schneider M.

Wasting the rural: Meat, manure, and the politics of agro-industri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Geoforum, 2015, 29(1): 81-83.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5.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2] Breau S.

Rising inequality in Canada: A regional perspective

. Applied Geography, 2015, 61: 58-69.

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4.11.01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61Regional patterns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re examined in Canada.61A multi-level model i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inequality.61Labor market, socio-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re key factors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3] Wirth P, Elis V, Müller B, et al.

Peripheralisation of small towns in Germany and Japan: Dealing with economic decline and population loss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62-75.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7.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Worldwide, many small towns have become the chronic patients of regional policy.61The main causes are population loss and failed adjustment to structural change.61Cases of rural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Japan show highly similar characteristics.61Market-oriented concepts of regional policy seem unsuited to resolving the problems.61Approaches like Life Beyond Growth seem to be appropriate for small towns.
[4] 王萍.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及其提供的思考

.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4): 56-62, 156-1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 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本文整理了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兴起的背景,总结了乡村转型研究的规范内容以及对国内村庄转型研究的启示, 认为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研究单位选择、转型的本质问题、共性和特殊性以及欧美经验适用性等重要的思考价值。

[Wang Ping.

On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5, (4): 56-62, 156-1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 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本文整理了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兴起的背景,总结了乡村转型研究的规范内容以及对国内村庄转型研究的启示, 认为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研究单位选择、转型的本质问题、共性和特殊性以及欧美经验适用性等重要的思考价值。
[5] Little J, Austin P.

Women and the rural idyll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6, 12(2): 101-111.

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96)00004-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xistence of a ‘rural idyll’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social scientists working within the rural field. Yet the term itself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critical attention. In particular, the vari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s of the rural idyll amongst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The cultural turn in rural geography and the emphasis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placed on identifying and studying the rural ‘oth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notion of a rural idyll to be unpack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rural dwell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the rural idyll in maintaining rural gender relations. It examines women's attitudes towards and experiences of two key elements of the rural idyll;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Drawing on material from interviews with women in rural Avon in the south west of England, the paper shows how women's identity as ‘rural women’ is closely tied in to their images and understanding of rural society. It is argued, in particular, that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and acceptable to women are built on very strong assumption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motherhood and belonging within a rural community. Some of the mor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expectations are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women's involvement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labour market.
[6] Holmes J.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2): 142-160.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5.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irection, complexity and pace of rural change in affluent, western societie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which a variable mix of consumption and protection values has emerged, contesting the former dominance of production values, and leading to greater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rural occupance at all scales. This transition is propelled by three dominant driving forces, namely: agricultural overcapacity; the emergence of market-driven amenity values; and growing societal awareness of sustainability and preservation issues. Australia's generous supply of land and spars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has facilitated local transitions towards enhanced consumption and protection values, enabling a clearer delineation of emerging differentiated modes of rural occupance than in more contested locales. In Australia seven distinctive modes of occupance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recedence given to production, consumption or protection values. These modes are described as: productivist agricultural; rural amenity; small farm (or pluriactive); peri-metropolitan; marginalized agri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Within these seven mode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are identified, indicating variability in the intensity and type of resource use. Articulation of the transition concept may provide synergy between discrete discourses in rural research.
[7] Marsden T, Murdoch J, Lowe P, et al.Con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 London: UCL Press, 1993.

[本文引用: 2]     

[8] Halfacree K H.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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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93)9000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re is currently a debate taking place in the ‘rural’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rural’. Two main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to this issue are to define the rural in either descriptive or socio-cultural terms. However, both can be criticized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for adopting an inadequate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As a resul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but problematic tendency to try to define the rural in terms of a distinctive type of locality. However, there is yet another means of definition, which has been somewhat neg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This alternative can best be approached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contrasting discourses of academics and non-academics.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theory enables us to define the rural in terms of the disembodied cognitive structures which we use as rules and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our everyday world, through both 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 actions. Moreover, in an increasingly post-modern era it can be argued that such an ‘immaterial’ definition may be assuming dominance over its locality-based alternative.
[9] Perkins H C, Mackay M, Espiner S.

Putting pinot alongside merino in Cromwell District, Central Otago, New Zealand: Rural ame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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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5.03.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A study of rural change in a high amenity region in New Zealand is presented.61The influences of amenity migration on the region are discussed.61The ways actors have engaged in novel investment practice are illustrated.61How places ‘re-resource’ in processes of globalisation is interpreted.61Interpretations of amenity migration and rural change in the Antipodes are advanced.
[10] Mitchell C J A, Madden M.

Re-thinking commercial counterurbanis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Nova Scotia, Canada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6: 137-148.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4.07.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Commercial counterurbanisation does not align with demographic counterurbanisation.61Scholars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s of ‘commercial counterurbanitess’ instead.61Commercial counterurbanites enhance the identity and employment base of St. Peter's.61Their impacts stem from passive/purposeful social, economic and civic connections.61Commercial counterurbanites are facilitating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11]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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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udianti A, Syahbana J A, Suprapt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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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Kampung Jayengan as community-based industrial tourism.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227: 485-492.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6.06.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uniqueness of an area gives a lasting impression for special-interest tourists, which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local potencial become an embry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tourism. Beside jewel craft, as the main potency,KampungJayengan also has strong potential in religion-based culin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are centered in Darussalam Mosque. In the future it could be a new tourism destination 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rakarta as Creative Industrial-based C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as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industrial tourismkampung.
[15] Stastna M, Vaishar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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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勇, 李广斌, 王传海.

基于空间生产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规划应对

. 规划师, 2012, 28(4): 110-1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2.04.02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空间转型驱动机制进行剖析可知,空间生产是推动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根本动力。根据空间生产的动力,将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划分为乡村自主、市场推动和政府主导三个阶段。而乡村空间生产的内容也由“工业空间生产”向“居住空间生产”转变。针对苏南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的多重危机,规划应以“人”的尺度审视、设计空间,并以民主形式推动、实现乡村空间的自我管理,以期减小空间生产的负面影响。

[Wang Yong, Li Guangbin, Wang Chuanhai.

Space production based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countryside space transition

. Planners, 2012, 28(4): 110-1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2.04.02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空间转型驱动机制进行剖析可知,空间生产是推动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根本动力。根据空间生产的动力,将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划分为乡村自主、市场推动和政府主导三个阶段。而乡村空间生产的内容也由“工业空间生产”向“居住空间生产”转变。针对苏南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的多重危机,规划应以“人”的尺度审视、设计空间,并以民主形式推动、实现乡村空间的自我管理,以期减小空间生产的负面影响。
[17] 林永新.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 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3): 101-110.

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50301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对农村工业化的理论解释,除了需求条件和土地条件这两个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因素外,还应具备农村社区克服政府管制、从而将农村工业化由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转化条件。借用社会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大共同体和宗族小共同体这两种中国农村当前主要的治理模式时农村工业化的不同影响,提出存在宗族小共同体是满足转化条件、触发农村工业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比较了三个典型农村地区宗族小共同体的现象及其作用,提出珠三角宗族传统最强,诱发了农村工业化、城中村等一系列集体违规现象;苏南宗族传统最弱,农村工业化先兴起后衰退都主要是大共同体直接推动的结果;温州宗族自治传统较强,但其发展机会更加多元化,削弱了对开发本村农村土地的诉求。小共同体对城镇化工业化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政策应在鼓励社区自治、保障村民权益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Lin Yongx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semi-urb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outh Jiangsu, and Wenzhou

.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3): 101-110.]

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50301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对农村工业化的理论解释,除了需求条件和土地条件这两个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因素外,还应具备农村社区克服政府管制、从而将农村工业化由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转化条件。借用社会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大共同体和宗族小共同体这两种中国农村当前主要的治理模式时农村工业化的不同影响,提出存在宗族小共同体是满足转化条件、触发农村工业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比较了三个典型农村地区宗族小共同体的现象及其作用,提出珠三角宗族传统最强,诱发了农村工业化、城中村等一系列集体违规现象;苏南宗族传统最弱,农村工业化先兴起后衰退都主要是大共同体直接推动的结果;温州宗族自治传统较强,但其发展机会更加多元化,削弱了对开发本村农村土地的诉求。小共同体对城镇化工业化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政策应在鼓励社区自治、保障村民权益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18] 黄启臣. 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见: 倪根金. 生物史与农史新探: 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1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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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赖作莲.

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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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335.2003.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珠 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农业雏形 ,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 ,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的结合起来。史载 :“顺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鱼、猪、蚕、桑四者齐养”。(1) 桑基鱼塘由于自身的优势 ,能实现良性

[Lai Zuolian.

The development of Mulberry Fish Po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03, (1): 99-1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335.2003.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珠 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农业雏形 ,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 ,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的结合起来。史载 :“顺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鱼、猪、蚕、桑四者齐养”。(1) 桑基鱼塘由于自身的优势 ,能实现良性
[20] 孔善广.

珠三角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区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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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珠三角农村经历了从宗族治理到政权管治再到社区自治的转换。目前珠三角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有别于中国普遍意义上的农村,基本成立了以土地股份合作为主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落正向职业人口多元化居住社区转变,并存在"两委一社"的治理架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定位问题、土地经营问题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职能、体制和法律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Kong Shanguang.

Th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and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Study and Practice, 2011, (1): 31-3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珠三角农村经历了从宗族治理到政权管治再到社区自治的转换。目前珠三角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有别于中国普遍意义上的农村,基本成立了以土地股份合作为主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落正向职业人口多元化居住社区转变,并存在"两委一社"的治理架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定位问题、土地经营问题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职能、体制和法律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21] 范建红, 陈烈, 寇军.

乡村景观空间演变的文化解读: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 建筑学报, 2009, (10): 83-85.

https://doi.org/10.3969/j.issn.0529-1399.2009.10.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乡村景观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出发,论述了其空间演变经历的传统—竞争—支配—演替(同化)4个阶段,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提出乡村景观的空间演变与文化的传播及入侵是密切相关的,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3方面进行珠江三角洲乡村景观空间演变的阐释。

[Fan Jianhong, Chen Lie, Kou Ju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space evolution: Take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example

.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09, (10): 83-85.]

https://doi.org/10.3969/j.issn.0529-1399.2009.10.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乡村景观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出发,论述了其空间演变经历的传统—竞争—支配—演替(同化)4个阶段,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提出乡村景观的空间演变与文化的传播及入侵是密切相关的,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3方面进行珠江三角洲乡村景观空间演变的阐释。
[22] 许学强, 李郇.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

. 经济地理, 2009, 29(1): 13-18.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Xu Xueqiang, Li Xun.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urbaniz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1): 13-18.]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23] 许学强. 现代城市地理学.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本文引用: 1]     

[Xu Xueqiang. Modern Urban Geography.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8.]

[本文引用: 1]     

[24] 肖红娟.

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转型及规划策略研究

. 现代城市研究, 2013, 28(6): 41-45, 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3.06.008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程,总结了该地区乡村的二元性和低效性特征,研究了乡村转型的趋势,以及传统乡村空间的消亡、地域认同感的消失、村民发展前景的风险、村民自主性的缺失等危机,并提出了城乡规划的应对策略,包括:划定乡村控制线,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构建“中心城市-新市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城乡体系;引导乡村产业多元化和“三产化”;通过建设“乡村文化绿道”将乡村整合进区域休闲网络;整合配置城乡公交网和乡村公共设施;构建两级互动的乡村规划建设体制。

[Xiao Hongjuan.

The study on rural transition and planning tactics in the Pearl Delta Area

.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3, 28(6): 41-45, 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3.06.008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程,总结了该地区乡村的二元性和低效性特征,研究了乡村转型的趋势,以及传统乡村空间的消亡、地域认同感的消失、村民发展前景的风险、村民自主性的缺失等危机,并提出了城乡规划的应对策略,包括:划定乡村控制线,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构建“中心城市-新市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城乡体系;引导乡村产业多元化和“三产化”;通过建设“乡村文化绿道”将乡村整合进区域休闲网络;整合配置城乡公交网和乡村公共设施;构建两级互动的乡村规划建设体制。
[25] 费孝通.

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下)

. 瞭望周刊, 1992, (28): 1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今年三月初,费孝通教授重访南 粤,对珠江模式进行追踪调查。回首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乡镇企业功不可没。费老的这篇《再认识》不仅对初期“三来一补”经营方式的历史、地理和现实的 原因和作用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认为广东乡镇企业后续发展,应在“借船出海”的基础上,把外资、现代技术以及先进的经营方式嫁接过来,做到“造船出 海”。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上已有不少县市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本文也做了一些总结和分析。由于篇幅有限《再认识》将分两次刊完。

[Fei Xiaotong.

Recognition of the Pearl River Model(Part 2)

. Agency Outlook Weekly, 1992, (28): 1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今年三月初,费孝通教授重访南 粤,对珠江模式进行追踪调查。回首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乡镇企业功不可没。费老的这篇《再认识》不仅对初期“三来一补”经营方式的历史、地理和现实的 原因和作用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认为广东乡镇企业后续发展,应在“借船出海”的基础上,把外资、现代技术以及先进的经营方式嫁接过来,做到“造船出 海”。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上已有不少县市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本文也做了一些总结和分析。由于篇幅有限《再认识》将分两次刊完。
[26] 许学强, 李郇.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三十年

. 人文地理, 2009, 24(1):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政策变化与城镇化演进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特点与动力机制,认为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模式在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括小城镇发展、城镇化路径以及城镇化主体的讨论,21世纪后,对农村城镇化的反思推动了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向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转化;本文进一步对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Xu Xueqiang, Li Xun.

Research on the urbanization of Pearl River Delta (1978-2008): Review and preview

. Human Geography, 2009, 24(1):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政策变化与城镇化演进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特点与动力机制,认为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模式在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括小城镇发展、城镇化路径以及城镇化主体的讨论,21世纪后,对农村城镇化的反思推动了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向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转化;本文进一步对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27] 贺雪峰.

论摊大饼式的城市化

. 社会科学家, 2017, (8): 8-13.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就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人口,而且城市面积会扩张,之前用于农业的土地要转变为城市二、三产业用地。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宝贵,节约每一寸土地都很重要,因此,土地城市化必须要集约节约。因为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特定区位的农地非农使用会产生大量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就会引发各利益主体的激烈博弈。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如何城市化上面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些观点还激烈对立。不过,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反对摊大饼式城市化上面有着难得的一致意见。只是什么是摊大饼式城市的内涵上,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试图讨论什么是摊大饼式城市化以及提出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若干认识。

[He Xuefeng.

On the urbanization model of urban sprawl

. Social Scientist, 2017, (8): 8-13.]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就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人口,而且城市面积会扩张,之前用于农业的土地要转变为城市二、三产业用地。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宝贵,节约每一寸土地都很重要,因此,土地城市化必须要集约节约。因为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特定区位的农地非农使用会产生大量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就会引发各利益主体的激烈博弈。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如何城市化上面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些观点还激烈对立。不过,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反对摊大饼式城市化上面有着难得的一致意见。只是什么是摊大饼式城市的内涵上,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试图讨论什么是摊大饼式城市化以及提出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若干认识。
[28] 黄慧明.

城乡土地产权关系视角下的空间形态研究: 以佛山顺德为例

. 规划师, 2010, 26(7): 107-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7.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传统城市形态研究往往只关注传统城市形态要 素。忽略中国城乡土地产权关系将难以解析城乡空间形态面临问题与发展趋势。本文将尝试提供一个视角,通过分析城乡土地产权与空间形态的关系,透视城乡土地 产权政策的空间影响,从而判别产权视角下的空间要素,最终提炼出新型城乡产权制度设计下的空间优化组织思路。

[Huang Huiming.

Property rights based urban-rural spatial morphology: Shunde example

. Planners, 2010, 26(7): 107-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7.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传统城市形态研究往往只关注传统城市形态要 素。忽略中国城乡土地产权关系将难以解析城乡空间形态面临问题与发展趋势。本文将尝试提供一个视角,通过分析城乡土地产权与空间形态的关系,透视城乡土地 产权政策的空间影响,从而判别产权视角下的空间要素,最终提炼出新型城乡产权制度设计下的空间优化组织思路。
[29] 魏开, 魏成.

土地资本化视角下的乡村发展研究: 珠江三角洲村庄土地变化的一个案例

. 生态经济, 2013, (1):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407.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追溯 珠江三角洲一个村庄在过去约30年的土地变化过程。在市场化转型和乡村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下,以土地资本化的视角,从个体(家庭)-村集体-企业的关系角 度,探讨该社区土地变化及空间演变的深层机制,力求解析农村土地在由资源转为资产继而转为资本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

[Wei Kai, Wei Cheng.

A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from land capitalization point of view: A case study of the land change of a village in Pearl River Delta

. Ecological Economy, 2013, (1):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407.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追溯 珠江三角洲一个村庄在过去约30年的土地变化过程。在市场化转型和乡村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下,以土地资本化的视角,从个体(家庭)-村集体-企业的关系角 度,探讨该社区土地变化及空间演变的深层机制,力求解析农村土地在由资源转为资产继而转为资本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
[30] 周立彩.

中国加入WTO对广东产业布局的影响及调整对策

. 南方经济, 2000, (10): 72-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加入WTO对广东珠三角、东西两翼和山区三大经济区域的第一、二、三产业布局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布避调整对策;按照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原则从总体上作好农业规划,调整主要农产品在三大区域的布局;充分考虑工业对原材料、市场、运输等因素的不同依赖程度,调整区域间第二产业的布局;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作好旅游资源开发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升级。

[Zhou Licai.

The impacet of China's entry into WTO on industrial layout and adjustment countermeasures in Guangdong

. South China Economy, 2000, (10): 72-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加入WTO对广东珠三角、东西两翼和山区三大经济区域的第一、二、三产业布局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布避调整对策;按照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原则从总体上作好农业规划,调整主要农产品在三大区域的布局;充分考虑工业对原材料、市场、运输等因素的不同依赖程度,调整区域间第二产业的布局;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作好旅游资源开发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升级。
[31] 贺雪峰.

浙江农村与珠三角农村的比较: 以浙江宁海与广东东莞作为对象

.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6(6): 91-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化路径的差异,造成两地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交往模式的差异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差异。当前的浙江农村社会充满活力,而珠三角农村却落入到土地食利者利益固化的陷阱中了。

[He Xuefe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o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the villages in Ninghai County and Dongguan City

.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16(6): 91-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化路径的差异,造成两地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交往模式的差异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差异。当前的浙江农村社会充满活力,而珠三角农村却落入到土地食利者利益固化的陷阱中了。
[32] 尹来盛, 冯邦彦.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 经济地理, 2012, 32(1): 63-7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 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 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 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 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Yin Laisheng, Feng Bangya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 region

.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1): 63-7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 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 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 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 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33] 李郇, 谢石营, 杜志威, .

从行政区划调整到同城化规划: 中国区域管治的转向

. 城市规划, 2016, 40(11): 72-77, 86.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1111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特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中国行政区划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发展问题,政府通过"经济区建设"、"撤县(市)设区"等行政兼并方式具有负面效应,而"同城化"将逐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新的区域管治模式,是中国区域空间管治转向的重要标志。但同城化地区管治面临管治主体层级差异、规划内容衔接失效和跨界合作激励缺乏三方面的困境,而同城化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交流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和实现协调成为共识达成的平台,为未来区域管治转向的重要手段。随后,本文提出从基本任务、工作框架和编制程序三方面来构建同城化规划编制的整体框架,为同城化地区规划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Li Xun, Xie Shiying, Du Zhiwei, et al.

From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to cross-boundary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11): 72-77, 86.]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1111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特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中国行政区划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发展问题,政府通过"经济区建设"、"撤县(市)设区"等行政兼并方式具有负面效应,而"同城化"将逐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新的区域管治模式,是中国区域空间管治转向的重要标志。但同城化地区管治面临管治主体层级差异、规划内容衔接失效和跨界合作激励缺乏三方面的困境,而同城化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交流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和实现协调成为共识达成的平台,为未来区域管治转向的重要手段。随后,本文提出从基本任务、工作框架和编制程序三方面来构建同城化规划编制的整体框架,为同城化地区规划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34] 李郇, 徐现祥.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02-12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Li Xun, Xu Xianxiang.

Impact analysis of turning counties(cities) into districts to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02-12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35] 仝德, 冯长春, 邓金杰.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 以深圳特区为例

. 地理研究, 2011, 30(3): 437-44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3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城中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为研究对象,分析原特区91个城中村占地规模、建设总量、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发现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空间形态演化一般规律,但受历史渊源和体制限制又表现出特殊性:原始规模不具区位差异;发展初期以土地有限蔓延为主,空间形态开始表现区位差异;快速发展期开发强度呈现距离衰减趋势,靠近城市中心的城中村主要通过提高建筑层数扩大建设规模,城市边缘区城中村通过平面和立面共同扩张增加建设规模;发展成熟阶段的城中村启动以降低建筑密度为主的改造从而提升单位面积土地收益。研究成果可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模式进行补充,而且可为政府管理城中村制定措施提供建议——不能无视城中村作为一类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诉求和演化趋势,应结合城市产业发腰和不同层次居民住房需要,引导城中村空间形态理性发展。

[Tong De, Feng Changchun, Deng Jinjie.

Spatial evolution and cause analysis of urban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3): 437-44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3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城中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为研究对象,分析原特区91个城中村占地规模、建设总量、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发现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空间形态演化一般规律,但受历史渊源和体制限制又表现出特殊性:原始规模不具区位差异;发展初期以土地有限蔓延为主,空间形态开始表现区位差异;快速发展期开发强度呈现距离衰减趋势,靠近城市中心的城中村主要通过提高建筑层数扩大建设规模,城市边缘区城中村通过平面和立面共同扩张增加建设规模;发展成熟阶段的城中村启动以降低建筑密度为主的改造从而提升单位面积土地收益。研究成果可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模式进行补充,而且可为政府管理城中村制定措施提供建议——不能无视城中村作为一类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诉求和演化趋势,应结合城市产业发腰和不同层次居民住房需要,引导城中村空间形态理性发展。
[36] 杨贵华.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

. 湖南社会科学, 2011, (5): 63-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 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 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 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 正视.

[Yang Guihua.

On the path of "The Village Chang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 Hunan Social Sciences, 2011, (5): 63-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 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 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 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 正视.
[37] 李棉管.

“村改居”: 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广东省佛山市N区的个案研究

. 中国农村观察, 2014, (1): 13-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广东省佛山市N区的“村改居”项目通过打破城乡分割、实现政经分离、将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引入农村来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N区却仍保留了诸多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变迁的悖论可通过历史制度主义得到解释。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N区“村改居”的制度现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一方面,体制锁定造成了制度依存,新制度不得不在现有的制度场域中寻找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回报递增和利益群体的博弈也使得制度始终在延续和变迁之间求得平衡。制度变迁不是简单的“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制度场域及制度所塑造的利益群体对于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

[Li Mianguan.

"The Village Chang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th dependence: A case study of N district i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 China Rural Survey, 2014, (1): 13-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广东省佛山市N区的“村改居”项目通过打破城乡分割、实现政经分离、将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引入农村来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N区却仍保留了诸多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变迁的悖论可通过历史制度主义得到解释。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N区“村改居”的制度现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一方面,体制锁定造成了制度依存,新制度不得不在现有的制度场域中寻找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回报递增和利益群体的博弈也使得制度始终在延续和变迁之间求得平衡。制度变迁不是简单的“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制度场域及制度所塑造的利益群体对于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
[38] 蓝常高.

“村改居”和增进城市特质

. 社会科学家, 2006, (2): 135-14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240.2006.02.0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将“村改居”放在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村改居”使完成了居住地转换和职业转换的人们获得了制度化的确认。但是“村改居”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点。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使“村改居”社区不断增进城市特质。从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贯彻平等原则。扶助弱势群体,创造祥和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去努力创业、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Lan Changgao.

"The Village Changed" and enhancing urban identity

. Social Scientist, 2006, (2): 135-14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240.2006.02.0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将“村改居”放在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村改居”使完成了居住地转换和职业转换的人们获得了制度化的确认。但是“村改居”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点。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使“村改居”社区不断增进城市特质。从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贯彻平等原则。扶助弱势群体,创造祥和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去努力创业、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39] 简博秀.

全球化观点的中国都市与区域研究

. 地理学报, 2004, (S1): 93-10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4.z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成为近来影响空间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甚至成为城市一区域研究的一个新世纪的讨论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全球市场供需失调的发展,伴随着经济、金融、服务业和通信设施等的集中化,使得全球化的现象反映在一个空间聚集的“全球”都市层级中。作者将试图透过全球化议题所产生在中国都市和区域空间的发展面向,提出一个新的观察与假设,作为对未来中国“都市与区域研究”的一个建议。文中从现有的全球化与空间研究着手,对未来在全球化所进行的研究主题提出初步的响应和可能的讨论,包括:世界城市、都市化、城市一区域的形构、跨国空间的联结、都市空间结构的转换、区域不均衡和社会极化等。

[Jian Boxiu.

Prospect on urban and regionl research in China: A view of globalization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S1): 93-10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4.z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成为近来影响空间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甚至成为城市一区域研究的一个新世纪的讨论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全球市场供需失调的发展,伴随着经济、金融、服务业和通信设施等的集中化,使得全球化的现象反映在一个空间聚集的“全球”都市层级中。作者将试图透过全球化议题所产生在中国都市和区域空间的发展面向,提出一个新的观察与假设,作为对未来中国“都市与区域研究”的一个建议。文中从现有的全球化与空间研究着手,对未来在全球化所进行的研究主题提出初步的响应和可能的讨论,包括:世界城市、都市化、城市一区域的形构、跨国空间的联结、都市空间结构的转换、区域不均衡和社会极化等。
[40] 谢守红, 宁越敏.

城市化与郊区化: 转型期都市空间变化的引擎: 对广州的实证分析

. 城市规划, 2003, (11): 24-29, 3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总人口、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分 布和变动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 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这一现象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空间表现,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都市发展的特点.

[Xie Shouhong, Ning Yuemin.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The dual engines to spatial change of Chinese metropolis under transitional er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 (11): 24-29, 3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总人口、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分 布和变动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 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这一现象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空间表现,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都市发展的特点.
[41] 宁越敏.

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 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地理科学, 2011, 31(3): 257-2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Ning Yuemin.

Definition of Chinese metropolitan areas and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Role of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3): 257-2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42] 刘士林.

都市化进程论

. 学术月刊, 2006, (12): 5-12.

[本文引用: 1]     

[Liu Shilin.

O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metropolitan

. Academic Monthly, 2006, (12): 5-12.]

[本文引用: 1]     

[43] 陶海燕, 周淑丽, 卓莉.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 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 地理研究, 2014, 33(7): 1207-121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Tao Haiyan, Zhou Shuli, Zhuo Li.

Group decision-making on well-order renovation of urban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7): 1207-121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44] 薛德升,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管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 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 地理研究, 2008, 25(6): 1390-1398, 1484.

https://doi.org/10.11821/yj200806001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

Regulation beyond formal regulation: Spatial gathering and surviving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urban village case study in Xiadu Village of Guangzhou C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5(6): 1390-1398, 1484.]

https://doi.org/10.11821/yj200806001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
[45] 刘宣.

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 广州、深圳案例

. 地理研究, 2010, 29(4): 693-702.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4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acing the huge gaps between the urban villages and urban area around them in land use efficiency, landscape, social life and planning control,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s initi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ownership is changed from collective owned to state owned land, villagers are admitted as citizens and collectives are reorganized as companies to manage their assets.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鈥 thu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re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is launched. This research aims at identify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and use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and analyzing the hampers for redevelopment. 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has not eliminated the hampers for redevelopment but aggravated them.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three facts as follows: 1. land ownership of new 'state-owned land' is incomplete, and could not promote land users to redevelop; 2. legal and illegal land is interwoven, increasing the cost for land assembly and redevelopment; 3. cost and revenue for land use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are disequilibrium for different land users, causing the low proportion of public facility provision by the collectives, the high density development of villager houses and low quality of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According to thi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rovide public facilities in which collectives could hardly burden and reclaim the cost by introducing public facility tax, etc.; 2. the governments should punish the former urban villagers for illegal housing development to avoid overuse of the land; 3. 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offered to land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y'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land and crease incentive for high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4. redevelopment area could cover not only previously collective owned land but also some state owned land to make overall plans and take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redevelopment.

[Liu Xuan.

On the hampers of re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y” under the high-spe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Case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4): 693-702.]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4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acing the huge gaps between the urban villages and urban area around them in land use efficiency, landscape, social life and planning control,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s initi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ownership is changed from collective owned to state owned land, villagers are admitted as citizens and collectives are reorganized as companies to manage their assets.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鈥 thu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re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is launched. This research aims at identify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and use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and analyzing the hampers for redevelopment. 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has not eliminated the hampers for redevelopment but aggravated them.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three facts as follows: 1. land ownership of new 'state-owned land' is incomplete, and could not promote land users to redevelop; 2. legal and illegal land is interwoven, increasing the cost for land assembly and redevelopment; 3. cost and revenue for land use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are disequilibrium for different land users, causing the low proportion of public facility provision by the collectives, the high density development of villager houses and low quality of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According to thi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rovide public facilities in which collectives could hardly burden and reclaim the cost by introducing public facility tax, etc.; 2. the governments should punish the former urban villagers for illegal housing development to avoid overuse of the land; 3. 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offered to land in 'transitional community'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land and crease incentive for high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4. redevelopment area could cover not only previously collective owned land but also some state owned land to make overall plans and take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redevelopment.
[46] 何深静, 钱俊希, 吴敏华.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 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

. 地理研究, 2011, 30(8): 1508-151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80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学生化作为绅士化现象的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学生群体对于城市空间进行重构的现象。起因于学生群体的居住偏好,以及投资者与房屋所有者的寻租行为,面向学生群体的居住空间开始产生并聚集,形成独特的学生化社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基于对学生化现象相关研究的综述,本文对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邻近的下渡村学生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阐明其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影响。进而阐释了中西方学生化现象的异同。学生化现象的研究对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快速重构的复杂机制有着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亦有其实践层面的意义。

[He Shenjing, Qian Junxi, Wu Minhua.

Studentification in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Xiadu Village,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8): 1508-151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80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学生化作为绅士化现象的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学生群体对于城市空间进行重构的现象。起因于学生群体的居住偏好,以及投资者与房屋所有者的寻租行为,面向学生群体的居住空间开始产生并聚集,形成独特的学生化社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基于对学生化现象相关研究的综述,本文对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邻近的下渡村学生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阐明其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影响。进而阐释了中西方学生化现象的异同。学生化现象的研究对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快速重构的复杂机制有着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亦有其实践层面的意义。
[47] 杨忍, 陈燕纯, 徐茜.

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交互作用视角的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 地理科学, 2018, 38(4): 511-521.

[本文引用: 1]     

[Yang Ren, Chen Yanchun, Xu Qian.

Evolu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land use in semi-urbanized areas and its multi-dynamic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Shunde District in Foshan City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4): 511-521.]

[本文引用: 1]     

[48] 刘毅华, 陈浩龙, 林彰平, .

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演变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

. 经济地理, 2015, 35(5): 126-13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5.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国内外对非正规经济空间研究的不足,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空间集聚及其功能分化特征,进而探讨了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在城中村集聚与碎片化现象并存,并产生了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微观非正规经济空间集聚与分化行为,导致了城中村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变化,进而使得城中村中心迁移,空间发生重构,土地利用冲突明显。非正规经济空间形态及格局的演化在大学城城中村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双向建构关系。

[Liu Yihua, Chen Haolong, Lin Zhanping, et al.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informal economy and its influence on land use in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Nanting Village in Guangzhou College Town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5): 126-13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5.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国内外对非正规经济空间研究的不足,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空间集聚及其功能分化特征,进而探讨了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在城中村集聚与碎片化现象并存,并产生了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微观非正规经济空间集聚与分化行为,导致了城中村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变化,进而使得城中村中心迁移,空间发生重构,土地利用冲突明显。非正规经济空间形态及格局的演化在大学城城中村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双向建构关系。
[49] 刘士林.

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文化转型

. 学术月刊, 2014, 46(7): 94-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历史上讲,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都属于传统城市化形态;从类型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是旧的城市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新型城镇化的主题是文化型城市化,在框架上是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的有机统一。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在逻辑上必然包括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三个层面,分别解决城市发展需要的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文精神。新型城镇化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城市化进程。

[Liu Shilin.

New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ing pattern in China

. Academic Monthly, 2014, 46(7): 94-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历史上讲,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都属于传统城市化形态;从类型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是旧的城市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新型城镇化的主题是文化型城市化,在框架上是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的有机统一。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在逻辑上必然包括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三个层面,分别解决城市发展需要的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文精神。新型城镇化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城市化进程。
[50] 李翠玲.

“老板”参与下的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 珠三角个案研究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7(5): 133-14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7023.2013.05.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何建构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秩序,探索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整合的新路径,已成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表明,作为先富阶层,“老板”在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显示,当地“老板”通过发起组织、亲身参与和提供资助等方式,积极投身文化娱乐、庆典仪式等社区公共活动,并表现出追求生活乐趣、热心公益、回报社区等公民品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认同和社区凝聚力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在“老板”阶层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下,公益、互惠和志愿精神等价值观日益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扩散,对培育具有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建立新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指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乡村社区的团结依然可以实现。“老板”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为转型时期乡村公共性的培育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同时也为新型乡村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Li Cuiling.

The revival of rural community public life with Laoban’s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Pearl River Delta

.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 27(5): 133-14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7023.2013.05.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何建构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秩序,探索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整合的新路径,已成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表明,作为先富阶层,“老板”在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显示,当地“老板”通过发起组织、亲身参与和提供资助等方式,积极投身文化娱乐、庆典仪式等社区公共活动,并表现出追求生活乐趣、热心公益、回报社区等公民品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认同和社区凝聚力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在“老板”阶层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下,公益、互惠和志愿精神等价值观日益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扩散,对培育具有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建立新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指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乡村社区的团结依然可以实现。“老板”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为转型时期乡村公共性的培育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同时也为新型乡村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51] 郭丽兰.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 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 中州学刊, 2016, (11): 6-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751.2016.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Guo Lilan.

The main body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changes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6, (11): 6-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751.2016.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52] 夏丽丽, 赵耀龙, 欧阳军, .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 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 地理研究, 2012, 31(7): 1294-130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1988.03.001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Xia Lili, Zhao Yaolong, Ouyang Jun,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engzhongcun: A case study of Kangle village,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7): 1294-130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1988.03.001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53] 李志刚, 刘晔, 陈宏胜.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 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910-192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Li Zhigang, Liu Ye, Chen Hongsheng.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neo-migrants’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bei Village,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910-192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54] 梁明珠, 赵思佳.

文化导向的城市历史村镇更新模式比较研究: 以广州市小洲村、黄埔古村、沙湾古镇为例

. 现代城市研究, 2015, (4): 48-5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5.04.007      URL      摘要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城市历史村镇成为一个城市珍贵但又脆弱的组成部分,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成为城市历史村镇保护、传承和创新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根据参与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不同,将城市历史村镇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分为古建民居导向的展示模式,创意阶层导向的体验模式以及社区居民导向的参与模式,并以广州市小洲村、黄埔古村和沙湾古镇作为案例,对其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进行分类和比较研究,以期对国内城市历史村镇选择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带来借鉴与启发。

[Liang Mingzhu, Zhao Sijia.

Comparison study on culture-oriented regeneration mode of historic towns located in cities: Case study on Xiaozhou Village, Huangpu Ancient Village and Shawan Ancient Town

.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 (4): 48-5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5.04.007      URL      摘要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城市历史村镇成为一个城市珍贵但又脆弱的组成部分,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成为城市历史村镇保护、传承和创新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根据参与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不同,将城市历史村镇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分为古建民居导向的展示模式,创意阶层导向的体验模式以及社区居民导向的参与模式,并以广州市小洲村、黄埔古村和沙湾古镇作为案例,对其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进行分类和比较研究,以期对国内城市历史村镇选择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带来借鉴与启发。
[55] 王鼎, 李如如. 新形势下深圳城中村更新模式探讨: 以石凹村综合整治为例. 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规划60年: 成就与挑战: 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0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本文引用: 1]     

[Wang Ding, Li Ruru.Discussion on the renewal mode of village in Shenzhe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ake the comprehensive renovate of Shiao Village as an example. In: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Planning 60 Year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Nat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 2016(10 Urban-rur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Research).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56] 李丽娟, 朱鸿伟.

城中村改造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以广州猎德村为例

. 特区经济, 2009, (10): 146-1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涉及多个相关主体的工程,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并实现共赢是改造工作顺利进行以及最后获得成功的关键。本文将以广州第一个城中村改造试点——猎德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改造过程中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总结其顺利改造的成功经验,从而为其他城中村的改造工作提供实践和理论借鉴。

[Li Lijuan, Zhu Hongwei.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s interest relater analysis: Take Guangzhou Liede Village as example

. Special Zone Economy, 2009, (10): 146-1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涉及多个相关主体的工程,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并实现共赢是改造工作顺利进行以及最后获得成功的关键。本文将以广州第一个城中村改造试点——猎德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改造过程中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总结其顺利改造的成功经验,从而为其他城中村的改造工作提供实践和理论借鉴。
[57] 刘晔, 刘于琪, 李志刚.

“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 以广州猎德为例

. 城市规划, 2012, 36(7): 81-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广州市猎德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回迁安置小区村民的市民化状况,探讨改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任务。实证表明,猎德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村民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村民的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村民恪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安全策略,改造后的猎德在集体土地转制、集体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谋生方式和角色认同转变等方面仍面临巨大阻力。因此,这种改造模式只能造成村民的"被动市民化",即被动地接受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上游离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最后,分别从观念与实践的角度为推动村民的"主动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Liu Ye, Liu Yuqi, Li Zhigang.

Citizenization of native villagers after redeveloped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ede Community, Guangzhou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7): 81-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广州市猎德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回迁安置小区村民的市民化状况,探讨改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任务。实证表明,猎德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村民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村民的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村民恪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安全策略,改造后的猎德在集体土地转制、集体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谋生方式和角色认同转变等方面仍面临巨大阻力。因此,这种改造模式只能造成村民的"被动市民化",即被动地接受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上游离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最后,分别从观念与实践的角度为推动村民的"主动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58] 吴廷烨, 刘云刚, 王丰龙.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 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

. 人文地理, 2013, 28(6): 86-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Wu Tingye,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urban-rural frontier: A case study of Rainbow, a float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community in Guangzhou

. Human Geography, 2013, 28(6): 86-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59] 张嘉欣, 千庆兰, 陈颖彪, .

空间生产视角下广州里仁洞“淘宝村”的空间变迁

. 经济地理, 2016, 36(1): 120-12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1.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资本积累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淘宝村空间变迁过程、资本积累及其背后的权利关系。研究表明:1自1990年代以来,里仁洞村经历了从传统村落—工业村落—城中村—淘宝村的空间变迁,在此过程中其资本累积和权利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2在传统农业村落时期,主要依靠种植番薯、水稻等农产品获得农业资本积累;在乡镇工业化时期,通过把原有的集体土地出租转化为工业生产资料,依靠厂房等供给和分红获取资本累积;在城中村和淘宝村阶段,村政府通过宅基地重新分配和住宅新村建设,村民住房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村落空间也成为资本化空间。3与此同时,以潮汕人为主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从事淘宝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业,本地村民的社会联系弱化,外来者成为权力主体,通过地缘、亲缘关系,形成生产、生活中的权力共享。

[Zhang Jiaxin, Qian Qinlan, Chen Yinbiao, et al.

The spatial change of Tao Bao Village in Lirengdong,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20-12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1.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资本积累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淘宝村空间变迁过程、资本积累及其背后的权利关系。研究表明:1自1990年代以来,里仁洞村经历了从传统村落—工业村落—城中村—淘宝村的空间变迁,在此过程中其资本累积和权利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2在传统农业村落时期,主要依靠种植番薯、水稻等农产品获得农业资本积累;在乡镇工业化时期,通过把原有的集体土地出租转化为工业生产资料,依靠厂房等供给和分红获取资本累积;在城中村和淘宝村阶段,村政府通过宅基地重新分配和住宅新村建设,村民住房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村落空间也成为资本化空间。3与此同时,以潮汕人为主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从事淘宝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业,本地村民的社会联系弱化,外来者成为权力主体,通过地缘、亲缘关系,形成生产、生活中的权力共享。
[60] 郑慧华, 肖美平.

珠江三角洲富裕农村地区的“主观剩余劳动力”问题研究: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村个案

. 青年研究, 2002, (05): 19-23, 38.

[本文引用: 2]     

[Zheng Huihua, Xiao Meiping.

Study on the "Subjective Surplus Labor" in the affluent rural area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case of Ruibao Village,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 Youth Studies, 2002, (5): 19-23, 38.]

[本文引用: 2]     

[61] 吴昕晖, 袁振杰, 朱竑.

全球信息网络与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 以广州里仁洞“淘宝村”为例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47(2): 115-123.

https://doi.org/10.6054/j.jscnun.2014.12.0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为案例地,重点关注乡村通过信息网络以全新的经济地位嵌入全球竞争,在此背景下其乡村性的建构与重构,并尝试剖析信息时代下乡村地方性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淘宝村"的出现凸显了全球信息网络对传统乡村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了"全球乡村"新型经济体的形成."淘宝村"与发展乡村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共同组成了国内乡村重构的第3种模式,乡村在信息网络的帮助下已然成为新的发展极,挑战着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对乡村性的重构处于持续的动态过程中,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及村民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村民对乡村的理解趋向多元化,逐步发展出全球视野,对个人的事业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乡村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

[Wu Xinhui, Yuan Zhenjie, Zhu Hong.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urality: A case based on "Taobao" Village in Guangzhou

.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 47(2): 115-123.]

https://doi.org/10.6054/j.jscnun.2014.12.0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为案例地,重点关注乡村通过信息网络以全新的经济地位嵌入全球竞争,在此背景下其乡村性的建构与重构,并尝试剖析信息时代下乡村地方性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淘宝村"的出现凸显了全球信息网络对传统乡村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了"全球乡村"新型经济体的形成."淘宝村"与发展乡村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共同组成了国内乡村重构的第3种模式,乡村在信息网络的帮助下已然成为新的发展极,挑战着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对乡村性的重构处于持续的动态过程中,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及村民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村民对乡村的理解趋向多元化,逐步发展出全球视野,对个人的事业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乡村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
[62] 杨思, 李郇, 魏宗财, .

“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

. 规划师, 2016, 32(5): 117-1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6.05.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虚拟的新型经济活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与空间集聚的实体形态—淘宝村,并促成了农村空间及产业形态的重构,为"互联网+"时代下农村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路径。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例,探索在"互联网+"时代下我国村庄的空间变迁与重构的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里仁洞村经历了"工业化发展期—商业转型期—电商升级期"的空间变迁历程,其空间结构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且边缘区不断扩展。另外,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向更加多元化、集聚化、立体化的新垂直和水平空间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电子商务产业加速了空间重构的过程,自组织模式下的同乡社会网络成为空间变迁的触发器,以政府为主导的空间改造推动了村庄空间的良性发展和有机更新。这为我国村庄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Yang Si, Li Xun, Wei Zongcai, et al.

Spatial transi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Internet+ era

. Planners, 2016, 32(5): 117-1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6.05.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虚拟的新型经济活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与空间集聚的实体形态—淘宝村,并促成了农村空间及产业形态的重构,为"互联网+"时代下农村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路径。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例,探索在"互联网+"时代下我国村庄的空间变迁与重构的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里仁洞村经历了"工业化发展期—商业转型期—电商升级期"的空间变迁历程,其空间结构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且边缘区不断扩展。另外,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向更加多元化、集聚化、立体化的新垂直和水平空间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电子商务产业加速了空间重构的过程,自组织模式下的同乡社会网络成为空间变迁的触发器,以政府为主导的空间改造推动了村庄空间的良性发展和有机更新。这为我国村庄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63] 陈燕纯, 杨忍, 王敏.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 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718-7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2)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3)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4)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Chen Yanchun, Yang Ren, Wang Mi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tourism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actor-network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718-7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2)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3)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4)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64] 陶晓勇.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代耕经营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 农业经济问题, 1986, (10): 16-18, 6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正 近几年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开发,三角洲外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入三角洲内从事“代耕”经营,规模逐年增长,对三角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不小,值得注意。 一、代耕活动及其性质 根据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各县(包括深圳市)所作的初步调查情况来看,目前三角洲内,外地农民的“代耕”活动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Tao Xiaoyo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substitute farm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1986, (10): 16-18, 6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正 近几年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开发,三角洲外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入三角洲内从事“代耕”经营,规模逐年增长,对三角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不小,值得注意。 一、代耕活动及其性质 根据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各县(包括深圳市)所作的初步调查情况来看,目前三角洲内,外地农民的“代耕”活动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65] 向安强, 吴惠萍, 马骏.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及其相关问题透析: 以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民强大队“代耕农”为中心

.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1(1): 42-4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 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编外农民"。通过开平长沙民强大队的"代耕农"现象,呈现其社会景况与社会贡献,透视其面临的入户、住房、子女教 育、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与困境,剖析其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提出"代耕农"问题与困境的制度性破解方略。希望社会各界对"代耕农"的出路予以关注和思考, 妥善解决"代耕农"问题。

[Xiang Anqiang, Wu Huiping, Ma Jun.

The "Daigeng farmers"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floating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31(1): 42-4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 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编外农民"。通过开平长沙民强大队的"代耕农"现象,呈现其社会景况与社会贡献,透视其面临的入户、住房、子女教 育、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与困境,剖析其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提出"代耕农"问题与困境的制度性破解方略。希望社会各界对"代耕农"的出路予以关注和思考, 妥善解决"代耕农"问题。
[66] 陈海真, 李颖欣, 商春荣.

“代耕农”: “离乡不离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以广东省博罗县铁场村为例

. 青年研究, 2007, (7): 32-37.

[本文引用: 1]     

[Chen Haizhen, Li Yinxin, Shan Chunrong.

"Daigeng farmers": Rural labor transfer mode of "Leave Their Home for County": A case study of Tiechang Village, Boluo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 Youth Studies, 2007, (7): 32-37.]

[本文引用: 1]     

[67] 胡冬生, 余秀江, 王宣喻.

农业产业化路径选择: 农地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 以广东梅州长教村为例

. 中国农村观察, 2010, (3): 47-5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依据广东省长教村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互动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绩效,并探讨了农业产业组织演进及其趋势对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框架内,转包、反租倒包、“股田制”租赁等不同农地流转方式诱导了不同的契约选择和产业组织形式,在缔约方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绩效和收入分配变异,但都不能稳步促进长教村农业产业化发展。从其产业组织发展趋势来看,农地经营权入股流转、发辰股份合作经济将成为长教村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必然趋势。基于路径依赖下最大化净收益的制度改革路径选择,满足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对农地制度变迁的要求,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农地流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为农地制度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Hu Dongsheng, Yu Xiujiang, Wang Xuanyu.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ath choice: Farmland shares transfer and the joint-stock coope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angjiao Village, Meizhou, Guangdong

. China Rural Survey, 2010, (3): 47-5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依据广东省长教村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互动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绩效,并探讨了农业产业组织演进及其趋势对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框架内,转包、反租倒包、“股田制”租赁等不同农地流转方式诱导了不同的契约选择和产业组织形式,在缔约方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绩效和收入分配变异,但都不能稳步促进长教村农业产业化发展。从其产业组织发展趋势来看,农地经营权入股流转、发辰股份合作经济将成为长教村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必然趋势。基于路径依赖下最大化净收益的制度改革路径选择,满足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对农地制度变迁的要求,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农地流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为农地制度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68] 郭庆海.

小农户:属性、类型、经营状态及其与现代农业衔接

.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6): 25-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现阶段小农户仍是农业经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与传统农业下的小农具有迥然不同的属性。尽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之间存有种种矛盾,但他们内在的基因中含有不可切割的现代元素。依据收入结构的差异可将小农户区分为全职农户、兼业1型农户、兼业2型农户和非农户。因与农业利益的相关度不同,使他们在农业经营中的从业行为不同。克服小农户的局限性,将其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最有效方式是构造具有整合功能的服务组织载体,包括市场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其中以合作经济的机制实现集体经济的创新,赋予其整合与服务小农户的功能,是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

[Guo Qinghai.

Small farmers: Attribute, type, status of management and the way of embedding modern agriculture

.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6): 25-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现阶段小农户仍是农业经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与传统农业下的小农具有迥然不同的属性。尽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之间存有种种矛盾,但他们内在的基因中含有不可切割的现代元素。依据收入结构的差异可将小农户区分为全职农户、兼业1型农户、兼业2型农户和非农户。因与农业利益的相关度不同,使他们在农业经营中的从业行为不同。克服小农户的局限性,将其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最有效方式是构造具有整合功能的服务组织载体,包括市场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其中以合作经济的机制实现集体经济的创新,赋予其整合与服务小农户的功能,是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
[69] 梁强, 邹立凯, 杨学儒, .

政府支持对包容性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揭阳军埔农村电商创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 南方经济, 2016, (1): 42-5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249.2016.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淘宝村”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集群模式。文章基于包容性创业理论视角,以广东揭阳军埔淘宝村为案例,提出了政府支持情境下包容性创业模型,分析和归纳了农村电商包容性创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基本路径。研究表明:政府对包容性创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扶持创业活动。

[Liang Qiang, Zhou Likai, Yang Xueru, et al.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 Case study of Jieyang Junpu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ial cluster

.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 42-5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249.2016.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淘宝村”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集群模式。文章基于包容性创业理论视角,以广东揭阳军埔淘宝村为案例,提出了政府支持情境下包容性创业模型,分析和归纳了农村电商包容性创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基本路径。研究表明:政府对包容性创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扶持创业活动。
[70] 曾亿武, 邱东茂, 沈逸婷, .

淘宝村形成过程研究: 以东风村和军埔村为例

. 经济地理, 2015, 35(12): 90-9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东风村和军埔村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淘宝村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包含引进项目、初级扩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和纵向集聚五个环节,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单纯依靠民间自发力量完成淘宝村的萌芽和初步发展,第二阶段是淘宝村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政府开始介入,行业协会成立,各类服务主体进驻村庄。为了促进雏形期淘宝村加快成型,政府的扶持是有必要的,重点加强科学引导和服务能力,及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为了培育新的淘宝村,可以采取的孵化措施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创业的成本优势,充分挖掘当地传统产业的潜能,鼓励有意向的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返乡。

[Zeng Yiwu, Qiu Dongmao, Shen Yiting, et 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Taking Dongfeng Village and Junpu Village as examples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90-9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东风村和军埔村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淘宝村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包含引进项目、初级扩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和纵向集聚五个环节,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单纯依靠民间自发力量完成淘宝村的萌芽和初步发展,第二阶段是淘宝村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政府开始介入,行业协会成立,各类服务主体进驻村庄。为了促进雏形期淘宝村加快成型,政府的扶持是有必要的,重点加强科学引导和服务能力,及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为了培育新的淘宝村,可以采取的孵化措施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创业的成本优势,充分挖掘当地传统产业的潜能,鼓励有意向的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返乡。
[71] 曾亿武, 郭红东.

电子商务协会促进淘宝村发展的机理及其运行机制: 以广东省揭阳市军埔村的实践为例

.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6): 51-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有关理论和军埔村的个案实践,阐释了电子商务协会促进淘宝村发展的机理及其运行机制。淘宝村通过成立电子商务协会谋求主动性集体效率,具体来讲,电子商务协会对淘宝村集体效率具有四种提升机制:一是强化集群的外部经济;二是规避产品同质化引发的恶性竞争;三是增强市场地位以应对外部竞争;四是吸取更多的外部资源。电子商务协会还可以充当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组织角色。协会自主与政府扶持相结合,会员对理事会具有控制权,是协会运行良好的前提。在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者具备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协会可以实现较好的行业自律。

[Zeng Yiwu, Guo Hongdong.

The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of electronic commerce 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

.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6, (6): 51-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有关理论和军埔村的个案实践,阐释了电子商务协会促进淘宝村发展的机理及其运行机制。淘宝村通过成立电子商务协会谋求主动性集体效率,具体来讲,电子商务协会对淘宝村集体效率具有四种提升机制:一是强化集群的外部经济;二是规避产品同质化引发的恶性竞争;三是增强市场地位以应对外部竞争;四是吸取更多的外部资源。电子商务协会还可以充当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组织角色。协会自主与政府扶持相结合,会员对理事会具有控制权,是协会运行良好的前提。在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者具备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协会可以实现较好的行业自律。
[72] 龙慧.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会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探析: 以广东韶关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 改革与战略, 2015, 31(2): 112-116.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乡村的社会空间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文章对著名景区丹霞山瑶塘村进行实地调研,在当地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对村民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初步探讨瑶塘村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瑶塘村在居住空间、职业和收入结构、社会关系结构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空间分异情况,而生产方式的变革、精英的决策、个人条件的局限及公共空间的匮乏是瑶塘村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Long Hui.

The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Yaotang Village located in Danxian Mountain

.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5, 31(2): 112-116.]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乡村的社会空间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文章对著名景区丹霞山瑶塘村进行实地调研,在当地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对村民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初步探讨瑶塘村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瑶塘村在居住空间、职业和收入结构、社会关系结构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空间分异情况,而生产方式的变革、精英的决策、个人条件的局限及公共空间的匮乏是瑶塘村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73] 陈耀华, 杨柳, 颜思琦.

分散型村落遗产的保护利用: 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 地理研究, 2013, 32(2): 369-37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2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ak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iping Diaol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 special type of world heritage鈥"scattered-typ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concept, and examines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villages: scatter in the space layout, integrity in the village pattern, harmony in the overall theme, distinction in the partition style, and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s a unique type of world heritag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ffects that those characteristics exert on heritage sites, such as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ir overall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with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s from other similar "scattered-type villages", and in view of the independence,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visibility of heritage sit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overall protection, overall management plan, region interaction, unified image, outl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nk connection, etc., so that the heritage sites could be well protected in terms of their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and sustainably develop as well.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s inspirational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strictly protect valuable world heritages as well as to efficiently develop local economy.

[Chen Yaohua, Yang Liu, Yan Siqi.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heritage of scattered-type villages: Taking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as an exampl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2): 369-37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2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ak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iping Diaol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 special type of world heritage鈥"scattered-typ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concept, and examines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villages: scatter in the space layout, integrity in the village pattern, harmony in the overall theme, distinction in the partition style, and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s a unique type of world heritag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ffects that those characteristics exert on heritage sites, such as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ir overall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with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s from other similar "scattered-type villages", and in view of the independence,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visibility of heritage sit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overall protection, overall management plan, region interaction, unified image, outl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nk connection, etc., so that the heritage sites could be well protected in terms of their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and sustainably develop as well.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s inspirational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strictly protect valuable world heritages as well as to efficiently develop local economy.
[74] 李红波, 张小林.

城乡统筹背景的空间发展: 村落衰退与重构

. 改革, 2012, (1): 148-1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我国的乡村发展进入加速重构的关键期。应结合乡村发展的特殊性,以村落重构为切入点,系统分析村落重构的类型、特征及原因,在城乡统筹发展前提下对重构村落进行改造或引导其合理消失。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Spatial extens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Village rece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 Reform, 2012, (1): 148-1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我国的乡村发展进入加速重构的关键期。应结合乡村发展的特殊性,以村落重构为切入点,系统分析村落重构的类型、特征及原因,在城乡统筹发展前提下对重构村落进行改造或引导其合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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